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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替谁说话?——记者的四种类型

星期日, 五月 13th, 2012

有好几个记者,在采访中遭人质问:“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句“政治不正确”的问话,既是笑谈,又精准地映射了中国的现实。

其实,“替谁说话”这个问题,的确可以成为一种给记者分类的标准。前段时间,学术期刊《The China Quartely》就刊登了一篇由悉尼科技大学学者何尚恩(Jonathan Hassid)撰写的论文,他提出了当今中国记者的四种模式,其划分依据可以简单总结为“替谁说话”。

“替党说话”的记者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也就是所谓“喉舌”。这类记者在西方的学术圈和传媒圈中被讨论得很多,他们往往被视为毛时代的过时遗产,自从1978年开始便在数量和地位上逐渐衰落。何尚恩在论文中引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近40%的记者是党员,而整体上只有5%的中国人是党员——这或许能证明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重视,但绝不表明这40%的党员记者都属于“喉舌”类别。

“总体来说,他们是一个对现状满足的群体,没有改变现实(rock the boat)的想法。”通过多例深度访谈,何尚恩总结。

“替老百姓说话”的记者也是一个重要类别,何尚恩称之为“鼓动型记者(Advocate Professionals)”。他们往往关注地方的贪污腐败问题,关注环境污染事件的受害者,为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鼓呼。这类记者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介入现实,改变现实。

可以想象,在何尚恩笔下,我所供职的《南方周末》一定是盛产“鼓动型记者”的地方。此外,他还提到了《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和《财经》。其实,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新闻人就传承着这样的血液:批评政府,启蒙大众。

不过,何尚恩认为,除了这两种类型,中国的记者其实还有两类。

一类是“替钱说话”的记者。在论述这类记者时,他主要是在指出中国新闻界那些不光彩的怪现状:收“车马费”(有记者在访谈中说“车马费是应该的”),要“封口费”,甚至主动敲诈勒索。这个群体不在少数。

另一类是“替客观事实说话”的记者,也即所谓的“美式专业主义记者(The American-Style Professionals)”。这类记者(至少在口头上)并不以介入现实为使命,他们崇尚客观记录、平衡报道。有记者在访谈中对何尚恩说,他认为新一代的年轻记者更倾向于成为专业主义者,因为他们接受了系统的学院训练,受美国的影响也更大。不过,总体而言,在当下的中国媒体中,专业主义者仍是少数,一位编辑甚至说:“如果媒体太专业了,那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新闻环境和美国非常不同。希望尽量做到独立、客观的记者,往往会遇到很多体制性的障碍。”何尚恩写道,“简而言之,很多中国记者声称自己是美国式的专业主义者,但其实只有少部分真的是。即便是那小部分人,在政治上也倾向于顺从。”

何尚恩将这四类记者按照“是否希望鼓动”和“是否恪守新闻独立”两个指标进行了分类:两者都高的是“鼓动型记者”;两者都低的是“替钱说话的记者”和一部分“喉舌”;鼓动指数高、独立指数低的是“喉舌”;鼓动指数低、独立指数高的是“美国式专业主义记者”。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国外研究者,何尚恩对中国媒体现实的了解和洞察都令人钦佩。他的分类也许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囊括了今日中国记者的各种类型。不过,对于各种类型的记者,尤其是“替老百姓说话”和“替客观事实说话”的两类记者群体,还有进一步深描的空间。

“奶粉钱”,能要吗?

星期六, 九月 17th, 2011

假如你是一名记者,有一家卖奶粉的公司,忽然要给你5000块钱,你会接受吗?

相信大部分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不就是贿赂,是封口费吗?不过,如果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呢?

假如你从事的报道领域和奶粉完全无关,根本就不会成为报道问题奶粉的记者呢?

假如这家公司是以“援助”和“鼓励”的名义给你这笔钱,而你又确实在采访中被人打伤了,或是突然罹患重大疾病,你会收下吗?

假如这家公司为了给你这笔钱,专门运作了一项基金,并冠以“×××记者援助项目”的名字呢?

假如这家公司运作的此项目有官方背景,还请来了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记协的领导参与授奖,而你所在报社的头儿也见证和参与了评奖和授奖呢?

随着前提条件的逐渐复杂,说“不”的难度也在逐渐增加。

本月初在北京成立的“雅士利全国记者援助项目”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家奶粉公司给首批13名记者发放了7万元的援助金,并且承诺此后每年都将拨出30万元用于此项目。

这13名接受了“援助”的记者分别是:在2008年巴以加沙冲突中7处受伤、左大腿截肢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郑磊,获得1万元援助;参与玉树地震报道的新华社任鹏飞,今年年初参与埃及骚乱报道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方文军、戴贝,今年3月参与日本地震海啸报道的人民日报社于青、光明日报社严圣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李谦和王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谢宏宇和王洋、中国青年报裴军、经济观察报陈勇、京华时报张沫,各获得5000元援助金。

消息一出,众人哗然,有人不解:什么样的记者会接受这样一份不明不白的“奶粉钱”啊?

奥妙在于,雅士利此番发放“奶粉钱”,并非单纯的企业行为,而是拉来了官方的背书。在颁发援助金的中秋联谊会上,出席的领导来自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记协,此外还有几乎所有在京的中央和地方媒体主编、主任(点这里可以看到一份豪华的嘉宾名单)。上述获奖记者的领导也都在座,这些都为他们大大方方地接受“援助”增添了许多合理性。

这次联谊会的主办方是“中国产业报协会”,该协会是“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领导的新闻一级协会”。实际上,今年刚刚成立的“雅士利全国记者援助项目”正是脱胎于中国产业报协会去年启动的“首都记者援助项目”,该项目还将剩余的36万元善款全部无偿转赠给了雅士利的新项目。

从一份对协会会长曹恒武的专访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听上去更为正规的“首都记者援助项目”资金也大多来自各大企业,雅士利也出了不少钱。现在的变化只不过是交由雅士利一家出钱并让其冠名而已。

所以,让我们根据这种情况将开头的假设进一步复杂化——假如这家奶粉公司是将钱给了一个半官方的机构,由该机构在官方的背书和各媒体的支持下授予援助,你又会接受这笔钱吗?

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记者接受了“首都记者援助项目”的帮助吧——

第一批:
新华社记者宋聃(战地记者,在伊拉克工作期间,受辐射等战争伤害严重)、
光明日报社记者杨永林(患重大疾病)、
经济日报记者初志英(患重大疾病)、
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记者刘薇(为救人遇难)、
工人日报社记者丁国元、
中国青年报记者何春中(调查记者,家庭经济困难)、
农民日报社副总编刘勇(患重大疾病)、
中国安全生产报记者黄雄(长期调查采访过程中,遭受严重的身心伤害,今年长江奖获得者)、
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调查采访过程中,遭受严重的身心伤害)、
中国经济导报社记者胡文雅(在伊春空难中,因公遇难)、
北京电视台记者王小佳(患重大疾病)、
北京电视台记者刘潋(患重大疾病)。

第二批:
《中国经济时报》调查报道部主任王克勤(“中国第一揭黑记者”,入行以来,作为调查记者,身心遭受严重伤害);
《财经》杂志记者方玄昌(因揭露“肖氏反射弧”手术的系列报道被殴打致伤);
《中国妇女报》驻甘肃记者站记者袁鹏(参与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报道,赶赴第一线,身体严重透支受伤);
《工人日报》广东记者站记者叶小钟(参与南方冰冻灾害报道,身体严重透支,并患上重大疾病);
《农民日报》评论部记者刘强(因多年进行农民权益的维护和报道,遇到许多纠纷);
《光明日报》记者刘希金(病逝,家庭经济困难)。

第三批:
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记者郏功献(曾披露造假内幕,身心遭受伤害);
中国经济时报社调查报道部记者刘建峰(长期从事调查与揭黑报道);
京华时报社机动部记者史册(曾在采访中遭到拒绝,并受到殴打等人身攻击,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武江、张萌和陈军(均患重大疾病)。

在这些获得“援助”的名单中,是不是发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另据报道,知名律师周泽被聘请为协会法律顾问,“专门指导首都记者援助项目”。

当所有这些信息摆在一起,这笔“奶粉钱”的性质就变得微妙了——如果你义愤填膺地批评今年中秋节获取雅士利援助的13名记者是收了“封口费”,那么,王克勤、方玄昌、仇子明们曾经获得的援助又该如何定义呢?是不是任何有企业参与的此类奖金都不能接受呢?

新闻伦理问题是复杂而没有确定答案的。原教旨主义的人会认为,记者要和企业保持绝对的距离,这种钱就算包装得再好,它也是来自企业的,所以一点都不能碰。但在今天的媒体现实中,这种做法基本是不可能的,商业力量对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要想绝不沾染企业,除非对媒体的性质做一次彻底的革新。

唯一的答案或许只能是一条看上去有些空洞的原则——尽量让内容不受商业力量的影响。比如,王克勤在接受援助后,依然可以揭露雅士利的黑幕;各媒体大佬们参与了产业报协会的中秋联谊后,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媒体上刊登赞助了这次联谊会的企业的负面新闻。

要保证这条原则的实现,就必须依靠一些具体的规则。比如,雅士利在援助项目的规则中写明:“此项援助不带任何前提和附带条款,评选过程公开透明,欢迎各媒体记者对本集团进行监督。”再比如,各媒体制定严格的自律规范,禁止任何领导和员工参与此类由企业赞助并设置了奖品的联谊活动。

不过,我悲观地认为,在媒体环境没有彻底变化,政治干预和商业影响都愈演愈烈的现实下,这样的规则不可能被制定出来,模糊地带的存在会更为广泛,游走于政商和媒体之间的掮客会更加盛行,雅士利们的公关手段会更加高超,“奶粉钱”的面目会更加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

关于作者
方可成,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微博上的记者(外一章)

星期六, 七月 30th, 2011

我上周给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专栏微博上的记者,蒙中山大学张志安在微博上发布,经克韩、杨锦麟等大号微博转发,引起不少关注,也有一些讨论。这篇文章是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我说的比较含蓄和保守。有些话,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博客来说。以下文字,权作我对该篇文章的注解和补充。

先说这个现象:记者微博帐号的火爆,会不会对记者从业心态产生影响。我原文用的是可能会,不过我实际上认为的是:肯定会,且正在发生。我个人不太严谨的观察是:粉丝多寡,和记者本人严谨与否,成反比关系。这个观察需要实证去证实或证伪。有空的时候,我可以搞搞这个研究。但其实我虽身在学院,对学术研究却一向不是很热衷(过去曾经热衷过)。有朋友要加一个“学者”帽子给我,敬谢不敏。小小讲师外加写媒体专栏的,算什么学者。

现在来看看,记者用微博(或twitter)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处理。我的问题是:一个记者,在外出执行采访任务时,能不能将自己所得材料,第一时间发往自己的微博私人帐号上?

浙江大学何镇飚、新华社唐润华、新浪财经程蝉皆说,不能(特指国外)。我手上有一份路透社《网络报道守则》(中文版),我们可以从路透社这个大社来一窥究竟。

路透社要求记者“工作账号和私人账号分开”,也就是说,你自己说点自己的生活琐事,可以发私人微博,但如果是外出采访,就必须发工作帐号——它倒没有禁止记者未经自家允许就发tweet。但有一点很明确,不得“利用社会化媒体贬损路透或有任何让路透蒙羞的行为。”——这一点很重要,我下面还会提到。

事实上,媒体即便是禁止记者将采访内容发到twitter上,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这个外出采访,是谁买的单?你的工资奖金,又是谁发给你的?如果什么消息都可以第一时间发到私人社会化媒体帐号上了,媒体的独家新闻又独家在哪里呢?

路透社关于记者发tweet而导致的信息可能不属实问题,是用虚拟的“第二人核实”原则,可以看原文,这里不再赘述。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中国。这具有现实意义,必须讨论。

我的观点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能引用这个所谓的“国际惯例”。因为从根子上讲,中国媒体的性质,和国外媒体性质不同。

中国大部分媒体,其实是党产。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媒体都掌握在默多克的手里,那么,媒体人将无法挑战默多克。前文提到,路透社严禁记者贬损路透的一个大前提是:路透没有完全垄断新闻市场。换句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在中国,这个前提条件不成立。

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媒体的审查制度。中国有没有这个制度?官方的解释是没有的。但实际操作中,是以职权剥夺做筹码进行审查的。结合上述那个原因——媒体人的劳动市场是供给方完全垄断的——这个筹码就变得很重。故而,实际上是有的。

在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下,中国记者能不能在微博上透露ta采集到的信息?我以为,可以——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现实下。媒体无法独立的前提下,媒体人可以独立。但手法上,我觉得需要斟酌。

其实,我一向认为,微博说不清什么事,哪怕是一张照片。微博不是一个能承载复杂信息的架构,故而,博客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以为,记者应该利用博客,发布被枪毙掉的东西,然后在微博上标出链接。

但我很失望也很不解的一点是,今天很多记者,在博客很火的时候没见他们那么活跃,倒是一个小小的微博,变的如此活跃。所以,我才有《微博上的记者》一文中的这样一句话:“而这份知名,却是140个字打造的——这个就有点诡异了,吃文字饭的,结果靠140个字。”

微博纠错其实很难。一条错误信息发布出去后,经过大量转发,博主唯一的手段就是删除以及事后追加一条更正微博(这就意味着错误信息要么被自己消灭要么还留在那里。我不认为错误消息被消灭是一种好做法,会更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因为微博是不能编辑的。但博客可以编辑,可以追加内容,可以标注出删改。博客能承载更多的文字和图片,但我们的记者们,真得很少用这个工具——相对于微博来说。这,就无法用自家媒体审查自己内容来解释了。(想说blog会被删除,那么,微博也会被删除。这个理由一样不成立。)

《微博上的记者》并不是想批判记者不该成名(这点我和克韩的看法不一样),而是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名气?盛名之下,是否依然能保持那份淡定和冷静?这个问式的必要性,我想,对于中外媒体人,是一样的。——而如果媒介即信息是成立的话,博客比微博,在我看来,更有助于内容创作者的淡定和冷静。

同样我想中外一理的是:新闻的快速和准确,后者更重要。

最后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场,记者怎么写博客?写微博多容易啊。我的看法是,你一样拍了照片(或视频),一样记录了文字,迟几个小时赶回来码篇博客(如果你的内容会被审查不得发布的话),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恐怕是无碍的吧?

UPDATE:有网友说轻博客亦可考虑,我倒是一下子没想起来这玩意儿。是的,轻博客作为一个比微博复杂的信息发布工具,亦可考虑。而且,新浪轻博客和新浪微博属于捆绑性质——你微博上的粉丝同样是你轻博客的粉丝。轻博客带有转发功能,能起到大面积传播效用。故而,媒体朋友们的确应该注意这个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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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上的记者

星期四, 七月 28th, 2011

众所周知的是,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内的数字媒体在改变传媒业。但我想,它对传媒人的改变恐怕是更深远的。这种改变,目前我个人还看不到是好是坏,但改变已经在发生。

在过去,很少有读者会特地关心是谁写的文章(除非这篇东西实在太石破天惊),一般人的注意力只在内容本身。要做一个名记其实很难,因为这需要一个记者持续不断地写出漂亮的文章,才会给人形成那么一点点的印象。而之所以电视台出镜记者/主持人更容易成名(试想一下凤凰台的吴小莉),就因为人们不可能在看电视的时候只听到记者在说什么而完全不留意记者的那张脸。白岩松开玩笑说,把一条狗放他的位置上一段时间,一定是条名狗。玩笑归玩笑,道理是确然的:谁(who)比说什么(what)重要。不过,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做出镜记者的,这个岗位的名额,极其有限。

所以我大致可以这么说,在新闻报道领域,记者其实是幕后工作者。他们把所谓的事实真相推到前台,自己基本上处于一个“隐身人”的位置。成名的文字记者很少,而且一般需要很长时间的职业浸淫。

但随着博客、微博到来以后,记者正在走向前台。特别是微博,每一个文字记者,都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成为出镜记者。

在最近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的动车事故中,一位记者(还不是新浪微博v字认证用户)在现场工作。他不断地用短信发送文字和照片来报告他的所见所闻。后来,他大概终于有了机会上了一下电脑,写了这样一句微博:“回到家里打开电脑,迎接我的是1114条新评论,5075位新粉丝,4463条提到我的微博~~~~”。

如果说那1114条评论、4463条转发,还是主要和内容相关的话,那么,5075个新粉丝,就主要和他这个人有关了。说得俗一点,他成名了。而按照他的自述,他所供职的报纸并非名闻遐迩的大报,而他本人,也一再说自己是“新手”,应该不是资深记者。

中国的媒体生态还颇有些大家都知道的规则:有很多话,并不适合由媒体发布。于是,自有了微博以来,在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媒体人(主要是记者和编辑)在微博上极其活跃的身影。他们在用自己的帐号发布各种他们认为可以和应该发布的消息,说的比自家媒体说的既多且快,引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有些媒体人的粉丝,比他/她所供职的媒体官方微博的,还要多。

一位网友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BBC的一位政治记者跳槽ITV带来的后果。就是BBC一下损失六万twitter粉丝,而且是白送给竞争对手。”媒体人正在比媒体更有大众传播力,记者,正在成为明星——我这里所谓的明星,指的是文艺圈那种经纪人+艺人的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微博是一种快餐式信息消费,140个字难以说明一个稍许复杂一点的事实。微博上的信息消费者也是一种“饥渴难耐”的心态。要在微博上做一个“名记”,需要懂得三个要诀:快、飞快、比别人快。

这其实是记者的看家本领:抢新闻。但媒体抢新闻到底还要过一个一个审核关,记者自己的微博,自己审核就够了。于是,微博上记者有时候也会说错话。一位知名媒体的知名女记者(14万粉丝)在这次事故中,就报错了一条消息。虽然事后予以更正,但影响已经由N多的转发传播出去了。这位女记者曾经是v字用户,不过也许想着重表明自家言论不代表所供职媒体的言论,故而自行去了v字——但到底,在事故现场的她,又是文字发布又是照片发布,很难讲究竟是职务行为还是纯属个人行为。

BBC记者跳槽所引发的BBC损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在催逼记者。未来的记者要求职时,媒体想看看其人有多少粉丝,应该不算过于荒诞。有时候我甚至会想,一个记者的价值究竟几何,微博粉丝会不会算变量之一?正如艺人是靠“知名”吃饭的一样,记者是不是也要靠“知名”吃饭?而这份知名,却是140个字打造的——这个就有点诡异了,吃文字饭的,结果靠140个字。

这个问式的答案可能是不会,特别对于专业媒体来说,还是要考察一下记者的某一行专业素质。但微博上如云的粉丝,成千上万的转发评论,会不会给一名记者带来一种“成名”的幻象?而这种其实殊无底蕴的“成名”,会不会给这个行当的职业心态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个问式的的答案可能就是:会。

—— 刊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当期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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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富二代适合当记者

星期六, 五月 21st, 2011

上回已论官二代何以适合从事新闻行当,此篇将论富二代。

其实在这个官商沆瀣一气的年代,官二代和富二代经常难分彼此,至少是具备许多相近的特质。比如,在上篇中,笔者给出的第一条理由“新闻记者需要见多识广,否则难以招架每天扑面而来的各类新鲜线索”即同样适用于富二代。他们吃过的高级巧克力和你吃过的馒头一样多,开过的汽车和你被偷过的自行车一样多,认识的权力精英比你的QQ好友还多。

富二代当记者的第二大理由是:容易接近普通记者根本无法采访到的核心人物。《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曾讲述他采访玖龙纸业创始人、女首富张茵的故事。他说,张茵愿意与他搭话的关键是,他那天穿了一身昂贵的高级西装。“自我介绍之后,张茵完全可以把我踢出去的,但如果这样,不仅对我很尴尬,对她也很尴尬。一个老外穿那么昂贵的西装站那儿,你把他撵出去也不太像话。”

在中国媒体不可能为记者配备高级西装的现实下,富二代便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与之类似,他们还可随意出入顶级酒店,乘坐头等舱,有大把的机会接近掌控和影响时代走向的人。

另外,富二代的优势还在于,他们根本不在乎工作薪酬的多寡。中国媒体的薪酬体系仍然以计件制为主,迫于生活压力的记者不得不选择多出稿,自然,稿件质量不会有多高,且几无心力从事长线、深度题材的开掘。而于富二代而言,花上半年时间做一篇精品并不算什么奢侈。

综上,富二代当记者,来去自由,举重若轻,易成大业。

行文至此,补充一点:此篇及上篇都不过是游戏文章,惟愿借此切中今日中国新闻行业的一些现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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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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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官二代适合当记者

星期二, 五月 10th, 2011

官二代、富二代之恶名远播久矣,然则官富后代并非全然是飞扬跋扈、唯我独尊的主。倘若心术用于正途,官富后代之于社会的意义和贡献远非你我无权无势的平民能够企及。

以新闻记者为例,这是一项极适合官二代与富二代的职业。官富子女若入此行,仅凭中人之资即可轻松胜过许多聪颖过人、能力强悍的平民出身同行,更可较为轻易地触摸到新闻理想,造福公众。

在此先论官二代。

新闻记者需要见多识广,否则难以招架每天扑面而来的各类新鲜线索——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如何告知读者?而官二代往往在少年时代即已随父母云游四方,熟稔马尔代夫的海水颜色和瑞士的巧克力品牌,累积了平民一生都无法完成的飞行里程。此其一。

新闻记者的见识不仅需要广阔,还需精深,尤其是在中国当记者,更需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和运行逻辑有深入体察。在这一方面,官二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从小对官场生态耳濡目染,早已对中国政治那点事具备足够的敏感,形成独到的见解。此其二。

没有见识的新闻记者难成大气候,但仅有见识的新闻记者则可能根本成不了气候,这是因为记者的核心任务还是获取信息,行话曰“拿料”。官二代的拿料能力无人能及,只需蹦蹦跳跳地跑进办公大楼,从他/她爸爸或某位相熟的叔叔办公桌上随便拿份文件,上面很可能就是好几位资深记者苦苦寻觅数月而不得的信息。此其三。

众所周知,新闻记者是高风险行业,不仅常常被坏人打、被警察抓、被杀手威胁,还容易因为自己的报道面临各种法律风险。此时,官二代的关系网可以为自己织就一把庇护的大伞——当然,这需要祈祷老爸老妈不会倒台。此其四。

中国记者高风险,新闻媒体同样高风险,常常被人告,更常常被“上头”一些部门批评,弄不好就需要写检讨,写保证书,跟家教严厉的小学生没什么两样。而若有足够牛叉的官二代在某媒体当记者,或可代为疏通上下关系,为媒体寻求到免死金牌。此其五。

综上所述,官二代当记者,谁都挡不住。倘若你爸是李刚,真心希望你选择新闻业,人民需要你。

至于为何富二代也适合当记者,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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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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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记者为什么

星期四, 四月 21st, 2011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新闻学院的学生在课堂上、寝室里、网络上谈起自己为何学新闻,最常见的几种答案包括:高考没发挥好,被从经济学院、法学院等调剂过来的;想当主持人、播音员,风光无限;想当战地记者,以罗伯特·卡帕和闾丘露薇为偶像。

平心而论,在这几种答案中,“想当战地记者”是最靠谱的,最不至于让新闻学院的老师们吐血的。

不过,高中生对战地记者的理解往往肤浅片面,如果说得好听点,就是过于浪漫化了。让大家动心的,是战地记者的“帅”、“酷”,是那种从事着与众不同的工作,行走在死亡边缘,享受英雄般注目的快感。

坦白地说,我本人很怯懦,我从没有想过去当战地记者。要是报社派我去战争前线,我估计多半要当逃兵。我甚至为一个问题困扰许久: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有战地记者?他们的付出乃至牺牲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满足读者们对硝烟和血腥的猎奇心理?

如你所知,答案其实很简单——战地记者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失业。也就是说,是为了避免战争、减少战争,乃至消灭战争。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用纸笔和镜头将战争的残酷真相揭示出来,给尚武的世人以警醒。

当然,你要说那些大牌的战地记者中没有一个人有哪怕那么一点点英雄主义思想作祟,我也是不信的。但是,我们要理解战地记者,就必须从战火纷飞的表象抽离出来,思考他们的终极目的。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被无数人奉为金科玉律的“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句话的价值被高估了。难道记者的使命就是不停地靠近、靠近、靠近?靠近了,然后呢?显然,比起这句话,卡帕的另一句话更值得传颂:“照相机并不能直接阻止战争,但它能阻碍战争的发展。”

刚刚在利比亚不幸牺牲的两名西方战地摄影师,是战地记者的杰出代表。如逆光老师的博客中所言,“两位战地记者离去是业内的巨大损失,他们都不是战争表象的记录者,不但有着传统战地摄影师目击战争,反对战争的使命感,还都非常注重传播策略,努力把信息以多元的方式传播。”

“蒂姆则在一次访谈中,也吐露了他关注战争的原因:‘战争就是地狱。比地狱还要地狱。我要做的不是找到某种所谓确切的结论,而是要展示战争的质感。也就是说,我不想只拍战地的情况,我还要拍人,拍战争间隙,他们不打仗的时那些乏味时刻,以及这些乏味被下一次恐怖的到来而陡然刺破的那个瞬间。’”

从这两位战地摄影师的身上,我读到的是一种悲悯情怀。我相信,他们虽然以拍摄战争闻名,但当地球的某个地方硝烟再起,需要他们再赴前线的时候,他们绝不会感到兴奋,虽然那场战争可能会为他们带来无上荣光。

现在,中国媒体也有了一些战地记者,除了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中央党报、凤凰卫视等几家之外,市场化媒体也开始跻身其中。我将之视作中国崛起的表现,但不愿用“令人兴奋”来评价,因为这样有悖战地记者的终极使命。

刚刚派记者去利比亚完成采访的《南方都市报》今天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记者在战地奔跑的大幅照片十分惹眼。启事上的几行大字隐隐透露出这家报纸的野心——“向世界出发”、“在现场”……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两行字:“和我们一起作战吧,相机就是你的武器。”

也许很多看到这则招聘启事的人都会将这句话做英雄主义的解读,并为之感到兴奋,将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视为可能让自己功成名就的战场。但基于对战地记者的理解,我更愿将这句话解释为:和我们一起用相机作战吧,我们的战斗目标是,反对战争。

我不知道制作这幅广告的人以及照片上这位令人尊敬的摄影记者是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是,那么我们的媒体和记者真的已经具备了世界水准和世界情怀。

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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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那十一个非主流实习 My 11 internships in college

星期五, 二月 11th, 2011

似乎又到了找实习的时间了,最近又开始有小朋友来问我相关问题。下面这篇文章几个月前在人人网上发过,反响很大,也放到这里来,或许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看到。这篇文章记录了我大学期间的十一个非金融非咨询非五百强实习,从小NGO到联合国,从中文杂志到纽约时报,从房地产到教育到环保。如果您是想走投行咨询道路,就不用费这个时间了;如果您想追求点别的,那或许此文还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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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学弟学妹来找我说,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做什么。有很多学弟学妹问我,怎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向。也有很多学弟学妹抱怨说,除了四大,似乎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我也常常觉得很难给出有效的建议——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慢慢尝试出来的,没有人可以斩钉截铁(并且负责任地)告诉你说,你就适合做这个——何况当年我也不是没有报过四大。于是我想把自己的实习经历分享出来——包括如何得到实习机会、在每份实习中做什么、学到了什么、对于每一次的下一步有怎样的影响,都展现出来,或许会对还在迷茫中的朋友有点启发。

第一份:南京大学心理学系Research Assistant
(委培年)
Why:当时有浓厚的做学术的志向,也有浓厚的对心理学的兴趣。
How:心理学老师是一个德国人,英语上课,我英语好,成绩不错,老师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做RA,我当然说好呀。
What:工作任务很简单,就是整理归纳老师的研究课题下的中文相关论文,做英文的摘要给她。大约总共翻译归纳了三四十篇论文。
收获:认识清楚了几个问题——
(1)中文的文科学术质量真是糟糕,抄袭严重,方法漏洞百出;
(2)国内的心理学发展太落后;
(3)我对心理学依然有浓厚的兴趣。

第二份(不算实习的实习):民工现代性调查Researcher
(南京,委培年结束的暑假)

Why:学习了一年社会学,但空有理论,缺少实践;对民工群体也是一直关注的,觉得这一群流动的人口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
How:原本是一份申请南风窗项目资金的社会学调查计划,最后得到南大的暑期实践资金,就做成了。
What:计划准备了大约三个月,实践了一个月左右。经历了做一个社会学调查的完整步骤,从选题,到设计,到写问卷,到调查,到访问,到数据分析,到写报告,等等——现在看起来,咨询公司做的事情也不过这些嘛。关于这个经历,还可以参看我单独的日志:2006 – 南京市郊民工村社会调查
收获:
(1)一次非常扎实的社会学自我训练;
(2)和几十个民工的一手接触,是宝贵的经历,学会了从他们的眼光看问题;
(3)开始将以前口头的“社会关怀”落到实处;
(4)开始对社会学的方法产生怀疑。

第三份:世界宣明会,公民教育项目项目官员
(贵州榕江,港大Year 1的暑假)

Why:当时很希望去NGO有一手的工作体验,对“公民教育”又有特殊的兴趣。
How:通过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SII实习项目。香港人基本不愿意回内地实习,我就顺理成章的选了这个。
What:“项目官员”听上去很大,实际上我的工作责任也确实很大——其实宣明会在招我和我partner两个实习生之前,自己对公民教育也没什么概念。所以我们两人全权操作了整个项目:包括设计教案、选择合作学校、和学校所在村的村长/支书去谈以获得支持、招聘志愿者、管理志愿者、选拔学生、带课、做活动总结,等等。非常fruitful的实习。关于这个实习我还单独写过一些日志,可以参见:2007 – 贵州公民教育实践(一)贵州田野笔记之一:期望贵州田野笔记之:生活
收获:
(1)对中国农村的民生、教育状态有了一手的体验;
(2)对公民教育有了非常深入的理解;
(3)继续将“社会关怀”落到实处——相比前一份实习,现在从调查的表面走到了教育这个更带有real impact的层面;
(4)对国际性NGO的管理和项目操作有了切实的认识;
(5)确定了我对“公民参与”这个领域的学术兴趣,奠定了我升大二时候的专业选择——政治学+心理学;
(6)这个项目最后被我做成了“挑战杯”的参赛报告,拿了个奖,算是额外收获;
(7)通过做“挑战杯”认识了Nov,收获了本科期间最信任的朋友:)

第四份:《凤凰周刊》实习记者
(北京,港大Year 2的暑假——2008年奥运期间)

Why:由于学习政治学,当时单纯的希望找一家做时政新闻的刊物实习;又因为没有长时间在北京待过,单纯的希望去北京。
How:找的时候人在美国交换,电话联系了大概三十几家媒体——就直接打过去问要不要实习生。这个策略基本失败了。于是通过朋友找,最后是一个作家朋友帮我推荐给了《凤凰周刊》的副主编,两封邮件交流下来就确定了。当时还有可能去的是《南风窗》和《中国新闻周刊》,不过想到凤凰是在香港凤凰的保护之下,做新闻更有锋芒一些,就选择了它。
What:没有什么单独写稿的机会,基本就是帮记者查资料、做采访提纲、偶尔做两个采访。关于这个实习的内容和想法我写过专门的日志,请参见:媒体实习杂感
收获:
(1)认真的思考了自己究竟是否适合从事媒体相关的职业,答案是基本肯定的;
(2)对内地媒体的一次实地体验,很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确定了这不是一片适合理想主义者做新闻的土地;
(3)积累起来属于自己的最初的媒体圈的人脉;
(4)对北京很热爱,觉得以后迟早要回来;
(5)了解了自己缺乏的一些技能,包括对信息的处理、对采访的畏惧,等等;
(6)转变了之前一直坚定走学术路线的想法,觉得自己的性格更偏向实干而非研究,于是开始为毕业后找工作做准备。

第五份:DT Communications(殿堂公关)
(香港,港大本科毕业后的暑假前半截——两个月)

Why:之前的半年找工作很失败,处处碰壁;得到这个实习的时候其实已经拿到master的offer了,但觉得自己缺少在香港的实习经验。同时,自己对marketing有模糊的兴趣,但是需要更多的实际操作来了解。
How:DT的老板到港大做了一个关于social media marketing的讲座,其间我提问了,谈到NGO和marketing的结合的问题;结束之后发了一个thank you letter过去,老板回邮件说他们手头正在做一个环保的小项目,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帮忙,我就去了——去了两次之后(其实也没干什么),他们就直接问我暑假是不是available,于是我四月底停课,五月头(paper还没写完)就去实习了——当时是那里唯一一个大陆人。
What:第一个月完整的介入了一个教育培训机构的创业项目筹备阶段,从找场地、设计教案,到打cold call、做网站,基本就是什么都做。第二个月帮忙了几个项目,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LensCrafter的roadshow和一个澳门的酒店项目。此时我开始对social media marketing有比较深的兴趣了,就跟老板要求做多这方面的工作——于是我的最后一个独立工作是帮公司设计social media的product package。
收获:
(1)简历上终于有了在香港的工作经历,这很重要;
(2)第一次有在全广东话环境的工作经历,从语言的信心上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毕竟用广东话办事和在hall里玩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3)终于对公关、marketing有了实质的体验,对乙方的工作压力也有了大致的概念;
(4)培养了自己在marketing最初的人脉和skills;
(5)第一份带薪的实习,虽然钱少的可怜,但至少是一个最基本的认可。

第六份:瑞安房地产(Shui On Land),租赁部(Sales and Leasing)
(上海,港大本科毕业后的暑假后半截——两个月)

Why:在北京和香港都有工作经历了,我继续实现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承诺,那就是每年暑假要去一个不同的城市体验工作——于是就选择上海,想知道这个城市自己会不会喜欢、是不是适合自己将来的发展,等等。至于为什么做房地产——我也没想过的,它家招人呗。
How:听宣讲会、申请、笔试、面试,完全走正常流程,就拿了offer。
What:我被分在创智天地的地盘(复旦大学的同学们都知道吧),在五角场上班。基本就是做各种零零碎碎的小事:查这个房子有多高,那个商铺有多大,这个租客交了房租没有,那个装修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等等。后来慢慢争取到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做,主要是做market research——关于我们这个地盘想要争取的产业,以及做market planning——当时的草案是做一个创意市集。这是最有意思的工作部分了。
收获:
(1)对地产业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大公司的内部培训比较完善,各种资料也很齐全,我一不小心的成为了在内网上下载资料最多的人……
(2)对地产业也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这确实是一个能够make impact的行业,见识也可以很广,接触的人非常多;
(3)很确定我不喜欢上海……不想将来到这个城市长期发展;
(4)也很确定我对sales没有概念,对market research有很强的兴趣;
(5)对商业大公司工作的利弊都有了更多的认识。

第七份(不算实习的实习):TimeOut Hong Kong
(读Master of Journalism那年的冬天到第二年春天)

Why:想做英文的纸媒。
How:貌似是直接被院里牵线到了那里。虽然我的第一志愿是SCMP——负责实习的老师貌似直接觉得我英语不够好就没推荐我。最不靠谱的是,它家编辑跟我说,要去实习就先写点文章看看,我就开始写了,写到最后寒假都过完了,它还是没提转实习生的事情……免费劳动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What:这是最水的一份实习了,基本我的工作就是每个月写三篇豆腐干文章,类似于“历史上的今天”这样的栏目,我从来没去过它家的办公室,只去过一次social event,跟负责我的编辑握了个手喝了个酒……
收获:
(1)好歹算是有自己的英文byline,虽然写的文章很水;
(2)见识了小杂志编辑部的不靠谱——决定要做媒体也要去有点规模的;
(3)写的过程中倒是对香港多了许多的了解,它的历史,它的风土人情。

第八份: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纽约时报下的国际先驱导报),Product Development Team
(香港,读Master of Journalism那年的寒假前半截)

Why:没有Why……这是一个扔给我的机会,我没有想到的。
How:当时IHT亚洲的主编在我的新闻学院开课,我是他的学生,在课上比较活跃,经常提问;学期结束的时候正好IHT要做一个网络项目的策划,就从那个class里面挑了三个人——一个亚洲人(我),一个美国人,一个欧洲人。而正好我也没找到实习……就欣欣然去做了。
What:这是一个持续两周的实习,由主编直接带team。实际上整个team只碰头了三次——两次在办公室,一次在咖啡馆,每次都是brainstorming+presentation,最后产出了一份项目计划。
收获:
(1)第一次在工作中找到了激情燃烧的感觉;
(2)确定了digital media是我一路尝试下来最想做的职业,没有之一;
(3)第一次有国际媒体的工作经验,认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要做大事,就需要大平台;
(4)对于技术如何改变媒体有了非常广泛而深刻的认识,也意识到这两年是媒体的转型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5)第一次意识到,跟怎样的老板、跟怎样的同事合作是非常关键的,和有想法有见地的人共事绝对是幸福的事;
(6)意识到自己英文不够好;
(7)证明了自己对中国的social media的熟悉程度,这种来自同事的recognition很重要——其中一个同事后来的推荐帮助我找到了最后的工作。

第九份(继续不算正规实习):Clean Air Network,Social Media Marketing
(香港,读MJ那年的寒假,12月底到1月)

Why:希望进一步加深自己对social media的理解和操作;希望接触环保领域。
How:在亚洲博客节BlogFestAsia 2010采访了它的CEO,我就问,你要实习生吗,她说要,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social media,她说太好了,她正希望开始用social media做marketing。就这么成了。
What:主要工作是针对博客和twitter,研究了许多twitter工具,查了很多香港本土的social media发展情况;主要是work from home,去办公室只是开会。最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产出。
收获:
(1)这是在环保领域的第一份工作经验——我是确实对环境工作感兴趣,但缺少相关背景,很难进入,所以这是一个很小但是很好的切口;
(2)意识到social media要做好不容易——成百上千个tools光一个twitter就能把人弄糊涂;
(3)观察香港本土小NGO的发展非常有意思;
(4)老板是一个非常capable的人——她以前是上海滩的创意总监……说做就做,雷厉风行;
(5)其实这个实习lead to fulltime job,但我放弃了,因为在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

第十份:WWF Hong Kong(世界自然基金会),Communications Assistant
(读MJ那年的第二个学期,part time,从三月到五月)

Why:在环保的小机构做过了,我想再试一下大机构——当年在宣明会是在大陆branch,我觉得香港的NGO治理应该更高效正规一些,很想了解多一些。
How:在港大Career Centre网站上看到招聘通知——但完全没写工作内容;报名,第二天就接到电话让我去面试;面试第一个问题是我问对方这工作究竟是干什么的……囧。面试比较正规的,两个面试官,从personality到behavirol到strategy都问了,我答的行云流水——这似乎是印象中最成功的一次面试了,而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之前在Clean Air Network的时候,WWF曾经是我的research对象,对它做过完整深入的研究……
What:每周去一次办公室,工作一整天;基本任务是写稿——WWF和许多的刊物、网站有合作,要定期给人家供稿,于是我就上午写一篇,下午写一篇;零碎任务包括media monitor,就是整理WWF的媒体曝光程度之类;也做event——我参与组织了2010年的Earth Hour呢,就是那个熄灯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很开心的;还做一些小event,见见明星接待下记者。
收获:
(1)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环保类NGO之一,WWF确实有非常好的管理和内部资料库,从中学习到很多;
(2)WWF大约是branding做的最好的NGO之一了,这一方面也学到不少——从甲方的角度;
(3)意识到自己不喜欢在一个性别比例太失衡的环境下工作……
(4)意识到,在一个专业机构里,作为一个communications staff,永远只能是supporting role;
(5)更加明确了自己对环保领域的热情,也希望能够从更专业的角度去学习和做相关工作。

第十一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环境与能源处
(北京,MJ毕业后的暑假,五月到七月)

Why:我一直都想去联合国实习——可是它只招研究生以上学历,所以本科时候的申请都石沉大海了,而我的研究生只读一年,所以这个暑假是最后的机会了;另外我很思念北京,很想回去待一段时间;再者我很希望学习多一些环境领域的专业知识。
How:我是通过UNDP-PDF项目过去的,PDF是在香港的一个基金会,专门负责帮UNDP在香港招收实习生,并提供(不少的)实习津贴;过程也比较正规,申请、面试,等等。面试是在Hong Kong Club,比较高级,而且是五对一的panel面。当时PDF的人知道我会做网站之后很想把我转到Communication Team去,可是我坚决拒绝了——WWF的经验让我明白,只有到真正做项目的部门去才能学到真东西。
What:其实由于背景知识的缺乏,还是很难在项目上帮手——只能做做project summary,写写press release,等等。但我在看了两个礼拜资料之后决定更主动一些,于是给老板发了三个initiative,其中两个得到批准了——于是我最后在那里做的事情是给team的人上课,教他们用新媒体;同时我monitor环保领域的新闻,做weekly newsletter。(这里有一篇我的实习的相关报道)
收获:
(1)对联合国的认识深了许多——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2)那里确实有很多的资源,也经常有很好的培训;
(3)对环保领域的了解深了许多——不再和以前那样懵懵懂懂,开始有更specialized的领域关注;
(4)在北京很高强度的social了三个月,结交了不少有意思的新朋友;
(5)对于social media可以如何帮助发展类项目/机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6)接触到一些平时靠自己不可能接触的人,例如奥美的亚太总裁之类的;
(7)积累了一系列环保新闻/资料的来源;
(8)Big names do help——虽然我自己不觉得在联合国实习有特别了不起的,也有很多自己的朋友在联合国机构工作过,但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拿出来唬人的 :)

—————–我是疯狂实习结束的分割线—————-

在联合国实习结束后,我立马回香港找工作。7月29日结束实习,8月1日回香港,8月2日见了南华早报的主编,8月11日见了南华digital的老大,8月13日基本就拿了口头offer(当然同步我还面了另外一家公司,也是差不多的速度,基本没有什么悬念也能拿offer)。8月25日决定了去南华,9月1日正式上岗。

我现在的title是Social Media Editor(这里有篇相关报道),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些social media之外,还做独立的网络项目,角色有点类似Product Manager。现在的工作充满挑战和乐趣,老板和同事都很smart,项目也充满公众关怀(手头的项目是环保相关的……),一切都让我十分热爱,而之前的所有实习中学到的东西,都慢慢在现在的工作中体现出来。我知道自己不是特别smart的人,也不是从头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所以只能通过这样不断的尝试来确定方向,也以此勉励还在摸索与迷茫中的你们——There will be a place where your talent can shine, just don’t be afraid to try.

©2011 馬金馨 Yolanda Ma.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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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记者的专业主义

星期六, 十月 16th, 2010

其实,我从来没在任何一家传统媒体做过新闻(小时候瞎胡闹不算),不过,我觉得我还是有那么点资格来聊聊新闻记者这个事儿,理由如下:

1、我做过蛮多年网络媒体的编辑

2、从祖父老爸老妈,都是搞新闻的出身,耳闻目睹得也不少

3、最后学的是传播学,现在厮混在媒体与设计学院,和所谓新闻学,算是近亲

4、一个月要给不同的媒体写十数篇专栏,MSN上人数最多的一组是“media”(呵呵,不是IT,所以我的确是互联网圈子里打酱油的)

所谓“记者”,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记录的人”,社会上或有或无的一种看法是,能写文章就能做记者,这种看法相当要不得。如果一个记者觉得自己文笔出众是最佳的特色的话,我以为,这个记者,是很不合格的。

记者当然首先是一个码字的人,但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记者是不是一种专业工种?颇可一议。虽然关于“新闻学”是不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以为,即使新闻学不是一种专业的学问,记者,也是一个专业的工种。

什么叫专业?

专业的第一条就是:抛弃你自己的感情。

律师是今天大家都承认的专业工种,但就在数十年前,人们还无法接受律师为很明显有犯罪嫌疑的人进行辩护。说实话,“疑罪从无”原则,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并不存在,更遑论刑事案上的“必须排除所有合理疑点”(beyond reasonable doubts)。律师就是一种必须抛弃自身感情的工作,即使你再怎么认为当事人的确有罪,要么你不接,要接的话,就必须为当事人说话。

医生也是专业工种。一个被认定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一个在社会上臭名昭著的人,一个公然挑战文明底线的人,只要有病进了医院,你就得为ta治病。即使明天ta必须死去,你今天,也得尽你所能,把ta救活了。因为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至于这个死和伤背后代表的人品,唔,你可以内心深处鄙视ta,但你不可以有一丝丝的马虎和懈怠。—— 相对于律师可以不接案子,医生更甚一步,医生没有资格拒绝病人。

这就叫“专业”。

记者也是一种“专业工种”。

凯文卡特

《饥饿的苏丹》,这是一张很有名的照片,获得94年普利策奖。有传言说拍摄者凯文卡特后来因为拍这张照片受到了大量的谴责而自杀——这是彻头彻脑的传言,因为凯文卡特拍完照片后赶走了秃鹰,他的自杀和他一位朋友的遇袭身亡以及他在财务上的问题有关。拍摄者可以放弃新闻报道的工作:不拍了。但如果他要拍,就必须直面冷酷的事实。

这就是记者。你可以象律师那样拒绝你作为一个人而无法完成的报道(先不论行政上的管理压力),但如果一旦接受并去执行,那么,你就不是任何一个群体的代言人,你只为事实代言

我说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我见过很多记者有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倾向,我一点也不质疑他们作为“人”的善良一面,但我的确相当质疑他们作为“记者”的专业一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高阶群体在矛盾中就一定是不对的。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事实真相,和真理一样,是不讲强弱贫富的。

有一种观点是,高阶(强势)群体有足够的实力去在媒体上发出他们想要的声音,作为弱势者,在新闻报道上就必须倾斜一些。我很明白这种现实,但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因为这可以说是一种“以暴制暴”,用不专业的手法去对待前一个不专业的手法。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最终,媒体作为一个整体,将失去公信力。

事实上,对于要做一些“矫枉过正”的事,不见得非要动用“新闻报道”这个武器。把媒体解读成“新闻媒体”是天大的误读,因为媒体不是只有新闻。媒体可以有立场有态度有倾向性——我不反对一份标榜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媒体——但你不能动用新闻报道的版面。你可以用评论、专栏、采访手记等等诸多其它形式来主观表达你的观点,但对于新闻报道,即使我们都知道无法做到绝对客观,但你必须为客观去尽可能的努力。

储安平和他的《观察》就有很明显的特征,这是一份基本上持痛批国民党政府立场的媒体,但它不是新闻媒体,因为它基本上不报道新闻。储安平这个我景仰万分的人,就他的工作来看,他是一个杰出的评论者,但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记者,也谈不上什么新闻工作者。

网络媒体的兴起,其实对这一点是有冲击的。我虽然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但我相当怀念和欣赏传统媒体的编排方式。至少,新闻报道版面和评论版面是可以清楚地区隔的。但网络媒体,哪里还有这种专业的分法。所有的文章堆在一个频道或栏目下,不细读那些文字,你根本无法判断是一篇可以允许主观的评论,而是一篇必须客观的新闻报道。而近年来,夹叙夹议的手法特别流行——虽然我也很喜欢读一些长篇的类似报告文学的所谓新闻报道,但我对它的警觉性,从来不曾丧失过。

专业性的沦丧——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动机——是记者这个工种沦丧的开始。作为一个人,必须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作为一个记者,必须是一个专业的记者。除非,你和我一样,码的字都是评论。

故而,一直到今天,我都极其反对“公民记者”的提法

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曾经论述过今天影响新闻媒体客观性的五个过滤器:ownership institution、advertising as primary income、media content over-depend on powerful sources、flaks to discipline the media、anti-communism as a control mechanism (Chu后来添加了一项: anti-terror),我想,在新闻报道上,似乎应该再添加一项:记者本人的感情。

最后推荐一本书——相对于我这篇完全倾向于“价值中立”的主观博文——复旦张志安写的《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作者另外一本书《报道如何深入》我没有看过,但以《记者如何专业》和《潜入深海》的水准,想必也值得一看:

记者如何专业

注:这里我想再展开一下关于“专业”的问题。我不能充分解释什么叫专业,但我想,我可以解释一下什么不是专业。其实大多数工种都谈不上“专业工种”,非专业工种有一个共同特征:在同一个文化圈(或国度)里无法无缝迁移工作平台。

律师在任何一个律师行都可以展开TA的工作,医生、程序员、记者、教师、神职人员,都是如此。是对,“管理者”不是专业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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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工作手记(6)追逐细节和故事的人

星期四, 九月 16th, 2010

三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南方周末》北京记者站实习。当时跟我同一批去实习的还有一个叫杂杂的男生,他现在在《南方都市报》工作。我至今仍记得,实习时他的签名档曾经改成了“追逐故事的人”。

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我也极为认同他的这种看法:原来记者是追逐故事的人。什么公平正义爱心良知,什么理性客观,落实到纸面上时往往都需要故事来承载。

当然,也有一部分报道中是很难找到故事的,所以说记者是“追逐细节和故事的人”会更加准确。如果你是一个新手,你的编辑会不断提醒你:采访时尽量问细一些,越细越好,你的稿子中需要大量的细节和故事,如果没有足够的细节,你的稿子将会是枯燥艰涩的,甚至是不合格的。

所以,记者往往都有一种职业病:喜欢搜集故事,对细节极其敏感。

今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代表老师发言的是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他的发言非常简短,但质量很高。很多年之后,不少2010届的硕士毕业生应该都会记得他的发言,至少记得他在发言中讲述的自己博士毕业时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我博士毕业时,学校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口头通知,有空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来取毕业文凭。记得那天下午太阳很大、很毒,我取回证书,顺路买了个大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晚上和妻子一起享用。第二天,我就收拾行装,到江南访书去了。时隔多年,与年轻的朋友聚会,听他们谈毕业典礼上如何激动,我头脑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圆圆的西瓜在不断地晃荡……”

这是一个完美的充满了细节的故事,且富有戏剧性,让人不记住都难。听完陈平原先生的发言,我的评价是:尽管先生从未做过新闻,但却具备了优秀记者的品质。

前两天,我写了一篇记我的朋友金天线的博文,金天线同学评价说:“你是第二个这么可怕的人,第一个是我爸爸。你们总是不动声色地收集证据,但其实心里明白着呢。”

我想,金爸爸如果做记者应该不会差吧。 :)

在新闻报道中,有一类稿件叫“特稿”。怎样理解特稿呢?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新闻需要细节和故事,而特稿则“特”需要细节和故事,并且需要“特”好的文笔来编织这些细节和故事。

所以,写一篇优秀的特稿是非常非常难的,在找到一个合适的题材之后,它需要大量的采访,挖掘大量的细节和故事,还需要很强的写作能力。

《博士“工厂” 读博=赌博?》这篇报道发表在特稿版,它是一篇以细节和故事构成的特稿,但质量很一般。

这个选题能够获得读者的关注,但却并不一定非常适合特稿的操作方式。要描摹庞大的博士群体的生存现状,靠一两个人的故事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要找到一两个折射了中国博士培养中所有弊病的博士故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若以群像的方式呈现,则增加了组织文章的难度,且会破坏写作和阅读的节奏感。

当然,用特稿的操作方式来表现出博士们的生存细节和内心挣扎,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最后的文本呈现勉强达到了一些这样的效果。

这篇报道的采访难度并不大,难的是从那么多的采访中捞到有用的“针”——细节和故事。感谢所有为我的采访提供帮助的人,尤其是主动提供线索的朋友。

说到追逐细节和故事,我想一定有人心生疑问:你们凭什么选择这些细节和故事,而不去选择那些细节和故事?你们凭什么用这些个案的细节和故事来代表整体的情况?

的确,这个世界上的细节和故事太多了,所以细节和故事的选择很重要。

从新闻价值的角度出发,选择标准自然是新近发生的、不为人知的、打动人心的、出人意料的、与读者密切相关的。如果去选择那些陈旧的、平庸的、遥远的细节和故事,新闻就不是新闻了。

有人或许会追问:你们追逐和呈现这些,自然很吸引眼球,但是客观吗?真实吗?

以《博士“工厂” 读博=赌博?》一文为例,里面有很多读博读得郁闷、失意的故事。呈现这些,是因为这些博士的故事真实存在,它们反映出我国博士培养制度中的许多问题,我们通过故事呈现这些真实存在的问题,希望引起社会各界及决策层的关注。

我当然知道,有很多博士活得很好,收入颇丰,学术之途非常顺利——就如同我的标题中“赌博”一词所表明的,有人赌输了,肯定也有人赌赢了。但在这篇报道中呈现赢家的故事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成功并不能否定问题的存在。这就好像我写一篇报道关注中国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你不能质疑我说:怎么不去写写那些清正廉洁的官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题。

没有一家媒体、一篇报道能够做到绝对的全面和客观,只能通过专业主义的操作,尽量接近。

从另一方面说,读者媒介素养的提高也有助于报道传达出客观真实的信息。这篇报道刊出后,有不少人评论说:看了之后不敢读博了,或者庆幸自己没有读博。其实,读者应该知道:报道中的细节和故事是有选择的。当然,“读博=赌博”这个判断是成立的,愿不愿意赌一把,全看自己。

采访时间:2010年8月27日-9月8日
采访地点:广州(电话、邮件采访)
稿件名:《博士“工厂” 读博=赌博?
刊发版面:2010年9月9日A6特稿版

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

星期三, 九月 1st, 2010

  七月,刚从大学校园里走出的新人们入职了。来自江南塞北的男孩女孩们走进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带来了那些互不相同却又极其神似的故事。

  一位来自西南省份的女孩回忆说,是许多年前辗转邮递至偏远小镇的那份《南方周末》在她的心里种下了理想的种子。

  一位由实习生“转正”成为记者的新人说,她来广州实习的那一年,看见报社的霓虹灯在黑夜里闪烁,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有一位叫舟逸的上海女孩说,她要改变大家对上海人不愿离家的偏见,她还改编了一句和自己的名字有关的古诗:“小舟从此逝,南方寄余生。”

  我也是今年入职的新人,并不知道前辈们在入职时曾经带来怎样的故事。但我猜想:那些关于理想,关于选择的叙事是基本相同的。一年又一年,多少青春少年怀着初恋般的悸动和憧憬来到南方,仿佛在履行一份久远而虔诚的约定。

 二

   在今天,履行这样的约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甚至会被很多人视为冒着傻气的决定。

  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毕业于北大新闻学院。去年年初,本科同学聚会,我发现参加工作了的同学几乎有一大半都在房地产公司干活,于是我写了一篇博客文章,名为《新闻学院为什么变成了“房地产学院”?》。

  不出预料,一年半后,当我研究生毕业时,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宿舍的4位同学中,就有2人加入了背景雄厚的保利地产。看得出来,这家房地产公司对我的院友们入职后的表现相当满意,而我的师弟师妹们也将继续对这家房地产公司怀抱极大的热情。保利地产在北大新闻学院开设专场招聘会已经成为惯例,今后,各家房地产公司也将继续从新闻学院吸纳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并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

  毫无疑问,这是新闻学院的失败。但我们却无法苛责新闻学院,因为房地产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势的逻辑,而谈论理想主义却沦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冷笑话。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这就是事实,谁都无法遮蔽的客观事实。

  记得在南方报业的新人入职培训上,杨兴峰社长兴致勃勃地讲起“双百亿”计划——资产超百亿,业务收入超百亿。他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资产超百亿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主要归功于即将竣工的南方传媒大厦,以及在南海买下的一大块地,还有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四层楼。

(即将竣工的南方传媒大厦,照片转载自丘克军微博)

  台下,作为新员工的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我的东家有钱了,我的腰杆似乎也能挺得更直些;悲的是,这些钱不是靠写新闻、卖报纸赚出来的,而是靠买地盖楼迅速聚集的。集团一家主要报纸几百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年挣得的利润,不过刚刚抵得上一栋楼的年租金,这样的时代逻辑怎能不让人产生幻灭感?

  荒诞也罢,合理也好,时代的逻辑是个人无力扭转的。不过,谁说时代的逻辑就是唯一的真理?当大部分人选择遵从时代的逻辑时,我们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选择新的可能性。

  于我个人而言,选择南方即意味着在这个以金钱、地位,以及所谓的“成功”为单一价值取向的乏味年代里试验一种可能性:我们究竟可不可以遵从内心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人生?可不可以拥有一种更为超越性的情怀并且脚踏实地地去将它实现?可不可以骄傲地对时代的枷锁和命运的羁绊说“我是自由的”? 

   杨兴峰社长说,南方报业的目标是实现新闻理想和产业抱负的比翼齐飞。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目标是识时务而又得体的。不过,新闻理想和产业抱负之间存在相当的张力,这样的张力是会让南方报业走向新的高度,还是会撕裂它?这或许是接下来的几年中考验这家中国最富盛名的报业集团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比翼齐飞”是庞大的南方报业集团在时代逻辑下发挥自身想象力做出的选择的话,那么每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南方人也应该张开双翼——一边叫理想,叫情怀,另一边叫技术。

  是的,要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在谈论情怀之外,更需要学习技术。

  在宣传要求长期遮蔽新闻价值的历史背景下,在新闻操作仍在摸索、新闻伦理仍在探讨的现实中,技术就是拥抱新闻专业主义。只有专业主义才能帮助我们迅速成长,并最大限度地免于伤害。

  在新兴的媒体科技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时,技术就是擅用新媒体。虽然南方报业是在纸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媒集团,但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新媒体也许带走了发行量,带走了广告额,但它同时也给新闻创造了新的平台,新的手段,以及新的机会。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这一批57位南方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不知还会有多少人能够想起那些激荡着理想情怀的青春故事,不知那个叫舟逸的女孩是否会真的仍然航行在南方的大江大海里。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相对于那些日后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今天,因为此刻,我们开始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

  这个时代也许并不伟大,甚至比较猥琐;这个时代的逻辑有些荒谬,它让人无奈,但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

  在我们面前,未来正缓缓铺展开来。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人,我们迈出了第一步。

  (载《南方传媒研究》第25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8月,此为原稿,刊出时有删改,以刊出稿为准。)

iPhone记者

星期三, 十二月 30th, 2009

这几天,记者圈里在流传一条消息:《南方都市报》给采编员工人手配备了一台苹果iPhone!据说还包了两年的套餐话费和上网费。

如果将南都此举仅仅视为员工福利的话,就大大歪曲且小看了iPhone背后的深意。很多企业发起年终奖来都是几万几万的,虽然媒体普遍比较寒碜,但一台iPhone作为福利来说确实算不上什么。更何况,员工只有iPhone的使用权而已,若要跳槽,先还iPhone;若丢失或弄坏,还得全价赔偿——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小气的福利?

那么,对于记者来说,以iPhone、黑莓等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究竟是什么?它决不仅仅是一台外观时尚的电话,它更是一个多功能的移动终端,是记者眼、耳、手、腿、脑的极大延伸。

中国新闻界前辈、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生曾将好记者的素质归结为“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如果黄远生能够活到今天,那么他一定会惊喜地发现:iPhone等手机可以大大拓展记者的“四能”。脑筋能想——iPhone能够储存大量资料并能方便地从网上获取资料;腿脚能奔走——通过iPhone进行地图查询、路线查询和地理、气象资料查询将能帮助记者更有效率地奔走;耳能听——移动电话的本职,而这里的“听”还包括了录音;手能写——iPhone不仅可以辅助写作,更可以实现远程发稿。

如果你的思路到此为止,认为iPhone、黑莓等智能手机仅仅是记者的一项新式武器的话,那么你还是大大低估了这个神奇的小东西。因为对于一家媒体来说,这种技术先进的手机还是能够为新闻生产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工具。

一段时间以前,我们就开始讨论所谓“公民记者”。每一个时代都有喜欢管闲事、爱爆料、爱传播消息的人,但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有公民记者,为什么?全托技术进步的福。这些技术包括——手机摄像头、手机上网、IM软件、博客、RSS、网络论坛、Twitter等微博客、SNS网站等等。

公民记者出现后,不少人在讨论: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专业记者会不会就此消失?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但似乎却没有人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一旦专业记者使用上公民记者的那些设备和技术,他们将变得更加强大,而新闻生产的模式也将随之改变。现在,对“公民记者”的讨论声音越来越小,“iPhone记者”或许将成为业界的新话题。

为什么认为小小iPhone、黑莓等手机能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设想一下:如果在某突发事件中,某媒体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辟类似微博客的栏目,由前方记者不断用手机实时传回最新的、简短的信息和现场的照片、视频,那么关注此事的读者怎么可能舍得关掉这个页面?

设想一下:如果记者们通过手机网络相连,并与后方编辑组成一个无线联络网,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方便地通过手机上的办公程序与自己的团队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那么新闻生产者内部的关系将更加紧密,合作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

设想一下:如果某媒体为自己的记者创建一个个的RSS源,记者将自己的采访进展和心得随时更新,读者通过订阅RSS获得同步信息,并能够便捷参与互动,那么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将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而一个个公共论坛的雏形也就由此产生。

当然,目前由于政策的重重限制,iPhone、黑莓等手机所能开拓的许多可能性暂时还无法被充分发掘。但南都为采编员工配备iPhone这一举动并不是过于超前的,更不是无意义的——试想,一旦政策放开,早已配备好硬件(iPhone、黑莓等手机)和软件(熟练使用iPhone、黑莓等手机的员工)的南都势必能够抢占先机。在这一点上,南都确实又一次走在了中国媒体的前列。

(本文旨在探讨技术进步对新闻生产可能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与具体的手机品牌无关,任何具备这些功能的智能手机都可以担此任务。)

增进沟通,还是相反?

星期三, 十一月 4th, 2009

增进沟通,还是相反?
——央视《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观察之一

 

一个很好的选题,被央视做成了经典的失败案例。一个本可以深入探讨的话题,被《经济半小时》做成了批判的大字报。

说它是经典的失败案例,是因为任何一个有一定媒介素养的人都能看出,《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这期节目的内容有多么不平衡。半小时的节目里,出镜最多的是死者丈夫王建国,其次是他的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所有的证据都来自原告,而来自被告——北大第一医院和医生的声音竟然一句都没有。

央视在节目中给出的解释是“我们的记者多次要求采访北大第一医院,都被拒绝了。”这显然没有说服力。首先,医院拒绝采访,那么是否可以直接联系涉案的医生?其次,就算医生也拒绝,那么能否去找他们的代理律师?既然这是一桩即将二审的案件,控方代理人接受了采访,辩方代理人应该不会拒绝。就算他也拒绝,那么可不可以去查查卷宗,看看辩方都提出了哪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所有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还原事实。如果觉得还原事实有困难,那起码应该呈现出两方的声音(何况,更专业的报道应该再呈现中立的第三方的声音)。但很可惜,央视的这期节目呈现的声音如此单一,完全可以成为新闻教学中的一个案例供学生分析了。

比信息源的失衡更可怕的,是大字报式的语言。

《经济半小时》每期结束时会有一段“半小时观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段话属于评论,而这段话之前的内容应该属于新闻报道,使用的应该是新闻语言。但很可惜,节目主体中所使用的语言与“半小时观察”无异,并不是客观呈现事实,而是直接下“非法行医”的判断。这也导致我们在听“半小时观察”时,听不出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再次表达“痛心疾首”、“大声疾呼”罢了。

实际上,此案争议的焦点之一:医学研究生在教学医院的执业问题是一个可以好好讨论的话题。这个现象背后牵涉到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机制、行医资格的认定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岂是简简单单的“非法行医”四字所能轻易带过?

央视的这期节目放弃了对这个严肃问题的深入探讨,而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发表一篇批判北大医院的大字报。其后果从网络上的新闻跟帖已经可以看出:一半人在骂医生没医德,另一半人在骂记者没有职业道德,“妓者”这样一个任何新闻从业者都很不愿意看到的词再次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用“两败俱伤”来形容并不为过——那些不信任医生的人更加仇视医生,医患关系更加紧张;那些讨厌记者的人则更加坚定“防火防盗防记者”的信念——更不用提医生和记者之间的直接对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沟通之门被关得更紧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又少了一些。

今天,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来北大新闻学院讲课。他的一段话正好可以为本文作结:

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强加事实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

星期二, 十一月 3rd, 2009

转载按: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百年孤独》的作者,同时也是一名记者。以下是他对于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的一些看法。这位伟大的作家虽然称不上是伟大的记者,但他的观点也颇值得一读。

20070527045111656新闻职业要求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新闻工作环境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阅读只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自学的人往往更渴望学习,学得也更快,我那个时代的人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将新闻工作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职业中不断进步。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两次当选哥伦比亚总统,但他甚至没有高中毕业。

……

进入新闻职业的大多数学生都有明显的缺点:他们的语法和拼写都有很多问题,而且对所读到的东西缺乏本能的掌握。他们有些人感觉十分得意的是偷读到了倒放在部长办公桌上的秘密文件,偷录到了一些随意的谈话,或者公开了他们先前答应保密的谈话等诸如此类的事。最令人困扰的是,这些违反职业道德的事竟是基于新闻职业的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观点,即“最要紧的事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第一个知道某个消息”。这个观点被有意识地采用并且被放在了极端重要的地位。他们毫无以下理念:最好的新闻不总是首先被获知的新闻,而常常是报道得最好的新闻。这些人中,有的意识到了自己的缺陷,感到他们的大学欺骗了他们,并且一个劲儿地埋怨他们的老师没有教给他们工作所需的那些美德,特别是对生活本身的好奇心。

……

在新闻中常常援引来自可靠来源的话,援引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援引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的话,或援引那些知道一切却从来看不见的观察家们的话,这一切援引使新闻报道中的各种错误或罪行可以不受惩罚,而制造这些错误的人依仗为信息源保密的权利在自己周围筑起了防护堡垒。但是,他没有问一问自己:他是否让自己被信息源轻易地利用了。该信息源以适合自身需要的方式把传递给他的信息包装起来。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依赖他的信息源作为自己的升级来源,特别是如果这一信息源是官方人士,因此他把这个信息源视若神明,一切都附和他、保护他,最后走入了一种与这信息源成为“共谋”的危险关系中,这种关系甚至使他藐视其他信息源。那么我认为,这样的记者是一个很糟糕的记者。

也许这听起来太稀奇了,但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另一个“同谋犯”——录音机。在录音机发明之前,新闻业依靠三样工具运行得很好,它们是:笔记本、不妥协的正直和一双用来倾听别人讲述的耳朵。那时不存在使用录音机的职业伦理问题。人们应当教育年轻的同事:录音带不是记忆力的替代品,相反,一个不起眼但内容丰富的笔记本在新闻业早期阶段能够起到非常可靠的作用。录音机“收到了”但它没有在“听”,它想一只电子鹦鹉,只会重复却不会思考。人们可以依靠录音机,但录音机没有心,而且在最后的分析时,它的准确性不如人可靠。人会注意到被采访者的鲜活的语言,用脑子去评价、分析这些话,并根据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判断这些话。就广播来说,尽管录音机在即时地准确记录话语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很多采访记者并没有倾听被采访者回答了什么,而是在考虑下一个问题。

……

(摘自《讲述的权利》)

记者与律师的收入问题

星期二, 十月 27th, 2009

和国企、外企、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房地产公司、银行保险、快消公司等等等等单位比起来,去媒体做记者的收入低,这是一个被公认的事实,也是促使“新闻学院变成房地产学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做记者名气再大也不可能变成富翁,但做房地产做得再差都很容易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在美国可不是这样。上周跟在外媒工作的E同学吃饭,他告诉我说:外媒的明星记者、专栏作家拿千万美元的年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算你不是明星记者也无所谓,比如美国传统大报驻京处的主任,大都住在每个月几万块钱租金的外交公寓,吃顿饭有时会花上几万块,飞机非头等舱不坐,酒店非五星级不住,孩子上着高级的国际学校,学费全是报社掏。

这让我想起月初在香港接触的几位大律师,他们虽然坐地铁上下班,但只是出于环保的考虑——他们的收入可谓惊人,代理案件每小时的收费一般都达到四位数港币,倘若是那凤毛麟角的资深大律师,也许会更高。

实际上,从事记者、律师、医生、教师之类职业的人都是专业人士,他们的收入水平高是理所应当的。在大陆,律师的收入水平也挺不错,特别是代理经济案件的律师,又特别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赚的钱除了交税之外都归自己支配。那么,为什么记者的收入不能与国际接轨呢?媒体赚的那么多广告费,为什么只有少得可怜的比例分给记者?

我想不通这个问题。在媒体做经营的人,如果能拉到巨额的广告,自己就将获得非常不错的提成,跻身百万富翁也不是梦想。但他们之所以能拉到广告,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媒体有读者,而媒体之所以有读者,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有记者在贡献内容啊。为什么记者不能从巨额广告单中分得一杯羹?

这次胡舒立出走《财经》,据说也与收入分配等原因有关。不管实际原因究竟为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财经》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的收入非常低,低到与他们的职业地位完全不相称,低到与民工无几。胡舒立曾经说,起码应该让记者获得能够支撑起中产阶级生活的收入。如果此次她真的离开《财经》,创起另一番事业,希望看到她手下的记者获得不错的收入,不说赶上律师的水平,起码不要低于卖房子的吧?曾经打开一个个体制禁区的她,有兴趣、有可能敲碎记者低薪酬的坚冰吗?

写给一位师妹的回信

星期四, 九月 3rd, 2009
师妹: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其实看到你的校内状态之后,也很想跟你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想说的是,别慌。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些传闻的真假,但根据常识判断,大多数病毒在针管里存活不了多久。你的家人朋友应该不会有太大危险。如果过于慌乱,扰乱了正常的生活,就正好中了那些刻意制造恐慌的坏人的圈套。
  你在信中说,这件事让你很混乱,我想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让你开始思考,开始怀疑一些原本习以为常的东西了。我想你现在已经体会到了:为什么说封锁消息完全是错误的做法,为什么封锁消息只能造成更大的恐慌。你也能够理解:什么样的zf是“有能”的,什么样的媒体是有用的。
  你说你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记者,因为没有办法保持冷静中立,保持与zf统一。我想你犯了一个错误:记者万万不能没有理由的与zf保持统一,因为记者最重要的是发现事实、独立思考,怎能被zf牵着鼻子走呢?所以,你今天对zf的质疑,正是你适合当记者的表现。
  实际上,对任何一个记者而言,当自己的家人朋友面临危险的时候,都是很难保持完全的冷静的,因为记者也是人,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
  但记者不应沉湎于自己的感情,而应该学会从感性走向理性。我个人认为,从7月以来的一系列事件,都应该成为你重新认识自己家乡的一个契机。虽然那片美丽的土地是你的家乡,但或许你对她的了解和认识还远远不够。比如,如果我问你: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混乱?是什么点燃了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你能很好地解答吗?
  如果不能的话,我建议你开始阅读一些有关自己家乡的书籍,了解她的美丽和哀愁,她的历史和现状。我这里有一本好书的电子版,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告诉我你的邮箱,我给你发过去。
  在乱世之中,唯有阅读能给人平静。对家乡多一些了解,也就能在看待今天的事情时少一些慌乱,多一些判断和把握。
  祝你和你的家人朋友一切平安!希望你的家乡永远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