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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不要“裸奔”

星期六, 二月 11th, 2012


个人信息不要“裸奔”

 

胡泳

 

2011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过多起个人信息泄密事件。4月索尼游戏主机网络平台遭黑客入侵,全球7700万用户的个人资料被窃取,包含姓名、住址、生日、登录名和密码、信用卡号等。这一黑客攻击事件导致索尼被迫关闭了该服务,损失达1.7亿美元。

7月底,在以实行网络实名制而闻名的韩国,多个知名门户网站遭黑客攻击,约3500万名用户的个人信息外泄,包括未经加密的用户名、姓名、电话号码、电邮和加密的密码、身份证号码等,此事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韩国行政安全部称,出于保护网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考虑,政府拟分阶段逐步取消网络实名。

中国政府决心推行网络实名制,其主要范本正是韩国,然而韩国的新动向,有关部门似乎视而未见。20111216日,北京市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要求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网站开展微博客服务,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审核制度,对微博客信息内容的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进行监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信息内容的,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不得以虚假、冒用的居民身份信息、企业注册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进行注册。其后,广州、深圳、上海等地也正式实施微博实名认证制。

正是在这个当口,中国的互联网世界上演了一出史上规模最大的泄密事件。1221日,国内最大的开发者社区CSDN600万用户的账号和密码遭黑客泄露;旋即,天涯有4000万用户的密码流出。“泄露门”从论坛社区很快蔓延到人人网、开心网、多玩网等多个社交、游戏网站,再到京东商城、当当网、淘宝网等电子商务网站。传闻还波及支付宝、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及交通银行等支付和金融机构。政府网站也未能幸免,广东省出入境政务服务网站的444万条用户信息,在20111230日被证实泄露。

金山网络反病毒工程师李铁军1230日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根据他们从网上下载的数据库,剔除重复信息之后,有超过1亿条用户信息在此次事件中泄露。仅仅一个星期,泄密已经从CSDN一家网站的危机演化成为了席卷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大事件。目前尚未有人估算整体损失。

此次“泄露门”暴露出中国互联网在网络安全上的多个命门:首先,即使国内一些看似很大的网站,在安全防御上也是漏洞百出,很难应付黑客攻击。例如,匪夷所思的是,大型网站居然采用明文存储密码,导致海量用户的账号信息直接被泄露,甚至像CSDN这样的以程序员和开发者为核心的大型社区也犯这种低级错误。其违背常识如此,如何指望它们能够保护用户安全?别的不说,在泄密事件之前,有多少网站会在用户注册时提醒设置8位以上的强密码?有多少网站连注册验证码都没有?有多少网站不设置密码保护问题?

其次,从用户方面来看,非常多的网民习惯为邮箱、微博、游戏、网上支付、购物等账号设置相同的密码,一旦密码被泄露,很有可能导致网上支付等其他重要账号一并失窃,从而遭到更大程度的泄密以及财产损失。即使规模如此之大的泄密之后,用户的安全意识也未见多大提高。CSDN董事长蒋涛说,在密码泄露事件后,经多次提醒,仅有30%用户修改了密码。

但最关键的是,用户信息大量泄露后,个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也没有明确的用户赔偿机制。在索尼用户个人资料泄密事件中,索尼承诺为所有泄密的美国用户提供一项价值100万美元的身份盗用保险,用于防止被窃取用户信用卡和个人信息被滥用而造成损失。而中国用户提交个人信息既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发生泄密后,也无法使用法律追究泄密责任。在缺乏强有力的外在约束的情况下,那些互联网企业没有谁愿意花费大量资金投入网络安全,从而给黑客留下了可乘之机。出事了,大家只有面面相觑,问:“下一个被黑的是谁?”

随着微博实名制规定的出台及实名制向其他网站可能的扩大化,用户私人信息大量泄漏的风险更加巨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将不仅成为一场网络个人隐私灾难,而且,伴随电子商务、网络支付、移动支付在互联网经济中日渐突出的重要性,这样的个人隐私灾难也意味着一场经济上的重创。

大规模的泄密事件,也暴露了互联网江湖中最为隐秘的黑色产业链——数据交易。有网络安全人士估算,目前互联网的地下数据交易产业规模已经达到上千亿元。个人隐私保护从来就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事关利益的博弈。《个人信息保护法》迟迟不能出台,本身就与信息滥用业已形成巨大产业链、有关各方难以“忍痛割爱”相关。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个人信息成了利益筹码被随意倒卖,滥用个人信息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滥用者包括形形色色的机构:银行、保险公司、汽车销售商、医院、学校和各种各样的服务代理商都卷入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法治蓝皮书》指出,随着信息处理和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个人信息滥用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据调查,仅有4%左右的人对个人信息被滥用进行过投诉或提起过诉讼。究其根源,在于目前个人信息保护尚缺乏专门性规定。社科院认为,通过设定刑事责任来加大对滥用个人信息的打击力度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制度来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有效的管制,则很难从根本上遏制滥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循此,必须抓紧对隐私、个人数据保护进行专门立法。

 

(转)王石川:就该对僵尸政务微博动真格

星期四, 二月 9th, 2012

http://media.people.com.cn/GB/17049492.html

京华时报:就该对僵尸政务微博动真格

 

王石川

 

2012020808:07    来源:京华时报 

 

        政务微博是政府部门的责任田,荒废不得。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这三原则正是政务微博的生存之道,价值所在

 

  因官方微博“@银川物业”回复网民投诉不及时,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物业办3名干部分别受到诫勉谈话和调离岗位的处分。据记者调查,一些银川网民反映,他们去年底向“@银川物业”投诉的供暖问题,至今年2月仍未见回复。部分网民批评,“@银川物业”成了摆设。

 

  微博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员责任心不强、回复反馈不及时,银川市物业办相关负责人被问责,该消息一经传出大受舆论好评,究其原因,因政务微博不作为而被问责者实不多见。银川在政务微博上迈出的这一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执政为民的权力美德。

 

  2011年被称为“中国政务微博元年”,政务微博如雨后春笋般鲜活生长。统计显示,从2010年底的数千家,经过短短一年时间,党政机关及公务人员在新浪、腾讯和人民微博已开设4万多个微博账户。正所谓“官微兴盛,舆通政和”,通过微博,政府部门能够更好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而服务民众。

 

  但也无需讳言,一些政府部门开微博只是赶时髦、走过场。“碟子里的开水——三分钟热度”,一开始还能像模像样,过不了多久便暴露出“形式化、空心化、名利化”之实。比如,面对百姓投诉,有些政务微博要么失语要么乱语,令百姓大失所望,甚至心生怨愤。

 

  政务微博是政府部门的责任田,荒废不得。学者胡泳提出“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这三原则正是政务微博的生存之道,价值所在,即应该直面百姓诉求、用新语态和百姓交流、解决百姓关切的问题。“@银川物业”不作为,负责人岂不该批?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0月,银川市就在其官方微博“问政银川”上曝光了19个最懒政务微博,还将出台《银川市政务微博管理办法》,此办法将系统规范政务微博运行和维护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有望进一步铲除滋生“僵尸政务微博”的温床,将政务微博纳入制度化轨道,并明确罚则。若真能事事落实,用刚性制度规范微博,势必有助于提升政务微博的权威和效力。

 

  银川此举,是一种让人乐见的新气象。但是,一花独放不是春,这种新气象如果蔚然成风,不仅是百姓之福,更能促进政府部门转变观念,践行权力为民的执政伦理。

扎克伯格:行走在隐私钢丝上

星期六, 二月 4th, 2012

http://finance.ifeng.com/news/people/20120203/5530334.shtml

扎克伯格:行走在隐私钢丝上

20120203 09:33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曹虹

 Facebook的上市,再次自证了社交网络的异常火爆。

Facebook的火爆程度,不禁让人想起15年前的美国在线和5年前的谷歌,它的上市无疑是近十年美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

在昨日与IPO招股说明书一起公布的一封扎克伯格的公开信中,这位27岁的科技新贵写到:印刷媒体和电视,发端了众多社会关键领域的深刻变革,今天的社会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

在对Facebook核心价值的描述中,扎克伯格再次重申,“Facebook的存在是为了让世界更加开放,连接更加紧密,而非仅仅是建立一个公司。”

这到底是扎克伯格上一厢情愿的“理想国”,抑或仅仅是华尔街的包装伎俩?与开放愿景相连的是,Facebook在隐私政策上一直备受争议。隐私权益保护者仍然为如此多的用户信息掌握在Facebook手里感到不安。在过去的7年,Facebook用户数的增长几乎与隐私政策的斗争“一路同行”。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表示,隐私问题一直是Facebook的一个问题,新一代的SNS公司最大的资产是用户,但门槛并不是很高,如果它得罪了用户,逃离它的速度也会很快。


商业模式悖论

Facebook在其风靡之际,也将互联网依靠用户信息赚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每天,每个小时,Facebook都在轻松地将越来越多的用户招致麾下。他们在Facebook下载音乐,阅读新闻,玩虚拟游戏,查看星座运势或上传家人照片。

在Facebook上,一切皆有可能。用户不仅向Facebook透露了自己的姓名(Facebook禁止匿名)和家庭住址,还交代了自己的好友、家人,自己的偏好——从流行音乐直到政治观点。

用户在Facebook上共享的大量个人信息(比如生日、兴趣爱好,甚至订婚时间),意味著广告可以具有很大的针对性,而这种针对性在电视和广播等其他媒体是无法实现的。

纽约时报昨日评论,Facebook的价值取决于其能否以这些信息为“饵”钓到广告商,并巧妙地处理世界各地的用户和政府监管部门对隐私问题的关注。

而对Facebook的估值如此之高,正是因为该公司所体现出的价值已经远超其用户总数本身。除了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网站以外,Facebook还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数据收集引擎,用户在该平台上进行的每次点击和交流都被Facebook精确地捕捉到。

当用户在Facebook上分享链接、收听歌曲、点击无处不在的“赞”键或将自己的感情状态改为“订婚”时,每一条信息都自动被添加到Facebook庞大的数据库里。

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助理研究员潘巍昨日表示,Facebook的企业价值就在于它所拥有的8亿多用户的数据,这些用户的喜好等相关属性。Facebook的商业模式就是针对这些用户的精准广告,这也不可避免地使Facebook从一个私隐公司变成公隐的公司。


“隐私即将寿终正寝”

“我不得不说,隐私即将寿终正寝。”

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开篇即警告隐私的死亡。该文作者指出,作出这一悲观的判断是因为最近有陌生人评论他通过iPhone的一款照片分享应用程序instagram上传的照片。

在几条评论以后,作者开始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尽管他在instagram的用户资料只填写了姓,但是网上的一个姓已经足以泄漏他的信息。

“相信我,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开始好奇去找到他。”作者写道。

而这样的过程发生竟然只需要10分钟:“首先从他的照片上知道他住在旧金山,然后试着google他,但姓氏和城市还不足以找到他,然后作者去他的照片看他对哪些评论作出回应。最终我发现了一个他和他朋友的对话,我轻而易举地发现了他朋友的全名,然后我在这个人的facebook朋友名单中找到我要找的那个人的姓,就此得到全名。”

“然后在谷歌上,我搜索到了他的电话、住址和公司!”

“我绝不是在开玩笑,这是真的。我甚至也使用一个他使用的App,从中显示了他早晨晨跑的路线图。这只需要花十分钟时间。”

在Facebook上,几乎每天都有人做这样的事。经常,你甚至不需要一个人的姓就能找到一个人。

这也或多或少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隐私边界被打破的世界。胡泳表示,今天大多数人接受“隐私权缩小”的现实,普遍暴露自己的隐私。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个社会将越来越透明。人们虽说都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很多人都不把隐私当回事,已是整体的发展趋势。

在Facebook创立的8年中,Facebook一再修改其隐私政策,鼓励用户更多的分享。扎克伯格似乎很看好用户将会越来越乐意和他人以及广告商分享个人数据。

潘巍说,很多用户没有意识到被别人看到后潜在的伤害,而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胡泳表示,隐私问题一直是Facebook的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比较注重隐私权的国家,而且接受集体诉讼,这是Facebook绕不过去的。新一代的SNS公司最大的资产是用户,但门槛并不是很高,如果它得罪了用户,逃离它的速度也会很快”。

纽约时报指出,Facebook最大的障碍就是用户隐私。在这一问题上,它与用户渐行渐远。例如,2007年Beacon功能就曾引发争议。该功能可以自动在Facebook更新用户在其他网站上的活动和购买行为。Facebook还因在借用“赞”做广告被推上法庭,并因面部识别功能遭到审查。

去年11月,Facebook宣布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和解,该组织指控Facebook在隐私设置上存在用户欺诈。如今,Facebook可能在欧洲受到隐私保护规定掣肘,同样,美国也在酝酿立法保护用户隐私。

潘巍说,现在谷歌已经推出了takeout的页面,允许用户从页面上拷贝自己的信息,这意味着,如果他不满意现有的服务,随时可以迁徙去别的网站。这对Facebook而言是个挑战。


每个用户信息值100美元

从上世纪90年代靠用户赚钱的互联网到Google时代靠用户数据赚钱,再到Facebook的社交时代,互联网对个人隐私的渗透逐步加强。

“Facebook时代,靠个人数据赚钱远甚于靠用户基数赚钱。从投资人对其1000亿美元的估值来看,相当于每个Facebook的用户信息至少值100美元。”潘巍说。

而在中国,模仿Facebook的人人网当年的用户积累策略就是“花钱买用户”。当年,为了吸引注册用户,人人网在校园进行了很多的线下路演,并经常以奖品为“诱饵”,鼓励老用户推荐新用户。

在潘巍看来,能不能从每个用户身上赚取那么多钱,要看Facebook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些数据信息。Facebook最大的瓶颈就是并没有摆脱对用户个人数据的依赖,某种程度上,Facebook的商业模式依然是对谷歌的一种模仿。

“它需要更多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本身的价值,理解‘网’的含义,但现在Facebook还没有一个核心产品能挖掘‘网’的价值。”潘巍直言,“Facebook需要更聪明、更前卫的方法去用网”。

潘巍表示,根据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的一些研究,设计一定的回报体系,将回报返给用户体验,对人际关系互动产生的广告体系付费,是完全可能的。

比如,一个Facebook用户发布了使用某款洗发水的体验,在经过其好友点击或转发及多重传播以后,可能对其好友及更广的社交关系网产生购买行为,广告主可以据此付费。

潘巍指出,Facebook的另一个弱点是:在移动方面的表现乏善可陈。他说,过去几年Facebook在移动方面做得并不好。而移动才是更加准确定位你的“好朋友”的工具,往往你们去相同的地方、有更多生活交集的是好朋友。


逃离Facebook?

早在2011年6月,福布斯自由撰稿人Tim Worstall就在《Facebook的终结》中指出,对扎克伯格的坏消息是“Facebook自杀”,许多人正在越来越少地使用Facebook,或者结伴离开。

前述文章指出,数据显示10万英国人在2011年五月注销了他们的帐号,从而将数据减少至298万人,另外在美国有600万人离开Facebook。

事实上,从上市文件来看,Facebook的用户增长速度已有放缓的迹象。在北美和欧洲大部分地区,Facebook活跃用户月度增长近来有所放缓。这些地区去年第四季度占该公司用户的一半左右。而在巴西、印度等市场,社交网络的老大则是Google旗下的Orkut。

福布斯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Facebook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最大规模地积聚互联网用户群,理解及货币化这一用户群的能力。但很难相信,Facebook十年之后的页面访问量还能独霸天下。一种趋势是:Facebook被当成人们身份与关系的大仓库,而深层次的互动转而在主旨更明确、分化更严重的社区进行。

比如分享照片最好经由Instagram,产品的社交管理可在Pinterest上进行,自我表达通过Tumblr这样的平台最合适。尽管Facebook或多或少也具备上述功能,而且可以模仿上述公司,可是,瑞士军刀式兼顾一切产品的模式很难获得长远胜利。

令潘巍印象深刻的是,同样身为社交网站,在上层社会,Facebook远没有他的同行网站Linkedin受欢迎。“在美国,律师等成功人士往往都没有Facebook,但往往都有Linkedin。很多人甚至特别雇佣秘书更新Linkedin网站。”


◎ 相关新闻

疯狂生长的Facebook:

在委内瑞拉渗透率超80%

Facebook高达8亿的用户群体是其能得到高估值的关键。张泽红 制图

早报记者 李跃群

Facebook于2004年创立,Google于2004年上市。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从财务角度来说,Facebook与年轻时代的Google(谷歌)极为相似,从这个角度看,1000亿美元的估值对Facebook来说,或许并不算疯狂。

Facebook的上市文件显示,2011年,其营业收入达37.11亿美元,净利润达10亿美元。近三年,Facebook营业收入保持高速增长,2009-2010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在150%以上,2011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虽有所放缓,也高达87.99%。

其中,广告收入仍是Facebook的主要收入来源,2011年广告收入达31.54亿美元,占比84.99%。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Google曾以几乎相同的速度增长。Google上市一年后的2005年,这家搜索巨头收入40亿美元,之前两年平均增长108%。

二者的利润率也十分相似。过去两年Facebook营业利润率平均为49%。2004和2005年Google平均营业利润率为48%,Google在去年之前大体上一直保持这一水平。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Google上市之后增长动力依旧不减,从2005年至今,收入已增长了7倍之多。

反观Facebook,在其营收的“大本营”——美国、加拿大、欧洲,活跃用户月度增速近来有所放缓。Facebook眼下将巴西和印度视为最重要的用户增长区域。

Facebook招股书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Facebook拥有8.45亿月度活跃用户,具体分布为: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1.79亿,欧洲2.29亿,亚洲2.12亿,世界其他地区2.25亿。

Facebook在文件中写道:“在全球的不同国家,我们对互联网用户的渗透率有所不同。例如,在智利、土耳其和委内瑞拉,我们估计渗透率超过80%;在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渗透率约为60%;在德国、巴西和印度等国家,我们估计渗透率约为20%至30%;在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渗透率则低于15%。”

“全球网民总数如今超过20亿人,我们的目标是将所有网民联系起来。”Facebook在IPO文件说。 

在线肖像画的艺术

星期二, 一月 31st, 2012

http://www.ceocio.com.cn/4/26/61179.htm

在线肖像画的艺术

作者:胡泳 发布于:2012-1-12


在线肖像画是一个强有力的品牌工具,它强大到你需要用一种战略性的眼光去看待它。

 

如今,人们使用社会性媒介已成家常便饭。还有人没在用微博、社交网站或者像LinkedIn这样的商业客户导向的人脉维持网站吗?如果你在这些网站上只是玩玩而已,你对自己公布的个人资料可能也不必太精心;但假如你希望通过使用这些工具加强自身的职业生计,那么如何打造自己在线上的职业身份就大有讲究了。可以将此称为在线个人肖像画的艺术

许多人对照片的选择或许漫不经心,但它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照片需要有一种合适的语调。首先必须强调,有照片比没照片好。LinkedIn的人脉主管(connection director)尼科尔·威廉姆斯说,LinkedIn的调查发现,有个人照片的主页的浏览率是没有照片的主页的7倍。

过去,有钱的欧美房产主常常会专门请画家给自己画油画,把画好的肖像悬挂在自家的客厅里。为了显示自己的投入,画家会事无巨细地展示主人生活的细节,以至于失去最重要的东西——个人的神韵。社交网站上的个人照片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展示一个人的宠物,或者在自己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他人,而没有直接展示自身。除非这种展示构成了你职业的一部分——比方说,你是一位婚姻问题专家,因此你可以张贴你和丈夫的亲密照;你是一位宠物医生,贴上宠物的照片,这会拉近你和客户的距离——否则,最好的方式永远是展示你自己。

接下来是穿戴问题。你所处的行业,或者你希望加入的行业,都有某些关于穿着打扮的行规,你最好符合这些行规。如果你寻找时尚业或者媒体业的职位,可以穿得更五颜六色一些,也可以戴上五花八门的饰物,否则最好还是小心一些。你最不希望遇到的一种局面就是,当你和某位客户见面,或者到某个公司去应试时,对方说:我都认不出你了,你看上去完全变了。

还有一点,你以什么状态出现在照片中也很重要。处于行动中,会给人增添分数。比如,你正在书桌上伏案工作;或者,你在大街上行走,一手拿着公文包,一手拿着报纸。请一位摄影师捕捉你充满能量的那个瞬间,把这个瞬间定格在你的个人资料中。

照片中的姿势能够传递大量信息。如果你坐得腰板挺直,肩膀向后,满脸笑容,目光开放,你就在传递一种自信、有力、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形象。最关键的是要自然。好的照片所洋溢的那种氛围,能让人感觉到个人人格所散发出来的魅力。

为了自然,你的照片最好是朋友或者是那些能够让你放松的人拍的。很多时候职业摄影师会把气氛弄得僵硬,而如果你熟悉为你拍照的人,你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舒适感,这样拍出的照片也会让看到的人感觉舒适。与黑白照片相比,人们对彩色照片的反应更强烈,后者能更好地传递生活中的质感。

除了个人肖像,你也要仔细选择你在社会性媒介中分享的其他照片。养成定期清理以前放入的照片的习惯是必要的。在选择放入哪些新照片时,想象一下你在房间里给许多人放映你拍摄的幻灯片的场景。你绝对需要那些能打动人、能传达你自己的照片,否则观众很快就会厌倦。

在中国的微博上,我们常见到的一种情形是,大家喜欢晒自己午餐或者晚餐吃了什么——很多情况下,大家在餐馆里吃饭时,菜端上来,很多人不是忙着吃,而是先拿出手机狂拍一通,然后发上微博。我曾戏称这是Dinner 2.0: 没在微博上晒过的晚餐就不叫晚餐。其实这是一种生活记趣,但多了会招人厌烦。没人真的关心你早上喝了什么咖啡,不管这咖啡对你而言多么有味道。所以需要控制把自己的生活细节发上微博的欲望。

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有人发微博,喜欢贴上跟微博内容并不十分相关的照片,企图吸引注意力,最普遍的招数就是贴美女图。这种把戏玩多了也毫无益处。在贴照片的时候,不妨三思:这张照片跟我要表达的内容切题吗?它有内涵和故事吗?它传达了我想强调的意思吗?

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是,该不该贴孩子的照片?偶尔张贴一下,其实未尝不可,因为人们喜欢真实的、触手可摸的东西:一个可爱的小baby,让人联想到他/她父母的生活。但也不能做得过分:重复太多,人们马上就会丧失兴趣。孩子都是自己的好;永远不要想象他人会像亲生父母一样对孩子的一切都视若珍宝。

还有,社交网站因其社交性太强,尽管你可能对自己贴什么东西十分精心,但躺着也中枪的可能性也不小:某人毫无头脑地贴上一张有关你的照片,毁坏了你自己悉心设计的形象。如今,可拍照手机人手一部,传递照片的途径十分便捷,你完全不清楚自己在哪一次社交场合会被拍下来,又被人放到网上。所以,如果有人在照片中把你出来了,或者用你的名字做了照片的标签,你都要保持警觉。

Chinese Websites Concerned about Real-Name System

星期四, 一月 26th, 2012

http://www.marbridgeconsulting.com/marbridgedaily/2012-01-20/article/53188/chinese_websites_concerned_about_real_name_system

Chinese Websites Concerned about Real-Name System


China Youth Daily, 1/20/12


At the first annual Internet Communities Summit in Sanya, hosted by People's Daily Online and Tianya, representatives of some of China's leading online communities and portals expressed concern that conditions were not yet ripe for a full-scale nationwide introduction of real-name registration policies.

Wang Jiang, Sina (Nasdaq: SINA) deputy chief editor, said that at present real-name registration exists more as a concept than as an accomplished reality. Wang noted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tying internet users' actual identities to the national ID numbers used for registration, considering the ease with which users could register accounts using others' ID information -- and the potential exploitation of ID data by hackers. Wang also cited the incompleteness of legal protection for online real-name registration as a concern.

Li Fang, standing deputy chief editor of Tencent (0700.HK), predicted that the number of microblog users would increase by up to 80% in 2012, creating an ever greater need for data security. While all major portals have online security teams numbering in the hundreds of employees, Li said, it remains impossible to guarantee user data security -- meaning that real-name registration will require great caution on the part of operators.

Zhao Feng, director of online forum site Xici.net, said that websites were limited in their ability to address internet security issues through technology, and that it would remain important to increase user awareness of security and to ensure legislative provisions for data security.

Chen Yong, deputy chief editor of Tianya, said that a roadmap for nationwide implementation of real-name registration policies would be necessary. Real-name registration remains under exploration, Chen said, and is only feasible at present for backend registration of a small number of users, to be registered in stages. In the case of Tianya's forums, for instance, moderators and opinion leaders have had their identities verified by the site, while for ordinary users only methods generally considered more secure, such as mobile phone registration, are feasible. To date, several million Tianya users have opted for mobile phone verification.

Website operators are businesspeople first, Chen said, and have their own long-term development to consider. A full-scale implementation of real-name registration, with a complicated verification workflow, could cause sites to lose large numbers of potential users -- requiring sites to grant special privileges or incentives to users who opt for verification, which -- when combined with a sizable investment in security systems -- would increase the cost to operators of implementing real-name registration.

Sohu (Nasdaq: SOHU) deputy chief editor Fang Gang was relatively sanguine regarding implementing back-end real-name registration for internet communities. Fang cited the relative ease of implementation and the potential of a real-name registration system to make users "mo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speech" as positives, but noted that users would also have to see personal benefits, such as copyright protection for their online comments.

Hu Yo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aid that Chinese society had entered a phase in which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could vie for primacy us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 meaning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required to offer clear communications and beneficial services in addressing the "online discourse crisis" in order to create a more responsible internet user base.

Zou Ming, VP of Phoenix New Media's internet portal iFeng, said that Chinese internet users had seen an unprecedented increase in awareness and sophistication over the last decade, and that improvements to the online environment would essentially be contingent upon social progress.

Sanya municipal deputy director of propaganda Jian Qiuxiong said that real-name registration would be a means of imposing online order and making internet users responsible for their online comments, and would have little actual effect on governmental efforts to oversee and direct public discourse. At present, many internet users responding to real-name registration are signing their own names and leaving their phone numbers.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spect online public opinion, Jian said, and should shift its efforts from eliminating online discourse to addressing real-world problems.

 

 

媒体称网络实名制仍处探索阶段

星期一, 一月 23rd, 2012

http://news.sina.com.cn/c/2012-01-20/041623828665.shtml

媒体称网络实名制仍处探索阶段

http://www.sina.com.cn  2012012004:16  中国青年

  近日,全国多家网络社区和门户网站的负责人在三亚的一次论坛中发表意见,认为目前我国全面推行网络前台实名制为时尚早。

  这次论坛被命名为“首届互动网络社区高峰论坛”,由人民网和天涯社区主办,全国各大网络社区和门户网站的50多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发表了对当前一些网络热点问题的看法。

  新浪互动中心副主编汪江认为,目前我国的网络实名制只能看作是一个提法,一个敲门砖而已,别的不说,单是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和其注册使用的身份证信息就很难做到真实合一。网友很容易用别人的身份证信息做到前后台实名,可能给黑客开方便之门,而目前关于网络实名制的相关法律保障还相当不健全。

  腾讯网常务副总编辑李方介绍,2011年我国大概有3亿用户进入微博平台,而且增速不减,预计2012年增幅将达80%。面对如此巨大的微博互动平台使用者,用户信息安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基本上各个大型门户网站都有数百人的网络安全工作人员,尽管如此,还是不敢完全保证用户信息的安全。

  面对如此庞大的网络用户信息安全压力,李方认为,网络实名制一定要慎之又慎。作为网络服务商,只能承诺给广大网友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和方便的产品,提供一个声音均衡的平台和表达便利的渠道。

  西祠胡同社区运营总监赵峰觉得,网络安全不单是一个网站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网站本身在技术层面所能做的很有限,主要还是要靠网友安全意识的提高和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

  天涯社区副总裁陈勇认为,全面实行网络实名制,仍需一个过程。目前我国的网络实名制还处于探索阶段,只能做到部分后台实名,而且还是分层次推行。从天涯来看,版主、意见领袖已经实现后台实名,而普通用户目前只能推行手机注册这一网友认为相对安全的实名认证形式,天涯已有几百万用户接受了手机认证。

  陈勇认为,网络运营商首先是商人,首先要考虑自己的长远发展。全面实行网络实名制后繁杂的实名认证流程,可能使其失去大量潜在用户,这就要求网站必须辅以实名制的网友一些特权激励,再加上实名身份认证后的安全系统投入,这些都增加了网站的运营成本。

  搜狐副总编辑方刚比较支持互动网络社区用户后台实名制。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网友的言论,而且可操作性比较强。他认为,实名制后网友发表负责任的言论是义务,但同时也要享受相应的权利,例如网络言论作品的版权保护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不同阶层利用新兴电子和技术来争取自己权利的时代,这就要求政府应对网络舆论危机时做好服务和沟通,培养责任型网民。

  凤凰网副总裁邹明认为,十年来中国网民的觉悟和素质已空前提高,网络环境的改善本质上还是要靠社会的进步。

  三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简秋雄认为,网络用户实名制主要是为了规范网络秩序,让广大网友对自己的发言负责,对政府舆论监管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真正反映问题的都是实名发布而且还留有电话。网络是社会事件的发酵剂,政府应该重视网络舆情,也要懂得利用网络早说话、敢说话、会说话,但更应该将重点从消除网络舆论回归到解决实际问题。先有事件才有舆论,及时把事情解决了也就没有舆论了。

 

China boasts over half a billion Internet users

星期一, 一月 23rd, 2012

http://www.ubergizmo.com/2012/01/china-half-billion-internet-users/

China boasts over half a billion Internet users

By Edwin Kee on 01/16/2012 10:08 PST

China’s government might be pretty restrictive when it comes to what their citizens can and cannot see over the Internet, while ensuring not a single person of the general populace is able to own a Facebook account, but that does not mean Internet usage is surpressed. No sir, in fact, it seems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citizens who are able to access the Internet has already surpassed the half billion mark, which is more than one third of China’s total population. This statistic is furnished by the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a state-run organization, so it is as close as it can get to the actual figure.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 Internet generation in China will help shape and grow the country, which might eventually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as it steps on the accelerator to overtake the US after they sped past Japan last year. According to a translated quotation from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in Hong Kong, journalist Hu Yong mention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xplosion of Internet use in China by summing it up, “The Internet cannot usher in dramatic change to political life in China, but it can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basis of citizen rights and duties, giving rise to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forces independent of the Chinese state.”

 

中国将扩大实施微博实名制

星期日, 一月 22nd, 2012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2/0120/11412.shtml

   

中国将施微博名制

20120120 16:41 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120日报道

1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表示,中国将把微博实名制注册扩大到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试点城市之外的地区。王晨说,根据实名制计划,用户可以继续在网上使用昵称,不过他们仍会被要求采用真实身份进行注册。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中国官员承认微博在引导公众舆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一再指责有些微博成为传播谣言和粗俗内容的平台。

报道称,截至2011年底,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5.13亿。微博用户则超过3亿,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网民规模第一的国家。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报道,当日王晨还暗示政府和共产党将扩张和改善国内及全球的公关机构,首先是对政府机构中设立得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他说,一些新闻官在紧急事件的处理上拖了政府的后腿,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快速、准确地应对外界对信息的要求。他说,公关官员将接受政治意识实事求是精神的培训。

报道称,微博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的主要消息来源。微博用户们在去年7月显示了自己的威力,当时浙江一次动车事故引出了数千万条网上评论,许多评论谴责政府对铁路系统的管理及其对事故的应对。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说,实名制将对某些类型的网上评论带来冷却作用,但是有多少用户会因此不再就有争议的问题大胆发表意见还有待观察。他说:当然,一些人会不敢就某些问题大胆发表意见,但是许多人已经在使用真名了,即便是在讨论时事的时候。微博的用户群十分庞大,如果某件与他们自身利益高度关切的事情发生,我想你仍然会听到巨大的呼声。

 

Number of Web users in China hits 513 million

星期五, 一月 20th, 2012

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technology/2012/01/chinese-web-users-grow-to-513-million.html

THE BUSINESS AND CULTURE OF OUR DIGITAL LIVES, 
FROM THE L.A. TIMES

Number of Web users in China hits 513 million

January 16, 2012 |  3:37 am

The number of Web users in China soared past 500 million last year, a tech-industry group said Monday, capping a period of explosive growth that has elevated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and challenged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communist-controlled state. 

The government-run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said Monday that the number of Web users in China grew 12% in December, to 513 million,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10.

Chinese Internet giants such as search engine Baidu Inc., news portal Sina Corp. and gaming and messaging service provider Tencent Holdings added millions of users, raising the profile of the increasingly lucrative sector.

But 2011 was also a year that saw the increasing social might of Chinese micro-blogs, which became engines of public opinion that often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state-sanctioned news. 

The number of micro-blog users quadrupled last year to just under 250 million, the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said in its recent report. 

Known in China as weibo, micro-blogs act much like Twitter, allowing users to post short messages with links that can then be read by subscribers.

The speed and scope in which the services operate create difficulties for government censors, who have more success blocking access to foreign websites such as Facebook, YouTube and Twitter using filters, better known as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Micro-blogs were instrumental last year in exposing government mishandling of a deadly high-speed rail collision in the eastern city of Wenzhou, protests concerning a chemical plant in the northern city of Dalian and corruption in the southern village of Wukan. 

A recent decision by Beijing authorities to report the extent of the city's air pollution with greater accuracy is largely credited to an online campaign started from the micro-blog account of well-known property developer Pan Shiyi,  

"Today we can say without hesitation that an independent and richly participatory civil society is emerging on China's Internet," wrote Hu Yong, a journalist and commentator in a recent article translated by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Internet cannot usher in dramatic change to political life in China, but it can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basis of citizen rights and duties, giving rise to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forces independent of the Chinese state," Hu continued.

The rising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of micro-blogs has worri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 fear exacerbated by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the so-called Arab Spring uprising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intensified efforts to quash domestic opposition in the last year, jailing and detaining a number of activists. 

Damien Ma, an analyst at the Eurasia Group, wrote in a post on Atlantic magazine's website earlier this month that China's leaders regard social media as "western-invented weapons of mass dissemination as potentially powerful as nuclear bombs." 

Since the Wenzhou train crash in July, authorities have increased pressure on micro-blog providers (namely Sina and Tencent) to crack down on "rumors," a euphemism for government criticism.  

In October,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vowed to strengthen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threatening to punish those responsible for spreading "harmful information." 

Last month, cities announced new rules requiring micro-blog users to register their accounts with their real names, making it more risky for individuals to challenge authorities. 

How much China's leaders are willing to rein in the Web remains to be seen -– a question investors will have to grapple with in a market otherwise filled with potential.

The Internet sector is the only major industry in China still dominated by private companies. But given the attention to reestablishing government order, 2012 may be defined by how much the state ultimately encroaches online.

One sign is regulators' approval last week for an online un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mouthpiece, the People’s Daily, to offer shares in Shanghai. The newspaper plans to raise $83 million to challenge established Web portals such as Sina and Sohu.

 

-- David Pierson

 

First SOPA, Then Identity: China-like Censorship

星期五, 一月 20th, 2012

http://www.theatlanticwire.com/technology/2012/01/first-sopa-then-identity-what-we-can-learn-chinese-censorship/47537/

First SOPA, Then Identity: What We Can Learn from Chinese Censorship

REBECCA GREENFIELD JAN 18, 2012

With the U.S. government trying to pass what Google's Sergey Brin has called "China-like censorship," China has found a new way to tamp down free expression on the Internet: make people use their real names. Aft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ized that Weibo, a Twitter-esque microblogging service, gave rise to "irrational voices and negative opinions and harmful information" -- in the words of Wang Chen the deputy director of Communist Party's propaganda department -- it has decided to clamp down by requiring all bloggers to register their identities with the government, re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Michael Wines. A lesson for U.S. Internet users, after old-school government control of websites comes censorship 2.0: Total removal of online anonymity. 

If you think this can't possibly happen in the U.S., this identity issue is already being debated and enforced, however the main actors have been the tech giants who are championing the SOPA protests. When Google launched its social network Google+, like China's policy, required users to register under their real names. After some public outrage, Google revised that policy. But the debate still lives on with people like Facebook's Mark Zuckerberg calling Internet anonymity unethical. "Having two identities for yourself is an example of a lack of integrity," Zuckerberg has said. But it's not just Internet folk that are debating and enforcing these issues, our favorite SOPA advocate, Lamar Smith, has introduced legislation (the Internet Safety Act) that would require Americans to register every time they used the Internet.

In China, the real-name policy is an assault on China's growing (and powerful) blogger community. Serving as a Chinese breaking news service -- like Twitter here -- Weibos has provided alternative (and accurate) perspectives to the state-monitored media service. We saw it earlier this year, when bloggers fleshed out a full report of a covered-up train accident. "I just watched the news on the train crash in Wenzhou, but I feel like I still don’t even know what happened. Nothing is reliable anymore. I feel like I can’t even believe the weather forecast. Is there anything that we can still trust?" wrote one blogger, highligh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 few months after that incident,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trial program, forcing users to disclose their identities in order to blog. Though, on the site users can still use nicknames,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trace an avatar back to an identity will discourage some from speaking out, argues Peking University Journalism professor Hu Yong. "Certainly some people will not dare to speak out about certain issues," he told Wines. 

Want to add to this story? Let us know in comments or send an email to the author atrgreenfield@theatlantic.com. You can share ideas for stories on the Open Wire.

Topics: Blogger, Censorship, China

 

China Expands Real-Name Registration Online

星期四, 一月 19th,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1/19/world/asia/china-expands-program-requiring-real-name-registration-online.html

China Expands Program Requiring Real-Name Registration Online

By MICHAEL WINES

Published: January 18, 2012

BEIJING — China will expand nationwide a trial program that requires users of the country’s wildly popular microblog services to disclose their identities to th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post comments online, the government’s top Internet regulator said Wednesday.

 

The official, Wang Chen, said at a news conference that registration trials in five major eastern Chinese cities would continue until wrinkles were worked out. But he said that eventually all 250 million users of microblogs, called weibos here, would have to register, beginning first with new users.

Mr. Wang indicated that under the program, users could continue to use nicknames online, even though they would still be required to register their true identities.

The announcement was long expected. Because the registration rules apply to Internet companies — most of which are in Beijing or the other four cities covered under the trial — the practical effect is to certify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now formally require those companies to register all users of weibos eventually. Some users and analysts had suggested that such a requirement would be met with a public outcry. In fact, the response has been comparatively muted.

Mr. Wang leads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which regulates the Internet and the government’s domestic public relations machine. He also is 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ropaganda department and, in particular, is in charge of China’s lavishly financed recent efforts to burnish its image worldwide.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that it is studying real-name registration of microbloggers to limit the spread of malicious rumors, pornography, swindles and other unhealthy practices on microblogs, which have become a major source of news for many Chinese.

Free speech advocates generally condemn the move, saying that the microblogs’ freewheeling debate and frequent criticism of official misconduct will be neutered if the government knows the identity of everyone who posts a comment. Real-name use also would allow security officers to identify microblog users who consistently post comments about delicate issues, even if their individual remarks do not attract large numbers of readers.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1.3 billion, China counted 513 million people online in 2011. That was a sharp increase from 2010, but microblogs have grown even more spectacularly, quadrupling the number of users in the past year. They revealed their power to drive public opinion last July, after a high-speed train crash in Zhejiang Province prompted tens of millions of online comments, many condemning the government’s stewardship of the rail system and its response to the accident.

The government soon stepped up its efforts to monitor and censor online dialogue on delicate topics, with senior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visiting major Internet companies to underscore their concern. The trial requirement of real-name registration was announced last month.

Mr. Wang said Wednesday that the government broadly supported citizens’ use of microblogs, on which posts are typically limited in size, as on Twitter, noting that an average day sees 150 million new comments posted online. “Weibos can indeed reflect people’s opinion and spread positive voices and enrich information services,” he said. “But they have also made it easy for some irrational voices and negative opinions and harmful information to spread quickly.”

Real-name registration will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some kinds of online comment, Hu Yo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said Wednesday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But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many users will be dissuaded from speaking out on controversial issues, Mr. Hu added.

“Certainly some people will not dare to speak out about certain issues,” he said. “But a lot of people already are using their real names, even in discussing current affairs. And the user base of weibos is so huge that if something happens to highly concern their own interests, I think you’ll still hear a loud uproar.”

At Wednesday’s news conference, Mr. Wang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would continue to expand and improve the domestic and global public relations machines, starting with training for press officers, who are increasingly deployed in government offices.

Some press officers are “putting the government on the back foot in dealing with emergency events,” he said, because they have not yet learned how to respond quickly and accurately to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He said public relations officials would be trained in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spirit of speaking truth,” adding: “Speaking honestly is the most valuable quality of news spokespersons. Skills are necessary, but that comes second.”

On the foreign front, Mr. Wang said, “We will spread the voice of China to the world with an even more open attitude and more efficient methods.”

The goal, he said, is to educate foreigners about China’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values and culture “so that we can show off a national image of being civilized, democratic, open and progressive.”

Edy Yin contributed research.

A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ppeared in print on January 19, 2012, on page A9 of the New York edition with the headline: China Expands Online Registration Rules.

 

Three trends on China’s internet in 2011

星期二, 一月 17th, 2012

http://cmp.hku.hk/2012/01/16/18013/

Posted on 2012-01-16

Looking back at China’s internet in 2011, there were three broad trends that deserve greater attention. The first trend was a general shift from emotionally-driven nationalist chatter as the defining tone of China’s internet toward a more basic attention to issues of public welfare. The second was the rise of what we can call the “social power of the internet” (网络社会力). And the third trend was a more pronounced deficit in understanding on the government’s part about the role it should play in a networked society. While it became readily apparent, that is, that we now have a networke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it became clearer at the same time that we lack government administrators who are internet literate (网络化的治理者).

The Turn from Online Nationalism

Nationalism has been a defining issue on China’s internet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For example,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professor Peng Lan (彭兰) has argued that one landmark event in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as a social force] was internet-based opposi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community (including mainland Chinese) against attacks on ethnic Chinese during the Indonesian riots in May 1998.

In “The Glory and Promis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网上舆论的光荣与梦想), written by Lin Chufang (林楚方) and Zhao Ling (赵凌) and published in Southern Weekly on June 5, 2003, the authors argued that, “The turning-point date when domestic [Chinese] web platforms were used to voice public opinion was May 9, 1999, when People’s Daily Online opened up a forum to rally opposition to the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by NATO forces. This was the first current affairs news-related forum to be opened up by the website of a traditional media outlet.”

Nationalist sentiment has long persisted as a perennial hot topic on China’s internet. Issues lik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have always invited fierce activity on the internet in China, even sometimes setting off mass rallies offline. This trend has been noted frequently by observers outside China. The Economist magazine even at one time devoted a sub-headed section to China’s “online nationalism” in a report on the digital era nationalism called “Cyber-nationalism: The Brave New World of E-Hatred”.

The nationalist trend online peaked in 2008 following March riots in Tibet that year,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international torch relay for the Beijing Olympics. That time marked an unfortunate setback in the relations of China and the West, ushering in a deeper sense of isolation in China that threatened to push China into a more protective and less open posture. This is an ongoing issue, and if the West continues to take an antagonistic attitude toward China’s rise, it is conceivable that China could be pushed back further, even onto its old path of isolation and decline.

The successful hosting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in 2008 was a symbolic moment for China’s rise, and a moment of deep pride for Chinese. But just as the curtain closed on the Olympics, the revelation of widespread melamine contamination throughout China’s dairy industry, a scandal directly impacting millions of Chinese families, came a jarring reminder that external glory cannot disguise internal decay. The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and on the country’s manufacturing sector was profound. The widespread sense of debilitating setback was conveyed by Chinese internet users in a vivid couplet:

We labor half a year to turn a new page, 辛辛苦苦大半年,
And in a single night are returned to the pre-Olympic age. 
一夜回到奥运前.

Ever since that time, the confident tone of a China rising has flattened into notes of sorrow among Chinese. Shanghai successfully hosted the World Expo in 2010, but quite quickly came news of a disastrous fire in Shanghai that claimed 58 lives and injured scores of others. Just as in the eyes of some the so-called China Model was in its flushest moment of success, even meriting emulation by other countries, the high-speed rail collision last summer completely annihilated this fantasy.

People started questioning whether this was really a model at all. Online public opinion grew turbulent, and one user famously wrote: “China, please slow your soaring steps, wait for your people, wait for your soul, wait for your morals, wait for your conscience! We don’t want train collisions or bridge collapses. We don’t want our roads becoming pitfalls, or our homes becoming deathtraps. Move more slowly. Let all lives enjoy freedom and dignity, so that no one is cast aside by the times, so that every person can reach our destination smoothly and in peace.”

Many people still sympathetically push for greater Chinese nationalism, calling for a stronger China. But ever since 2008 the trend has been for nationalistic agendas to take a back seat to agendas relating to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As social tensions in China have grown more serious, Chinese have devoted more attention to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that are more concretely relevant to their lives. As the anniversary of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approached in 2010, the mood at Sina Weibo, one of China’s top social media platforms, was extremely tense — the fear being that Chinese might try to organize anti-Japanese rallies, drawing the ire of the authorities to the Sina Weibo platform itself, which at the time was merely a “beta version” and could be shuttered at a moment’s notice.

In the end, “September 18″, this date that had erstwhile been so sensitive, never became a major topic of discussion on Sina Weibo in 2010. Instead, the hottest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Yihuang self-immolation case in southern China’s Jiangxi province, a case exposing the evils of forced property demolition in China and lack of rights protection.

Clearly, the winds are changing. When you cannot find safe milk for your child to drink, when their school buses are hazardous, when you worry that you might be exposed to dangerous recycled cooking oils if you go out to a local restaurant, when the city where you live is choked with pollution and you have no idea what the actual PM2.5 measures for the most dangerous air particles are, the question that possesses you above all else is what direction Chinese society is heading. You care more about how the people of China can enjoy live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less about the murderous logic of the Boxer Rebellion. [NOTE: Hu is suggesting here that trends of extreme nationalism in China are marked with the same sort of anti-foreign violence seen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Online Social Power Emerges

The second trend in 2011 was the growing maturing of what we can call “online social power” (网络社会力). Since the 1970s, researchers in China have talked about the need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move away from the old work unit system to form new urban communities and to carry out collective ac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order to find new points of development. Today we can say without hesitation that an independent and richly participatory civil society is emerging on China’s internet. The internet in China today has quite a different political function from what we see in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full political freedoms. The internet cannot usher in dramatic change to political life in China, but it can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basis of citizen rights and duties, giving rise to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forces independent of the Chinese state.

China is entering an era of “rights.” Farmers, workers and an newly-emerging middle class are all fighting for their civil rights. Since the 1990s, along with a number of “important turns and other reversals” (Sun Liping’s phrase), there has been a clear expansion of social conflict and opposition in China, both in terms of frequency and scale. Researchers have observed that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apparent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ocial unrest] is the use of sophisticated electronic technologies, which enable protesters to connect more readily and make it possible also to communicate with media and support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nks to technology, new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bonds are forming in China, and new forms of mutual interest taking shape. As a direct result, the mobilization capacity (动员能力) for related social movements has increased. The recent Wukan incident in Guangdong is a prime example of this trend.

The efforts by Chinese to fight for their civil rights are of course tied up with efforts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 to information. In the broadest sense,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means the freedom to converse, connect, gather and coordinate without fear. These rights are the same rights guaranteed through the human rights docu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s of various countries, all of which collectively affirm the right of citizens to access and share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Article 19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ffirms tha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In terms of basic rights on the internet,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has already emerged, including a firm commitment to freedom of access and the freedom to share information (发布自由). Internet rights, therefore, already exist as a matter of convention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ntext, where many people argue that the same standards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that operate offline apply to the online environment as well.

Lacking a Networked Mindset in Governance

This brings the third trend that has become clearer in China’s online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This is that while we already have a networke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we continue to lack a networked leadership — which is to say a government that understands and accommodates the internet on its own terms.

The internet naturally generates knowledge and value from the end user and not from centralized gatekeepers — and the right to connectivity, use and dissemination are to a great degree built into the fabric of the internet. For this reason, the building of internet governance policies should proceed along the same lines, raising competition, encouraging innovation, permitting free expression, raising credibility, all with minimal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Unfortunately, internet governance in China at present goes entirely against these principles. If China’s internet is to continue to develop, internet users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ward mutual interests, jointly formulating principles [for internet use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government’s part, it must be clear that web users are not only to be monitored but also to be served — that in fact the principal attitude must be one of service. A totalistic approach [to internet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will only engender an internet mob (暴民型网民), while service-oriented [internet governance] will foster a population of responsible internet users. For the government’s part, building a networked society requires first and foremost a change of attitude in governance, a transition from totalistic governance (全能政府) to service-oriented governance (服务型政府).

In such a government approach, internet-related problems should be solved in a “web user–market–society–government” sequence. Issues, that is, that web users can solve themselves should be solved by web users; issues web users cannot solve on their own that can be solved by the market should be solved by the market; issues that the market cannot resolve and that can be resolved by society should be resolved by society; for issues that cannot be resolved by socie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ep up to offer services and guidance.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does not mean entirely eliminating controls, only that controls are implemented for the sake of service, not for the sake of controls themselves. Such controls would be restricted the law, with a fixed scope and procedures and a clear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When people are denie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rules, these rules lose acceptance and credibility, and stability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is principal is as true online as offline.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serve as the only sour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治理者) in an atmosphere as complex and diverse as China’s today.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coordinate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ocial groups and the public to better manage public affairs. And in the same way, an approach to internet governance based on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web users would necessitate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government’s role.

Draw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web users into the process of internet governance requires, first of all, respect for the basic rights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The benefits for China in such a shift would be substantial. Chinese internet users today are not unlike Chinese farmers thirty years ago, or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wenty years ago, capable of unleashing immense [productive] forces outside the state system (非体制的力量).

This commentary was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a piece originally appearing in China Newsweekly magazine on January 13.

 

上网比上访猛,微博改变了维权生态?

星期日, 一月 15th, 2012

 http://gcontent.oeeee.com/a/23/a23e104a0ea5fb7f/Blog/794/dea841.html

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盗图事件由微博上开始,在微博上解决

上网比上访猛,微博改变了维权生态?

   版次:SA36   版名:圳读本 城市周刊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1-14 

摘要: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遭到“盗图”指责。插画师王云飞日前在微博上称,该晚会舞台背景画面抄袭了其系列作品。1日晚,负责该晚会视觉效果的工作室发出致歉声明,表示对事件全权负责。如此迅速而成功的维权,微博在这里面发挥了几成作用呢?

 

    ■ 事件回放

    微博真实上演侵权、维权百态

    

    微博名为“FEI童鞋的插画师王云飞1日发微博称,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曾轶可演唱时的背景图抄袭了他的《粉色生灵系列》5幅作品,希望湖南卫视给出合理解释。天娱传媒视觉总监彭宥纶在微博最初这样表示歉意:我以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如果我的作品被使用在这样万众瞩目的时刻和这样优秀艺人的身上,只会觉得非常荣幸。千万不要学某些国内设计没有眼界和格局保守。(我们可私信沟通版权费用)……不用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那样多的团体和个人,我对此事全权负责。淡定,小朋友,天,没塌。”“把那个场景去掉也不会影响它是收视第一的节目。如此傲慢的回复,迅速催生2012年微博第一语体——“芒果体。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导演王蕾也在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那些缺钱的人啊…………无语……”

    更加吊诡的是加V认证为百度湖南卫视吧官方微博@湖南卫视贴吧 的一条微博:几张画您要是觉得侵权了就赶紧走法律途径去解决,何必这么大张旗鼓地在微博上叫大家转发?这种行为好似别人开车刮了下你的衣服,然后你就假装倒地,躺着中枪,然后要死要活要钱啊,要赔礼道歉啊。何苦,还是要对症下药吧。要不我会觉得你是居心叵测,你说呢。这条微博的重点不在 @湖南卫视贴吧 是否能代表湖南卫视,而在于从某个层面道出了个体维权艰难的冰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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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降低维权成本

 

   “围观改变中国”———微博兴起之后,这成了一个随处可见的句子。围观,在汉语的语汇里,本来是个贬义词。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看客文化、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词。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是围观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结果。这种进化,被长期研究互联网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称之为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新闻跟帖、博客转帖、推特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而且,这种围观还可以从线上走到线下,形成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联合互动。(南方

    胡泳在其博客《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中给出了一项数据:据《检察日报》201011月报道,一项网上调查显示,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有75 .5%的人会选择网络曝光。胡泳分析,这看上去是对网络的信任,其实也是一种现实的无奈,因为传统的维权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通过法律的方式、举报信的方式(匿名或者实名)、上访的方式(集体或者个人),而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因其成本过高且少有见效而令维权者望而却步。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与主编萧强从传播形式来分析,微博很有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所谓的自媒体,成为信息的生产和消费者;而它的即时性和互动性非常突出,一条信息有时会出现一传十、十传百的滚雪球式的转发,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得到成千上万次的阅读。那么,这种个人向网络的即时广播、每个人形成自己听众群落的群聚形式,不仅是对于个人身份认同的建立,更有对公共舆论的参与。这种不可小觑的网络舆论平台,通过微博的普及和发展,在中国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原来的空间。

    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亚洲及中东文化系副教授,《中国的互联网力量:网路公民行动》一书的作者杨国斌指出,不怕上访,是因为上访的传播力有限。往往限于本地,又被当地政府捂住。上网呼吁有跨地域性,有时候甚至是跨国性,容易把声势造大,声势夺人呀。网众对社会不公的事件,应和者甚众,反映了当下民声民怨的普遍性。

 

    2

    网络维权最终价值还是要靠法律实现

 

    微博正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地铁车厢、饭店或其他公共场所,常能看到人们低头用手机织微博,甚至朋友聚会的间隙也会随手发上几条。结合前述 @FEI童鞋 的维权实例,很多人会认为是微博在改变中国,对此,杨国斌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其实未必说明威力在微博。互联网发展到微博阶段,网民数量激增,网络文化广泛渗透社会,自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应该说是网络文化演变近20年的结果。如今微博上网民的参与的程度,未必比以前的BBS高。即使跟以前一样,但因为网民基数的增加,参与度也大幅度增强。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微博的力量可能更妥当。试想今天没有微博,只有博客和BBSQQ、手机等,是否也会有现在这样的传播力?我看会有的,网民会找到传播的方式。当年的BBS和论坛不是也照样风起云涌。

    与杨国斌的论断相对应的是中国网民的极速增长,和因为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维权意识的觉醒。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提到的数据,截至2011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而仅仅2011年上半年,中国的微博用户从6300多万增长到1.95亿,这样两倍的增长,说中国出现了微博用户和信息的大爆炸,也不为过。微博的威力,也正是建立在这样庞大的用户基数之上。

    不过胡泳也指出,网络只是一种路径,法律才是最后的价值归属。网络维权一方面是好事,因为互联网为求告无门的老百姓提供了通路,维护了社会正义与良心,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依靠网络一线天,那也凸显了这个社会的治理怪象。长此以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信访部门的社会公信力何在?《宪法》和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既要看到网络维权的成效,也要正视这样做的局限。

 

    采写:南都记者 赵崇强

 

微博与社会突发事件应对论坛(实录)

星期五, 一月 13th, 2012

http://msn.finance.sina.com.cn/20111227/1918578071.html

微博与社会突发事件应对论坛(实录)


  新浪财经讯新疆首届政务微博论坛20111227日在乌鲁木齐举行。以下为微博与社会突发事件应对论坛实录:


  易鹏:我主持的第一个话题是:微博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对。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话题很关心,首先邀请圆桌论坛的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外宣办主任侯汉敏女士;昆明市委宣传部部务委员、市网络信息办主任蔡志岳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孕育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世界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姜飞;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立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体观察者胡泳先生;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总编辑、艾利艾咨询执行总裁窦含章先生。

  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研究网络传播最顶尖的人士,天下精英云集乌鲁木齐要奉献你们的智慧,我提两个建议,大家语言精炼,观点要鲜明。第二,我建议大家的发言时间也要精炼,短小,不宜太长。每位发言的时间最多不能超过5分钟,微博发表字数不能超过140字。

  下面有问题可以通过微博提上来,要求各位嘉宾做回答。

  易鹏:主题是《微博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对》,我相信微博传播是排山倒海式的,突发事件的时候,微博怎么更好地应对。新疆难免有突发事件,请您在这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侯汉敏:突发事件原来有一个黄金的传播期是4-6小时,在全球化、信息化,特别是微博时代,我们的时间会是在突发事件之后,谣言起来之前算是第一时间。这个第一时间,很多人说5分钟-6分钟,就用我们的微博速度来体现报道的速度做权威的解释。所以从新闻办的角度,从传播规律来说要运用微博,发挥好微博的第一速度。

  易鹏:蔡主任因为是在昆明做政府微博发布,他们也做得非常好,这次新浪特意把他从昆明请到了乌鲁木齐,也谈谈您的一些观点。

    蔡志岳:我来自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也是奋斗在突发事件应对的第一线。昆明在近几年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同时也是有很多的教训。首先我想表达的是,新浪微博,特别是微博平台,微博技术的推出,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以前偶尔碰到一些突发事件,特别是一些非常不好的群体性事件,更多的是上级领导干部要求我们协调媒体、协调记者,可是现在微博的推出,特别是“7·23”动车事件之后,领导的意识开始转变,只协调机构、协调媒体、协调记者引导不了社会舆论。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的领导思路转变了,让我们一定在事件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掌握整个事情的真实状况,包括以后的发展倾向,对我们相关部门对群体性事件如果作出及时的应对要提供政策性的建议。

    接下来我想说,政务微博应该要把握好几个点才能开好:微博有别于其他的传统媒体,它是新媒体,它首先是及时性。我们很多的媒体、电台、电视台的报道,还有报纸的报道往往是在第二天,最早也是在当天晚上。我们的微博可以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分钟,甚至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播报,给我们的整个工作带来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及时性。第二,表现的手段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仅是有文字,还有图片,有视频、音频,所以我们在阐述整个事件的真实的状况也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手段。第三,它是一个平等的交流,不管是政府的机构微博还是官员微博,在和网民进行互动,对他们提出的疑问、质问甚至批评谩骂,我们在进行互动的时候,一定要一定把握:我们都是平等的主体,我们不能居高临下,这和我们其他的工作方式方法有很大的不同。第四,互动。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如何突出政府机构微博的影响力,如何引导社会舆论,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执政能力,这是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我还想说,新疆发布推出,今后如何把政府机构的一些效能充分发挥,应该也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在我们开创昆明发布从头到尾的运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如何给我们的网民提升创造价值,这才是网民最关注的。作为政府机构的微博,如何对网民提出的疑问进行答疑解惑,光一个新闻发言人是做不到的,背后要有一个团队来支撑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才能不是被动地、盲目地推到第一线而受各方的指责。我想这应该是新疆微博发布厅今后要做的,如何针对整个政府机构发言人适应微博发言的一整套培训,还有政府的服务模式,服务效率,服务型政府如何来提升,这才是做好政务微博的关键所在。

  易鹏:我发现有微博有规则,有规则才会有大江湖。后面有请姜主任做发言。

    姜飞:我跟大家分享两点,微博的动词,织围脖嘛。说前我给大家贡献一点:美国人是什么织的。现在中国崛起了,想要进行中国国内文化的建设。当年美国人在1950年,美国人是大熔炉的政策,任何一个进入美国的人都要宣誓效忠美利坚文化,后来美国人发现,熔炉也练不出美利坚文化。到70年代的时候,政策变成了沙拉碗,每一个到美国的各个族裔,只是这个碗里的一种蔬菜,但是用一个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沙拉酱整合起来,但是20年过去以后,美国人发现沙拉酱比喻对美国也不适用了,1998年美国人提出织锦,这就提到我刚才说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文化能有今天以及有未来,就有一个织锦的概念,每个着个人的颜色,有效的织锦在社会的群体中,自己的颜色不会改变,但是出了色彩斑斓,花色各异的挂毯。以来提醒,我们中国当前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从中国当前在国际范围文化的崛起,面临着三个的问题。第一是把中国共产党建立几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地5千年文明历史而不显得突兀,这是理论界要解决的。第二,把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信仰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入世界资本主义环绕的世界格局和谐相处。这是理论界要解决的第二个要的。涉及到我们的微博,每一个政府的官员,当我们官员抢占了公共空间时,我们用最初织微博,对于微博应急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回到最初微博的出发点,第一是要感受,第二要快速,第三要不停地说。这个微博要不停的下去,由此才会把我们政务微博有效的理解整合到社会互动的面上,出中国的织锦出来,才能从理论上实现两大的突破。谢谢大家!

  易鹏:有多层含义,新疆微博发布也要出大美新疆。下面请张主任谈谈你的观点。

  张立斌:我从两个方面谈一下我的观点。危机事件大家都很清楚,从微博方面来讲,我们一定要把微博这种形式用好。微博这种形式出现改变了政务发布手段的局面,微博出现使得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传媒人进行声音的表露了。也可以为我们自己曾被误解,或者是有些方面不知道实情、不了解真情进行说明和辩解。所以这两方面一定要用好。当然了微博的出现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传媒人,我们的新闻理论,新闻政策和传播修养是不是掌握的到位,能不能把这方面用好。这是我讲的微观方面。

  宏观方面,如何建立一个良性的,长效的,确确实实对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有效的政务微博的文化环境。我们有一个现实的公民社会,现在微博上又出现了虚拟的公民社会,能否以合格的公民身份参与到现实的公民社会中来。也就是说能不能以符合爱国主义,符合我们的信仰,符合我们的法律,符合我们尽职的要求的公民意识,把微博文化环境建设好。

  第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务微博的文化环境。是建设一个建设型的,还是建设一个破坏性的环境,是建设一个阳光向上的,还是建设一个抱怨发泄的环境,是建设一个放任无度的,还是一个理性节制的环境,这都需要我们做一个深入的思考,这样以便能良性发展。

  第三,我们的微博环境,特别是政务微博如何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制文化建设,如何利用公民守法意识参与它。如何利用现有的有效法律去约束它,同时能在出台一些有效的法律,使得它确确实实像新生事物,理性地在公民责任意识下,让它在中国的法律上,在新疆的大地上能够生根开花,蓬勃发展。谢谢大家!

  易鹏:张院长一直提醒我们大家,微博不能像“7·23”动车一样不能脱轨,要在法制化的环境下运行法制。

    胡泳:我们之所以谈论危机这个话题,是因为这两年中国进入了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和高发期。从危机的角度来讲,危机有三个很主要的特点,第一是对某些组织机构,对相关的利益人和普通民众造成损害,必须要进行处理。第二,它可能是突发的,完全想不到。比如说“7.5”事件。第三,留给你反应的时间非常短。这是我刚才听到侯部长讲到要第一速度反映。她提到黄金四小时的应对,人民网的舆情研究中心提出过这样一个黄金四小时的政府应对法则。侯部长说这个东西我很兴奋。因为现在黄金四小时不够,或者是时间太长了,所有媒体的反应时间,就是以微博为代表,是以秒和分来计算的,以前能做到黄金24小时很了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有24小时的电视,是跟着媒体的反应走的。现在媒体变成即时反应,所以黄金四小时恐怕要变成一小时了,当然变成黄金五分钟是有问题的,因为政府不可能这么快就能看清楚事情的走向。

    对这样一种态度和一种认识要加以欢呼,可是真正要做到所谓黄金一小时的反应是非常难的,对政府的挑战也非常大。因为信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信息如果使用充分以后,会改变信息所流动的结构。我们以前官员负责的话,遇到事情以后需要经过一定的调查,要层层汇报,最后拿出一个说法,这是过去的一套做法。现在如果抛弃了这套程序,能不能给出一个信服的答案,或者是在问责的程序当中,能不能加入新的维度,比如就贻误时机问责。我们有非常多的例子,比如说非典,再比如哈尔滨松花江的污染,这是政府一再的贻误时机,所以造成我们现在遇到巨大的问题。中国很多社会矛盾实际没有那么厉害,它的烈度为什么显得厉害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反应、时机,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方式造成了更大的反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

  这两年,中国各地的新一代领导都是怀着各种各样的创新精神在探索各种经验。比如,上海市委书记提出一个原则速报事实,慎报原因。这是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地方官员的探索。以前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在位的时候,他说既不能失语,也不能妄言,既要上网看,还要上网说,既要上得去,又要下得来。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探索,如果仔细琢磨地方领导的想法和做的事情。我今天来到新疆,我特别期望,新疆这么好的政务微博基础,包括张春贤书记身体力行,我希望有某种新疆经验能够形成,并且能够在全国有一定的推广价值。谢谢大家!

  易鹏:胡教授对新疆微博是充满很多的期望和期许,我想新疆在微博中间真的可以找出新疆微博的实践经验。为什么说微博在新疆很有可能实现?因为新媒体对每个地方而言,新疆接触的时候并不比别人晚,而且还有只争分秒的态度,在这种业态中间,新疆有完全成功的可能。

  窦含章:前面几位专家谈得已经很好了,我就两点建议:第一,办好微博,特别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让它发挥作用的话,工作应该做在平时,首先要多拨钱。现在没钱干不成事,在座的各位弟兄们,每天搞微博,事实上承担着很多的压力,说错一句话领导要骂,搞不好还要撤职。大家很多时候做微博吃力不讨好。你发的微博,全区都在搞,你发的微博别人转发量很高,你的转发量为什么那么小,这时候物质的奖励是很大的,所以给侯部长的建议是多给兄弟们发点钱。

  第二,少批评多培训。事实上对我们全国的党政部门来说,微博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家在应用它的时候,经验都比较少,什么成功的经验、先例可循。在这种时候,像新疆政务微博如此大规模集体上线,这么多的操作人员不可能做到字字句句都准确无误。刚才胡教授讲的是问责和责任,我讲的是:鼓励,不怕大家说错话。我觉得说错话是正常的,没有错话反倒不正常了。我觉得自治区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对大家多鼓励,允许大家说一些错话。同时为了提升大家的素质,在培训方面,要给予更多的投入。

  另外我补充一点,面对突发事件,微博的作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每当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公众产生强烈的信息饥渴,这种信息饥渴是一定要被满足的,你不用权威地准确信息来满足它,谣言、流言就会满足它,这在“7·23”动车事故、郭美美等事件已经体现了很明显了。具体的操作上有一些建议,当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要让我们的微博活起来,可以像灌水一样。在上海地铁事故和首都机场火灾两起事件中,官方微博事实上都进行了频繁的更新和发布,这样一种发布,他们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错误,一些小的瑕疵,比如说文字上不够精炼,用语不够准确,这些问题都出现了,但是小虾变大鱼,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对微博用户和媒体来说是很好的材料,这样的信息多了,谣言滋生的空间就少了。所以我就两点建议一个补充,谢谢大家!

  易鹏:有钱就是生产力,但是完全靠钱也不能决定足够的生产力。

  

[回望2011]微博异军突起 注册用户呈爆棚式增长

星期五, 一月 13th, 2012

http://www.cnr.cn/jingji/dujia/201112/t20111231_509002702.shtml

[回望2011]微博异军突起 注册用户呈爆棚式增长

2011-12-31 14:04   来源:中国广播网   

    

  导读:2011年,中国互联网江湖里“微浪潮”的势头更加强劲。从微博注册用户人数的大幅增长,到微博公益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微博无疑成为2011年风头最劲的互联网应用。为什么是微博异军突起?微博的魅力究竟何在?经济之声年终特别策划——《回望2011IT激流》播出第一篇:“微力无边”——无限风光在潮头。

  中广网北京1231日消息(王璀)据经济之声报道,如果说在2011年的互联网激流中,站在潮头最高处的,非微博莫属。微博从去年(2010年)就开始了无限风光的互联网征途,2011年,微博的注册用户人数依旧呈现爆棚式的增长;同时,社会影响和商业应用的广度深度也在进一步加强。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微博“微力”无边?

  1222日,网友斑狸在微博上将一部iphone4拍卖了,拍卖所得3999元全都捐给了“免费午餐”。

  斑狸:很早以前看到其他人转发“免费午餐”的微博,当时觉得民间形式这种概念很好。手机是我参加新浪微小说的奖品,当时就觉得说又不用自己花钱,要是得奖,就捐出来。

  “免费午餐”是一项让贫困学生吃上午餐的公益行动,今年(2011年)4月由民间爱心人士邓飞联合500多位媒体人在微博上发起,仅仅半年,就募集捐款近2000万元,惠及77所小学、1万多名小学生。

  通过140字的微博来创造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让很多人感受到了微博的无边威力。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非常满意微薄的传播效果。

  邓飞:微博网友在免费午餐的项目中,贡献是最大的,参与人数是最多的。

  新浪CEO曹国伟认为,利用微博的媒介特性来搭建微公益平台具有天生的优势。

  曹国伟:在新浪微博上目前已经有1千多家的微公益平台,微博做这个公益平台是当仁不让的,而且是非常有优势的。

  据艾瑞咨询分析师由天宇介绍,2011年,微博用户数量迅猛增长。

  由天宇:从去年的后半年到今年现在为止是一个快速上升期,从用户量级上看,比去年是翻了是超过一番以上,大多数月的增长是130%-140%的水平。用户在这个平台上驻留的时间增加了3-5倍左右。

    2009年,中国的微博诞生。2010年,微博逐渐被大家认识了解。2011年,则是微博继续高歌猛进的快速增长年。

    今年64日,中国金花李娜法网夺冠,成为首个赢得大满贯冠军的亚洲选手。在李娜刷新网坛历史记录的同时,也创造了微博的历史记录。

  在李娜夺冠后5分钟内,新浪微博网友发布的祝贺微博超过30万条,平均每秒发布1000条,李娜在夺冠后也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分享喜悦,她的微博10分钟内转发超过5万次,刷新单条微博转发速度纪录。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陈力丹表示,2011年微博的发展速度出乎他的预料。

陈力丹:2011年我认为微博的发展速度是极快,超乎人的想象,非常的惊人。原来我也想的是它发展很快,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除了参与微博的人数呈现倍数级增长,今年的微博发展更是带动了社会各个群体的广泛参与。就像捐手机给免费午餐的斑狸一样,对于很多普通网友来说,2011年也是他们深入参与到微博世界中的一年。

  网友:去年我是看着朋友们玩微博,今年同学同事聚会一吃饭,大家首先就拿出手机拍照发微博。后来我妈妈看我每天刷微博,居然也开通了微博。好像不玩微博就out了一样。

  除了热点事件在微博上的广泛传播,微博也逐渐显现出更多的经济价值。内蒙古的农民李继文通过三条微博的9万次转发,卖出了6万斤土豆。薛蛮子、邓飞等人通过微博打拐,已解救了五千多名儿童。所有这些都让微博的威力体现无疑,也让运营商们真切感受到微博是一块绝对的兵家必争之地。

  目前国内最大的微博平台是基于门户网站的四家,新浪和腾讯又成为业界的领跑者。搜狐和网易是追赶者。搜狐CEO张朝阳在自己的微博中曾经表示,搜狐未来的重点除了视频,就是微博:

  张朝阳:方向已经找到了,目前追赶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不管是领跑者还是追赶者,微博的商业盈利模式目前还有没有清晰。腾讯微博运营负责人李方认为如何产生价值、如何分成都在探索之中。

  李方:未来的商业机会,一方面是广告的模式,另一方面是第三方引入微博平台,比如游戏、电商。

  2012年,微博还会像今年这样微力无边吗?微博的领跑者和追赶者们又该做些什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认为,基于门户网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微博平台,目前主要的任务还是守住自己的地盘。

  胡泳:以门户网站的发展来讲,我觉得恐怕在近期不会将盈利作为重点。本身微博给他们带来流量,那么流量就能转化成原来已经有的商业模式带来的利益。因此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会继续扩大影响,防止其他的竞争者进入自己的地盘。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说:“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宣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微博新时代,恐怕现在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微博的2012年,我们可以想像它的力量,却无法预知它的影响。

 

胡泳译著出版:《宏观维基经济学》

星期四, 一月 12th, 2012

   


     4年前,一部《维基经济学》使许多人重新思考这个世界和建立在大规模协作上的新商业模式,包括张瑞敏领导的海尔集团、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潘石屹领导的soho中国等众多中国企业,甚至一些有见识的政府官员,都从《维基经济学》所揭示的4个全新商业法则中汲取养分,它们就是:开放、对等、共享及全球运作。

  自从《维基经济学》出版后这4年来,互联网变得更加强大。YouTube每天提供2亿个视频,微博每秒钟鸣叫750次,互联网流量每年增长40%。互联网演变为社会的媒体。这4年在互联网时代是不朽的。《宏观维基经济学》更深地探究了全球网络协作将如何改变世界的现状。如果说在《维基经济学》中,两位作者着眼于它对个别商业的影响,那么,在他们这本新书中,则着眼于维基经济学对一些现代社会核心体系的震动:金融、能源、交通、气候、教育、科学、医疗、媒体、音乐、电影、出版、政府、民主等等。它是一个关于创造性破坏的熊彼得故事。
  拥抱宏观维基经济学的五个原则吧:协作、开放、分享、正直和互相依赖!

宏观维基经济学:重启商业和世界


政务微博:在质疑中前行

星期三, 一月 11th, 2012

http://tech.hexun.com/2012-01-05/136976874.html

政务微博:在质疑中前行

2012010515:46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张 蕾

 

  北京、广东、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政务微博开通情况在全国居前列,而公安、司法等部门的政务微博活跃度高,人大代表的微博互动性强。

  2011年被认为是“政务微博元年”,政府机关开设微博和政府官员开设微博之风甚浓。一些政务微博由于内容更新及时、关注民生、言语活泼受到网民追捧。而一些内容更新缓慢、发言官腔严重的微博,则受到网民批评。

  目前,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及官员微博已近2万个,其中政府机构微博超过1万个,个人官员微博近9000个;省部级以上政府机构微博35个,省部级以上政府官员微博14个;厅局级以上政府机构微博429个,厅局级以上官员微博268个。

  据统计,北京、广东、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政务微博开通情况在全国居前列,而公安、司法等部门的政务微博活跃度高,人大代表的微博互动性强。

  

  质疑之声

  “上海发布”自20111124日开通以来,立刻引来百万粉丝。其每天保持10条微博的更新速度,更新内容涵盖经济、文化、交通、天气等。由于微博发言关注民生,并且言语风趣,从而获得较大的关注和转播。比如在1223日的微博中,“上海发布”写道:“零度来了,郊区-1-3度。虽然北方更冷,但他们室内供暖气的有木有!晚上准备通宵达旦的朋友,罗曼蒂克之余,保暖是必须的。大家一起念变身魔咒:"克里克里克里,巴巴变"。于是,油条一秒钟变粢饭团,香肠一秒钟变热狗,再也不怕冷空气啦。”

  但是跟“上海发布”相对比的是,“北京发布”则是在网友的不断批评中改进。在和“上海发布”同时开通微博后,“北京发布”更新并不及时。123日,“北京发布”只发了一条有关国际残奥委会2011年全会在京召开的微博,却无实际内容,只是表示“全会历时9天,我市主要领导、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将出席会议”。

  这条微博有8条评论,却与该微博本身无关,其中3条评论反映供暖等问题,未获回复;还有评论对“北京发布”所发微博不满。

  网友“临家”说,“北京发布”要向“上海发布”学习,“不光发布信息多,而且及时,时效性非常强,适用性非常高,而且语气温馨,贴近百姓!身为首都的发布窗口,要积极努力啊,不要落后嗷!持续关注!”

  网友“Jing_Su_23671”评论说,建议“北京发布”“别打官腔了”,多关注市民生活,比如天气、停车信息等。

  集21家政务微博的“北京微博发布厅”开通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曾承诺:“绝对不会只有3分钟的热情,‘北京微博发布厅’里也绝对不会允许‘不出声’微博存在,不做僵尸不作秀。”

  北京21家政务微博确实做到了“出声”,但很多部门更新很慢,有的几天发一条,所发内容有时已过时,甚或是网站新闻的缩微版。有记者曾用微博的“@功能”向21家政府部门微博提出相关问题,3天后,只有市商务委、市统计局和西城区政府新闻办回应,部分政府部门微博竟一直未开通私信功能。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十大政务机构微博排行榜”中,7个是公安政务微博,更多政务微博存在信息少、更新慢、缺互动、带官腔等问题。

  在一家媒体发起的投票调查中,近半网民认为政府网站和官方微博形式主义过重。有专家毫不客气地表示,部分政务微博患上了“痴呆症”,既“盲”又“聋”,自言自语。

  2011年年末,北京市培训了45名政务微博的管理人员。在这次培训中,这些政务微博的管理员被要求:要与网民互动,不能关闭评论功能。“如果这样,会影响到网民参与的积极性,也辜负了政务微博问政的初衷。”

  政务微博更新不及时,內容陈旧的问题,也被充分重视,“由于政务微博贵在以内容吸引人,多转发、少原创难以吸引粉丝关注,也难以发挥实际效用,所以政务微博要多发原创的东西。”

  更重要一点的是,作为政务微博的管理人员,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会适时沉默,不与网民打“口水战”。

  

  官员微博

  事实上,在微博的发展过程中,官员微博的发展颇为迅速。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蔡奇是目前关注度较高的微博主之一,目前他的腾讯微博“听众”已超过54万人。

  由于微博这样一个充满民众期待的草根言论语境,与官员和政府机构惯常使用的政治语态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出现了部分官员因为私人微博与官员身份无法厘清而产生的纠结。

  云南红河州宣传部部长伍皓感受颇深,“谈公事,说作秀,谈私事,也招致冷嘲热讽”。正因为如此,伍皓自己多次改变微博定位从谈工作到谈家庭琐事及其女儿。现在,他拥有470多万粉丝,自己的微博也改为“为了红河460万各族群众宣传推介红河”。

  微博开辟了新的与民众交流的方式,但是这些官员的微博该如何定位,在中国,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伍皓在微博上的身先士卒,并没有成为其他官员效仿的样本。一部分官员害怕招致非议,在互联网上隐匿起来。

  蔡奇跟网友在微博上的互动中承认,他所知道的现在政府官员开微博的不少,但他们不愿意实名微博,因为他们有顾虑。主要的顾虑是感觉网络还是有风险的,担心网络上的“愤青”给自己树立一个对立面,也怕别人议论会不会是想出风头、自我炒作,等等。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表示:“在中国的语境下,中国网民对官员微博的期待确实比国外更高一些。”相比国外媒体只承担传递信息和舆论监督的功能,中国的媒体还要承担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功能。微博以沟通便捷、快速的网络平台一下子拉近了百姓与官员的距离,加上一部分民众的“青天情结”,很容易让人对官员微博产生更高的期望。“只有大多数代表委员和官员都在使用微博,并且习惯于微博的运作模式、思维方式和游戏规则时,微博问政的时代才算是真正来临”。

  

  问需于民

  微博问政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政府转型,一些专家对此寄予厚望。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认为,政府在和网民沟通的时候,如果有相互间的不理解,那么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信息,掌握了两者中的主动权,应该主动去缓解官民间的紧张关系。因此,政务微博不能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或者推诿责任。如果选择一些不为百姓着想的官僚,那微博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说,能否发挥微博的作用关键还是要看政府。

  喻国明认为,政务微博必须能对于社会上各种变故、各种疑问有针对性地回答,并对关键事实及时确认,以免引起更大的负面效应。“另外,任何一种舆论引导,都要建立在关系认同、情感认同上,政务微博在很大程度上要担负起跟网民情感沟通、交流互动的责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王晨曾撰文表示,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公职人员,可以通过微博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汪玉凯说,政务微博将是一个发展趋势,通过微博的力量,将使政府和官员改变施政理念、施政方式,更加以人为本,在有效促进政务公开的同时,也能促进政府收敛自身的行为,努力遏制腐败。

  “不可否认,微博整体还是新生事物,政务微博的运行还不完善。”汪玉凯表示,政务微博如何进行民意收集、归类、分解、办理、回馈等系列工作,还在摸索过程中,对政府而言,这将是极大的挑战。

 

微博推动了中国的“网络社会力”

星期二, 一月 10th, 2012

微博推动了中国的“网络社会力”

 

口述:胡泳 

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微博作为新媒体工具,现在很难下个简单的判断说它已经在衰落,因为微博用户仍在增长,讨论的热度并没下降,我并不认为微博发展有下滑的趋势。

实际上,微博的发展和博客的衰微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微博使用的门槛更低,使用者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博客少,传播效果更快捷,因此,微博最开始出现时,出现过一定的井喷现象。

微博在中国发展两年多,最开始的一批用户很多使用过饭否或Twitter,他们对微博的形态是熟悉的,没有那么兴奋。但在新浪微博采用媒体化策略和名人策略大行推广时,很多从不知微博为何物的人被拉进来,包括一些名人也是在使用新浪微博后,才知道这种媒体形态。随着粉丝不断增长,会有人很享受那种一呼百应的感觉。但随着使用时间增多,有些人的使用情况有所下滑,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因为从单条微博来看,个人耗费的精力不大,但如果你在微博上活动,关注的人多、面广,就会面临大量信息,这会耗费很多精力。而且,渐渐地大家知道了微博的影响力,比如你说错话会引来攻击,就会变得更谨慎。这种使用率的降低,是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很正常的现象。再加上监管也对微博的发展有影响。

有人提出微博上充斥着各种谣言的质疑,我认为这种结论是不恰当的,因为过去一年里,并没有明显的例子证明微博传播了某个谣言,恰恰相反,微博反而是在辟谣。有人提出这种质疑,最早应该是日本核泄漏事件,在这次事件当中,微博上其实有大量帖子讽刺中国老百姓抢盐。有大量的辟谣贴出现,更正相关信息。

新媒体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任何新媒体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净土,每个新媒体出来时都能成为很好的信息载体,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但也总会有人拿来干别的事情。拿电视作比方,很多人生活离不开电视,但也有不少研究者和学者对电视持批判态度,比如批评电视娱乐至死,批评其中的暴力、色情的内容。

其次,新媒体自身存在修正机制,这其实是它胜过传统媒体的地方。以微博而言,它百分百会成为传播谣言的工具,因为它的使用门槛底,滋生并传播谣言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谣言一旦出来,马上会有人出来指正。应该说,微博的自我修正机制本身就是这种媒体的公信力所在。

我们不能因为微博充斥着不良信息,就提出必须对其进行规范。遇到这类问题,要看从什么角度进行分析。拿限娱令做比方,广电总局主张限制娱乐节目,但实际上这里头有巨大的问题。因为如果由政府出面管理某个东西,就必须承认政府掌握这个问题的标准。但问题是政府的标准是否和大众的标准一样?政府利益会否妨碍大众利益?

换句话说,并不是把微博这种媒体形态管理好,微博呈现出来的问题就会消失,这是虚幻的乌托邦。应当说,微博折射出来的问题,是社会本身的问题。社会本身的问题才是我们应当正视的。

我们的政府管理者或有些民众,经常会有净化某种媒体空间的冲动,比如要保持互联网的纯洁性,我惊讶于我们的有关部门,那么酷爱这种语言:共同维护一个文明健康、美好纯澈的网络家园……但这种纯化的努力,本身就是问题,这不是治疗病因的手段,这种手段本身会造出很多病。比如无比细致的限娱令后,娱乐风还是刮得很狂,这种禁令是在试图完成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目前我国微博存在的问题,用句俗语来讲,就是“发展中的问题”。放眼看微博这种媒体形态产生的社会条件,你会发现,此前民众发声的渠道太少。现在看微博,有时会觉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很多不准确的信息,甚至在礼貌礼节、论辩伦理上都有很糟糕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你长期不让人说话,一旦有了说话的机会,他们不会好好说话,或者说,他们只会吵成一团,用我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是“众声喧哗”。

众声喧哗的产生,前提是此前是鸦雀无声的年代。因为没有人受过好的训练,包括日常生活上,不会倾听他人;也包括社会治理层面,大家没有经历过讨论某个重大问题,再达到共识的过程。所以一旦可以发言,大家就爆发了。

虽然众声喧哗有很大问题,但不能把这个问题扩大化,或者扼杀这个渠道。因为众声喧哗远远好于鸦雀无声。中国发展到今天,社会共识很少,各阶层利益彼此冲突,对社会发展也没有共同的目标,给出的药方也都不一样。因此,必须允许民众参与讨论国家未来的发展。由于短平快的特点,微博被诟病为不是说理的好地方,但它毕竟构成人们的讨论空间,而且是跨地域、跨阶层的,因此它应当和传统媒体、其他新媒体一样,共同成为人们讨论的途径。

微博虽然是虚拟社会,但提供了公民自治的空间和可能性。现实生活中,民众的自治权很低,政府包揽了太多内容,触角太广,导致民间的自治力量萎缩。政府作为管理机构,本身具有自我驱动力,会不断增强管理的范围和强度,导致权力越来越大,导致强政府、弱社会。现实中公民的自治能力已经很差,虚拟社会中也一样弱,因此,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空间,以形成自我治理的机制。

强调自治,意味着约束他治。以最近引起广泛争议的微博实名制而言,我认为网络发展接下来实名制是大势所趋。因为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多转到网上,无论是交易、交往都需要可识别的身份,否则将无法建立信任。随着虚拟社会的发展,新技术的出现,我认为匿名制会逐渐减少。

但尽管如此,是否实名也不应由政府来强令,而应当由网络服务商或网民自由选择。比如百合网,作为相亲网站,就要求实名制,“终身大事,必须实名制”,这是双向的自愿选择,在这里实名制本身就是网站的经营模式的一部分。但在另外一些网络服务当中,匿名制可能更有价值,你必须给商家和网民选择的机会,而不是政府搞行政命令式的一刀切。

总的来说,微博在中国完成了我称之为“给国人上课”的使命。微博普及了常识,构建起中国民众参政议政的形态,使他们参与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它促使更多人认识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微博的舆论压力,本身是对官员和民众的教育过程。很多人因此意识到不能忽略网络,很多信息应当公开,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速度和方式都会暴露在民众眼中。

一定程度上说,微博推动了“网络社会力”,在重大问题及政策上,公民可以发声,不再被决策者垄断。从技术角度看,不排除将来会出现更有意思的媒介或技术方式,因为技术永远有更新的可能性。但就社会力的增加来看,微博在中国仍然有蓬勃的生机,有长远的发展空间。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2-01/08/content_1297799.htm

原载《羊城晚报》2012年1月8日B1版,此为未删节版。

中国网络舆论的三大变化

星期日, 一月 8th, 2012

中国网络舆论的三大变化

 

胡泳


第一个变化是,在网络讨论的话题中,民生问题压倒民族问题。第二个变化是“网络社会力”的崛起。第三个变化:我们已然拥有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我们却还欠缺网络化的治理者

 

第一个变化是,在网络讨论的话题中,民生问题压倒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曾经是中国网络舆论的起源性问题,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认为,中国网络舆论发端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5月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后全世界华人(也包括国内)在网上的抗议活动。而《南方周末》200365日刊登的林楚方、赵凌《网上舆论的光荣与梦想》一文则认为,“真正以国内网站为平台来表达民意的标志性事件,则应该是199959日人民网为抗议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而开设抗议论坛一事,这是传统媒体网站开设的首个时事新闻类论坛。”曾几何时,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上构成历久不衰的热点,举凡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等话题,总会在网上见到激烈的舆论震荡,甚至引发线下的群体行动。这个现象受到国外很多观察人士的注意,《经济学家》杂志甚至把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放在《电子仇恨的勇敢新世界》的大标题下讨论。

这个现象到2008年,发展为一个高峰,是年爆发了拉萨“3·14“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事件,令人痛惜地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双输。这种双输的可能后果,是把中国推向自闭与仇外的孤立主义。此一孤立主义,曾经开启了近代中国的衰败之门,——同理,如果西方世界继续怀着现在的心态接待中国的崛起,也难保不会重走东方文明衰败的老路。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的崛起发生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这是值得全体中国人骄傲的时刻,如果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带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1988年汉城奥运会成为韩国现代文明的拐点,国人期待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能改变一个泱泱大国的命运。然而,奥运甫一结束,就爆发了一个对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事件——中国奶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它使人们一下子认识到,外表的光鲜不能掩盖内部的腐烂,正如网友所生动形容的:辛辛苦苦大半年,一夜回到奥运前。

此后,中国崛起的豪迈论调一直与中国伤痛的民间悲声轮番演奏,一如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后,很快发生震惊全国的胶州路大火;中国模式在某些人眼里如日中天、甚至可以输出国外之际,动车事件彻底击碎这个幻想,让人们反思这一模式究竟存不存在。网络民意汹涌,直到化作微博上那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

很多人依旧是更国家主义的,希望中国国家更强大,让国家做更多的事情。然而,2008年以降,在中国的网络上,民族主义的议题越来越让位于关于民生的议题。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互联网完全被民族主义议题主导已成为不可能之事,换句话说,大家一定会把更多的目光、讨论集中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上。2010年“9·18纪念日”前夕,新浪微博非常紧张,新浪总编辑陈彤还在个人微博上留了一个言,希望大家对新浪微博高抬贵手,勿找麻烦,因为所有的微博都是测试版,政府要关闭是分分秒秒的事。实际上第二天,“9·18”这个敏感日期本身完全没有掀起太大波澜,满微博讨论的都是宜黄的自焚,有敏锐的媒体人马上感受到“今天是新浪微博创办以来最有价值的一天”。风向在发生变化,当你的孩子不能喝上安全奶、不能坐上安全校车,当你出门就餐会吃上地沟油,当你居住的城市雾霭沉沉、你无从知晓PM2.5的真实含量时,你会更关心中国社会何处去、中国人民怎样才能幸福的问题,而不是打打杀杀的义和团主义。

第二个变化我称之为“网络社会力”的崛起。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的生产”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研究者们寄望于从“非政府组织和第三部门中”、“脱离单位制的城市社区中”、“与社会转型相伴而生的城乡各种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中”寻找社会的生长点。今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一个独立而富有参与性、抵抗性的公民社会正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与那些享有相对充分的政治自由的国家相比,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功能存在较大的不同。它不可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但它可以增进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资本,导致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和壮大。

现阶段,中国步入一个“权利”的时代,农民、工人和刚刚形成不久的中产阶级,都在各自争取自身的公民权利。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重要的转折甚至逆转”(孙立平语)的发生,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抗争在数量、规模和烈度上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学者观察到,在其中,最明显的新特征也许就是尖端电子技术的应用,它使抗议者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同时也能够通过媒体与国际社会向可能的支持者们传播其困境,人们之间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纽带、新的利益关联,相关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也得到提高。在2011年岁末发生的乌坎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好体现。

人们争取公民权利的努力,势必与争取信息权利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广义的信息权利,指的是人们自由地、没有恐惧地彼此交流、联系、聚集和协作的权利,它建构在联合国的人权文件以及各国的宪法之上,这些文献对公民的信息权利都予以确认。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宣告,“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在国际上业已形成了有关何为互联网权利基础的基本共识,这些共识体现为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公共网络的接入和使用应该有怎样的核心目标与原则。例如,人们强烈认同接入自由和发布自由的原则。这种自由包括,任何人如果想要连入公共互联网,就可以经由各种平台连入,无论是有线、无线还是卫星。与此同时,公共网络早就在奉行非歧视原则,即公共网络应该是内容的开放管道,不论是通过电话传递的语音,还是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它也遵循普遍准入原则,即提供者必须让自己的服务可以被每个人享受到。

尽管如此,网络权利还是最为普遍地存在于政治语境中。在一种政治语境中,网络权利被视为人权的一部分,特别是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线下的人权与自由应该在网上也同样适用:“互联网是增强所有其他网络的能力和潜力的一个网络,因此,我们认为确保其使用者享有某些基本自由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表达自由。”而在另外一种政治语境中,互联网管理遵循着“安全第一”的逻辑:“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应在保障互联网信息安全流动的前提下,实现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

这就引出了我眼里的第三大变化:我们已然拥有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我们却还欠缺网络化的治理者。因为互联网固有地从最终用户而不是集中化的守门人那里生成知识和价值,接入、访问和发布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内在于互联网的设计。循此,互联网治理的政策框架应该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增强竞争,鼓励创新,允许自由表达,提升信任,进行最少的政府干涉。

非常遗憾,当下中国互联网的治理路径与此截然相反。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同制订规则。政府方面需要明确,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主要是服务对象。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从政府角度讲,共建网络社会首先需要调整治理思路,从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这样的政府是沿着网民-市场社会政府的先后顺序来构建政府职能的,即:网民自己能解决的由网民自己解决;网民不能自已解决而市场能够解决的,由市场来解决;市场不能解决而社会能解决的,由社会解决;社会也解决不了的才由政府出面进行管理和提供充分的服务。服务型政府并非全部取消管制,只是这种管制为服务而管制,而非为管制而管制。这种管制是有限度的,受法律严格约束,有固定的范围、程序,以及明确的责任机制。

假若人们得不到参与制订规则过程的机会因而对规则缺乏认同度,稳定就难以实现,无论在线下线上都是如此。在充满复杂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环境中,政府难以成为唯一的公共治理者。它必须与非政府组织、社区、民众,协同治理公共事务,推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以网民为服务对象,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部门必须尽职尽责地满足公民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要求不同利益集团达成一种求同存异的“重叠性共识”,并允许试错。为此,要倡导宽容和忍让,对话和沟通。

尊重网民的基本权利是调动数亿网民积极参与网络治理不可遗漏的环节。现在的网民正像30年前的农民、20年前的乡镇企业家那样,自发地、每日每时地释放着非体制的力量。在这种非体制力量中,包含着新产生的权益要求。

 

限娱令、“微博公厕”论与道德恐慌症

星期六, 一月 7th, 2012

限娱令、“微博公厕”论与道德恐慌症


胡泳


以道德恐慌的视角来看待新媒体,表面上显示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实际上代表着旧文化、旧的价值观不屑新文化、新的社会场域的自以为是。中国业已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同时却有一个较少网络化的监管和认知体系


20111025,广电总局对上星卫视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提出从201211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

这个《意见》在民间被称为“限娱令”: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等7类节目被限;卫视晚19:30-22:00黄金档每周娱乐节目不超两档,全国的上述类型节目总数控制在9档以内;加大新闻类节目播出,卫视须设一档道德节目,“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外,省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均须建立专门收听收看机构,并配备专业人员,重点跟踪检查广播电视过度娱乐化和低俗问题,不搞节目收视率排名。

这个“限娱令”的出台,正值中共中央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之后,当局显然不乐见中国蒙上道德崩溃的形象。很可能是在佛山“小悦悦事件”的刺激下,广电总局要求每个卫星频道必须开播一个道德栏目。看来,他们是把最近频发的国人道德素质滑坡的事件与娱乐节目太滥太下作挂上了钩。人民日报的评论说:“中国观众的电视时间几乎是被娱乐所包围的。”

把道德失范同某些媒介内容联系起来,这在历史上并不新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摇滚乐。像今天的电子游戏一样,摇滚乐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在问世时广受指责,被认为是毒害年轻人的渊薮。一些唱片被禁止在电台播出,还有一些歌被迫改写歌词。但当战后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摇滚乐的吓人罪名就慢慢消失了。现在,人们转而抨击的是说唱乐和游戏。

斯坦利·柯亨在他那本创新性的《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一书中说,“在某种条件、某个场景、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兴起,逐渐被界定为对社会价值和利益形成威胁的时候,道德恐慌就会发生”。那些启动恐慌、害怕盛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受到威胁的人士,可以称作“道德提倡者”(moral entrepreneurs),而假定的社会秩序威胁者则是“民间魔鬼”(folk devil)。

道德恐慌是社会紧张的副产品,也是一个富有争议、难以进行正当讨论的话题,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它所涉及的东西构成某种禁忌。媒体在道德恐慌中占据重要位置,常常成为道德义愤的发起者,有时它们有意展开道德运动和斗争,但很多时候,即便媒体简单地报道事实,也可能引发关切、焦虑和恐慌。但更有意思的是,媒体自身,特别是新兴媒体,亦常常被视为可以引发道德恐慌的东西。

道德恐慌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其产生的整个过程被柯亨用“异常放大螺旋” Deviancy Amplification Spiral)的概念来加以解释。这一螺旋由如下几步构成。首先是关切(Concern):人们被警醒,某些群体行为或其他因素可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是仇视(Hostility):对被质疑的群体人们的仇视越积越多,直至该群体变成“民间魔鬼”,此处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对立:“他们”和“我们”;然后是共识(Consensus):虽然关切不必是全国性的,但社会逐渐认同受质疑群体对自身形成了真正威胁,在此一阶段,“道德提倡者”大声疾呼,鼓吹甚至決定了社会在该事件中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判别是非的标准;接下来是比例失调化(Disproportionality):公众被灌输一定的比例失调的数据,夸大受到控告的群体对社会的实际威胁;最后是挥发(Volatility):道德恐慌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公众失去兴趣,或者媒体发现了新的话题,原来的喧嚣就会烟消云散。

道德恐慌的例子很多,兹举几个最著名者。1993212日,两岁的英国男孩詹姆斯·帕特里克·布尔杰在利物浦一家购物中心被两个10岁的男孩诱拐和杀害。两男孩由此成为现代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被宣布有罪的杀人犯。这起儿童杀人案在利物浦地区引发人们的极大愤怒,并很快演变为英国人对自己国家道德腐败的痛心疾首的集体审视。审判法官称观看暴力录像片或许鼓励了两个男孩的凶残,但被警方否认。不过这并未妨碍英国的一些小报发起对“下作录像”应严加控制的运动。

1999420,美国丹佛郊区科伦拜恩中学发生枪击惨案,13名师生倒在2名残酷学生的无情枪火之下。当事后人们得知他们在实施枪击之前曾经玩过暴力性的电子游戏,美国媒体舆论大哗,纷纷指认电子游戏是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的罪魁祸首。

这两个例子都显示了道德恐慌常常会指向流行文化。被以“罪魁祸首”之名而加以指责的文化产品,我们可以列上一个长长的清单,包括低俗戏剧、电视节目、录像、电子游戏、摇滚乐和说唱乐等,最新的对象乃是互联网。越是进入年轻一代文化核心的新媒体,越容易受到占据旧文化中心位置的人士的指责。

2011年以来在中国,涌现了若干对微博的愤怒声音。比如,《广州日报》323载文称,“微博已经从传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台沦落成‘公共厕所’,是许多垃圾信息、八卦、恶搞甚至谣言的集散地。”而此前,《环球时报》英文版222的一篇评论更是直接宣布,要“保护中国人的美德不受微博侵害”,文章以日本女优苍井空在微博走红为例,称“年轻人很容易被毁坏性的外国概念和态度煽动和困扰。如果微博不是被用来就建设一个健康的、有成效的社会而展开建设性的对话,那么要它有什么用?”该评论甚至主张:“如果中国的网民不能够用微博从事更多的高尚活动,那么也许政府的介入就是时候了,应该对其加以控制、限制甚至禁止。”央视《朝闻天下》栏目82以“微博的伦理底线在哪里”为题,报道了微博上的造假现象,并质问微博造假者的道德伦理底线安在。1017,《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网络微博诚信缺失将无以立足》,认定微博带来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虚假信息、过激言论、恶意炒作、低俗之风以及非法营销。“坚决净化网络环境,以更为完善、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来保证网络微博等新兴媒体诚信负责,已经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

然而这些“道德提倡者”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仔细选择他们的例证(这些例证往往很极端),并且会罔顾其他的事实而径直得出结论。在很多事件中,很难建立起流行文化与犯罪增多、道德败坏的因果关系,但自我任命的道德卫士们却总是把流行文化当作替罪羊,这其实是逃避直面正当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借口。例如,嘻哈乐由于在法国青年中非常流行,在2005年的巴黎骚乱中受到指责,但指责者同时却罔顾了法国漫长的忽视少数族群的历史。骚乱者也许把他们的不满发泄到了嘻哈乐中,但归根结底,骚乱是由于贫穷和种族主义而产生的。

就对微博的批评而言,最终,微博如果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是否有勇气承认,大的环境在发生严重缺损,需要多方救治,而不是把互联网当作现成的替罪羊?还可以指出的是,与那些提出批评的报纸相比,微博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而报纸却没有。从日本核辐射风波中中国发生抢购食盐一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微博上的盐段子是造谣的多,还是辟谣的多?是讽刺抢盐的多,还是鼓励抢盐的多?

以道德恐慌的视角来看待新媒体,表面上显示的是天下皆浊我独清,实际上代表着旧文化、旧的价值观不屑新文化、新的社会场域的自以为是。中国业已形成了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同时却有一个较少网络化的监管和认知体系。

纵观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流行文化被当成许多动荡的源泉,从个人的极端暴力行为,到整个社会的解体。去除那些危言耸听,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力量决定着事态的发生与发展:个体的私体验,文化的影响,社会照看其成员的失败。道德恐慌不可能起到那么大作用。总想拿这个东西来说事的人,需要对道德恐慌的挥发性有更清醒的认识。

 

 

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下)

星期四, 一月 5th, 2012

5.网络社群: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

加拿大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大学的一位电脑科学家西巴·帕克特曾提出一个表述,叫做简单得可笑的群体构建。互联网的价值绝大多数来自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的作用,这一观察常常被称为里德定律(Reed’s law),它以戴维·里德的名字命名,内容为:随着联网人数的增长,旨在创建群体的网络的价值呈指数级增加。帕克特修正了里德定律,补充说其与开创一个群体需要的努力成反比。换句话说,如果建立群体仍很困难,则允许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会受到损害,反之网络的价值则会受到补益。

在今天的中国,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人们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聚集一群人并使之行动原本对资源有极高的要求,使得广大范围内的群体努力都被置于一种制度的垄断之下。今天,跨越地域与阶层的分享与合作的工具终于交到了个体公民的手中。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由此,一种新生事物开始在中国出现:它就是网络社群。它的化身数不胜数:字幕组、QQ群、豆瓣小组、维基百科、各种网上沙龙等等不一而足,共同构建着公民表达和行动的公共领域。

 

6.网络动员:虚拟的集会自由

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近年爆发的多种集体抗议行动,初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使用网络进行社会动员的主事者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从团体到个人应有尽有,其扩散速度之快与规模之广更是超乎想象,例子不胜枚举。

对于政府来讲,数字革命最为直接、有力的警示效应是其对大众进行快速、大规模动员方面所具有的便利性。它只带有很少的等级制与核心指挥,堪称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在厦门PX事件、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保卫粤语运动、上海火灾现场民众自发献花活动中,这样的力量一再显现。

 

7.网络监督:问责性技术

网络技术被用来拓宽公共领域,加强社会监督,创造一个更加多元以及自治的新闻、评论以及信息的空间。新的技术也是加大透明度和问责性、记录以及遏制官员滥权、侵犯人权和民主程序的强有力的工具,堪称一种问责性技术。视频分享、数码相机、论坛、博客和微博的结合,特别是中国网民对于人肉搜索的应用,为挑战和揭露滥用权力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它们也可以帮助网民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政府的开支、立法信息和决策过程。现存的制度性的公民参与途径并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而网络的存在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要。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网络作为社会公器,比较好地承担起了代表公众对腐败行为和不公问题进行监督的社会责任。典型案例包括近年因网络曝光而导致多位官员下台、众多普通公民主动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等,2010年召开的广州亚运会,更是一路伴随广州市民对整个运动会的监督,以至于有媒体评论说:广州亚运的操办是三大盛会(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中唯一伴随着民众的公开批评和官员的公开道歉进行的。

当前,政府官员已经切实感受到了网络问责的压力。《人民日报》属下的《人民论坛》杂志在20105月做了一个关于当代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问卷调查,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88%的受调查者表示官员的网络恐惧好事,说明社会进步了

8.网络问政:是否只能问问而已

2008年以来,网络问政一词见诸媒体的频率颇高,在2010两会期间,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新词微博问政。《新京报》总结出微博问政的四个新特征:代表委员履行职责的新途径、新闻媒体传播新闻的新形态、公民参政议政的新平台、新闻记者采访互动的新方式。

网络问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胡锦涛总书记2008620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对话,并特别强调:“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此后,温家宝总理在2009228日,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也来到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友在线聊天。2010227日,温家宝总理再次来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的访谈间,同海内外网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并与网民钩指相约明年还将再会。由此来看,每次两会前的网聊,很可能将成为高层与民众面对面直接交流的一个惯例。

总书记和总理都上网,对地方政府的示范意义是非常大的。从网友见面会、网上拜年到网络发言人制度,众多地方领导人力图向网民展示他们重视网络民意的形象。网络问政对中国的政治生活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推进民主实践。在网络问政火热一阵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的信息沟通、公民表达与社会监督。充分利用好网络民主这个平台,对于有效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于推进中国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9.网络扒粪:迎头痛击社会诚信的缺失

越来越多的名人被扒粪,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遭到互联网的迎头痛击。道长李一的起家神话、唐骏的假学历、张悟本的养生陷阱在这场扒粪运动中被一一揭开,网络担负起重新塑造公共责任和公共道德的任务。

 

10.网民权利:在宽容和对话中共建中国互联网

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中,政府与网民同样面临困境。网民的困境在于,一方面,网民正当权益未得到清晰界定,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腾讯与360之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大战,赤裸裸地暴露了中国网民权利受到侵犯的惊心动魄的现状。另一方面,政府单方制订规则,加剧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由于网民没有参与互联网管理规则制订,网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网民普遍缺乏承担责任、自律自治的动力,放纵性地经常出轨。反过来,这更大伤害的又是网民自己的权益。

政府的困境则在于,想有效治理,但由于全能式地管理,反而管出越来越多的网络暴民。有学者统计,截止到200810月,政府14部门已推出60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成为世界上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其中涉及内容监管的至少有16项。互联网治理正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的不良循环。

2010-2011年,整治手机涉黄、整治域名管理、整治个人站长、整治视频网站、展开微博实名等等,都显示了政府监管互联网的时候,缺乏宪法思维,忽视网络在实现民主政治、开展舆论监督、促进公民表达自由方面的作用。中国互联网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与网民共谋利益,共同制订规则。政府方面需要明确,网民既是监管对象,更是服务对象,主要是服务对象。

 


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上)

星期三, 一月 4th, 2012

   

网民成长的十个面向

十余年间,中国网民的成长,到底呈现出哪些面向,又在何等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呢?窃以为,中国网民在以下十个方面的作为,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完美地印证了艾先生的一句话:中国的网民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

 

1.网络维权:从上访到上网

吴稼祥曾说:非民主体制下的政治互动模式按冲突烈度从高到低排列有如下几种:上山(群体暴力),上街(群体非暴力无序事件),上访(个体非暴力无序事件),上诉(个体非暴力有序事件),上网(虛拟个体非暴力有序事件)。从上山到上网,冲突级别逐步下降对社会冲突所起的作用是降压,而不是加压。多起诉(维权),就可以少起义(造反);多上网,就可以少上街。这个道理难懂吗?

据《检察日报》201011月报道,一项网上调查显示,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有75.5%的人会选择网络曝光。这看上去是对网络的信任,其实也是一种现实的无奈,因为传统的维权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通过法律的方式、举报信的方式(匿名或者实名)、上访的方式(集体或者个人),而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因其成本过高且少有见效而令维权者望而却步。

网络维权不见得没有代价,也不见得比传统方式更立竿见影,掂量掂量那几出有名的“跨省追捕”就知道。然而,维权者一旦发现网络的优势,就会努力把这些优势发挥到最大化。201091日,维权三年无果未讨到一分钱的钟光伟在病榻上用手机艰难地发出了第一条微博求助信息:“我患有严重的二期矽肺,肺功能损伤,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找法院执行局长,让当事人家属在门口等待,然而越窗而去。”此举开创了农民工微博维权的先河,处在生死线上的钟光伟获得众多网友的声援和帮助,最终拿到一定的补偿。《新快报》评论说:“钟光伟的成功,对成百上千个走在维权漫漫长路上的农民工是一种警醒。”

同在9月,在江西省做服装销售员的钟如九,宜黄自焚家庭的小女儿,在激烈的拆迁对抗中,接受记者的建议开始上微博。她在917日发出第一条微博后,一直跟踪报道钟家自焚事件的记者刘长写道:“@钟如九 正在创造历史。她能从‘女厕门’事件中看到互联网的巨大力量,选择从上访村走向互联网,类似举动将缓慢改变中国的维权现状。回顾以往热点事件,一拥而上的媒体记者事后渐次退去,苦主依旧,而如今,即便媒体噤声,钟如九和家人已然能够向外界发布信息,能如此,何冤不雪。”

此前钟如九只会用手机上网偷菜,而之后,她专门换了一部智能手机,为了能更好地发微博。如今,无论是钟光伟还是钟如九,不仅依然在微博上向关注者通报自身和家人的情况,而且也关心他人的不幸,因为大家同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他人的不幸也就是自己的不幸。

不仅仅是个体,从广西北海白虎头村强拆,到浙江乐清电厂征占寨桥村土地,再到广东乌坎的村民反抗,在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民众都选取了上网公开事实、寻求公正的手段。网络维权一方面是好事,因为互联网为求告无门的老百姓提供了通路,维护了社会正义与良心,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只能依靠“网络一线天”,那也凸显了这个社会的治理怪象。长此以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信访部门的社会公信力何在?《宪法》和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既要看到网络维权的成效,也要正视这样做的局限。

 

2.网络围观:见证的力量

围观,在汉语的语汇里,本来是个贬义词。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看客文化、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词。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是围观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结果。这种进化,我称之为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新闻跟帖、博客转帖、推特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而且,这种围观还可以从线上走到线下,形成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中的联合互动。

近年来,中国网民在中国各地的网络事件当中发起多起围观行动。例如,在邓玉娇事件中,为了援助邓玉娇,网民们成立了各种行动小组:公民正义观察团、巴东旅游观光团、志愿者团、法律援助团等等。2010416日,福建三名网友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因为帮助一位非正常死亡女孩严晓玲的家庭在网络上发帖揭露事件经过,被以诽谤罪获刑两年、一年和一年。开庭前,来自中国各地的几百名网友自发组成关注团,前往福建马尾法院附近围观声援,成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群体声援活动。20101225日,乐清上访村官钱云会被工程车轧死,死因扑朔迷离,酿成网络公共事件,为澄清事实,部分学者、律师和网友在乐清展开了独立调查。

这样的围观是有力量的,其力量源自两个方面:首先,围观的力量是见证的力量。刘文瑾说:“在现代社会,人的‘原罪’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视’而‘不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看见”的渴望常常引起某些人的恐慌,原因在于,“看见”里面包含了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会令惯于在黑暗中干龌龊之事的人产生恐惧,而在互联网上传递真相堪称一种见证行动,它意味着把信息移动到最能产生影响的地方。

其次,围观的力量不仅可以让寻常蓄意被掩盖的东西变得可见,而且还构成一种彼此相顾的力量。公民得以借此团结起来,形成共识,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艾先生的一句话是对的:融化冰川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靠中国人的整体热量。围观,就是为融化冰川贡献自己的那一点热量。 

3.公民新闻:人人是记者

在中国特殊的媒体环境下,常常有人不是全职的新闻记者,只是一个有照相机和博客/微博的公民,但他/她却恰恰在传统媒体都被噤声的时候,参与了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普通目击者成了多起重大突发事故的报道者,他们用手机和其他方式记录了所看到的一切,并在网络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努力,弥补了传统媒体的应急缺陷,让事故真相得以迅速揭示;他们的作为,让我们看到公民报道者在中国的成长。

什么是公民记者?被视为中国最著名的公民记者之一的周曙光,曾经这样回答我的提问:“公民记者就是在某一事件中偶然记录到某事件的记录者。与专业记者相对应的是,公民记者并不是以新闻报道为职业,所以公民记者是一个事件中的身份,而不是一个永久身份。每一个记者皆为公民,每一个公民皆可成为新闻报道者;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事件的记录者,记录某事件并不需要拥有超越公民权利以外的权利。”

尽管对公民记者的定义众说纷纭,对其作用也见仁见智,但相信公民新闻的力量的人,与其说是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公民新闻业已取得的成就上,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确信传统媒体在选择出版和广播何种内容时,有着太多的限制,犯过太多的错误。遇到重大事件或是突发事件,许多人宁愿阅读博客/微博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或不喜欢传统媒体。他们并不完全回避传统媒体,但他们对那些充满偏见的、浮浅的、受过阉割的新闻反感已极。他们把博客/微博当做传统媒体的替代物,因为他们认为博客/微博能够刊发传统媒体忽略或掩饰的东西,而对媒体报道的东西,博客/微博可以提供批判性的审视。在他们看来,传统媒体要么充满意识形态宣传,要么排斥或压制重要的新闻,要么充当官方声音的传声筒,要么与普通民众所关心的事情完全脱节。可以说,传统媒体越被批评和敌视,公民新闻就越显得像天赐的礼物。

公民新闻是在传播成本降低后的产物,表达的成本降低了才能够使公民新闻出现。公民新闻在帮助民间发声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构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独立监督力量。它能够促进新闻透明度的提高,也可以促进网络独立媒体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手机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

 

4.网络恶搞:中国的象征政治

网络恶搞是中国独特的象征政治,网民使用恶搞、山寨等完成想象的报复。通过这种象征政治,无权势者被赋权,有权势者被去势。恶搞和山寨以戏谑、戏仿的姿态,一面消解至高无上的权力,一面对主流价值极尽嘲讽之能事。它们构成了一种弱者的反抗,在网络审查和网络舆论引导的前提下,这种反抗尤甚。

无论是以草泥马为代表的众多网络神兽的出炉,还是网民狙击强制安装“绿坝”活动中出现的卡通人物“绿坝娘”,乃至广为流传的我爸叫李刚视频、“一个艰难的决定”造句大赛等,无不依靠象征的力量搅动网民的情绪,建构网民心目当中的政治现实。政治机构和官员本来是象征政治场域中强有力的玩家,凭借从上而下灌输的象征展示自身、证明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传递政策走向的信息,然而,在一波波的恶搞浪潮中,他们被公然当作戏谑的对象,其精心制作的面具被扒下,陈词滥调被揭穿,虚伪仪式被颠覆,用尽力气建构的政治现实土崩瓦解。

然而,在另一方面,恶搞的盛行也显示了网民的无力,在象征的狂欢背后也不乏恐惧和虚无主义。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解构的快意也永远无法承载建构的艰难。

 


2011: Hu Yong Looks Back on Chinese Media (1)

星期三, 十二月 28th, 2011

http://asiasociety.org/blog/asia/2011-hu-yong-looks-back-year-chinese-media-new-and-old

2011: Hu Yong Looks Back on the Year in Chinese Media (New and Old)

December 28th, 2011 by Susan Jakes


Hu Yong is one of China's leading experts on new media.

 

This post is part of a series of year-end posts on Asia Blog written by Asia Society experts and Associate Fellows looking back on noteworthy events in 2011. You can read the entire series here.

 

Asia Society Arthur Ross Fellow Susan Jakes talked with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visiting fellow Hu Yong (Twitter) about internet trends, the Chinese media and what he learned on his visits to Zuccotti Park. Hu, a former print and television journalist, is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s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a leading authority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SUSAN JAKES: What do you think the 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world of the Chinese media have been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year?

HU YONG: There’s a very important trend unfolding right now that not only pertains to the media but the society at large. It centers around the Chinese word minsheng, or “the people’s welfare,” which is a term that was part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der] SunYat-sen’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people’s welfare]. It’s a word the current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using lately to try to legitimize itself and to show that it is doing its job of taking care of the basic social services — healthcare, educating, housing etc. — that are its job.

The reason I mention this word is because I’ve been noticing a trend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that I call the transition from minzuzhuyi, nationalism, to minsheng. I think the nationalist thing is in a downturn. It peaked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in 2008. That was the year we also had the riots in Tibet. But after the Olympics, people just didn’t find this nationalist logic as appealing as before. The government still plays its nationalist cards — the Shenzhou space program, the launch of the country’s first aircraft carrier. They’re still doing these types of things to rouse people’s nationalist feeling, but I don’t think they’ve been that effective. [Conversations in Chinese cyberspace] revolve around minsheng issues. The high speed train crash in July, was a huge event in Chinese cyberspace. Peopl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es, school bus safety, etc.

I would say this is a general trend. A lot of Western observers are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particularly, about its use in cyberspace, but I think these concerns overestimate the role of nationalism.

 

So you think the internet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ore responsive to popular concerns and demands?

It’s not just because I study it, but to a great extent, the only useful outlet for the expression of popular concerns in China is the internet. In China we usually don’t have other outlets like elections, so people can’t hold officials accountable, especially not township or above officials. We don’t have an independent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traditional media are heavily controlled by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s, so that leaves the Internet as, it could be said, the only venue for people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and concerns.

I don’t think many Chinese officials go online, but they do have a mechanism for the aggregation of public opinion by certain personnel. These people are online trying to gather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nd they turn it into a regular reports that are very popular among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I think it’s strongly reflected in these reports that the issues in Chinese cyberspace are always these bread and butter issues, and, a lot of “mass incidents” are related to those issues — land grabbing, demolition, even the taxation of small enterprises.

 

And these events are reported on people’s microblogs?

The message usually appears on microblogs first. People will start to post photographs,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nd sometimes video from the local people who happen to be traveling there. Those kinds of incidents — more than 50 percent — will be reported first on microblo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