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随笔’ Category

魅力生活:土耳其图片集锦

星期一, 十月 10th, 2011


像花蕾一样的孩子

像花儿一样的女孩



安卡拉的贫民窟(ONE NGHIT HOUSE,移民们一夜之间非法盖起来的自住房群)



雕塑般的老人


天人海合一



街头囊贩



伊斯坦布尔著名的蓝色清真寺璀璨恢弘的彩色穹顶


被现场突然拉到演播室做访谈节目


土耳其餐号称中餐、日餐、法餐之外的第四大名餐(各色沙拉、土耳其烤肉、饼、橄榄油、各种芝士是其最大特点,但口味过咸过甜过酸)


伊斯坦布尔街头的父子小商贩



塞浦路斯岛上两位慈祥的老人(家中自腌的蜂蜜泡嫩黑桃,口味一绝)



土耳其、塞浦路斯到处可见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城堡、教堂、修道院遗址,成为欧洲各国青年学生历史教育和文化旅游的最佳选择。


橄榄树之夜集市,孩子们的自发表演


面向大海的的古代剧场,还有废墟中的音乐厅,都保存完好,而且现在仍然进行音乐会、戏剧演出,让人时空穿越


人美茶美

爷孙俩悠闲的慢生活

土耳其的国父纪念堂,军人换岗,器宇轩昂、掌声雷动

泰但尼克情结


度假的老人



南北塞浦路斯分界线(中间是联合国维和岗楼)



人在画中


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校园,当地的清华大学。后景为教授的廉租别墅

又是一年毕业时

星期五, 七月 1st, 2011

影视传播今年的毕业生们院馆合影





影视传播方向在读和今年毕业的研究生们合影

人文清华(旧文新生)

星期一, 四月 11th, 2011

我在北京已经10多个年头,但因为自己从文,对清华大学一直比较陌生。多年前,我带女儿到清华蒙民伟楼参加钢琴考级,考后顺便散步清华校园,清华校园的那份清净、那份素雅、那份开阔,连同陈寅恪、吴宓、闻一多、朱自清等等儒风雅韵的名字一起,突然间在冥冥中撞入了我的心灵,不经意间便为我播下了最初的清华情结。





这是2001年,清华90周年校庆留影。综合体育馆刚刚落成。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等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在综合体育馆参加纪念大会。如今,这儿的安保条件显然是达不到要求啦。

 

此后不久,我几乎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到清华工作的机会,于是我放弃了在原来学校所有的一切,进入了刚刚起步的清华大学传播系。

几乎在我第一次与清华人、与清华的行政部门打交道的同时,清华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有烦琐的人事调动手续和过程,都在我几乎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的时间内,高效率地得到解决,我所遇到的每一位人员兢兢业业的工作热情消除了我初来乍到的陌生感,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了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所具有的精神上的潜力。喜出望外的感觉,让我暗怀一种对未来的感激之情。

我进入清华,是借了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机遇。清华重建文科其实也已经有10来年的历史了,而且也有了自己的特色。近年来,清华大学将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种战略决策,将在培养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的同时培养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人文学者作为一种办学的理念突出出来,清华的文科发展应该说有了新局面。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未来世界的人文精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之间必然将以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而越来越难以分离。世界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人文理念的支撑,也很难想象人文理念的变化能够无视科学技术的挑战。一个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必须具有世界一流的人文学术氛围和人文价值理念。

我进入清华虽然不久,但还是感受到,毕竟有过相当长的中断和隔膜,清华大学建设人文社会科学并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情。在我参加的清华大学的各种会议中,一般来说,人们虽然也会对学校提出各种意见,但大多数人对清华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感情,甚至可以说是热爱之情,这在如今的各个单位,并不多见。但有一次,在学校的青年教授学术沙龙上,几位文科青年教授却对清华文科的发展表露了比较明显的不满,话语间提到清华作为一所工科性大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传统宛如一锅老汤,虽然味道鲜美,但是对于新事物、新学科,特别是对于刚刚起步的人文社会科学,似乎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或者有些怪味。对此,我也有同感。比如,工科那种功利性、功能性的学术思路与文科那种一定程度的学术独立性和精神超越性之间就存在明显的冲突,工科那种集体化操作、量化方法与文科那种相对个体性、重视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特点也常常不相吻合,所以,清华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人才的培养模式、学术能力和水平的鉴定标准、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手段方面,有时会让我们这些文科出身的人多少觉得有些别扭,有时还是会感觉到,人文社会科学似乎还是一种边缘学科,文学、哲学、历史、传播、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竟然都被纳入人文学院作为一个系级机构来管理,其学术组织和科研活动都无法获得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也常常还被纳入理工科的轨道。于是,有的人文学者对文科在清华的传统老汤中是否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心存忧虑。

但是,在一次会上,一位来自工科的青年教授却提醒了我,他说:谁说清华老汤就是来自工科传统?当年的清华学者,闻一多、朱自清不都是清华大学者吗?只是后来这种传统被丢失了而已。于是,我意识到,在清华的老汤中,流淌着的还应该有这样的汁水,而这正是一笔清华的财富,过去一段时间,这笔财富只是被留在清华的校史上,而今它还需要徘徊在清华园那一条条幽静的小路上,那一间间熔融的书斋中。

说到清华的人文传统,细细想来,似乎与北京大学不太相同,北京大学似乎更容易出社会活动家、政治思想家,但清华的学者似乎更加学者化,更加愿意在中西文化的双重背景下,用治学的方式进入社会,清华人文就像清华的校训一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一种泱泱之气参与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而且,虽然清华学人并不那么直接地投入政治,但是却并没有忘记作为人文学者的历史使命,就像闻一多先生当年所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千年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人文的日新其实是与社会的日新联系在一起的。

回味那些已经被遗忘的老汤的味道,我们还是意犹未尽。但是,“先前阔多了”的感慨已经没有意义。我们更希望,清华的传统老汤中不仅要吸纳一度式微的人文学术精神,而且更要注入新时代的朝露,清华的人文日新,不仅是要融入如今的人文主流,其实更是要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主流。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在今天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显然,作为一种战略,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清华的意义,不会仅仅是一种点缀,一种“素质培养”的手段,也不会继续用太多的功利指标来判断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其实,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卫星、飞机、汽车、计算机,倒是恰恰相反,所有的科学技术成果都是为了人的。这个简单的道理,常常被以“现代化”为名义的工业逻辑和消费逻辑所混淆。人,才是社会和文明的最终尺度,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人文社会科学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每每如此想到,在夜阑人静的清华园中,从自清亭、闻亭走过,我便能依稀感受到闻一多、朱自清遥远而亲近的气息,我相信,人文清华,那应该是一条不断的血脉。

《 光明日报 》( 2011年04月11日 16 版)

注:这是我10年前写的一篇旧文,彼时还是传播系。不知是光明日报哪位好心的编辑找出这篇文章,悄悄就给发出来了。也好吧,算是我对清华百年的一种别出心裁的纪念。对比当时的心情,还别有一点意思。还应约为《人民日报》新写了一篇纪念清华百年的文章,容刊出后再请大家指教

《大众电影》:美人迟暮还能光彩重现么?

星期四, 十二月 23rd, 2010

《大众电影》,这本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发行的电影杂志,从1950年代开始,就一枝独秀,风靡全国,成为中国传播电影文化的最重要的大众媒介。


在电影频道的节目中,我与宁静等人一起回忆《大众电影》历年来的封面人物

1980年代初期,随着电影“春天”在文革结束后的翩然来临,《大众电影》单期发行量更是迫近千万册,当时许多家庭都热衷收藏《大众电影》,该刊的封面封底,不仅是演员和剧照的亮相舞台,更是社会与时代风尚的标志和引导。从绿军装到喇叭裤,从花衬衣到连衣裙,《大众电影》几乎见证了中国人从革命唯一到幸福生活的文化开放的全过程。当年,刊物封底登载的《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镜头,更是激起千层浪的社会心理变迁的巨石,为中国社会史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可以肯定地说,《大众电影》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不仅是中国最权威的电影刊物,更重要的也是一本中国最流行的大众文化期刊。《大众电影》是新中国文化的一个神话。

当然,这个神话不仅是由一本刊物自身所创造的,而是由电影在当时无可比拟的社会地位所创造的,是由计划经济下电影期刊的稀缺性所创造的。在电视普及以前,电影是中国最普及、最大众、最流行、最时尚的文化载体。四级电影公司的结构,培养了中国大众对电影的普遍接受和疯狂热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都是中国大众接受、享受、体验现代文化、文化娱乐的最基本载体。1979年,中国电影观众人次到达290多亿,平均每个中国人年观影人次达到近30次,而现在世界上观众规模最大的美国人均年观影人次也才不到6次。这300亿年观众人次,就是《大众电影》读者群最坚实的基础。事实上,电影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使《大众电影》名声鹊起,而且当时几乎所有与电影有关的期刊、图书都会受到热捧。《世界电影》杂志畅销,各种文学期刊纷纷刊载电影文学剧本,甚至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中外电影文学剧本,电影文学大有取代传统文学的架势。全国各电影公司也陆续出版自己的电影刊物。电影,炙手可热,电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焦点和热点。所以,《大众电影》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是电影辉煌的时代缩影。

但是,《大众电影》的黄金时代与电影的黄金时代一样,遭遇到电视时代的严峻挑战。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电视在中国的普及,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电视剧在中国铺天盖地的出现,电影的文化霸主地位摇摇欲坠,最后甚至到了生死存亡边缘。影院观众人次最终下降到全年不到1亿,平均每个中国人10年才看一次电影。电影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使《大众电影》这本曾经风光无限、百媚千娇的电影期刊,也变得越来越老态龙钟、美人迟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便正是《大众电影》的历史命运。1993年,《大众电影》发行量跌破百万,从东西南北中的5大刊中消失了。1999年改成全彩印刷,实销只有18万册,却仍居电影期刊首位。

相对而言,《大众电影》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长期的品牌积累,在电影一片式微的大背景下,与其他众多电影期刊相比似乎日子还好过一些。美人化、好莱坞化、时尚化、流行化、电视化、怀旧化,《大众电影》用尽各种手段,对抗电影本身一落千丈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悲壮而艰苦,在许多电影期刊寿终正寝的局面下,仍然坚持等到了电影在中国的再次繁荣。

应该说,中国电影行业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宣传工具观念、戏剧美学体系,导致整个中国电影业对电视时代的回应速度超级迟缓。中国电影几乎经历了长达20年的不断衰退,尽管这期间第五代将中国电影带入了世界舞台,但在中国本土,电影产业却频临绝境,以至于1994年我们不得不依靠进口“美国大片”来挽救已经奄奄一息的电影市场。

电影体制、电影观念、电影文化的变革,直到2000年以后,才真正大张旗鼓地成为主流共识。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电影才终于找到了与电视不同的媒介内容、消费方式、推广手段、传播功能,更强度、更娱乐、更奇观、更技术、更震撼、更刺激、更强制,电影逐渐形成了与电视不同的媒介特性、功能差异和观众人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电影娱乐媒介也获得了新的生机。但是,这次电影的复兴,对于《大众电影》来说,似乎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一方面,互联网、电视、报纸的繁荣,导致电影信息电影资源的稀缺性、独占性已经不再可能;另一方面,《大众电影》本身从体制机制到人员观念,都还没有适应电影的这次向商业市场的彻底转型。加上老品牌、老读者、老观念对刊物转型带来的必然惰性,使《大众电影》并没有因为这次电影的复苏显示出春回大地的蓬勃气象。

反而是《看电影》这类从零开始的社会期刊,因为没有包袱也没有束缚,从一开始就走到了这次电影娱乐转型的最前端,青年、时尚、灵动、前卫、小资、另类,一跃成为电影刊物的新贵。如果将《看电影》与《大众电影》放在一起比较,那种年华老去的悲哀肯定会油然而生。今天之电影早已经不是昨日之电影,电影变得更年轻、更都市、更专业、更娱乐了,但是《大众电影》却没有能够完全反映出这种变化,而且从编辑到作者到读者,似乎我们都不可抗拒地显得有些因为过于老成而out了。

尽管我们也有美女图片,尽管我们还加上了专家言论,尽管我们有严肃的历史,尽管我们也有八卦新闻,但是这种大杂烩的方式,仍然无法使《大众电影》进入当今最核心的青少年电影观众、电影迷、电影爱好者的法眼。他们藐视我们的言论,他们甚至觉得我们的娱乐跟风如同装嫩一样不自然。

因此,如今期发行量7-8万册的《大众电影》面临一个定位的尴尬:或者继续为了那些传统的读者而生,但却没有未来;或者为了今天的新读者而变,但却会因为失去基础而充满风险。但是,如果两者都要兼顾,却很可能是同时想逮两只不同方向的兔子,最后会一无所获。当然,还有一种似乎更应该考虑的办法,就是同时出版一本经典版,一本青春版,用不同定位的产品去面对和培育不同的读者市场。电影如此的红火,电影刊物应该说也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当然,我们在借电影之大势的时候,必须要找到与网络电影信息的差异,与报纸电影信息的差异,与其他媒介上的电影信息的差异,在差异中找准定位,在定位中获得突围。

当然,设想总是容易的。作为一本国有体制下的电影期刊,《大众电影》的市场重生,需要的不仅是设想,更是执行,是一种执行的环境和机制。而这往往比我们的设计要困难得多。但无论如何,《大众电影》都是一本值得尊敬的杂志。它伴随了几代人对于时代、社会、美、性感、理想、欲望的复杂记忆,成为无数中国人内心深处最难忘的情感珍藏。当然,我们也希望,《大众电影》未来还能成为中国影迷情感体验的一个伴随者,在人们关于电影的留恋中,不仅有电影的魅影,还有《大众电影》的喃喃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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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以后才知道我们曾经是多么地不知道珍惜

星期四, 十一月 18th, 2010
这几天,我们都追忆和纪念范院长,失去以后才知道我们曾经是多么地不知道珍惜。
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总会遇到某些特定的低谷,否则时间就没有曲线了,我想,这是过程的一部分。

 

那天有位同学说的很好:创痛让新传人重新觉得大家是一体。
学院小,少了谁都会不一样,更何况少了那么重要的一份子。

范院长,道德、文章、人生,是三座丰碑也是三本大著作,读懂了,才能明白他何以能无私无欲、举重若轻、宠辱不惊、虚怀若谷。
“莫把开头当过头”(1979年),“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1982)”两篇报道,是范敬宜先生一生新闻思想的具体写照。

范院长有些名言: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五种人不能做记者(不热爱新闻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风险的不可以,慕浮华的不可以,无悟性的不可以)
不慕浮名求功成,志存高远苦耕耘。舆坛留我一方地,拭目相看清华人(学院成立五周年题诗)
生命的路很长,每一分钟都是机会,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2006毕业典礼讲话)
物艺相通(范敬宜诗书画)

如果有来世还要做记者

年轻人像宣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年人像道林纸,已经有点难以吸收水分;而老年人则像蜡纸滴水难进。鼓励年轻人只争朝夕。
范院长把温家宝总理回信的主题总结为:一个责任心,两个热爱,四个用心

他喜欢他的先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也喜欢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何以致远”,他憧憬梁启超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以及“笔端常带感情”,坚持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并以为,求全则天下无可用之材,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章。在崇尚一致性的新闻学界,独具一格。

范敬宜院长2008年10月在爱泼思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的讲话中说,“爱泼思坦的一生是一部大书,一部生活教科书,也是一部新闻教科书,不仅要珍藏在图书馆里,更要珍藏在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同学的心里”,用到范老自己身上,也很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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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敬爱的范院长

星期六, 十一月 13th, 2010
    惊闻范院长离世,五雷轰顶、心痛难平。
    沉痛沉痛地悼念范院长——最杰出的新闻人和新闻教育家。范院长的离开,是我们学院难以估量的损失。范院长的离开,也是我们内心沉重的创伤。
    星期四,在我出差之前,下午4点钟左右,我给正在住院的范院长电话,因为他的儿子向我们要院长的相片,我感觉到范老病情可能恶化。但是,电话那头,院长的声音虽然比较弱但却很清楚,他说自己身体没有明显好转,东西吃的很少,院里的事他做不了什么,让我们放心工作……听完老人清晰的话语之后,我心里欣慰许多,告诉他我出差后再去看望他。一周前兼斌、李彬老师和我去医院看院长,还相约等清华百年共同见证这个历史时刻……。没有想到,老人家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他病前病后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不敢相信,学院刚刚送走一位黑发人,又失去一位白发人,他不仅是我们学院的舵手,而且也是我们可亲可敬的忠厚长者。
    范院长的病情今年5月份已经查出来了,为了不加重范院长的心理负担,院长的家属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院长还带病来参加了我们的毕业典礼。8月份范院长再次住院,我们才知道院长病情严重。按照院长家属的要求,我们也没有向大家说明范院长的病情。期间反反复复,我们都希望这个最终的日子无限期无限期的推迟。但是这一天还是来了,而且来的还是那么突然……
    最近是学校和学院一段艰难的日子。噩耗接踵而至,我们唯有在追思中挺住,用各种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完成逝者的遗愿。
    院长说过,如果有来生,还要做记者。范院长倒下去了,许多新传培养的记者们会站起来,在我们的扶持下,成为范院长新闻事业的后继者,成为中国进步事业的推动者。我们当努力工作,以告慰引导了我们8年多的范院长,以光大范院长为我们开启的航程……
    新传,意味着薪火相传。
    范院长,走好!
    我们,会努力!
                                                                                              
(我周五晚上离开北京出差,恰恰手机丢失在首都机场,直到现在都失去与外界的直接联系和也不知道大家的电话号码。中午才通过邮件知道了清华学堂大火。晚上9点又通过电子邮件知道范院长离世的消息……在这样非常特殊的时候,出差在外,还信息不通,真是万分自责。明天一早我赶赴机场,下午能够回到学院,与大家一起共同悼念范院长。有关范院长的悼念活动安排,请见学院的院网。http://www.tsjc.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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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印象:正在清新时

星期一, 七月 12th, 2010

    年轻的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坐落在清华校园著名的四大早期建筑所在的中心地带。这座古朴简洁的小红楼建成于1934年,是前总理朱镕基曾经就学的电机馆,如今西向大门左侧“宏盟楼”三个俊秀遒劲的大字为范敬宜院长所题写。西南侧是标志清华教育悠久历史的清华学堂和四大国学大师曾同时齐辉的同方部,东北侧是具有罗马风格的穹隆主体的大礼堂;西面的大草坪南侧则有铭刻清华校训“行胜于言”的日晷。院馆附近还有水木清华、自清亭、闻亭以及陈寅恪撰写、梁思成设计的王国维纪念碑等等。一个新学院置身在这样一个清华氛围浓郁的环境中,是一种无声的熏陶和引导,使清华新闻与传播学科从一开始就带有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气质传承。学院在将全楼内部装饰一新的同时,也在门厅用玻璃框镶嵌保留了一块花纹朴实清晰的70年前的原配地砖,象征着新生的新闻传播学科与这所伟大学校的百年历史一脉相承。

   
摄于清华新传院门厅

    从1985年在中文系建立编辑学专业到1998年在人文学院中成立传播系,再到2002年4月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标志了清华新闻与传播学科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先生受邀担任学院院长。一批来自不同高校、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留学背景、工作背景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精英,因为对清华大学的向往,因为对蓬勃发展的新闻传播学科的热爱,作为新清华人,与几位在清华“土生土长”的清华人一起,用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和强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使清华新闻传播学院进入了全国一流行列,在国际上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批优秀毕业生开始活跃在中国的新闻传播领域。

    时机使然,经徐葆耕教授引荐,在当时任学校党委副书记、人文学院院长的胡显章教授和主持传播系工作的熊澄宇教授的推动下,我1999年调入了清华大学。在过去10年中,全程见证和参与了清华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发展历程。如果要总结学院过去发展的特点,我感慨最深的有这样五点:

    第一,志存高远。当我正式调入清华工作以后,印象最深的就是清华人在朴实和谦逊的风格中骨子里却总有一种自命不凡。这既是清华大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使然,也是清华人由来已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然。所以,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建设,从学校领导到学院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共识:清华新闻传播学院新,但起点必须高;清华新闻传播学科,必须以全国和全球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为参照,形成一流的愿景。选择优秀的师资,培养杰出的学生,建设一流的学科,形成领先的地位,成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共同信念。也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使清华新闻与传播学科吸引了优秀的师资和学生的加入,也得到了国内外相关机构的支持,在短短几年时间中,清华新闻传播学院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边缘到主流,在不到5年的建设时间内便顺利获得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在全国的学科评估中也进入了一流行列,形成了一种朝气蓬勃、只争朝夕的学院文化,也形成了追求卓越、自我超越的持续发展的动力。

    第二,敢于创新。清华新闻与传播学科虽然可以从曾经在清华教书的梁启超等近代报人那里找到一些文化基因,但整个学科的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没有坚实的传统,也没有老本可吃,因此创新是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为了适应全球化、数字化对传媒教育的挑战,学院放弃了常规的“院-系”架构,成为一个无系之院,在学院平台组织教学科研,用虚体研究中心来形成教学和科研团队,在保证教师学术自主性的同时,使管理服务更加扁平高效,同时也适应媒介融合、专业交叉、资源共享的科研和教学理念;而在学科设置上,没有完全按照传统专业分布,而是形成了国际传播、新媒体、影视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文化产业、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等更加适应新闻与传播发展趋势的学科方向;在学生招生中,学院先采用从全校二年级学生转系转专业的方法,培养了一批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后来采用“新闻与传播”大类招生,高年级进入专业阶梯培养的方式,完成人才培养的专与通的统一;还通过“大篷车课堂”、新闻与传播实践工作坊、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鼓励学生用实践作品替代学术性毕业论文等教育环节的改革,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创新,作为学院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新闻与传播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面向主流。清华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著名大学,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定位,注定了清华新闻和传播学科面向主流、服务国家的使命。面向国家和社会的主流需求、面向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是范敬宜院长对学院发展的基本要求。学院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紧密围绕国家发展,密切关注新闻与传媒的热点难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文化产业、国际传播、影视传媒改革、新闻发言人制度、健康传播、网络舆情调查与分析等方面,为国家新闻与传播事业的发展、新闻与传播政策的制定、新闻与传播观念的变革提供了独特贡献。在人才培养上,范敬宜院长提出的“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理念,充分体现在招生、培养和毕业分配的各个环节,学院受解放军总政治部委托招收了新闻与传播的国防定向生;还集中资源为主流媒体培养国际新闻传播方向硕士研究生,满足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近年来,8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了主流媒体、政府机关、国有大中型单位等重点岗位就业,许多用人单位反映清华学生对主流媒体、对重点岗位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素养和专业素质。近年来的毕业生已有多人/次获中国新闻奖等奖励,温家宝总理在给范敬宜院长的回信中高度肯定了清华学生深入实践、了解国情的学习方式,中宣部、教育部也发文肯定清华新闻教育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相关经验。贡献国家、推动社会,应该说,一直是清华新闻与传播学科发展的目标。。

    第四,全球视野。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信息传播像现在这样重要,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信息传播像现在这样全球化。国际化,是时代对新闻与传播学科提出的必然要求。清华从当年留美预备学校开始,就在西方教育参照框架中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探索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清华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大学特色。而改革开放以后,清华人则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作为重要参照,清华教育呈现出一种与国际接轨的趋势。新闻与传播学院因为其学科特殊性,虽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国情特色,但是,与世界对话、提升国际化水平,却一直体现在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建设目标中。目前,学院有国际留学和工作背景的师资占教师总数80%以上;在本科培养计划中,除公共英语之外,四年全程学习中将不间断地开设英语专业课程;学院开设了数十门双语和英语课程;开启了全球财经新闻全英语硕士研究生国际项目;从欧美国家系统引进了英语原版系列教材;全院留学生来自近20个国家,已超过全院学生总数四分之一;常年聘请来自国外著名大学或著名媒体的外籍教师来学院兼课;鼓励SSCI论文发表,促进广泛的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等等,都形成了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国际化特色。国情意识、国际视野,成为学院培养优秀人才的两个重要支点。

    第五,以人才为本。大学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也是人才成长的舞台。一流学院,体现为两个人才标志:师资人才和学生人才。在学校支持下,学院不仅积极选拔、引进来自国内外的优秀师资,而且为教师的学术成长、科研自由提供充分的空间。在学院全职教师中,具有正教授职称的教师占师资总数45%,近一半的老师曾经在不同大学、不同院系担任过系主任、院长等学术职务,一半以上的老师曾经在媒体长期全职或兼职工作,85%以上的教师具有国内外著名大学博士学位,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具有比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师资决定了清华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发展。在以优秀教师为本的同时,学院更重视以人才培养为本。清华流传着一句片面而有深意的话:清华不会有不好的学生,只会有“不好”的老师。清华学生这种先天的资源优势,使学院人才培养面对严峻挑战。以学生为主体,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来自于“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的责任感(温家宝语),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促进全面发展,强化学生的国情意识和全球视野,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再学习能力,便成为学院工作的重心。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人才培养成就突出。李强同学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得到了温家宝总理肯定;贾娜同学获得了中国大学生10大年度人物称号;本科同学们参与采写的“河南人在北京”的系列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蒋方舟同学与众多著名作家一起获得了首届“朱自清散文奖”以及年度“人民文学奖散文奖”;清影工作室的同学们创作的纪录片获得四川国际电视节和其他多项电视评奖活动奖励;担任全国高校传媒联盟执行主席的《清新时报》总编辑李燕茜接受了出席G20峰会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等众多国外要人的清华演讲活动中,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们流利的英语问答频频受到世界媒体关注……。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也正在茁壮成长,感受到母校不仅“授之以鱼”而且“授之以渔”的实效,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到南方报业、上海文化广电新闻集团等地方媒体,直到路透社、新闻集团等境外媒体,都可以看到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作品。

    明年,清华将进入新百年,新闻与传播学院也即将跨进新10年。面对经济全球化、媒介数字化带来的文化挑战和技术挑战,面对人才强国、文化强国的历史责任和使命,面对社会需求和教育环境的变化,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如何突破自我、超越自己,如何巩固和形成与我们所处的这所学校相一致的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学院文化,如何在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同时与世界发展同步、与世界优秀文化融合,如何在面向主流的同时坚持批判性思维和建设性立场的统一,如何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上适应泛传播社会和媒介融合的需要,如何在经过了近10年高速发展之后继续保持开拓创新的动力和热情,都将是对我们新10年的考验。

    “清新”是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种约定俗成的自我写照。学院的学生报名叫《清新时报》;学院每年的院庆晚会也都名为“正在清新时”。“清新”与“水木清华”交相呼应,也是少年新传院的一种生命状态。“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似乎正是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朝气蓬勃、吐故纳新的鲜活气象的生动写照。

    清新,意味着成长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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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影像,关怀世界

星期二, 六月 29th, 2010

    今年,焦瑞青同学以自编自导自剪的纪录片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也成为我院第一位以影视作品“替代”学术论文的硕士研究生。答辩半个月以后,她发来了这篇感想和总结,其中最让我心动的不是她对作品的反省悟,而是她对自己人生价值和人生道路的觉悟。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在心灵里留下什么比她的论文写什么重要很多。因为这将成为一个学生未来成长的基础。以下就是焦瑞青的原文:

    答辩时尹鸿老师问我:“以后会不会推荐其他同学采取这种方式,会或者不会,为什么。”

这一年的经历彷佛历历在目。

    “我也曾经后悔过,当我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当我为了拍片子生病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脸上开始涨红, “但是这个拍片子的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生命体验。”

    眼泪似乎马上就要奔涌而出了,旁听的同学开始鼓掌。

         201066日,我的毕业作品答辩顺利通过,成为学院历史上第一个以影视作品代论文的毕业生。

    从20095月踩点,9月份开题,10月份开拍,3月份开始剪辑,6月份答辩,这部片子历时近一年,拍摄素材约50个小时,搜集整理民歌几十首,采访笔记一万余字。

    去冬寒冷异常,农村条件艰苦;加之奔波于两地之间,边拍片子边找工作,其中的辛苦难以言说。

    那些让我坚持下来的人们;学院、老师、同学、乡亲、家人,真心地感谢你们。

    而我收获的不仅仅是感动。

    还有编、导、拍、剪等一系列制作水平的大幅提高。拍摄《未名湖》时,我几乎依靠的是本能——对生活的敏感和对美的再现;而拍《扇鼓·乐》时我发现,“天赋”给我的东西不够用了。

    人物更为立体,怎样用镜头来刻画人物?场景更为复杂,怎样掌控运动场面?主题更为深刻,如何将研究成果呈现出来?……我面临着影像技巧和社会研究的多重挑战。

    为此,我在前期观摩了大量的优秀纪录片作品。精心揣摩其拍摄主题、镜头调度、剪辑思路等等;在拍摄过程中,格外注意镜头语言的运用;后期制作更是从零开始。

    战争中学习到了战争。不敢说现在的技巧有多么高超,但绝对是一年前的我难以企及;不敢说《扇鼓·乐》是一部精品,但我相信,下一部作品一定很精彩。

    收获的还有对人生和社会的重新认知。 “以影像关怀世界”——影像是方式,世界是目的。

    对农村孩子来说,“走出去”的渴望往往遮蔽了对农村的关注。大到国家的“三农”问题,小到家里的“农事”,我都知之甚少——有限的知识不过来自于大众传媒,来自于城市人的视角。学术视野的“城市化”、生存环境的“夹心化”让农村孩子普遍有一种游离之感。

    在拍摄中,我惊讶的发现,那些“土得掉渣”的乡亲们生活别有一番滋味,而且那么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他们的智慧一点都不比城里人少——农村娃们,别忙着“脱农致富”,我们首先要向他们致敬。

    拍摄激发和强化了我的社会责任感。我最初的学习动力来源于“走出山门”,然而,走出来之后呢?该往何处去?赚钱?做官?……知识确实在改变我的命运。可是乡亲们呢?

    他们在遭遇着种种的不公,我亲眼见证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抗衡;他们是民族文化之根,在无意识地传承或破坏着这个国家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他们渴望致富,一批又一批的人走出山门……他们是庞大的国家机器最底层的承担者。

    在传媒视野中,他们在被妖魔化;在学术和政治视野中,他们在被边缘化。难道我们不应当为他们做些事情吗?难道我们不应当为这个社会的改观做些努力吗?

    想到这些,那些孜孜以求的房子、车子、票子太微不足道了。

    回想本科毕业的时候,生活充满了迷惑。所以来到清华继续读书。

    尹鸿老师身上具有的学者风范,李彬老师多次强调的拒绝“平庸化”,雷建军老师身体力行的以影像关怀世界都让我感动。好的教育,应当是“理念”优先于知识。

    两年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在这里激发了我去探索的欲望,开拓的勇气和能力。好的教育,应当是“方法”优先于知识。

    现在我毕业了。

    不再纠结于房子和车子,心态达观了许多。

    愿意为社会进步尽一点力,理想坚定了许多。

    实现理想要从锻造自我开始,步履稳重了许多。

    未来有无限可能。无论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工作岗位上,有一样东西已经深植我心:

    以影像,关怀世界。

           

                                                            焦瑞青                        2010629

可怕的腾讯

星期五, 四月 23rd, 2010
  • 腾讯的确可怕,这两天看到腾讯产品部门对外的博客后,能够体会为何风投要问创业团队“腾讯做没做?”。这种局面颇有些像当年硅谷创业团队与微软关系,那时硅谷也对微软恨得咬牙切齿。 2010-04-22 20:34:12
  • 未来QQ的概念模型: 未来IM会发展成什么样?未来用户的沟通会呈现什么样?什么样的体验设计能更便捷地满足用户的沟通以及交流?触摸时代如何提供用户更好的体验设计? …… http://cdc.tencent.com/?p=2464 2010-04-23 06:39:48
  • 我的嘀咕主页:http://digu.com/tvdotnet
    查看详细内容(文章通过打嘀发送)

《新周刊》:中国电视概念榜

星期日, 三月 21st, 2010

   昨天,《新周刊》一以贯之地选择了用最简单、最朴素、最不张扬的方式在中国大饭店举行了2009年中国电视榜的新闻发布。我大概已经是连续第六次参加这个推举活动了。下面是在发布会现场我的简短发言的录音整理(源自新浪):


    我和张颐武老师都当了好多年的推委,他今天理解了推委的精神,其实我在第一届做推委的时候,很严肃、很认真,查观众反映、查收视率,搞得很科学,但后来我发现这不是《新周刊》的风格,因为第一年我推的好多都没有最终反应到结果当中,《新周刊》的风格是创造概念的风格,就是说它是要放大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征,放大以后变成一个概念在社会上推广和影响。所以,我今年稍微吻合了一点这个风格,一看评出来的结果跟我基本想象差不太多。所以,《新周刊》的电视榜,实际上是放大中国电视发展趋势的概念榜。

 

   我想这恰恰是《新周刊》电视榜的特色,不求全面、客观、完整,而是放大了这一年中电视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特征,而这个特征可能我们会用一些概念去放大,如同过去的“没有电视只有剧”,其实它是用放大的概念涵盖了行业的特征。今年选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电视在哪里?”,提醒我们电视不仅仅在电视屏幕上。可能今天越来越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不在电视机上看电视,而是在互联网上或者在手机上,各种新媒体通道上看电视,而且我刚才看到一句,说把电视当成一个有屏幕的广播,换句话说,今天的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尤其是年轻观众通过其它的媒体看电视的时候,他已经把电视作为一个伴随性行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全神贯注的,认认真真的,不落一字地去看电视。

  虽然网上看电视不是看电视的所有特征,但我们抓准了电视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今年自己在写关于电视的年终总结的时候提到一条,“今年流行网上看电视”,观众的习惯在发生变化,网络看电视的确正在蔓延。当然,电视台也发现了这样的变化,电视台都开始办网络电视台,网络频道,甚至出现了国家网络电视台。实际上,我们将来就会发现,通过网络传播电视会成为电视传播的重要渠道。

  今年我们称为网络春晚的元年,这次我们榜里也有,也就是说,这次真正出现了传统媒体和网络互动情况下来做春晚,意味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更深度的合作,过去只是用新媒体作为一个通道,我们播完一个电视节目放在这个通道上去播,让观众在不同时间去看,现在把它变成互动内容,把电视作为春晚一个内容来表达。电视春晚也不仅仅在电视上了。

  由于电视开始变得不完全是在电视屏幕上看以后,带来电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雷文化的兴起。电视是最保守的媒体,是最大众,最主流的媒体,以前青年文化很难在电视传媒上具有一定的地位,网络与电视的结合,导致电视上具有年轻人特征的“雷”文化的兴起,包括网上种种流行语的现象,包括这次的“蜗居现象”,因为互联网上广泛的反应,不管是播的过程,还是播完的过程,还是播之后引起的风波都是互联网推动的。互联网给我们电视创造着资源,包括新闻资源。现在大家说电视新闻在网上找,因为电视发现新闻的能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但网络成为我们新闻资源源源不断的来源,这也表明近年的概念很有概括性。

  新媒体不仅仅是电视内容一个简单的、新的传达通道,而且它成为信息的来源,它找到了新的电视观众。所以,《新周刊》在创造概念的敏锐性上,在中国媒体当中难以比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愿意将来继续把这个精神继续传承下来,以后使自己的推选越来越符合《新周刊》这样的“性格”,这样的“传统”。

2009中国电视榜之主榜

2010年03月20日14:01  新周刊

  2009中国电视榜

  年度电视频道 央视新闻频道

  提名:湖南卫视 /江苏卫视 / 央视财经频道 / 央视新闻频道 / 浙江卫视

  它是2009年中国电视屏幕上的一大惊艳,央视与时俱进的成功案例。它的“变脸”,提升了央视的新闻传播品质,使国字号的电视平台年轻化,新闻更鲜活,资讯更密集,现场更同步,评论更贴切。虽然它的新闻语言和影像元素尚未纯熟和风格化,但在打造新闻公信力、视觉吸引力、主持亲和力方面已见成效,并正在成为国人获取新闻的电视主渠道。

  年度电视节目

  《新闻1+1》(央视新闻频道)

  提名:《24小时》(央视新闻频道)/《环球财经连线》(央视财经频道) / 《天天向上》(湖南卫视)/《新闻1+ 1》(央视新闻频道)/《一虎一席谈》(凤凰卫视)

  它是新闻价值的慢食者,提供一份代表央视的社会学分析文本。它以新闻加解读、主持加评论、民意加国是、议题解码加公共价值判断、社会原声带加意见领袖的声音,构成信息、观点和观念的三位一体式传播。它令新闻话题成为公众议题,令公众议题成为社会课题,启发更多社会思考。

  年度节目主持人

  芮成钢(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

  提名:白岩松(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 陈晓楠(凤凰卫视《冷暖人生》)/ 胡一虎(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 芮成钢(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 汪涵(湖南卫视《天天向上》)

  他是2009年大放异彩的一张脸——新版央视财经频道的劳模、明星与台柱子,代表央视与各国政要周旋,代表中国向世界提问。他年轻得让人生畏,拥有的阅历别人却60岁都难以企及;他是全球化下的蛋,他与西方的心理距离,就是当下中国与西方的实际距离。

  最佳时评节目  《新闻1+1》(央视新闻频道)

  提名:《24小时》(央视新闻频道)/《解码陈文茜》(凤凰卫视)/《新闻1+1》(央视新闻频道)/《直播港澳台》(深圳卫视)/《九点半》(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

  电视节目越花哨,能辨清黑白的却越来越少。它是央视首个直播新闻评论节目,也是最能代表央视新闻观的时评节目。它为主持人白岩松度身定造,也能呈现鲜明的“白氏新闻观”——新闻的下一步是用事实说话。它是新改版央视频道晚间评论板块的重中之重,也最能体现央视的新闻评论优势:强大的评论员队伍与深度解释权。

  最佳时评节目主持人 白岩松(央视新闻频道)

  提名:白岩松(央视新闻频道)/ 陈伟鸿(央视经济频道)/ 陈文茜(凤凰卫视)/郎咸平(广东卫视)/石齐平(凤凰卫视)

  与其说他是电视主持人,不如说他是传媒社会学家。他的评论能量来自多年的历练与独到的思考,更来自对国情和民意的领会。他洞悉社会,能点中新闻背后的通气穴位;他心怀尺度,深谙主流意识形态与公众舆论的均衡。他的理性、建设性和持久的信心,使他成为社会剧变中乐观和称职的时事阐释者。

  最佳娱乐秀  《天天向上》(湖南卫视)

  提名:《加油!东方天使》(东方卫视)/《天裁爱美丽》(东方卫视)/《天天向上》(湖南卫视)/《我爱记歌词》(浙江卫视)/《星光大道》(央视综合频道)

  它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制作的最高水准,少有地在互联网趣味前亦不落下风。这是一档有智商的娱乐秀,一场有灵魂的大party,它搞笑而不恶搞,幽默而不刻薄,猎奇而不低俗,温情而不滥情,有着最强大的策划、最敏锐的话题、最新酷的嘉宾、最机智的主持人群。

  最佳娱乐秀主持人 何炅(湖南卫视)

  提名:何炅(湖南卫视)/ 汪涵(湖南卫视)/ 谢娜(湖南卫视)/ 赵忠祥(东方卫视)/ 朱丹(浙江卫视)

  他是曾获评“15年来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快乐大本营》的核心竞争力。他身兼大学教师、娱乐主持、演员与歌手于一身,集一流学识、亲和力、急智、控制力与喜感为一体。他是芒果台最瘦弱的台柱,最年轻的老将。他是湖南卫视13年来娱乐帝国的见证者,也是“快乐中国”口号最贴切的代言人。

  最佳脱口秀  《人间》(江苏卫视)

  提名:《国学堂》(旅游卫视)/《锵锵三人行》(凤凰卫视)/《人间》(江苏卫视)/《任屹行》(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一虎一席谈》(凤凰卫视)

  它是体温最高的脱口秀,带着情感的焦灼和命运的未知数;它是口述实录的故事会,每一场对话都将改写结局。周舟和赵丹军与有故事的人们共同叙说着真人真事真情,展现人性的挣扎与性格的交锋,令个人故事在分享与互动中升华为公共情感的审美。人间正道是沧桑,而那些受伤的心灵从中得到安慰。

  最佳脱口秀主持人

  李静(安徽卫视《非常静距离》)

  提名:陈鲁豫(凤凰卫视《鲁豫有约》)/ 樊登(北京卫视《国际双行线》)/ 胡一虎(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李静(安徽卫视《非常静距离》)/ 梁冬(旅游卫视《国学堂》)

  她的营销能力比主持功力更出色,能将节目卖到地铁、出租车与电梯口;她的资源整合能力比营销能力更敏锐,能将精油卖至线上线下No.1。她是电视人眼中的职场标杆,是VC心中的家政女王。谁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玛莎·斯图尔特?她是李静。

  最佳财经节目

  《环球财经连线》(央视财经频道)

  提名:《环球财经连线》(央视财经频道)/《交易时间》(央视财经频道)/《商道》(央视财经频道)/《谁来一起午餐》(第一财经频道)/《天生我财》(湖北卫视)

  它是首档真正国际化的财经节目,与纽约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实现无缝对接。它是央视财经频道立志成为中国CNBC和Bloomberg之途的奠基之作。它一头连着中国制造,一头连着环球风云,用全球通用的共同话语,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理解中国。

  最佳财经节目主持人

  芮成钢(央视财经频道)

  提名:陈恳(湖北卫视《天生我财》)/ 芮成钢(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 杨燕青(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 叶蓉(第一财经频道《财富人生》)/ 左安龙(央视财经频道《交易时间》)

  他是央视财经频道出镜率最高的男主持,也是国际政商名流眼中的最佳对话者。他土生土长于中国,却视华尔街为自家后院;2008年的《直击华尔街风暴》让人记住了他的语言优势、专业背景及外形魅力,2009年的三档财经节目让人对他的勤力精神、理性态度及稳健作风刮目相看。

  最佳人文节目  《冷暖人生》(凤凰卫视)

  提名:《传奇故事》(江西卫视)/《第10放映室》(央视科教频道)/《冷暖人生》(凤凰卫视)/《王刚讲故事》(辽宁卫视)/《寻宝》(央视财经频道)

  它是照亮社会边缘与弱势群体的烛光。它看见了你眼中的熟视无睹,拦住了你身边的擦肩而过。它不煽情,只令你百感交集;它不戏剧,只还原人生的粗糙质感。它对苦难是尊重的,它对弱者是真诚的,它对努力是赞美的,它的关怀是朴素而细腻的。它坚持七年坚持讲述“一个人的战争”,向幸运的观众昭示:冷的是苦难,暖的是精神。

 

2009中国电视榜之榜外榜

2010年03月20日14:02  新周刊

  2009中国电视榜 · 榜外榜

  推委会特别大奖:真实电视三女杰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

  陈晓楠(凤凰卫视)

  柴静(中央电视台)

  在浮躁、跟风、浅表资讯化、新闻娱乐化的中国电视界,她们是真实电视和真实新闻的原创力量。

  她们先是记者,然后才是女性。她们恪守职业操守,怀抱新闻理想,以同行难以企及的勇气和忘我的热情,撬开坚硬的世界。她们奔走在新闻一线,深入现实冲突处、人心微渺处,采访世道人心。

  她们探求真实,即便“真实是无底洞的那个底”;她们叩问良知,将酣睡的正义与尊严唤醒。她们当然是美丽的,因为专注而美丽。她们也是感性的,回应这丰富的世界。

  中国电视幸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令观众在资讯快餐、娱乐节目和电视剧之外,分享到更多真实的力量和知性之美。

  年度新人   朱丹(浙江卫视)

  她不是电视界新鲜人,却是蹿红速度最快的女主持,一姐中的新面孔。有一点阳光、有一点洒脱、有一点自嘲、有一点国际范儿,唱歌常跑调、演戏常玩票,比李湘年轻、比曹颖幽默、比谢娜知性、比董卿疯癫,这样的朱丹想不红都难。

  最有血性民生时评主持人

  钟山(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九点半》)

  他是“替人民说话”的媒体人,态度写在脸上,立场决定声量。他扔掉了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正襟危坐标准照,自觉代言草根利益,随新闻而动,激烈地传递出自己的价值判断。面对时弊,他不是针砭,而是拍案与棒喝;面对悲剧,他不是感叹,而是义愤与声讨。他的真诚与愤怒,对建设公民社会也是有效监督。

  最具颠覆力节目主持人   小S

  不复年轻、两女之母、言语放诞、举止出位,所有的劣势在小S这里都能成为优势:她强大的气场让蔡康永都甘为配角,她强大的自信让平平相貌也散发过人魅力,她强大的无厘头主持风格让所有字正腔圆女主持都沦为笑谈。她还是娱乐圈中少有的将家庭与事业、爱情与婚姻、明星与粉丝、内心与外在结合得不错的女艺人之一,或许是仅有的一个。

  最具叙事掌控力节目主持人

  王凯(央视财经频道)

  在《商道》里说书,在《第1时间》里读报,王凯带来的不仅是财富故事,更是人生态度。他善于经营故事,长于把玩节奏,把枯燥的财经、干瘪的新闻转换成段子、包袱、桥段,让观众从转折中爬梳理念、在跌宕中获得体验。他是主持人中的说书人,是电视里的故事会。

  最有权力选秀教母   龙丹妮(湖南卫视)

  她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将美日、港台娱乐经验与中国内地实际相结合,这是她的眼光;她是电视娱乐化的最早实践者,小螺丝壳里发超级巨声,这是她的勇气;她是选秀节目的主宰者,决定遥控器与手机指向,这是她的实力。眼光、勇气、实力再加小小运气,铸就今日选秀教母:龙丹妮。

  最具娱乐效果生活节目

  《师奶永远OK》(广州电视台)

  它是来自“亚运之城”和“师奶之城”广州的非凡电视创意,把电视的主体观众变成了节目主角,让家庭主妇组成“亚运师奶兵团”,熔市井生活、运动项目、城市特色、师奶特质于一炉,比专业更有趣,比明星更娱乐,创意叠出,笑料四溅。在讲包装、逐时尚的电视界,阮星航开创了一派“生活就是娱乐”的本土节目新范式。

  最具历史还原力电视专题片

  《台北故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数千年的文物,500年的故宫,60年的台北故宫。一部专题片将三种时间融为一体,以12集的篇幅撕开历史的包装,展露尘封的记忆。它以凝重却不失亲和的镜头、华丽而不失真挚的语言,逐一叙述人和大时代的故事;以生活质感和情感传承,完成对“多层历史”的解读。正如它的片首语所说,“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薪火相传”。

  最具视效开拓力电视专题片

  《我爱你,中国》(北京卫视)

  它是故事,也是文献;它是历史,也是细节;它是个人生活,也是集体记忆。从片头、剪切、叙事、镜头到静态素材运用各方面,它都作出了全新的尝试。它是视觉手法在纪录片中的全新展示,是叙事手段的集大成者,也是主旋律在专题片制作中的新高度。

  最具传播力动画制作   《喜羊羊与灰太狼》

  这是新世纪以来最成功的动漫作品:广州制造,上海传播,全国推广,在阿童木与变形金刚前亦不落下风。它是聚焦细分市场的典范:从学龄前儿童到青少年再到成人,一网捞尽。它是全方位营销推广的翘楚:从线上到线下,从形象到实体,盆盈钵满。它是话题制造效应的榜样:一句口号“嫁人就嫁灰太狼”掳尽人心。

  最具趋势性跨媒体娱乐秀

  2010网络春晚(北京卫视、新浪网、北京移动)

  它不是一夜狂欢,而是七场嘉年华;它不是电视年夜饭,而是娱乐串串烧。在“中国互联网虎年网络大过年”接力推出的序列中,它率先在全国打响春晚第一枪,成功地实现了网络、电视、手机三屏合一,民星、网星、明星三位一体,把传统佳节变成了一场寻欢作乐的快乐旅程。在整合网络资源和开发娱乐源动力上,它为电视业趟出了具有未来趋势性的新路径。

  最具责任感电视公益广告

  《2009我家新变化》(央视财经频道)

  它是2009叙事宏流中的一朵细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它是国家大台聚焦民生的一个细节:柴米油盐,纤毫毕现。比数字更亲切,比理论更丰富,比说教更动人,小视角里彰显大成就,正是这些微不足道小人物的片言只语,交汇而成民族崛起的澎湃洪流。

 

2009中国电视榜之电视剧榜

2010年03月20日14:03  新周刊

  2009中国电视榜 · 电视剧榜

  2009中国脸 

  海清

  从《双面胶》、《王贵与安娜》到《蜗居》,海清塑造出一个个出身普通、欲望复杂、来自小地方、活在大都市、既淑女又怨妇的当代女性形象。她和她的角色一样真实,描绘着这个时代里压力与欲望的博弈、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她是新一代的中国女性,向我们展示的是她们光鲜亮丽和尴尬无奈的双重现实。

  2009中国脸 

  张嘉译

  他厚积薄发,一直是影视剧中“熟悉的陌生人”;他举重若轻,把普通人的生活演绎得惊心动魄;他黑白难辨,善于捕捉灰色地带中的两面性。张嘉译把中年男人的魅力拉升到致命诱惑的高度,在成功人士的欲望里演绎出社会结构的失衡。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在促使观众思考当下社会里道德与权力、成功与路径、人性和现实的关系。

  2009最值得致敬电视剧导演  

  滕华涛

  他很年轻,却能敏锐察觉当下社会的体温和脉搏,他取材于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却用一种新的价值观引发人们对千疮百孔现实的反思。《蜗居》里的贪官、小三、房奴,在物质诱惑中失守的理想,让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足以成为这个时代城市人的最好范本。

  2009最值得致敬电视制作机构  

  华谊影视

  旗下七大工作室,一年10部电视作品,华谊“电视剧军团”这一年让观众看到了总共357集电视剧。军事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年代剧《望族》、古装剧《倚天屠龙记》、都市剧《蜗居》、谍战剧《最后的99天》、家族剧《故梦》……它拥有一线演员,一线导演,制造了这一年电视剧市场最多、最热的话题。

  2009最深入人心的电视形象

  孟烦了(张译+《我的团长我的团》)

  他出身优越、家教甚严、受过良好的教育,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聪明敏感,本来应该拥有最好的前途,却在战争中被幻灭了年少时豪气万丈,变得冷血懦弱。他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来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另一个悲观的自己:阴损刻薄,玩世不恭,习惯了冷眼旁观和不动声色,皆是因为对现实看得越明白,就越不愿意去搭理它。

  白流苏(陈数+《倾城之恋》)

  这个张爱玲笔下最著名的女人,她的性格缺陷衬托着一个时代的悲凉。白流苏是典型旧上海小姐的缩影,外表端庄婉约,内心清高精明、工于心计,她的故事堪称当代大龄剩女的婚恋教材,但悲哀的是,当爱情已经变得步步为营,又有几个人能幸运得像她一样,能让整个城市为她颠覆?

  钱小样(王珞丹+《我的青春谁做主》)

  她不是美女、中专学历、胸无大志,实在有点“二”,在这个连成功学都必须速成的世界里,她丝毫没有可利用可借鉴的价值。但是她敢爱敢恨、重情重义、幽默率真,她有一个健康的家庭和难得正确的价值观,她心里想到什么就会去做,即便是微小的梦想也可以执着到底,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她所要的幸福简单得不值一提,也能羡煞无数对生活太过贪心的人们。

  杨立仁(黄志忠+《人间正道是沧桑》)

  对待职业,他忠诚坚定;对待家庭,他充满责任感;对待感情,他绝对专一。传统的国家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对于信仰的领袖和事业他始终在自己的位置上固若磐石,他为了理想奋斗一生,却最终不得不舍弃家庭和爱情。他的命运让人看到在那个敏感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颗棋子的身不由己,他们的孤独是如此悲情。

  顺溜(王宝强+《我的兄弟叫顺溜》)

  这个“狙击手版许三多”,有着许三多一样执着坚韧的性格,却没有像许三多一样光明灿烂的未来。他也许不能教会你桀骜不驯和英雄主义,但却能让你明白怎么做到职场无敌。个人情感还是组织纪律?他的选择恰恰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分歧。

  曾小贤(陈赫+《爱情公寓》)

  他是中国版的Chandler,正如《爱情公寓》是山寨版的《六人行》。他常常将“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好男人”挂在口边,将80后的“小男人”特征尽显无疑:他们有点贱、非常自恋、口不对心还很磨叽,大多数时候都不怎么靠谱,但是他们幽默可爱、懂得调侃生活、对爱情仍然心存憧憬。在中年男人才最吃香的当下,他做了一个反面证明:年轻男人,也有市场。

  欧阳山川(廖凡+《生死线》)

  地下工作者如何潜伏的老故事里,诞生出一个新形象,他是那个时代集冷静智慧和痛苦灾难于一身的领导者,也是这个时代最缺乏的硬汉。他充满了传奇,脑子里留着一个生锈的弹壳,在逃亡中生活了十几年,他让抽象的革命情感凝结成真切的兄弟情谊,他让我们在一个理想失落的社会,看到曾经为信仰坚守的人们,怎样一无所有地生存下去。

  景天(胡歌+《仙剑奇侠传3》)

  他展示了一个游戏人间小混混的成长史,比起李逍遥的主动救世,他的英雄之路实在是要被动得多。他用假不正经乐观面对这考验,他的爱情动辄就能数千年天长地久,当他最终用自己的死换取所有人的活时,现实太苦,他多少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点慰藉。

 

2009中国电视榜推荐委员会(按姓氏笔划排名)

  • 于丹 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尹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古永锵 优酷网CEO
  • 石述思 电视策划人、评论人
  • 向熹 《南方周末》总编辑
  • 李幸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陆晔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 陈彤 新浪执行副总裁、新浪网总编辑
  • 陈朝华 《南都周刊》总编辑
  • 胡智锋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传播>主编
  • 黄升民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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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产业专题之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星期一, 十二月 7th, 2009

    在经济危机大背景下,最近的好莱坞似乎有些乱:米高梅债台高筑,等待改弦易辙;时代华纳与AOL也从貌合神离走向了分道扬镳;梦工厂在合约期满后从派拉蒙转投了迪士尼……。

    正如有人天真地以金融危机为例来证明西方世界和市场经济的穷途末路一样,也有人借此机会想论证好莱坞似乎开始日落西山,连美国灾难大片《2012》也“识时务”地把拯救世界的希望,放到了中国的西南高原。但也许,历史的逻辑并不是一种循环论的宿命。生病的巨人仍然还具有巨人的潜力,正如我们中国话常常说的那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部《2012》,全球收获的票房就可能超过中国全年所有电影所带来的总收入。

    好莱坞的分分合合,其实,都是市场规律在调节,是好莱坞公司们受益最大化的市场游戏。美国仍然是世界电影的超级大国。而这个超级大国的主力,就是目前这六家好莱坞大公司。六大公司支撑起来的美国电影帝国,仍然在全球创造着年收入200亿美金以上的票房和几乎与此相当的衍生品价值。而成长迅速的中国电影的全球票房仅仅只相当于美国电影所创造的票房的3%。

    所以,有点动荡的好莱坞却仍然是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深重的五指山。好莱坞公司这种地位,之所以撼之不动,是因为它们拥有四种重型武器,他人难以匹敌:

    第一,由明星、导演、类型、题材所构成的电影创意品牌。电影,不同于其他可以批量生产和复制的物质产品,每一部电影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唯一的,都肯定不同于其他影片,即便是重写或者续集。因而,电影品牌来自于哪些可以刻延伸和重复使用的高知名度、高满意度、高识别度的品牌元素。例如,明星、导演以及音乐家等等,还包括可以被系列化的类型和题材。好莱坞6大公司,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当家明星、当家导演、当家题材、当家故事,正是这些品牌要素决定了,即便米高梅面临巨额债务危机,仍然有包括时代华纳在内的其他企业愿意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

    第二,由完整的投资、制片、发行链条锁构成的电影市场控制能力。好莱坞六大公司,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电影制作公司,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具有投资能力和市场控制能力的发行公司。它们所具有的资金使用空间、金融信任度、发行渠道、专业水平,不仅能够保证自己制作的影片经济效益最大化,而且也能够将众多的独立制作公司纳入整体的产业格局和市场规划中,形成以大公司为中心、独立制片为补充的电影产业格局,既保证电影行业一定的竞争性,也维持整个行业的相对有序性,更不会出现中国这样的饱饿不匀的现象——由于缺乏具有投资能力和发行渠道的大型发行公司的控制,中国市场上贺岁档期影片密布,而3-4月、10-11月的电影市场却嗷嗷待哺。

    第三,由跨媒介、跨行业集团支撑的大电影产业结构。电影的生意经,早已超出了影院范围。电影是整个娱乐文化的发动机,它可以带动电视、音像、唱片、演艺、新媒体、游戏、广告、时尚产品、主题公园和其他各种衍生产品的长长的车厢,甚至可以与汽车、旅游、电子产品等等各种生活消费品之间产生密切的市场联系。而这种火车头功能的实现,往往依赖于综合性传媒集团的资源共享和互补。也正因为如此,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几乎都隶属于跨媒介、跨行业、跨国的综合性媒介集团,这样才能预置市场需求,减少交易成本,形成规模经济。而米高梅的危机,恰恰在于它未能真正与集团的资源达成共享共赢;而时代华纳与AOL的分家,却是因为它们在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式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结合。但是,横向和纵向产业整合本身,造就了好莱坞的恐龙身躯,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电影产业难以与其正面抗衡。

    用这三点来衡量中国电影,其实,我们就不难明白,拥有14亿人口作为基础的中国电影为什么市场规模如此有限,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为什么如此弱小,中国的中小成本电影为什么投资难发行也难盈利更难,中国的电影公司为什么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我们的电影企业规模太小、产业链条太短、消费资本太短缺、电影市场空间太局促。

    具有影响力的创意品牌,拥有投资能力和发行渠道的市场领导力,市场配置基础上的集团化企业,对于高风险的电影行业来说,可以说,就是三重保险。正因为有这些保险,负债累累的米高梅才可能僵而不死。而中国电影公司由于缺乏这三类保险,甚至连负债的机会都没有。谁会愿意将钱投放给一个没有保险的高风险的“电影皮包公司”呢?

    所以,对于中国的电影产业来说,打造创意品牌,形成市场领导力,完成跨媒介、跨行业、跨国的企业整合,应该是一种必然的发展阶梯。华谊兄弟,通过打造创意品牌而走出了第一步,进入了资本市场。但是,第二步、第三步,就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信任,更重要的是需要突破所有制、行政制、行业制的分隔,才能跨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中莱坞”离好莱坞还有遥远的距离,甚至我们南边的宝莱坞,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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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影工作室大获丰收

星期一, 十月 26th, 2009

    10月10-11日,“为祖国骄傲”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录片展评会暨“中国台山·新富源杯”第六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在广东省台山市举行。从全国各地选送来的1371部优秀纪录片云集于此,全面展示中国纪录片的创作的丰硕成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影工作室选送的《未名湖》(作者:焦瑞青 韩新欢 秦珍子;指导教师:雷建军)、《四·川》(作者:余曦;指导教师:雷建军)、《噢!爸妈》(作者:杨慧 陈传露 张瑞雪;指导教师:雷建军)、《孙同志与孙三三》(作者:彭小雨 赵学哲 仇筠茜;指导教师:雷建军)、《WE& MUSIC》(作者:张帆 江雪莹 曹媛 朱梁文轩 李运猛;指导教师:雷建军)五部纪录片在众多参赛影片中脱颖而出,其中《未名湖》获得DV类金奖;《四·川》获得三十优纪录片奖;《噢!爸妈》《孙同志与孙三三》获得DV类银奖;《WE& MUSIC》获得DV类铜奖。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会长高峰,以及来自德国、意大利、阿拉伯等地的多名国内外纪录片专家学者参加了点评和颁奖。本次活动是由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求是》杂志、中央电视台、台山市政府联合主办,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台山广播电视台承办,旨在展示60年来中国纪录片创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纪录片的形式反映祖国60年的巨变。

    在文津酒店每周日下午举行的清影放映,已经连续数月,成为北京纪录片放映的重要基地。清影工作室在雷建军的指导和一群热心同仁同学的共同扶持下,已然形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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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镕基答记者问》:《南方周末》采访

星期日, 九月 27th, 2009
 
   《朱镕基答记者问》里收录的专访都是国外或香港记者问的。内地媒体一般不安排记者和领导人的这种专访。但是个别的特殊情况下会有,比如SARS。

内地的记者,因为媒体的主体性长期没有充分地发掘,不善于提问,不善于找到问题的症结,或者提问变成正面陈述性的。这种情况是环境带来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的媒介环境跟香港、台湾不一样,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首先就不是一个质疑、提问者的立场,而是一个阐述者的立场,这是媒体的性质决定的。

美国总统到中国来,我们的提问也很尖锐。不过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对别人尖锐是应该的,对自己尖锐是不应该的。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

 

记者和官员理想的关系是工作关系,既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媒体的工作是采访,政府官员的工作是向社会表态,发布信息。社会是需要中枢神经系统的,这就是传媒的功能。你说他作秀也行,说他信息公开也行。官员离不开媒体,媒体也离不开官员。媒体对官员一定要警惕,因为官员跟你是信息不对称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

 

如果我是一个采访官员的记者,首先我肯定会做足功课,第二,我会想找他的刺激点,想清楚什么问题能挑战他、刺激他。其实有些官员是愿意交流、接受挑战的,只是很多记者天然地回避问题。或者说,问不出问题来,只会问些愚蠢的问题。

现在政府官员和媒体记者之间,处于一种非常不对称的状态。我觉得平等关系的空间要靠媒体自己去创造、争取。如果现在的媒体只要都变成真正意义上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也许情况就会好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

 

有人说,朱镕基不是一个最适合中国文化的政治家,常常孤军深入,陷于无敌之阵;但他却是一个最有魅力的政治家,其睿智、坦荡、尖锐、机敏与无私无畏一起构成了人格魅力。这两者,其实在中国往往都不容易统一。我有幸在综合体育馆亲自聆听过他在清华辞去经管学院院长时的告别演说,全场为之动容,全体掌声不断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据说这本答记者问,在低调中销量早过百万。老人家应该是人民心中的政治偶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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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儿童迷网四问”

星期四, 八月 27th, 2009
答《人民日报》记者陈星星 问

 

  网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渗透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解读“儿童迷网”?如何看待戒网呼吁?网络游戏是否该封杀?如何评价与中国互联网共同成长的“80后”?中国网络传播学会会长、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杜骏飞教授回答了本报记者的“迷网四问”。

 

  一问:“网瘾”是一种病吗?

  互联网是一种“泛媒体”,长时间上网未必有病

  针对不同身份的人群、不同的情况,“网瘾”应该有不同的定义。

 

  杜骏飞:

    我昔年自己拨号上网的时候,几乎就是全天在线研究。现在,很多成年人都因为工作天天挂在网上,不能说是“网瘾”。许多青少年长时间上网,也并不是有病,而是因为信息饥渴和社会化冲动,因为时代特征倾向于网络化生存,他们倾向于在网上娱乐,接触各种信息。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网瘾”不是科学术语。通俗地说,它是指对计算机网络的精神依赖和资源花费超出常规。但这种泛化的意涵,显然不能说明大多数阶层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社会行为的本质特性,大多数阶层使用网络程度的高低是非常复杂的,不能只用时间和资源水平来衡量它是不是“瘾”或者“病”。目的与效用才是分析网络行为的关键词。

  2000年时我把互联网定义为“泛媒体”。所谓泛媒体,就是指它是一切媒体与社会沟通的一种容器。换句话说,一个人在接触互联网的时候,是在接触所有媒体,包括报纸、广播和电视。

  互联网还兼有人际沟通、群体沟通的功能,人们借由计算机来实现社会交流,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当代文明的重要表征。

 

  二问:青少年一定要戒网吗?

  让孩子与网络隔绝,不现实也不明智

 

  杜骏飞:

    对青少年来说,迷恋网络的确是有一些危险的。比如,会接触不良信息,容易沉溺于网络娱乐,可能结交网络“坏朋友”;又如,长期上网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如果沉迷于电子阅读和写作,会丧失一些基本的文化素质训练……

  我以为,网络阅读无法取代书本。如果说,书本是精品店,互联网则是农贸市场和自选商店。书本集聚了人类知识的精华,而一般来说,网络学习则是超自主、无把关、非系统的,应有尽有的网络信息也不等同于科学完善的知识。

  但是,让孩子完全与网络隔绝,不现实也不明智。我的孩子今年上小学四年级,我的策略是以读书为主,以上网为辅,电视再次之。我鼓励他读书,也允许他上网,查百度百科或者维基百科,和同学发邮件或聊聊天都可以。但对网络游戏,我是相对限制的,每周只让他玩两次,每次半小时,让他过过瘾。

 

  三问:网游应该禁止吗?

  “一棍子打死”是种“鸵鸟政策”

 

    杜骏飞:

  中国互联网真正对少年儿童迷网产生影响的,是网络游戏,因为网络游戏处在传播管理的边缘。网络游戏是什么,如何管理它,我们知道的并不多。网络游戏中有相当多的元素对少年儿童有负面影响,比如暴力、性,以及大量的社会失范诱导。

  当网游产品的研发不具备良好的文化导引时,就有可能产生更多的负面文化诉求,这种游戏产品是我们应该抵制的。

  问题在于,常规的批评者无力提供更好的版本,所以也就没有说服力。这一点只能寄希望于产品的演进和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提升。

  但如果因为我们忧心忡忡,就把网游一棍子打死,这就是一种不自信、不进取的“鸵鸟政策”了。我们应该逐步摸索管理经验,希望分级管理、游戏审查、社会教化等制度会逐渐健全起来。

  同时,我们也寄希望于优秀的网络游戏的出现,这样的游戏如果能培养出孩子的侠义精神、团队意识、爱国主义与助人为乐思想,那么,有何不可?

 

  四问:“网络一代”更聪明吗?

  上网像吃盒饭,品种很多,但不如妈妈做的饭养人

  

    杜骏飞:

    “网络一代”在网上接触信息的范围、幅度和类型,都比上一代要广,但是否因此就聪明了?未必。

  互联网是“泛媒体”,信息非常丰富,知识的搜集也很方便。但里面隐含了一个致命缺陷:孩子们对知识的学习呈现出快餐化倾向,缺少咀嚼过程。新一代孩子们学知识就像打营养素一样,一针下去,就全满足了。

  可是,在从前的人类时代,学知识都是一个漫长的查询和积累过程,效率不很高,但精度和深度可观。这个差别类似于你是吃大餐还是吃盒饭。你如果吃盒饭,可以吃很多品种,但营养还是不如吃妈妈做的,它更养人,还可以细嚼慢咽吃两小时。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网络一代”只能说在接触知识的便利性上比上一代好,学习效率高,但学习过程的品质可能会差一些。特别让我忧虑的是,新一代的成长环境对于智力条件好、统合能力强的孩子来说,他的成长是飞速的。可是,在一个有巨大噪音的信息市场里,如果孩子鉴别力、自控性和伦理水平不是太好,那么,对他的成长就有可能是不利的。 

 

                                                          原文载《人民日报》2009年8月26日11版

中国电视的软肋究竟在哪里?

星期四, 八月 13th, 2009

    制播分离,在中国鼓噪已久。不少人似乎把它看做解决中国电视软肋的法宝。

    但至今,制播也没能分离,即便是过去因为特殊原因而形成的电视剧制播分离,如今也在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制播整合趋势。其实,制播分离,既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电视实际。制播分离很可能是一个不知为什么吹起来的泡沫命题。

    对于任何产业来说,为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竞争能力、扩大规模效益,都会趋向于市场集中。而媒介业由于以版权经济为基础,更依赖边际效益,也更趋向于通过产业整合来增加规模经济。产业整合包括纵向的制播整合和横向的跨媒介整合。全世界大多数媒介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都由少数几家综合性媒介集团形成全国性垄断竞争市场。这些集团既拥有制作机构,也具备播出平台,还具备投资发行能力,同时不仅拥有电视台,还拥有电影电视剧制作企业、发行企业以及音像、音乐、演艺、广告等关联企业,从而可以通过内容版权多渠道、多市场地创造最大效益。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维亚康姆、迪斯尼、索尼,甚至BBC、NHK、KBS等都在走综合整合的道路。一般情况下,政府会通过一定的法规手段,防止行业过度垄断,通过保护适度竞争来保证媒介为大众服务的水平能得到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播分离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制播分离也不切合中国实际。在电视台为事业单位而不是市场主体的前提下,如果制作从电视台剥离出去,那么制作方就会成为处在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中的公司主体,但它的交易方电视台却是不参与竞争的事业主体。尽管两者在产品的商业经济利益诉求上有共同点,但一个是公司、一个是事业机构,两者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交易方式、管理机制等,都存在有形无形的千差万别,根本不可能形成制播分离后的公平公正透明的交易市场。中国电视剧制作企业20多年来一直抱怨自己风险独当,电视台不公平交易,甚至恶意欠款等等,造成电视剧内容生产企业难以壮大而电视台却可以坐享其成。这正是制播分离在中国难以克服的困境。

    当然,电视剧制播分离在中国特殊的电视环境中的确带来了正面影响。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开始出现的电视剧制播分离,是由于当时的电视台作为国有事业单位,对吸收社会资金进入电视内容生产形成了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当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了分离。由于对社会开放了内容制作业,大量行业外资源进入电视领域,带来了中国电视剧的繁荣。同时,由于电视剧对电视台广告收益影响明显,电视台不得不多少降低一点身份来与电视剧生产机构交易。而像当初光线、银汉等生产非电视剧内容的民营节目公司,则全部被电视台逼迫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至于最终都转向电影电视剧生产来维持生存。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尽管制播分离带来了中国电视剧20多年的繁荣,中国也早已成为世界电视剧第一生产和播出大国,但中国至今却没有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性的、专业化程度高的大型电视剧生产企业。每年全国也只有不到20部电视剧达到了较高的制作和创作水平,大量电视剧都粗制滥造、滥竽充数。而当中国电视台越来越依赖于电视剧,越来越买不起电视剧,越来越需要首播剧、独播剧的时候,大家都重新意识到制播分离不是出路,制播整合才能控制资源、降低成本。所以,尽管电视台本身的事业体制决定了中国电视行业的市场整合目前还不可能真正以资本为纽带,但电视台对电视剧的投资、预购、定制、自制已经成为各种形态制播整合的方式。分久必合的产业规律正在被证明。

    其实,对于中国的电视台改革来说,真正应该也可以剥离的是那些非新闻类的、非必须的大量填补一般时间的普通娱乐节目、谈话节目、专题节目,如同国外的大电视台,一般都通过辛迪加市场购买这些可替代的一般节目。但在中国,由于电视台特殊的事业体制,我们恰恰是通过这些节目的生产才能养活一大批人,才能让广告创收回到我们内部的节目生产中循环。做节目的过程实际上是养电视台的过程。尽管目前电视台生产的大量节目都是快餐节目,甚至是垃圾节目。所以,制播分离显然也脱离中国电视运营的实际现实,这也是制播分离目标长期以来只打雷不下雨的根本原因。

    显然,对于中国电视来说,目前不是分离得不够,而是过度分离。投资、制作、发行、播出分离,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分离,四级分离,台网分离,造成中国电视行业在高度行政封闭的同时却四分五裂、恶性竞争。中国电视这种结构性问题造成了中国电视高度分散、高度内耗,这也成为中国电视屡禁难止的同质化、低质化和粗俗化的体制性根源。事实上,电视市场的主体越少,不仅电视的经济效益会增加,电视企业会更壮大,而且电视的舆论导向、文化品质的监管和提升也会容易很多。这也是为什么中央电视台的文化品质和政治素养更容易得到保障,而越是低级别的电视机构越难以保障其文化和政治品质的原因。

    也许,只有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理解目前的制播分离。那就是将部分内容制作资源从现有的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进行公司化改造,以增强其市场活力。但这并不是制播分离,而是通过剥离来完成内部分工或体制改造,通过重塑市场主体,来完成未来更高层面的资源整合和产业整合。

    中国电视目前的状况,不是分不足而是合不够,行政封闭没有带来垄断利益而是自我消耗。所以,中国电视一天不改变这种分而不合、分而难合的局面,中国电视就一天也不可能真正做大做强。如何在保证新闻舆论导向的同时,为中国电视的分久必合找到出路,才是中国电视的发展之道。遗憾的是,我们至今还在讨论分离,却没有认真研究在中国电视目前的体制背景下如何形成整合。世界媒介已经进入了海陆空协同作战的集团军时代,中国电视却还在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时代,除非分离是为了更好的整合,更好的走向市场,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分离呢?

网人突触被斩断

星期二, 八月 4th, 2009

微博,墙内墙外两重天:

  • Twitter要做”地球的脉搏” 。
  • 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暴力犯罪事件,7月7日饭否上有人说”twitter上知道的消息比电视真是多得多了,电视上来来回回就那几个画面”。然后网人的突触被斩断:Google Reader上我的饭否停留在7月7日,从此再也没有更新 ;直到今天gmail的邮件提醒仍在不时告诉我twitter上谁谁”follow”了我,但是twitter.com上不了。

威胁来自何方?是在伊朗被用于”Twitter革命”?

是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称twitter为”美国巨大战略资产”?威胁来自于《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来自于”一切不在掌控中”。

历史上的中国,一方面是官僚组织力量压制有威胁的民间组织,另一方面是无组织的流民被野心家利用、引发社会动荡而上位。

麦克卢汉的”老师”伊尼斯(Innis)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众多的庶民们将成为这巨大智脑中的一个个神经原,伸展着无形的突触,与众多的其他神经原们链接成巨大的关系网络,向他人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也从他人那获得知识、获得帮助。人类借助Internet融合成巨脑,在这之中个体的人将体验到那成神的愉悦。(互联时代庶民文化)

在这即将兴起的新文明中,但愿我们不再画地为牢、不战自败。

最初的细流自”黑客”的车库中流出,

商人们乘机兴风作浪,

洪流不断冲垮一道道藩篱和堤坝。

在这洪流中人们总想圈住些什么,

每每无奈地随波逐流。

只有贤明如大禹,方能顺势施为!(他们圈住了什么?)

《当代电影》创刊25周年感言

星期一, 六月 8th, 2009

   《当代电影》创刊25周年了。25岁,其实还是青年。但这么年轻就开始回忆了,而且也的确有许多值得记忆的成长经历,应该说是一个刊物的荣耀。

    在这个学术的平台上,一群相识甚至不相识的人,一群执笔和执导筒的人,一群编刊物和写文章的人,求同存异、志同道合,在一个需要思想和思想解放的时代,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思想和思想解放,创造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电影思想的活跃和魅力。

    今天,《当代电影》的篇幅更大了、出版周期更短了、主办者也更多了,更重要的是,中国电影的生存背景、中国的文化背景也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电影和关于电影的思想,被世俗和商业不可避免地形而下和平庸化了。但是,《当代电影》仍然在勉力坚持着自己青春时代的承诺和品格。

    尽管电影和关于电影的思想都很难超越时代。但作为一个老作者和老读者,我仍然希望《当代电影》能够勉力、勉力、再勉力:

    第一,继续坚持学术的独立性。当学术成为为各种现实存在提供合法性说明的时候,当学术成为各种世俗关系附属物的时候,学术存在的合法性本身就会面临挑战;独立,是保证我们的电影和我们的文化需要反省和调整时,能够依赖的思想资源。

    第二,继续坚持建设性的批判立场。批判从来都具有风险,但没有风险也就没有真正的思想?只要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具有理性的的态度,就可能使批判成为一种建设。

    第三,继续坚持学术研究的实践性。实践性不等同于功利性而是一种学术对于认识和改变现实的态度。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思想都是关于实践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只有与实践对话的思想才是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实践之树常青,而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往往可能是灰色的,甚至所学术的往往是一些经不起推敲的伪命题。

    第四,继续坚持学术的创新性。《当代电影》历来是以自己引领电影学术、电影批评、电影思想的前沿而被人们尊敬和认可的。培养新作者,开拓新领域,关注新现实,创造新概念,提供新范式,是保持《当代电影》学术品格的前提。

    25年来,我们这些作者在年华老去,而《当代电影》却仍然风华正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长江后浪推前浪,是时光的必然。但一个刊物的品格,却可能历尽沧桑而不变,或者历尽改变而不失去灵魂。祝《当代电影》的刊物生命和思想生命一起,长寿长青。

个性学者平衡“舞”(周盛平)

星期日, 三月 15th, 2009
尹鸿 影视 老师  分类:“名师风采”专栏

尹鸿:个性学者平衡“舞”

周盛平【作者自注:发表于《清华继教》杂志(双月刊)第25期(2008年第4期)。本文的标题很成功,写尹鸿的传记性文字不少,自诩本篇质量第一。】
  
  智慧欲滴
  
  “凡是个性强的人,都像行星一样,行动的时候,总把个人的气氛带了出来。”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相处、交流,容易让人想起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这一句名言。
  尹鸿是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的顾问,也是中国电影“金鸡奖”、 “华表奖”,电视“飞天奖”、“星光奖”等知名大赛的评委。聊起电影和电视,尹鸿说,大家多看看电影吧,电视少看一点无所谓,因为电影是影像文化的精华,最精致。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这些元素都融合到了电影里,这种融合会帮助我们做一个更有艺术品味的人。
  尹鸿在网上开博客,点击率很高,他还经常接受网络媒体采访。聊起网络媒体,他却说,“我始终认为互联网不太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很理性生存的地方”。民主是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的。网络上不少匿名者无理性的暴力宣泄,甚至让他有一点对网络民主的“忧虑”。
  聊起影视文化产业,尹鸿说,中国人之所以拍不出《功夫熊猫》,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笨,而是体制窒息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国有机构效率低,民营机构机遇少。尹鸿说,文化创意产业不是搞人民战争,现在全国建影视城、动漫基地,大部分都是文化泡沫,甚至可能是房地产商的“计谋”,以文化之名行绑架土地之实。对于不考虑市场,由行政主导的影视集团化,尹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把一堆杯子而不是锅碗瓢盆整合到一起,1+1能够大于等于2吗?吗?
  从四川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再到清华大学,尹鸿已在大学教了24年书。聊起大学教育,这位博士生导师说,中国大学有些盲目学美国,过度强调通识性,也可能走入误区。美国通识教育理念是在上百年的专业分工教育之后再调整的产物,而中国大学教育、尤其是新兴学科,专业性、分工性严重不足,没有专何来博?一个刚刚从中学进入大学的学生,怎么能把康德、孔子、莎士比亚、哈贝马斯、亚当•斯密这些不搭界的知识整合在一起?
  1999年,尹鸿入选“清华大学人才引进百人计划”,当时他是“新清华人”,写文章感慨“清华最有魅力的地方可能还在于它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很强烈的精神”。而今聊起清华文化,尹鸿希望有人能搞一项“清华校园文化建设工程”。尹鸿说:清华文化太缺乏“故事”,清华品牌没有“人物”作载体,清华文化太干净,水至清则无鱼,大学需要更多元。
  用什么样的话,才能很有分寸地表达出这种聊天的气氛和感受呢?或许选尹鸿老师课的学生更有发言权。他们在参与教学评估时,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
  “很有深度,观点都比较客观理智,不落俗套。”
  “尹老师很渊博,讲课流流如水。”
  “太棒了,在说电影也在说社会,角度既专业又通俗易懂,有吸引力,善于用个人阅历感染我们。””
  “有趣的课堂内容,生动的讲解,儒雅、智慧的老师……”
  智慧是一座倒不了的山,老师有智慧,学生们自然就不会宝山空回;智慧永远是青翠欲滴的,说者有智慧,听者自然就感觉绿意盎然。


  因“小”得福
  
  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从学者到成者这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上,多如牛毛的求学者不断掉队,被淘汰,最终大成者,凤毛麟角。
  尹鸿1961年生于重庆合川,9岁小学毕业,16岁上大学,33岁当教授,35岁当博士生导师。而今,尹鸿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他著作等身,以其在文学、电影、传媒领域的造诣,被称为“媒介守望者”,影视文化研究的拓荒者。
  回忆起自己的求学生涯,尹鸿说,自己其实一直是作为一个弱势者生活在整个学生时代。在哪个特殊年代。尹鸿的小学生涯是从三年级开始的,同学全都大他两三岁。而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与尹鸿生活在一起的大学同学,平均年龄也都长他六七岁。
  那时的尹鸿,孤独又要强,他不断地自我摸索、调整、训练,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去追赶别人。独立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培养起来。而在大学里,他太小了, “我那四年将别人谈恋爱的时间全部拿来读书学习,锤炼自己”。
  这种学习、生活的独立性影响深远。尹鸿 “充电”的时候,不会尽信书,接受新知识都要经过旧知识的比较与筛选;而尹鸿“发电”的时候,不回避个人风格,写文章、做演讲都喜欢客观研究主观表达。以最近他在个人博客上写的两篇文章标题为例:《〈功夫熊猫〉:我们只有文化没有文化资本》《“大片”是一种病:魂飞魄散的〈赤壁〉》,其文字之生动、思辨之深刻,油然而露。
  谈到在影视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尹鸿很谦虚,认为自己做得还很不够,而之所以能取得成绩,一个原因就是当他转入媒介研究时,正逢大众媒介对中国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而从事相关研究的人不太多。这个新领域还“小”,学术历史短,学术规范缺,学术成果少,尹鸿说:“我选择了一个强手不那么多的领域来做这件事。”
  境由心造,事在人为。年龄小本是劣势,尹鸿同学却耻居人后,天昏地暗地读书,孤独地锤炼自己的意志力,为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荧屏小天地,研究缺乏基础,尹鸿老师却咬牙跺脚,放弃了已有10年的文学研究,逆风而上,敢于拓荒,10多来终于收获满园硕果,打造了一个尹鸿式的学术大舞台。
  这,难道不是一种富有创意的人生吗?
  
  平衡舞蹈
  
  20年前,那个蹭免费电影、用“小鸿”、“小飞”为笔名写影评的北师大电影学博士,现在已是国内著名的影视学者,被选为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主任。“我对90年代许多重要电影、电视文本和文化现象,都发表过批评意见,许多批评还产生过一些影响,”尹鸿说。
  提到批评,人们往往会想起针尖对麦芒,甚至匕首、投枪,而接触过尹鸿教授的人都知道,尹鸿与这些无缘,因为他是一个温和文雅的人。
  尹鸿主张“学以致用”,常常与影视业界关系密切,兼任着众多的社会职务,活跃于象牙塔之外。很多时候,经济效益与文化传统、企业行为、政府意志与知识分子的立场发生冲突,尹鸿不是愤世嫉俗,带着曲高和寡的不平之气愤然离去,“我会比较委婉、比较曲折地把这种冲突表现出来,不会把它变成一种剑拔弩张、绝对对立的关系”。因为尹鸿知道,完全对立改变不了什么,相反,如果自己不在场,就根本不可能影响他人、改变现实。
  “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行。”尹鸿是“狡猾”的,他“善于把犀利的东西用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以一种比较温和的状态呈现出来”。尹鸿不咄咄逼人,他跳的是平衡舞,找的是平衡点,这样就能够搭建起各方的沟通之桥,从而比较顺利地传播自己的思想。
  今天的尹鸿,不以革命者自居,他说:“如果在革命和改良之间选择,我一定是一个改良派。”改良改良,越改越强。尹鸿对中国影视产业的研究,影响越来越大,例如他每年主持做的《中国电影产业研究》,已成为行业权威。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主张“守柔”,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喜欢跳平衡舞的尹鸿,无意间暗合了个中道理。
  尹鸿是学者,更是师者,这两者,他都在一个很高的水准上取得了平衡。无论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为师,还是在清华大学任教,他都获得过包括“优秀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多项荣誉。他的课堂总是人满为患,学生最大意见之一就是“增大课容量”、“多点时间”。
  尹鸿在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上传媒文化产业课,学员们以激动开始——以前干了不少傻事,大呼相见恨晚;以激动结束——老师指点迷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6岁出远门上大学时,尹鸿的父亲曾送给儿子一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周末的时候,尹老师会去清华体育馆,和一群学生打羽毛球,在大汗淋漓中把一切都放下。
  这,应该是尹鸿的另外一种平衡舞吧。

江湖人、商人和网人

星期一, 三月 9th, 2009

2月15日,“落地大连”。

之前来过大连旅游,印象很好。这次头次听到大连人的自诩–“南香港,北大连”,去过沈阳,觉得是很精炼的总结。

“落地”网吧,见到的多是网吧行业的人:代理商、网吧店长、网吧老板、文化、公安、……

北京的互联网圈子的朋友,爱说“互联网江湖”。

互联网江湖?东北,网吧……这里才是真正的江湖!

周五晚,在上岛见到谭晨辉介绍的一位朋友,一位准备开始写博客的朋友,聊了很多。他提到沙龙很难搞起来,经过他们的努力,大连软件协会下总算有了互联网协会。

合作伙伴和朋友们,一再说起东北人面子第一的说法。“咱不差钱”,呵呵。

作为一个还看书的“网人”,这次我带了一本冯仑的《野蛮生长》。冯仑在庆幸自己和创业伙伴们“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

住在如家。有标准的问候,没有微笑,职业化的微笑。

……

下一步,网人落地江湖,要整点新意思,搞搞沙龙,与东北互联网圈(包括网吧)、传媒圈的朋友串联串联。

不能把网络成瘾问题简单化

星期五, 十一月 28th, 2008

以下文字为《解放日报》对我的访谈,有删节

记者:支玲琳

谈话人:杜骏飞(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漫画家朱德庸的最新漫画系列,取名《大家都有病》。听起来,似乎是一句调侃。不过自从最近传出“每天上网六小时就等于精神疾病”的标准以后,早已离不开网络的现代人不自觉地进行了“对号入座”:难不成大家都成了精神疾病患者?


事实上,自从进入互联网社会以来,各方对网络的质疑和担忧从未停止过。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现代人越来越依赖网络,网络正全方位地渗透到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娱乐中。

 

《解放日报》:

对于新出的网瘾界定标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荒谬”。您对此觉得惊讶吗?


 杜骏飞:

首先我声明一点,我不是精神病学家,只能从网络传播心理和社会学视角谈点理解。网瘾界定标准是学术界的老话题,我并不惊讶,但是对此次所谓标准的细节存疑。网络成瘾综合症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学术术语,简称IAD(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早在1995年,美国医学界就对IAD提出了七项标准,而且这七项标准都是有着非常复杂的规定。这些年来,围绕着IAD该怎么定义,如何规范治疗,有无数争议。在西方存在两大阵营,一派是“举轻若重”,对IAD非常恐慌;而另一派则是“举重若轻”,从根本上就非常反对网络沉溺这个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泛化而夸张的提法。在研究起步较早的美国,对IAD这个概念仍是在探索中。我们如果现在就急着要下一个定义,并作为医学治疗标准向全社会推广,会不会过于草率呢?

 

现在学术界包括医疗、保健领域存在一种浮躁的病症。有些概念、产品、服务和标准,在没有经过完备的论证、严格的实验,并且还没有被社会及科学界认可的背景下,就贸然提出要推广应用。如果只是学术论文,这无可厚非;但一旦制定标准甚至治疗患者,那就是全社会的事了。对网瘾议题固然可以做医学上的诊断,但仍然必须依赖其他科学系统的判断,如果论及心理矫正治疗,还必须征求社会科学家的意见。如今在美国的心理学界和医学界,对IAD的研究已经上升到了统合性研究的阶段,涵盖医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教育学的方方面面。如果把一个跨学科的问题,简化为一个纯医学的概念,然后自说自话,开始开全社会的药方,那是很危险的。对民众来说,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心理危机、家庭纠纷和社会恐慌。
   

《解放日报》:

面对如此低的网瘾“门槛标准”,很多年轻网友反而“释然”了——因为身边有太多的同类。还有网友对医学人士急于给网瘾定标准的行为进行了戏谑,认为定标准的人并不了解网络世界。与此同时,也有心理学家认为,网瘾,其实是一个被夸大的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杜骏飞:

对于网瘾的判断和定义,首先要回溯到对网络的使用和对网络社会的定义和判断。毫无疑问,与上个世纪相比,人类的日常行为发生了很大扭转。一些行为习惯如果从前现代的视角来审视,无疑是有很多不正常、甚至科幻的特征。但人们对信息的依赖,对虚拟生活的日益依赖,已经成为大趋势。如果说人类社会存在什么网络依赖的话,那么这种依赖症在未来只可能“加重”,不会“减轻”。

 

其实,来自人文关怀意义上对于人类信息行为改变的恐慌,每个时代都会有,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文正不是有首歌就叫《电动玩具》,里面唱道,“电动玩具乒乓地跳,点唱机又吼又叫,少年们手动心也跳……从早到晚孩子找不到,气得把嘴唇天天咬”;还有罗大佑也唱过,“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虽然时代不同,但是这种焦虑是共通的。这其实无可厚非,但要知道,反应过度也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针。而且即便存在标准的网络成瘾患者,也要注意如何归因、如何教育、如何矫正和如何治疗的问题,例如:他们本人可能并不是主要诱因,而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缺乏家教?缺乏精神寄托?缺少良师益友?又或者某些游戏具有腐蚀性、依赖性。特别是未成年人,正处在受教育期,所以对他们的管束和所谓医疗应该上溯到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治理。

 

《解放日报》:

以前我们认为,网瘾问题可能主要发生在青少年身上,但是按照这个网络成瘾标准,成年人也有“危险”。在现在很风靡的开心网上,有些白领“争车位”、“买卖奴隶”,玩得不亦乐乎。对于身处其外的人来说,可能确实很难理解,这种虚拟生活的魅力究竟何在。

 

杜骏飞:

对网络的使用和依赖程度,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种像是对淘宝网之类的购物网站的依赖,这是一种典型的功能性使用。就像有些科学家对数据库的依赖,学生对搜索引擎的依赖,家庭主妇对电话购物的依赖,这个说到底是一种路径依赖,其实很正常。
   

第二种是你说的开心网这种情况,类似一种游戏性使用。在开心网上买卖奴隶、争车位,实际上是一种玩家的成就感。比如我要挪车位,因为这样我就能挣钱,挣钱了就可以买虚拟汽车。这个过程跟下围棋,想赢人家一盘棋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我自己也登陆开心网,这其实是一种新型的网络应用,所谓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属于真人实名化的网络交际方式,我在用的时候就完全是当作自己书房客厅对待的,来往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今年我正在组织课题组深度研究五种不同类型的SNS的传播效用,我恰恰认为这类交流模式很健康、很有前途。至于什么买卖奴隶和争车位,不过是SNS中的微不足道的游戏小插件而已。

 

但是第三种是比较极端的情形,就是沉溺症。属于“只及虚拟一点,不及现实其余”,最终完全对现实生活产生了遮蔽,行为和认知心理产生了偏执和强迫性。比如一个人对买卖奴隶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一定要买到最贵的那个,否则就很难受;或者必须在游戏中生活,否则就很痛苦。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已经具有了病态人格,不能操控自己,那就很危险了。

 

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形,研究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更不能急于用一个网络成瘾症给大量的网络使用者贴标签,然后急于为大量所谓患者提供纯医学的治疗方案。

 

《解放日报》:

畅销书《数字化成长》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们一直担心互联网会对年轻一代造成伤害,但事实是,孩子们很好。而且,在网络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网络一代”,将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一代。您怎么看呢?

 

杜骏飞:

我同意文明进化论的思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人类选择了新媒体和网络时代,是一种进化而不是退化,这是很清楚的。既然是进化,那么就应该对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的下一代,要持有起码的信心,并且任何判断与批评都要基于足够审慎和科学的观察。所以,我要说:网络成瘾是一个复杂问题,尝试简单解决方案是危险的。我还要重申:不要把网络成瘾问题简单化,引起不必要的心理危机、家庭纠纷和社会恐慌,更不要对网络成瘾治疗问题动辄标准化或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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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游竹海

星期日, 八月 17th, 2008

    《七月二十五日游南山竹海》

 

两年前,与高研院诸友游竹海,意兴盎然,此番再与南大同仁重游故地,更多况味。文心曰: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而南山竹海,山非山,海非海,以人生观之,非出尘之情何以堪。不过,若要真的神思万千,所谓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那就太远了。远则远矣,心犹自在。一情一景,一思一得,皆待得闲而追记之。

 


    为远凡尘近碧空,仙歌魅影入葱茏。

    平生爱在清凉地,一抹晴光万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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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期待的奥运解说——答记者问

星期三, 八月 6th, 2008

    面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不仅是中国军团派出了规模庞大的奥运军团,一支人数、力量空前、举全国之力的“奥运解说国家队”也在日前成立。正如著名体育解说员孙正平所言,此次奥运解说究竟能否突破既往的“一流的信号、二流的介绍”,值得期待。

 

    记者:奥运期间,老将宋世雄将重出江湖,他经典的“A号传给B号,B号又传给C号,C号突破后射门,球进了”和急促、高亢而尖利的声音,是多少中国人的回忆。而网上流传的虚实参半的“韩乔生语录”,虽然口误连连,倒也形成了一种意外的幽默效果。还有06年世界杯激情洋溢的黄健翔,在让不少人酣畅淋漓的同时,也引发了强烈争议。您对这几种类型的解说员怎么看?


    杜骏飞:这个分类我不是很赞同。我个人理解,如果按媒介时代来分,应该是这样:第一个时代是听觉型解说,解说员通过声音来表现赛场的实况,让人们可以通过收音机感受和想象。第二个时代是视觉型解说,在电视普及之后,解说员根据赛场的基本画面配上自己的解说,这要求画面与解说之间要相得益彰。第三个时代是互动解说,这个时代的媒体互动化特征实际上是互联网所引发的,新闻传播试图形成媒体、事件与受众之间的三角交互,在这个时代要做好一个解说员,必须关注的东西更多——既能传达赛场实况给观众,也能够驾驭受众的情绪和认知,同时解说员自己也得介入到这两者的关系当中去。所以,这对解说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事实上,解说的时代还会继续往前发展,我个人认为,未来一代的体育解说员应该更具有思想性,不再是仅仅自居为解说员,还应该成为评论员;不仅有说明,还要有理性批判;不仅是要有体育素养,还得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我期待在北京奥运会的解说台上,能够涌现出这样的新闻人才。

 

   记者:这个要求会不会是一种苛求呢?体育解说员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做准备工作,在比赛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可能能把人头认清,把技术说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杜骏飞:当然,我们要把一般意义上的体育解说和奥运解说分来来。奥运不常有,在四年一遇的盛况压力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量的要求下,很难想象能出多少质的精品;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有足够的量,也许能出好的解说精品。
    但是体育解说常有,我所希望的的是,中国的体育解说员必须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大脑肯定要有左右两个半区,一个是感性的半区,一个是理性的半区。所以,有思想就反映在:要么有理性精神,要么有感性力量,当然最好的结果是兼而有之。但实际上,现在有一些解说员两者都没有,其水平不过是可以勉强塞责而已。当年的黄健翔解说事件,他的解说并没有达到大家歌颂的高度,但他的可贵在于破除了一种迷信:解说员必须是一种“冷血动物”,必须克制,不需戒绝内心的感情。这样一种迷信被破除后,我们可以注意到颇多评论员开始试图效仿激情解说,不过,笨拙的模仿居多,因为激情是内心的,不是技巧的。有时候我们听国外的一些解说,一些优秀的体育解说员,能够把自身的激情灌输到比赛当中,或用热情洋溢的声音和思想感情影响着电视机前的观众,让所有人随之心跳而达到体验的巅峰。另一方面,强大的理性精神,也是解说员应该修炼的一份功课,理性精神是智慧,是良知,是专业主义,不是淡漠和生硬,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念说明书或者做文抄公。

 

   记者:不过对奥运解说来讲,安全可能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前提下,可能是宁可不出彩,也不能出错。过分的激情洋溢,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杜骏飞:奥运确实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一举一动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给体育解说员提出的要求是运行安全模式,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要说解说员没有个人倾向、群体倾向,我认为很难,你一定会听到那种带有群体利益、带有群体愿望的解说,因为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看,人的表述不可能拒绝主观性,关键是看他如何表现。我赞成富有感情、富有理性的解说,但是这必需基于体育专业主义、基于新闻专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北京奥运解说,体育解说当然可以投入体育激情,但是最好不要体现出民族主义。因为这样一来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政治错误,二是缺少体育专业主义精神的错误。另外,也不要把中国的体育成果与政治成果搅到一起去,更不要把体育诉求与政治诉求搅到一起去,把政治和体育搅到一块,是违反体育精神,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这类错误的趋向不是我说的思想性,而是泛意识形态性。我希望看到的思想性,是体育激情和体育理性,以及具有普世精神的人文关怀,绝非狭隘的宣传立场。我以为,如此,将使得体育得到更多的尊崇,使得北京奥运得到更多的尊重。所以,希望我们的奥运解说员能够体会到这样一点:激情不代表狭隘的偏激,开放也不代表无所顾忌。

 

记者:就您个人而言,有没有比较欣赏和不喜欢的解说员呢?
    杜骏飞:我平常看的比较多的是篮球、足球、乒乓球,较为欣赏的体育解说及解说顾问,像徐济成、张卫平、苏群、张路、杨毅等,他们的特点是非常专业,而且非常敬业,非常诚实而又有分寸感。另外,像黄健翔,我比较欣赏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的激情解说,因为在“解说门”事件以前,黄健翔并不是以激情著称的。黄一贯的解说风格是不做作、不造作,就像在客厅里坐沙发上,作为一个懂行的朋友在跟你谈球,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感觉很容易进入体育情景。他是互动媒介时代的一个良好的样板。而有些解说员,让我感觉他特像一个干部,特像一个普通球迷,或者特像无奈被迫以说话谋生的人,有的还很外行。
    顺便说一句,就我的观感来看,在体育新闻领域确实有相当多的未经受训的所谓的“专业人士”。无论新闻报道、采访、写作乃至解说,都有此类问题。前面我已经谈过解说了,再举几个其他的例子,写作方面,标题耸人听闻、内容不值一提的新闻满眼,假新闻、捕风捉影的新闻遍地,体育记者在赛场采访最常见的提问就是,你拿了冠军你高兴吗?你现在感觉累不累?……这些完全属于没头脑的废话。这些人要上岗报道奥运,坦率地说,从新闻理念到新闻技能,都有点不合格。

 

(鸣谢记者支玲琳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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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的痛楚旅程

星期六, 五月 31st, 2008

 

汶川地震。作为一场罕见的灾难,它给我们带来巨大伤害,但同时也带来了无数思想的遗产——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都会在灾难中寻求到自己的思想启迪。新闻传播,也不例外。震灾所留下的最重要的传播学遗产,当属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一个本土性的话题,而是一个悠久的、全球性的话题。在新闻学、法学的义理中,信息公开已是公理和法则,但是在我国并非一直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吃过很多亏,比如SARS期间,因为对信息正当传播的禁令,导致了天灾转化为人祸,甚至酿成社会危机和国家形象危机。学人和常人自然可以看到这一点——在SARS危机的第一周,我本人亦提出了“流言止于公开”的口号。不过贤明的管理部门一向是后知后觉,直到一个多月后,才确立了SARS危机的信息公开制度。那时,大乱已经形成;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当时的卫生部亦因隐瞒疫情成为千夫所指。好在,在后来的松花江污染、禽流感之类事件中,政府汲取了教训,顺应了“流言止于公开”,于是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遏制流言与动乱。

 

这次的救灾报道,央视、四川台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主流媒体的直播、特写,是震后全国人民获取准确信息的最好渠道。国人因此感受到了信息公开透明的伟力,与此同时,信息公开也推动了震灾救灾的开展,也减少了谣言的滋生。一切都可喜可贺。

 

然而,在信息公开方面,这次的救灾报道算不得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因为之前毕竟有SARS之类的先例可循了。另外,意味深长的是,此次信息的公开也并非在第一时间。当时,地震发生之后,有人做了搜索,只有凤凰台在播《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的时事连线;大陆的电视台,竟然没有一家播报地震的新闻;上网查询,连国外的网络上都发布了这个消息,而我们自己的网络上仍然没有信息。在那个第一时间,我们的新闻媒体延续了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好习惯:遇到灾难,都是要有上级批示之后才能报道。在这里,我是要说明:信息公开的法则在中国,即使在传媒的管理人那里,也远远没有深入人心。好在,在不长时间(具体时值待考)的迟钝和迟疑之后,终于,管理层和媒体顺应了民意,新闻报道勇敢地冲破了禁区。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媒体都向灾区派出了记者,几乎所有重要的灾区场景都被报道。

 

那么后来呢?——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媒体的正面作用,使得宣传管理部门认识和承认了这种思想解放。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全国人民都感受到了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热诚,目睹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爱民情怀,也因此得以奉献出浩荡的赈灾博爱;那就是,在信息公开之下,如此大灾,却没有流言盛行,自然,也没有任何政治想象中的动乱。

 

信息公开不仅仅是思想解放,从根本上说,更是为了社会稳定。在SRAS期间,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流言的形成造成了多大的恐慌,给政府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信息公开并不是为了添乱,而是为了帮忙;不是为了限制政权,而是促进政权的科学运转;不是授权于他者,而是真诚地服务于大众、取信于民。汶川地震,由于有了充分的信息公开,政府能够高效完成自己的职责,取得来自全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救援;由于有了充分的信息公开,人们保持了对政府的高度信任。

 

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去年4月出台,到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在长达一年的实施准备期中,各级政府加紧行动,信息公开的步伐越来越大。不过,在中国的国情下,信息公开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事业。条例的正式实施,不过是一个漫长征途的起跑线。譬如,某些部门在援引《条例》解释自己信息公开的不充分时,常用很多限定词——例如,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范围”、“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公开信息。于是,连如何理解信息公开的条件都成了学术问题,草根大众又何能享受到法令的阳光普照?

 

当然,我们可以特意去寻找乐观的一面,譬如在今年春节前雪灾事件中,公安、交通等部门及时启动“抗击雨雪灾害信息协调机制”,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道路交通情况,广东省等一些地方的应急办利用气象短信发布平台,发送了几千万条交通提示短信。这些举措,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有益实践。

 

我们也可以特意去寻找不乐观的一面,譬如在汶川地震之初,中国新闻的迟钝和迟疑,政府信息公开施行的不力。尽管,一切新闻传播的不足,都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了匡正,并且呈现了中国传播史上的最重要的悲喜剧。但是,若非自然灾害如此猛恶,我们的灵魂受到如此惊悚,谁又能说,传媒信息公开的卓越表现就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青年报》(5月12日)公布过一项调查:公众最希望政府公开的信息是什么?调查中,约有一半人(50.2%)选择“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其比例数据排在第四位。我相信,在汶川地震之后,这个比例已经持续上升了。

 

在汶川地震中,民众开始适应了信息公开。特别重要的是,他们适应了来自传媒的信息公开。按照《条例》规定,信息公开有4种方式: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传统媒体。固然,在任何事件中,各地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扩大信息公开的渠道,丰富信息公开的模式,但是,就大众传播的机理而言,要让社会公众可以更快捷、更充分、更人性地获取信息,其主要的路径仍然是对大众传媒(并非只限于传统媒体)的开放政策。我以为:大众传媒是其他三种方式的促发器、集合器、放大器、矫正器。我们有更多的理由重视大众传媒在信息公开方面的权力,特别是在重大自然灾难面前。

 

在一场举世罕见的自然灾害中,由于诸多难得的因缘,国人对信息公开的感受域限,现在超出了“政府信息公开”,而直接界定成为了“传媒信息公开”。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这类域限是很难下降的。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政策的倒退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在民意的得失上,倒退或许将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此文是我给《广州日报》写的专栏文章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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