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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败寇

星期六, 五月 12th, 2012

成王败寇

 

胡泳

 

2012114日晚,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布民进党接受大选失败的事实,尊重人民的抉择。她在败选演讲中说:“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未来这四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以执政者的角色,来实践我们的理想;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我相信,只要大家继续站在我们身后,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鞭策,我们一定还有未来。”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罕见的一幕:中国的政治文化向来讲究“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台湾民众并未将失败的政治家蔡英文“打入地狱”,不仅她质朴、真实、感人肺腑的演讲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使她虽败犹荣,而且,她还那样自信地表示,在野仍然具有力量,可以在台湾政治中发出反对的声音和发挥制衡的力量。

中国的政治斗争一直是以“全赢全输”为支配模式的,这种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回顾一部中国政治史,我们随处可以见到,中国传统的统治阶级对于权力,具有高度的攫取欲和占有感。他们夺权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一旦成功登基,又唯恐失去权力,最大的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清除异己。在他们的御用史官笔下,成功者风光无限,失败者只能听任自己被安上各种污名。正如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诗云:成王败寇漫相呼,直笔何人纵董狐

成王败寇,典出《庄子·盗跖》,由其中的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转化而来。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满苟得对子张说道:小的盗贼被拘捕,大的强盗却成了诸侯,诸侯的门内,方才存有道义之士。当年齐桓公小白杀了兄长、娶了嫂嫂,而管仲却做了他的臣子;田成子常杀了齐简公自立为国君,而孔子却接受了他赠与的布帛。谈起来总认为桓公、田常之流的行为卑下,做起来又总是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卑下,这就是说言语和行动的实情在胸中相互矛盾和斗争,岂不是情理上极不相合吗!所以古书上说过:谁坏谁好?成功的居于尊上之位,失败的沦为卑下之人。

在《庄子·胠篋》中,则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里是说,偷了吴钩(一种佩刀)的被杀头,窃国大盗反而成了诸侯,诸侯的门下仁义高悬。无论《盗跖》还是《胠篋》,要表达的都是“大盗不盗”的意思:最高明的大盗不偷具体的东西,他偷国家,偷仁义礼法,偷圣人贤士,超越小偷蟊贼的低层次,两极相通,大盗反而像圣人了。

在论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之前,庄子用一系列比喻铺垫: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你制作了斗斛称粮食,结果盗贼连粮食带斗斛一并盗走;你制作了天平杆秤计斤测两,结果盗贼连东西带秤一并盗走;你刻造符契、印玺作凭信,结果盗贼连权力地位带信物一并盗走;你制定仁义准则以校正百姓的行为举止,大盗不仅夺取你的江山,连同仁义的行为准则也归他定义。迈进了诸侯的门槛,到处是仁义道德,这证明了,你只要是窃取、占据了权力,连同仁义圣智,就都被你占有了。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大盗,他会窃取价值观念的解释权、百姓行为的衡量权以及社会道德的终审权。其实,这些权,也正是圣人想要的,由此老子才会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存在某种“圣盗共生结构”。

在中国,成功者是不会受到指责的。成功的一方一旦当权便立即合法,拥有立法权;失败的一方随之失去合法地位,没有任何发言权。甚至就连成功者的长相也随着成败变化:《明史·太祖本纪》描述朱元璋的长相时说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可到了《清史》,朱元璋却又变成一个尖嘴猴腮的人物。在我们的历史观中,向来有脸谱化的倾向,譬如孔子是至圣先师的时候,他的画像凛然有威仪;而当将孔子视作“开历史倒车”的罪人时,其形象却又那么猥琐不堪。至少,我小时候看到的小人书里的孔子,和天安门广场矗立的孔子像,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大部分受中国式思维教育的人都会认为“成王败寇”乃属必然,不会去深究那些为王为寇者的成因、动机或行为模式;更加糟糕的是,他们对人、对事的判断,会因此沾染上一种严重的“只论成败、不问是非”的习气。你成了,你万事皆对;你败了,你满盘皆输。除了“成”和“败”之外,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会问自己:干吗不站在胜利者一边呢?鲁迅感慨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土崩瓦解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胡平先生在分析中国人的“成王败寇”心理时入木三分地写道:“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恥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

 

 

 

肉食者鄙

星期四, 五月 10th, 2012

肉食者鄙

 

胡泳

 

“肉食者鄙”出自《左传·庄公十年》。春秋时期,强大的齐国国君齐襄王死后,他的二位公子(小白、纠)争王位,而弱小的鲁国因为送出走的公子纠回国,而受到已登上王位的公子小白(齐桓公)之猜忌,小白出兵伐鲁。

鲁国危在旦夕。此时,曹刿求见鲁庄公献退齐师之策。曹刿的亲朋好友(“乡人”)劝他不要去,说了这样一句话:“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意思是说这样的国家大事,朝廷中有许多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都在那里出谋划策,你何必去掺和呢? 曹刿给出了一句著名的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其后的事情就是历史了:“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鲁齐之间的“长勺之战”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

肉食者,简单地讲,就是吃肉的人,引伸为有权位的人;鄙:鄙陋。这个成语意指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人实际上是眼光短浅一族。清代学者李渔在他的《闲情偶记·饮馔部》里这样解释:因为那些当权者油腻吃太多了,在体内“结而为脂,蔽障胸臆,犹之茅塞其心,使之不复有窍也”。故而,“肉食者鄙,非鄙其食肉,鄙其不善谋也”。

一个“鄙”字,显示曹刿显然不信任“肉食者”,他们的鄙陋引来曹刿的鄙视。换言之,他就差对鲁国国君开口大骂了:国事所依靠的那些达官贵人不过是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酒囊饭袋之徒,他们哪里会有御敌保国的办法。即使他们有些急智,那也不过是临渴掘井罢了,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

肉食者何以“鄙”呢?可能首要的原因是他们有太多的既得利益不能舍弃,从私心算计,以个人画圈,当然就不能为国家、为大众“远谋”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对实情隔膜,对民众冷漠,所出之招必为昏招,所行之事必为滥事。结论很简单:朝廷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是靠不住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绝不缺少“肉食者鄙”的例子。可以一起来读一些古诗:杜牧《台城曲》:“整整复斜斜,隋旗簇晚沙。城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历史上最著名的亡国之音,可能就是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这是隋朝的事。

到了北宋末年,内忧外患重重,君臣犹自升平,最终两帝被俘,“靖康之耻”难雪。宋人刘子翚有《汴京纪事》二十首讽之,著名的一首云:“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说的就是蔡京、王黼等前朝权贵成国家大事不足、败国家大事有余的旧闻。

后来赵构逃到江南,在临安即位,史称南宋。然而他并未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只求苟且偏安,根本就不想收复失地,还迫害将领岳飞等人。内政腐败无能,外交屈膝投降,达官显贵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诗人林升愤而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写下一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诗中“熏”、“醉”两字惟妙惟肖地刻划了肉食者的精神状态。

朝代相袭,肉食者之鄙却恒常,致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曹刿自己也不会想到,就是他这样一句针砭时弊的牢骚话,却会流传后世,成为经典。直到近代,严复还在《救亡决论》中说:“彼唯有见于近而无见于远,有察于寡而无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辈。”

说到肉食者鄙,就会想起苏轼的《艾子杂说》。幽默的苏轼堪称古代的“段子”大王。这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艾子之邻,皆齐之鄙人也。闻一人相谓曰:“吾与齐之公卿,皆人而禀三才之灵者,何彼有智,而我无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粗粝,故少智也。”其问者曰:“吾适有粜粟钱数千,姑与汝日食肉试之。”数日,复又闻彼二人相谓曰:“吾自食肉后,心识羽达。触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穷理。”其一曰:“吾观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后出岂不为继来者所践?”其一曰:“吾亦见人鼻窍,向下甚利,若向上,岂不为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称其智。艾子叹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顺便说,《艾子杂说》有人疑系假托东坡之名而作,但不论是谁所作,其出于宋人的手笔无疑。从上面所引的诗歌可以看到,北宋与南宋的肉食者,并不在少数,就凭着懂得脚面向前、鼻孔向下的一点智慧,治理政事,结果越弄越糟,以至不可收拾。

从苏轼的段子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肉食者固不聪明,吃素者认为自己食肉以后就会聪明,则更是愚蠢。以后遇到肉食者,以及竭力想成为肉食者的吃素人,不妨像艾子一样叹一句:“唉,這就是吃肉人的智慧呀!”

 

 

没有任何人是神圣的——悼华莱士

星期四, 四月 12th, 2012

没有任何人是神圣的——悼华莱士

 

胡泳

 

迈克·华莱士的传奇故事世人皆知,但人们多半不知道他的另外一面。比如他儿子彼得去世给他的巨大打击,以及长期困扰他的抑郁症。

彼得是华莱士的第一个儿子,19岁时死于希腊的一次登山事故。在寻找儿子的下落的旅程中,巨大的悲痛让华莱士下了一个决心,“我要做些让彼得为我感到自豪的事情”。

他决定只做严肃新闻,加入CBS,成为特别记者。由此开启了他日后成为无数新闻人的角色榜样的道路,一路自我奋斗,无情地告诉权力以真相,在其他人无法发现的地方发现真相。

这种个人的选择与时代暗合。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调查性报道进入一个革命性时刻——这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遗产,水门事件,以及调查性记者对中央情报局、军方和国会的渎职和掩饰的揭露,到处都成为报纸头版的大字标题。“扒粪”成为令人尊敬的事业。华莱士正处于这场调查风暴的中间,CBS的制片人唐·休伊特创造了电视新闻杂志《60分钟》,为新闻事件的深度报道提供了极佳的平台。到70年代后期,《60分钟》成为周日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并连续五年保持第一位置,连续二十三年跻身十大最受欢迎节目。

在这个过程中,华莱士帮助形塑了电视新闻杂志的样式,证明了电视新闻可以挣大钱。他在电视镜头前整整工作了65年,直至演变成20世纪电视新闻的化身。他对电视新闻的贡献,或许仅仅逊于默罗。

华莱士发明了一种咄咄逼人的电视调查方法,以在镜头前直接对阵享有令名或恶名的人物而著称,堪为电视上的“大审判官”。没错,华莱士不仅仅在采访谈话对象,很多时候是在审问他们。他的问话方式类似于律师在法庭上的“交叉盘问”。

新闻行业有一个古老的座右铭“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华莱士对此身体力行。他总是秉持一种刺耳的、然而你不得不听的声音。20世纪的大人物们明知华莱士是个毫不“和谐”的采访者,他们中却很少有人禁得住为他所虐的诱惑。在《惊爆内幕》The Insider)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有关《60分钟》烟草公司调查的电影中,饰演华莱士的演员有一段滔滔不绝的自白,其中说道:“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你会想:人们最后会如何看待我呢?我走过这条路,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影响。我遭遇了阿亚图拉、马尔科姆·艾克斯、马丁·路德·金、萨达姆、萨达特,等等等等,我给世人看谁是穿着正装的贼。”

的确,有谁会教育俄罗斯总统普京什么是腐败?又会教育阿拉法特什么是暴力?1979年,当伊朗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同意坐在对面的时候,华莱士直言不讳地挑衅:“原谅我,埃及总统萨达特称你为疯子。”翻译支吾其辞,霍梅尼平静地回答:“萨达特是一个异教徒。”

原谅我”是华莱士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好像犯人临刑前的小小安抚。他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说道:“一听到这个词,那些令人不快的问题就要接踵而来了。”在怀揣秘密的新闻人物那里,英语中最令人恐怖的4个单词就是 “迈克·华莱士在此!”(Mike Wallace is here)。华莱士无情地打击采访对象。他的“武器”有很多:采访前深入细致的研究;出其不意地问令采访对象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问题;充满质疑地说“你就说实话吧”。华莱士的同事哈里·瑞金纳说:“迈克有一招胜过所有人:在天使般的微笑过后,他会把问题直摔倒你的脸上来。”这些都是上好的电视:你不是在看正襟危坐的访谈,更像目睹一场新闻“狙击战”。

此外,华莱士也是电视暗访的倡导者,1976年,为了揭露美国的医疗补助欺诈,《60分钟》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假诊所。这样用欺骗性采访来揭露欺骗是正当的吗?华莱士坚持认为,偷拍和埋伏访谈都是游戏的一部分,虽然后来由于这些招数已成电视滥调,他自己完全放弃了它们。

可以说,没有华莱士,就没有电视上的调查性报道。华莱士有自己的新闻哲学:“在一个可能的最好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体面的,然而现实世界并非如此运行。记者的名声所在,端赖翻开那块石头,看看下面隐藏何物。”在他退休以后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华莱士说他愿意在自己的墓志铭上,镌刻这么几个字:“强硬,然而公正。”

这种坚硬的工作方式也让华莱士付出了代价。《纽约时报》的讣告中讲到一件往事:1982年,CBS因制作《不作数的敌人:越南骗局》的战争记录片,被1964-1968年越战期间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威斯特摩兰将军告上法院,索赔1.2亿美元,最后庭外和解。

在诉讼过程中,华莱士精神崩溃了。他害怕对方的律师在法庭上用他在电视上采用的相同手段来对付他。“我站在审判席上,面对着陪审团,手哆嗦着,渴望喝水,想象着陪审团在想,‘这个混蛋彻头彻尾地有罪’。”他为此尝试自杀。此后,华莱士进行了数次抑郁症的心理和药物治疗。

在《惊爆内幕》中有一个镜头,华莱士坐在一家高档餐厅中,对烟草公司告密者的内心恐惧报以贵族式的嗤之以鼻。“这都是些什么人哪?”节目制片人反问他说:“他们是在非同寻常的环境下的平常人。你希望见到什么呢?优雅和始终如一?”

华莱士堪称非同寻常的环境下的非常人士。即使如此,他也得设法克服自己内心的黑暗。他的信念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圣的。在这方面,整个20世纪,我以为,只有一个记者可以和他媲美,而且是位女性:法拉奇。他们都擅长穿越表层,直击核心。

1985年,法拉奇和华莱士在《60分钟》有过一次对谈。华莱士问法拉奇:“你觉得记者有权力吗?”法拉奇:“没有。记者如狗,只是吠,没人听。”华莱士:“那么你是一位娱乐人士吗?”法拉奇:“不,我是一位历史学家。”

华莱士完全不同意记者是历史学家的说法。因为新闻过于即刻了,无法成为准确的快照。不错,新闻能保存记录,但这些记录必须放在上下文中来读。在事件和媒体几乎同步运行的21世纪,历史也变成了即刻的,然而,要想真正读懂历史,我们还是要像华莱士所说的那样,坐下来仔细观察。华莱士了解,不论他在某一刻揭示了什么,下边总还有更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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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观察:中国离全球化有多远

星期日, 二月 5th, 2012

http://www.infzm.com/content/68252

达沃斯观察:中国离全球化有多远


观察者: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采访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樊殿华

2012-02-02 13:19:55 南方周末

 

全球新议题:年轻人的就业和贫困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2012年论坛的主题是大转型

我感觉,2012年达沃斯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从最早的一些论坛安排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一届达沃斯开始出现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某种程度的批判,这样的话题在达沃斯是比较罕见的。金融危机到去年已经三年了,按道理早就应该有这样的反思。但不管怎么样,来得晚总比不反思要好。

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大家看到的病症是相同的,但治疗方案却五花八门,也没有特别令人信服的方案。也就是说,反思过程才刚刚开始,而且由于每个地方都在焦头烂额地忙于解决自己的事情,因此也没有出现一个全局性的解决方法。

另外一点,今年的达沃斯大家很少谈全球大格局的问题,地区主义的议题比较占主导。通常在这样的会议上,很多人会谈全球治理,但今年给人的感觉是,每个地区的人都在谈自己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比较明显的是欧元区,因为中美两大国的高官都没有出席,而欧洲的首脑去的比较多,卡梅伦、默克尔都发表了公开讲话。欧元问题当然是全球关注的问题,但我认为核心仍然是地区主义的议题。

还有一点比较明显的特点是,论坛出现很多场关于年轻人与就业问题的讨论。虽然每个地方都在谈论不同地方的困境——欧洲有欧洲的问题,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中东有中东的问题——但合起来,其实是在说这一代年轻人面临就业与贫困的压力非常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各个地方政局都会受到影响。像阿拉伯之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跟年轻人的不满息息相关。往大处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民主、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未来都会受到影响。虽然每个地区在分别谈,我倒觉得这是个全球性议题。


中国具有全球视野的人太少


另外,作为中国的参与者,我更多地观察中国人在论坛上的表现。我觉得中国具有全球视野的人还是太少了。当然不可否认这种会议本身就是欧美人士主导的,以英语作为共同交流语言,中国的精英阶层在这方面受到限制。但我仍然认为,伴随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和强劲的发展,可能还需要有更多人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全球性的讨论中努力发出中国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从现在来看还远远不够。

很多时候,我们谈论问题的视野还是太狭窄了,跟对方交流时底蕴也不够。很多人甚至都不关心其他领域或者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达沃斯其实不单是讨论经济、商业的议题,更有大量创新的思想在那里传播,因为有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学者,包括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大学校长。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广泛,如果交叉地听,其实是可以获得很大启发和新的思考。如果只关注本地区、本领域和自己眼下的事情,等于你没有最大限度利用这个论坛,因此也丧失了参加跨地区、跨领域讨论的可能性。

 

熟悉的就是好的?

星期三, 十二月 28th, 2011

   

熟悉的就是好的?


文/胡泳
《新周刊》第357期 2011年10月15日


凡是观察谣言传播的人都会发现,传谣容易辟谣难。辟谣者遇到的一个普遍困境是,重复一个主张,哪怕是为了否定这个主张,只会令其真实性更趋明显。


  2004年的夏天,安迪·马丁,一位网络专栏作家和曾经的共和党州政府竞选人,发表了一篇新闻稿,指称奥巴马是一位“隐瞒了自身信仰的穆斯林”。媒体没把这个指控当回事,因为马丁没有提供多少证据。然而这个故事从此生了根:在NBC/《华尔街日报》2004年12月的调查中,8%的被调查者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无独有偶,在“9·11”十周年之际,英国广播公司对英美各1000人进行随机调查发现,大约1/7的英美民众认为,“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导演的阴谋。

  尽管专家认为奥巴马对其为穆斯林的谣言的驳斥十分有理有据,尽管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提交的历时3年、耗资1600万美元的调查推断,是喷气式客机燃烧产生的火焰破坏了世贸双子楼的结构,导致它们最后坍塌,但这些都并不妨碍上述谣言经久不衰。当代文化似乎越来越容易被谣言所侵蚀。记者通常认为,事实就是一切:让公众知晓真相,他们将会作出正确的决定。然而,研究人们如何区分真假的心理学家却发现,这个过程并不那么简单。而且,因为数字化技术形成了既紧密连接又影响广泛的社交网络,谣言现在得以在未受到真相反击之前就在特定的群体之中漫天飞舞。

  凡是观察谣言传播的人都会发现,传谣容易辟谣难。辟谣者遇到的一个普遍困境是,重复一个主张,哪怕是为了否定这个主张,只会令其真实性更趋明显。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给被测试者列出一系列有关健康的警告,它们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正确的,最后发现,接触者被警告最多的,往往是他们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换言之,研究者越是想竭力纠正某个健康误区,被试者越倾向于认定它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为了决定某个陈述是否为真,我们常常寻求社会上对该陈述的集体评价。然而精确地衡量社会上的共识是件难事,所以我们的大脑会转而依赖自己对某一提法的熟悉度。这就形成了某种金科玉律:如果某样事情看上去熟悉,那么你以前一定听说过这事;如果你以前听说过它,那么这件事一定是真的。

  心理学家已经证明,重复,再重复,人们就会受骗上当。甚至还有这样的发现:如果一个人无数次地告诉你,某件事是真的,那么你很可能得出结论,这个人的意见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尽管其他人从来没有对此发表过意见。人们倾向于认为熟悉的就是好的,这乃是某种心理捷径。例如,有一个被称为“熟悉效应”的奇怪现象:人们之所以喜爱名画,与其说是因为画美,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对这些画比较熟悉。

  从人类祖先的角度来看,对熟悉事物的偏向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马库斯指出,我们的曾曾曾曾曾祖母所熟悉的不会损害她,而她所不熟悉的却可能会害了她,两相比较,前者是一个更为安全的赌注。“以通常的方式选择熟悉的事物,我们的祖先非常适应于对熟悉事物的偏爱:喜欢一般事物的生物比对新奇事物有极端偏好的生物拥有更多的后代。”

  但我们对熟悉事物的依赖大有问题,特别是我们往往认识不到,它对我们的理性决策所能造成的影响十分巨大。比如,即使没有充分根据的资料来证明现行政策有用,人们也倾向于选择已有的社会政策而不是还未推行的政策。人们只是简单地设想,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不是去分析代价和利益。

  而且,我们经受越多的恐吓,就越趋向于固守熟悉。人在受到威胁时往往比平素更加重视自己的群体、目标和价值观。人们会对和自己同信仰或同种族的人比平常更为友善,但更加否定圈外人。危机发生时,所有人都倾向于对少数族群持否定态度;稀奇的是,这不单适用于多数人群体中的成员,甚至自己就是少数人群体一员的人也这样想。

  这种“只不过是熟悉”效应发展到极端,人们甚至会喜欢、或者至少是接受可能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的统治体系。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就指出,“在封建制度、十字军讨伐运动、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制度和塔利班政权下生活的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体制有缺点但在精神上是可立足的,(甚至有时)比其他可预想的选择更好”。

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

星期一, 十二月 26th, 2011

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

 

胡泳

 

极权主义政制只有依靠否定政治与社会权力的差别,削平公域与私域的界限,以国家认定的假信息的传达和宣传代替自由流动的公众舆论,才可能正常运转。它寻求通过把市民社会完全吸纳进入国家的晶体结构的方式消灭市民社会,令所有的公民都永久性地处于监控之下和拘禁之中。然而,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要想扼杀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纳粹德国失败之后作为极权体制原型的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于斯大林去世之后在赫鲁晓夫的主导下开始调整自身,上个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盛行的极权主义理论也随之发生了修订。

卡索夫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主义”的说法,以描述苏联阵营的生活的相对正常化,但这种描述仍然是在冷战的框架下展开的,即把世界划分为自由和不自由的两部分。林兹在七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也是为了反映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放弃大规模恐怖的新现实。华尔泽在八十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主义”一说。他指出,“极权主义是寄生在败死了的革命之上的”,“它不能引发任何热情;它捕获的心灵是必然性的囚徒,而不是救世信仰的信徒”。

在同一时间里,东欧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展开了大量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思考对象主要集中于极权制度下人的生存困境。捷克的哈维尔也使用“后极权主义”的概念,表达极权统治的恐怖程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原则却依然存在。李慎之曾经精辟地指出,哈维尔所用的“后”是“post,相当于“在……之后”的“后”,但其更准确的含义应该是“late,与早期相对。为哈维尔作传的英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基恩,就把哈维尔所分析的体制称为“晚期社会主义”(late-socialism)。“后极权主义”在林兹那里,是用以思考后斯大林主义政制的结构与动力的政治学概念,在与斯台潘合作的《民主的转型和巩固问题》一书中,他认为相对于极权主义来说,后极权主义存在有限的、不稳定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狂热有所衰退;社会动员仪式化;领导人由魅力型转为官僚型。在哈维尔那里,这个概念主要用来进行文化描述,特别包括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声音和抵抗行动。

哈维尔刻划后极权社会的关键词有“恐惧”和“谎言”。虽然专制党继续依赖恐惧和严酷的镇压,但权力的行使方式变得更具选择性、更加精明了。不同于行刑室里的拷打折磨,人们现在担心的是自己的生存因为不服从而受到影响——生计、地位、前程以及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在这种生存压力之下,谎言变得无所不在。哈维尔讲述了一个蔬菜水果店经理在他的橱窗里、在洋葱和胡萝卜之间安放一条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故事,然后分析经理为什么要这样做。“个人不需要相信所有这些玄妙的东西,但是他们必须表现得好像深信不疑,或者他们得与它们和平共处。然而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谎言之中。他们不需要接受这个谎言,对于他们来说,接受具有谎言并处于谎言之中的生活便已足够。由于这个突出的事实,个人巩固了这个制度,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就是这个制度。”

在假面具下生活的众人是不可能形成公开、诚实和相互信任的公共生活的。因此,哈维尔提出“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he truth),这源于他的一种信念,即对后极权社会的压力的民主抵抗发轫自国家之外的日常生活领域。“生活在真实中”是在存在的层面上运行的。虽然它也可以体现为公开的、可见的集体行动,如街头示威或公民结社,但从根本上来讲,它是地方性的,隐蔽的,反政治的。它并不追求快速的制度性的转化,因为那样会被政治当局轻易剿灭,它只有在远离正式政治时才最能发挥伦理效果。必须认识到,并不是好的体制保证好的生活,而是正好相反,只有创造了好的生活,好的体制才可能发展起来。哈维尔后来将这种策略称为“反政治的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它要求个人自下而上地摆脱存在于全社会之中的制度维持因素,换言之,个人需要认识到,只要他们表现了对制度的接受,那么他们就等于在继续巩固制度。

既然制度中有组织的权力像低度电流一样传递到所有人身上,那么后者保卫自己的惟一方法就是让自己同制度绝缘,防止制度损害自己的私人生活。生活在真实中,就是在“地下”以及国家范围之外的领域,如家庭、朋友、工作场所、平行的经济、非官方的文化以及像“七七宪章”这样的公民动议活动中培育个性化、自我保护和合作的机制。换言之,要建立一种与后极权国家“平行”的及藏于国家之下的开放而灵活的抵抗结构。那些选择了“生活在真实中”的人将在某种程度上展开一场“存在的革命”,通过实现“独立的社会生活,他们将得以展示“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整师的武装”。

哈维尔所代表的是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东欧知识分子“从异议到反对”的转变,“不再着力于告诉党国当局如何行事,而是在社会上下大功夫”。例如,1976年创立波兰最早的独立组织KOR(保卫工人委员会)的贾塞克·库隆,在他的著名文章《对一项行动计划的反思》中得出结论说,最好的引发波兰社会变化的方式是以社会运动自下施加压力。他喊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不要烧毁委员会,建立你自己的委员会。”波兰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亚当·米奇尼克和库隆的看法一致,也把重心放在社会的自我建设方面,以一种“新的演化论”强调非国家的、独立的组织的力量,提出演化方针应该针对独立的公众而不是政府,平添了KOR和团结工会的生机。

波兰的自主的公共领域的形成,与阿伦特的论述高度相符。阿伦特强调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看到了否定政治与社会权力的差别、削平公域与私域的界限的危险性。她把自由的公共领域看作极权主义的对立面,这种政治把公民变为臣民。她认为,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自由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当公民们协力行动时,就会产生权力,“权力不仅对应于人们的行动能力,而且对应于他们协力行动的能力;它属于一个群体,并且,只要这个群体坚持在一起,它就始终存在”。权力,在阿伦特看来,是尊重社会的多元样态,使政治自由得到保护的力量。波兰“独立的社会运动”的运作原则很简单:像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生活一样采取行动。

然而,东欧知识分子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这些思考,在中国的有关讨论中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注意。顾昕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民主精英们始终持一种国家主义的进路,他们的关注点近乎压倒一切地在国家制度、机构和组织的改革上,例如关于修宪问题的讨论就是如此,而并不关注社会的变化。这一国家主义的思想进路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质疑之处,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平衡关注至少显示一点,社会在精英的心目中几乎不占地位,社会的变化对民主化的影响也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哈维尔: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星期六, 十二月 24th, 2011

哈维尔: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胡泳

 

崔卫平谈她初次接触哈维尔时的状况说:“进入东欧这个领域,完全出于个人精神上的困惑迷茫,它从八十年代末期,持续了好几年,非常痛苦。我原先的表达系统突然失灵,一下子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属于经验和语言的分裂,就是说从既有的经验里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述那种情绪,但当时我还不能完全清楚地意识到问题在哪儿,就是感到一种极为庞大的晦涩,感到一切都需要重新表述。” 

崔说得很直白,她是由“一种生存经验的沉重”而发现并追随哈维尔的。崔是学文学出身,喜欢的是奥斯汀、惠特曼、T.S.艾略特等,然而她发现这些文本都无法使她在危机之后避免失语状态。那时的崔卫平根本不关心政治,她遇到的问题是,离开政治,她无法完成对当下中国经验的表述。

90年代的时候,西方也发现了哈维尔,例如,以研究民主理论著称的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继1995年写作了托马斯·潘恩的传记《潘恩:一种政治生活》之后,在1999年写了一部哈维尔的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基恩喜欢哈维尔不是没有理由的,作为市民社会(现更多地被称为公民社会)的积极鼓吹者,他对柏林墙倒塌、苏东巨变当中市民社会所起的作用兴趣浓厚,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重划社会与国家的界限,扩大社会平等和自由,对国家机构进行重构和民主化。另外,作为在民主国家生活的理论家,他也对极权主义的演变非常关心,哈维尔笔下所描述的“后极权主义”,被他称作“晚期社会主义”(late-socialism)。

我比崔卫平年轻十岁,但也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痛苦,只不过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发现了互联网,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相信技术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改变。但就像文学必将遭遇政治一样,技术也会遭遇政治。2007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做访问,撰写《众声喧哗》这本书,研究随着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特别是经由新媒体技术的作用,中国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出现分化的问题。我开始系统地阅读哈贝马斯,追溯马克思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旋即发现,哈贝马斯的巨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写于1962年,但迟至1989年才被翻成英文,恰好赶上苏东引发的西方新一波市民社会研究热。公共领域在国家控制与市场化之间提供了第三个视角,迅速成为典范,哈贝马斯自己也在1992年承认,“这本书的中心问题现在被放在‘市民社会的重新发现’的红字标题下讨论”。

研究市民社会问题,绕不开苏东经验,一个常被提到的认识是,尽管苏东国家普遍经历了极权主义统治,但它们的市民社会始终存在并顽强抗争,这才埋下了日后巨变的种子。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要想扼杀所有的社会力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纳粹德国失败之后作为极权体制原型的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于斯大林去世之后在赫鲁晓夫的主导下开始调整自身,上个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盛行的极权主义理论也随之发生了修订。我大量阅读这方面的文献,终于发现,东欧的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曾经有过那么多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思考对象主要集中于极权制度下人的生存困境。由此我开始发现哈维尔、库隆、米奇尼克,在十年之后走上了和崔卫平相同的探索道路。

我们的发现同西方人的发现有何不同?前提仅仅在于,我们有经验——有时时受到逼迫而无法“生活在真实中”的经验,有自愿组织总是在成形前就被摧毁的经验也因此,我们比西方学人更能感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在眉睫性。哈维尔讲过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要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虽然这种友好姿态让哈维尔心存感激,但他也说到,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备受挫折。对哈维尔来说,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哈维尔写道:“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

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它是对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制度的抵抗,也是对日常政治的半真半假的不妥协。哈维尔从来不是一个异议分子,如崔卫平所说:他,和追随他的我们,都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我们要的是“好生活”,惟其如此,才努力建立一个“好社会”。如北岛诗云:“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把员工变为“内部企业家” ——从海尔革命性管理实验观察到的

星期六, 十一月 26th, 2011

    把员工变为“内部企业家”

——从海尔革命性管理实验观察到的

 

胡泳

 

照我看来,海尔的“自主经营体”不纯粹是管理创新,更是一种社会性发明,因为它牵涉到给员工自主空间,满足他们更高的自我需求。不是只让员工每天很有纪律地准时上工、按需生产,更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带着热情与想象力来工作

 

“执行力”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当中,曾经是一个富有魔力的词汇。“鸿海的文化,是有严厉执行力,又有高度激励。”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程天纵曾对记者这样说。从富士康离职的前主管青桐称自己对富士康的企业文化的理解就三个字:执行力。

无独有偶。比亚迪的王传福也曾说过:在比亚迪,人是每一个关键节点、每一种战略打法的最终执行者。对工人,高压、高薪的结合可以对效率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郭台铭和王传福有些什么共同点?他们信奉同一种动机哲学:没有人不爱好胡萝卜,而不恐惧大棒。面对这两样东西,人们会作出精明的反应,其行为依附于一系列刺激和外在的奖励。信奉这种哲学的人认为,不存在什么因热爱而去做的事情,或是因为认定某样东西是对的而去尝试的情形。他们甚至把企业社会责任都看作某种自利行为的伪装。

 

从“本能”到“意义”

 

与这种哲学截然相反的一种认识是:承认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但更相信,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渴望归属感,渴望意义,渴望伟大的爱情或是新生婴儿所带来的福佑。今日世界的最大机会在于,通过社会发明让人们过上能够充分实现自身潜力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行善、洞察、创造、示爱和工作的巨大潜力。但遗憾的是,如今这种潜力被大型的等级制组织深深限制。

张瑞敏有一句名言:“企业说到家就是人,管理说到家就是借力。”由此观之,海尔目前孜孜以求的、在海尔打造无数的“自主经营体”的管理转型,预示着一个伟大的转变:从执行力到创造力的转变。

换句话说,海尔要追求与富士康和比亚迪不同的东西:不能够把员工纯粹视为一种执行的工具,而要给他更大的空间,让他自己有自我发展的自主性存在,不仅是自给自足,也跟他人联合形成这种自足。在新的环境下,如果说执行力还有它的道理,那也必定如张瑞敏所说,“不是靠上级一级级下来的执行力,而是靠你怎么去执行用户的要求”。

 

不要简单的契约关系

 

关于什么是“自主经营体”,海尔方面有很多说法。最常见的解释是“三准则”说:端到端、同一目标、倒逼体系。“端到端”指的是一线经理从客户的难题出发,到客户的需求满足为止,从客户端再到客户端。“同一目标”,就是定下目标以后,它不再是个人目标,所有团队成员都要按照同一目标来满足用户需求。“倒逼体系”是指将用户的要求作为目标,倒逼海尔内部所有流程。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三自”,即自创新、自运转、自驱动,归根结底是自组织。

近期,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耶带着西方管理学的眼光来到海尔,追问中国式自主经营体的实质。他试图用公司的契约理论来分析,即把公司定义为一个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体,契约可以发生在企业和外部市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之间,起关键作用的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

迈耶教授在海尔却有很多新发现。比如他发现,自主经营体是一种竞标的方式,获胜者主要是通过更好的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方案,然后再将这个目标和薪酬挂钩;又如自主经营体的评价指标不是用销售来衡量,更多的是用市场份额、盈利来衡量,包括新产品开发,客户满意度等等。他最大的发现是,西方企业的委托-代理契约是静态的,签订之后就不再改变了;在海尔的自主经营体模式下,契约却会经过多次动态调整,由此可以看出,海尔的自主经营体不是一种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

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看作一种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在第一阶段,委托人提供一种机制安排。第二阶段则是代理人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机制;如果他拒绝,什么都不会发生,若是接受机制,则进入第三阶段博弈:代理人在机制约束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动。然而这恰恰是张瑞敏企图规避的博弈:在企业当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非合作博弈,要么企业输,员工赢;要么企业赢,员工输,无法达致双赢。自主经营体所要做的,正是要把员工和企业的博弈,变成为了完成用户需求,自己与自己的博弈。

张瑞敏对迈耶教授说:“海尔的自主经营体和和西方企业一个很大的不同,从本质上说,就是打造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契约。用户需要什么,就必须满足什么,而不是没有用户的企业内部相互之间的契约。换种说法,企业内部的契约也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和用户之间达到一种契约。我们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企业,而西方企业是以企业为中心的企业。”这也是所谓“动态契约”的内涵:所有的经营体不是服从于企业给它的指令,而是服从用户的要求。

 

从管理创新到社会发明

 

不知道张瑞敏如此说法,令遵循西方管理学脉络的迈耶教授豁然开朗还是更加糊涂。照我看来,“自主经营体”其实不纯粹是一个企业的管理创新,而是一种社会性发明,因为它牵涉到给员工自主空间,满足他们更高的自我需求。这种社会性发明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能跟上时代、即时因应变迁的企业组织,不是只让员工每天很有纪律地准时上工、按需生产,更要让他们每天都能带着热情与想象力来工作。

如果说此前企业的做法,更多地是硬性规定工作程序,强制员工执行,现在则是设计一套公开、公平的衡量方法,让人们可以免除过多的束缚,热情地投入工作并发挥其创意,同时又能让大家知道每个人的表现如何,从而达成某种程度的约束。这要靠赋予人们自由,让他们去自我管理那些会影响工作绩效的变数;对最终获利会有影响的变数,管理者都可以授权。一旦授权,就让员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只要能确保绩效衡量指标与员工的工作报酬相连结,公司制度清楚透明,那么,企业将不需要太多的管理,就达到“太上不知有之”的境界。

 

从分权到内部企业家

 

也许你会问:这样做和分权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在于,分权仍是在等级制框架下进行的,只是对等级制组织的改善,而不是对它根本的打破。如今大企业常因规模而饱受折磨。企业变得如此庞大,经理人在作决策时,常常不具备有关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个人知识。而传统上应对这一情形的办法是分权。

不幸的是,单单依靠分权是不够的。在一个等级制组织中,晋升可能来自对老板的忠诚和政治技巧。勇气、创意以及观察明显但却被忽视的事实的能力,不一定能导致成功。在此情况下,大企业所需要的并非更多的半独立的部门,而是某种存在于组织内部、行事形近市场企业的“企业家”。

从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海尔目前的这套做法叫做“内部企业家”。它不仅针对个体而言,也和企业的生产率和响应性息息相关。并且,如上所说,这种开展商业的新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堪称某种社会发明。

归根结底,大型多部门工业公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发明。没有这种组织形式,我们很难想象今日世界的工业化程度。然而,不论大公司如何成功地组织了复杂的生产和分销活动,它们失败的迹象已随处可寻:它们脱离现实,更多地对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对变化了的时代作出反应,裙带关系和企业政治猖獗,惯性和盲目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

另一方面,企业家除了自己和企业的服务对象以外,不需要取悦于他人,而更多的是个人的努力和担当。这种个人化取向不仅不是一种限制,反而可以导向新生意的产生和新生意方式的浮现。在企业当中为这样的“企业家”腾出空间,是解决大企业病的良方。

海尔的探索价值在于,还从来没有一个大规模公司采用过这种模式。在西方,也有所谓内部创业战略,指的是企业在日常运营之外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让其像企业家一样运作,开发一个新产品或者创设某项新业务。而海尔的自主经营体,则是要在整个公司内部创造员工的企业家精神,由此打造企业的“倒三角”组织结构。

这种自主经营体,从开始提出到现在,已经由自主管理团队越来越向独立公司演变。张瑞敏希望这些自主经营体不仅能够独立地去发现市场的需求,迅速地作出反应,还能够创造需求;而且,它们逐渐拥有自己的用人权、分配权、独立核算的报表。海尔目前在做的实验是,在某些地区,根据“人//客”(即员工/区域/客户资源)三要素组成相关的团队,其中既有市场营销人员,也有开发人员,共同把这个地区的用户需求彻底开发出来。需求开发出来以后,直接与产品线对接,以用户资源交换产品资源。

这就彻底颠覆了旧日的销售逻辑:过去销售队伍是看今年完成了多少万,明年要提高百分之多少,为了完成承诺指标,常常以压货为己任;现在的思路则是,看这个地区人口若干、GDP多少、家电更新换代率几何,根据这些测算出该地区的家电消费量,并决定其中海尔的占有率要达到多高。这就把团队的所有目标集中在一个地方:怎样才能获取更多的用户资源?在市场驱动的情况下,海尔发现自己面临的绝不是一个同比增长的世界,而是十倍速的发展空间。

对于后台职能部门而言,这种地区经营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触角,连接所有的职能部门并带动它们的转变。原来的财务、人力、流程等等都要和它融合起来。张瑞敏形象地把这样的经营体比作大树的枝子,永远来自于树干,不会是孤立的,因为如果孤立就变成一束插花了,一时挺好看,过一段时间肯定枯萎。所以,原来的职能部门要融合进入自主经营体,要提供资源把自己由后台变为前台。最后,当一个个自主经营体形成联合关系,海尔的组织结构就变成了一个矩阵结构,这个矩阵结构就像一张网一样互相交织起来,都服从纲的目标。

员工一旦获得了创造力,企业将得以变成自主经营体的联合体,一个200亿美元销售额的大公司,能够分解为4000个自主经营体组成的复杂组织。这些自主经营体不但为了实现客户目标、市场目标,同时还得实现其自设的目标,企业家精神因而扩散到整个组织当中。

 

挑战来自何处

 

这样的探索会不会产生问题呢?目前来看,它面临的挑战是一系列的。

比如,自主经营体在市场团队里最容易推动和执行,但在产品企划和研发团队里面,能否同样运转自如?客户的需求,包括收入和成本是最容易发现、也最容易衡量的,然而那些非财务的指标,比如创新又该如何确定?再如,怎样管理企业的知识型人才?在这一领域,机械的外部控制没有多大效用,需要的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现场决策的本能以及边界清晰的自我约束。还有,作为一个国际化大企业,目前的自主经营体模式能否在海外复制?个人的空间与集团总的战略能否很好地结合起来?

归根结底,海尔会遇到两个问题,但实际上也可视作一个问题:一是怎样赋予创造力强的员工所要求的独立,与此同时又让他们不致罔顾企业的需要;二是如何令企业更加有能力迅速而敏感地对社会的要求作出回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允许经过选择的员工在企业内部拥有类似社会中的企业家的那种地位,既给予这些员工独立,又让他们符合企业总体的技术、财务和信息目标。

这也将考验企业领导人的气度和胸怀。内部企业家的地位当然要由这些员工自己挣得,但一旦他们通过了考验,领导人就必须允许他们拥有独立行事的权力。不能用企业原有的约束去限制。唯其如此,独立的企业家精神才会在企业内部茁壮成长,而这也是内部企业家体系建立的初衷。

随着这种体系的成熟,内部企业家会遍布企业,取代当下企业中众多的效率低下、不如人意的功能,然而也需牢记,新的释放出来的能量会为中央式控制带来新问题,从而呼唤新的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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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管理学者加里·哈默曾经有个断言:新管理思潮的扩散,通常需要2025年。美国大汽车厂花了差不多25年才真正了解丰田式管理的优越。六个西格玛差不多在1980年代中期就发明了,却在20年后才在全球成为经典的管理工具。

20年后的竞争致胜关键不是产业科技,不是战略,而是如何领导、组织、筹划一个企业,如何配置资源。管理和组织的创新就像是科技的创新,需要长时间酝酿;而最大困难在于:企业管理者对原有范式、操作方式的依恋不舍。每次到企业演讲管理创新的主张,总会遇到一些公司经理人说,我们知道挑战很艰巨,我们也喜欢新的思考方向,但我们还是不能创新。还有一些公司说,如果已有成功的公司可以示范给我们看,保证可以成功,我们就可以来研究如何一步一步做出来。

这说明,21世纪的管理新典范,胆敢采取“管理2.0”的公司,也可以说是管理创新的拓荒者,命中注定是少数。衷心期待20年后,海尔的管理理念与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

2011网易“公民阅读”第一期十大好书榜发布(上)

星期一, 七月 11th, 2011

   

http://book.163.com/11/0707/18/78COD0JK00923IP6.html

2011网易公民阅读第一期十大好书榜发布

2011-07-07 18:59:08 来源: 网易读书 

201176日,由网易举办的公民阅读”图书推荐及评选活动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对外发布了2011年度第一期十大好书榜单。桑德尔《公正》、金雁《从东欧新欧洲》、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等十本书,成为了网 易公民阅读本年度第一期评委推荐的最佳图书。

创造公民与阅读的艳遇

2011网易公民阅读图书推荐及评选活动旨在提升公民阅读的质量,推动公民社会理念。为此,网易读书频道特别邀请胡泳、蒋方舟、廖伟棠、刘柠、刘瑜、苏小和、熊培云、许知远、王建勋、王晓渔、张铁志、张晓舟(按音序排列)等12位具有公信力又愿意对公众发言的知识分子,为读者定期提供一份好书书单。活动将以月度推荐、季度榜单、年度评奖的形式举行,季度上榜图书的出版时间限制为半年之内。

网易读书频道主编黄兆晖介绍,公民阅读图书推荐及评选活动曾于2009年举办,两年后再度出发,是因为找到了这些具有影响力、公信力,并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评委。他表示,期待这个活动能形成某种标准,提升公民阅读的质量,给广大读者提供更为专业的视野和公众阅读的期许。

文化学者、公民阅读推荐评委王晓渔认为:公众成为公民,阅读必不可少。这两三年,公众的阅读诉求越来越强烈,很多思想文化类的书频频登上排行榜。但是总体而言,依然有很多有价值的书不被公众所知。公民阅读希望创造更多的艳遇机会,让好书遇到理想的读者,让读者遇到理想的书。通过艳 遇般的阅读,让公民意识落地生根。

“90也需要思想启蒙

作为网易公民阅读图书推荐及评选活动最年轻的评委,半个“90的蒋方舟对于自己能出任本次活动的评委非常高兴。这次评选活动评委推荐的书 有很多都具有学术思想启蒙意义,这些书对于像我这样年龄的年轻人非常合适,我觉得90后也到了一个有思想诉求的阶段,这与知识结构无关而与成长有关,思想启蒙也是一种生理需要。蒋方舟说。

蒋方舟表示,随着博客、微博等新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利用多元化的渠道发声,这是继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阶层重拾的话语权。而网易在此时举办公民阅读图书推荐及评选活动,摒弃商业介入,挑选出一批极具公信力的知识分子作为评选保障,值得推崇。

公民阅读评委(按音序排列):

胡泳、蒋方舟、廖伟棠、刘柠、刘瑜、苏小和、熊培云、许知远、王建勋、王晓渔、张铁志、张晓舟

 2011网易公民阅读第一期十大好书

1、《公正》 迈克尔桑德尔著,朱慧玲译,中信出版社

2、《从东欧新欧洲》 金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伊朗)阿扎尔纳菲西 著 朱孟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4、《思想与乡愁》 崔卫平 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5、《寻路中国》 彼得海斯勒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6、《巨流河》 齐邦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 [] 约翰邓恩 著 尹钛 译 新星出版社

8、《辩论中国模式》 丁学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 奥斯特罗姆 著 李梅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10、《理性选民的神话》 ()布赖恩卡普兰 著 刘艳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附录一:评委点评

2011网易公民阅读第一期榜单

为了提升公民阅读的质量,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网易读书频道特别邀请胡泳、蒋方舟、廖伟棠、刘柠、刘瑜、苏小和、熊培云、许知远、王建勋、王晓渔、张铁志、张晓舟等12位具有公信力又愿意对公众发言的知识分子,为读者定期提供一份好书书单。

该榜单按月度、季度、年度公布,并于年底进行总结评奖。

1、《公正》迈克尔·桑德尔著,朱慧玲译,中信出版社20111月出版

十人推荐:刘瑜、许知远、王晓渔、张铁志、张晓舟、王建勋、熊培云、胡泳、蒋方舟、刘柠

刘瑜推荐语:在政治哲学已经被诸多中国学者搞成一种装神弄鬼的巫术之后,终于有一本清澈见底的当代政治哲学书出现了。此书展示:第一,真正深刻的道理一定是朴素的;第二,朴素的道理不会是非黑即白的。一种正义观和另一种正义观之间的冲突往往不是善恶之争,而是诸善之争。也许下次当我们在公共领域中用真理在握杀气腾腾的语气跟人辩论时,可以深呼吸一口喝杯冰水先?

王晓渔推荐语:5月,桑德尔来到中国,但是公正没来。他在公立大学的讲座照常进行,由民间人士主办的讲座却因为众所不知的原因被取消。桑德尔在后记中透露公正从娃娃抓起的经历,两个儿子从能拿起汤匙的时候,就在餐桌上讨论各种与公正有关的问题。我们已经不是娃娃,但关于公正的讨论,似乎还是停留在儿童期。

2、《从东欧新欧洲》 金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月出版

九人推荐:刘瑜、熊培云、胡泳、蒋方舟、王晓渔、刘柠、张铁志、王建勋、许知远

刘瑜推荐语:在我们屡屡抱怨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的同时,我们已经兴高采烈地妖魔化了中东欧20年了。现在,终于有一本中文书可以唤醒自我陶醉中的我们了:其实,我们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好,而别人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用一种历史叙事夹杂着理论分析和旅行游记的方式,金雁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走出历史的阴影逐步正常化的中东欧。

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伊朗)阿扎尔·纳菲西著 朱孟勲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月出版

九人推荐:王晓渔、许知远、王建勋、张铁志、张晓舟、熊培云、刘柠、胡泳、蒋方舟

王晓渔推荐语:一位伊朗文学教授被大学辞退之后,在家里开设私塾,邀请六七个昔日的学生每周到她家讨论《洛丽塔》、盖茨比、詹姆斯、奥斯汀……虽然政治体制一时无法改变,她通过个人对精神的坚持,试图恢复日常生活的基本伦理。很遗憾,最后她还是移民了。

4、《思想与乡愁》崔卫平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11月出版

九人推荐:许知远、张铁志、廖伟棠、苏小和、熊培云、刘瑜、王晓渔、胡泳、蒋方舟

许知远推荐语:个人的表达,对更深层内心的诚实追问,还有对极权主义文化的分析,令这本随笔集与众不同。

张铁志推荐语:崔卫平以文学、电影和现实为文本,探究了这个社会中贫乏的伦理与公民精神。

5、《寻路中国》彼得·海斯勒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月出版

九人推荐:胡泳、张晓舟、廖伟棠、许知远、王晓渔、刘瑜、熊培云、张铁志、王建勋

胡泳推荐语:今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变化迅速,且在一个极为庞大的规模上变化。无数人从无数层面记录这场变化,但彼得海斯勒(何伟)的书给出了一个极佳的隐喻:中国在路上,但很少中国人对路规有把握。

6、《巨流河》齐邦媛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0月出版

八人推荐:王晓渔、蒋方舟、胡泳、刘瑜、刘柠、王建勋、廖伟棠、许知远

王晓渔推荐语:每天读六七十页《巨流河》,不舍得一口气读完。《巨流河》唤起我的文化乡愁。看到故国文化不绝如线,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喜于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悲乎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7、《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 [] 约翰·邓恩著 尹钛译 新星出版社201011月出版

八人推荐:张铁志、王建勋、胡泳、熊培云、张晓舟、刘瑜、王晓渔、蒋方舟

张铁志推荐语:为什么民主制度在二十世纪后半成为世界上最具正当性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本书深入而浅出地讲述「民主」的魔幻身世,以及,到底何谓民主。

王建勋推荐语:民主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发生了怎样的流变?它为何在当今世界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要想知道问题的答案,读读政治理论家邓恩的这本著作很有必要。它讲述了一个激动人心、命运多舛的民主的故事,记叙了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和制度的复杂身世与艰辛历程。这本小册子视野开阔、引经据典、语言优美,值得细细品味。

8、《辩论中国模式》丁学良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月出版

五人推荐:苏小和、张晓舟、王建勋、熊培云、许知远

苏小和推荐语:

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辩论,看上去热闹纷繁,但基本上属于宏大叙事,几无学术价值。一方面,这种集中了威权体制、有限的市场竞争、高强度的社会管制和国家贸易层面的重商主义倾向,并非中国的制度创新。所谓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从经济史上看,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经采用过这种策略,到20世纪上半叶,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尤其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试图从所有的方向解读中国的思想企图,事实上首先放弃的,是某个专业的路径。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么繁复的话题,好的学问家显然不会去寻找一个更加繁复的学术模式来解读中国,因为这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空洞。为什么不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呢,事实上,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准确地说,应该是指向了中国经济的模式,因为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尚不明确。而经济模式,如果放在历史的流变中加以分析,并不新鲜。惟一可以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置身于一个深度的全球 化背景中,也许未来所有的变量,都是其中。

如此一来,所谓中国模式的辩论,更多的可能仅仅是一个蔓延在街头巷尾的话题,一个人人都想参与,但人人都莫衷一是的谈资。丁学良先生的思考,就是站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经济学的多重路径上,对今天中国发展进行的一次综合性、非学院性质的工作,这让很多关心中国的人们的思考有了一个必要的参照谱 系。读完此书,你会对今天中国的基本现象背后的逻辑,有一种比较宽阔的了解。而对于未来中国的走向,丁先生给出的观点,是不断持续,不断深入的国际化。作为读者之一,我深表赞同。

9、《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回应托克维尔的挑战》 奥斯特罗姆著 李梅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1月出版

四人推荐:王建勋、胡泳、苏小和、许知远

王建勋推荐语:尽管民主一词流行得有些发烫,但很少有人认真思考其真义。当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就是政府、政党或者选举产生的官员统治时,奥斯特罗姆告诉我们,民主意味着人民统治——自治。如果人们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关键在于养育自组织和自治的能力,而非将命运交给哪怕是选举产生的政府。渴望成为自己主人的朋友,不可错 过此书。

10、《理性选民的神话》 ()布赖恩·卡普兰著 刘艳红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月出版

三人推荐:刘瑜、王建勋、胡泳

刘瑜推荐语:如果我们试图理解当代社会科学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是优美的,以及为什么我们一拍脑袋闪现出来的灵感只能叫做意见而不能算是知识,这本书是一个经典范本。通过大量的数据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作者试图展示为什么代议民主制中选民在经济问题上会经常犯错。当然,作者的意图绝不是为专制辩护,作为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主张的是一个越小越好的政府。


附录二:发布会文字实录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来到2011网易公民阅读,首期图书榜单发布会,首先我介绍一下到场的评委和嘉宾,从左手边起,《时尚先生》杂志主编张晓舟先生;文化学者王晓渔先生;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苏小和先生;法律学者王建勋先生;学者,专栏作家刘柠先生;青年作家蒋方舟女士;还有台下的磨铁图书创新空间总编辑王来雨:网易读书频道主编黄兆晖先生。感谢诸位对公民阅读的关注,下面由活动主办方,读书频道主编黄兆晖先生对公民阅读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黄兆晖:今天毋庸置疑,主角肯定是台上坐的六位评委,他们是今天活动的核心和灵魂,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公民阅读这个活动的发起。之所以提公民阅读,首先有一个关键词非常流行,就是有尊严,什么叫有尊严?我个人粗浅的理解,就是指一个人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一个人可能不是那么天然的,对这些东西都非常明晰,阅读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其次而言,我们社会达成某种共识,阅读也会是非常好的途径,由此把公民和阅读联系在了一起发起了这个活动。活动的发起是一个创意,最主要的还是让读书人把它做出来,我们非常幸运的约请了12位当下中国社会非常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青年学者、作家,首先非常感谢到场6位专家,也感谢另外的6位没有到场的评委,我个人非常期待,在现场除了作为主办方之外,还非常期待作为评委在遴选这些重要图书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下面是不是进入他们的时间,请他们来介绍一下评选这些图书的感受。

蒋方舟:我读书还是挺多的,因为上大学太闲了,每次上课的时候会拿一两本书看,做一些笔记,所以我觉得能参加评选也是对我自己阅读习惯的整理和阅读兴趣的整理。我这回选择三本书,一本都没有当选,我当时就想到我们上榜的一本书《理性选民的神话》,理性的选民民主的方式可能出非常坏的结果,当时我想到我自己一本书都没有选上。我选的书大多数,三本都不是当红书,或者是出现在榜单上的。有一本叫《孔子》,还有一本是讲的沈丁一在国民大革命当中的动荡,以他的人生去看整个大时代中的公民,另外还选了一个奥康娜(音)的书,奥康娜(音)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我觉得他是被中国读者忽略了的作家,我选的三本是偏小众,无论是公民意识,还是重要性也好,都是挺重要的,最后一本都没有上。但是我觉得上榜的那些书,后来我也看了一些,确实比我的书更具有公信力和价值。

刘柠:今天来到这儿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来不及做深入的思考,我们第一期榜单出来了,我觉得在座的以及今天没有到场的12位评委,每一位评委根据个人带有一定独特性的学术视野,包括你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这两者之间的交集产生了你个人的推荐。12个人的推荐形成了一个最大公约数,这一批书。从个人的视野出发,这样的结果我觉得还是非常切中当下社会要害的。

本身阅读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个人行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或者说是工作,为什么我们提倡公民阅读呢?作为个体知识分子,生活在中国,生活在当下社会,肯定在这个当下社会有很多你个人对这个社会的感知,有很多你个人的喜怒哀乐。这种东西,尤其是在当下是一个变化非常迅速的状况。尤其是从去年以来,几乎是每天都生活在现代深化的氛围当中,有的时候发生了当下的事件,甚至会让你达到大喜大悲的状态。如何把个人对于当下社会情感性的反应,能够让它提炼出一种更加纯粹的,能够更加准确的来反应当下社会的状况,涵盖最主要的某些问题的东西。从这个意义出发,公民阅读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来说,人不可能是全才,每一个人肯定是有自己的学术视野,有自己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不是抽象的人,它是生活在当下社会,我们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你肯定会对于当下众多公共问题有你的关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虽然个人情感这种东西是带有很强烈的个性色彩的,但是你作为 当下知识分子,生活在当下的知识分子,我觉得它的问题意识肯定是具有很鲜明的当下性的。而且这种很大程度上的问题意识,在今天主流的知识社会,乃至整个广 大中国社会,实际上都是相通的。

从这个意义出发,公民阅读不仅仅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提法,而且我觉得作为一种可能性,作为个体知识分子能够到使他通过公民阅读这个途径和桥梁,使知识分子的思想跟当下的知识社会发生最大程度的关联。十二个人的东西,一种思想,一种理念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使它物化,我觉得这是公民阅读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也是从这一点出发,觉得参与这件事情让我个人乐在其中的地方。

王建勋:谢谢大家,首先我想说的是非常高兴公民阅读隆重推出了,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策划,还有大家对书的推荐和选择之后,我觉得这个活动在今天的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当下的中国可以说是严重的物质主义时代,有人甚至发出感慨,这不是一个适合阅读的时代,因为很少有人再安下心来愿意去读书,特别是读一些认真严肃的著作。

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大背景下,网易推出这样的活动,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我希望它能够引导或者说帮助这些爱好图书的朋友们找到一个某种意义上 的精神家园,虽然它不能代替一个人的阅读品位,你也绝不能仅限于评委们选出来的著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我觉得应当非常抱歉的说,我们第一期也没有方舟选的著作,可能对她有点不公平,其余大多数评委可能我们感兴趣的都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历史学家的研究,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中国或者是印度,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也就是说,当时英国人们普遍受教育的状况是远远高于中国或者印度或者其他地区的。这些研究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反应出来建立一个自由社会所需要的思想根源或者思想根基,如果我们不在这些方面能够有所积累或者有所超越的话,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社会的梦想就很难实现,所以我就提出来一个想法,阅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自由社会,或者说阅读能够使人自由。

第三点,既然阅读这么重要,大家读什么?大家可能从推荐的书里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偏好和品位或者说兴趣,或者说爱好。对于我个人来讲,阅读非常重要的是要读经典,无论是已经过去的这些经典还是在现在,或者即将成为经典的著作,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有大量的书可以阅读,说实在的,我自己那些有限的藏书已经让我感觉到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读得完,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得有所挑选,有所选择。选择的时候怎么来把握这个标准非常非常关键,一方面因为每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

另外一方面,我们大致有某种倾向性或者方向或者目标。比如说历史上很多经典著作,是我们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亚里士多德也好,麦迪逊也好,这些著作今天还再犯副讨论这些问题,大量的讨论都是建立在这些经典著作基础之上的,如果不回过头去读一下经典,读大量当今的著作很浪费时间或者误入歧途,因为都 是阅读被别人解释过的东西。所以我的一个主张要读这些经典,特别是读原著。我自己在课堂上都是跟我的学生读英文原版的著作,我们这个学期在读洛克的《政府论》,以前读过《米尔论自由》等等之类的,这些阅读经典,阅读原著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当下的著作也不能忽略或者无视它,判断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哪些著作是非常重要,非常值得阅读的,哪些著作是可以一扫而过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跟大家的兴趣或者其他的有关,不能一概而论。但是要读那些值得阅读的著作,因为有太多的书可以读,但是我们有限的时间里读不完这么多的书,所以如何选择和发现这些好的著作变得很重要。公民阅读活动也许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窗口,帮助大家做出选择,但是绝不能替代你自己的偏好和习惯,谢谢大家,我就说到这里。


吴晓波:20年最畅销企业史图书的研读分析

星期三, 五月 4th, 2011

   

http://money.163.com/07/1121/12/3TQRL276002525S4.html

吴晓波:20年最畅销企业史图书的研读分析

2007-11-21 12:25:45 来源: 网易财经 


这次与北大一起合作百家标杆企业的项目,刚才何力谈了新媒体的看法,下面我聊聊企业图书出版方面的问题。

我们跟北大一起推这个项目,我很早开始采访企业,我觉得中国企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不太注重对自己历史的梳理,就跟家庭一样,盛世修家谱,一定到一定历史阶段,很多传承都在点点滴滴中梳理出来,我们如果现在不梳理,等到要梳理的时候,那就会有一段空白,那会很可惜。而现在还来得及做这些事。我看过万向的档案库,万向很早开始梳理,包括公司领导的讲话、记录等等都有,海尔、联想做的都非常好,八十年代初就成名了,老板有意识积累。很多公司早期突然做了很大,没有这方面的积累。

我觉得像这样的梳理工作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企业内部,本来这次安排有个教档案的教授来给大家讲,因为会议议程压缩,就没有请,其实公司内部来做一个梳理和基本整理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何老师也讲了,委托外包,我们很多软件开发可以外包,很多流程可以外包,其实公司史整理也可以外包。首先学院给你做的很学术化,另外很专业,也很独立,自己公司内部人做的话,公司领导很强势,会影响你史观,影响价值观,外包可以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因为这些讯息是公开还是不公开,或者内部研究,与大学会有一个约定,这是挺好的方式。

国外大学都有口述历史方式,书信都留在大学里,让后来人来研究企业历史,会有很好的基础。这是很好的工作,也是中国真的要梳理出企业管理思想的必要条件。

今天我们开的会是关于企业史写作的会,对企业来说,或者对出版机构来讲,主要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企业的管理思想,企业历史的公共阅读的价值,我的企业历史值得拿出来给大家做借鉴、参考、评论的,第二部分可能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阶段性历史梳理, 大家知道历史需要阶段性梳理。不能因为这本书五年后要重写就不写了,要阶段梳理。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很多公司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有四十年,今年是美的的四十周年,万向2009年是四十周年,娃哈哈20周年,华为10年,今年六月网易十周年,进行梳理,这也是我们希望与公司合作,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经营和梳理,这也是我们开这个会的原因。

我们每年开两个会,上半年开作者的会,我们把全国最好的财经作者请来,现在图书写作很大问题是没有好的作者,我们一方面希望与企业很好的沟通,另外一方面希望培养好的作者,通过流程改造方式把他变成商业作家,我们通过上半年下半年两次研讨会方式来开。

下面我与大家聊聊,过去大概十来年里,我们中国也有不少公司类的书,而且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出了这本册子,我们内部评了一下,我们认为大概十年里有十本书,大家觉得在企业史写作有技巧性的,而且有相当的发行量和影响力的,这些书我们评了十本出来,我就与大家聊聊这十本书分别的特点,如果百家标杆公司图书的创作以及各位企业,如果要做同类的书肯定面临很多的问题,有很多方式可以完成写作,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与大家聊聊这方面问题。

中国企业史的写作,第一本产生影响力的是在97年《联想为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那本书出来 市场上风靡一时,回头来看这本书其实不是很成熟的企业历史的写作,但是这本书是第一次以著作方式来研究一下中国公司。这本书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强烈抓住了时间点,中国公司崛起这么一个点。我们知道中国公司,象联想海尔都是1984年创建,9394年有过一波民族品牌运动的高潮,一方面通过打价格仗,另外推动民族品牌运动,当时李东升讲说是敢死队,都是那个时间点,到96年达到高峰。在中国家电饮料市场,本土公司把外国公司打的落花流水,在9697年 中国公司第一次有了进入世界五百强的雄心。第一次参加评选,评为财富五百强是中国银行,那时候需要一本书来成为中国民族公司的一杆旗帜,当时也有很多的选择,当时在中关村有浪潮、同方、四通等,在别的领域也有TCL、海尔、联想、长虹,在那波都很热的企业。因为这本书使得联想在那个时间点上,从中关村众多公司中脱颖而出,从中国众多民族企业中脱颖而出。那本书的写作是非管理写作。书的封底有句话,看了这本书大家都要想想,我们应该怎么来爱我们的祖国,这样的结尾其实不是财经图书的写作方式,但是在那个点上展示了中国公司的雄心,展示了中国公司承担民族责任的责任感,使得大家觉得,把一层光芒照到联想集团,而联想当时刚刚与跨国品牌竞争中,当时是IBM的全国最大代理商。作者当时也是公共关系部的总经理,对柳传志很熟悉,对公司也很熟悉。我们今天也讨论联想,一方面联想本身发展很快,另外在企业思想层方面,他把联想拉到那个点上去了,这本书对联想有很大的贡献。另外在中国图书写作上,用一本书描述一家企业,现在想来还是创造了世纪。

第二本有影响的书是《风雨爱多》,它也产生在时间点上,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内需低迷,97 99年前后,大家看十个企业中,有七个处在这个点上,爱多很晚起来,97年就倒了,过程很惨烈,而且这本书当时以书代刊的方式作的,卖的是在书报亭都有卖。作者是羊城晚报中山记者站站长,他跟胡志标非常熟,从一开始就跟他开始混,包括从全国帮助他打市场,从他起来到他结婚、衰落,整个过程作者是最贴近目击者,把这书写出来,当时对爱多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这本书的写作技巧上讲,基本是报告文学式,按时间,从前有一个人开始,写到他倒掉,这本书到后来成为研究这个案例最基本的素材,很真实,反映当时舆论,当时人们对它的看法。

第三本书当时很有影响是《海尔中国造》,这本书发行量很大,作者是胡泳,他认认真真梳理了一家公司在管理上的很多经验。海尔很多管理都是从日本过来的,所有管理的名词其实都是在胡泳书里出现,然后又把这些理论与之前的西方、日本的管理思想进行对照、提炼,当年发行量很大是因为很多公司把它拿去作为公司内部管理的教科书。应该说对海尔一家以管理为特色的中国公司形象品牌的确立有非常大的贡献。

第四本是我写的,《非常营销》,卖了十万册,这本书可以与大家交流的是,以前写的都是老板成长史,我写非常营销其实有个挣扎,或者是抉择,那时候这个企业创业十五周年,是1987年创业,十五周年时当时让我来写,当时也想本土公司成长史,我大概跑了它全国六个分市场,对这个公司从总裁到下面我很熟悉,跑完后发现有问题,发现这个公司有一些方面有争议。比如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管理体制,总裁下面没有任何人,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这是中国很罕见的没有副总裁的企业,有两个集团,一个是三九集团,当时朱镕基视察,说我和你们领导班子合影吧,他说我没有领导班子,就我一人。他当时公司治理结构上有缺陷的,但是还是要写,因为它很成功,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而且产能也超过可口可乐,有被写的价值。当时我们全部跑完后,我和老宗谈这个事,他说三七开了,最后也就没有三七开,后来选择的方案是我们不写别的,我们只研究它的营销,最后变成了这样的选择。

我们每年写十几个企业的成长史,我们老是与作者以及企业谈写作底线的问题。我这么认为,其实企业有公共价值要传播给社会时,其实我是没有责任把所有东西告诉你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其实所有写作者也没有权利把你所知道的隐私全部告诉公众。另外在独立的前提下是不能讲假话的。我当时写非常营销时面临这个问题,你的写作底线在哪里,因为任何人都有缺陷,如果写成三七开,在当时的公司背景下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公众也很难接受。我们很多是作为管理经验和传播的话,很难在观众层面来完成的,如果三七开公众会紊乱掉。所以要体谅企业的难处,另外在独立写作时不讲假话情况下完成写作。我们坚持这样的协作底线完成了这本书。

现在回头来看这本五年前的书,我们写到了关于哇哈哈的事实和叙述基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值得他商榷的东西我们没有无限扩大,我们比较好的心得是帮助企业提炼出了他值得传播的东西。一本财经书的写作,对企业来说,要很短的篇幅就要告诉公众要讲什么。对于标杆企业我们梳理时一定要有时空坐标点。我们比较好理解的是,上午讲的救生圈,你是否在战略方面有突破,在管理上有突破,第二我们所谓的中国公司,不仅是本土民营公司,今天来的也有日本与中国合资公司,我认为做中国市场上,三十年来有三种力量,一种是跨国,一种是民营成长公司,还有是国营企业,都是中国公司,都在中国取得了成绩。我们做百家标杆时,我们也会研究国际公司在中国取得的成功。

这本书当时卖得不错,我知道像丁磊、陈天桥都写过心得体会,陈天桥做盛大游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上市,当时他说我买了300本,他写了心得体会,他说我学了联销体模式。第一次从营销的角度来为企业做个麻雀解说。

另外一本是《华为真相》,这也是当时很轰动的书,我认为好的财经类书是看你有没有推出一个概念,有没有推广一个概念,很多写作价值就是围绕着20个汉字,这本书讲了就两个字狼群,为什么会出现狼文化,大家看写作年份是2003年,那是中国又一次民族公司高速成长的阶段,中国在2001年进入WTO,中国制造热浪在0203年达到高峰,中国公司与国际公司的市场竞争碰撞也在03年达到高峰,04年出现了宏观调控,03年是中国民族工业继96年以后第二个高峰点,这时候又要有个偶像,这就是华为。

华为真相出版前,IT业内外很多人不知道华为真相,那时候有一篇华为冬天,华为集中访谈,有这些文本在网络上、杂志上进行流传,而任正非到今天也没有经过什么采访,他很低调,他下面副总裁全部是进口,大家在每年电子百强企业里,他0203年排到第一名,超过了联想,突然一下就崛起了,程东升写了一本书《华为真相》。我认真读过那本书,如果他没有从狼群文化角度写,这本书很难立足。《华为真相》前后大概有三本左右华为书存在,有一本是济南博士写的,那些书卖的很差,《华为真相》卖得很好,很好原因是他围绕一个概念走,就是狼,他后面推广的是中国企业的狼文化,符合很多中小企业、草根企业,他把这个概念通过华为案例来进行了放大记录,这刚刚吻合整个公司文化。任何好的财经书写作一定是在某个点上动了大家一个神经,引起了大家共鸣。

今年上半年《货币战争》卖的很好,如果是去年绝对卖的不那么好,一定是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股市、房市大涨这种情况下,那么多人民币外汇储备,这本书一出来卖的这么好。华为真相就在那个点上动了大家的神经。

另外一本是《德隆内幕》,出版时间是20048月,我200311月全国找人写德隆,它超速发展的模式一定不能持续的,我当时找到了一位财经女记者,姓谢,她跟唐家兄弟关系最好,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写一本德隆的书,那时候我就去了美国半年,那小姑娘也很忙,一开始答应写,最后也没有写,到20045月宏观调控,德隆崩盘在520日左右,150亿全部倒了,8月出书。从崩盘开始写这本书没有办法写,你写一个月吧,然后印出来做推广不可能的。这本书我认为应该是在03年底开始确定写的,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刚刚是中国经济宏观调控,这个企业在三个月前倒了,德隆当时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号称资产2500亿。《德隆内幕》这本书是个出版机构,一个作者,非常敏锐。现在回头来看,因为发生在事件的进行中,在04 8月的时候,德隆还没有进去重组,当时国家要开始拯救德隆,到05年唐才被逮起来,这本书是在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出的,这书出来后,唐立久写了一本《解构德隆》,他一九八几年就认识了唐家兄弟,企业崩盘后,他花了一年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当时出版社非常犹豫,因为德隆内幕把有价值的都写进去了,有没有必要出版,当时我说服出版社出这本书,现在如果来研究德隆,肯定用《解构德隆》,首先文字多一倍,另外是一手资料,德隆倒闭大概有560家公司,这家公司关连交易太复杂,当时他就三家公司没有找到,当时出版社不敢出了,当时德隆内幕卖了二三十万册,因为这个素材很好,还是要出的。

德隆内幕六个月后我们又拿到一本书,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编委王云帆写的,叫《俘获者》,写唐万兴从国外回来后被关到宾馆里面,他写了这么厚的德隆重组材料,从这段开始,德隆被肢解掉,被三家公司分解掉了,当时唐万兴有个不要把德隆拆掉的方案,当时是印尼一个集团通过江家谈过一个方案,把它保全,后来这个方案推翻了。那时候是上海市一个区长下来当印尼这家公司的代理,但是没有成功。

王云帆把这事情说清楚了,这对出版业很悲哀的事,我也知道这本书很有价值,但是我们不敢出了,现在来看要研究整个德隆案例,其实《解构德隆》把关进去讲清楚了,后面为什么分解了是王云帆那本书。

然后是《联想风云》,我认为《联想风云》是一本真正的企业史,我写娃哈哈是谈它的营销,而真 像讲一个人这样讲,从小到大,它的隔壁邻居是谁,他的班主任怎么写评语,被派出所抓起来放出来,后来怎么样,完整描述的是《联想风云》,他不是财经写作出身的人,但是他完整了一本真正意义的企业史的东西。另外他是正经作家,他写这本书之前写过《交锋》《呼喊》《变化》,他把联想风云放在时代改革背景下来 写价值很大。这本书在公众市场上爆发式的反响力没有前面几本大,甚至没有《德隆内幕》《华为真相》大,这完全是两种写作方式,但是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缺点是,它其实没有提炼出一个观点,他把联想全部讲了一遍,讲完后联想是什么,没有讲清楚,他告诉大家联想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标本,他没有解决我一定要阅读联想的必须性。前面书可能没有他写的全面,但是前面书的点都抓住了,我谈的是狼文化,谈的是民族精神,点都给逮住了,《联想风云》没有逮那个点,联想到底是什么还是没有讲清楚,把人的生长过程讲清楚了,但是20个字没有提供给我们,这本书变成了未来你要写联想书,如果我写联想历史肯定拿这本书,因为很真实,连琐碎的家里杯子的颜色都告诉你了,董事会的对话都有,变成了把所有东西都摊开来给你的东西,这种写作很冒险,能够卖到15万的量完全是因为这个企业在中国是排在前三名,如果排在第四名的话,一万五都卖不到。

中国大概有十到十五家企业属于公众公司,就是非行业内也关注它,如果说是两大公众型公司的话就是海尔和联想,有一段时间大家去新华书店,一看怎么都是海尔和联想的书啊,大家想看中国企业的书,可能这个人是大学毕业生,也可能是以前没有读过财经类 书或者平常不太买书,他跑进去,混个脸熟,像看电视,大家看到梁朝伟时会停一下,图书也是一样。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中国公众企业家排行榜是怎么样的,谁的知名度最大,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在这一天这个时间点用百度选择一下,谁的搜索率最高,那时候搜索第一的就是马云,然后发现很多互联网公司很靠前,老一辈的公司在中间,老一辈公司排在最前面的是王石,因为他经常上体育版、娱乐版的关系。

《阿里巴巴》这本书是我们出的,应该说是中规中矩的作品,我们得到了阿里巴巴极大支持,档案打开给我们看,什么都可以看,而且什么都没有,没有整理过,很可惜,然后帮他整理一遍,那时候郭万盛和马云在吵,说那天有没有一百万的利润,你的会员12 万到底是真是假,后来我写了一篇小文章,为什么我认为是真的呢,就坐在那里,对面坐着财务总监,他把电脑转给你看,这没有办法做假的。这是互联网公司给中国带来的最大进步,大量是阳光下的公司,写阿里巴巴企业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公司方面的暗示或者其它什么,是中规中矩的产品。但是未来一两年内一定会有一本关于阿里巴巴的书会超越这个品质,因为这本书有一个缺点,其实也是很难突破的缺点,它从一个合格的产品,相对优秀的产品变成比较卓越的产品之间点上,必须要有一个大时代的宏大叙事,这与作者写作能力与驾驭能力有关系,你在多大语境空间描写有关系,如果作者有这样空间能力就可以完成,如果没有的话,就能够帮助你把历史写清楚。这应该是比较好的产品了。

第九本是我们与中信合作的,这本书卖的很好,《道路与梦想》,重量级企业家,真正自己坐下来用手写的企业家他是第一个。这本书前半本比后半本写的好,因为前半本是王石自己修改,后半部分只是口述,这本书从结构是我帮缪川搭结构。我觉得做本书跟做一个产品一样,首先你要完成标准,首先第一找到好的作者,找到好的企业,然后把20个汉字找出来,然后就帮作者构思,因为中国的财经作者很多很少完成二三十万字的结构能力,我就是百家标杆的结构责任人,这本书怎么搭结构,这工作是我帮助作者一起解决的,因为我们怕的是什么?拿到一本书写完了,然后你跟他讲,兄弟要从头写,他就疯了。我们一般跟作者合作做图书,第一个要求是你千万先不要写,你先告诉我写什么东西,怎么写,大家讨论清楚,结构讨论清楚后,跟建房子一样不会坍掉。结构好了然后是叙事方式。

写一本书需要像讲故事一样,我们讲故事是从前有只羊,而记者写有只羊,不会告诉你这羊是哪里的,所以我们要求作者结构搭建起来,然后第一章写出来,然后把作者气消掉。这本书很好的是王石有很好的文笔,叙事生动,他确实有很强的知名度,这本书很大的优点是讲出了王石本身很多的管理思想、人生体验以及万科在文化建设、公司治理结构的很多观点。从结构上看,跟联想风云很像,基本是同一个模体,但是因为是王石自己叙述的。

05年底时,李嘉诚完成了他所有口述历史,80多个小时,对一个过了五十岁的企业家,把他从头到尾讲一遍,材料应该委托给北大或者一些好的高校,然后再过三年到五年,再做一些补充性的讲述,这是对他本身管理思想的积淀对于第三方整理很有好处,这些企业家都有这方面的意识。

最后一本,是这两年来卖的比较好的是《蒙牛内幕》,这本书跟前面书有比较大的区别是,这本书不是管理类的,讲的是一个生下来被50元卖掉的人,最后成为企业家的过程,讲得更多是企业家很短时间爆发式成长,你想生下来只值50元的人现在能够成为中国的牛奶大王,一个被老板赶出门的人,几年以后,老板在监狱里,他现在在香港上市,他把两头控制住,中间讲的是传奇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把商业故事变成一个传奇。

我就讲这些,我觉得百家标杆是我们主办单位发起的责任需要,另外确实也需要得到企业的支持,我觉得企业,一些优秀的企业在纪念时间点上,某些时间点上也需要对他的公共传播价值,在时间坐标系上进行重新的整体提炼,把价值提炼出来后,通过很好很学术化的可读性的方式进行总结,总结完又需要通过一种方式来传播出去。其实百家标杆的项目也是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

 

民营出版业10年

星期六, 四月 30th, 2011

   

民营出版业10


《商业价值》杂志

作者:罗赟 | 发表时间:二月 - 8 - 2010 | 分类:特别策划


一群人经历了10年的风雨没有退却,他们过去经历的困难,正在成就他们明天的力量。


民营出版正在成为中国出版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统计,目前全国除教材由国有出版社专营外,其余品种民营公司占据了50%~80%的市场份额。在畅销书,尤其是大众传播度最广的畅销书领域(少儿类图书除外),民营图书和带有民营色彩的出版商起码占据了90%。

来看看下列书目吧:《小团圆》、《杜拉拉升职记》、《盗墓笔记》、《藏地密码》、《明朝那些事儿》、《求医不如求己》、《黄帝内经使用手册》这些超过百万销量的畅销中的畅销,全部出自民营公司或者民营跟国有出版社的合资公司。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测算,2009年北京磨铁图书出版公司更是占到 了整体大众出版1.03%的市场份额,超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信出版社。

现在民营出版的大腕,大多数是10年前开始崭露头角的──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评价现在的民营书业。可以说,过去这10年,是民营出版机构酝酿更合理的身份、更清晰的商业模式和更大规模的10年。

今天,随着图书出版行业对民营资本的逐渐放开,越来越多充满活力的机构开始摆脱束缚,而伴随着互联网、数字出版等技术潮流的兴起,一场越来越深刻的产业变革也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来路各异的高手们

10年前,华文天下总编辑杨文轩还是个标准的北漂。他出书未成却意外加盟了由国林风投资的正源图书,与石涛、徐讯等归国学者一起从事出版工作。这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公司,被认为开创了民营书商策划的先河。

“1999年到2001年之间,大量作家、学者,甚至像我们这种半路出家的人都进入民营出版这个行业里来,正源图书的几个人都是归国的哲学或者文学博士,那是一个策划人的时代,把整个民营出版的层级提高了很多。杨文轩说:那时候出现了很多有思想品味的学术出版和大众出版,例如《格调》、《谁动了 我的奶酪》、《穷爸爸,富爸爸》等。

2001年,他从8848出来,和现在的合伙人一起成立了知己图书公司并引进了台湾的投资,这个公司就是2009年盛大文学斥巨资收购的华文天下的前身。因为比较早地接触了台湾模式,在内容的选材,或者市场化程度上就比一般公司领先。20025月,杨文轩策划、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致加西亚的信》 在全国首发,连续13个月成为全国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到今天为止,这本被认为是站在老板立场上看问题的励志书已经销售了300多万册。杨文轩在图书策划领域一举成名,知己也站到了民营出版第一的位置。在这之后,他接二连三创造了销量上百万册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和《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畅销书奇迹。

那个时代,是可以凭借个人眼光和感觉创造奇迹的。杨文轩这么解释自己最初的成功,很多人刚开始帮别人翻译、组稿,后来自己就去尝试投资,做几本书。整个书业的创造力很活跃,然后会有一本书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奇迹出来,有的人一本书就能赚上百万。

10年前,磨铁图书的总裁沈浩波还被称为先锋诗人。2001年,因为向往体制外的自由,他辞去《中国图书商报》的工作,开始自己创业做图书,这就是今天一年码洋5个亿,占据所有畅销榜单的磨铁图书的前身。创业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一帆风顺,因为抱着做着玩的心理,他的前几本书都砸了,本钱也赔光了,最后向朋友借了5万块钱重新开始。为了履行帮春树出版一本书的承诺,把《北京娃娃》作为了背水一战的选择。因为没有了退路,再赔就负债了,如何把这本书做得贴近市场,是沈浩波反复考虑的问题。事实证明了他的眼光,《北京娃娃》火爆了,春树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之后沈浩波开始在畅销书的道上一路狂奔,这 才有了后来销售量多达1000万册的《明朝那些事儿》。

10年前,万榕书业总经理路金波还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他从1997年开始,以李寻欢的笔名混迹网络文学网站,跟当时红起来的宁财神、安妮宝贝一样,是当红网络作家。很快,路金波被榕树下创始人朱威廉关注,邀请赴上海担任榕树下内容总监。 2002年,他告别网络作家的身份,叫回本名路金波,开始转向幕后。《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让人记住了慕容雪村干脆有力的文笔,也让人见识了路金波的幕后水平。

他的这次转型,有个重要的背景:贝塔斯曼入主榕树下。那个时候贝塔斯曼的进入,其实是个很好的时机,一方面出版行业还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另一方面,它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图书出版发行业的很多地方市场机制尚待完善。2006年,贝塔斯曼斥资与路金波成立了合资公司,叫做贝榕。路金波迅速推出了韩寒、安妮宝贝和慕容雪村等作家,这与贝塔斯曼当时的资金支持分不开。资本与高手的结合,注定是要搅动江湖的。

2008年,贝塔斯曼宣布退出中国市场,路金波这个时候已经被认为是中国出版第一人,已经不再需要贝塔斯曼给他做背书了,更大的靠山在等着他。辽宁北方联合出版传媒旗下万卷出版社与他建立了合资公司——万榕书业发展有限公司。

贝塔斯曼赔本赚吆喝,走了一圈,没什么收益,却用新的体制、雄厚的资本培养了一批人,这其中还包括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出版人吴晓波。

10年前,吴晓波还是个记者。2001年,贝塔斯曼发起创立本土原创财经图书品牌的提议,在吴晓波牵头下,当时的《南风窗》杂志总编秦朔、财经评论家胡泳、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赵晓、《知识经济》杂志总编刘韧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常务副总编刘洲伟等6人发起创办了蓝狮子财经丛书这一品牌。一开始,蓝狮子是个松散的合作平台,这6个发起人,承诺不定时提供自己的作品。2004年后,这个品牌剥离出来,吴晓波个人开始用公司的形式来运作这个品牌。蓝狮子诞生到现在,也刚好10年。

这群人,几乎是中国民营出版的群像,从策划人到企业家,从游击队到正规军,他们这10年的经历,就是民营出版的侧影。

成正果

民营出版的真正起源,是那些做二渠道的小书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陆续有繁华的图书批发市场,例如长沙的黄泥街,武汉的武胜路,还有北京、成都、西安等地,这些做批发的书商赚了钱,看到出版的利润,转过来开始跟国有的出版社合作,合作的核心只有一个——书号。

目前一个书号的平均价格是2万元左右,以前很多小的出版社是靠这个过日子的,自己出不来好书,卖书号基本是个没有成本的事情,反正闲着也闲着。一个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民营书商想要成立出版社或者合法申请书号,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买卖书号也是国家名令禁止的,但还是成了出版业的行规。这样,民营出版就通过国有书号进入了出版环节。把书号的钱交了,选题通过了,组稿、设计、印刷和发行等一系列事务,就都由书商自己去操作,这本质上跟承包没什么两样。

这样一来,这些觉灵敏的民营书商成了国有出版社的先锋编辑部,国有出版社变成了这些人的书号管理方。正是因为这种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合作方式,使得多年来这些书商都十分低调,有人说,他们都在闷声发大财。

发财是一方面,身份问题是始终规避不了的风险。因为刚开始很多出版社不敢大张旗鼓地跟民营书商合作,有问题立马停止,所以也就出现了民营书商打游击的情况,哪里有书号,就到哪里去混着。因为违背政策没有身份,又不能忽视它的存在,扼杀它的飞速增长,民营书业背上了一个毒瘤的称号。

在政策没有完全明朗之前,我们总觉得自己游走在一个灰色地带,总觉得做的事情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因为看不到明天,经常会软弱,有退却的情绪,毕竟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能够做。这么多年,是扛过来的。沈浩波的话,代表了绝大部分民营出版商的感受。就像磨铁的含义——铁磨铁,磨出刃来。

让这些处在灰色和边缘地带的人生存下来的契机,也恰恰来自10年前──200111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虽然在日后生效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诺开放出版业,但外资可通过打入图书的零售与批发市场、网上 出版和电子图书,渗透中国出版业。

正好这个时候,民营书业经过几年的竞争,淘汰了一部分出局,另一小部分发展壮大,慢慢出现了过亿元的公司。一些人选择了出版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作为自己发展的重点:例如渠道、内容提供、经纪服务等等。“2003年以后,以小博大,单打独斗创造畅销书的奇迹不再出现,一些超级畅销书基本上被几家大的民营出版策划公司瓜分。杨文轩告诉记者。

吴晓波曾经在《激荡三十年》中写道,不同性质的资本博弈一直是困扰和推进中国经济起伏的重要因素。其实文化产业也是一样,只是没有人这么明确地提出来,来自世界的压力,逼迫中国出版业改革。从此,做大做强成了文化产业的口号,把毒瘤改良,也就变成国有大出版社做强的一条路子。机构庞大、反应迟缓的国有出版社,太需要嗅觉灵敏的鼻子了,要知道这些民营大腕都是做畅销书的高手。

民营书商被收编的大幕很快被拉开。2003年,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与金黎组合组建北京新世纪文化公司(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2007年,北京出版集团与北京时代新经典文化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十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08年,辽宁出版集团与路金波组建辽宁万榕书业发展有限 公司,并且收购智品书业有限公司;2009年,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宣布合资成立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万,是万卷出版社;榕,代表我个人一直以来的一个文学历程。路金波这么跟记者解释万榕的公司名字。无论是为了获得正规军身份的路金波,还是为了赢得青春文学市场的万卷出版社,都认为这次合作是个双赢。路金波现在还身兼万卷出版社的副社长,行政级别副处级。当他在被问到现在的身份时说,我不爱谈论政策,只是感觉现在有了个公民身份。

如果只是国有资产入股民营书业,还不足以说明毒瘤变良性了。金融资本的大量涌入,更加直接宣布了他们对于民营出版资产的评估,出版资产终于可以被看作是安全资产了。2008年,磨铁接受了5000万的风险投资,2010年开始准备二次融资;2009年,盛大入股华文天下。资本疯狂地向大的民 营书商抛出橄榄枝。

整合是大趋势,符合产业化的趋势,出版集团+民营的出版策划公司是横向组合,属于宽度。我们跟盛大的合作,是深度,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体化。这两种趋势都会是未来一种方向。谈不上对错,或者好坏。杨文轩这么谈民营出版业的发展。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未来出版社还会不会存在,我觉得都是个问题。书号现在还有意义,但是意义会越来越小。吴晓波说:政策和环境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但是已经没什么影响了。你可以看到,只要不是教辅这样的垄断领域,无论是财经、健康还是文学,都以民营为主了。

20094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明确要求积极探索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参与出版的通道问题

国家要求2012年出版业完成转制,在35年之内培养出六七家资产和销售均过百亿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并且鼓励上市。那么民营出版业的下一步,也必然是资本市场,这是被收编的结果;而那些没有被收编的也很明白,时代潮流逼得他们不进则退。规模化是出版企业的内在要求,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国际经验来看,出版产业应该是高度集中化的。兰登书屋、企鹅出版集团、哈勃柯林斯、西蒙与舒斯特、AOL时代华纳出版集团这五家最大的出版企业,占全美出版物市场份额的45%,为41亿美元,其余3000余家才占55%的份额。日本有5000家出版机构,其中前100家占80%的营业额,前三家集 英社、讲谈社和小学馆占25%~26%的市场份额。

而中国出版行业的集中度还很低。四家最大出版社每家营业额平均在6.5亿元左右,且多为国家政策性垄断出版社。四家之和也不到全国营业额的7%。如果排除政策性垄断出版社,估计前四家之和仅能占到整个营业额的2%。前十家(包括那些做教辅、教材的出版社)加在一起都不超过15%市场份额,远远低于国际出版业的市场集中水平。而目前各省一个的出版集团,也都是把所有出版社以行政手段捏合在一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集团。

2009年,做得最好的民营出版公司磨铁的码洋是5个亿,另外13个亿的公司还有不少。按照大家对于中国大众出版500亿到600亿码洋的规模估算,在大众出版领域,三五个亿其实还只是个很小的数字,20亿到30亿的公司也应该会出现,那样的公司也才占5%的市场份额。2010年,应该是这些被收编、被注资的公司发力的一年,无论是磨铁还是华文天下,都把自己的目标定在3年之内占到5%的市场份额,竞争可想而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在做综合性出版,还有一类专业化的公司,他们也在走一条规模化的道路,他们在逐渐垄断所在领域。万榕和蓝狮子一个做青春文学,一个做财经,就是各自领域里最大规模的代表。

无论是什么生意,都是了解并且服务他的受众。既然我最了解的是20多岁的年轻人,这群非理性消费群体,那么坚定不移地创作他们需要的文学作品,就是自己的唯一要务。路金波说:当然,未来我还要做很多事情,例如引进更多国外的青春文学版权,把现有的这些版权产品进行二次开发,做出话剧、影视剧、 演出等一系列文化产品。据测算,万榕已经占到了青春文学畅销书领域18%的市场份额。

蓝狮子专注于本土原创的公司案例图书和企业家传记的出版,要做最专业、出版规模最大的财经图书出版机构。按理说这是个十分高端的出版领域,拼码洋一定是拼不过的,但蓝狮子还是在20101月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中国最具潜力中小企业中排名第75位。这个潜力评价,是对蓝狮子在一个专门领域精耕细作的充分肯定。

或许未来的10年,因为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趋势,民营出版的力量将比现在更加壮大,因为这群人经历了10年的风雨没有退却,他们经历的困难,恰恰成就了他们明天的力量。

下一个10年,用沈浩波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再恰当不过了:作为一名民营出版的从业者,在整个出版格局中,我更愿意相信我所属的这个群体。20多年市场摸爬滚打的淬炼,孜孜以求的运营管理的进步,更新换代的活跃思维,注定了这批人才是真正有能力扛起中国出版产业重担的一群人。这是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切利好的群体,也注定是懂得知恩图报的群体。在未来的文化产业格局中,只要给予他们最起码的信任,他们一定会在产业升级、文化责任、文化产品的输出等各个方面承担起重担。

http://content.businessvalue.com.cn/post/1161.html

 

从“营销蝗虫”看营销困境

星期一, 四月 18th, 2011

http://www.newmarketingcn.com/2011/03/31/2050.html

营销蝗虫看营销困境

《新营销》杂志

何谓蝗虫?在一些地方俗称蚂蚱。《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昆虫,口器坚硬,主要危害禾本科植物,是农业害虫。
这种解释还算是比较温柔。一些科普类的书籍对蝗虫的介绍就语气严厉得多了:蝗虫是一种世界性的农业生物灾害,一旦暴发对农业生产具有毁灭性的打击。由于蝗虫孳生区广、繁殖力强、食性杂,并具有成群聚集和远距离迁飞等习性,易对农业生产构成威胁。
这段文字概括了蝗虫的几个特点:孳生区广,繁殖力强,食性杂,成群聚集,远距离迁飞。这种特性决定了蝗虫易于成灾。每逢蝗灾爆发时,一群群蝗虫铺天盖地,乌云蔽日般东奔西撞,所到之处,各种绿色植物均遭暴殄,其状惨不忍睹。
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蝗灾曾频繁发生,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由此可见这小小的虫子确实不容轻视。
蝗虫、蝗灾是自然界的现象。然而,在我国的营销界,也出现了蝗虫,姑且称之为营销蝗虫吧。
在本期的独家策划里,《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谈到了这一概念,指斥一些职业经理人为营销蝗虫营销蝗虫的典型特征是:只讲,不讲; 只讲竭泽而渔,把市场做成一片白地;不相信共生与品牌的价值,不相信长期回报。牛文文主编谈到了营销蝗虫产生的原因:在两种不同的商业伦理冲突的情况下,企业动荡飘摇。
近些年来,企业在经营中有一些问题特别突出:重方法,轻理念;重实战,轻策略;重销售,轻营销管理;重规模,轻利润;重执行,轻战略;重短期上量,轻持续 发展;重产品,轻品牌;重速度,轻基础……凡此种种,其实都是营销蝗虫的思想现象。一些营销策划人为了取悦客户,为自己捞取利益,鼓动着企业相信营销制胜的说辞,把企业推上了重名、重量的不归路。而企业中的一些营销人,也是术有余而道不足,结果是竭泽而渔,步入歧途。更有一些职业经理人缺乏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把企业平台作为自己的练兵场,成就自我名声的同时,留给企业满身疮痍。这一类人便是典型意义上的营销蝗虫
当然,营销蝗虫只是企业营销失误之一,而不是全部。它的产生既有营销之内的原因,也有营销之外的原因。
究竟如何才能把握营销的本质?本期独家策划的相关文章里,几位当代主流财经媒体资深经济观察家分别发表了真知灼见:
秦朔:谁在决定中国营销的命运?答案是均衡的系统!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营销,被非营销决定。
胡泳:为什么现在营销失灵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客户经济时代,我们必须以客户的需要为中心。
刘洲伟:在国内低价的东西做得越多,老百姓的消费者能力越拉不上去,企业就越满足于做很一般的产品,能力也就越上不去,这是一个死循环。
李甬:无论如何,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企业,除了走出去并开展品牌经营外,几乎别无选择。
……
营销人不仅要警惕营销蝗虫,更要警惕营销蝗虫所衍生的现象,及其这一现象所掩盖的真相。
换一个角度思索,或许会柳暗花明。

本刊执行主编 段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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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语词的假面舞会

星期日, 四月 17th, 2011

   

流行语词的假面舞会

20110112 18:32 商务周刊

文 胡泳

海德格尔说:“‘在不真中造就了在世界之中的一个本质规定。换言之,在不真中在世界之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关于这一特征,可能没有哪个地方比中国显现得更加突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不真的症状:欺骗、虚假、不真诚、不诚实、虚华、空泛等等。

既不敢面对或者承认自己的过去,更不敢正视自己的现在,因而也就很可能失去未来。我们总能看到一场巨大的假面舞会,不管涂抹多少金粉,只消轻轻一触,锈迹斑斑的内里轻易就会暴露出惊人的丑陋:奥运会树立的高大形象经不住三聚氰胺的添加,而一把大火可以烧尽世博会所有的光环。

海德格尔还说过:语言向我们说话。语言说人,而不是人说语言。当人在存在的桎梏中萎缩和窒息,他们无法言说。正如朱自清在许多年前就曾写到的: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

在大时代里,公共生活假面化盛行,导致了一种公开的谎言私下的真实并行不悖的怪诞现象。这当然是由于权力控制了公共领域,规定了真理,同 时以压力确保人们即使不相信它,也必须在公开场合做出相信的样子。体制化社会有一整套自己的官话,它如同奥威尔笔下的新话”(Newspeak), 是一套自我指认的语言,它无所不在,但又令人奇怪的缺场。当人们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受的时候,没有人使用官话,而当他们欲求模糊性和混乱性的 时候,官话就大行其道。官话由于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手机段子和网络热词的流行就是明证。

政治与语言的这种结合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能小觑。奥威尔曾经精辟地指出,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 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 (doublethink),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

在历史上的后极权主义文化中,政治上的威权和经济上的消费主义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结合。在极权主义时代,社会动员要求民众积极参与,人们成为大游行”(Grand March)队伍中的一员;而后极权主义的要求恰好相反:它鼓励道德冷漠和庸俗,埋头于个人的生计、消费和其他私人事务。后极权主义政治满足于控制最惹人注目的行为,只要在下者保持默认态度,或者哪怕有些腹诽,但并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公民行动,那么他们通常就是安全的。后极权主义劝说人们把大众文化中的消费自由和权利当作政治生活中的公民自由和权利,所以如下的说法听上去似乎并不可笑: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培养了男性体育公民的民主自觉,而超级女声的女观众们,在尖叫中实施了快感原则之后,成为了回答并未终结的历史娱乐女公民

超女这样的大众娱乐既可能激发人们对民主的渴望,也可能削弱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在超级女声比赛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从众心理引发的狂热,而嗅不到一丝一毫的反叛气味。我们看到,超女的拥戴者,一方面非常崇尚自我表现,积极参与娱乐活动,另一方面又对很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持漠不关心的心态。这种一热一冷、一投入一疏离的情状在他们身上杂然并存。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娱乐公众到底能不能转换为政治公众、民主公众?

对此一转换的估计是不乐观的:在娱乐社会中长大的年轻一代,从社会时事中所获得的认知远远少于从娱乐中所学到的东西,致使他们无法观察自己的生活和政治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正因如此,我们对超女代表了公民社会的发端等论调,恐怕不宜抱以太高的期望。

毫无疑问,中国人的经济、社会、知识与个人生活较过去的时代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然而,如林毓生所说:逃避政治权威的个人的私的领域,现在当然比以前扩大了;但公共领域却并不因个人在私的领域活动空间的扩大而能建立起来。如果该有对话的地方一片沉寂,那么社会表面的多样化不过是一种错觉。即便到处看上去都在蓬勃展开的私人体验,它们也如阿伦特所说,仅仅构成对微不足道的事情的现代着迷。而在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寻求快乐,并没有构成出一个公共领域,恰恰相反,这一扩大仅仅意味着公共领域差不多全面衰退,以致在每一个地方,伟大已让位于魅力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112/3193286.shtml

商务周刊杂志十年路

星期日, 四月 10th, 2011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01117/16108967911.shtml

商务周刊杂志十年路

《商务周刊》杂志 2010115日封面图

  

十年·启程

  十年商周人

  感谢十年来所有在《商务周刊》工作过、为之做出贡献的同仁。

  2000年入职

  蓝戍、仲进、冯颖、沈山、王洋、赵朗、于蕾、秦问宇、刘慧玲、翟燕、马文斌、仇勇、潘青、谢文昌、卢岚、张南江、张彤、李杰、范永恒、王筱云、赵文、傅英、江铁、赵杰、韩薇、孙玉峰、王洪杰、庞亚平、张杰

  2001年入职

  王青笠、程志、姜智浩、田子、龚伟同、李薇、曹励、种参、宁南、吉国强、吕志涛、尚立、高立仁、赵建国

  2002年入职

  高昱、邓瑾、赵彩婧、任雪松、吴金勇、刘丽娟、虞立琪、徐蕾、靳丽萍、王晓玲、李宏斌、吕茜、陈久红、段瑾、唐安、岳晓睛、高琳、宋顶峰、陈美霖、潘燕辉、王惠林、李辉、孙英红

  2003年入职

  张娅、崔鹏、王强、钟加勇、李海东、葛清、夏襄蓉、刘晓兰、赵先奎、刘小乐、王跃江、杨关周、张贵申

  2004年入职

  陈桂荣、冯雪、娄文社、刘荣欣、车晓立、罗率、袭祥德、李兆清、谢良兵、洪兆敏

  2005年入职

  张晓强、高峰、胥晓莺、商思林、冯禹丁、唐建红

  2006年入职

  曾娜、刘婷、曹媛、杨乐、胡劲进、谢鹏、文静、胡娜娜、周翊、袁瑛、包毅

  2007年入职

  侯启、李群、关丽瑶、鲁丹、王君丽

  2008年入职

  于姗姗、刘静、杨晓蕾、何迎钊、贾东利、郑霄、欧阳波、苏杰、邵芳、吴丽、雷桦、周烨彬、苗萌、丁悦、倪洪章

  2009年入职

  宋昭、陈楠、伊西科、张萌

  2010年入职

  徐海涛、常青、和阳、葛建

  我们的专栏作家:

  胡泳、赵汀阳、安替、鲁迪·多恩布施(Rudi Dornbusch)、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弗朗西斯科·贾瓦齐(Francesco Giavazzi)、许知远、阿尔贝托·阿勒西纳(Alberto Alesina)、布拉德福德·德隆(J.Bradford Delong)、陆新之、袁岳、毛寿龙、米尔顿·科特勒(Milton Kotler)、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王怡、约瑟夫·(Joseph S.Nye)、陆磊、章敬平、缥缈、弗洛蒙德·马里克(Fredmund Malik)、杨壮、李海东、安东尼·哈尔夫(Anthony Halford)、李国威、王育琨、方泉、彭志强、崔伟、沃尔夫冈·克莱门特(Wolfgang Clement)、刘军宁

  《商务周刊》十年路

  百年是一个世纪,十年是一个年代。从2000年到2010年,《商务周刊》用一个年代的努力,究竟在这个新世纪之初刻下了怎样一道痕迹?

  这是个20年、30年之后方才知道答案的问题,也或许到那时,唯有在此工作过的以百计的人还记得曾经有这样一本独立杂志存在过。它生逢其时,直道而行,别无所求。在历史大变局的背景下,它渺小又弱小,好在,感谢生活,感谢人生,它始终没有迷失

  文 高昱

  “如果你们在场上不知道应该怎么踢,那就往前踢。”

  ——施拉普纳

  我是2001年底决定接手主编《商务周刊》的。蓝戍拉我从《三联生活周刊》过来入伙,我本能地拒绝,因为我既不懂管理,更不会挣钱,我喜欢自由自在又有人保我衣食无忧地写字。

  但有天晚上,鬼死神差般我瞄到了书房挂的那幅披着爆炸头、叼着烟卷的黑鬼,那是基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摇滚史上最伟大的吉他天才,1960年代西方反叛运动与唱片工业共同制造的牺牲品。他27岁时死在法国女子花样滑冰冠军的床上,被自己因药物过量喷出的呕吐物憋死。同样死于27岁的还有The Doors的基姆·莫里森和Nirvana的柯特·科本,一个死在浴缸里,因胃囊中烈酒和可卡因的剧烈反应而猝死,一个自杀,把长枪伸进嘴里。

  于是我想,摇滚三杰27岁就死了,经历了这个既激情澎湃又纸醉金迷的世界的一切,然后寂灭。我也已经27岁了,饱食终日,连改变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吗?

  这是多么剽悍的无知者无畏的出发。事实上,在那个因为互联网改变世界而点燃的时代,又有多少人不是在深夜里拍案而起,走上一条自认为足以撞破南墙的理想之路?

  当时的《商务周刊》,也处于一个应然的状态。我一开始给《商务周刊》的定位是做中国的《商业周刊》,但实际上,它最初的关注范围要比美国榜样宽泛得多,更像一本扩充了财经报道内容的时政杂志。2002—2003年的封面故事中,有近一半是宏观经济话题和事件调查,尤其是下半年对于杨斌案、仰融案和转基因食品风波的突破,我们采用的都是分派四五名记者到各地出差,拿回来料由编辑组合撰写的操作手段,那是我从《财经》杂志胡舒立那里挖来的副主编靳丽萍的代表作。靳丽萍信奉新闻专业主义,原来在《中国新闻周刊》做记者部主任的时候就奔波于天南海北新闻现场,极擅长采访突破和战役组织。采编之余,她还对我们的记者进行采访技术的强化培训,细致到采访提纲怎样行文、电话里如何自我介绍,而这些都是新闻科班不会教授的。

  应该说,《商务周刊》的时政化是有逻辑必然的。当时这一类统称为财经媒体,其骨干大都是从《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等新闻时政媒体过来的,一旦遇到一个大的事件,大家会习惯性地以时政记者的视角来看,不是从商业、产业的角度去确立报道方向,而是以挖掘事实真相为第一要务。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财经》成功的感染,但更重要的则是那个时期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原罪纷纷暴露——那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不如说是商品经济。某某首富落马、某某公司黑幕、某某官员腐败层出不穷,无论从社会公器的使命,还是从满足读者最大公约数的职责,由不得我们不磨拳擦掌。

  20033月,靳丽萍被她的老东家中国新闻社拉去主编震荡中的《中国新闻周刊》,但她遗留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思维随即就获得了一个更大的用武之地——SARS来了。我们发动全体编辑记者,用最短时间完成了一篇写实性的封面故事《非典型”72小时》。而其后的一期的封面故事《为了正在死去的阶级兄弟》,则已经将触角进入到深层次的悖论思考,而这也是我希望一本杂志与报纸、电视的价值区隔。

  实话实说,当年我们对《商务周刊》的定位是游移的,在新闻性商业周刊和商业性新闻周刊这个区间徘徊。后来一位离开的同仁曾经写过一篇分析《商务周刊》的文章,叫《靶心问题》,认为《商务周刊》新闻做的热热闹闹,却一直没有明确找准自己的报道范围和核心读者群。这种评价当然是对的,但我也有自己的考虑。其一,我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正处转轨时期,企业能够按照一个成熟商业规则、在一个健康商业环境中运转,恐怕至少也要5年、10年之后。《商务周刊》必然要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公司报道上,但那应该是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我们首先要做的还是获得更广域的社会影响力和读者,以及训练出一批有新闻理想、敢打敢拼的纯粹的编辑记者——中国IT、汽车记者圈里那些金钱交易,确实让我有深深的忧虑。我必须让团队建立起清晰的职业操守,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我们不能沾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包括我在内的编辑记者,都对商业趋势、公司管理尚缺乏体察和思考,我们需要学习积累的时间和空间。

  这种原生态的新闻价值至上而非商业价值至上的报道模式,在20043月因为一期杂志得咎而戛然停止。那期由编辑部主任任雪松和特约记者李利明操作的封面故事直接批评了一位省部级官员,而里面另一篇张娅关于德隆资金链的报道,则点燃了德隆系轰然倒塌的导火索。我们获得了两个月的非常假 期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格瓦拉

  狂飙突进的结束,也让杂志经营年年翻番的高速增长跌了个大跟头,2004年当年盈利的计划泡汤了——我私心里是有一个创造新闻杂志三年盈利的小梦想的。

  重新启程,《商务周刊》没有一步退回到预备好的回旋余地——公司报道里。我确定的编辑方针是三足鼎立,宏观全局性的经济报道、中观战略性的产业报道、微观研究性的公司报道。这其中以产业报道为中轴,上看宏观上的制度环境,下看市场中的公司变局,《商务周刊》在其中,以自己的调查报道和分析思考,起到一个上传下达的观察平台作用。

  这样的定位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休假过程中,一位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朋友给了我一份《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 业的政策选择》,这是科技部委托北京大学政府与企业研究所所长路风教授做的课题报告。我记得是在建国门外一个川菜馆请路风吃饭,两个人聊得手舞足蹈,我一遍遍扭头告诉在一旁作陪的记者王晓玲,把这个记下来

  这份报告被我删减后成为《商务周刊》的一期封面,除了《吉利汽车:从学习到超越》和《奇瑞的痛苦》两篇附文,我们还配发了对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和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专访,《走出中国制造的阴影》和《警惕一出没有中国演员的中国剧》,封面图片我们请奇瑞公司传了一张普通员工的照片,背后PS上一幅飘扬的红色国旗,封面标题是造中国自己的汽车。这组文章用扎实的事实调研和经济学论证,雄辩地对已经实施20年的中国汽车产业政策提出质疑,并给出了一系列可以推广至更多领域的追问,为什么重点产业保护政策实施下来的结果反而使中国工业丧失了自主开发能力为什么受到重点企业沉溺于合资模式,而自主开发的企业却得不到公正待遇中国的市场开放和引进外资,是否会演化为这样的场景:开放形成了一个舞台,但自己的演员都被赶下台,让外国人在演戏?

  文章的反响是轰动性的,不仅在汽车业内引发辩论,商贸界、科技界、金融界、信息产业界、经济学界和其他装备制造业由此对FDI以市场换技术展开了反思。我们也再接再厉,在大飞机、高速铁路、核电、信息通讯、工程机械等领域,用报道、专访、评论等形式,高扬自主创新的旗帜。当2005年底中央正式倡导自主创新,当2007年凯雷收购徐工案流产,当2008年大飞机终于列入重大专项,《商务周刊》听到了来自朋友和陌生读者的由衷称赞、感谢,我们自己也看到了自己工作的莫大价值。我们的文字不足以改变哪怕是自己的命运,却能够给中国的产业界一些启发、鼓舞,给那些同样寂寞长跑的自主创新践行者一些喝彩、安慰,夫兮何求。

  2004—2008年这一时期,除了充当自主创新的民族主义吹鼓手,《商务周刊》另一支力量也逐渐成熟起来,那就是公司研究。在这方面,宁南、王晓玲、冯禹丁、张娅等几位从记者一步步成长为高级记者再到主笔的同仁贡献最大。宁南对丰田管理模式的报道,王晓玲对英特尔、ABB的报道,冯禹丁对摩托罗拉、联想的报道,张娅对Google、西门子的报道,都称得上公司研究的精品。

  杂志做公司报道时总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时效性差,出版周期比不上报纸网站;二是杂志每期文章篇数有限,一篇上万字的封面故事是其吸引读者阅读的拳头产品,但任何一篇非热点事件性的公司报道往往只有与该公司同行业的读者才有阅读兴趣。我们逐渐形成的思路,是将公司放置在一个坐标系内,横轴是其市 场、产品、研发、组织、运营等方面的内部演进,纵轴是全球化、技术创新与融合、绿色等外部商业趋势,通过对公司的深入采访和研究,寻找其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对其他公司的外在性价值,以公司自身变革进程和我们归纳的外在性价值为两条线索,构建属于《商务周刊》的分析逻辑和叙述方式。通过我们的归纳和演绎,我们希望一位来自汽车行业的读者也会从《商务周刊》对一家电力设备公司的报道中受到启发。

  产业分析与公司研究,让《商务周刊》获得了工商界人士尤其是制造业经理人的认可,但我们始终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它们离CBD和写字楼有些远,而我们主要的衣食父母——广告商恰恰在那里。这也是《商务周刊》长期叫好不叫座的主要原因。这本独立杂志一步步走来,身边的同行要么早早关门大吉,要么乘上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打造的庞大平台高歌猛进。每次看到我们以榜样的力量辛苦培养出来的成熟记者,因为收入和平台问题被高薪挖走,看到那些像石头一样扎在这里吃苦受累不闻不问的兄弟姐妹,我知道,为了理想的旗帜能够继续扬起,不能再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变革势在必然。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光未然

  2008年,《商务周刊》当年盈亏持平。2002年的时候我听过台湾《商业周刊》出版人金惟纯的讲座,他回忆说台湾《商业周刊》第7年才实现当年盈利。我们花了8年时间勉强达到,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吃力的喜悦,金融危机席卷而至。风声鹤唳之下,《商务周刊》编辑部主笔以上、经营部门中层以上的员工都减了薪,并且大幅度压缩用于推广赠阅和铺摊零售的杂志印数。控制成本的同时,我们在中国制造业高峰论坛、领导力国际论坛、《商务周刊》年会等论坛活动组织上也加大了力度,希望开拓广告、发行之外的第三项收入。这实在是比别人晚得多,但也算让2009年我们在低成本运营的情况下第一次完成了盈利。

  前面的道路还是很难。这几年,我们的主笔宁南每年都会撰写一篇宏大叙事的年度回顾与展望,从《2007:入冬前的最后一次饕餮》、《2008: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到今年的《2010:窄门前的中国》,《商务周刊》也始终在窄门漏出的点点灯光照耀下行走。那光来自每一位认同我们的读者、作者和采访对象,来自给予我们充分理解和认同的主管领导和主办方、始终如一信任和支持我们的投资方,来自赋予我们温暖与粮食的广告和发行合作伙伴,来自每位不离不弃的杂志同仁。

  但是杂志的生存与发展仍然面临监管和经营的双重考量,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与此同时,当今各种新媒体形式层出不穷,数字化出版发展迅猛,这给传统纸介媒体带来了严峻挑战,但也提供了不同于以往广告、发行、活动三叉戟的盈利模式创新可能。

  对于《商务周刊》来说,安生立命的根本是生产深度内容,深度报道时代进程的变化。我一直认为,报纸、电视、网络是传递刚刚发生的新闻,而杂志是观察正在发生的变化。杂志面对数字时代的求生与发展策略,是以退为进,加长长板,而非加长短板;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信息空前爆炸和数字化出版起飞的今天,纸介媒体本身必须回归自己的本初角色,尤其是在时效性、规模性、交互性、服务性、鲜活性等方面处于绝对劣势的杂志,更迫切强化自身的核心能力,而非扩充自己的广域能力。《商务周刊》可以踏踏实实的当好一块板,把这块板做成金字招牌,而将其它的木板交给合作伙伴去做。

  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份杂志,《商务周刊》是生产者,而非整合者;是思考者,而非服务者;它强调观念价值,而非有用信息;它的目标是让读者慢下来,坐下来,而非快速阅读、摘要式阅读。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读者需求的变化。《商务周刊》的读者是喜欢思想并愿意独立思考的工商界人士,他们不仅对内容深度有要求,同样需要更高的服务,那就是对内容更强调系统性、关联性,并需要更多的内容产品种类和终端介质。因此,从长远来说,我们希望《商务周刊》发展成一种平台+社区的品牌。 这个大商周,除了包括传统的以自产内容为主的一本纸介质的《商务周刊》杂志,它还通过整合自产内容、合作伙伴知识资源、第三方智力产品,形成公开发行+定向推送、线下+线下、报道+报告、资讯+咨询的多产品形式的商业信息内容提供商;另一方面,《商务周刊》传统的以发行带动广告和活动的经营模式,也由此扩展为一个全新的专注于产业分析和公司研究的商业信息服务社区(类似于在财经信息领域已经成功的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通过我们的公司资讯汇编、 行业竞争情报、产业趋势分析、高端研究咨询所积累的资源与客户,构建一个服务于工商界人士智识需求的线上+线下互动网络。

  这是一个我不敢于多讲的《商务周刊》愿景,因为前面还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在影响着这条小舢板的航线。在历史大变局的背景下,它渺小又弱小,好在,感谢生活,感谢人生,它还没有在风浪中迷失。

 



上海不哭 石头开花

星期日, 十一月 21st, 2010
是让人们知道的时刻了/是石头愿意开花的时刻了


   

   


反求诸己 – 绝版青春

星期一, 十一月 1st, 2010

http://www.fangkc.cn/2010/10/introspection/

反求诸己 - 绝版青春

发表时间:十月. 18, 2010 | 作者: 方可成 | 类别:3.管窥传媒 |

 

正式入行两个月来,我越来越对胡泳老师博客上的那段话产生共鸣:

 

布尔迪厄说: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

 

真切感受到新闻从业者的参差多态,近距离观察到新闻媒体自身的问题和局限性,是我这两个月来的最大收获。

 

这或许可以理解成一种“祛魅”的过程:尽管我认为应该继续提倡和推崇理想主义的情怀,但这种崇高的、宏大的叙事不应遮蔽媒体本身的问题,这种超越性的追求不应成为自我陶醉的资本。

 

促成这一过程的,还有我的同门同学57的一篇博文。他善意地表达了对我《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一文中所流露出的情绪的质疑,并表达了自己对新闻教育和理想现实的看法。

 

对于他的批评,我心服口服。为《南方传媒研究》写作《成长》一文时,我正在参加入职培训,沉浸在一种对职业共同体的想象之中——而这种有关共同体的想象,大多都意味着对“自己人”的简单化概括,以及对“非我族类”的排斥。所以,那篇文章不仅在理性层面存在诸多漏洞,在感情层面也有不恰当之处。特别是对于我的同学们,如果那篇文章让你们产生不适,我真诚地表示歉意。

 

现在,我越来越感到,媒体人需要更多反求诸己的精神。新闻业之于社会的民主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James Carey),也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聚集的行业,但这个行业本身和其他行业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像57所说:“我们都被卷入商业化、现代化的现实潮流之中,结构性的痛楚和普遍病态吞噬着我们。”

 

的确,新闻业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脱于这个社会的存在,所以这个社会的病在新闻业中也有体现。

 

新闻业还很容易沾染上“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恶习。作为社会的监督者,媒体往往对自身的病态却坐视不理。今年5月份,当媒体热烈报道“血汗工厂” 富士康时,郭台铭对记者说:“记者很辛苦,记者行业是血汗行业”——这是一句大实话,有几个“新闻民工”不加班?有几家新闻媒体严格遵守了劳动法?

 

我还知道一则真实案例:某家在业内颇受尊敬的报纸,经常为公平正义鼓与呼,然而他们自己在招聘了一批大学生之后,其文化新闻部门竟赤裸裸地提出“只要男生”,并因此改变了发放录用通知时的承诺,调整了好几个人的部门安排。当这家报纸刊登反对性别歧视的报道和评论时,其内部却发生着明显的性别歧视,且没有人在意,这实在是一件荒唐事。

 

媒体的这种恶习往往也在媒体人之间传染,所以,需要反求诸己的不仅仅是媒体机构,也包括每一个具体的媒体人。我们应该有情怀,但这不是资本,而是抽打我们前进的鞭子;我们致力于让这个社会变好,但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成为更好的人。

 

http://www.fangkc.cn/2010/09/becoming-southern-journalist-of-this-era/

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

发表时间:九月. 1, 2010 | 作者: 方可成 | 类别:阳光打在你的脸上 |

 

 

  七月,刚从大学校园里走出的新人们入职了。来自江南塞北的男孩女孩们走进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带来了那些互不相同却又极其神似的故事。

 

  一位来自西南省份的女孩回忆说,是许多年前辗转邮递至偏远小镇的那份《南方周末》在她的心里种下了理想的种子。

 

  一位由实习生“转正”成为记者的新人说,她来广州实习的那一年,看见报社的霓虹灯在黑夜里闪烁,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有一位叫舟逸的上海女孩说,她要改变大家对上海人不愿离家的偏见,她还改编了一句和自己的名字有关的古诗:“小舟从此逝,南方寄余生。”

 

  我也是今年入职的新人,并不知道前辈们在入职时曾经带来怎样的故事。但我猜想:那些关于理想,关于选择的叙事是基本相同的。一年又一年,多少青春少年怀着初恋般的悸动和憧憬来到南方,仿佛在履行一份久远而虔诚的约定。

 

 

 

   在今天,履行这样的约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甚至会被很多人视为冒着傻气的决定。

 

  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毕业于北大新闻学院。去年年初,本科同学聚会,我发现参加工作了的同学几乎有一大半都在房地产公司干活,于是我写了一篇博客文章,名为《新闻学院为什么变成了“房地产学院”?》。

 

  不出预料,一年半后,当我研究生毕业时,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宿舍的4位同学中,就有2人加入了背景雄厚的保利地产。看得出来,这家房地产公司对我的院友们入职后的表现相当满意,而我的师弟师妹们也将继续对这家房地产公司怀抱极大的热情。保利地产在北大新闻学院开设专场招聘会已经成为惯例,今后,各家房地产公司也将继续从新闻学院吸纳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并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

 

  毫无疑问,这是新闻学院的失败。但我们却无法苛责新闻学院,因为房地产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势的逻辑,而谈论理想主义却沦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冷笑话。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这就是事实,谁都无法遮蔽的客观事实。

 

  记得在南方报业的新人入职培训上,杨兴峰社长兴致勃勃地讲起“双百亿”计划——资产超百亿,业务收入超百亿。他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资产超百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主要归功于即将竣工的南方传媒大厦,以及在南海买下的一大块地,还有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四层楼。

 

  台下,作为新员工的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我的东家有钱了,我的腰杆似乎也能挺得更直些;悲的是,这些钱不是靠写新闻、卖报纸赚出来的,而是靠买地盖楼迅速聚集的。集团一家主要报纸几百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挣得的利润,不过刚刚抵得上一栋楼的年租金,这样的时代逻辑怎能不让人产生幻灭感?

 

  荒诞也罢,合理也好,时代的逻辑是个人无力扭转的。不过,谁说时代的逻辑就是唯一的真理?当大部分人选择遵从时代的逻辑时,我们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选择新的可能性。

 

  于我个人而言,选择南方即意味着在这个以金钱、地位,以及所谓的“成功”为单一价值取向的乏味年代里试验一种可能性:我们究竟可不可以遵从内心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人生?可不可以拥有一种更为超越性的情怀并且脚踏实地地去将它实现?可不可以骄傲地对时代的枷锁和命运的羁绊说“我是自由的”?

 

 

   杨兴峰社长说,南方报业的目标是实现新闻理想和产业抱负的比翼齐飞。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目标是识时务而又得体的。不过,新闻理想和产业抱负之间存在相当的张力,这样的张力是会让南方报业走向新的高度,还是会撕裂它?这或许是接下来的几年中考验这家中国最富盛名的报业集团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比翼齐飞”是庞大的南方报业集团在时代逻辑下发挥自身想象力做出的选择的话,那么每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南方人也应该张开双翼——一边叫理想,叫情怀,另一边叫技术。

 

  是的,要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在谈论情怀之外,更需要学习技术。

 

  在宣传要求长期遮蔽新闻价值的历史背景下,在新闻操作仍在摸索、新闻伦理仍在探讨的现实中,技术就是拥抱新闻专业主义。只有专业主义才能帮助我们迅速成长,并最大限度地免于伤害。

 

  在新兴的媒体科技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时,技术就是擅用新媒体。虽然南方报业是在纸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媒集团,但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新媒体也许带走了发行量,带走了广告额,但它同时也给新闻创造了新的平台,新的手段,以及新的机会。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这一批57位南方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不知还会有多少人能够想起那些激荡着理想情怀的青春故事,不知那个叫舟逸的女孩是否会真的仍然航行在南方的大江大海里。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相对于那些日后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今天,因为此刻,我们开始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

 

  这个时代也许并不伟大,甚至比较猥琐;这个时代的逻辑有些荒谬,它让人无奈,但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

 

  在我们面前,未来正缓缓铺展开来。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我们迈出了第一步。

 

(载《南方传媒研究》第25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8月,此为原稿,刊出时有删改,以刊出稿为准。)

 

http://5775.blogbus.com/logs/75075805.html

七报告

我以为理想有很多样子

2010-09-16

分类:乱弹棉花

 

  拜读无可同学的文章《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感慨良多。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在于,少有人能这样坚持坚定并最终如愿,这既是他持续努力的结果,也是这个社会里为数不多的幸运。作为一名新闻逃兵,我其实最没有立场发言,但当我身边的许多人也都为其笔锋所涉,我便强烈地觉得有必要做一些澄清,在笼统的批判之外补充其他血肉。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与正在豆瓣上进行的诸多新闻业务之争并无关联。

  毕业去向在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进入媒体就是实践理想?选择其它就是附和潮流?在我看来,职业选择只是一个浅层的表象,并不足以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何况学院里还有广告、编辑出版、媒介经营管理等其他专业和方向。

  大家独立选择并承担责任,对自己的处境保持清醒,没有盲目的悲观或乐观,这是每个人不同的救赎。

  至于说理想主义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冷笑话”,我倒认为这是十分主观的判断。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没有理想?只是他们拥有最少的社会资本去和潮流博弈,光凭“理想”二字很难全身而退,便只能在夹缝中走进一条妥帖、安全的路。我也目睹过无可在途中的犹豫与复杂心境,正是这些焦虑与痛苦鞭策我们,穿过现实、幼稚甚至错误的经历,去索求各自内心深处的召唤。

  真正无法遮蔽的事实是我们都被卷入商业化、现代化的现实潮流之中,结构性的痛楚和普遍病态吞噬着我们。比如南方报业的“双百亿计划”,它也从未脱离体制——这个政治的经济的庞大系统。就目前的媒体生态而言,南方能提供业界少有的薪酬与话语权,这是一个正确、现实、让人羡慕的决定,而未必具有纯粹的超越性。强势逻辑之下的个人姿态不仅只有胜败那么简单,所谓“勇敢者”未必不是与体制的默契,而“失败者”也有可能在日常生活的各处发动对体制的游击与奇袭。

  此时的选择其实无所谓聪明或愚笨,它只是一个选择而已,是年轻人进入社会的千万种方式之一。

  最一般的状况,你会变成你曾经无视的人,毫无光彩地每天走过同样的街;最坏的情况,你变成了你曾经讨厌的人,眼睛长在脑袋上脑袋长在屁股里。即便是这样,在最无望的处境里,你我仍可“扮演”那些曾经被指控为坏人的人,体验它,成为它,用最切身的换位思考来获知:曾经简单的一句道德判断是否还能脱口而出?人与人之间的恶意是否真的不可救?从恶到善从坏到好的转变又到底如何可能?柴静说得好:“当你在为生存而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真实的人性有无限的可能”。

  无可也曾撰文阐释过北大的哭脸,而我理解中北大的哭泣不只有“那极小的一小撮”才能懂得,北大人不能永远在化约对这个国家的观察,他们对社会的进入才是抹泪前行的开始。好坏只是一句话,难易还得用双手双脚来丈量。只有这样,北大的哭脸才能在历史的落寞和现实的塌陷中挺立,她的哭泣也才有了比悲情更丰富的当代意义。

  当然,有人是先锋是曙光,但英雄未及之处未必就是洪荒。理想不易,那是我们共同的深渊,生活不语,平淡是它最好的修辞。

  我丝毫不怀疑无可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并不必然向死而生,它不是壮举不是牺牲不是蒙难,也不会因为真实或想象性的迫害而具有天然的优越感。它是个中性词,最浅白地宣告着我们的爱与热爱。要说谁的理想更高级,那是另外一种专制。因为理想并不排他,实践它的方式应该包括更多琐碎的、日常的担当。格子间里庸庸碌碌的沉默不代表没有爱憎,不是必须要懂得这个语汇才能带来美好的立场。

  无可的成功不等于新闻教育的成功,他具有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信念和判断力,而我们的“失败”也不代表北大新院的失败,我相信大多数同窗都在自己选择的智慧的实践的静默的路上释放着他们的善意。

  说到底,我们都只是这个魔幻现实主义国度中的一员,他有他的镣铐我有我的微茫,不自由是我们共同的起点,不解与不服是我们同样的力量。粗鄙一点,大家都是谋生,深究一下,每个人都在探索自己生命的可能性。我们只是不同而已。

  而我理解的作为一门专业的新闻学的价值,即是发言与对话的意义,和自己、和他人、和这个我们奋力理解却永远无法在理解中抵达的社会。

    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审时度势 改革进入攻坚期

星期五, 十月 8th, 2010

http://www.businesstimes.com.cn/articles/20101008/zhengcejingji.htm

中国审时度势 改革进入攻坚期

财经时报

Businesstimes.com.cn

2010/10/08 @ 09:53am 北京时间


【财经时报电】国庆节后,各媒体展开歌喉创出一支又一支新曲,其中关于「改革」的曲子更是激动人心。早些时候,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期间,我国在各相关领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探索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尤其在经济领域,对旧体制的改革所带来的增长速度堪称奇迹,获得了国内外不少赞誉。

这是追求市场经济的中国,以一种富有特色的管理组合,用粗放和近乎原始的生产方式,利用人口红利的阶段性优势,在低起点基础上,取得的30年持续增长的不俗成绩。无论从纵向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比,还是从横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都毫不逊色。

中工网撰文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说中国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那是违心之论;而将中国划入「权贵资本主义」之列,则肯定是别有用心。但是,客观而论,在我国的现实当中,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可以把它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权力垄断市场获取垄断利益,二是权力干预市场谋求腐败交易,三是权力干扰市场制造市场混乱,四是权力代替市场阻碍政府职能转变,五是权力缺少约束随意占用公共资源。这些现象虽然处于萌芽状态或仅是局部问题,但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文章称,包括许多学者在内的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中国的「边际改革」、「增量改革」、「经济优先改革」等经验,却对这些经验本身所培养出来的社会保守性和投机性失却察 见,对这类实践所造就的「扭曲性体制」和「路径依赖」的危险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对在此庇护下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引起足够警惕,对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阻力所造成的改革时机的逐渐丧失一直缺乏清醒的认识。

文章指出,时至今天,「中国式管理」的经验积累、成果积累,以及问题积累和矛盾积累,都共同期待着关键改革的出台。

经济参考报撰文称,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大致包括: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乡「二元」 体制以及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这包括3项内容。

首先,要理清发展中存在的主要体制问题,下大力气寻找可行的改革路径。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要求相比,我们的改革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市场中垄断多数并没有打破,有些领域甚至有强化的趋势;不少产业准入门槛过高,市场环境和交易成本都不令人满意;竞争条件、创业环境和发达市场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市场主体中,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作用和关系,依然不明朗,改制走向不清;行政力量过强、政府配置资源的能量过大,在不少地方和产业表现突出,等等。要逐步理清急需解决的体制问题,力争下一个五年规划将有所突破。

其次,要把改革目标具体化,不能只讲模棱两可的原则性。要像把发展速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那样,把改革具体目标提出。内容和措施越清晰越好,操作上越简单易行越好,切忌贪大求全,切忌口号连篇却没有可供执行的「路线图」。在一定时期内,要突出重点,加快推进,而不要四面出击, 分散注意力。

其三,改革要有整体性、联动性、互动性的战略思考,要有前瞻性的配套措施,要有综合考虑改革、发展、稳定的「一揽子」规划。在中国,改革事业决不能孤军奋战,更不能「唯我独尊」,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考虑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和存在困难,充分考虑国际环境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提出可行、易行的方案。

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称,尽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考察发表的关于政改的讲话振聋发聩,在深圳以至于海内外激发出一阵阵涟漪,但是在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96日在深圳 30周年讲话后,所有的热闹逐渐归于平静,在深圳看不到一点积极改革的迹象。最近这十年来,从迷惘到失落,从奋起到失望,深圳人对于改革,已经麻木。

报道称,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却以深圳的名义在悄然上演。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在胡锦涛讲话当日发表「深圳应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引领式贡献」,开宗明义提出深圳应作政改的排头兵,与温家宝讲话相呼应,配套评论指出政改也应走出姓「社」姓「资」的束缚,这其实是对94日《光明日报》《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一文把政改上升为姓「社」姓「资」问题的明确回应。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温家宝总理周末期间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采访。在通过翻译接受扎卡里亚采访时,温家宝说,我相信,我和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有这样的信念,那就是中国会有持续的进步,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我希望你能慢慢看到中国正在持续的进步。

据了解,在中国互联网上,随著有关温家宝此次访谈内容的中、英文版本开始刊登出来,对温家宝的支持之声迅速涌现。有很多人认为一个新的时代或许会来到。

新浪微博上一个署名「Andrianme」的人写道:如果这是真的,如果需要,我也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凤凰网上一则被点击11000余次的帖子写道: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上世纪的三位伟人,如果温总理能够真正推进政治改革,他将成为中国在新世纪的首位伟人。

华尔街日报还报道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8月在视察深圳时预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913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头版刊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一文,引述温家宝深圳政改讲话,称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报道还称,北京大学的互联网研究人员胡泳在微博上写道:许多中国人不知道他们的总理也被和谐了。「和谐」是中国网民对新闻审查的委婉说法。胡泳说,温家宝有关政治改革的言论遭到新闻审查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在这堵大墙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而署名「Idle Notes」的等其他网民则对温家宝访谈内容遭封锁一事作出了愤怒的回应:整个世界都在听我们总理讲话,而我们自己的媒体却不报道它?只要你拒绝报道,我就会把访谈内容贴出来。

温家宝随后谈到有人指责他尚未兑现自己的改革诺言时说,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我们别太天真了,谁会从政治改革中失去最多?你认为他们会自掘坟墓吗?你认为他们不害怕自己最终会被清算吗?」一位署名「Big Uncle 98」的新浪网民写到。

 

Netizens React: Premier’s Interview Censored

星期四, 十月 7th, 2010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0/10/07/netizens-react-premiers-interview-censored/


China Realtime Report

October 7, 2010, 12:39 AM HKT

Netizens React: Premier’s Interview Censored

An official news blackout in China surrounding Premier Wen Jiabao’s interview over the weekend with CNN’s Fareed Zakaria hasn’t kept it from becoming one of the hottest topics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If anything, censorship has only made it hotter—possibly giving Wen additional political clout in the process.

“The longer the newspapers refuse to report it, the more need there is for us to discuss it vigorously,” one user on Sina Weibo, Sina.com’s popular Twitter-like micro-blogging service, wrote about the interview.

“Sunlight at last!” wrote another on the website of Phoenix TV, one of the few online sites that published a Chinese summary of the interview.

The exclusive interview, Wen’s first with a Western journalist since he spoke with Zakaria in 2008 on CNN, began spreading through the Chinese Internet almost as soon as it was posted online.

Already a popular figure among the masses at home, Wen has been making waves in and outside of China recently by openly discussing political reform, including on a visit to Shenzhen in August during which he predicted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would eventually fail without reforms to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in Chinese).

Speaking through a translator to Zakaria, Wen was calm and measured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and clearly came prepared on the topic of reform, sidestepping a challenge from Zakaria on censorship with a nevertheless strong statement in support of greater freedom.

“I believe I and all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uch a conviction that China will mak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the people’s wishes for and needs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are irresistible,” Wen said. “I hope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gradually see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China.”

Later, addressing allegations that he has yet to walk the reform he talks about, he says: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the following two sentences to reinforce my case on this or my view on this point, that is, I will not fall in spite of a strong wind and harsh rain and I will not yield till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There has been skepticism about whether Wen’s comments in recent months really herald a new reform era. But on China’s Internet, an outpouring of support for Wen followed quickly after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transcripts of the interview began appearing.

“If this is real, and if it’s needed, I’ll give my life, too,” wrote “Andrianme” on Sina Weibo.

“The three great men of the last century: Sun Yat-s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read a post that had earned more than 11,000 ‘recommend’ clicks on the Phoenix TV site as of this writing. “If Premier Wen can really push through political reform, he’ll be the first great man of the new century.”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view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appears to come almost exclusively from Phoenix TV, blogs and micro-blogging services like Sina Weibo. News portals in China are running a commentary on the interview from the official Liberation Daily newspaper that manages not to quote Wen at all, focusing instead on the differences in Zakaria’s questions from 2008 and 2010.

The irony of Wen’s statements on freedom and censorship being censored in official media was not lost on Chinese observers.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don’t know their premier has been harmonized,” prominent Beijing University Internet researcher Hu Yong wrote on Twitter, using the Chinese euphemism for censorship. “Wen Jiabao’s comments about political reform being censored at least tells us one thing: In front of the big wall, everyone is equal.”

Others, like ‘Idle Notes,’ responded to the news blockage with anger: “The entire world gets to hear our premier speak and our own media doesn’t report it? Whatever you refuse to report, I’ll just post. [Expletive] you propagandists for the Imperial Court!”

Whil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ommentary on Wen’s interview—or what little of it people in China saw—was adulatory, some remained skeptical of the premier’s ability to make good on his rhetoric.

“Let’s not be too naïve here. Who stands to lose the most from political reform?” Sina user ‘Big Uncle 98’ wrote in thinly veiled reference to leaders in Beijing. “Do you think they’ll dig their own graves?… Do you think they’re not afraid they’ll eventually be held to account?”

A post by ‘Own Worst Enemy,’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on Sina Weibo, may have put it best: “It’s not easy being Premier.”

– Josh Chin. Follow him on Twitter@ch_infamous

 

相亲可以有 低俗不能要

星期五, 六月 25th, 2010

http://www.china-woman.com/rp/main?fid=open&fun=show_news&from=view&nid=59322&ctype=3

相亲可以有 低俗不能要

日期:2010-06-22     

中国妇女报    

 

    【编者按】

    近来,江苏卫视的电视节目《非诚勿扰》引燃争议一片。关于婚恋观、价值观,自节目播出至今,一直是人们激烈交锋的焦点。
    有人认为,节目嘉宾马诺和她所代表的一批物质女孩,其拜金主义的婚恋观是现实的直接表达,也有人直指其寻求的爱情充斥着金钱、地位、权力和享乐至上,并不是主流的婚恋观,并指责节目助长了畸形婚恋观
    什么是真实?少数人的拜金婚恋观能否代表女性整个群体?电视中个别人群的婚恋观即使真实,应否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宣扬,误导观众将其当成社会主流价值观?我们的主流婚恋观屡受挑战和践踏,媒体该推波助澜还是坚守引导批判职能?
    本版特约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没有根本的治理 艳俗的花儿还会开放

    拜金宣言的出现,让我们警醒的应是它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不是把拜金女骂倒了事,更不应把她们看作所有女性的代言人来抨击。
   
   
交友选秀类节目《非诚勿扰》和《为爱向前冲》相继爆出拜金狂言,马诺的名言是: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朱真芳提出:牵手要 20万。楼姚的口号是:除非你多金,否则别理我。这些话可能产生于特定的语境,她们过过嘴瘾而已,但汇聚起来却构成了独特的拜金宣言,从中折射出现实与世相。
   
这些尖利的语言极具杀伤力,它们撕裂了爱情的神圣面纱,硬生生地把交易、金钱、物质这几大羞涩的婚姻主角公诸于众;这些宣言触动了大众最敏感的神经,在观众之中,有多少是付不起彩礼而无权结婚者,又有多少人的婚期因无房无车而被判无期;更要命的是,这些宣言有为拜金主义的潮流摇旗呐喊之嫌。
   
似乎是为了回应拜金女的召唤,炫富男也高调登场,带着名车、股票、房子、钻戒纷纷亮相,财富的罗列替代对男主角的兴趣爱好和精神追求的介绍,让这些男人成为彻头彻尾的炫富男。虽然炫富男均出师不利(可见拜金女不是无条件地拜金),但他们拒绝反省,始终相信财富的吸人魔力。
   
拜金女和炫富男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的其实是传统而陈腐的戏码:男人傲慢地抛出财富找来美女,女人挥舞着议价牌应征。这个文化脚本甚至没有姐妹篇,少金的男人一旦表露事业上缺乏进取心,马上遭到炮轰和灭灯的打击;多金的女人想要招婿入赘,试图反转婚姻的男性本位,却被网友痛骂,强烈要求她走人。男性为本位的婚姻逻辑是:男人应花钱购买女性的身体与服务,女人借助婚姻向上流动也顺理成章。这种婚姻以交换为基础,最稀缺的却是平等与真爱。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男人和女人不是实践如何平等相待,不知如何尊重对方,不知拿什么培育爱情。其后果是,男人有钱时,只能气急败坏地叫嚣着要征选纯洁女;女人有钱时,只能接过女强人、灭绝师太、剩女的恶名而独善其身。
   
传统的媒人在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施展拳脚,而电视虽然有心当红娘,却又要把美女、娱乐和话题作为收视的催化剂,婚姻如果有那么一点神圣与严肃的话,也必然要在这一独特的媒人所设置的舞台上接受严峻的挑战。在这里,交友的过程变成展示、挑选、游戏、口水战,还混杂着炒作和造假的背景音乐。
   
二三十个类似的交友征婚节目在神州大地争妍斗艳,拜金主义在媒体烽烟中找到了登台的机会。拜金女的话虽然刺耳,但能够吸引眼球,提高收视率;炫富男的形象虽然嚣张,但资本就这样碾碎道德无往不利。
   
一集集看下来,感人的瞬间随着情绪的平复而逐渐淡忘,但拜金宣言引发的疼痛与不满会持续发挥效力,于是,拜金女招来铺天盖地的谩骂,振振有词的时评也把拜金女看作是道德沦丧、庸俗堕落的象征。平心而论,拜金女尚没有资格做这一代表,她们跟分配不公、资本作恶、滥用权力等社会问题沾不上边,她们充其量是几朵艳俗之花,想借这个舞台出位。可以预言,如果没有更根本的治理,这些艳俗的花儿还会四处开放。
   
在媒体时代,拜金女的只言片语被迅速传播、无限放大。另一个误读也随之产生——金钱至上的婚姻观成为了主流,女人的心早被金钱腐蚀。这样简单的推论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女性还是相信婚姻是建立在平等与爱情的基础上的,没有人会听了电视的几句调侃就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目前,中国女性还维持着非常高的就业率,很多女性在养家糊口,这就是明证。拜金宣言的出现,让我们警醒的应是它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不是把拜金女骂倒了事,更不应把她们看作所有女性的代言人来抨击。(作者系中山大学副教授)(柯倩婷)


媒体有责任界定社会的主流

    节目中个别女性表现的是这个社会的异常状况而不是正常状况。节目不好的地方在于,通过异常表现的宣扬刺激了这个社会,导致了更多的冲突和不安。
   
   
拜金的婚恋观的确是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尽管这种观点是社会的折射,但它不是主流价值观的折射,因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还是主张通过勤劳致富,通过智慧致富,获得你应有的回报,而不是主张走捷径,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这样的观点在任何社会都不能成为主流价值观,不论东方西方。如果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真的变成以走捷径为主流价值,那这个社会就是极为糟糕的社会,是一个丧失基本公平正义的社会。
   
《非诚勿扰》这种节目还有一种怪象,就是人们一边骂一边看。这里有利用受众的看客心理所制造的东西,其实可能跑来上节目的人,她/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相亲,而是为了成名。在目前这个社会,成名的最佳手段就是疯狂地暴露自己,疯狂地出位,做一些其他人难以做出的事情,因此博得眼球。而受众的看客心理就是要寻求刺激,可能他其实也看不起这种东西,但忍不住要获取这种刺激,变成表演者和观众的合谋。
   
从性别的角度看,它也有一定的女权色彩,它把男人当做被观看的对象。从传统的男人观看女人来讲,还是前进了一点,女性也可以观看男性。
   
可以说编导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女权色彩,他赋予了女人原来没有的权力。另外,你可以从真实角度来分析,就是说这个节目给了女人虚幻的主人公的感觉,现实生活中女人肯定不可能这么强势。从第二个层面来说,可能大部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也绝不像台上的女性那样,她可能没有那么拜金,换句话讲,节目中女性表现的是这个社会的异常状况而不是正常状况。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还是珍惜真情、共同奋斗,珍视社会的主流价值,鄙视这种出位。
   
节目不好的地方在于,通过异常表现的宣扬刺激了这个社会,导致了更多的冲突和不安。如果按照主流价值来讲的话,这种节目是应该被主流价值大力讨伐的。人性本身都有走捷径的欲望,大家都想不付出就得到。但是我觉得人性也有其他的东西,甚至可能更主流一点,比如相信真情和金钱不一定有关系,幸福和金钱也不一定有关系,这也是人性很重要的东西。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把异常的东西当成正常,而媒体的确存在一种功能,就是界定什么是社会的主流。
   
理想中的两性平等,就是两个真正独立的人格的尊重。舒婷的《致橡树》说,你是一棵树,我也是一棵树,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用马丁·布伯的妙论,就是两个人是我-你关系,两个人了解并欣赏彼此的真实面目。可叹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是,每一个都会变成一个,两性成为我-它关系,不论男人看女人,还是女人看男人,都是如此。
   
如果传统的性别安排对女性是不利的,那么为什么女性还会用各种办法、包括登上电视积极维持这种局面?原因或许有多种:很多女性可能意识不到社会和媒体安排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当然男人对此难辞其咎,因为他们占据着社会的主导话语。其他人可能认识到了,但发现局部的抵抗是徒劳无益的。第三种解释还可能是:女性维持传统的性别安排是出于理性的自我考虑,即展开适合女性身份的行为可以带来性别的骄傲感、愉悦感和社会认同。
   
同时我也想强调,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充满了歧视的社会。我们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女权兴起的阶段,我们的女性虽然走出了家庭,成为工作大军的一部分,但其实在精神上、心理上没有经历那场革命,导致对女性充满了歧视,对这种歧视甚至习以为常。(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任中央电视台多个栏目的总策划、主编)(胡泳)


预先设置的炒作 形式大于内容

    它操纵并压榨了节目内的嘉宾与观看节目的受众,将精心设置的某些话题包装成社会普遍或主流问题,而一旦取得戏剧性效果之后,便将责难全部转嫁给嘉宾和受众。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电视节目制作本身,便会发现,当下婚恋类电视节目的形式,并非大陆媒体的首创,而这种形式的节目议题设置,早就成为学界批判的对象之一。
   
包括《非诚勿扰》在内的当下的婚恋类节目,实际上综合了真人秀、谈话秀等节目类型的主要元素。它对嘉宾个人隐私予以公开展示,将特立独行的价值观或处事道德凸显出来,制造话题,形成冲突,从而拉动收视热情,并且冀图引起社会广泛的讨论,为这类节目的师出有名制造舆论声势。
   
这类节目在西方传媒世界出现以后,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它操纵并压榨了节目内的嘉宾与观看节目的受众,将编辑部内精心设置的某些话题包装成社会普遍或主流问题,而一旦取得戏剧性效果之后,便将铺天盖地的责难全部转嫁给嘉宾和受众。
   
比如广受争议的马诺言论,以及要求对方月薪两万元的求偶观等,通过电视节目大张旗鼓的宣扬,使公众产生了不必要的误解,以为这些言论代表了当下社会女性群体普遍的婚恋观念。
   
娱乐节目在内容把关方面没有行业规范的细则,而大多数的公众都认为,某种程度上媒介代表着权威发布,因而个别人的言论往往成为某种社会现象的代表。无论是请专家还是某一个出镜的普通嘉宾,都可能不经意间成为千万受众的谈资,经此传播过程,某些经过策划、制作出来的言论或刻意打造和包装过的嘉宾形象,难免不会被放大成某些群体的特征或认同。
   
这类节目打着真人秀的名号,实则由节目组规定好各个嘉宾的性格及言行模式,或者找来特殊扮演者为某一类人代言。比如婚恋类节目中的模特、演员、节目编导、演艺行业的学生等,在节目中出现的目的并非单纯,往往不是为交友本身而来,而是希望借助电视媒体这一平台,发表自己与众不同的言论或观念,以此引发公众长久的注意。有网友揭秘《非诚勿扰》中一众嘉宾的真实身份,正为此节目在形式上的预先设置找到了证据。该节目编导在《人间》节目中也透露,该节目对嘉宾的面试一方面需要了解嘉宾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也为那些有故事性、有话题性或某一方面具有优势的嘉宾优先提供了上镜机会。
   
对节目的真实性及嘉宾身份真实性的质疑,使得这类节目做戏作秀的色彩完全掩盖了为青年男女交友服务提供便利的色彩。而出位的言论,正是因为其小众化,并不具有普遍性,才会被作为炒作的话题。
   
此类节目从传播效果与影响来看,不仅误导了公众对当下女性婚恋观念的认识,也伤害了大多数女性群体的整体形象与多元价值认同。拜金女不雅照物质至上不该成为这个时代为女性价值命名的唯一标签,也不该成为强化传统性别关系、性别权利的论据。
   
在美国,类似的节目被誉为文化污染。它被看成是使美国文化堕落、退化的推手。这类节目的内容及嘉宾言行被指责为粗俗、无趣;经常被展示的反常与变态的个案,被文化学者喻为垃圾箱和厕所。这类节目被指责为为不正常的行为正名,认为它为少数的、异常的行为提供了媒体发言的渠道;同时,这类节目又被指责为窥淫癖似的把嘉宾展现为怪胎——嘉宾越变态,节目越有利可图。而且最为严重的影响是,这类节目难免带来社会道德的崩坏。
   
婚恋类节目的市场需求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在各种社会压力与文化变迁之下,当代人的婚恋问题似乎正逐渐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婚恋类节目可针对某些社会问题,设置专题而不是炒作话题,编选群体而不是精挑个体,本着为社会、为嘉宾、为受众负责的态度编排节目。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敬婕)


《非诚勿扰》与编造的女性形象

    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电视剧。剧中所展示的女性形象总体而言是编造甚至是伪造的,并非现实生活中女性主流形象的客观映射。

    关于《非诚勿扰》,我比较同意《南方都市报》的一段评论:它不满足于温情斯文的相亲交友,甚至没打算促成任何一对男女,连装出这种态度都不肯,它要的是鲜明的话题性、凶狠的两性搏杀,以容纳那些困扰着人们的现实问题,金钱、房价、家庭关系、大男大女。它是撕破脸的、夸张的社会漫画。
   
而我个人的观后感甚至更加恶评”——结合有关节目中出场女嘉宾有临时演员和模特的传闻,我压根就不相信这是一出单纯的相亲节目,更不相信会有人从这档节目中找到爱情。换言之,策划者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制造了相亲这样一个场景来挑动并放大男女之间的冲突,并以之作为节目的卖点。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一部精心设计的电视剧。剧中所展示的女性形象总体而言是编造甚至是伪造的,并非现实生活中女性主流形象的客观映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即便《非诚勿扰》只是一出戏,但它不同于一般只知插科打诨,仅为博得观众一笑的娱乐节目,《非诚勿扰》必然带给了这个社会一些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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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嘉宾品头论足一位小伙子的设置,决定了她们必定是这出戏的主角,男嘉宾貌似主角,其实只是陪衬,女嘉宾们的外表、衣着、谈吐,才是场上关注的焦点。那么,女嘉宾们在《非诚勿扰》中搏出位的法宝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容貌和身材。以最美化妆师出现在《非诚勿扰》中的女嘉宾闫凤娇被观众称为最清纯女嘉宾,而她走红之后,立即出现了尺度过宽的不雅照,进而将《非诚勿扰》推向第一个关注峰值。
   
然后则是出位的言论。如果要问《非诚勿扰》留给大众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相信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几位拜金女。如我本人,就是先听说宁可在宝马车中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才知道有《非诚勿扰》的。诚然,每期的24名女嘉宾并非都是拜金女,但她们注定在昙花一现后便销声匿迹,留给大家深刻印象的依然只有那几位。我们无从知晓究竟是这些人利用了《非诚勿扰》,还是《非诚勿扰》利用了这些人,但她们的夸张表演,她们的出位言论,的确已经成为了这个节目的标签。
   
再来看看《非诚勿扰》的游戏规则设置,从表面上看,在《非诚勿扰》中,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节目规则里的权力比重偏向女性,女性在节目中不再只是被观赏、被挑选的对象,她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可以对男性进行点评甚至攻击,看似好像在俯视整个男性群体。但如果仔细分析,这种女性当上主人公的感觉只是一种虚幻,整个节目依然是围绕着男权规则在运行。
   
首先,节目中的女性要获得男方的青睐,要获得更大的挑选权力,其前提是出卖自己的美丽。只有被男权规则所认同的女性,才是有选择资格的女性。貌美性感的马诺在宣扬拜金论之后,虽然引发争论,但也从中获得收益。但容貌欠佳的朱真芳阐述其拜金立场后却只引起一片哗然,其中的潜台词便是:你的姿色将决定你有没有资格要求更多。
   
其次,《非诚勿扰》中的女性虽然获得了选择权,但她们所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男人有没有金钱、权力、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不仅马诺和朱真芳毫不掩饰自己对财富的热爱,就是其他一干女嘉宾,见到收入低一些的,多半也是灭灯没商量。其中所折射出的非但不是现代平等式的两性关系结构,反而恰恰是传统的父权制性别关系图谱。
   
这样看来,《非诚勿扰》带给社会的效应就很明显了。不可否认,这个节目的确折射出了当前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触动了人们心中最敏感脆弱的神经。但从整体观感上,《非诚勿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女性以权力和财富取人,男性以相貌身材取人的年代,现代人的婚姻不过是一场赤裸裸的金钱与性的博弈。而更令人遗憾的是,《非诚勿扰》通过那些表面张狂的女嘉宾们,刻画出了一个拜金、张狂,其实内心浅薄而虚弱的女性群象,对当代中国年轻女性来了个彻底负面的定格。
   
娱乐节目以牺牲女性形象为卖点其实并不鲜见,《非诚勿扰》只不过是对传统的套路做了一个颠覆,拨开面纱便不难窥见其中的本质,追求出位的审丑依然是其制作方式上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但媒体既是社会之公器,恐怕还是凭着社会责任感,怀着道德操守去做事的好。至少,这样的情况不要再继续了。(姚鹏)

 

噪与酷之四 向死而在与向生而存

星期四, 六月 24th, 2010
http://www.eeo.com.cn//observer/special/2010/06/23/173455.shtml

向死而在与向生而存

 

胡泳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情感,堪称20世纪最戏剧性和最引人入胜的关系之一。很少有故事比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更神秘。比两个杰出人物短暂的爱情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阿伦特作为海德格尔年轻的学生堕入爱河,这无可厚非,然而她在成熟之后对海德格尔的态度始终不离不弃,这却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尽管清楚海德格尔和纳粹的联系,阿伦特一直拒绝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史中排除海德格尔的身影。男人和女人,老师和学生,个人历史与人类浩劫,就这样令人晕眩地编织在一起。

海德格尔是西哲史上的巨擘,他颠覆了哲学多年以来尊奉的内容和方法,他相信思考可以提升人面对死亡时的存在,然而在危机时刻,他成为加入纳粹的最有名的德国知识分子。阿伦特,作为海德格尔智慧而美丽的学生和年轻的情人,寻求的是人类如何关联彼此,形成一个有尊严的社会。在危机时刻,她显示了非凡的勇气。多年以后,她甚至能够再晤海德格尔,在他过去的行为中寻见一种对纳粹的洞见,帮助她反思“平庸的恶”——这个概念在今天仍然充满争议并深具影响。

阿伦特是怎样重启她和海德格尔的友谊的呢?这种关系又如何影响了她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的声誉?尽管两人的传记已经出了多种,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故事却不算被好好讲过。尤其是对阿伦特,她和海德格尔的关系一直被用来质疑她的思想。丹尼尔·梅尔-凯特金在2010年出版了新著《异乡人:阿伦特、海德格尔、友谊与谅解》,加入了对这段知名关系的众多的诠释者中。作者说,他试图“讲述一个有关他们的不同的、更准确的故事,对他们思想和感情的复杂性抱以更大的敏感”。他一开始就引用了阿伦特16岁生日时写给海德格尔的信,在信中,阿伦特说:“如果说一件事情是持久的,那就意味着在这件事情的结局,某种东西始终如一,一如这件事情的开端。”在阿伦特脑海里的“某种东西”,是否就是她对海德格尔的爱情?它变过,然而却持久留存,尽管在她和海德格尔之间,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20世纪发生了那么多遭遇。

作为思想家(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性格取向),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都十分关注事情的开端和结局。海德格尔醉心于开端的力量和光辉,但却将其作为一种遥远的和冷静的爆发而加以体验,一如上帝的创世或希腊人的创设哲学。他的思想被吸引到个人生存的短暂和环绕其外的无尽的虚无中,不过,尽管如此,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是存在的意义,这种意义端赖于每个人自己去建立。

对结局的熟悉阿伦特体会很早;她7岁的时候,父亲和祖父就双双身故。对死亡的恐惧始终伴随她的童年,然而这些恐惧在她成熟以后消失了,或说得到了她的控制,她随即把思想集中在创生(natality)上:开端的反复重演,新生的力量,具有改造能力的思想,她醉心于这些东西如何被植入世界的持续之中。甚至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部记叙了欧洲文明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灾难性崩溃的力作的结尾,她也不忘乐观地歌颂重新开始的潜力:“开始是人类的最高能力”,接下来她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说:“肇其始,创其人。”她作结曰:“这个开始,被所有的新生所保障,它是我们每一个人。”

阿伦特的思想核心是,开始,既史无前例又无法预知,是人类自发、自主的源泉。同样核心的是多样化:每个人生而进入的世界都是与他人分享的世界。当我们到达这个世界之时它已经在移动;只有通过加入舞蹈我们才会变成我们自身。

那些推崇海德格尔的人总觉得阿伦特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影子。的确,海德格尔属于海涅笔下的那类德国哲学家,“戴一顶小睡帽,睡帽下面的头脑里却酝酿着翻天覆地的思想”。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如此,海德格尔也是如此。

他曾在德国南部黑森林地区盖起一个简陋的小木屋,作为他常年的工作间。他在那里感受到四季的变换以及山野的沉重与树木的生长。“在隆冬的夜里,当一场猛烈的暴风雪咆哮着铺天盖地而来时,”海德格尔写道,“接踵而至的就是哲学的美妙时光。”

海德格尔认为他的哲学工作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它属于农夫的劳作,因此他的思想应该坚硬、直截而又沉重,就如同那荒凉的山上世界。海德格尔常常孤身一人在此思考,但他并不觉得孤单。相反他相信这种孤独具有最本源的力量,它使人的此在走向了万物本性的近处。

在自己的小木屋里海德格尔开始写一部后来给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哲学著作,那就是直到1927年才出版,有着里程碑般题目的《存在与时间》。这部长达1500页的哲学著作内容艰深,可是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要表达海德格尔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寻找和找到的生命感觉。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就是去认识我们究竟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在海德格尔看来并非如同一个物体那样存在着,他不是简单地在那里,而是有一个“此在”,此在在世烦忙于世,烦神于人,合烦忙与烦神,烦(Sorge)被称作此在存在的整体性(这里用陈嘉映先生的译法)。

此在存在于出生和死亡之间;当此在还活着,还没有完结,它如何得以达到整体性呢?这里必须引入死亡。“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死亡不是一个对生存漠不相关的终点。死亡之为终点把生命的弦绷紧了。生命正是由于充满紧迫感造成的张力而成其为生命的。这样在生存意义上领会死亡被称为“向死存在”。“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

这个此在在海德格尔那里绝非避难的天堂,正相反,那是一笔“债务”。死亡等待在生命的尽头,不止是他人的死亡,而且是你我的。认识此在的这一基本前提并且面对它,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其中包含着生命的本真。但是恐惧等待在这种本真之中,并非面对确定之物的恐惧,而是作为人的深不可测的本性的恐惧。在经验这种恐惧之前逃避是每一个人的自然本能。海德格尔了解这种逃避的许多方式:逃入某种烦,也即逃入策划、盘算和期待之中;逃入消遣,逃入到那些所谓的“常人”之中,进入其中没有人是他自己的公众舆论,消失在一种普遍的不负责任之中。所有这些逃避手段在海德格尔看来最终都导致人将自我掩蔽起来,僵化地生活而且割断生活和自我的联系。如果人们能够承担起这个世界的重负,如果人们有勇气忍受面对空虚时的恐惧,如果人们以加倍的镇定坚守在这种危险的此在之中,那么人们将会以“本真”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存在。

这种精神气质的确深深地影响了阿伦特。然而,影响也是双向的。在撰写《存在与时间》的时候,海德格尔也受到他年轻的学生兼情人汉娜·阿伦特的激励,后来他承认,没有她他便无法写出《存在与时间》。汉娜并非仅仅唤起了海德格尔感官上的激情。在他致汉娜的信中他强调从来没有人如她那般理解他的思想。

《存在与时间》带着海德格尔进入了哲学世界全新的领域之中,而汉娜参与了海德格尔的新的探索。人是否得到了向往的生活,也就是说,那是否真实,在海德格尔看来取决于个人。他必须寻找到一种与自身的不同以往的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于与同类、与“人”及其“废话”自觉的离弃之中。在汉娜看来正相反,人的入世意味着他与别人分享世界,因此他的行为总是针对自己的同类并且必须开放。她因此不同意海德格尔对于“常人”的摒弃,以及他关于人只有单独地、在摒弃了他人之后才能寻找到自我的观念;而是认为,人在行动中发挥了他的最大能力,那是一种天赋,它开创某种全新的东西,使一个难以估量其结果的过程运转起来。

汉娜用“创生”这个词来概括这种能力。她以此反对像海德格尔那样的哲学家,在他们看来,生活如同弗兰茨·卡夫卡某个寓言故事里的老鼠,它从广阔的田野里跑进越来越窄的房子,直到最后进入一个房间,一只猫正等在墙角里——生活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这才是认识生活的途径。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每一次实在发生的行为不是对死亡的前瞻而是对出生的回顾。如果死亡是最大的平均主义者,那么在她看来出生就是那个奠定了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的事件。也只有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新的东西。对此汉娜·阿伦特写道:“先天性决定了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的一个新人,一个开始,一个新生儿,因此人们可以掌握主动,敢为天下先,开创新事业。……新的开始不断处于与在统计学上可以把握的可能性相矛盾的状态中,它永远是不断的不确定,因此,当我们在活生生的经验中与它相遇时……它永远使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奇迹。”

所以,阿伦特才会以一句名言传世:爱这个世界。

 

大众媒体的性别依然为男

星期三, 六月 16th, 2010

http://time-weekly.com/show.php?contentid-7563.html

时代周报》之【时代议题】

特别策划:中国式相亲和大众传媒的喧嚣

 2010-06-17 02:09:56    83

 

[专题导读]

  
  广电总局一声令下,没看过《非诚勿扰》的纷纷觉得自己很“OUT”了。一档电视节目折射了中国社会当下价值观、百姓生态的斑驳陆离。其实同样的节目很多,而《非诚勿扰》远不是原创,但由于它把商业规则、眼球效应发挥到极致,终于以如是方式出位了。由此引发的讨论不仅事关男女择偶,性别视角,更关乎媒体伦理,权力边界,甚至活脱脱是一场窥视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真人秀,呈现了当下国人在逼仄的权力生态中,日渐形成了扁平化的价值观。

 

[访谈]

胡泳:相亲节目的纠结 大众媒体的性别依然为 

大众媒体的性别依然为,所以男人的双重标准折射到媒体上,就表现为媒体的双面性。为什么只许女性被观赏?因为一旦女人主动脱了,卖了,男人就会感到对自身营造的权威和秩序的巨大挑战,而开始产生恐慌。说句不好听的话,男人是一种远比女人虚伪得多的动物。他想要,但一旦女人真正如其所要,他实际上受不了。女人不过是虚荣而已,男人却是伪善。伪善比虚荣更混蛋。

 

时代周报记者  吴娟  2010-06-17 02:11:35    83

(访谈嘉宾: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任中央电视台多个栏目的总策划、主编)


PART 1

拜金言论折射社会现状

时代周报:现在有很多征婚节目尺度比较大,或有一些拜金的言论,而且这些女性会因为这些出位言论而迅速走红,广电总局下达了整改通知。你认为应该怎样认识和管理这类电视娱乐节目?

胡泳:第一,这些参加者的“拜金”言论的尺度怎么叫过火,怎么叫不过火,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标准。第二,即使有关部门痛恨所谓“拜金言论”,但如何管理,从法律上讲是没有法理依据的。至于说分级,我觉得这种节目没法分级,比如说哪一级的言论是可接受的? 哪一级的言论是庸俗拜金的?这都是很难操作的。

时代周报:但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会宣扬一种畸形的价值观。

胡泳:首先,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折射,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价值观比较混乱,大家的观念尺度都不一样的社会,每个人都很迷茫。其次,我觉得这种节目的确是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尽管我说这种节目是社会的折射,但它不是主流价值观的折射,因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应该还是主张通过勤劳致富,通过智慧致富,获得你应有的回报,而不是主张说走捷径,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这样的观点在任何社会都不能成为主流价值观,不论东方西方。如果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真的变成以走捷径为主流价值,那这个社会就是极为糟糕的社会,是一个丧失基本公平正义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节目是违背主流价值观的。

但即使违背主流价值观,你可能还是要通过市场和观众的选择行为来规范它,而不是用行政强制的方式说我要把你封杀掉。管理者应该相信的是,因为节目不符合主流价值观,所以主流的人们会抛弃它,主流的市场会抛弃它,通过这种方式来淘汰这种节目。而不是说它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你就动用行政大权封杀,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时代周报:在很多管理成熟的国家,对此类电视节目也会做出限制。比如美国,曾经爆出珍妮·杰克逊在电视直播中不慎“露乳”,遭到罚款。所以,管理是存在的。问题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管,还是弹性科学地管。比如可以控制这些相亲节目的播放时间和密度,比如安排晚一点,等到孩子们睡了再播放。

胡泳: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如果说不是严格封杀,只是通过调节,可能会更有效。否则就是乱治循环,就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其实不光是这个行业,很多行业都是,这个乱治循环状态在媒体的演变过程中一再重演。

时代周报:这种管理也会直接导致简单贫乏的社会产品。这些节目,你说他很庸俗,但收视率奇高是不争的事实。

胡泳:对,这种节目可能还有一种怪象,就是人们一边骂一边看。这里有利用受众的看客心理所制造的东西,其实可能跑来上节目的人,她/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相亲,而是为了成名。在目前这个社会,成名的最佳手段就是疯狂地暴露自己,疯狂地出位,做一些其他人难以做出的事情,因此博得眼球。而受众的看客心理就是要寻求刺激,可能他其实也很看不起这种东西,但忍不住要获取这种刺激,变成表演者和观众的合谋。

PART 2

高高在上的女性?

时代周报: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些节目中的女性,她们在“相亲”的过程里看似很大胆,貌似位置很高,好像在俯视整个男性群体,让我来挑选你,而且还要挑很有钱和肯供我花钱的才可以。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你觉得会反映出一些什么问题?

胡泳:我觉得这里面呈现的是复杂的状态,不能简单地做黑白分明判断。其实这种状况是符合男权思维的,女性要出卖自己的美丽来获得男方的青睐,另一方面,你也说到她们好像位置很高,在审视男性。因为我不是这个节目的观众,但有一个朋友曾跟我说,她是个女性朋友,她说“我发现原来我对男性挑剔得太不够了!看了这个节目,发现再出色的男人她们也能挑出毛病来”。所以从性别的角度看,它也有一定的女权色彩,它把男人置于被观看的对象,甚至从某种情况来看它带有羞辱男性的境地,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混合画面,这里面既有女人对男人的依附,也有女人所获得的那种审视地位。我觉得从传统的男人观看女人来讲,还是前进了一点,女性也可以观看男性。

所以可能将来女性主义的发展趋势,最终会是一种很奇特的情况,一方面是它无法打破原来的格局,另一方面它也是解放女人的,女人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来控制男人,所以我觉得未来社会你很难说它依然是个男权社会,或是说女人依然是拜金等等。如果你仔细考虑,甚至就连关于色情都是有争议的,很多女权主义者会认为色情仅仅是供男人消费的,它把女性由一个人贬低为物,甚至是一个性交对象,让男性得到满足;其实从另一方面讲,色情也是女性解放自己的方式和途径,因为在过去,她们谈论色情或是暴露色情都是非常了不得的事,都可能置她们于死地。女性在性别关系博弈和变迁中会出现一些矛盾和纠结,就是说她一方面会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她可能会被束缚。

时代周报:这种矛盾可能也体现在节目中的女性高高在上,然后挑选男性,可能是这个节目赋予她的,并不是说女性的地位真的到了这一步。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是一个虚假的反映,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境况的反映。

胡泳:对,你说得很对,我们要分开两种情况。一种是说如果这个是编导有意赋予的,那我可以说编导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女权色彩,他赋予了女人原来没有的权力。另外,你可以从真实角度来分析,就是说这个节目给了女人虚幻的主人公的感觉,现实生活中女人肯定不可能这么强势,女人是被挑的,编导的层面和社会生活的层面是不一样的。从第二个层面可以继续判断说,可能大部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也绝不像台上的女性那样,她可能没有那么拜金,换句话讲节目中的女性表现的是这个社会的异常状况而不是正常状况,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可能还是珍惜真情、共同奋斗,珍视社会的主流价值,鄙视这种出位。

节目不好的地方在于,通过异常表现的宣扬刺激了这个社会,导致了更多的冲突和不安。如果按照主流价值来讲的话,这种节目是应该被主流价值大力讨伐的。

PART 3

中国没有完整的女权运动

时代周报:婚恋中的择偶观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过去要“三大件”,现在要“房子宝马”,中国人尤其是女性的择偶似乎就没有走出“物质至上”的维度。

胡泳:人性本身都有走捷径的欲望,大家都想不付出就得到,但是我觉得人性也有其他的东西,甚至可能更主流一点,比如相信真情和金钱不一定有关系,幸福和金钱也不一定有关系,这也是人性很重要的东西。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把异常的东西当成正常,而媒体的确存在一种功能,就是界定什么是社会的主流。

时代周报:所以节目中所呈现的女性,即使男人愿意为其俯首称臣,愿意把所有的钱供你使用,也并不意味你的地位就很高。

胡泳:理想中的两性平等,就是两个真正独立的人格的尊重。舒婷的《致橡树》说,你是一棵树,我也是一棵树,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用马丁·布伯的妙论,就是两个人是“我-你关系”,两个人了解并欣赏彼此的真实面目。可叹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是,每一个“你”都会变成一个“它”,都注定变成一件东西,而且还可能是多次变成某种东西。两性成为“我-它关系”,不论男人看女人还是女人看男人都是如此。比如中国俗话讲,“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娶妻娶妻,做饭洗衣”,女人眼中的你不是一个“你”,而是一只饭碗;男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一个“你”,而是一台洗衣机或者花瓶。这是大多数爱情的结局。

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兴起,它主要的一个发轫是要反抗男权,认为凡是男人施加给女性的一定是坏的,凡是男人赞成的东西一定是阴谋,一定是针对女性的阴谋,就是说它的是非是男人的是非的反向,然后它发展到极端就是男女完全一样,没有差别,要求所有的地方都平权。这个我觉得作为女权的初级阶段,作为对男权社会的反弹是有合理性的,毕竟男人压榨女人太久了,火山喷发了,当然会以很猛烈的方式喷发出来。当经过这个阶段后,它会发现男女之间还是有天然差距,男女有不统一的性别因素。最终是承认这种差异,承认男女不得不有一定程度的分工,承认之后,最好的方式就是互相尊重差异,为这种差异自豪。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独地讲女权主义好或不好,或是说男权社会依然束缚女性,而是要从细微上加以辨别。

比如说,如果传统的性别安排对女性是不利的,那么为什么女性还会用各种办法、包括登上电视积极维持这种局面?原因或许有多种:很多女性可能意识不到社会和媒体安排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当然男人对此难辞其咎,因为他们占据着社会的主导话语。其他人可能认识到了,但发现局部的抵抗是徒劳无益的。第三种解释还可能是:女性维持传统的性别安排是出于理性的自我考虑,即展开适合女性身份的行为可以带来性别的骄傲感、愉悦感和社会认同。

同时我也想强调,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充满了歧视的社会。换句话讲,我们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女权兴起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的女性虽然走出了家庭,成为工作大军的一部分,但其实在精神上、心理上没有经历那场革命,导致对女性充满了歧视,这种歧视甚至习以为常。

时代周报:有时对女性体现的是一种双重标准。譬如说,我们的大众传媒总是观赏女性,甚至对女性的形象、婚恋品头论足,这点在娱乐报道最为明显,哪个明星妆没化好了,不慎露底了,哪个明星没生男孩婚姻不保了,这些报道并未引发公众强烈不适,至少并未受到舆论强烈谴责,还长期存在,大有市场,也就是说,媒体塑造的这种价值观本身就是极其符合男权视角的。但是,一旦一个女性站在舞台上“明码标价”的时候,大众又觉得受不了。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只许女性“被观赏”,却受不了女性主动配合男权成为“宠物”,以及媒体生态的双面性?

胡泳:男人一向视女人为圣女和妓女的结合物,不管看法怎么摇摆,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轴的。当他视女人为圣女时,他要求女人的贞洁;当他视女人为妓女时,他要求女人的可观赏和可把玩。大众媒体的性别依然为“男”,所以男人的双重标准折射到媒体上,就表现为媒体的双面性。为什么只许女性“被观赏”?因为一旦女人主动脱了,卖了,男人就会感到对自身营造的权威和秩序的巨大挑战,而开始产生恐慌。说句不好听的话,男人是一种远比女人虚伪得多的动物。他想要,但一旦女人真正如其所要,他实际上受不了。女人不过是虚荣而已,男人却是伪善。伪善比虚荣更混蛋。

 

噪与酷之三 社会正循环力量在哪里

星期一, 六月 7th, 2010


社会正循环力量在哪里

2010年06月05日 经济观察报

“噪与酷”专栏之三

胡泳/文

  5月28日,吴晓波在新浪微博上发讯息曰:“这三天在江苏浙江,与众多企业家交流富士康事,竟发现有超过半数的人同情郭台铭,我说到修改《工会法》允许建立‘独立工会’,绝大多数企业家闻之色变,以为期期不可以。今天又看到李嘉诚公开声援郭台铭。看来劳资双方在利益和观念上的立场对立已非常严重,接着就看政府和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了。”

  我觉得对相当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如何选择立场——即在劳资双方的对立中是和“劳”站在一起还是和“资”站在一起,公众心里其实并无太大悬念。 因为现实是,中国的官产学三大系统正在出现合谋的趋势,结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官权、产权和媒体的话语权都被这个共同体抓在手里,用以捍卫自身的既得利益。

  中国当前的社会有一个突出现象:存在着群众非政治化和社会本身越来越政治化的矛盾。群众的非政治化,从消费主义的盛行和娱乐文化的当道可以观察得很清楚。娱乐公众(如“超女”、“快男”的拥趸们)到底能不能转换为政治公众、民主公众,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但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在另外的方面,社会本身的政治化则可以用各界对政治资源的争夺程度来衡量。从政治学角度讲,人们对政治资源的占有必然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可以分为两种:

  其一,假定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他在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上占有的相对地位来排列:譬如权力、财富、知识、声誉、对传播的控制,以及对警察和军队的支配。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不平等是累积性的。通俗地说,个人拥有的某一种资源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

  其二,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关(没有相互关联),资源的不平等则是弥散性的。弥散并不意味着平等,不过,它和累积性不平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因为在弥散性不平等的社会中,缺少某种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源的控制来补偿。

  显然,中国政治资源的不平等是累积性的。例如,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称,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这显示,政治资源倾向于在一个固有群体中进行分配。不仅如此,在官产学共谋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形成资源悉数向少数人倾斜的恶劣态势:政治权力可以卖出价格,所谓“官员傍大款”就是这种 情形的生动写照;通过金钱收买,企业老板可以使相当范围的国家权力网络为其个人利益服务;高校的大门向权与钱洞开,无数的领导干部和老板戴上博士帽,在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出现了典型的“马太效应”。

  公平地说,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几种关键性的政治资源方面消灭不平等。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不能够把存在的不平等加以分散,以使在某些资源方面地位很差的个人和集团在其他资源方面地位较好(例如,不能为社会底层的后代向上流动创造平等机会),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极为困难的局面。

  在《未来之路》中,比尔·盖茨曾经谈到过企业经营中的正、负反馈循环问题。所谓“正反馈循环”又称正向螺旋,它是指一个成功推动另一个成功。与正反馈循环相对应的是负反馈循环,也即负向螺旋。用盖茨的话说,“处于正向螺旋中的公司,有一种天生就该走运的气氛,而处于负向螺旋中的公司,则有一种命定失败的感觉。”如果一个公司丢掉市场份额,或是抛出了一种坏产品,用户开始议论纷纷,投资者进而质疑它的前景,新闻界和评论家们闻到腥味,全力揭露内幕 ——所有这些情况会引起更多的错误,于是该公司的情况急转直下,坏消息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本着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必须努力避免负反馈循环,推动正反馈循环。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像过去那样简单,仅仅连接两个群体——治者与被治者,它已然形成了一个“N边”社会。不同的群体在这个社会中共存,每一群体的活动都依赖于其他的群体。管理这样的“N边”社会,必须要同时吸引和保持不同群体的参与,而不能采取排他手段;必须致力于使资源的占有较少累积性而更具弥散性,打破利益共同体对资源的独占和攫取。

  否则,累积性不平等达到一定阀值,导致负反馈循环开始,社会资源的分配受到极大扭曲,分配正义付之阙如,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蔓延,反金权政治的运动可能趁势而起,而且极易激荡成为一种反社会情结。如果社会的弱势团体无法在正式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得到反击的机会,就可能在体制外进行抗争,形成另外一种社会对立冲突的来源。那时候,所谓“群众的非政治化”现象有可能完全改观。官产学勾结的泛滥更可能引发公权力的正当性危机,一个社会的国家机构的公正性如果遭到普遍的怀疑,公权力就难以有效行使,整个社会的违法脱序现象就会不断出现,成为一个难以治理的社会。

  如果像富士康这样的恶性系列事件还无法鼓荡社会责任感和终极关怀,形成社会的良知,发动社会的正义,那么,可以预期的是,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将会愈演愈烈,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正是为此,我们寄希望于尚有清誉的官产学人士,能够挺身而出,带头遏止民间的堕落,同时对体制内腐败形成制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一股正循环力量,帮助国家避免陷入负向螺旋。

标点09公益!(四)

星期三, 十二月 30th, 2009

26

“谁在阻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1129日,《中国社会报》一篇《谁在阻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石激起千层浪。其未来意义一定不仅仅在于揭露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敢于直面我们的发展之“痛”并有所行动。事实上,把争论的焦点放在一家“慈善会”身上已经没有任何价值,而是应该更多地去讨论、思考和挖掘还有“谁”和“什么”在阻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我们“谁”和我们做“什么”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27

新公益

 

关于新公益理念的提出。我个人认为除了公益机构的效率以外,社会公众对传统公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的质疑是主要原因。比如因为慈善的钱得来容易,所以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对被捐助者的自立心、自尊心有一定的减损作用,而且对人们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关系、形象形成微妙的影响,因此也有人指责慈善应该为一些懒惰、滥用、浪费、人际矛盾甚至腐败现象负责;同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以及没有和谐的发展都应该是我们所摒弃的。这至少说明简单的捐赠和盲目的开发不一定产出好的社会效益,需要重新思考公益的目标定位和手段机制的创新。社会创新就是在由第一部门的政府、第二部门的市场和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的传统做法统统失灵的地方应运而生。

我们所倡导的新公益区别于以往单纯性捐助项目和工程的传统做法,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促进社会和谐的各种比传统公益更加有效、更可持续、或更公平的创新理念、策略、方法和组织、技术与管理形式。

新公益至少拥有了以下特征和趋势:第一,新公益的实质是动员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志愿精神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新公益运动中最主要的精神动力。开放、对等的维基精神是对志愿精神的新诠释;第二,新公益常常要求大规模的跨界协作。新公益不再完全是第三部门的专利,政府和企业也是新公益的重要推动力量,企业社会投资的引入使企业家成为新公益的生力军;第三,由市场机制的引入带来公益机构的可持续性是新公益的另一个主要核心;第四,新公益会比传统公益更加依赖WEB技术,这是因为信息网络平台本身凝聚了现代公民社会的某些基本特点,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利用SNS作为公益创新和资金募集的平台;第五,新公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最后一个特点,新公益为了创新就一定要千方百计鼓励、激活、保护和培育创新人才。

特别有意思的是,新公益领域的上述六个特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代新经济所共有的特点。这种现象本身就足以让我们产生奇妙的感觉:不仅经济在融合、不仅文化在融合,不同的领域也在融合。在公益领域,融合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融合就是一种大同。我们正有幸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上,这难道不令人称羡吗?(作者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

 

28

当公益成为职业

 

这是写给普通人看的,事实上已经很广泛地影响了社会上的人,促使更多的人考虑在NGO就业或者创业。段德峰的《当公益成为职业》这一系列文章在《南方都市报》上刊出后经过各方转载影响甚广。

在中国,无论对政府、商业机构还是公众,公益都还是一个“新”的行当,而这个新行当周遭的环境也算不上美妙。所以,你也注定将面对挑战和沮丧,但,既然你选择留在公益领域,那么记得要努力解决问题,而不是怨天尤人。段德峰说,在公众中倡导公益文化,是他未来几年的工作目标,他在倾力而为。

 

29

NGO集体婚礼的“新幸福主义”

 

NGO是有理想的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他/她们奔走在最偏远、贫困的地区,以增进社会公益为己任。NGO的年轻人并不是世俗标准中的理想伴侣,他/她们拿着相对低廉的薪金,做几倍于常人的工作,常常无暇顾及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同时,这些NGO的年轻人也正创建着新的价值观与幸福观。

NGO新人的新幸福主义,在这个幸福稀缺的时代,更值得关注和推崇。而新幸福主义的形成,依赖于幸福生态圈的真正形成,不仅包括NGO人,也包括企业家、媒体、普通人等等。

社会需要经济生态圈,但更需要幸福生态圈。

126日,风和日丽,在北京郊区的郊野休闲园,一场旨在倡导新幸福主义的NGO集体婚礼在这里举办,这一天,来自支援乡村建设的5NGO新人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到场的嘉宾和亲朋好友品尝了第一个生态婚宴,该婚宴的所有食材全部来自于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合作的有机农户。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说,幸福的康庄大道要经过艰苦磨砺后方可抵达成功阶段,之后更要考虑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幸福是什么?

有人说:

幸福就是自然和谐、简约适用、参与共享、勇于担当,乐于奉献。

幸福就是中等的外部供应,做着高尚的事情,过着简约的生活。

幸福就是快乐地与别人分享快乐;过一种慈悲、自在的悦感生活。

幸福还是努力让爱你和你爱的人都生活得快乐。

幸福就是社会更加和谐、公平、公正,每天都有积极的进步并且不规避问题积极面对,开动脑筋大家一起解决困难。

……

不论是哪种释义,

我们——NGO人都有这样一个梦想,梦想未来社会、人与生态自然和谐发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谊与互助,发展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良性循环;

我们——NGO人推崇建立在共同的人生梦想与人生道路之上的爱,以内心的爱光亮自己和他人的人生,用爱构建家庭、事业和社会的幸福生态圈。

我们——NGO人以志愿精神关怀弱者,改变社会不和谐不公平为共同信仰,奔走在最偏远、贫困的地区,拿着相对低廉的薪金做几倍于常人的工作,积极面对,勇于担当,乐于奉献,服务大众。

我们——NGO人希望城市与乡村更和谐,希望经济与人伦更平衡,希望我们的新生代更快乐,倡导公平、开放、民主的交流。希望幸福同心圆一天天成长壮大,一圈圈荡漾开去!

让我们不分先后、不分高下,环抱成圆,在自利利他的行动里,合心和气,彼此精进,以自身之圆修家庭之圆,形成一个幸福生态圈,共助地球的幸福公转。

 

30

湿

 

2009年,胡泳翻译了这本书——《未来是湿的》,“湿”这个词一时间席卷了中国,势头不亚于当年的“数字化生存”。“湿”是什么含义,胡泳解释说,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翻法,中国的运行没有润滑剂,时刻有出现断裂的危险,我们通过做互联网,通过做公益加强民间的力量使其更加的湿润,互联网、公益在中国将成为社会加湿器。“未来是湿的,公益就是湿的”。

湿是什么?

湿,是协同合作的态度。

湿,是社会资本的累积。

湿,是思维范式由一维而万维。

湿,是政治文化从一元到多元。

湿,是交流空间打破鸦雀无声,走向众声喧哗。

湿,是社会关系充满人情、关注意义、回到现象、重视具体。

湿,是用爱做事。

很久以来我们基本上不太用爱做事情,更多都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获取经济收益。

基于爱、正义、共同的喜好和经历,人和人将可以超越传统社会的种种限制,灵活而有效地一起分享、合作乃至展开集体行动!当人们把组织像衣服一样脱掉时突然发现,新的关系和环境不再干老而僵硬,而变成有生命力的、有黏性的、湿乎乎的存在。

这是一种力量,这更是一场革命!能否察觉和利用这种象征着力量、关系和环境的“湿度”改变,也许决定了我们能否在未来活下来……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