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赵岩
三个月前，中国大陆第一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先生出走香港。这在六十周年大庆的前夕，可谓是令人实在是尴尬。邱明伟何许人也？他到底是不是《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相关负责人出面对外说，邱明伟只是合同聘任的记者，而且已过了聘用期。针对《人民日报》相关负责人的说法，邱明伟在香港通过《苹果日报》和“法轮功”的《大纪元》报召开记者会进行反击。且拿出该报社的出入证，向世人证明自己就是《人民日报》记者。面对两种说法，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官方的说法是正确的，甚至在纽约的华人新闻同仁竟然也有人相信了官方的话，几位资深的记者说：“邱明伟肯定不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因为《人民日报》记者北美总 站的人都否定他是该报的记者。 (博讯 boxun.com)
邱明伟为何出走大陆，奔往香港，他到底是与《人民日报》什么关系？有的人说邱明伟出走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在中国大陆又故意地制造了一起政治事件，更有干脆就说成是美国的间谍赵岩把邱明伟从《人民日报》给策反了。当我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是即难过，又觉得荒唐。难过的是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可是中国大陆的阶级斗争观念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毛泽东式思维，依然在上上下下的人们心中挥之不去；觉得荒唐的是邱明伟一个福建农民的孩子，受中共教育多年已入党，我分文无有，又没给他封官许愿，就能让他放弃刚刚满月的女儿和老婆，真可谓是瞎编胡猜，“假想敌”到了疯狂的地步。既然我没有策反邱明伟出走 大陆中国，他为何放弃那么美好的（在常人眼里）工作，又离弃了妻子和女儿到底为何？请让我从认识邱明伟的那天说起。

2008年12月13日，团中央政治学院举办了第九届舆论监督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中国大陆很多著名的记者，其中有《中国经济时报》的王克勤，《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报搞调查的一大批资深记者。十年前因披露山西省省委书记胡富国与运城地委书记黄有泉欺诈中央改造水利设施资金4.2个亿，搞假渗灌工程，因此而受八年冤狱的著名记者高勤荣，也在邀请之列。也正是由于高勤荣的出席，才使我有机会聆听那么多的理论专家与才华出众各机构的记者们的高论。来自《人民日报》的代表邱明伟被会议安排在第一天的上午第一时段，第一个代表新闻记者的发言就是他了。大会安排他首先发言，当然是他来自的单位是根红苗正的正部级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让其出席会议，如果邱明伟个人没有半点舆论监督的成绩，那也是绝不可能。邱明伟当天讲的是辽宁省葫芦岛的政府侵占农民的土地，农民向邱明伟所在的《人民日报》子刊《人民论坛》举报，邱明伟代表单位去辽宁采访，事后辽宁省委宣传部门和葫芦岛市的领导 先后到《人民日报》来”封口“而未果。(boxun.com)

邱明伟做完演讲就到台下座在了我和高勤荣的不远处，因高勤荣在大陆新闻界被人们视为英雄，故无论是央视的，还是新华社的，都愿意与其交友，况且他出狱后，又在中共官方在香港的红色媒体《大公报》山西记者站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邱明伟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听说过高勤荣的传奇故事。当记者的眼力都够“贼”，有几百度近视的邱明伟虽然离勤荣和我有个几米，但他发现大家都与勤荣交换名片的时候，自己凑过来，主动向心目中的”英雄“出示《人民日报》的名片。

中午吃会议餐时,邱明伟更是寸步不离非要向高勤荣取经，于是便有了我与邱明伟认识的机会。因为勤荣在出事以后，是我和《工人日报》著名的记者吴琰女士，为了营救勤荣，带着勤荣的太太奔走于新华社的李普老和中国第一大律师法学界泰斗张思之老几位大家之间签名，才有了后来的十位社会名流向中央，向最高法院疾呼，要求无罪释放高勤荣的上书。也是因为我向《金融时报》，《共同社》《纽约时报》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呼吁，才使高勤荣遭迫害的事实才大白于天下。故勤荣不仅代大会主持人展江请我观摩此会，也更积极地向业内同仁介绍我与他的友谊与为民请命而遭受的苦难的经历。(boxun.com)

“那你是纽约时报的人吗”？当邱明伟看到我的名片时，有几分惊讶！我告诉邱明伟：“对呀，你们《人民日报》的记者与我和勤荣交往是要向上级汇报地。”邱明伟显然没有中毒太深他知道我是东北人，所以他故意用东北口音与我逗乐：“大哥甭逗了，哪有那么严重？“

两天会期很快结束了，邱明伟知道了更多过勤荣的故事。勤荣不仅成为他心中的英雄，也成了他的朋友。12月15日散会了，大家与会议的召集人展江教授碰杯后分手了。邱明伟提出他要送勤荣去火车站，且一送送到了车厢上。《人民日报》的记者我认识不少，都是人们送他们，他们送同行，且无职无权的又有过“前科”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08奥运期间香港记协主席胡立云小姐曾在香港明报陈阳介绍下，同我商量出席会议的大陆记者人选，我推荐高勤荣等人，同时，我也希望能请些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主流媒体的记者。我的观点是：尽管这些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还难尽人意。但是，没有交流，就没有进步。如果国际记协资金允许，就应按比例地请他们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时我并没有想推荐邱明伟，而是推荐了《工人日报》著名记者写《从黑发告到白发》的陈宗舜和办过《法制与中国》而被抓的现任新华社“瞭望”记者，我的同乡郭希良，以及《中国经济时报》被大陆称为人头价值六百万的著名记者王克勤，可能王克勤与胡立云早就认识。

五月间，陈阳来京住站，勤荣也来京出差，于是，邱明伟加入我们的小圈子机会多起来。聚餐买单，小邱总是争着抢着去，考虑他孩子未出生，家又是福建的，买单是我和陈阳的事了。(boxun.com)

一来二去小邱知道了在香港开会的事，于是他让我和勤荣推荐他参会的事。我虽然心里愿意促成，可嘴上并不应允：“你知道参加这个会是可能有风险的”。可是小邱说：“最近李长春有个讲话，要扩大主流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你都不知道人家先进的地区和国家记者编辑是怎么想，怎么写，怎么编地，怎么能把握国际话语权呢？”1956年5月，刘少奇在新华社的一次对胡乔木，李普，穆青，吴冷西等人重要指示中说：’毛主席要办个把地球管起来的大新华社，我看不仅要学塔斯社，也要学资产阶级通讯社，要善于学资产阶级的报道技巧和善于运用喜欢的手法，不能只报立场，如果这样就有片面性了。新华社是做国家通讯社的，当老百姓好，我看还是当老百姓好。新华社记者不要代表国家发言，国务院可以成立新闻办公室。1961年，刘少奇批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你们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和错误，我就不看你们的头条新闻，我不看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登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实际”。我怕小邱说的是内参上的东西，给他自己惹祸，于是我打断他：“你背的刘少奇语录，是没解密的文件吧？” 小邱毫不思索的说：”赵哥你不用怕，2009年中共党史上刊发的，公开的，人人都可以买到的杂志登的。“听他这么一讲，我和勤荣更加喜欢这个出道不足五年的记者。我暗暗地想”难怪毛整刘少奇”。

经几次沟通后，胡立云终于同意了，在他们眼中资历名气不太大的邱明伟参加会议。此时，邱明伟已同自己总编贾XX达成协议，以个人名义参加会议。但会上不准发言，只能旁听。可是会议要求与会者发言。邱明伟写了一个《主流媒体应如何增强新闻监督》的发言稿。研讨会定于七月二日举行，我和邱明伟于六月三十日到达了香港。当日下午，邱明伟提出要去住港部队看看，我怕又他妈的闹出”非法提供“ 之类的莫须有之罪，故找托词让他自己去了。
（2004年9月，我被中共国安以”非法提供军事绝密“而抓捕，尽管法院没以该罪定我刑期，但我心仍有余悸）。瞧一瞧，邱明伟有多爱国，爱祖国的子弟兵，爱香港回归。所有到香港的人，都要看一看香港的大商店，大市场，大饭店，可他到香港却先看一看驻港部队。(boxun.com)

關於中國平陸縣馬超英冤獄事件，內參曾經作過報導，這位心系於民的中共官員其淒慘的境地，其冤比竇娥，對其而言乃是徹骨的心寒。馬超英多次到人民日報找我表達訴求，已是60多歲白髮蒼蒼的老人，當年執行中共的查案指令，秉持正義卻在中共殘酷的官場內部傷得面目全非，成了政治的犧牲品，之後，常年累月背著一大袋證據資料去北京告狀。
這是發生在中國平陸縣的事件，縣委書記姚十保利用職權，弄虛作假，貪汙農民1700萬血汗錢 ，在官場步步高升。但當年負責帶隊調查此案的官員馬超英，卻慘遭牢獄之災！
何故？
緣于80年代初，中共為了吸納農民手中的資金，在中國提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口號，理由是“進行科學合理使用，及時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生活中困難”，在全國相繼成立了農村合作基金會。平陸縣儘管是國家級貧困縣，然而，素有感恩情結、樸實善良的貧苦農民，迷信於共產黨的蠱惑，把錢交給（存儲）“農村合作基金會”。經過五、六年的積累，全縣存款就高達4000多萬元。
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清理整頓農村合作基金會”的3號檔，山西省政府和運城行署也相繼出臺了有關規定。檔中承諾，各級政府要連本帶息將百姓的存款還給農民。殊不知，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平陸縣縣委書記姚十保等官員只同意將農民的存款以60%的比例返還存款戶，但是剩下的40%和利息拒絕返還。
更為惡劣的是，縣委一些領導為了將這筆款中飽私囊，達到貪汙的目的，他們使盡了種種手段。一是開大會威逼群眾，按投入基金會的存款數額60％兌現，稱“如不兌現立即作廢”；二是兌現比例不停變來變去，有的鄉鎮以70％，有的按60％，有的則是50％，遊戲規則是早兌現的比例高，遲兌現的比例低，兌現再遲的乾脆就置之不理；三是冒充市領導給農民做工作。在南村鄉一位叫王立法的農民家中，基金會清理整頓辦公室主任胡康福授意另一人冒充運城市的王市長，對存款戶進行蠱惑欺詐，宣稱：“基金會的存款給你們兌現60％就很不錯了，其他縣分文不兌現，凡還沒有兌現的就全部作廢”；四是編造藉口威逼群眾，上訪群眾被接回平陸縣後，該縣政協副主席李勇在大會上公開講到“你們不按60％兌現，行嗎？這好比你們買了頭瞎眼驢，就自認倒楣吧，這沒有辦法。現在北京鬧學潮，北京動了武啦，你們再鬧就沒有好下場”。
平陸縣常樂鎮車村的農民焦高財，在農民合作基金會存款16990元，農民合作基金會停辦後，該基金會負責人讓其到其他村按60％兌換，結果只得了3000元，損失一萬餘元。為此，焦高財的老伴（意即愛人）氣的渾身是病，焦高財幾年來一直向反映中共表達訴求，卻至今沒有得到公正對待。
平陸縣南村鄉的農民王立法，年逾七十，有九十多歲生活不能自理的老母親，妻子多病纏身，兒子英年早逝，還留下了三個孫子需要撫養。前些年交給農民基金會84000元，在基金會停辦後，受個別領導欺瞞哄騙，以70％兌換了存款，連本帶息損失三、四萬元。事後，王立法知道按照中共的承諾是應該全部返還，於是向中共表達訴求，卻遭到打擊報復，被平陸縣公安局非法拘押了6個多小時。
2000年，平陸縣公安局又將因此事上訪（表達訴求）的胡正義等15位農民多次收審拘押。
在群眾的強烈反抗下，2001年8月，地區紀檢委副書記毋昆峰專程來到平陸，責令該縣農經局局長馬超英帶隊成立專案組查賬，經過幾個月的仔細反復核查，他們不僅查出平陸縣縣委書記姚十保和政協副主席李勇合謀貪汙農民基金會存款1700萬（有確鑿的證據和有效核查方案〉，而且還發現李勇單獨貪汙該縣希望工程款18.5萬元（其中6萬元李勇已供認不諱），挪用計生專款124萬元。
馬超英感到問題比較嚴重，及時向地區紀檢委如實地報告了詳細情況。然而官場險惡令馬超英措手不及，秉持正義說出真情卻慘遭牢獄之災，地區紀檢委部分官員與縣委書記姚十保沆瀣一氣，以莫須有的罪名將馬超英逮捕拘押，一審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其有期徒刑二年。馬超英不服，上訴6天后，被無罪釋放。此時，馬超英已非法關押了6個月零12天。馬超英出獄後，繼續上訪（表達訴求），姚十保又操控指使檢察院以同一個莫須有罪名再次逮捕了馬超英，又非法關押了5個月零6天。
馬超英出獄後，為了保護農民的合法利益，仍然秉持“當官為民做主”的良知向姚十保等官員追討老百姓的1700萬血汗錢，一直沒有放棄，常年累月去北京告狀（表達訴求）。面對貪汙腐敗、司法不獨立等等中共官場規則，馬超英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和財力，以致家境貧寒，經濟拮据到買不去車票的境地，他不得已只好賣掉自己的房子。之後沒有路費了，就向朋友和親戚借，每次進京他都要身背幾十斤重的資料（表達訴求的證據材料）、被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各部門反映情況（表達訴求），至此說中共中央不知情，豈不是睜眼說瞎話。因為經濟拮据，夜黑了就睡在街頭牆角，饑餓時以自帶的乾糧充饑，現年已60多歲的對馬超英對記者說：“我一定要把農民的錢要回來，否則，我死也不瞑目！”
當年，中國的農民仍然處於生活的最低層，他們大都沒有生財之道，只有面朝黃土背朝天，憑著自己的勤勞和節儉積攢一些錢，存儲在農村合作基金會，結果卻眼睜睜地看著血汗錢被中共腐敗分子吞噬而去。去索要自己存儲在農村合作基金會的血汗錢，卻慘遭非法拘押的境地。
我們發現了嗎，問題究竟懸與何方？
兔死狐悲，令知悉內幕的官場圈內人無不哀傷，實際上中共統治的國家,既無民主,又無法制,霸道代替了自由,各自為政,從上到下誰也管不了誰,貪汙成災,說一套做一套。這是官員馬超英的噩運，更是為中共賣命的官場圈內人之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