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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比上访猛，微博改变了维权生态？

星期日, 一月 15th, 2012

 http://gcontent.oeeee.com/a/23/a23e104a0ea5fb7f/Blog/794/dea841.html

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盗图”事件由微博上开始，在微博上解决

上网比上访猛，微博改变了维权生态？

   版次:SA36   版名:深圳读本 城市周刊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1-14 

摘要：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遭到“盗图”指责。插画师王云飞日前在微博上称，该晚会舞台背景画面抄袭了其系列作品。1日晚，负责该晚会视觉效果的工作室发出致歉声明，表示对事件全权负责。如此迅速而成功的维权，微博在这里面发挥了几成作用呢？

 

    ■ 事件回放

    微博真实上演侵权、维权百态

    

    微博名为“FEI童鞋”的插画师王云飞1日发微博称，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曾轶可演唱时的背景图抄袭了他的《粉色生灵系列》5幅作品，希望湖南卫视给出合理解释。天娱传媒视觉总监彭宥纶在微博最初这样表示歉意：“我以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如果我的作品被使用在这样万众瞩目的时刻和这样优秀艺人的身上，只会觉得非常荣幸。千万不要学某些国内设计没有眼界和格局保守。（我们可私信沟通版权费用）……不用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那样多的团体和个人，我对此事全权负责。淡定，小朋友，天，没塌。”“把那个场景去掉也不会影响它是收视第一的节目。”如此傲慢的回复，迅速催生2012年微博第一语体——“芒果体”。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导演王蕾也在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那些缺钱的人啊……唉……无语……”

    更加吊诡的是加V认证为“百度湖南卫视吧官方微博”的 @湖南卫视贴吧 的一条微博：“几张画您要是觉得侵权了就赶紧走法律途径去解决，何必这么大张旗鼓地在微博上叫大家转发？这种行为好似别人开车刮了下你的衣服，然后你就假装倒地，躺着中枪，然后要死要活要钱啊，要赔礼道歉啊。何苦，还是要对症下药吧。要不我会觉得你是居心叵测，你说呢。”这条微博的重点不在 @湖南卫视贴吧 是否能代表湖南卫视，而在于从某个层面道出了个体维权艰难的冰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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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降低维权成本

 

   “围观改变中国”———微博兴起之后，这成了一个随处可见的句子。围观，在汉语的语汇里，本来是个贬义词。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看客文化、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词。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是围观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结果。这种进化，被长期研究互联网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称之为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新闻跟帖、博客转帖、推特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而且，这种围观还可以从线上走到线下，形成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联合互动。(南方

    胡泳在其博客《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中给出了一项数据：据《检察日报》2010年11月报道，一项网上调查显示，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有75 .5%的人会选择网络曝光。胡泳分析，这看上去是对网络的信任，其实也是一种现实的无奈，因为传统的维权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通过法律的方式、举报信的方式（匿名或者实名）、上访的方式（集体或者个人），而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因其成本过高且少有见效而令维权者望而却步。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与主编萧强从传播形式来分析，“微博很有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所谓的自媒体，成为信息的生产和消费者；而它的即时性和互动性非常突出，一条信息有时会出现一传十、十传百的滚雪球式的转发，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得到成千上万次的阅读。那么，这种个人向网络的即时广播、每个人形成自己听众群落的群聚形式，不仅是对于个人身份认同的建立，更有对公共舆论的参与。这种不可小觑的网络舆论平台，通过微博的普及和发展，在中国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原来的空间。”

    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亚洲及中东文化系副教授，《中国的互联网力量：网路公民行动》一书的作者杨国斌指出，“不怕上访，是因为上访的传播力有限。往往限于本地，又被当地政府捂住。上网呼吁有跨地域性，有时候甚至是跨国性，容易把声势造大，声势夺人呀。网众对社会不公的事件，应和者甚众，反映了当下民声民怨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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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维权最终价值还是要靠法律实现

 

    微博正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地铁车厢、饭店或其他公共场所，常能看到人们低头用手机“织微博”，甚至朋友聚会的间隙也会随手发上几条。结合前述 @FEI童鞋 的维权实例，很多人会认为是微博在改变中国，对此，杨国斌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其实未必说明威力在微博。互联网发展到微博阶段，网民数量激增，网络文化广泛渗透社会，自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应该说是网络文化演变近20年的结果。如今微博上网民的参与的程度，未必比以前的BBS高。即使跟以前一样，但因为网民基数的增加，参与度也大幅度增强。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微博的力量可能更妥当。试想今天没有微博，只有博客和BBS、QQ、手机等，是否也会有现在这样的传播力？我看会有的，网民会找到传播的方式。当年的BBS和论坛不是也照样风起云涌。”

    与杨国斌的论断相对应的是中国网民的极速增长，和因为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维权意识的觉醒。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提到的数据，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而仅仅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微博用户从6300多万增长到1.95亿，这样两倍的增长，说中国出现了微博用户和信息的大爆炸，也不为过。微博的威力，也正是建立在这样庞大的用户基数之上。

    不过胡泳也指出，网络只是一种路径，法律才是最后的价值归属。“网络维权一方面是好事，因为互联网为求告无门的老百姓提供了通路，维护了社会正义与良心，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依靠‘网络一线天’，那也凸显了这个社会的治理怪象。长此以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信访部门的社会公信力何在？《宪法》和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既要看到网络维权的成效，也要正视这样做的局限。”

 

    采写：南都记者 赵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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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与社会突发事件应对论坛(实录)

星期五, 一月 13th, 2012

http://msn.finance.sina.com.cn/20111227/1918578071.html

微博与社会突发事件应对论坛(实录)


　　新浪财经讯 “新疆首届政务微博论坛”于2011年12月27日在乌鲁木齐举行。以下为“微博与社会突发事件应对”论坛实录：


　　易鹏：我主持的第一个话题是：微博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对。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话题很关心，首先邀请圆桌论坛的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外宣办主任侯汉敏女士；昆明市委宣传部部务委员、市网络信息办主任蔡志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孕育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姜飞；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立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体观察者胡泳先生；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总编辑、艾利艾咨询执行总裁窦含章先生。

　　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研究网络传播最顶尖的人士，天下精英云集乌鲁木齐要奉献你们的智慧，我提两个建议，大家语言精炼，观点要鲜明。第二，我建议大家的发言时间也要精炼，短小，不宜太长。每位发言的时间最多不能超过5分钟，微博发表字数不能超过140字。

　　下面有问题可以通过微博提上来，要求各位嘉宾做回答。

　　易鹏：主题是《微博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对》，我相信微博传播是排山倒海式的，突发事件的时候，微博怎么更好地应对。新疆难免有突发事件，请您在这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侯汉敏：突发事件原来有一个黄金的传播期是4-6小时，在全球化、信息化，特别是微博时代，我们的时间会是在突发事件之后，谣言起来之前算是第一时间。这个第一时间，很多人说5分钟-6分钟，就用我们的微博速度来体现报道的速度做权威的解释。所以从新闻办的角度，从传播规律来说要运用微博，发挥好微博的第一速度。

　　易鹏：蔡主任因为是在昆明做政府微博发布，他们也做得非常好，这次新浪特意把他从昆明请到了乌鲁木齐，也谈谈您的一些观点。

    蔡志岳：我来自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也是奋斗在突发事件应对的第一线。昆明在近几年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同时也是有很多的教训。首先我想表达的是，新浪微博，特别是微博平台，微博技术的推出，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以前偶尔碰到一些突发事件，特别是一些非常不好的群体性事件，更多的是上级领导干部要求我们协调媒体、协调记者，可是现在微博的推出，特别是“7·23”动车事件之后，领导的意识开始转变，只协调机构、协调媒体、协调记者引导不了社会舆论。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的领导思路转变了，让我们一定在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掌握整个事情的真实状况，包括以后的发展倾向，对我们相关部门对群体性事件如果作出及时的应对要提供政策性的建议。

    接下来我想说，政务微博应该要把握好几个点才能开好：微博有别于其他的传统媒体，它是新媒体，它首先是及时性。我们很多的媒体、电台、电视台的报道，还有报纸的报道往往是在第二天，最早也是在当天晚上。我们的微博可以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分钟，甚至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播报，给我们的整个工作带来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及时性。第二，表现的手段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仅是有文字，还有图片，有视频、音频，所以我们在阐述整个事件的真实的状况也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手段。第三，它是一个平等的交流，不管是政府的机构微博还是官员微博，在和网民进行互动，对他们提出的疑问、质问甚至批评谩骂，我们在进行互动的时候，一定要一定把握：我们都是平等的主体，我们不能居高临下，这和我们其他的工作方式方法有很大的不同。第四，互动。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如何突出政府机构微博的影响力，如何引导社会舆论，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执政能力，这是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我还想说，新疆发布推出，今后如何把政府机构的一些效能充分发挥，应该也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在我们开创昆明发布从头到尾的运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如何给我们的网民提升创造价值，这才是网民最关注的。作为政府机构的微博，如何对网民提出的疑问进行答疑解惑，光一个新闻发言人是做不到的，背后要有一个团队来支撑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才能不是被动地、盲目地推到第一线而受各方的指责。我想这应该是新疆微博发布厅今后要做的，如何针对整个政府机构发言人适应微博发言的一整套培训，还有政府的服务模式，服务效率，服务型政府如何来提升，这才是做好政务微博的关键所在。

　　易鹏：我发现有微博有规则，有规则才会有大江湖。后面有请姜主任做发言。

    姜飞：我跟大家分享两点，微博的动词“织”，织“围脖”嘛。说“织”前我给大家贡献一点：美国人是什么织的。现在中国崛起了，想要进行中国国内文化的建设。当年美国人在1950年，美国人是大熔炉的政策，任何一个进入美国的人都要宣誓效忠美利坚文化，后来美国人发现，熔炉也练不出美利坚文化。到70年代的时候，政策变成了“沙拉碗”，每一个到美国的各个族裔，只是这个碗里的一种蔬菜，但是用一个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沙拉酱整合起来，但是20年过去以后，美国人发现“沙拉酱”比喻对美国也不适用了，1998年美国人提出“织锦”，这就提到我刚才说的“织”。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文化能有今天以及有未来，就有一个“织锦”的概念，每个着个人的颜色，有效的织锦在社会的群体中，自己的颜色不会改变，但是“织”出了色彩斑斓，花色各异的挂毯。以“织”来提醒，我们中国当前面临着什么样“织”的问题。

    从中国当前在国际范围文化的崛起，面临着三个“织”的问题。第一是把中国共产党建立几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地“织”入5千年文明历史而不显得突兀，这是理论界要解决的。第二，把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信仰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织”入世界资本主义环绕的世界格局和谐相处。这是理论界要解决的第二个要“织”的。涉及到我们的微博，每一个政府的官员，当我们官员抢占了公共空间时，我们用最初“织微博”，对于微博应急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回到最初微博的出发点，第一是要感受，第二要快速，第三要不停地说。这个微博要不停的“织”下去，由此才会把我们政务微博有效的理解整合到社会互动的面上，“织”出中国的织锦出来，才能从理论上实现两大“织”的突破。谢谢大家！

　　易鹏：“织”有多层含义，新疆微博发布也要“织”出大美新疆。下面请张主任谈谈你的观点。

　　张立斌：我从两个方面谈一下我的观点。危机事件大家都很清楚，从微博方面来讲，我们一定要把微博这种形式用好。微博这种形式出现改变了政务发布手段的局面，微博出现使得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传媒人进行声音的表露了。也可以为我们自己曾被误解，或者是有些方面不知道实情、不了解真情进行说明和辩解。所以这两方面一定要用好。当然了微博的出现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传媒人，我们的新闻理论，新闻政策和传播修养是不是掌握的到位，能不能把这方面用好。这是我讲的微观方面。

　　宏观方面，如何建立一个良性的，长效的，确确实实对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有效的政务微博的文化环境。我们有一个现实的公民社会，现在微博上又出现了虚拟的公民社会，能否以合格的公民身份参与到现实的公民社会中来。也就是说能不能以符合爱国主义，符合我们的信仰，符合我们的法律，符合我们尽职的要求的公民意识，把微博文化环境建设好。

　　第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务微博的文化环境。是建设一个建设型的，还是建设一个破坏性的环境，是建设一个阳光向上的，还是建设一个抱怨发泄的环境，是建设一个放任无度的，还是一个理性节制的环境，这都需要我们做一个深入的思考，这样以便能良性发展。

　　第三，我们的微博环境，特别是政务微博如何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制文化建设，如何利用公民守法意识参与它。如何利用现有的有效法律去约束它，同时能在出台一些有效的法律，使得它确确实实像新生事物，理性地在公民责任意识下，让它在中国的法律上，在新疆的大地上能够生根开花，蓬勃发展。谢谢大家！

　　易鹏：张院长一直提醒我们大家，微博不能像“7·23”动车一样不能脱轨，要在法制化的环境下运行法制。

    胡泳：我们之所以谈论危机这个话题，是因为这两年中国进入了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和高发期。从危机的角度来讲，危机有三个很主要的特点，第一是对某些组织机构，对相关的利益人和普通民众造成损害，必须要进行处理。第二，它可能是突发的，完全想不到。比如说“7.5”事件。第三，留给你反应的时间非常短。这是我刚才听到侯部长讲到要第一速度反映。她提到“黄金四小时”的应对，人民网的舆情研究中心提出过这样一个“黄金四小时”的政府应对法则。侯部长说这个东西我很兴奋。因为现在“黄金四小时”不够，或者是时间太长了，所有媒体的反应时间，就是以微博为代表，是以秒和分来计算的，以前能做到黄金24小时很了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有24小时的电视，是跟着媒体的反应走的。现在媒体变成即时反应，所以“黄金四小时”恐怕要变成“一小时”了，当然变成“黄金五分钟”是有问题的，因为政府不可能这么快就能看清楚事情的走向。

    对这样一种态度和一种认识要加以欢呼，可是真正要做到所谓“黄金一小时”的反应是非常难的，对政府的挑战也非常大。因为信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信息如果使用充分以后，会改变信息所流动的结构。我们以前官员负责的话，遇到事情以后需要经过一定的调查，要层层汇报，最后拿出一个说法，这是过去的一套做法。现在如果抛弃了这套程序，能不能给出一个信服的答案，或者是在问责的程序当中，能不能加入新的维度，比如就贻误时机问责。我们有非常多的例子，比如说非典，再比如哈尔滨松花江的污染，这是政府一再的贻误时机，所以造成我们现在遇到巨大的问题。中国很多社会矛盾实际没有那么厉害，它的烈度为什么显得厉害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反应、时机，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方式造成了更大的反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

　　这两年，中国各地的新一代领导都是怀着各种各样的创新精神在探索各种经验。比如，上海市委书记提出一个原则“速报事实，慎报原因”。这是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地方官员的探索。以前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在位的时候，他说“既不能失语，也不能妄言，既要上网看，还要上网说，既要上得去，又要下得来。”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探索，如果仔细琢磨地方领导的想法和做的事情。我今天来到新疆，我特别期望，新疆这么好的政务微博基础，包括张春贤书记身体力行，我希望有某种新疆经验能够形成，并且能够在全国有一定的推广价值。谢谢大家！

　　易鹏：胡教授对新疆微博是充满很多的期望和期许，我想新疆在微博中间真的可以找出新疆微博的实践经验。为什么说微博在新疆很有可能实现？因为新媒体对每个地方而言，新疆接触的时候并不比别人晚，而且还有只争分秒的态度，在这种业态中间，新疆有完全成功的可能。

　　窦含章：前面几位专家谈得已经很好了，我就两点建议：第一，办好微博，特别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让它发挥作用的话，工作应该做在平时，首先要多拨钱。现在没钱干不成事，在座的各位弟兄们，每天搞微博，事实上承担着很多的压力，说错一句话领导要骂，搞不好还要撤职。大家很多时候做微博吃力不讨好。你发的微博，全区都在搞，你发的微博别人转发量很高，你的转发量为什么那么小，这时候物质的奖励是很大的，所以给侯部长的建议是多给兄弟们发点钱。

　　第二，少批评多培训。事实上对我们全国的党政部门来说，微博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家在应用它的时候，经验都比较少，什么成功的经验、先例可循。在这种时候，像新疆政务微博如此大规模集体上线，这么多的操作人员不可能做到字字句句都准确无误。刚才胡教授讲的是问责和责任，我讲的是：鼓励，不怕大家说错话。我觉得说错话是正常的，没有错话反倒不正常了。我觉得自治区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对大家多鼓励，允许大家说一些错话。同时为了提升大家的素质，在培训方面，要给予更多的投入。

　　另外我补充一点，面对突发事件，微博的作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每当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公众产生强烈的信息饥渴，这种信息饥渴是一定要被满足的，你不用权威地准确信息来满足它，谣言、流言就会满足它，这在“7·23”动车事故、郭美美等事件已经体现了很明显了。具体的操作上有一些建议，当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要让我们的微博活起来，可以像灌水一样。在上海地铁事故和首都机场火灾两起事件中，官方微博事实上都进行了频繁的更新和发布，这样一种发布，他们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错误，一些小的瑕疵，比如说文字上不够精炼，用语不够准确，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但是小虾变大鱼，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对微博用户和媒体来说是很好的材料，这样的信息多了，谣言滋生的空间就少了。所以我就两点建议一个补充，谢谢大家！

　　易鹏：有钱就是生产力，但是完全靠钱也不能决定足够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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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11]微博异军突起 注册用户呈爆棚式增长

星期五, 一月 13th, 2012

http://www.cnr.cn/jingji/dujia/201112/t20111231_509002702.shtml

[回望2011]微博异军突起 注册用户呈爆棚式增长

2011-12-31 14:04   来源：中国广播网   

    

　　导读：2011年，中国互联网江湖里“微浪潮”的势头更加强劲。从微博注册用户人数的大幅增长，到微博公益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微博无疑成为2011年风头最劲的互联网应用。为什么是微博异军突起？微博的魅力究竟何在？经济之声年终特别策划——《回望2011：IT激流》播出第一篇：“微力无边”——无限风光在潮头。

　　中广网北京12月31日消息（王璀）据经济之声报道，如果说在2011年的互联网激流中，站在潮头最高处的，非微博莫属。微博从去年（2010年）就开始了无限风光的互联网征途，2011年，微博的注册用户人数依旧呈现爆棚式的增长；同时，社会影响和商业应用的广度深度也在进一步加强。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微博“微力”无边？

　　12月22日，网友斑狸在微博上将一部iphone4拍卖了，拍卖所得3999元全都捐给了“免费午餐”。

　　斑狸：很早以前看到其他人转发“免费午餐”的微博，当时觉得民间形式这种概念很好。手机是我参加新浪微小说的奖品，当时就觉得说又不用自己花钱，要是得奖，就捐出来。

　　“免费午餐”是一项让贫困学生吃上午餐的公益行动，今年（2011年）4月由民间爱心人士邓飞联合500多位媒体人在微博上发起，仅仅半年，就募集捐款近2000万元，惠及77所小学、1万多名小学生。

　　通过140字的微博来创造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让很多人感受到了微博的无边威力。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非常满意微薄的传播效果。

　　邓飞：微博网友在免费午餐的项目中，贡献是最大的，参与人数是最多的。

　　新浪CEO曹国伟认为，利用微博的媒介特性来搭建微公益平台具有天生的优势。

　　曹国伟：在新浪微博上目前已经有1千多家的微公益平台，微博做这个公益平台是当仁不让的，而且是非常有优势的。

　　据艾瑞咨询分析师由天宇介绍，2011年，微博用户数量迅猛增长。

　　由天宇：从去年的后半年到今年现在为止是一个快速上升期，从用户量级上看，比去年是翻了是超过一番以上，大多数月的增长是130%-140%的水平。用户在这个平台上驻留的时间增加了3-5倍左右。

    2009年，中国的微博诞生。2010年，微博逐渐被大家认识了解。2011年，则是微博继续高歌猛进的快速增长年。

    今年6月4日，中国金花李娜法网夺冠，成为首个赢得大满贯冠军的亚洲选手。在李娜刷新网坛历史记录的同时，也创造了微博的历史记录。

　　在李娜夺冠后5分钟内，新浪微博网友发布的祝贺微博超过30万条，平均每秒发布1000条，李娜在夺冠后也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分享喜悦，她的微博10分钟内转发超过5万次，刷新单条微博转发速度纪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陈力丹表示，2011年微博的发展速度出乎他的预料。

陈力丹：2011年我认为微博的发展速度是极快，超乎人的想象，非常的惊人。原来我也想的是它发展很快，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除了参与微博的人数呈现倍数级增长，今年的微博发展更是带动了社会各个群体的广泛参与。就像捐手机给免费午餐的斑狸一样，对于很多普通网友来说，2011年也是他们深入参与到微博世界中的一年。

　　网友：去年我是看着朋友们玩微博，今年同学同事聚会一吃饭，大家首先就拿出手机拍照发微博。后来我妈妈看我每天刷微博，居然也开通了微博。好像不玩微博就out了一样。

　　除了热点事件在微博上的广泛传播，微博也逐渐显现出更多的经济价值。内蒙古的农民李继文通过三条微博的9万次转发，卖出了6万斤土豆。薛蛮子、邓飞等人通过微博打拐，已解救了五千多名儿童。所有这些都让微博的威力体现无疑，也让运营商们真切感受到微博是一块绝对的兵家必争之地。

　　目前国内最大的微博平台是基于门户网站的四家，新浪和腾讯又成为业界的领跑者。搜狐和网易是追赶者。搜狐CEO张朝阳在自己的微博中曾经表示，搜狐未来的重点除了视频，就是微博：

　　张朝阳：方向已经找到了，目前追赶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不管是领跑者还是追赶者，微博的商业盈利模式目前还有没有清晰。腾讯微博运营负责人李方认为如何产生价值、如何分成都在探索之中。

　　李方：未来的商业机会，一方面是广告的模式，另一方面是第三方引入微博平台，比如游戏、电商。

　　2012年，微博还会像今年这样微力无边吗？微博的领跑者和追赶者们又该做些什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认为，基于门户网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微博平台，目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守住自己的地盘。

　　胡泳：以门户网站的发展来讲，我觉得恐怕在近期不会将盈利作为重点。本身微博给他们带来流量，那么流量就能转化成原来已经有的商业模式带来的利益。因此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会继续扩大影响，防止其他的竞争者进入自己的地盘。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说：“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宣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微博新时代，恐怕现在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微博的2012年，我们可以想像它的力量，却无法预知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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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译著出版：《宏观维基经济学》

星期四, 一月 12th, 2012

   


     4年前，一部《维基经济学》使许多人重新思考这个世界和建立在大规模协作上的新商业模式，包括张瑞敏领导的海尔集团、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潘石屹领导的soho中国等众多中国企业，甚至一些有见识的政府官员，都从《维基经济学》所揭示的4个全新商业法则中汲取养分，它们就是：开放、对等、共享及全球运作。

　　自从《维基经济学》出版后这4年来，互联网变得更加强大。YouTube每天提供2亿个视频，微博每秒钟鸣叫750次，互联网流量每年增长40%。互联网演变为社会的媒体。这4年在互联网时代是不朽的。《宏观维基经济学》更深地探究了全球网络协作将如何改变世界的现状。如果说在《维基经济学》中，两位作者着眼于它对个别商业的影响，那么，在他们这本新书中，则着眼于维基经济学对一些现代社会核心体系的震动：金融、能源、交通、气候、教育、科学、医疗、媒体、音乐、电影、出版、政府、民主等等。它是一个关于创造性破坏的熊彼得故事。
　　拥抱宏观维基经济学的五个原则吧：协作、开放、分享、正直和互相依赖！

宏观维基经济学：重启商业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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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博：在质疑中前行

星期三, 一月 11th, 2012

http://tech.hexun.com/2012-01-05/136976874.html

政务微博：在质疑中前行

2012年01月05日15:46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张 蕾

 

　　北京、广东、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政务微博开通情况在全国居前列，而公安、司法等部门的政务微博活跃度高，人大代表的微博互动性强。

　　2011年被认为是“政务微博元年”，政府机关开设微博和政府官员开设微博之风甚浓。一些政务微博由于内容更新及时、关注民生、言语活泼受到网民追捧。而一些内容更新缓慢、发言官腔严重的微博，则受到网民批评。

　　目前，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及官员微博已近2万个，其中政府机构微博超过1万个，个人官员微博近9000个；省部级以上政府机构微博35个，省部级以上政府官员微博14个；厅局级以上政府机构微博429个，厅局级以上官员微博268个。

　　据统计，北京、广东、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政务微博开通情况在全国居前列，而公安、司法等部门的政务微博活跃度高，人大代表的微博互动性强。

　　

　　质疑之声

　　“上海发布”自2011年11月24日开通以来，立刻引来百万粉丝。其每天保持10条微博的更新速度，更新内容涵盖经济、文化、交通、天气等。由于微博发言关注民生，并且言语风趣，从而获得较大的关注和转播。比如在12月23日的微博中，“上海发布”写道：“零度来了，郊区-1到-3度。虽然北方更冷，但他们室内供暖气的有木有！晚上准备通宵达旦的朋友，罗曼蒂克之余，保暖是必须的。大家一起念变身魔咒："克里克里克里，巴巴变"。于是，油条一秒钟变粢饭团，香肠一秒钟变热狗，再也不怕冷空气啦。”

　　但是跟“上海发布”相对比的是，“北京发布”则是在网友的不断批评中改进。在和“上海发布”同时开通微博后，“北京发布”更新并不及时。12月3日，“北京发布”只发了一条有关国际残奥委会2011年全会在京召开的微博，却无实际内容，只是表示“全会历时9天，我市主要领导、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将出席会议”。

　　这条微博有8条评论，却与该微博本身无关，其中3条评论反映供暖等问题，未获回复；还有评论对“北京发布”所发微博不满。

　　网友“临家”说，“北京发布”要向“上海发布”学习，“不光发布信息多，而且及时，时效性非常强，适用性非常高，而且语气温馨，贴近百姓！身为首都的发布窗口，要积极努力啊，不要落后嗷！持续关注！”

　　网友“Jing_Su_23671”评论说，建议“北京发布”“别打官腔了”，多关注市民生活，比如天气、停车信息等。

　　集21家政务微博的“北京微博发布厅”开通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曾承诺：“绝对不会只有3分钟的热情，‘北京微博发布厅’里也绝对不会允许‘不出声’微博存在，不做僵尸不作秀。”

　　北京21家政务微博确实做到了“出声”，但很多部门更新很慢，有的几天发一条，所发内容有时已过时，甚或是网站新闻的缩微版。有记者曾用微博的“@功能”向21家政府部门微博提出相关问题，3天后，只有市商务委、市统计局和西城区政府新闻办回应，部分政府部门微博竟一直未开通私信功能。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十大政务机构微博排行榜”中，7个是公安政务微博，更多政务微博存在信息少、更新慢、缺互动、带官腔等问题。

　　在一家媒体发起的投票调查中，近半网民认为政府网站和官方微博形式主义过重。有专家毫不客气地表示，部分政务微博患上了“痴呆症”，既“盲”又“聋”，自言自语。

　　2011年年末，北京市培训了45名政务微博的管理人员。在这次培训中，这些政务微博的管理员被要求：要与网民互动，不能关闭评论功能。“如果这样，会影响到网民参与的积极性，也辜负了政务微博问政的初衷。”

　　政务微博更新不及时,內容陈旧的问题，也被充分重视，“由于政务微博贵在以内容吸引人，多转发、少原创难以吸引粉丝关注，也难以发挥实际效用，所以政务微博要多发原创的东西。”

　　更重要一点的是，作为政务微博的管理人员，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会适时沉默，不与网民打“口水战”。

　　

　　官员微博

　　事实上，在微博的发展过程中，官员微博的发展颇为迅速。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蔡奇是目前关注度较高的微博主之一，目前他的腾讯微博“听众”已超过54万人。

　　由于微博这样一个充满民众期待的草根言论语境，与官员和政府机构惯常使用的政治语态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出现了部分官员因为私人微博与官员身份无法厘清而产生的纠结。

　　云南红河州宣传部部长伍皓感受颇深，“谈公事，说作秀，谈私事，也招致冷嘲热讽”。正因为如此，伍皓自己多次改变微博定位从谈工作到谈家庭琐事及其女儿。现在，他拥有470多万粉丝，自己的微博也改为“为了红河460万各族群众宣传推介红河”。

　　微博开辟了新的与民众交流的方式，但是这些官员的微博该如何定位，在中国，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伍皓在微博上的身先士卒，并没有成为其他官员效仿的样本。一部分官员害怕招致非议，在互联网上隐匿起来。

　　蔡奇跟网友在微博上的互动中承认，他所知道的现在政府官员开微博的不少，但他们不愿意实名微博，因为他们有顾虑。主要的顾虑是感觉网络还是有风险的，担心网络上的“愤青”给自己树立一个对立面，也怕别人议论会不会是想出风头、自我炒作，等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表示：“在中国的语境下，中国网民对官员微博的期待确实比国外更高一些。”相比国外媒体只承担传递信息和舆论监督的功能，中国的媒体还要承担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功能。微博以沟通便捷、快速的网络平台一下子拉近了百姓与官员的距离，加上一部分民众的“青天情结”，很容易让人对官员微博产生更高的期望。“只有大多数代表委员和官员都在使用微博，并且习惯于微博的运作模式、思维方式和游戏规则时，微博问政的时代才算是真正来临”。

　　

　　问需于民

　　微博问政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政府转型，一些专家对此寄予厚望。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认为，政府在和网民沟通的时候，如果有相互间的不理解，那么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信息，掌握了两者中的主动权，应该主动去缓解官民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政务微博不能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或者推诿责任。如果选择一些不为百姓着想的官僚，那微博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说，能否发挥微博的作用关键还是要看政府。

　　喻国明认为，政务微博必须能对于社会上各种变故、各种疑问有针对性地回答，并对关键事实及时确认，以免引起更大的负面效应。“另外，任何一种舆论引导，都要建立在关系认同、情感认同上，政务微博在很大程度上要担负起跟网民情感沟通、交流互动的责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王晨曾撰文表示，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公职人员，可以通过微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汪玉凯说，政务微博将是一个发展趋势，通过微博的力量，将使政府和官员改变施政理念、施政方式，更加以人为本，在有效促进政务公开的同时，也能促进政府收敛自身的行为，努力遏制腐败。

　　“不可否认，微博整体还是新生事物，政务微博的运行还不完善。”汪玉凯表示，政务微博如何进行民意收集、归类、分解、办理、回馈等系列工作，还在摸索过程中，对政府而言，这将是极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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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推动了中国的“网络社会力”

星期二, 一月 10th, 2012

微博推动了中国的“网络社会力”

 

口述：胡泳 

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微博作为新媒体工具，现在很难下个简单的判断说它已经在衰落，因为微博用户仍在增长，讨论的热度并没下降，我并不认为微博发展有下滑的趋势。

实际上，微博的发展和博客的衰微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微博使用的门槛更低，使用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博客少，传播效果更快捷，因此，微博最开始出现时，出现过一定的井喷现象。

微博在中国发展两年多，最开始的一批用户很多使用过饭否或Twitter，他们对微博的形态是熟悉的，没有那么兴奋。但在新浪微博采用媒体化策略和名人策略大行推广时，很多从不知微博为何物的人被拉进来，包括一些名人也是在使用新浪微博后，才知道这种媒体形态。随着粉丝不断增长，会有人很享受那种一呼百应的感觉。但随着使用时间增多，有些人的使用情况有所下滑，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因为从单条微博来看，个人耗费的精力不大，但如果你在微博上活动，关注的人多、面广，就会面临大量信息，这会耗费很多精力。而且，渐渐地大家知道了微博的影响力，比如你说错话会引来攻击，就会变得更谨慎。这种使用率的降低，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很正常的现象。再加上监管也对微博的发展有影响。

有人提出微博上充斥着各种谣言的质疑，我认为这种结论是不恰当的，因为过去一年里，并没有明显的例子证明微博传播了某个谣言，恰恰相反，微博反而是在辟谣。有人提出这种质疑，最早应该是日本核泄漏事件，在这次事件当中，微博上其实有大量帖子讽刺中国老百姓抢盐。有大量的辟谣贴出现，更正相关信息。

新媒体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任何新媒体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净土，每个新媒体出来时都能成为很好的信息载体，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但也总会有人拿来干别的事情。拿电视作比方，很多人生活离不开电视，但也有不少研究者和学者对电视持批判态度，比如批评电视娱乐至死，批评其中的暴力、色情的内容。

其次，新媒体自身存在修正机制，这其实是它胜过传统媒体的地方。以微博而言，它百分百会成为传播谣言的工具，因为它的使用门槛底，滋生并传播谣言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谣言一旦出来，马上会有人出来指正。应该说，微博的自我修正机制本身就是这种媒体的公信力所在。

我们不能因为微博充斥着不良信息，就提出必须对其进行规范。遇到这类问题，要看从什么角度进行分析。拿限娱令做比方，广电总局主张限制娱乐节目，但实际上这里头有巨大的问题。因为如果由政府出面管理某个东西，就必须承认政府掌握这个问题的标准。但问题是政府的标准是否和大众的标准一样？政府利益会否妨碍大众利益？

换句话说，并不是把微博这种媒体形态管理好，微博呈现出来的问题就会消失，这是虚幻的乌托邦。应当说，微博折射出来的问题，是社会本身的问题。社会本身的问题才是我们应当正视的。

我们的政府管理者或有些民众，经常会有净化某种媒体空间的冲动，比如要保持互联网的纯洁性，我惊讶于我们的有关部门，那么酷爱这种语言：“共同维护一个文明健康、美好纯澈的网络家园”……但这种纯化的努力，本身就是问题，这不是治疗病因的手段，这种手段本身会造出很多病。比如无比细致的限娱令后，娱乐风还是刮得很狂，这种禁令是在试图完成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目前我国微博存在的问题，用句俗语来讲，就是“发展中的问题”。放眼看微博这种媒体形态产生的社会条件，你会发现，此前民众发声的渠道太少。现在看微博，有时会觉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很多不准确的信息，甚至在礼貌礼节、论辩伦理上都有很糟糕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你长期不让人说话，一旦有了说话的机会，他们不会好好说话，或者说，他们只会吵成一团，用我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是“众声喧哗”。

众声喧哗的产生，前提是此前是鸦雀无声的年代。因为没有人受过好的训练，包括日常生活上，不会倾听他人；也包括社会治理层面，大家没有经历过讨论某个重大问题，再达到共识的过程。所以一旦可以发言，大家就爆发了。

虽然众声喧哗有很大问题，但不能把这个问题扩大化，或者扼杀这个渠道。因为众声喧哗远远好于鸦雀无声。中国发展到今天，社会共识很少，各阶层利益彼此冲突，对社会发展也没有共同的目标，给出的药方也都不一样。因此，必须允许民众参与讨论国家未来的发展。由于短平快的特点，微博被诟病为不是说理的好地方，但它毕竟构成人们的讨论空间，而且是跨地域、跨阶层的，因此它应当和传统媒体、其他新媒体一样，共同成为人们讨论的途径。

微博虽然是虚拟社会，但提供了公民自治的空间和可能性。现实生活中，民众的自治权很低，政府包揽了太多内容，触角太广，导致民间的自治力量萎缩。政府作为管理机构，本身具有自我驱动力，会不断增强管理的范围和强度，导致权力越来越大，导致强政府、弱社会。现实中公民的自治能力已经很差，虚拟社会中也一样弱，因此，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空间，以形成自我治理的机制。

强调自治，意味着约束他治。以最近引起广泛争议的微博实名制而言，我认为网络发展接下来实名制是大势所趋。因为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多转到网上，无论是交易、交往都需要可识别的身份，否则将无法建立信任。随着虚拟社会的发展，新技术的出现，我认为匿名制会逐渐减少。

但尽管如此，是否实名也不应由政府来强令，而应当由网络服务商或网民自由选择。比如百合网，作为相亲网站，就要求实名制，“终身大事，必须实名制”，这是双向的自愿选择，在这里实名制本身就是网站的经营模式的一部分。但在另外一些网络服务当中，匿名制可能更有价值，你必须给商家和网民选择的机会，而不是政府搞行政命令式的一刀切。

总的来说，微博在中国完成了我称之为“给国人上课”的使命。微博普及了常识，构建起中国民众参政议政的形态，使他们参与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它促使更多人认识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微博的舆论压力，本身是对官员和民众的教育过程。很多人因此意识到不能忽略网络，很多信息应当公开，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速度和方式都会暴露在民众眼中。

一定程度上说，微博推动了“网络社会力”，在重大问题及政策上，公民可以发声，不再被决策者垄断。从技术角度看，不排除将来会出现更有意思的媒介或技术方式，因为技术永远有更新的可能性。但就社会力的增加来看，微博在中国仍然有蓬勃的生机，有长远的发展空间。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01/08/content_1297799.htm

原载《羊城晚报》2012年1月8日B1版，此为未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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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舆论的三大变化

星期日, 一月 8th, 2012

中国网络舆论的三大变化

 

胡泳


第一个变化是，在网络讨论的话题中，民生问题压倒民族问题。第二个变化是“网络社会力”的崛起。第三个变化：我们已然拥有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我们却还欠缺网络化的治理者

 

第一个变化是，在网络讨论的话题中，民生问题压倒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曾经是中国网络舆论的起源性问题，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认为，中国网络舆论发端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后全世界华人（也包括国内）在网上的抗议活动。而《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刊登的林楚方、赵凌《网上舆论的光荣与梦想》一文则认为，“真正以国内网站为平台来表达民意的标志性事件，则应该是1999年5月9日人民网为抗议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开设抗议论坛一事，这是传统媒体网站开设的首个时事新闻类论坛。”曾几何时，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上构成历久不衰的热点，举凡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等话题，总会在网上见到激烈的舆论震荡，甚至引发线下的群体行动。这个现象受到国外很多观察人士的注意，《经济学家》杂志甚至把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放在《电子仇恨的勇敢新世界》的大标题下讨论。

这个现象到2008年，发展为一个高峰，是年爆发了拉萨“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事件，令人痛惜地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双输。这种双输的可能后果，是把中国推向自闭与仇外的孤立主义。此一孤立主义，曾经开启了近代中国的衰败之门，——同理，如果西方世界继续怀着现在的心态接待中国的崛起，也难保不会重走东方文明衰败的老路。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的崛起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这是值得全体中国人骄傲的时刻，如果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带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1988年汉城奥运会成为韩国现代文明的拐点，国人期待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能改变一个泱泱大国的命运。然而，奥运甫一结束，就爆发了一个对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事件——中国奶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它使人们一下子认识到，外表的光鲜不能掩盖内部的腐烂，正如网友所生动形容的：辛辛苦苦大半年，一夜回到奥运前。

此后，中国崛起的豪迈论调一直与中国伤痛的民间悲声轮番演奏，一如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后，很快发生震惊全国的胶州路大火；中国模式在某些人眼里如日中天、甚至可以输出国外之际，动车事件彻底击碎这个幻想，让人们反思这一模式究竟存不存在。网络民意汹涌，直到化作微博上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

很多人依旧是更国家主义的，希望中国国家更强大，让国家做更多的事情。然而，2008年以降，在中国的网络上，民族主义的议题越来越让位于关于民生的议题。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互联网完全被民族主义议题主导已成为不可能之事，换句话说，大家一定会把更多的目光、讨论集中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上。2010年“9·18纪念日”前夕，新浪微博非常紧张，新浪总编辑陈彤还在个人微博上留了一个言，希望大家对新浪微博高抬贵手，勿找麻烦，因为所有的微博都是测试版，政府要关闭是分分秒秒的事。实际上第二天，“9·18”这个敏感日期本身完全没有掀起太大波澜，满微博讨论的都是宜黄的自焚，有敏锐的媒体人马上感受到“今天是新浪微博创办以来最有价值的一天”。风向在发生变化，当你的孩子不能喝上安全奶、不能坐上安全校车，当你出门就餐会吃上地沟油，当你居住的城市雾霭沉沉、你无从知晓PM2.5的真实含量时，你会更关心中国社会何处去、中国人民怎样才能幸福的问题，而不是打打杀杀的义和团主义。

第二个变化我称之为“网络社会力”的崛起。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的生产”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研究者们寄望于从“非政府组织和第三部门中”、“脱离单位制的城市社区中”、“与社会转型相伴而生的城乡各种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中”寻找社会的生长点。今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一个独立而富有参与性、抵抗性的公民社会正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与那些享有相对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国家相比，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功能存在较大的不同。它不可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但它可以增进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导致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壮大。

现阶段，中国步入一个“权利”的时代，农民、工人和刚刚形成不久的中产阶级，都在各自争取自身的公民权利。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重要的转折甚至逆转”（孙立平语）的发生，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抗争在数量、规模和烈度上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学者观察到，在其中，最明显的新特征也许就是尖端电子技术的应用，它使抗议者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同时也能够通过媒体与国际社会向可能的支持者们传播其困境，人们之间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纽带、新的利益关联，相关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也得到提高。在2011年岁末发生的乌坎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好体现。

人们争取公民权利的努力，势必与争取信息权利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广义的信息权利，指的是人们自由地、没有恐惧地彼此交流、联系、聚集和协作的权利，它建构在联合国的人权文件以及各国的宪法之上，这些文献对公民的信息权利都予以确认。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宣告，“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在国际上业已形成了有关何为互联网权利基础的基本共识，这些共识体现为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公共网络的接入和使用应该有怎样的核心目标与原则。例如，人们强烈认同接入自由和发布自由的原则。这种自由包括，任何人如果想要连入公共互联网，就可以经由各种平台连入，无论是有线、无线还是卫星。与此同时，公共网络早就在奉行非歧视原则，即公共网络应该是内容的开放管道，不论是通过电话传递的语音，还是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它也遵循普遍准入原则，即提供者必须让自己的服务可以被每个人享受到。

尽管如此，网络权利还是最为普遍地存在于政治语境中。在一种政治语境中，网络权利被视为人权的一部分，特别是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线下的人权与自由应该在网上也同样适用：“互联网是增强所有其他网络的能力和潜力的一个网络，因此，我们认为确保其使用者享有某些基本自由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表达自由。”而在另外一种政治语境中，互联网管理遵循着“安全第一”的逻辑：“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应在保障互联网信息安全流动的前提下，实现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

这就引出了我眼里的第三大变化：我们已然拥有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我们却还欠缺网络化的治理者。因为互联网固有地从最终用户而不是集中化的守门人那里生成知识和价值，接入、访问和发布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内在于互联网的设计。循此，互联网治理的政策框架应该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增强竞争，鼓励创新，允许自由表达，提升信任，进行最少的政府干涉。

非常遗憾，当下中国互联网的治理路径与此截然相反。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同制订规则。政府方面需要明确，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主要是服务对象。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从政府角度讲，共建网络社会首先需要调整治理思路，从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这样的政府是沿着“网民－市场—社会—政府”的先后顺序来构建政府职能的，即：网民自己能解决的由网民自己解决；网民不能自已解决而市场能够解决的，由市场来解决；市场不能解决而社会能解决的，由社会解决；社会也解决不了的才由政府出面进行管理和提供充分的服务。服务型政府并非全部取消管制，只是这种管制为服务而管制，而非为管制而管制。这种管制是有限度的，受法律严格约束，有固定的范围、程序，以及明确的责任机制。

假若人们得不到参与制订规则过程的机会因而对规则缺乏认同度，稳定就难以实现，无论在线下线上都是如此。在充满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环境中，政府难以成为唯一的公共治理者。它必须与非政府组织、社区、民众，协同治理公共事务，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以网民为服务对象，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部门必须尽职尽责地满足公民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要求不同利益集团达成一种求同存异的“重叠性共识”，并允许试错。为此，要倡导宽容和忍让，对话和沟通。

尊重网民的基本权利是调动数亿网民积极参与网络治理不可遗漏的环节。现在的网民正像30年前的农民、20年前的乡镇企业家那样，自发地、每日每时地释放着非体制的力量。在这种非体制力量中，包含着新产生的权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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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娱令、“微博公厕”论与道德恐慌症

星期六, 一月 7th, 2012

限娱令、“微博公厕”论与道德恐慌症


胡泳


以道德恐慌的视角来看待新媒体，表面上显示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实际上代表着旧文化、旧的价值观不屑新文化、新的社会场域的自以为是。中国业已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同时却有一个较少网络化的监管和认知体系


2011年10月25日，广电总局对上星卫视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

这个《意见》在民间被称为“限娱令”：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等7类节目被限；卫视晚19:30-22:00黄金档每周娱乐节目不超两档，全国的上述类型节目总数控制在9档以内；加大新闻类节目播出，卫视须设一档道德节目，“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外，省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均须建立专门收听收看机构，并配备专业人员，重点跟踪检查广播电视过度娱乐化和低俗问题，不搞节目收视率排名。

这个“限娱令”的出台，正值中共中央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之后，当局显然不乐见中国蒙上道德崩溃的形象。很可能是在佛山“小悦悦事件”的刺激下，广电总局要求每个卫星频道必须开播一个道德栏目。看来，他们是把最近频发的国人道德素质滑坡的事件与娱乐节目太滥太下作挂上了钩。人民日报的评论说：“中国观众的电视时间几乎是被娱乐所包围的。”

把道德失范同某些媒介内容联系起来，这在历史上并不新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摇滚乐。像今天的电子游戏一样，摇滚乐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在问世时广受指责，被认为是毒害年轻人的渊薮。一些唱片被禁止在电台播出，还有一些歌被迫改写歌词。但当战后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摇滚乐的吓人罪名就慢慢消失了。现在，人们转而抨击的是说唱乐和游戏。

斯坦利·柯亨在他那本创新性的《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一书中说，“在某种条件、某个场景、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兴起，逐渐被界定为对社会价值和利益形成威胁的时候，道德恐慌就会发生”。那些启动恐慌、害怕盛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受到威胁的人士，可以称作“道德提倡者”（moral entrepreneurs），而假定的社会秩序威胁者则是“民间魔鬼”（folk devil）。

道德恐慌是社会紧张的副产品，也是一个富有争议、难以进行正当讨论的话题，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它所涉及的东西构成某种禁忌。媒体在道德恐慌中占据重要位置，常常成为道德义愤的发起者，有时它们有意展开道德运动和斗争，但很多时候，即便媒体简单地报道事实，也可能引发关切、焦虑和恐慌。但更有意思的是，媒体自身，特别是新兴媒体，亦常常被视为可以引发道德恐慌的东西。

道德恐慌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其产生的整个过程被柯亨用“异常放大螺旋” （Deviancy Amplification Spiral）的概念来加以解释。这一螺旋由如下几步构成。首先是关切（Concern）：人们被警醒，某些群体行为或其他因素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是仇视（Hostility）：对被质疑的群体人们的仇视越积越多，直至该群体变成“民间魔鬼”，此处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对立：“他们”和“我们”；然后是共识（Consensus）：虽然关切不必是全国性的，但社会逐渐认同受质疑群体对自身形成了真正威胁，在此一阶段，“道德提倡者”大声疾呼，鼓吹甚至決定了社会在该事件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判别是非的标准；接下来是比例失调化（Disproportionality）：公众被灌输一定的比例失调的数据，夸大受到控告的群体对社会的实际威胁；最后是挥发（Volatility）：道德恐慌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公众失去兴趣，或者媒体发现了新的话题，原来的喧嚣就会烟消云散。

道德恐慌的例子很多，兹举几个最著名者。1993年2月12日，两岁的英国男孩詹姆斯·帕特里克·布尔杰在利物浦一家购物中心被两个10岁的男孩诱拐和杀害。两男孩由此成为现代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被宣布有罪的杀人犯。这起儿童杀人案在利物浦地区引发人们的极大愤怒，并很快演变为英国人对自己国家道德腐败的痛心疾首的集体审视。审判法官称观看暴力录像片或许鼓励了两个男孩的凶残，但被警方否认。不过这并未妨碍英国的一些小报发起对“下作录像”应严加控制的运动。

1999年4月20日，美国丹佛郊区科伦拜恩中学发生枪击惨案，13名师生倒在2名残酷学生的无情枪火之下。当事后人们得知他们在实施枪击之前曾经玩过暴力性的电子游戏，美国媒体舆论大哗，纷纷指认电子游戏是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的罪魁祸首。

这两个例子都显示了道德恐慌常常会指向流行文化。被以“罪魁祸首”之名而加以指责的文化产品，我们可以列上一个长长的清单，包括低俗戏剧、电视节目、录像、电子游戏、摇滚乐和说唱乐等，最新的对象乃是互联网。越是进入年轻一代文化核心的新媒体，越容易受到占据旧文化中心位置的人士的指责。

2011年以来在中国，涌现了若干对微博的愤怒声音。比如，《广州日报》3月23日载文称，“微博已经从传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台沦落成‘公共厕所’，是许多垃圾信息、八卦、恶搞甚至谣言的集散地。”而此前，《环球时报》英文版2月22日的一篇评论更是直接宣布，要“保护中国人的美德不受微博侵害”，文章以日本女优苍井空在微博走红为例，称“年轻人很容易被毁坏性的外国概念和态度煽动和困扰。如果微博不是被用来就建设一个健康的、有成效的社会而展开建设性的对话，那么要它有什么用？”该评论甚至主张：“如果中国的网民不能够用微博从事更多的高尚活动，那么也许政府的介入就是时候了，应该对其加以控制、限制甚至禁止。”央视《朝闻天下》栏目8月2日以“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为题，报道了微博上的造假现象，并质问微博造假者的道德伦理底线安在。10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网络微博诚信缺失将无以立足》，认定微博带来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虚假信息、过激言论、恶意炒作、低俗之风以及非法营销。“坚决净化网络环境，以更为完善、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来保证网络微博等新兴媒体诚信负责，已经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

然而这些“道德提倡者”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仔细选择他们的例证（这些例证往往很极端），并且会罔顾其他的事实而径直得出结论。在很多事件中，很难建立起流行文化与犯罪增多、道德败坏的因果关系，但自我任命的道德卫士们却总是把流行文化当作替罪羊，这其实是逃避直面正当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借口。例如，嘻哈乐由于在法国青年中非常流行，在2005年的巴黎骚乱中受到指责，但指责者同时却罔顾了法国漫长的忽视少数族群的历史。骚乱者也许把他们的不满发泄到了嘻哈乐中，但归根结底，骚乱是由于贫穷和种族主义而产生的。

就对微博的批评而言，最终，微博如果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是否有勇气承认，大的环境在发生严重缺损，需要多方救治，而不是把互联网当作现成的替罪羊？还可以指出的是，与那些提出批评的报纸相比，微博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而报纸却没有。从日本核辐射风波中中国发生抢购食盐一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微博上的“盐段子”是造谣的多，还是辟谣的多？是讽刺抢盐的多，还是鼓励抢盐的多？

以道德恐慌的视角来看待新媒体，表面上显示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实际上代表着旧文化、旧的价值观不屑新文化、新的社会场域的自以为是。中国业已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同时却有一个较少网络化的监管和认知体系。

纵观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流行文化被当成许多动荡的源泉，从个人的极端暴力行为，到整个社会的解体。去除那些危言耸听，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力量决定着事态的发生与发展：个体的私体验，文化的影响，社会照看其成员的失败。道德恐慌不可能起到那么大作用。总想拿这个东西来说事的人，需要对道德恐慌的挥发性有更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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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下）

星期四, 一月 5th, 2012

5．网络社群：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

加拿大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大学的一位电脑科学家西巴·帕克特曾提出一个表述，叫做“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互联网的价值绝大多数来自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的作用，这一观察常常被称为里德定律（Reed’s law），它以戴维·里德的名字命名，内容为：“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网络的价值呈指数级增加”。帕克特修正了里德定律，补充说“其与开创一个群体需要的努力成反比”。换句话说，如果建立群体仍很困难，则允许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会受到损害，反之网络的价值则会受到补益。

在今天的中国，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人们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聚集一群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极高的要求，使得广大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今天，跨越地域与阶层的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由此，一种新生事物开始在中国出现：它就是网络社群。它的化身数不胜数：字幕组、QQ群、豆瓣小组、维基百科、各种网上沙龙等等不一而足，共同构建着公民表达和行动的公共领域。

 

6．网络动员：虚拟的集会自由

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近年爆发的多种集体抗议行动，初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使用网络进行社会动员的主事者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从团体到个人应有尽有，其扩散速度之快与规模之广更是超乎想象，例子不胜枚举。

对于政府来讲，数字革命最为直接、有力的警示效应是其对大众进行快速、大规模动员方面所具有的便利性。它只带有很少的等级制与核心指挥，堪称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在厦门PX事件、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保卫粤语运动、上海火灾现场民众自发献花活动中，这样的力量一再显现。

 

7．网络监督：问责性技术

网络技术被用来拓宽公共领域，加强社会监督，创造一个更加多元以及自治的新闻、评论以及信息的空间。新的技术也是加大透明度和问责性、记录以及遏制官员滥权、侵犯人权和民主程序的强有力的工具，堪称一种“问责性技术”。视频分享、数码相机、论坛、博客和微博的结合，特别是中国网民对于人肉搜索的应用，为挑战和揭露滥用权力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它们也可以帮助网民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政府的开支、立法信息和决策过程。现存的制度性的公民参与途径并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而网络的存在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要。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网络作为社会公器，比较好地承担起了代表公众对腐败行为和不公问题进行监督的社会责任。典型案例包括近年因网络曝光而导致多位官员下台、众多普通公民主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等，2010年召开的广州亚运会，更是一路伴随广州市民对整个运动会的监督，以至于有媒体评论说：广州亚运的操办是三大盛会（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中唯一伴随着民众的公开批评和官员的公开道歉进行的。

当前，政府官员已经切实感受到了网络问责的压力。《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在2010年5月做了一个关于“当代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问卷调查，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88%的受调查者表示官员的“网络恐惧”是“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

8．网络问政：是否只能问问而已

自2008年以来，“网络问政”一词见诸媒体的频率颇高，在2010年“两会”期间，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新词“微博问政”。《新京报》总结出“微博问政”的四个新特征：代表委员履行职责的新途径、新闻媒体传播新闻的新形态、公民参政议政的新平台、新闻记者采访互动的新方式。

网络问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对话，并特别强调：“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此后，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2月28日，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也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友在线聊天。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再次来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访谈间，同海内外网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并与网民钩指相约“明年还将再会”。由此来看，每次“两会”前的网聊，很可能将成为高层与民众“面对面”直接交流的一个惯例。

总书记和总理都上网，对地方政府的示范意义是非常大的。从网友见面会、网上拜年到网络发言人制度，众多地方领导人力图向网民展示他们重视网络民意的形象。网络问政对中国的政治生活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推进民主实践。在网络问政火热一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公民表达与社会监督。充分利用好网络民主这个平台，对于有效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于推进中国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9．网络扒粪：迎头痛击社会诚信的缺失

越来越多的名人“被扒粪”，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遭到互联网的迎头痛击。道长李一的起家神话、唐骏的假学历、张悟本的养生陷阱在这场“扒粪运动”中被一一揭开，网络担负起重新塑造公共责任和公共道德的任务。

 

10．网民权利：在宽容和对话中共建中国互联网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政府与网民同样面临困境。网民的困境在于，一方面，网民正当权益未得到清晰界定，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腾讯与360之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大战，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国网民权利受到侵犯的惊心动魄的现状。另一方面，政府单方制订规则，加剧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由于网民没有参与互联网管理规则制订，网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网民普遍缺乏承担责任、自律自治的动力，放纵性地经常“出轨”。反过来，这更大伤害的又是网民自己的权益。

政府的困境则在于，想有效治理，但由于全能式地管理，反而管出越来越多的网络“暴民”。有学者统计，截止到2008年10月，政府14部门已推出60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成为世界上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其中涉及内容监管的至少有16项。互联网治理正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的不良循环。

2010-2011年，整治手机涉黄、整治域名管理、整治个人站长、整治视频网站、展开微博实名等等，都显示了政府监管互联网的时候，缺乏宪法思维，忽视网络在实现民主政治、开展舆论监督、促进公民表达自由方面的作用。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同制订规则。政府方面需要明确，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主要是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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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上）

星期三, 一月 4th, 2012

   

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

十余年间，中国网民的成长，到底呈现出哪些面向，又在何等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呢？窃以为，中国网民在以下十个方面的作为，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完美地印证了艾先生的一句话：中国的网民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

 

1．网络维权：从上访到上网

吴稼祥曾说：“非民主体制下的政治互动模式按冲突烈度从高到低排列有如下几种：上山（群体暴力），上街（群体非暴力无序事件），上访（个体非暴力无序事件），上诉（个体非暴力有序事件），上网（虛拟个体非暴力有序事件）。从上山到上网，冲突级别逐步下降对社会冲突所起的作用是降压，而不是加压。多起诉（维权），就可以少起义（造反）；多上网，就可以少上街。这个道理难懂吗？”

据《检察日报》2010年11月报道，一项网上调查显示，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有75.5%的人会选择网络曝光。这看上去是对网络的信任，其实也是一种现实的无奈，因为传统的维权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通过法律的方式、举报信的方式（匿名或者实名）、上访的方式（集体或者个人），而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因其成本过高且少有见效而令维权者望而却步。

网络维权不见得没有代价，也不见得比传统方式更立竿见影，掂量掂量那几出有名的“跨省追捕”就知道。然而，维权者一旦发现网络的优势，就会努力把这些优势发挥到最大化。2010年9月1日，维权三年无果未讨到一分钱的钟光伟在病榻上用手机艰难地发出了第一条微博求助信息：“我患有严重的‘二期矽肺’，肺功能损伤，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找法院执行局长，让当事人家属在门口等待，然而越窗而去。”此举开创了农民工微博维权的先河，处在生死线上的钟光伟获得众多网友的声援和帮助，最终拿到一定的补偿。《新快报》评论说：“钟光伟的成功，对成百上千个走在维权漫漫长路上的农民工是一种警醒。”

同在9月，在江西省做服装销售员的钟如九，宜黄自焚家庭的小女儿，在激烈的拆迁对抗中，接受记者的建议开始上微博。她在9月17日发出第一条微博后，一直跟踪报道钟家自焚事件的记者刘长写道：“@钟如九 正在创造历史。她能从‘女厕门’事件中看到互联网的巨大力量，选择从上访村走向互联网，类似举动将缓慢改变中国的维权现状。回顾以往热点事件，一拥而上的媒体记者事后渐次退去，苦主依旧，而如今，即便媒体噤声，钟如九和家人已然能够向外界发布信息，能如此，何冤不雪。”

此前钟如九只会用手机上网偷菜，而之后，她专门换了一部智能手机，为了能更好地发微博。如今，无论是钟光伟还是钟如九，不仅依然在微博上向关注者通报自身和家人的情况，而且也关心他人的不幸，因为大家同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他人的不幸也就是自己的不幸。

不仅仅是个体，从广西北海白虎头村强拆，到浙江乐清电厂征占寨桥村土地，再到广东乌坎的村民反抗，在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民众都选取了上网公开事实、寻求公正的手段。网络维权一方面是好事，因为互联网为求告无门的老百姓提供了通路，维护了社会正义与良心，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依靠“网络一线天”，那也凸显了这个社会的治理怪象。长此以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信访部门的社会公信力何在？《宪法》和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既要看到网络维权的成效，也要正视这样做的局限。

 

2．网络围观：见证的力量

围观，在汉语的语汇里，本来是个贬义词。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看客文化、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词。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是围观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结果。这种进化，我称之为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新闻跟帖、博客转帖、推特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而且，这种围观还可以从线上走到线下，形成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联合互动。

近年来，中国网民在中国各地的网络事件当中发起多起围观行动。例如，在邓玉娇事件中，为了援助邓玉娇，网民们成立了各种行动小组：公民正义观察团、巴东旅游观光团、志愿者团、法律援助团等等。2010年4月16日，福建三名网友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因为帮助一位非正常死亡女孩严晓玲的家庭在网络上发帖揭露事件经过，被以诽谤罪获刑两年、一年和一年。开庭前，来自中国各地的几百名网友自发组成“关注团”，前往福建马尾法院附近围观声援，成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群体声援活动。2010年12月25日，乐清“上访村官”钱云会被工程车轧死，死因扑朔迷离，酿成网络公共事件，为澄清事实，部分学者、律师和网友在乐清展开了独立调查。

这样的围观是有力量的，其力量源自两个方面：首先，围观的力量是见证的力量。刘文瑾说：“在现代社会，人的‘原罪’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视’而‘不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看见”的渴望常常引起某些人的恐慌，原因在于，“看见”里面包含了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会令惯于在黑暗中干龌龊之事的人产生恐惧，而在互联网上传递真相堪称一种见证行动，它意味着把信息移动到最能产生影响的地方。

其次，围观的力量不仅可以让寻常蓄意被掩盖的东西变得可见，而且还构成一种彼此相顾的力量。公民得以借此团结起来，形成共识，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艾先生的一句话是对的：融化冰川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靠中国人的整体热量。围观，就是为融化冰川贡献自己的那一点热量。 

3．公民新闻：人人是记者

在中国特殊的媒体环境下，常常有人不是全职的新闻记者，只是一个有照相机和博客/微博的公民，但他/她却恰恰在传统媒体都被噤声的时候，参与了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普通目击者成了多起重大突发事故的报道者，他们用手机和其他方式记录了所看到的一切，并在网络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努力，弥补了传统媒体的应急缺陷，让事故真相得以迅速揭示；他们的作为，让我们看到“公民报道者”在中国的成长。

什么是公民记者？被视为中国最著名的公民记者之一的周曙光，曾经这样回答我的提问：“公民记者就是在某一事件中偶然记录到某事件的记录者。与专业记者相对应的是，公民记者并不是以新闻报道为职业，所以公民记者是一个事件中的身份，而不是一个永久身份。每一个记者皆为公民，每一个公民皆可成为新闻报道者；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事件的记录者，记录某事件并不需要拥有超越公民权利以外的权利。”

尽管对公民记者的定义众说纷纭，对其作用也见仁见智，但相信公民新闻的力量的人，与其说是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公民新闻业已取得的成就上，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确信传统媒体在选择出版和广播何种内容时，有着太多的限制，犯过太多的错误。遇到重大事件或是突发事件，许多人宁愿阅读博客/微博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或不喜欢传统媒体。他们并不完全回避传统媒体，但他们对那些充满偏见的、浮浅的、受过阉割的新闻反感已极。他们把博客/微博当做传统媒体的替代物，因为他们认为博客/微博能够刊发传统媒体忽略或掩饰的东西，而对媒体报道的东西，博客/微博可以提供批判性的审视。在他们看来，传统媒体要么充满意识形态宣传，要么排斥或压制重要的新闻，要么充当官方声音的传声筒，要么与普通民众所关心的事情完全脱节。可以说，传统媒体越被批评和敌视，公民新闻就越显得像天赐的礼物。

公民新闻是在传播成本降低后的产物，表达的成本降低了才能够使公民新闻出现。公民新闻在帮助民间发声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构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独立监督力量。它能够促进新闻透明度的提高，也可以促进网络独立媒体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手机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

 

4．网络恶搞：中国的象征政治

网络恶搞是中国独特的象征政治，网民使用恶搞、“山寨”等完成“想象的报复”。通过这种象征政治，无权势者被赋权，有权势者被去势。恶搞和山寨以戏谑、戏仿的姿态，一面消解至高无上的权力，一面对主流价值极尽嘲讽之能事。它们构成了一种弱者的反抗，在网络审查和网络舆论引导的前提下，这种反抗尤甚。

无论是以草泥马为代表的众多网络神兽的出炉，还是网民狙击强制安装“绿坝”活动中出现的卡通人物“绿坝娘”，乃至广为流传的“我爸叫李刚”视频、“一个艰难的决定”造句大赛等，无不依靠象征的力量搅动网民的情绪，建构网民心目当中的政治现实。政治机构和官员本来是象征政治场域中强有力的玩家，凭借从上而下灌输的象征展示自身、证明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传递政策走向的信息，然而，在一波波的恶搞浪潮中，他们被公然当作戏谑的对象，其精心制作的面具被扒下，陈词滥调被揭穿，虚伪仪式被颠覆，用尽力气建构的政治现实土崩瓦解。

然而，在另一方面，恶搞的盛行也显示了网民的无力，在象征的狂欢背后也不乏恐惧和虚无主义。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解构的快意也永远无法承载建构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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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Hu Yong Looks Back on Chinese Media （1）

星期三, 十二月 28th, 2011

http://asiasociety.org/blog/asia/2011-hu-yong-looks-back-year-chinese-media-new-and-old

2011: Hu Yong Looks Back on the Year in Chinese Media (New and Old)

December 28th, 2011 by Susan Jakes


Hu Yong is one of China's leading experts on new media.

 

This post is part of a series of year-end posts on Asia Blog written by Asia Society experts and Associate Fellows looking back on noteworthy events in 2011. You can read the entire series here.

 

Asia Society Arthur Ross Fellow Susan Jakes talked with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visiting fellow Hu Yong (Twitter) about internet trends, the Chinese media and what he learned on his visits to Zuccotti Park. Hu, a former print and television journalist, is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a leading authority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SUSAN JAKES: What do you think the 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world of the Chinese media have been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year?

HU YONG: There’s a very important trend unfolding right now that not only pertains to the media but the society at large. It centers around the Chinese word minsheng, or “the people’s welfare,” which is a term that was part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der] SunYat-sen’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people’s welfare]. It’s a word the current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using lately to try to legitimize itself and to show that it is doing its job of taking care of the basic social services — healthcare, educating, housing etc. — that are its job.

The reason I mention this word is because I’ve been noticing a trend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that I call the transition from minzuzhuyi, nationalism, to minsheng. I think the nationalist thing is in a downturn. It peaked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in 2008. That was the year we also had the riots in Tibet. But after the Olympics, people just didn’t find this nationalist logic as appealing as before. The government still plays its nationalist cards — the Shenzhou space program, the launch of the country’s first aircraft carrier. They’re still doing these types of things to rouse people’s nationalist feeling, but I don’t think they’ve been that effective. [Conversations in Chinese cyberspace] revolve around minsheng issues. The high speed train crash in July, was a huge event in Chinese cyberspace. Peopl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es, school bus safety, etc.

I would say this is a general trend. A lot of Western observers are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particularly, about its use in cyberspace, but I think these concerns overestimate the role of nationalism.

 

So you think the internet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ore responsive to popular concerns and demands?

It’s not just because I study it, but to a great extent, the only useful outlet for the expression of popular concerns in China is the internet. In China we usually don’t have other outlets like elections, so people can’t hold officials accountable, especially not township or above officials. We don’t have an independent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traditional media are heavily controlled by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s, so that leaves the Internet as, it could be said, the only venue for people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and concerns.

I don’t think many Chinese officials go online, but they do have a mechanism for the aggregation of public opinion by certain personnel. These people are online trying to gather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nd they turn it into a regular reports that are very popular among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I think it’s strongly reflected in these reports that the issues in Chinese cyberspace are always these bread and butter issues, and, a lot of “mass incidents” are related to those issues — land grabbing, demolition, even the taxation of small enterprises.

 

And these events are reported on people’s microblogs?

The message usually appears on microblogs first. People will start to post photographs,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nd sometimes video from the local people who happen to be traveling there. Those kinds of incidents — more than 50 percent — will be reported first on microb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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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造就了空间，空间也造就了我们（下）

星期日, 十二月 25th, 2011

我们造就了空间，空间也造就了我们

访谈人：

孙珂 德国德绍国际建筑学院 （Dessau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硕士研究生

受访人：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体观察与研究者  


孙：就虚拟空间来说，我们主要提到的是互联网。真实空间中有国界，比如我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会有国籍的限制；也有距离，即如果我们去另一个地方，空间距离会是限制，比如较远或较近。那么互联网上是哪些阻碍呢？互联网上不同领域之间的边界是什么？

 

胡：互联网上严格地来讲，没有你说的那种物理的障碍。换句话讲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的设施在，有能够上网的设备，不管是手机还是计算机，作为个体来讲，我就可以登录这个公共空间。也就是说这个公共空间是没有对于个人的阻碍的，只要识字，有能上网的硬件和软件，就能上网，这是个理想状态。为什么大家对互联网充满理想？因为在理想的状态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上网的权利。

但理想显然不符合现实。在现实中，为什么有阻碍？这阻碍不是地理的或物理的阻碍，它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建构的阻碍。比如，不管我们在哪上网，上网的地点一定是某个主权国家的管辖地，你不可能整天飘在公海上上网，你要么在德国，要么在非洲。

 

K：也就是说，接入点是在物理空间里的。

 

胡：对。而物理的空间呢，就整个目前全球社会的发展来讲，主权国家仍然是有效的。因为它仍然有border，有边境线，有所有各国根据它国界线的划分在自己范围内执行自己法律的这套东西，那因此就有一个情形，过去是入乡随俗，现在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要遵守当地的法律。由于这种主权国家的存在，由于它们法律的管制体系的存在，就导致上网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由和纯粹的开放。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在一定的现在时间和一定的空间里政府是可以剥夺你上网的权利的，比如新疆，当然这是实的剥夺，还有一些虚的剥夺，比如说过滤手段，封锁，等等。实际上等于说，原来大家都认为互联网是一个面向所有人都开放的地方，大家都可以自由上网，但这是一个梦想，还不是一个现实。

 

孙：咱俩的认识方式实际上可以说是当神经漫游到境外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认识的。

 

胡：对。

 

孙：就互联网来讲，因为所有的人类前所未有地能够联系到一起，在其中只要语言相通——甚至语言不相通，通过图像相互交流也可以——那么这么一种可以称作collective mind的东西，就具备了一种实现的可能性了。您对这种前景怎么看？

 

胡：Collective mind是什么说法？

 

孙：Collective mind是六十年代超画室的一项工作，它建立在类似威廉·吉布森的一些东西之上，比如信息前所未有地组织在一起，人可以随意地接入过去所有人类积累的知识库，所以发现我们可以形成一种集合化的mind。

超画室是60年代意大利的一个建筑学工作室。属于60年代比较激进的建筑运动流派之一。在现代建筑史中他们的作品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和地位。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很多当代著名建筑师，比如雷姆·库哈斯（CCTV设计方OMA的创始人），扎哈·哈迪德（广州歌剧院设计人）。

Collective mind是超画室的一个猜想，它是一种乌托邦意义上的猜想，但我想了解的是您对这种前景的看法。

 

胡：我觉得当然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我们搞传播，都读麦克卢汉的理论。

 

孙：我读过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胡：你说的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是他的一个重要理论，但他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认为所有的技术手段都是人的一个延伸，比如说你今天用摄像机，这是人眼睛的延伸。

 

孙：没错。

 

胡：实际上也可以说computer是人的大脑的一个延伸。其实麦克卢汉当时就在设想有没有一个可能的东西叫做“世界意识”，就是world consciousness，当然这一定会有宗教色彩。比如你说什么是上帝？上帝当然是洞察了所有人类的一切东西，把世界都装在他的大脑里，然后全知全能。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麦克卢汉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认为有这种类似于信仰的“世界意识”存在。

我认为你看任何东西一定要做历史的观察，没有任何东西是凭空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但当你做历史的观察时，你就看到上帝在新教改革以后被解构了：先是牛顿发现所有的定律，然后哥白尼发现地球也不是宇宙的中心，然后达尔文说人都不是上帝造的，加上弗洛伊德说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潜意识的产物，最后，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不再是全知全能的，很多东西都不是他做的，是人做的。这里有一个整个的宗教衰退的过程。

我觉得新的技术手段出现以后，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可能有一个人造的上帝，等于通过技术手段来弥补似乎不能全知全能的一个遗憾，最后导致说有一个可以全知全能的神圣者。那在这个层面上，不谈宗教的话——因为宗教是不可知的，没必要用方程式去论证——不谈宗教意义，就是谈如果人和人之间本来没有机会交流，因为成本太高，如果你在德国我在中国，如果没有网络的话我们几乎不可能见面，交流成本太高了；但现在技术给你这种手段，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交流之上，是否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神圣性”，我的确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以前人类社会没有机会做这种实验，现在一旦有机会进行实验，那么众人的智慧累计起来以后会不会导致一种真正的如我们刚才讲的“世界头脑”的出现，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持一个很开放的态度，就是的确会有一些我们至今想象不到的可能性出现。

 

孙：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传媒与传播方面的专家，您从前是否接触过这样一种采访，就是从建筑学领域对您进行一种知识的请教？

 

胡：从来没有过。

 

孙：但是您对建筑学方面是否有兴趣？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曾经做过的关于建筑学的一些研究或工作？

 

胡：我没有做过建筑学的研究。我与建筑学的一个比较确定的接触就是我翻译《比特之城》（199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建筑学家写的，就是威廉·米切尔，当时他是MIT建筑学院的院长。我对这本书感兴趣是因为他在用一个建筑学家的眼光在看，有了新技术以后，原有的建筑形态会发生什么变化。通常来讲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医院，医院为什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还有监狱，监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经过多年的摸索。比如说门诊的分布、病房的分布应该是怎样的才最方便病人，监狱怎么样能用更少的人看住更多的犯人，米切尔会回顾所有这些建筑的历史过程。但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纯粹讲这些东西，它更多地是在讲当新的信息技术来了以后，原来的监狱怎么办？原来的医院怎么办？比如医院如果引入了远程医疗以后，原来的医院还能否像以前那样成为一个医院？有没有电子监狱的可能性？

我被这个东西吸引，尽管我不是学建筑学的，但我翻译了这本书，并写了一篇很长的前言。我对于在信息的刺激下，空间本身会发生什么变化，是非常有兴趣的。我认为我们造就了空间，空间也造就了我们。所以我很愿意有机会跟建筑学界打交道，能和他们学习空间的演进，因为我更多的是从传播学的背景看待空间问题。

 

孙：好，就这些问题，谢谢你。

 

胡：好，谢谢。


HOW MUCH YOU KNOW ON "SPACE"? 

这篇访谈目的是告诉我们这些所谓以“营造空间”为职业或者未来职业的人，我们对“空间”的了解被我们的领域所限制了。至今那些对库哈斯的红近发紫仍有微词的所谓建筑师、建筑学术家们仍然不知道是什么让库哈斯成为库哈斯，成为在普利策颁奖典礼上被同时称作“作家”和“建筑师”的明星人物。也许下面的访谈能够旁敲侧击的点醒这件事：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师往往被自己的职业束缚住，从而无法真正认清自己职业目标的本质。建筑的直接反映是实体，而实体作为媒介其内容是空间。那么对于“空间”，建筑师的脑海除了一片空无，能否还想象出别样的存在？

记者库哈斯得到了他的社会学答案，他成为了库哈斯。

你们能否得到你们的答案，或许在于你们能否抵挡你们过去的答案。

（孙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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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造就了空间，空间也造就了我们（上）

星期日, 十二月 25th, 2011

   

我们造就了空间，空间也造就了我们

访谈人：

孙珂 德国德绍国际建筑学院 （Dessau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硕士研究生

受访人：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体观察与研究者

语录版本

* 之前我们熟悉的空间是固定的、被定义所限制的空间，然而你在今天所看到的却是空间的流动性，就是边界的流动。再进一步，进入到虚拟空间中，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不能用原来空间的那个定义了。因为原来的“空间”它首先具有一定历史继承性，历史会给某个空间赋予特定的意义，但是进入到信息空间当中，它的历史的负载越来越少，导致这个空间的质量——也就是重量——越来越轻。

* Cyberspace最早的定义者是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他回忆说当年他想到这个词是因为他在温哥华街上闲逛的时候，看到青少年在打街机，感到进入电脑游戏空间以后，这些人的灵魂似乎飘到另一个地方。虽然肉体是在这个地方，但他们整个的思维、灵魂是漂泊到另一个地方的。他觉得这种空间是一个难以名状的、无法把握的空间，所以他决定必须用新的词来概括这个东西。

* 我觉得存在一个虚拟空间“反噬”现实空间的场景，这个场景在将来不仅不会削弱，还会进一步加深。换句话讲，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实体的东西进入到这个虚拟空间里头，从而我们的生活，或者叫生存，上面需要加上一个信息空间的维度，就是你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那样一个纯粹的场所。

* 虚拟空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它本身植根于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两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

* 虚拟空间本身并非所有这些城市或社会生活变化的始作俑者，它可能会加重这种趋势，但是前提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已经把我们自己的空间弄得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 在理想的状态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上网的权利，而在现实中为什么有阻碍？这阻碍不是地理的或物理的阻碍，它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建构的阻碍。由于主权国家的存在、由于它们法律的管制体系的存在，就导致上网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由和纯粹的开放。

* 新的技术手段出现以后，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我们是否可能有一个人造的上帝？等于通过技术手段来弥补似乎不能全知全能的一个遗憾，最后导致说有一个可以全知全能的神圣者。现在技术给你这种手段，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交流之上，是否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神圣性”？我的确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 对于在信息的刺激下，空间本身会发生什么变化，我非常有兴趣。我认为我们造就了空间，空间也造就了我们。

 

孙：胡老师您好，我知道您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互联网、传播、传媒及虚拟网络、虚拟空间上，您能不能首先从您的学术角度去定义一下您正在研究的“空间”？

 

胡：我觉得它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吧，因为之前我们熟悉的空间是固定的、被定义所限制的空间，然而你在今天所看到的却是空间的流动性，就是边界的流动。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最早发现这一点：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在谈论所谓“非场所”（non-place），著名的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谈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前者类似于在现代化社会中像机场、旅馆这样的完全没有传统的场所意义的流动性的空间，其实这时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空间边界的流动性了；但再进一步，进入到虚拟空间中，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不能用原来空间的那个定义了。因为原来的“空间”它首先具有一定历史继承性，历史会给某个空间赋予特定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进入到信息空间当中，它的历史的负载越来越少，导致这个空间的质量——也就是重量——越来越轻。

这种空间我们可能有很多命名。比如互联网上有个著名的词叫Cyberspace，其实你可以看到很早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对空间的概念发生困惑，然后创造这么一个新的词，那我现在很多的工作应该是围绕这个Cyberspace来进行的。

当奥吉说“非场所”的时候，除了认为它没有历史，还认为它有其他重大的缺失：既不和活动于其中的人们建立关系，更和人们的身份无关。这都是对应着传统的“场所”来说的，这种场所有三个特点：它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它具有历史；它能够赋予人们身份。然而，今天的Cyberspace，不仅在重新建构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且越来越成为身份认同的来源。这是我从事这类研究时感到引人入胜的地方。

 

孙：那从您的角度来说，Cyberspace中发生的活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过去没有它的时候在真实社会中的社会活动？如果是有这样一种代替，那么是代替了哪一部分的社会活动？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被代替？

 

胡：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享受Cyberspace的时候，我们容易把它想象成一种平行空间，就是在现实空间以外的“另类空间”（我有一本书就叫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另类空间所发生的事情，可能和现实世界的空间的联系不多。我知道最早提出来Cyberspace的是科幻小说家，叫威廉·吉布森，实际上他自己回忆说，当年他想到这个词是因为他在温哥华街上闲逛的时候，看到青少年在打街机，感觉进入电脑游戏空间以后，这些人的灵魂似乎飘到另一个地方，虽然肉体是在这个地方，但他们整个的思维、灵魂是漂泊到另一个地方的。他觉得这种空间是一个难以名状的、无法把握的空间，所以他决定必须用新的词来概括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虽然我说传统空间是由历史定义的，虚拟空间不那么具有历史性，但其实这个空间的发展也有它的历史，虽然这个历史是相对短暂的。如果从网络空间本身的历史来看的话，我觉得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平行的空间，它可能是和目前的生活高度交叉的空间，换句话讲就是越来越多的原来你以为是只有在现实空间才能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来做，甚至包括做爱。也因此就产生了你说的这种“替代性”的问题。实际上来说，我觉得存在一个虚拟空间“反噬”现实空间的场景，这个场景在将来不仅不会削弱，还会进一步加深。换句话讲，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实体的东西进入到这个虚拟空间里头，从而我们的生活，或者叫生存（一如当年我翻译的那本《数字化生存》里所讲的“生存”），在“生存”这两个字上我们需要加上一个信息空间的维度，就是你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那个纯粹的、在没有虚拟空间出现之前的场所。

 

孙：如果信息空间中发生的事情对物理空间进行反噬的话，那么像一些社会活动，过去可能发生在城市中，发生在城市的公共场所中，现在他们就有可能发生在虚拟空间的公共场所中。虚拟空间中这种社会活动的激发，对目前的城市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它对城市的物理实体起着一种释放社会活动、为社会活动提供提供场所这种作用，那么它和城市的关系是什么？

 

胡：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刚刚碰到一个边。我们还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但是我觉得虚拟空间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它本身植根于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两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产物。

在这个发展过程之中，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征服了所有的物理空间。一开始我们在陆地上，后来我们去征服海洋，所以你看到西方的霸权史是一个征服海洋的历史。为什么西欧最后会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它有“地理大发现”，它有所有的航海家，他们发现了地球的形状，他们通过“地理大发现”把自己的霸权、殖民的东西延伸到全世界。最后当整个地球被这么一种探索改写了以后，人类说我们还有无穷的探索欲望，然后就是登月、探测火星。最后你看到所有的物理空间都被探索殆尽的时候，我们就发明了虚拟空间。我们要热烈地去探索这个空间，所以虚拟空间本身的出现是建立在历史之上的。

当你提到城市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说我们的城市在虚拟空间出现之前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的书《众声喧哗》中，核心在讲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变换，城市本来就存在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和私人空间的公共化。其实在电脑兴起之前，我们的城市本来就在发生这种变化。比如说以前孩子基本是在户外玩的，他是一种自然生长，是“野”孩子。即使不是真正的野孩子他也会到城市的公共区域去玩。城市会划定供儿童游戏的公共的场所。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趋势在走低，因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父母们越来越恐惧他们的孩子在公共空间里的安全性，所以现在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回家，实际上他们在公共空间里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基本上孩子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回到家里，家里的物理空间是没有办法跟广阔的公共空间相比的，因此你会看到孩子们更多是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的，他看电视，他打电脑。

所以这个进程在物理时代里就已经发生了，你看城市的广场和街道的变化就知道了。以前比如没有shopping mall的时候，大家的购物可能是neighborhood store就是邻家的夫妻老婆店，你跟他们的关系也比较亲密，因为都很熟悉。现在大家都去很大的shopping mall，谁也不认识谁，而且是可能一周去一次，把所有东西都买回来，就是这个城市的社会空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我说虚拟空间本身并非所有这种变化的始作俑者，它可能会加重这种趋势，但是前提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就已经把我们自己的空间弄得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当然，说到虚拟空间中的社会活动，有悲观的看法，也有乐观的看法。比如马克·波斯特认为，当代的社会关系似乎缺乏一种基本层面上的交往实践，而过去，这种实践是民主政治的母体，分布在一系列场所：会场，市政厅，村庄教堂，咖啡馆，酒馆，公共广场，方便来往的谷仓，协会会所，公园，工厂食堂，甚至是街头的一个拐角。在今天的社会中，上面所说的许多场所仍然存在，但却不再是政治讨论和行动的组织中心了。媒体尤其是电视和网络似乎将公民彼此隔绝了。但乐观者不这样看。我翻译了《比特之城》，同意作者美国建筑学家威廉·米切尔的看法：“由于全球化的计算机网络破坏、取代和彻底改写了我们关于集会场所、社区和城市生活的概念，电子会场在二十一世纪的城市中将会发挥同样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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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加V，勤@基层

星期四, 十二月 22nd, 2011

http://news.163.com/11/1220/06/7LMS48LS00014AED.html

政务加V，勤@基层

2011-12-20 06:37:00　来源: 钱江晚报(杭州)


随着“@中国广州发布”上线，北上广齐聚微博。日前，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发起的“北京微博发布厅”、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发起的“@上海发布”已经先期上线，粉丝迅速突破40万。此番，广州20多个政府部门官方微博集体亮相，为“官微热”再添新军。

就目前情况看，官方微博“述职”积极，网友微博问政高涨。“平安北京”至今共发布各类资讯6000余件，其中发布防范提示信息4000余件，便民服务信息1500余件，收到网友评论留言16万余条。“上海发布”不仅有着精致、务实、效率的海派特色，更具国际化都市的浪漫情怀。网友夸赞既会卖萌又有书卷气。

这番温馨和活力自然为群众喜闻乐见。但公众同时担心，目前冲浪热情高涨，待浪头一过，是否照样落到像官网一样的结局。早年轰轰烈烈的政府网站建设热潮中，各地各部门成群结队请来美容师装扮自己，但是最近的调查显示，广州近三成政府部门网站成摆设，内容陈旧不说，不少甚至5年未更新，不少电话号码业已成空号。上个月，银川市委市政府在其官方微博“问政银川”上曝光19个“最懒微博”，这些直属单位政务微博大多连续7个工作日未更新。微博会不会也像女人买衣服一时冲动大方出手，结果只穿了一次甚至没穿就弃之如敝屣。

正如学者胡泳提出的“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在微博这个万人围观、人人发言的大讲堂里，如果不能从心态到语态都来一个亮丽转身，没有人“顶你”，那只能“沉下去”，成为“僵尸”。更有甚者，如“广州交警V”不久前直斥市民“乱吠”，事后虽然归于“民警个人所发”，但如此警风不被网民“拉黑”才怪！

其实，无论在微博世界还是现实社会，勤“@基层”总不会错。数天前，“上海发布”发布“周末买点卷心菜”，让滞销的卷心菜卖出了好价钱，让人不禁唱起了中国达人秀上卖菜大妈的经典名曲《送你葱》。不久前的“解救乞讨儿童行动”中不少“官微”积极奔走也让人飙泪。

这意味着，在微博上和老百姓打交道，不仅要会卖萌，还要善于“打捞起沉没的声音”。促进对话而不是对抗，释放焦虑而不是扩大焦虑，进而促进利益诉求的解决。例如“平安北京”已经解答网友咨询2万余件，解决突发事件200件。

作为政务公开互动的信息平台，“官微”要做新一代的微博女王，无非就是要勤“@基层”，于“微言”中转发“大义”。

(本文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付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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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微博各具特色

星期三, 十二月 21st, 2011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1/12-20/3543838.shtml

政法微博各具特色 网民期待关注民生、倾听民意

 

2011年12月20日 08:25　来源：法制日报　

 

　　湖北武汉警方成功抓获“12·1”爆炸案嫌疑人王海剑后，随即通过微博“平安武汉”公布了这一消息。由于警方的官方微博始终及时主动披露信息，避免了网络谣言的传播。

     即将过去的2011年，政法机关的“官微”火了一个又一个。集纳民意、搜集线索、发布案情、传播法治……从最初的如履薄冰浅尝辄止渐入藕花深处，政法微博的作用越来越大。

 

　　政法微博各具特色

　　去年2月底，广东肇庆警方在网上首开微博，直播“警察故事”引发“围观”后，各地政法机关纷纷发“微”，迅速形成遍地开花之势。

      其中，公安微博的影响力明显领先于其他政法机关。12月12日，在“2011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发布的全国首份政务微博年度报告公布的排名前十的政务微博中，公安微博占比4成。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名列第一，粉丝突破210万，成为名副其实最具影响力的政务微博。除了在方舟子遇袭案等社会舆情热点中及时公开案情外，“平安北京”还先后通过网友见面会、举办微博LOGO征集活动、发布“警察街舞迎新春”视频等方式，全面提升了新媒体时代警务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能力。

　　其他政法机关的微博也“大有卖点”。

　　2月11日，湖北省检察院开通全国第一个省级检察院微博。3月19日下午，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首次通过“公正莱阳”新浪微博对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聚拢了大量人气。4月1日起，浙江省海宁市司法局启用微博公文，首开全国先河，被业内专家誉为“2.0时代的电子政务”。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官方微博，一些政法干警的个人微博也受到极大关注。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实名微博、九江市公安局民警段兴焱的“段郎说事”、海宁市司法局局长金中一的“中一在线”，均跻身全国公务人员微博排名前十。

 

　　微博“不微”贵在行动

　　去年8月27日23时20分，网友“苏小沫儿”在微博上直播自杀过程。济南警方微博接到网友求救信息后，立即派出网警、巡警及派出所民警对“苏小沫儿”进行搜救。联系上“苏小沫儿”后，警方马上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打消了其轻生的念头。济南公安也因此得到了网友的广泛称赞。

　　谈到开通微博的初衷，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徐春华曾用三个词来形容：表达、澄清、互动。

　　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建新说，在微博上及时发布检察机关的工作动态，能让群众了解、监督检察工作。同时，通过微博，还能畅通民意渠道，倾听到群众的呼声，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事实证明，微博作用不‘微’。”

　　“平安北京”微博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民警赵峰在分享其微博运营经验时谈到，“微博发布是形，互动是神，行动是关键。”

     他表示，官方微博在网上出现应该遵循两条线，一是官方微博的接收途径，即认真听取网友说话，理解网友的责骂，尊重网友的观点，了解网友的需求，通过对话和网友沟通求同存异；二是官方微博的发布途径，即官博要说网友能够听懂的话，用道理和数据说话，让大部分网友能够接受观点，推动实际工作的开展。

 

　　让微博真正发挥作用

　　从已经开通的政法微博来看，大多十分“用心”。如“平安北京”有专门的微博值班民警，所有网友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复”。

　　但据《法制日报》记者观察，也有少数政法微博开通后，存在信息发布不及时、没有专人负责、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回复不及时等问题。

　　“政法机关开通微博不是硬性任务，不开也没有人批评。但既然开通了，就要做好，让微博真正发挥作用。”一位网友如此评价道。

　　学者胡泳提出“政务微博三原则”，即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

　　众多网民期待，政法微博都能成为政法机关与民沟通，关注民生、倾听民意、解决民忧的桥梁。


(记者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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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规定“真名实姓上微博”

星期二, 十二月 20th, 2011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07706,00.html

新闻报道 | 2011.12.16

北京市规定“真名实姓上微博”

本月16日北京市公布了《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表示：任何组织或个人必须使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微博客账号。

就是你说的！

《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里明确要求，总部在北京的微博运营商要采用“实名制”，要求用户在三个月内必须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否则不能使用发言功能。目前在北京的微博运营公司包括新浪、搜狐、人人等等，中国媒体人安替分析，政府希望借助此举进一步加强对社交平台的管制,他说:“中国把微博不是当作一个社交平台，而是算作一个舆论阵地的高度去对待。既然是舆论阵地，对它的控制与管理当然是题中之义。其实微博是政府允许的社交平台，但是政府又不希望由于人数的剧增，（微博客）会形成一个对政府威胁的工具，所以要在不关闭的情况下进行管理，我觉得实名制是他们能想象出的策略之一。它会给普通的微博网友产生心理上的影响，以后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自由发言了。因为自己说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政府希望减少用户说出‘出轨’的话。”

新浪微博用户大迁移

这个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的规定，其管理有着地域性限制。有网友分析，受此规定影响最大的是新浪微博，其用户量将在短期内迅速萎缩，而总部在广东深圳的腾讯微博因为不受此规定的限制，在今后将受到网友青睐，不过网络专家胡泳教授对此并不乐观，他表示:“如果政府决心实施实名制的话，腾讯也不会保持非实名状态，我觉得它早晚也会变成实名的。”

代号"短命鬼"

虽然实施实名制便于管理，不过它有着容易泄漏信息的致命弱点。世界上一些国家推行网络实名制一段时间后将其取消。如2007年推广网络实名制的韩国：四年内，韩国网民个人信息如身份证号码、个人电话、家庭住址等在网络上被大量偷窃泄漏，韩国政府今年废除了网络实名制。

而在中国，虚拟世界实施实名制的先锋无疑是微博类产品——百度说吧，2010年百度说吧定位实名制，希望打造"虚拟网络中的真实空间"，可是推行不到一年就正式关闭。胡泳表示，除了信息泄漏的缺点外，因为实施实名制时要增加人力检验用户信息，还大大增加了运营商的经济负担，所以是否可以在三个月内实施《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还是个未知数，安替对此也有同感：“我认为，它的可操作性很小，具体操作难度大，2亿5000万的新浪微博用户在三个月内要实名话，否则会禁言，我觉得哪怕只有5000万人在成本与人力上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而且对微博的商业应用和股票价值产生大影响。所以到最后从各地返回来的压力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想最后的政策实施中会有一个变通的方法，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政策真的能彻底实行，因为操作成本与代价都很大。本质上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情。”

微博客是中国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之一，自从2007年最早建立的中国微博饭否建立以来，中国掀起了微博时代，至2011年，中国微博用户已超过3亿(数据来自人民网)。

作者：文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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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博”如何推动中国改革（下）

星期六, 十二月 17th, 2011

http://news.163.com/11/1217/02/7LENGPIU00014AED.html

“政务微博”如何推动中国改革

2011-12-17 02:46:15　来源: 新京报(北京)　

【访谈嘉宾】 祝华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　


政府需要“首席信息官”

　　新京报：现在对政务微博的十大排名，粉丝数量往往是重要参考系数，而粉丝数量作为标准，未必科学。你怎么看？

　　祝华新：我认为比较高级的阶段就是能主动设置社会议题，这都是比粉丝重要的多的，而且粉丝不是网站送给你的，或者使用其他形式获得的，更多的是靠你的坦诚，一个是直面问题不回避问题，第二个是展示政府的诚意或官员的人格魅力，人气是靠这么积累的。

　　新京报：报告提出政务微博发展应“建章立制”，明确政务微博的定位，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这样的话，政务微博的活力是否会衰退？

　　祝华新：规范管理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政务微博和社会微博的最大区别，就是社会微博代表的是个人，政务微博代表的是公权力，公权力说话当然要有一份谨慎，民众的期待也不一样，即使是大作家大学者，民众也仍然把他看成是个体，但是哪怕是个小派出所，民众也会把它看做公权，因为民众是以一种纳税人的心态看待公权的，承载着很多期待，所以我觉得政务微博当然要规范。

　　新京报：是否要规范，还是有争议的，会不会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

　　祝华新：因为现在政务微博中，有些党政部门并没有准备好相应的人才，并且相应的制度可能还没制定，应有的心理准备恐怕也严重不足，特别是迎接网民挑战和网民近距离肉搏。微博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肉搏式的意见表达，你没准备好不行，另外还有些配套，比如说舆情监测要先行，你要了解主流民意。在机关报上可以自说自话，甚至可以自娱自乐，在微博上就行不通。我主张是要规范，包括必要的授权，政务微博因为是代表公权，代表一级组织和单位，应该得到规范授权。

　　新京报：这样说的话，是否有些超出了微博的范围？

　　祝华新：设立政务微博，我认为能不能提这个口号，实际上前几年就有人提出来，今天大型企业和政府应该设立CIO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政务微博今天更需要首席信息官这样的职位，政务微博是个专业活，不是说政府官员天然的就是政务微博的一个好的发布者。从新闻发言人通稿式的信息发布，到现在微博的近身肉搏式的网络互动，政务微博是个进步。

　　新京报：从规范层面看，怎样把线上的交流互动和线下的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祝华新：这个可以借鉴一下人民网的“领导干部留言板”，目前已经有十八个省的省委办公厅专门制定了处理领导干部留言板的文件，规定了一个解决问题的体制机制，包括解决问题的时间，责任人，办事的程序，都做了些规范。但目前政务微博解决问题有多种模式，有比较强势的“问政银川”，这个账户已成了网上的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每天鞭策着两百个银川市的党政微博，不断地叫板，一会批评银川的国资委，一会批评谁。这是一种比较强势的做法，当然还有许多柔性的做法，我觉得各种模式都需要探讨。

　　微博自身的规范管理，从根本上要把握一条就是身份把握，就是公职人员是代表公权的，不是普通的网友。网友是以纳税人的姿态在眼巴巴地期待着你，或是严厉地审视着你，看你如何回应。

新闻

　　11月17日 北京市新闻办发起的“北京微博发布厅”正式上线。这是全国各省区市开通的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

　　11月28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实名认证的政务微博“上海发布”微博平台，在新浪网、腾讯网、东方网、新民网同时上线。

　　12月16日 北京市海淀区对400多名政协委员，开通微博圈@海淀政协，这将是国内首个政协微博圈。

个案分析

　　章剑华微博的分析

　　名为“章剑华博客”的微博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开通，自开通到11月24日，共有粉丝517560个，发表微博452条，但是，他只关注了23个微博，这其实也从某些角度说明，他的微博利用很大程度是信息发表居多，而通过微博进行信息获取的较少。

　　通过对章剑华博客微博内容分析，发现其内容的信息量较少，大多为生活感悟，占到29%，其次是发表观点，为24%，接下来的日常活动占据14%，其余的互动交流（9%）、生活趣事（7%）、本地（行业）新闻（5%）、外地（行业）新闻（5%）、资讯提供（5%）以及其他内容（2%）均在10%以下。而且，他的生活感悟和意见发表，给人的感觉是站在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有些甚至是长者的角度，但并不影响其诚恳的态度，从转发量和评论可以看出，他的言论还是很受粉丝关注的。

　　从发表数量上来看，政务性微博和非政务性微博、职务性微博和非职务性微博的数量比例相差并不大，但是，从转评量来看，非政务性微博的传播率要远远大于政务性微博，非职务性微博要大于职务性微博。这也是章剑华博客微博与其他政务性微博主的较大的区别。

　　摘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1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

政务微博排行榜

　　十大政务机构微博排名

　　1 平安北京

　　2 中国国际救援队

　　3 外交小灵通

　　4 上海地铁shmetro

　　5 成都发布

　　6 广州公安

　　7 打四黑除四害

　　8 深圳公安

　　9 南京发布

　　10 中国旅游

十大公务人员微博排名

　　1 伍皓红河微语

　　2 朱永新（微博）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3 陈士渠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


　　4 段郎说事 九江市公安局民警段兴焱

　　5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6 鞍钢郭明义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五一奖章获得者

　　7 叶青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8 中一在线 海宁市司法局长金中一

　　9 陈明德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原副主席

　　10 巴松狼王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熊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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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博”如何推动中国改革（上）

星期五, 十二月 16th, 2011

http://news.163.com/11/1217/02/7LENGPIU00014AED.html

“政务微博”如何推动中国改革

2011-12-17 02:46:15　来源: 新京报(北京)　

【访谈嘉宾】 祝华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　

随着微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微博舆论也逐渐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大量的政府机构、政府官员纷纷入驻微博。

日前，人民网《2011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发布，该报告对18132个党政机构和公务人员微博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党政机构微博和公务人员微博排行榜以及政务微博人文地图。　

“官微”为何如此火热？会热多久？对中国的社会管理会带来哪些影响？

就相关热点问题，本报专访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祝华新。

“官微热”昭示进入官民互动时代

新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0月底，政务微博总数已迅猛增长到18132个，其中机构9778个，公务人员8354个，是一年前的近33倍。2011年被称为“政务微博元年”，为何会出现官微密集涌现的现象？　

祝华新：官微的密集涌现，我认为既是政府政治觉醒的表现，更预示着政府和民众的沟通进入了真正的互动时代。我不赞同“新的政治大跃进”的说法，借用《人民日报》的一句评论，叫做“打捞沉没的声音”，这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

新京报：为什么官微能火起来？

祝华新：因为社会转型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改革开放三十三年以来，我们绕过去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今天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积累和叠加在一块，使得今天的社会矛盾凸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经常出现一些摩擦与冲撞，包括一些观念的冲撞，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利益博弈的规则不够透明不够公正的情况下，这种利益冲撞、观念冲撞，容易从隐性的冲突变成显性的冲撞。从四川成都唐福珍的自焚，到江西抚州钱明奇的爆炸，都反映了社会冲撞的现象。

大家普遍意识到，需要借助互联网来疏通草根民众的利益表达通道，激活我们的体制机制，解决基层民众的一些个案问题，化解一些基层的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和一些地方趋于紧张的官民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民意，政府需要赶紧回应，需要赶紧地放下身段倾听，解决民众的利益诉求，化解近年来草根民众的利益表达趋于激烈化，甚至趋于暴力化。

新京报：官微承担了这个角色？

祝华新：对，政务微博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载体，能最大限度确保“沉没的声音”被听见，促进利益诉求的解决，释放焦虑而不是扩大焦虑，促进对话而不是对抗。呼唤民众的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政府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官方媒体和领导干部能否反映和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疏通和激活体制机制，让社会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为人心活血化淤，是减少社会舆论对抗性的关键。　

新京报：官微能否承受得起这个使命？　

祝华新：正如《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所言：让舆论哗然的事件，大多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官微”热多久，关键看能否跟上民意表达　

新京报：既然官微如此重要，这种热度你估计会持续多久？会不会出现像某些观点说的“三分钟热度”？

祝华新：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观察，就在近日，我们几家网络舆情监测单位，也在讨论政务微博还能热多久。

我认为，政务微博的热度本身，是和微博的发展趋势一致的，要看微博本身还能热多久，比如，近期会不会出现取代微博的其他网络载体？这一点，不少专家看好SNS网站（记者注：SNS，全称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即社会性网络服务，指旨在帮助人们建立社会性网络的互联网应用服务），还比如，现在微信的潜力非常大，包括“米聊”。

在未来的社会舆论形态中，包括社会组织动员中，这两个是不是更接近所谓“快闪族”的定义，他们的网络动员功能是不是更强？

新京报：网络动员功能？

祝华新：之前出现的于建嵘等人发起的“随手拍微博打拐”活动，邓飞等人发起的“免费午餐”微博公益活动，其实就是一种网络动员。他们都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比如于建嵘应邀参加了公安部的打拐工作会议；国务院通过了农村学生营养餐计划，准备大举解决中西部地区孩子的午餐问题，而且采用的就是邓飞他们摸索出来的一顿饭3块钱的标准。

新京报：网络动员和政务微博的活力如何画等号？　

祝华新：我们还是希望政府能研究良性网络动员成功的经验，改变过去单纯的行政为线索的动员，尤其是注重互联网，特别是要和民间的网络动员力量相匹配，一句话，网络的动员形式到哪里，政府就要跟进到哪里，随时跟民众产生互动。

新京报：就是说政务微博热多久，主要看政府能否跟上民意表达集散点的变化？　　

祝华新：基本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像米聊、微信、人人网、开心网这样的纯SNS网站，都可能是政府做新闻发布，信息发布，政策表达和官民互动的新载体、新空间，政府必须要跟上社会舆论载体的发展。作为研究者，我们也希望在网上形成拓展官民互动的舞台，网民的触角伸到哪，政府的触角就要跟到哪。　

从目前看，微博应该还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微博发展的潜力还比较大。

网络如何影响中国改革

新京报：你提出“网络倒逼中国改革”，也有观点认为“草根力量互动政府变革”，微博真能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吗？

祝华新：我相信倒逼机制。33年前的中国改革，是三中全会借力民间的“天安门诗词”、“伤痕文学”、《于无声处》；今天，通过微博等网络载体，政府与民间自组织力量合作，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所以，“网络倒逼中国改革”的说法才会引起一些共鸣。因为政府和民众的沟通进入了真正的互动时代。

在今天，网络舆论是不是为社会管理提供了巨大的民间道义底盘，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低估互联网已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非常巨大的推动力量。　　

新京报：你如何定义这种影响？

祝华新：举一个例子，今年成都的听证达人胡丽天，胡丽天几年之间报名中签二十多场听证会，当时大家怀疑她是“最佳群众演员”，是当地政府部门的托儿，但事后证明，主要的问题是听证会报名报不满，所以一个热心的老太太才不断地中签。《人民日报》还专门写了个评论，就是胡丽天事件提醒我们，4.85亿网民成天在网上批评社会批评政府，为什么放着改良制度的现实渠道视而不见，或者就根本不感兴趣呢？虽然这个听证会制度本身也要改进，能不能有效影响决策也是个问题。　

这个案例，更多的是提醒我们，不是光在网上骂娘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希望“倒逼”，更多是促进制度的改进、改良，而不是简单地宣泄一种情绪。

所以，我一直有个基本观点，就是互联网要释放社会焦虑，而不是加剧社会焦虑，是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扩大社会的分歧。关于“倒逼”，我就想进行这两个界定。　

新京报：“倒逼”其实就是一种互动。

祝华新：是的，倒逼是激活体制机制，敦促政府积极地回应民意。倒逼不是造反，更不是取代，我始终还是把它理解为在互动的范围内，希望形成顺畅的沟通良性的互动。只是希望让政府变得更加敏感，对民众的诉求能及时作出回应，最终还是引导网上的舆论能量能够到网下现实的政治参与中来。

官微需要学习，也需要人们的包容

新京报：学者胡泳提出了“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祝华新：这三个原则看似简单，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精辟，也有前瞻性，这个也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主流媒体和党政机关的共识。

“直面评论”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直面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请讲人话”就是强调的从心态到语态都要有个革命性的变化；“结果为上”，就是网络舆论的应对和引导是第二位的，解决民众的实际利益诉求是第一位的。　

新京报：按照这个观点，是否现在很多官微都不合格？

祝华新：关于官微合格不合格，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微博是个新生事物，我们大家都有个学习的过程，有个摸爬滚打的过程。一些官员，哪怕是新闻界出身的官员，在开通政务微博和网民沟通时都有一个摔打的过程。　

比如说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就有三种身份：官员、媒体人和网民，尤其是资深网民的身份，他这三种身份拿捏得很辛苦，也搞得自己伤痕累累。

我觉得都有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普通民众上网，也有个学习的过程，比如说如何转发新闻，过去可能轻率地就转发了，现在还有微博站方和民间的辟谣账户盯着，不由得就会谨慎很多。公众人物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特别建议面对微博这样的新生事物，政府和普通的网友，都是互联网上的同学，都有一个相互学习，相互提携，相互包容，共同成长的过程。　

新京报：技术不过硬，所以也出现很多笑话，比如“微博开房”，微博上骂记者。

祝华新：我们也确实希望官员要提醒自己，避免把官场的某些“八股腔”搬到微博上来，如果说这种“八股腔”，在某些会议场合还显得不是那么刺眼，但如果放到以互动交流、以信息自由流动的微博上的话，数亿网民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在这样一个场合，你的八股强调就会显得刺眼、刺耳。　

新京报：现在有一个现象，似乎开了微博会经常出问题，引发争议，而不上微博或许还会安全一些。你怎么看？

祝华新：我有一个观点，不少人可能看不惯伍皓，可能也批评过杜少中，但是冷静地想想，还有多少官员你想骂还找不到地方。对于有勇气站出来跟你对话的，哪怕他对话的方式不是很纯熟，还很青涩，是个菜鸟，也希望多体谅他们，多包容他们，多给他们一些掌声。


官微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新京报：民众和舆论的期待很高，政务微博如何发力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祝华新：一个成熟的政务微博，不仅要善于回应个体的提问，更要主动地宣讲政策。网络舆论真正对政府形成质疑的应该始于孙志刚案，从那以来，政府在网络舆论场上应该说始终处于守势，处于被询问、被质疑、被挑战的状态，能不能以政务微博的大量出现为开端，以微博为主要的舆论场，变被动为主动？

　　一边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一边进行积极的诚恳的有效的政策宣示，主动设置议题，把握网络舆论的主动权，在《中国青年报》上我说的是“打响政府公信力的保卫战”。

　　新京报：政务微博会不会像新闻发言制度一样，最后出现“发言者无权，有权者不发言”的困境？

　　祝华新：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反过来说，我觉得微博也只是政府对外信息发布的渠道之一，不能指望政务微博扮演它承担不了的角色，它只能对它能承担的那部分发言，或者说它更多的是体现一个倾听者的姿态，让沉没的声音得到尊重，同时也别指望把政务微博办成网上的第二个信访室，用政务微博来取代现实中的办事机构和利益调处机构，更多的是指导民众如何在网下利用现有体制的一些制度渠道去解决。不能指望政务微博变成了网上办公，网上办事。

　　新京报：很多人上微博反映问题，也是因为其他诉求渠道受阻，希望在这里能解决问题。

　　祝华新：最重要的是让民众感觉他们的声音被倾听了，得到了尊重，同时把网上的利益意见疏导到网下来，这是我们的一贯观点，就是把网上的能量变成网下的有序的政治参与，而且是借助网上的舆论能量来改进我们网下的政治参与的渠道，而不是取代这种机制。你说的“发言者无权，有权者不发言”，我觉得首先是对政务微博解决问题的功能不要寄予无限期待，它只是有限效应，这个要老老实实承认，所以我们强调政务微博是有限回应民众诉求，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政务微博的意义，就在于借助网上的舆论压力，网上的民众呼声，去提醒、唤醒、激活、疏通网下的办事渠道和利益调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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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or Fever

星期一, 十二月 12th, 2011

December 12, 2011, 8:23 AM

Rumor Fever

By DAVID BANDURSKI

HONG KONG — China hosts some 300 million microblog accounts (includingmy own), and officials say that domestic social media put out more than 200 million posts every day. In hopes of getting a handle on this potentially threatening surge of inform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started a campaign that aims to quash what it calls “rumors” — statements that it says threaten the public order but that it has not bothered to define. After a series of public opinion disasters this past year,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pressuring social media providers to weed out allegations it finds threatening, and state media have tried to whip up fear over their malignant social effects.

The party’s fever over rumors began in August, following the July 23 high-speed rail collision in Wenzhou. The government took a public opinion beating over the crash, in large part because social media harnessed anger over the bungled rescue effort, the safety of the high-speed rail network and corruption in the Railways Ministry. Once party leaders wrested back control of the story, they pushed all relevant facts into the darkness, leaving only rumors to sate the public’s appetite for the truth. Likewise, even though both the Guo Meimei affair, which exposed corruption at the government-run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and the well-organized public demonstrations against a chemical project in Dalian were true enough, they were never reported outside the “rumor-mill” of Chinese social media.

And then bowing to government pressure, in August social media companies like Sina Weibo, China’s most popular microblog platform, began sending users notices of posts that they claimed were rumors. One of the first notices to flitter across my computer screen announced that another user’s account had been suspended for a post alleging that a murder suspect in Wuhan had been released on bail thanks to his well-connected father. Sina’s rumor-busting notice told users that the police in Wuhan had “confirmed” that “the suspect was still in custody.” End of discussion. “Is this real or fake?” users posted in response. But the case was closed. And the upshot seemed to be that a rumor is what the government says it is, as a matter of political convenience.

The government’s mania has reached new rhetorical heights. At high-level meetings in October, the party decided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and use of microblogs and other newly emerging media.” But even as it fears the consequences of more open speech, the government understands that actions to control it are deeply unpopular, especially on social media. And so now it is couching its antirumor policy by sugarcoating censorship as a kind of public health measure.

Stricter controls are the prescription for what China’s top Internet control official, Wang Chen, last week called a “healthy and upright online culture.” Get vaccinated, wash your hands, and don’t climb in bed with strangers. Xinhua warned us again on Nov. 28 that “like all forms of vice and iniquity, Internet rumors are extremely infectious” and are capable of “poison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mpacting social order.” Once something has been marked as a social disease, it is simple enough to justify its elimination.

But rumors are not confirmed falsehoods; rather, they are unverified statements. The only way to prove them wrong is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information can be freely reported and debated. In other words, government censorship only feeds China’s rumor mill.

Hu Yong,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one of China’s leading experts on new media, argues that state controls on public opinion had “nurtured a rich soil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rumor” while undermining the credibility of official information. Or as Cheng Yizhong, the founder of Guangzhou’s Southern Metropolitan Daily newspaper, put it in September — on his microblog account, as he could not elsewhere — censorship is a great evil. “Rumors are the penalty for lies,’’ he wrote. ” They are a rebellion of speech by the weak against power, a small ill hoping to overthrow a great evil.”

David Bandurski is a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China Media Project and a producer of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s through his Hong Kong-based production company, Lantern Films.


http://latitude.blogs.nytimes.com/2011/12/12/rumor-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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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搅局者

星期日, 十二月 11th, 2011

网络舆情搅局者（调查）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2月09日 第05版）

 

编者按：

　　做“加法”的网络水军，做“减法”的删帖公司，加上新兴的微博刷粉丝……不知道互联网多元化业态的土壤还会滋养出怎样丰富多彩的“奇花异草”？

　　或许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奇花异草”是不折不扣的网络舆论“搅局者”，与强调开放、平等、责任的互联网精神格格不入。虽然它们也参与分享与互动，也曾不间断地制造出一个个经典的网络舆论案例，但它们负面的作用远大于其正面建树。

　　

　　A

　　暗访网络公关公司——

　　只要给钱，有帖必删！

　　本报记者  石 畅

　　为了联系到删帖公司，记者只是简单地以“删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就得到了一系列的主题网站，从这些网站的显著位置都能找到联系QQ和24小时在线的电话。还能看到一些危机公关的课程、案例，让你产生一种认知：如果此时你危机公关没做好，不请他们把负面信息压制住，最终会使得你遭受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失。

　　记者注册了一个临时QQ，以需要删除网上负面信息的客户的身份，同一家删帖公司进行了接触。

　　刀之刃（记者）：能帮着删除一个新华网上的消息吗？今天必须把这事办了！钱不是问题！

　　www.weiji110.com：新华网不能处理，有单再说。

　　刀之刃：哪些网站上的你能处理呢？

　　www.weiji110.com：猫扑、凤凰、腾讯、天涯。

　　记者到凤凰网论坛找到一条负面小消息，佯装是事件的中心人物，要求该公司提供公关服务协助删帖。对方开出了1500元的价格。如果其他网站有相关消息的转载，让我自己打包把所有文章的链接附上。“删得地方多，可以开个优惠价”。

　　当记者深入询问他们是如何删帖的，对方显得异常谨慎，并没有正面回答，再继续没聊几句，对方似乎有些恼火，把我QQ号从好友中删除了。

　　为了调查清楚网络黑公关是如何运作的，记者又拿起电话，拨通了另一家网络公关公司的24小时热线，自称是一家酒店老板，要删除几个门户网站近日对自己的负面报道。

　　接电话的张小姐提出要先看看链接再报价，还说并不是每一个网站都有关系，并不是每一个网站上的新闻都能删掉，一般来讲一个新闻的删除需要提供2000元的辛苦费。进一步的交谈得知，该网络公关公司的老板是媒体从业人员，有一定的媒体圈的关系，而该网站的创立则是在他看到其中商机之后业余创办的，而他现在仍在媒体圈工作。记者试图套出来更多的信息，但一无所获。

　　张小姐还说，如果纸质媒体已经见报了，或者经过电视台、电台报道过的消息，因为有档可查，且吸引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又或者转载量极大，且不断在被转载，删除消息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记者通过数例调查后发现，网络公关公司能够删帖的媒体，因公司而异，删帖公司也基本都是通过人际关系手段暗箱操作地进行删帖，相应地，删帖公司给予相关媒体的涉事人员一定的经济报酬。

　　B

　　人气背后的秘密——

　　加V刷粉丝大行其道

　　本报记者  石 畅

　　中国的微博用户已经超过了3亿。然而其中多少是真实的网民，而又有多少是“僵尸粉”？微博网友“王铁源”感慨到：“每次发微博，最先回复的总是他俩，一个是加粉丝的，一个是做广告的！”

　　记者在淘宝网搜索“微博”，仅在网络推广下的分类中就有1734件“宝贝”，有部分“宝贝”提供的业务是给微博加粉，给客户增加观众数量，以显示其人气旺盛。1000粉丝要价从4元到10元不等。这些交易都是通过支付宝进行网上交易，也有要求直接打到对方卡里的。记者随意选取了一家网店进行调查，与店主通过QQ聊起来：

　　刀之刃：认证多少钱？粉丝怎么卖？

　　新浪微博粉丝：认证是700，粉丝1万30。

　　刀之刃：认证，把自己写成什么样子都能通过，是吗？

　　新浪微博粉丝：有的不行，看你要什么样的。

　　刀之刃：你是和新浪那边有联系还是怎么着？你怎么能不需要申请材料、手续就加V呢？

　　新浪微博粉丝：这就是我们需要给你操心的了，不然也不会收你钱。

　　刀之刃：那价格最低多少呢？

　　新浪微博粉丝：现在最低就700，没优惠，我们就赚点回扣。

　　加V认证、刷粉丝为何大行其道呢？经过记者的一番调查得知，拥有50万粉丝的账户，转发一条广告信息的价码是1000元；有100万粉丝，转一条广告给2000元。

　　需求和供给总是对应存在的。许多人便开始想着如何挣这笔钱。

　　按照卖家要求，记者给出临时新注册的一个微博地址。10分钟后，开始加粉了，记者亲眼见到自己的微博粉丝逐步地增加，一个小时过去了，粉丝数量已经达到了3000多个。

　　卖家究竟如何进行加粉操作的呢？原理其实很简单，它首先需要注册大量的邮箱。有了这些邮箱之后，就利用它们开始注册微博。注册成功之后，僵尸粉之间开始两两关注，达到100个粉丝左右，就结束，这一过程很快。这家公司的高明之处是，让这些僵尸粉都有头像和博文。卖家说，“我们团队花了6个月搭建的平台，多少也得给点力啊。”

　　新浪微博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刷粉行为对于他们也造成了困扰，他们也是受害者。“刷粉肯定是不正当的行为，我们坚决反对。但是各种刷粉公司很多，技术越来越好，都使用动态IP，我们也很难控制。”针对于刷粉、认证公司给新浪付钱的事，他一口否定。“新浪微博的认证都是真实、免费的，任何收费认证，都是花冤枉钱。”

　　C

　　潜入水军群——

　　做加法的网络水军

　　本报记者 李志伟

　　“我手里有个任务，你要能做就接，不能做也没关系。”小黑如今常以这样的开场白跟网友在QQ群里“临时会话”，合意则继续聊，不中意再继续挑。小黑在几个水军群里待了多日，想找人去几个流量大的网站发帖，“推广”自己几家网站上的鞋帽、家纺等产品，他所寻找的，就是“网络水军”。

　　“网络水军”一词如今在公众眼里已不陌生，通常指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

　　小黑也曾找过某搜索引擎为他的网站“发帖”推广，但苦于费用太高而作罢，而水军则显得性价比更合适。如果觅得一个合适人选，他会把任务发给对方，并商定价格、完成时限等。如将其产品的广告发到“58同城”、“赶集网”这样的信息集散类网站，一个帖子3毛钱，一天的任务量是100个。

　　“我们要的就是网络点击率，其他的不管。”这样的任务看似轻松，实际上也面临一定的“风险”——“帖子要是被删了，就不计费的。” 

　　此外，在网购平台为卖家刷好评或是在评选时刷票等，都是水军业务范围。

　　目前在广东一所大学读书的小韩，管理着好几个水军QQ群，其中之一的刷票群就有百来号人。她会不定期地在“群共享”里发布某软件投票使用教程、打包的刷票软件及一些任务要求等。

　　一般而言，打开软件后，填写好小韩所给的统一的“工号”，然后补充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支付宝账号等，就可以“开工”了。刷票任务一天只能做一次，一次0.4元，每次集中做完后，小韩就会立马结账，并将付款成功的明细表公布在群里。

　　除了刷票这样的固定任务外，还有一些不定时的如集中注册网站、打码等任务——这些业务大多是从她口中的“老板”处拿来的。据她说，如果把那些能比较固定地为她“发帖”、“刷票”的水军算作她的团队成员的话，那么她能“统领”的水军规模在1000人左右。还是学生的她，这项工作并不耗时，每月赚取千元左右的外快，“感觉还不错”。

　　当然，像水军头从水军身上吸取的不是4毛钱那么简单，更大的还有上面的网络公关公司等“老板”。于是形成一个“水军——头目——‘老板’”的利益链。处在利益链下端的，多是以兼职为主的普通水军，他们已渗透到互联网每个角落，如论坛、QQ群、微博等。

　　据报道，业内人士估计，至少有50万网民参与所谓的“网络公关公司”的有偿灌水，这条“黑色利益链”的年产值据不完全估算已超过2.38亿元。如果说“贾君鹏事件”还只是热闹一下的炒作事件，去年10月蒙牛高管与一家公关公司被曝用网络攻击对手伊利则具有了“网络黑社会”的性质。

　　上月底，一项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人员共同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水军已经影响了互联网信息的质量。报告称，对于商家而言，网络水军可以控制他们要销售的商品的公众口碑。“如果一家公司聘请足够多的网络水军，则可以形成一种他们想要的热门趋势。”大量的水军虚假炒作等行为已引起政府的注意。今年6月，55家“网络水军”、“代理刷票”的“水军网站”和“刷票公司”，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核查后，被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关闭。不过，记者在百度中搜“水军”一词，仍弹出了许多是自称“网络营销”的网站。“水军十万”提供的仍是网络投票、论坛推广、注册账号等业务。其“响亮”的口号是：“世界万变，唯我不变。十万水军，供您调遣。”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年12月09日 星期五 05版 焦点关注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1-12/09/content_9749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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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应跨越“丛林时代”

星期六, 十二月 10th, 2011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1-12/09/content_974954.htm

胡泳：互联网应跨越“丛林时代”（专访）

本报记者 石 畅 张意轩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2月09日第05版）

 

　　记者：近日，记者调研了网络公关删帖的一些人，您怎样看删帖这件事？

　　胡泳：“网络删帖”作为一个重要话题进入公共视野，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网络水军、网络公关、网络信用的话题浮出水面，它的发生、发展跟中国互联网大的背景趋势密切相关，因为整个互联网在向“丛林时代”移动，所以必然会出现现实中的删帖公司，它们都是这个土壤之上长出的“恶之花”。

　　从这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现在正在变成各种有目的的群体进行操作、摆弄的舆论博弈场，这个舆论场因其重要而成为各方利益的必争之地，所以这些利益方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宣扬和维护自己。

　　记者：都是哪些势力在其幕后助推呢？

　　胡泳：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利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络删帖的幕后推手。比如，三聚氰胺事件中的三鹿公司；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的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一些深陷舆论漩涡的问题官员。

　　记者：这些势力是不是想利用网络水军的力量来挟持舆论呢？

　　胡泳：是的，网络水军和网络删帖的实质都是操纵舆论。一般来说，操纵舆论不是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的事情，它是见不得阳光的。中国的互联网有一个怪象，就是各种利益在对新闻和舆论进行操纵的时候，已经达到不仅不太遮掩、有时甚至还会得意宣扬、大声叫卖的地步，丝毫不觉得这是毫无廉耻之举。另一方面，这些被操纵的信息接受者，好像对这类事情也见怪不怪，觉得无可奈何。操纵者不以为耻，接受者不以为怪，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鱼龙混杂的荒诞局面。

　　记者：如今互联网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胡泳：网络删帖现象的存在，既有商业压力，也有行政原因。因商业而删帖的情况更常见，因行政而删帖的影响更久远。网络信任危机也就此产生。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我们无法证实信息的真伪。尤其是网络发布的信息，基本上很难找到当事人或者公正的第三方证实，即使部分得到证实，这个证实的效果也要取决很多因素，也不见得是一种真的能够获得真相的证实。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互联网成为一个“江湖”，甚至是比现实世界更为无序的“江湖”。

　　记者：这种“信任危机”的局面，对经营性网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胡泳：这样的话，互联网会逐渐由网站主导变成网友主导。当主导权越来越多转到网友手里的时候，你如果很随意地删帖，很随意地封IP等等，实际上都是对网站自身资产的损害。而且，几乎不可避免的是，如果用户有更好的选择，用户一定会离开你。

　　记者：互联网处于“丛林时代”的判断，令人悲观，那么如何使其进入“秩序时代”呢？

　　胡泳：对于互联网丛林现象，有些政府部门觉得管理棘手，主要是因为用传统思维管理多变网络。随着网络爆炸式的成长和新一波技术的兴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出版商、报社、电台、电视台，国家如继续沿用管理传统媒体的思维来管理网络，就会出现很多与现实不相适应之处。良方无他，还是要努力推进一种健康的民意表达机制。如果民意表达能够比较通畅，不仅对政府的监督会加强，对于那些不良企业也能以有力的方式来制约，那么那些所谓的“网络公关公司”活动的空间就会大大缩小。

　　我们承认互联网上有博弈，但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利益博弈机制，必须通过合法的正常的渠道来博弈，而不是通过目前这样一种恶劣的手段。如此，互联网必须有规范，才能进入秩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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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时间的力量

星期五, 十二月 9th, 2011

自由时间的力量

 

胡泳

 

克莱·舍基很高产，2008年出版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仅隔两年，又推出一部力作《认知盈余：互联时代的创造与慷慨》。

《认知盈余》可以说是《未来是湿的》一书的续篇。《未来是湿的》关注的是社会性媒介的影响；而《认知盈余》的核心主题是，随着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也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用舍基自己的话来说：“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待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该书进而分析了这些崭新的文化生产形式背后的路径和动机，它们无一例外地与人类的表达相关。

舍基对传统媒体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鄙夷的态度，他认为，哪怕是网上最愚蠢和疯狂的创造和分享的举措（例如汇集数千张“大笑猫”的图片）也比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消费数以千亿计小时的节目强。（根据舍基的统计，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两千亿个小时。）

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判若鸿沟的人通常也强调代际的变化。旧媒体对新媒体感到不安，很大程度上缘于上一代的人对年轻人所拥有的新科技感到不安，尤其是上一代的人对于已进入年轻人文化核心的新媒体感到不安。从过去媒体恐慌症的历史（如漫画、摇滚乐、电子游戏机、电视等等）来看，大人对网络内容的任何恐惧，不过是来自于对孩子自主与自行界定媒体品味需求的不安感。比如，年轻人接受游戏，而年长的人则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昔日的摇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所以，反对游戏的人不仅需要面对事实，还需要面对历史。

舍基这样的新媒体鼓吹者一般坚信，历史站在自己的一边。他观察到，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的现象。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看似和电视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这个区别实际上是参与同围观的区别：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对参与社区的人们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舍基把媒介消费的这种转变称为净的“认知盈余”。

导致媒介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又是庞大的。微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某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要用来创造一些事物，而不是单纯地看电视。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最终可能导致庞大的集体行为。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为巨大的结果。

而一旦改变了认知盈余的使用方法，我们将不得不重新界定“媒介”（media）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在过去意味着一种商业的集合，今天，由于我们不仅消费，也创造和分享，并且我们还有能力彼此联系，所以，媒介正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舍基最爱讲的故事是一个四岁小姑娘的轶事。他在公开演讲中提过这个故事，在本书中它也出现了，甚至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寻找鼠标”。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舍基的一位朋友和他四岁的女儿一起看DVD。电影放到一半时，小姑娘毫无征兆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电视机屏幕背后去。他的这位朋友以为她想看看电影里的演员是不是真的躲在屏幕背后。但是这并不是小姑娘要找的。

小姑娘围着屏幕后面的电线绕来绕去。她爸爸问：“你在做什么？”小姑娘从屏幕后方探出头来说，“找鼠标。”这个故事可以再一次看出舍基对年轻人使用新媒体的方式寄予的厚望：年轻人足以开始吸收身处的文化，但是对其文化的前身却知之甚少，所以完全不必受过去的媒介文化的污染。

关掉电视的人干什么呢？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用电脑、手机和其他联网设备取代电视。这并非简单的硬件转移，而是用户习惯的重大迁移：人们现在可以一起做很多更有用、更好玩的事情了。舍基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协同行动的例子，像维基百科的编纂属于他最爱引证的证据之一，还有些例子听上去颇有些匪夷所思：在韩国民众持续抗议进口美国牛肉的事件当中，一群某个韩国男孩乐队组合的少女粉丝通过在网上的松散联系，竟然几乎迫使政府下台。

对旧媒体、旧机构做事方式的憎厌，对新技术的拥抱以及对下一代年轻人的期许，所有这些混合起来，导致舍基倾向于讲述从电视中解放的社会革命的故事的一半：在《认知盈余》中，以及在更早的著作《未来是湿的》里面，舍基笔下的几乎所有网络集体行动都是积极的，每个人似乎都在使用互联网令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对于这样的论证方式，那些反技术决定论者当然也会乐于举出成打的例子，证明数字科技在生活品质的创造上，其摧毁能力大于贡献能力。

舍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低估了文化消费的价值。在网络上创造愚蠢的东西的价值，果真高于比如说阅读一本复杂的侦探小说？是不是只要是创造就拥有了某种神圣性，而只要是消费就显示了低级智慧？舍基低估了创造性生产的质量问题——平庸是创造性生产的供应增加所必然带来的副作用——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消费一些伟大的文化产品，要胜于创造另一只“大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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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创办未来报纸

星期四, 十二月 1st, 2011

默多克创办未来报纸

 

默多克创办的电子《日报》将成为当前这个数字时代如何讲述新闻事件的范例，但能否持续培养和引导大众新的阅读习惯，还需拭目以待。


特约撰稿人 陈晓雪

     

据说，79岁的默多克是看了一项调查结果后才产生办电子《日报》（The Daily）的念头的。这份调查称读者在iPad上沉浸的时间超过网络。于是，正当在向新媒体转型的路途上磕磕碰碰之时，坚信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的原创网络内容付费的默多克与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一拍即合，开始了关于报纸的新冒险。


险象环生 or 前途光明？

  2011年2月3日，默多克在纽约古根汉博物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了《日报》的面世。“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报刊。”他信心满满地表示。《日报》将通过iPad等其他平板电脑平台，把最新技术与“实地采访报道、良好的编辑和怀疑的眼光”融为一体，这份电子报纸“将成为当前这个数字时代如何讲述新闻事件的范例”。

 为了酝酿这场“划时代”的报业改革，默多克在几个月前就开始招兵买马，一批精兵强被招至麾下。如今，新闻集团旗下《纽约邮报》的执行编辑杰西·安格洛（Jesse Angelo）正带领着近150人的记者团队奋战于纽约新闻集团大厦第26层的《日报》编辑部。 

《日报》的内容包罗万象：突发新闻、体育、流行文化、娱乐、苹果应用程序、游戏、技术、评论、名人八卦……洋洋洒洒100页。《日报》宣称具有杂志的质量和深度，但却像日报一样每日出版，像网络一样即时更新。只要你触摸、旋转、敲击和探索，会有源源不断新鲜的新闻报道、图片、视频和音频以及表格出炉，在订制的体育板块，用户能够跟踪自己最爱的球队的分数、图片和新闻标题----甚至选手们的微博。正如《日报》总编辑杰西·安吉洛所说：“这不是一种每天一次的静态产品，我们会在任何时候发布新的页面。”目前，《日报》一天更新三次，新闻集团为《日报》制定的第一年预算是3000万美元。

目前，这份以美国读者为主的日报每周价格仅为99美分（即每年39.99美元）。发布后两周内可免费阅读。以后，《日报》将会使用苹果最新的收费-交付系统，用户可在苹果应用商店通过iTunes账户注册订阅期刊，期刊每新出一期就会被自动发送至用户的iPad上，该系统会自动从用户的信用卡扣费。  

不过，用户对《日报》的体验感受可谓褒贬不一。“阅读体验太爽了，刺激阅读欲，我再也不买报纸了。”中国网友范东升对《日报》评价极高：“承报纸编排之细腻，超杂志设计之精美，尽iPad运用之便利，文图配合，声像并茂，其它媒体实难以相比。”

默多克老家澳洲的《悉尼先驱晨报》则评价《日报》虽便宜、炫目，但是内容缺乏深度、实质和庄重，“虽然其话题跨度大，从关于宠物听什么迪斯科的专栏到前海地独裁者被放逐的生活方式均有涉猎，但总体还是偏向小报的轻松娱乐风格。”当然也有不少“体验极糟”的用户，他们期待《日报》的技术水平提高，增加一些人性化的特质，比如交互性、社交性等等，而新闻集团可能缺少这样让用户体验变得有趣且友好的技术人才，这让《《日报》》在无趣之外，还面临着让自己的用户遇上糟糕体验的危险，比如内容过多导致的下载时间冗长，或者迷失在标识不统一、位置混乱的各种内容链接中。另外，收费理念也导致《日报》将封锁所有搜索引擎，即：文章就在那里，但如果没有链接，就无法访问，这将使很多关联用户抓狂。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则认为，《日报》并不鼓励读者线性地去阅读报纸，它通过各种链接方便读者跳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去。“这样的阅读才是真正的上网冲浪，很像放牧式的阅读，一边玩着一边吃着，但这种很惬意的信息获取方式，好坏很难定论。”

对内容收费，历史上曾有多次失败案例，但《日报》的实践或将表明，将有限的信息圈在围墙内的商业模式，未必是不可行的。但《日报》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续培养和引导大众新的阅读习惯。对此，新闻集团正在狠下功夫。首先是免费阅读两周，2月27日，《日报》在发布第三个更新包时，顺便宣布免费使用期将延长至3月21日。其次，是投重金营销《日报》，例如在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美国橄榄球职业联赛总决赛“超级碗”中场休息时播出价值300万美元的《日报》广告。但培养新的阅读习惯绝非一时之功。


新的传播模式让报纸重生

不管怎样，当iPad和报刊相结合，将带来报刊行业生产模式和游戏规则的改变。首先，ipad报纸这一形式，将不再有纸张、油墨和运输的成本消耗，降低了成本；其次，报纸可以依赖iPad的付费应用程序，从而解决付费阅读的难题；再次，iPad拥有忠诚的用户，粘度高，用户可以在iPad这一平台上互动、发帖、评论、实时上传等等，这一平台将成为人气很高的新闻平台。 

在胡泳看来，《日报》的诞生具有转折意义。第一，除《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等少数几家高端财经报刊成功了，其他凡是面向大众的传统报刊没有一家完美地实现了数字化转型。《日报》的优势是白手起家，随着iPad这样一个移动电脑平台的出现而出现。“一个白手起家的报纸能不能在互联网时代成为一份质量上乘、读者追捧并且盈利的报纸，就要看《日报》了。如果将来它能够卖到几百万份，它就成功地趟出了一条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子。”

再者，现在互联网成功的模式多为新闻聚合，而非原创新闻，“如果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原创新闻的生产商却不能盈利养活自己，到后来大家都不生产高质量的原创新闻，都阅读二手信息，那就无法对社会做精准的判断，这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日报》成功，意味着数字化时代原创新闻生产商仍然有存在的价值，这位令从事内容生产的人欢欣鼓舞。”胡泳说。《日报》如若成功，在新的阅读习惯下，内容提供者和内容发布者的身份将再度重新整合，订阅及广告成为可能，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得到继续。

默多克刚开始的试验多少有些保守，但胡泳预测，他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使没有《日报》，也会有同样的人用同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类似的报纸，《日报》的模式会变成未来人们阅读报纸的标准模式。“以新闻集团的财力，把技术问题搞定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默多克自己的心态能否调试过来，传统新闻生产者多少有一些故步自封。”的确，传统媒体所有者的改革思路应该是能否有效地通过新的传播格局达到转变模式，而非过于强调延伸传统媒体的经营模式。


《凤凰周刊》2011年第8期 总第3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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