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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星期三, 五月 2nd, 2012

我有一个学生，现在在电视台一个栏目里实习，这个栏目和读书有关。最新的一个策划是找人来聊《甄嬛传》。倒是没有看不起奇幻穿越小说之意，只不过我觉得类似《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这类书也是可以聊聊的。深夜档节目，不见得就没人看。老实讲，这种书和现实很紧密，未必没有嚼头。

萧功秦先生曾著有《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一文，梳理了国内目前的思潮六种：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思潮、新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马立诚先生则分析为八种，在一篇文章之余，马先生扩充为一本书，是为《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隶属《博源文库》（BTW，这套丛书看起来都是值得一翻的）。

哪八种？邓小平理论与新权威主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

邓小平对今天的社会的作用之大，毋庸置疑。邓小平理论偏向于实用主义和功利哲学，我倒是以为，这和新权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无怪乎当有人给邓小平看相关新权威主义文章时，邓会回答：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新权威主义可以通过《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一书去更多了解，顾昕曾作有《第三条道路：一种稳健的制度变革战略》以作修正。总体来说，内含新权威主义的邓小平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当今的“主流思想”（即官方思想）。

老左派坚持三个核心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有制、计划经济。曾经老左的核心人物是邓力群，但最终为邓小平南巡所击退。90年代传有数篇老左著名万言长文：《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95）、《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95）、《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97）、《厉有为意欲何为？》（97）等。进入本世纪后，随着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批判，老左派基本实名上阵，展开第四轮论争。核心人物有刘国光、巩献田（著名的反物权法教授）、马宾、张宏良、梅俏、袁庚华等。本书作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左派人物“对社会弊端痛心疾首、萦怀于心，值得尊重，但是他们开错了药方”。老左派的一些意见，近年来其实是得到比改革之初更多支持和欢迎。民粹主义也从老左这里有不少承袭。

新左派是舶来品，谈论焦点是“社会公正和参与政治”。新左派否定资本主义，否定跨国公司，否定市场拜物教，否定全球化，否定现代性，并主张抵制资本主义。新左派思想比较复杂，但总体来源于西方左翼和后现代理论，也有借鉴老左派思想成分。新左派喜欢操弄海外左翼学者言语，按沈昌文的说法，就是个“邮差”。易中天曾说，新左派的这一套，老左派是玩不来的。但不得不说，旁征博引之下，颇有食洋不化之感。新左派核心人物有汪晖、崔之元、杨斌、陈学明、赵汀阳（从自由派改为新左派）。就我个人而言，国外新左派对一些现实批判很到位，可谓鞭辟入里，但就如何建设的solution，总体是欠佳的。至于国内，呵呵，说难听点，理论深度欠奉，哗众取宠罢了。近年来，新左派有转国家主义之势头。

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就是过往大肆批判的“修正主义”，属于改良派而非暴力革命派。事实上，恩格斯在临终之前也开始赞同这种主张，有“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此话留世。民主社会主义注重思想多元化、繁荣经济、实行宪政民主、福利政策。最后一点相当重要，是区别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分界线。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扎根于最大的两个人性：一为贪婪，二为恐惧。自由主义鼓励竞争，极端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助长贪婪。民主社会主义则用高福利，使得人们再无恐惧之忧。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人物有李洪林、王若水、胡绳、李锐、杜光、王占阳、胡星斗、谢韬、华炳啸等。就具体操作性而言，我以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自由主义，马立诚在本书中用<自由是个新道统>来拟本节题目，因为徐友渔曾说“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自由主义深深扎根于“个人主义”，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不光是今天的，古代一样）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对的。著名的孔融让梨一直流传到今天（看看最近微博上有关这一小事件的讨论）。在我的视野里，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学者是很少的，微博上不少人标榜自己是自由派，委实是个自由做秀派。自由主义在知识界的盛行，也只是在知识界里而已。一旦这些知识界的人上台手握权柄，就立刻不会“自由主义”了。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论述，中国人行为做事，多以他人判断为标准。在这样的深层结构作用下，自由主义的确具有极大的异质性。自由主义核心人物有徐友渔、刘军宁（他在先秦诸子找自由道统，其实是徒劳的）、任剑涛等。资中筠作有《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想把古代士的节操与自由主义嫁接，我以为是有些牵强的。中国这个社会，让自由主义深深扎入人心的土壤相当贫瘠，虽然大家都在说“自由，是个好东西”。

民族主义近年来有点狂飙突进，特别是互联网刚刚开始的时候，民族主义在网上一度非常盛行。最近一两年倒是略略有些不如以前的火爆（比如骂之曰爱国脑残）。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其实缺乏价值内核。著名的民族主义作品有《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作者摩罗从自由派转场，在当时让很多人眼镜碎了一地，许纪霖则认为他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内在定力的虚无主义者）、《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C型包围》等。民族主义同样可以吸引眼球，但不像新左派那样深文周纳，是另一种老左文章的版本：情绪说话。

民粹主义，这是继民族主义式微后的另一种情绪化思潮，特别是最近一两年非常明显。民粹的价值观空心化比民族主义更甚，基本上奉行“强弱互争，弱者必然是对的。”民粹诉求极端平民主义，以“精英”为贬义词，政治上反对代议制民主，要求“大民主”，经济上要求均贫富，鼓吹道德高于法律，对从底层崛起的传奇型、道德型、魅力型的克里斯码领袖特别崇拜。民粹主义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也可以依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三大特点。在我看来，民粹是人性恐惧一面到了相当程度后的后果，是一种新型的麻醉药。微博上民粹言论，多如牛毛。

新儒家，这个其实非常搞，基本上属于乌托邦，立志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蒋庆甚至还为这个空想的国家设计了完整的一套政治体系。新儒家出过一件很有名的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郑家栋居然去做了蛇头而获刑，大大有违儒家的“修身”之说。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秋风居然转会入新儒家，着实让我的眼镜碎了一地。

本书最后还有两个附录，特别推荐看第三个部分“相关链接”。留意第286页正文倒数第三行的一句话——也许是审核编辑睡着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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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谣言

星期日, 四月 8th, 2012

这本书，和我最近刚读完的两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脏话文化史》几乎可以算成一个系列的读物，道理就在于，今天如火如荼的微博，的确涵盖了这三大方面：用户的网络自我呈现、微博场里的污言秽语，以及无法回避的：网络谣言。由于微博的转发机制，使得谣言这个东西，在这种互联网服务中，表现得异常抢眼。

我这个博客的首页右上角（不是文章单页右上角）有这样一句话：立场即真相。这句话是我的一个好友的发明，我无比同意到认为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天机——我颇为担心我这个好友发明出这句话怕是要损阳寿的。在谣言和反谣言的争斗中，每个人都似乎在关注究竟什么是真相。但遗憾的是，事实（fact）和真相（truth）其实不是一回事。事实是客观存在，而真相，说到底，是主观立场。

于是，卡普费雷在这本书中写道：“通过深入研究控制谣言的问题，我们闯入了谣言规律的核心，即从根本上进入了信仰的领域……（而）证实的标准中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也正是因为如此，“谣言的依据越是带有感情色彩，用事实作为对付它的策略越是不灵”。在客观存在和主观立场的对抗中，人们并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特别是：谣言都是非官方的，多数是所谓熟人间口耳相传的（上述那位我很担心会折寿的朋友还说过一句特经典的话：谣言的基础是人情），这就意味着，它的“可信性”更高，更何况在非官方和官方的对阵中，站队者太容易站到非官方阵营了，尤其是在这个国度——因为，“谣言，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

新浪微博的一个官方运营账号“微博小秘书”，曾经在11年1月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

小秘书提醒您，请不要发布或者转发以下内容：谣言或者不实信息、色情低俗内容以及其他违法、违规内容。谢谢！

其实小秘书太不明白谣言的传播机理了。卡普费雷写道：

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谣言，他们才去传播它，谣言才因而得以存在。并不是先有谣言，尔后有人信之；“信息”或“谣言”的标签不是在相信或不相信之前贴上去的，而是这种相信与否的结果。它是完全主观性质的价值判断。

人们一旦开始传播这个谣言，某种程度上已经主观相信了这个谣言。不要被“求证”、“求辟谣”这几个转发时带出来的字眼所迷惑——我以为，这几个字不过是转发者试图免除责任的表达——他们其实已经信了。谣言通常带有揭露秘密的性质，而这一点是如此得不可多得，故而珍贵异常。但谣言与同样很珍贵的黄金不同，后者需要储藏，前者则需要尽快使用掉。若是晚了一步，大家都知道了，再传播“秘密”就没什么意思了。故而，“传谣者推心置腹地吐露隐情，与人分享秘密，在这项交易中显得十分伟大”——我还加上一个词：显得更高人一等——“他表现出像一个掌握了珍贵知识的人，一个启示者，在谣言的接收者那里，他的形象增添了无数美妙的光辉”。对于视粉丝数十分重要的v字党而言，这种表演的机会不可多得，又怎能不牢牢抓住呢？但微博运营方对传谣的打击措施十分严厉，“求证”、“求辟谣”司空见惯便不足为奇了。

我倒是以为，做一大堆科学的调查问卷来探知民意，倒不如看看非科学的谣言。因为谣言最实在地反映了人们的立场。本书提到过一个例子。在美日宣战中，一个中国籍的教授登上了一座美国小岛进行旅游。岛上的人都怀疑他是日本间谍（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和日本人并不容易分辨）。这个怀疑迅速地被传播开来。但与之对应的是，在美日未开战之时，大量的关于日军异动、集结、备战的信息却被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道理很简单：前者人们的确知道美日在战争中，后者则是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开战。

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同意：谣言是要辟的。但正如文头所说，辟谣其实是在改变人们的立场，故而变得异常艰难。本书提到了一个实验，颇可玩味。

针对一则“麦当劳用蚯蚓做汉堡包”的谣言，实验设计者找来了一群大学生，分为四组，来进行观察。每一组都安排观看麦当劳的广告，看片中，组中有一个女大学生（实验同谋）站起来大声宣布了这个谣言，然后四组各有各的辟谣方法：

第一组，“只有谣言组”，在场的另外一个同谋提醒大家不要在看片时说话，即无辟谣。

第二组，“谣言反驳组”。在场的另外一个同谋说这是无稽之谈，蚯蚓很贵根本不可能用来做汉堡包，农业部调查证实这是谣言，然后请大家看片时不要说话：这里出现了辟谣。

第三组，“谣言加分化组”。另外一个同谋说：这算什么稀奇的事儿。我上周去**饭馆，人拿蚯蚓做了调味汁，好吃极了。好了，大家看片不要说话：这里没有辟谣，但显然有引开注意力的行为。

第四组，“谣言加重新组合组”，在看片结束后，这四组都开始做一份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对麦当劳的看法。但这一组在做问卷之前，还需要回答其它问题，比如经常光顾的麦当劳坐落何处，一年去几次，餐馆有无露天餐座。总之就是围绕麦当劳多问一些问题。

四组分别填完试卷，实验者惊讶的发现，第二组和第一组对麦当劳的好感变化程度是一样的。换而言之，单纯的辟谣看上去作用很轻微。倒是后面两组，好感变化度高于第一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不信这个谣言。三天之后，四组成员都认为谣言是无稽之谈——不过，我个人读到这里，还是很好奇这个问题：即便你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你的好感度会增加么？注意，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第三组和第四组的结果证明了社会心理学创始人阿施的一个思想：人们不会改变对一个事务的认识，而是认识的对象在变化。第三组转移了注意力，把蚯蚓转变为美味而非恶心的东西，第四组则尽可能让人们去回忆在麦当劳的美好时光从而冲淡谣言的影响。这个思想，是值得辟谣工作者深思的。

但总体说来，不传谣不信谣，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谣言便会存在一天。谣言和辟谣，在人类的主观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将永远地争斗下去。因为“公众有爱好不幸、灾祸、死亡的病态倾向”，“附和并参与谣言在心理上获得的慰藉广泛证实了人们对谣言的可信性并不是那么吹毛求疵的。获悉一个谣言能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感情获得安慰。”从这个意义出发，“谣言远不是有幻觉的人一时神经错乱的行为，而是一个警告的呼声”。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作者的一个对信息四种类型的分法，这种分法，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谣言。卡普费雷把信息拆解为“人物”和“行动”（通常新闻都会包含这两个要素）。人物被分为“被爱戴者”和“被厌恶者”，行动则分为“肯定的”和“否定的”。两两组合，成为四种类型。

被读者认为是需要爱戴的人，做了一件值得肯定的事，这算什么新闻，毫无茶余饭后的八卦必要。这几乎是一种同语反复，没有任何“价值”；

被读者认为是需要爱戴的人，做了一件被视为不端的事，这个是一个大大的意外。这种不平衡命题，使得读者大吃一惊，并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说，韩寒代笔，是典型的这类信息。

第三类信息，一个反面人物居然做了一件好事，这也是不平衡命题。但这种不平衡让人们难以忍受，认识上出现不协调，心理上无法慰藉自己。于是添油加醋的动机论、阴谋论会在传播过程中被置放进去：一个罪犯救了一个出车祸的人？哼哼，他大概本来是想趁乱行窃的，结果很多人都到了，他立刻改为施救。

最后一类，否定到否定。一个反面人物做了一件坏事。这十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加强了自身的偏见，最重要的是：证明了自己“我早就和你说过了吧？”之类的先见之明。对于一个一向对韩寒不感冒的人而言，韩寒代笔是最值得传播一下的。

好了，请读者自行把“政府”、“公司”代入到这些信息类型中，你就会立刻明白，微博上扑之不尽的谣言，就为啥扑之不尽呢？

闲言碎语，无需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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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脏话文化史

星期日, 三月 25th, 2012

最近关于一个电视路边采访的视频很火，对于油价涨价的看法，被采访者只有两句话：我可以说脏话吗？不能？那我就无话可说了。新浪微博还以极高的效率找到了这个被采访者，并迅速加V，号召大家去围观。截止到我写这篇东西，这位大学生的账号下已经聚集了7000粉丝，看来大家对油价都有一种说脏话的冲动啊，呵呵

这本题为《脏话文化史》的书籍其实是一本很严谨的学术书，诚然，作者露丝韦津利的笔调也是很幽默的。按照作者的观点，脏话体现出三个动机：清涤作用（catharsis）、侵略性（aggression）和社交关联（social connection）。清涤作用其实是一种情绪发泄，比如你踢倒了自己的脚趾，轻呼一声“oh，shit！”。戈夫曼则称之为“泛滥而出”（flooding out）——在这一刻，人们可能出于失控的状态而忘却表演（比如保持某种形象）。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社会化越好的人（自制力越强）越有可能压制住这句“shit”，这个和“面子”有关。“在公开的社交场合，你可能就必须放弃一个简短有力情绪字眼所能获致的情绪抒发，如果你的社会自我认为这种抒发有碍面子的话”。——但，也有可能例外，ta依然说出了“shit”，这却是为何？

这大概就属于一种社交关联了（韦津利认为，男性的咒骂和女性的哭泣，都有社交意）。这位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人士突然蹦出了一个脏字，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他的不拘小节和性格豪爽，如果是个女性，则体现出某种女权主义色彩。Holmes等研究者曾经提到过这样一句话：社交咒骂非常能够消除阶级差异。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微博上一些从v字认证上来看算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却满嘴脏话的态势。在那个“傻逼”书写出来之时，瞬间把言语者从精英阶层的高位上拉下，变得和普罗大众一般无二了——而言语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故而，脏话也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那些大v们的“傻逼”，与其说是一种带有侵略性的咒骂，不如说是一种社交式的表演。

书中提到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论证了咒骂在社交关联上的作用。八个人组成了一支队伍去野外考察（可以想象的是，野外这个情景很容易让人吐出脏字来），但这个八个人中有三个被公认为不说脏话。在考察期间，这支队伍由于某种需要被分为两组，三个不说脏话的人和另外一个人组成了一队，四个说脏话的人组成了一队。研究发现，后者的脏话频率明显提高，不仅大大超过了前者的频率，还超过了八人同组时的频率。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不说脏话的人在团队中会影响到他人；其二、当团队中没有不说脏话的人时，人们需要大量的脏话。这些脏话当然包括自我发泄式的清涤，和社交关联。韦津利不无幽默地写道：咒骂活动的增加加强了团结感，显然弥补了团队成员半数不在的缺憾。也许他们直觉知道自己必须咒骂得更卖力，才能弥补人数的不足。

很明显，今天网路上的脏话是越来越多了。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脏话过多可能是一种病态，称为妥瑞症（Tourette Syndrome，TS），这是一种罕见、费解的精神失调疾病，患者典型会有无法控制的肌肉抽搐、脸部痉挛、发出怪声、重复动作，强迫性的碰触和无法控制的诅咒，后者又称为秽语癖。但很显然，脏话那么多，怕不是妥瑞症患者过多吧。

韦津利论证说“如果某一个字要能使人震惊，就必须保持该字的禁忌”。换而言之，在一个不能接受脏字的时代，脏字所代表出来的，无论是清涤还是侵略抑或社交，其力量巨大惊人。但到了今天，脏字已经变成了四处可见的东西之时，“麻木”效果出现了——Fuck广为流传的时候，到头来也因之减弱了它的力道。换而言之，如今要好几个干才能达到一个干在十年前能达到的效果，“愈来愈干不动的干”，哈哈

我们或许的确可以发现一些迹象以作作证。我在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咒骂时一般喜欢问候别人的老妈，或者企图做别人的干爹，但即使是在说“操你妈的”（其实这是一个五字词），最后一个字通常不会吐露。研究者Jay认为，“这个词冒犯的范围包括性、社会和家庭。一个侮辱词能做到这样，说者夫复何求”。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屄（逼）这个字在当时，的确是一种禁忌，操你妈的逼比操你妈的，事实上侵略性更强。不过，由于操你妈的实在太过普及了，这四个字慢慢失去了那种魔力，于是乎逼这个字，已经在网络上大行其道，比如傻逼，比如苦逼，比如穷逼，比如二逼。但逼这个字，和操、干又有所不同，从脏字角度说，韦津利认为逼之所以能保持如此恶毒，有可能因为它的用途主要限于名词，个中有着“我多样化故我失去恶毒性”的原则在默默运作。

不过，有些自我认同为“受过良好教育”或者“感到脏话连篇有失面子”的人（比如我）还是很少口吐脏字的，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我必须承认，在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当手握方向盘时，我的脏字不会比任何一个人少——一些委婉语帮助他们进行了脏话的表达。举例来说，SB、傻*就是傻逼的委婉语。对于言语者来说，SB和傻逼有着完全不同的能指，虽然所指都是差不多的，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词的意指不尽相同。而一位朋友曾告知我：喵了个咪，其实就是某句脏话的翻版，顶你个肺亦有此功效——果不其然。

但咒骂其实颇为类似祈祷。正如一个老兵所言，战场上，一半的人会祈祷，另外一半，则选择咒骂。极端渎神，和极端敬神，在战场这个极端地，诡异地形成了共通。

最后要说一句，难为这本书的译者了，把各种各样的英语脏话，一一对应译成了中文，还真他妈的挺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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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星期六, 三月 17th, 2012

曾经有一位朋友，由于家庭的一些问题，算是来“请教”于我。我告诉她，任何一个人都有前台后台。所谓前台，给别人看的，所谓后台，则是自己实际的状况。谈恋爱时，双方都在向对方表露前台，可一旦结婚，各自后台彰显无遗，于是便产生了一些矛盾。故而，婚姻中也不可不做一些“前台表演”。不过，我没有告诉她的是，其实“舞台设置”早就已经完毕。比如，一个男人婚后极其喜欢睡懒觉，女方多有不满。如果一开始就允许，这便很难改了。无它，“睡懒觉”已经是婚姻舞台上设置好的情景，而已非表演。之所以没告诉她，因为看上去这个调调有些悲观，还是不说为好。

所谓前台、后台、表演、舞台设置，皆出于戈夫曼的这本名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这本书思辨性极强，但戈夫曼这套拟剧理论却很实用。所谓“人生如戏”，除却比喻成一场空之外，这四个字怕也是实情：我们个个都在表演。而真正的演员，之所以情感生活多有波折之外，我个人推想的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双方彼此已经搞不清哪个是舞台上的表演，还是生活中的表演了。

不过，这篇读书心得，想着重谈谈这个话题：微博中的自我呈现。

我从中大心理学老师程乐华那里学来两个名词，其一为“补充自我”，其二为“补偿自我”。补充自我通常指的是网络上那个ID我承认就是我自己（比如微博上的认证v字用户），补偿自我则通常并不承认（或者不进行承认的动作）。补充自我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其实我基本上只记得“床前明月光”这样的句子了，但我想让大家都认为我熟读唐诗三百首，于是便动不动借助百度在网上复制几句——以显示我的渊博。而补偿自我早几年的时候常见的情况是同性恋群体，他们在网上肆意言论，但有鉴于种种原因，他们并不会向公众显示出这个ID和他们自己有任何关系——之所以用早几年，是因为这两年似乎情况有所变化，呵呵。

补充自我一般是实名网络，而补偿自我则可能遍行匿名网络。而微博，作为实名匿名的混杂体（这里所谓的匿名包括后台实名前台匿名），着实是补充自我和补偿自我的混杂体。而如果要谈“微博中的自我呈现”，就必须从这两种自我入手。匿名的补偿自我很难研究（人不告诉你有啥办法），但实名的补充自我，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我这里举例说明。这个例子发生的时间已经很古老了，想必不会涉及商业秘密之类。

2010年4月，新浪微博发起了一个带绿丝带的活动，参加者会在自己的微博名字边上多一个绿丝带的符号，以表示ta对青海玉树受灾群众的哀悼之心。有鉴于我学院和新浪数据部门有业务合作关系，故而我讨要了一点数据。截止到某个日子，在活动发起日到该日有登陆的用户中，v字认证用户有51%悬挂了绿丝带，非v用户的比例只有20.5%，而粉丝数排名前2000的大v，比例上升到57%。—— 这些数据不是抽样所得，而是全样。

这个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在微博中的自我呈现：补充自我的v字用户更愿意让别人知道ta是有爱心的，而非v用户，补充自我的情况少些，故而比例急剧下降。我们显然不能说：v字用户比非v用户更有爱心，也不能说v字用户比非v用户更关心新闻（2010年4月的青海玉树地震举国皆知），我们只能有这样的结论：v字用户更愿意“表演”爱心的存在（注意，我没说他们没爱心）。

博客本身也有一定的装饰性，但博客与微博相比，后者更有“生活性”，因为一个用户可能在微博上说“我今早吃了五个生煎包子，真好吃啊”而不会在博客上说类似的话。微博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v字用户（如果ta是heavy user的话）的日常生活，但请记住，是ta的补充自我，而不是ta自己。

但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相比，微博上显得更从容一些。戈夫曼认为“表演所建立的现实印象是娇嫩而脆弱的，任何细微的失误都有可能将其摧毁”，比如一个医生在病人面前的慌张模样，会导致该名医生的水平在病人心中地位的急剧下降。我们的人性化自我与社会化自我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需要精于表演的人才能做到。不妨大胆地推论一步，一个老医生之所以会被认为医术高明，与这点是离不开的：ta实在是表演时间够久，以至于填补了那种差异。在《白鹿原》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乡村医生冷先生的描述：

人们发现他比老冷先生更冷。他不多说话倒不怠慢焦急如焚的患者。他永远镇定自若成竹在胸，看好病是这幅模样，看不好也是这幅模样，看死了人仍是这幅模样，他给任何患者以及比患者更焦虑急迫的家属的印象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看好看好了病那是因为他的医术超群此病不在话下因而不值得夸张称颂，看不好病或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而不是冷先生医术平庸，那副模样使患者和家属坚信即使再换一百个医生即使药王转世也是莫可奈何。

但微博的表演无需“即时”反馈，表演者有足够的时间来回应，甚至选择不回应。遣词造句也可以斟酌再三。正如我前文所说，还可以借助一些工具以弥补自己的记忆力不佳。不过，正如日常生活中出现“反常”会遭到更多的关注一样，微博上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常，例如一个功成名就的投资人突然声称他要私奔了。

但微博的自我呈现，有时候则会引起部分人群的不满，这一点和日常生活的表演有些不同。通常，后者发生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面对的是少数人，表演者只需要“讨好”小部分人即可。但微博是一个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表演者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在众口难调的情况下，表演者只能尽力去讨好ta想讨好的人，或者说，抱群现象更严重。故而，我个人的假设是，别看微博是一个公共空间，至少对于大v来说，是有群体极化的特征的。

微博同样是一个舞台设置，一些情景（context）已经固化。从这点出发，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舞台设置是不同的，故而前者更呈现出一种新闻性的特征。社会网络学者罗家德教授最近在一段短视频说，他希望微博能够真正形成社会化群体、弱关系（群体极化是一种强关系），但我以为，他恐怕要失望了。新浪微博的舞台设置（这种设置也是长期运营方和用户互动的结果），注定了新浪微博是一种社会化媒体而非社会化网络，重信息而轻关系。戈夫曼提到过“伪关系”，事实上，任何一种靠媒介勾结起来的关系，都是“伪关系”（pseudo-gemeinschaft）：表演者与观众（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互相关注，真的就是关系确立了么？呵呵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论证过程其实是不够强有力的，因为戈夫曼自始自终没有拿过一个什么具体的人来做分析——更多的是引用小说之类。也不奇怪，我们都能认同表演的拟剧理论，但如果挑出一个人来——比如说，韩寒——说他在日常生活中有表演成分，实在是有些得罪人，呵呵。我倒是很想狗尾续貂，写上一本《微博中的自我呈现》，但要拿什么人来做具体例子，这个人就会说：你是我肚里蛔虫？你咋知道我在表演？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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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闻的力量

星期五, 三月 9th, 2012

在展开我的读书体会前，先容我再吐槽两句（用个再字，表示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吐槽），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相当老的书，出版于1995年，但这本书的中文版却是很新的书，出版于2011年。至少在翻译这个环节上，出版社担当着一个相当不光彩的角色：由于版权金的谈判而导致拖延时日——我并不是说这本书的翻译是由于版权金造成的，但就我所知，很多书都是因为这一点没有办法翻译。很多书的作者我以为，是一点不介意ta的作品被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的，只可惜这个事，不是ta能决定的。

吐槽完毕，进入正文。

传播学里关于媒体的效果，大致有三段历史：从完全效果论到有限效果论到强效果论。搞成通俗的说法就是：媒体具有完全的影响受众的能力、媒体不具有这个能力、媒体还是具有这个能力的但只是很强大并非完全的。任何一个学过传播学的，都知道这么段历史。但很有趣的一点是，许多搞新闻的，其实潜意识里都有“完全效果论”的影子。比如这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无以伦比的高度上，自认为自己一担道义一写妙文，大众便立刻被影响。不过，这话虽然不中听，但还是要说一说：你没那么强。

我一直认为，新闻学是一种精英主义教育，它的目标是要打造出一批高于大众的人，来引领大众。于是，在新闻实践中，我大致以为，有三种立场：描述性、解释性和规范性。描述性立场就是有闻则录，追求的目标是还原真相。解释性则需要从业者去解释这个事件的成因和来龙去脉。规范性则更进一步，要成为某种规范的推动助力。舆论道德审判就是典型的规范性立场。这三种论调，各有各的道理，争吵许久，也无定论。

本书的作者，曾写过《广告：艰难的说服》的迈克尔舒德森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虽然从头到尾，他一字未提效果论，但我以为他在反复证明新闻的强效果论），他认为：新闻是一种文化。他这么写道：“报纸参与了我们置身其中的精神世界的建构，而不是与我们有关‘真实世界’的复制”——这句话有两个point：其一是参与，并未说决定，故而不是完全效果论；其二是精神世界的建构。“报纸是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提供了一种社区认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关于一场战争，双方的报道肯定是不同的。这让我想起了读书时教授所举的例子：一场游行，A报可以去游行开始时拍一张照片，人山人海；B报则去游行快结束时拍一张照片，零零落落。反映的都是事实，但立场显然不同，构建的精神世界也全然不同。教授这个例子，让我觉悟到事实（fact）和真相（truth）并不一致，但舒德森则更进一步地启发我：这全然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所打造的不同的精神世界的建构，简单说，不同的文化。“新闻不是虚构的，但却是因袭的。惯例使得讯息更为阅读”。什么是惯例？惯例哪里来？

在人际传播为主的时代（大众媒体未出现），“个人的控制是家庭、邻里与传统社会的特征”，我们的传播并无中介（作者可能没怎么仔细研究过伊尼斯的著作，不过无伤大雅），但进入大众媒介为核心的大众传播时代之后，媒介出现了。“人们可能是联系在一起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种由市场、‘消费社区’与大众媒体带来的抽象关系”。大众传媒取代了个人的控制，而在大众传媒中，记者显然是最主要的人群。记者作为一个群体，成为“无冕之王”。他们说的话写的字，大众未必全然信服，但这一点效果是摆在那里的：大众靠他们及他们的媒体，勾连在了一起，形成社区（地区、民族、国家）文化。

那么，大众媒体的强效果除了做到“勾连”、“文化认同”以外（长期效果），它就没什么其它影响力么？比如政治说服（短期效果）？舒德森是这么看的：“媒体的政治影响力更在于它能够说服领导者相信大众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而不是它改变人们想法的能力”——精英主义教育出来的精英，自然更容易和政治精英对话和沟通。他们有相同的思维逻辑，使用相同的语言惯习。舒德森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证明了里根作为“一个伟大的沟通者”其实是一个泡沫。“里根更加成功地操纵了国会意志而非公众意志，但是通过议员们相信公众一般都是被电视调动起来的来实现操纵的”。在这里，我诡异地读到两个世界的存在，读到了这么一句看似是车轱辘话但其实不然的论点：媒体，影响的，只是容易被影响到的人。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说，越受教育，越容易被影响呢？也许这个看法有很多人不认同：越受教育，越容易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嘛。

我不得不稍微扯开去说一点我对于“洗脑”的看法。很多人以为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被洗脑——这个我同意，但我也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未必就不容易被洗脑。洗脑的低层次是某一个论点的洗脑，比如成天和你说上古一切都是好的。但比较高层次的，是思维逻辑的洗脑，世界观价值观的洗脑。比如：凡事都要多动动脑筋，多问问为什么（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我对洗脑二字并不持贬义态度，只是一种中性描述）。思维逻辑的相近，才会有“人以群分”。研究生和研究生之间，总是比研究生和高中生之间，更容易对话，因为他们大致都或多或少学习过这样一门高阶洗脑课程：方法论。

单向传播的大众媒体，是很容易只看到“精英的声音”。但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UGC兴起后舒德森对互联网的看法。如果说大众媒介是一个勾连的中心的话，那么，UGC网络平台呢？Facebook？Twitter？本书成书太早，舒德森不可能论述什么。且容我推论几句，可能不成熟，抛砖引玉吧。

UGC的网络平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个精英与草根共舞的平台。但同样也可以肯定的是，这依然是一个精英为主（不过不全是精英）的舆论平台。还是那句话：话语散落在江湖，但话语权依然在庙堂。这是一个看似“大集市”实则“大教堂”的模式（大集市大教堂均语出方兴东博士）。今天出了一个由张志安领衔的“微博意见领袖报告”，可以去看一看大V们都是些什么人。张志安简单地概括为：一个四十左右的男性的学者或商人。这已经反映出一点：看似话语权平等的UGC平台，其实依然是现实生活的翻版。

行文至此，好像说精英就是意见领袖，影响力巨大嘛。但这里其实还是存在有其它的环节，换而言之，意见领袖是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有没有说服式的传播力，还是要再谨慎研究一下。即舒德森所谓的“传递（carry on）和告知（inform）公共讨论上的有效性”。媒体（或者大V）寻求的是市场，而不是一个联合或一个共享。在很多热闹的社会事件中，意见领袖话语下那些“顶”、“支持”代表了ta的确起到鼓动作用了吗？粉丝们看似坚定的支持真的是坚定支持么？好吧，我只好说：天知道。

这本书偏重于美国新闻史，对于不了解美国历史和新闻史的人来说（比如我），读起来有些困难。不过，也有好处的是，会知道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有时候总在想，那些动辄以美国为标准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在舒德森这样严肃批判美国的学者眼里，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不过，这不代表我不同意以美国为师。毕竟，美国今天的不足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不足，美国很多现行的东西，就是solution。

这篇读书心得，其实围绕的不是这本书的重点。原因嘛，就是我对新闻这一块一直兴趣并不很大。我感兴趣的是新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新闻本身。至于新闻是怎么捣鼓出来的，除非说到这一过程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了，我才会看上两眼。不过，。正如舒德森所说：

“绝大多数对媒体忧心忡忡并预言其有害的评论家忽视了这些和其他的重要事实。他们没有立足于社会的土壤，而是脱离社会语境去审视媒体，将它们描述成一门与世隔绝的技术，而非具有穿透力的社会实践，还常常不合理地要求媒体的水龙头里流淌出‘艺术’或‘真实’”。

最后推荐两本费斯克的作品，既然新闻是文化，了解一下大众文化也是有必要的。法兰克福学派敌视大众文化的论著已经很有名了，这两本，估摸着很多人并不知道。读书不可偏食，看看相悖于法兰克福论调的英国大众文化研究学派的论著，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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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魔咒：读《十亿美金的教训》

星期一, 二月 20th, 2012

虽然托尔斯泰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至少对于商业组织来说，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大部分失败的公司都是相似的，而成功的公司各有各的原因。道理无它，每个成功的公司的历史上，都会出现几个非常关键的偶然点，而这些偶然点，主事人的选择和判断，老实讲一句，不无运气成分。而运气这两个字，怎么复制呢？

所以看看失败案例，避免前车之鉴，还是有意义的。林军的这本《十亿美金的教训》，颇有点象吴晓波的《大败局》，不过聚焦于中国互联网圈里的十个失败案例：51.com、3721、ITAT、PPG、分众、港湾、联想FM365、联众、盛大盒子、8848。按照林氏的说法，这十个案例，本来都有可能成为市值十亿美金的公司，但林军虽然给这十个案例都提供了一个“一句话小结”的失败教训，但在我看来，其实都差不多：钱惹出来的祸。

大概没有一个行业对风险投资那么饥渴了，究其根本原因，数字经济——无论你做什么——都是追求规模的。因为公司本质上是建立在注意力之上的。虽然有所谓“长尾理论”、“丰裕理论”，但到底有一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稀缺：信息消费者的时间。这一秒TA在关注A网页，就很难再同时关注B网页。

风险投资能够帮助创业项目迅速扩大规模，而这一点几乎成了大多数创业项目的生死之线。互联网的创业项目，很少是今天开张明天就来钱的（团购这个业态例外，它第一天就可能会有现金流，这也是2011年那么多资金蜂拥到团购业里的原因）。既然没有产出，又要快速做大规模，那么，除了项目创始人自己有钱以外，就只有一条路了：风险投资。

有钱不仅可以扩大规模，还可以做到狙击竞争者的作用。在团购业里，有所谓1亿元的门槛，但其实团购网站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这一亿门槛，就是用巨大而集中的资金，在短期内投放各种广告，迅速占领用户的意识占有率——在用户打算团购的那一刹那，TA想到的是A网站而不是B网站。视频行业里也用巨资来争夺作品的播放权，从而让不够有钱的公司迅速出局。中国的微博业，先发者饭否、叽歪、嘀咕等，均不够有钱，被后来者新浪腾讯之类迅速超越。有钱就意味着可以雇佣更多的运营人员，也能吸引到足够多的明星名人捧场。虽然不能说有钱是唯一的原因，但要说有钱是原因之一，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对于创业者而言，把公司做大做强日进斗金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但风险投资人并不见得是这样的考虑。风险投资的玩法大致是这样的：投十个项目，其实完全明白会有7-8个项目失败，所倚仗的，无非是那2-3个项目的成功罢了。而那2-3个项目的成功能够覆盖住7-8个项目的失败且有巨大盈余，唯一的答案就是：这2-3个项目不是一年回报30%、50%那么可怜兮兮的收益率，必须有几倍的回报才够本。本世纪初南非MIH集团在中国投了5-6个项目，几乎全部颗粒无收的失败，但那个唯一的成功的项目就全部冲抵了损失还赚得盆丰钵满，那个项目就是：腾讯的QQ——这是一个相当经典的案例。

风险投资人其实并不关心你的项目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几乎没有一个项目靠自己赚钱就能赚来个一年几倍乃至十数倍的回报。他们更关心的是，我100万投入了这个项目，会不会有愿意出价500万的买家接盘？风险投资这个行当，概念太重要了，如果缺少概念，哪里会有接盘者。于是乎，今天你还能看到门户、RSS烧制、博客之类过时概念的创业项目获得投资么？很多行业里并不存在“过时概念”，但数字经济里，的确存在。

风险投资的这种心态，注定了会导致一些本来挺有希望的项目被拔苗助长，大干快上突击规模之后迅速失败。数字经济行内风行一种名为对赌协议的做法，电商行业里就很常见。这里所谓的对赌，就是设定一个规模上的目标（通常不是利润目标，而是销售额），达到目标会得到某种奖励，没有达到要受到某种惩罚乃至创始人出局。

本书提到了PPG这个案子。在具体手法上，PPG创始人利用广告洗钱的传闻其实并无太靠谱的证据，但为了迎合风险投资人的规模要求，拼命扩张，是显而易见的。而PPG的后来者，凡客，最近也碰到了不少的麻烦。创始人陈年公开承认，步子太快，商品品类搞得太多（甚至有凡客牌拖把）。商品品类搞那么多干吗呢？还是为了销售额的规模。

林军在本书中所提及的十个案例，细看之下，你会发现，几乎全部是输给了自己（唯一的例外是港湾其实是被华为进攻而死，但导致华为出手的原因，还是在于港湾为了寻求利益增长点突击到了华为的既有地盘）。钱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呢？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盲目扩大战线。所谓扩张，人员增加倒是其次，而是战线的拉长。这方面，盛大盒子、联想365都是很好的例子。战线一旦拉长，想要获胜，就必须保证每个环节不出纰漏，而反过来，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却很常见。为了扩大规模去拉长战线，管理运营又无法迅速跟进，团队管理失去章法，最终全盘皆输，没什么夸张的。

这十个案例或多或少都有拉长战线的影子。我总结下来，就是这么根链条：

项目不错—>风险投资（或者其它什么热钱）进入—>要求扩大规模—>战线拉长—>管理运营失控—>包括投资人、创始人在内的董事会吵架—>项目失败

从这么一个链条里，我们可以发现，失败的要害其实在于管理运营能力。钱这个东西，多多益善是有条件的：你有这份管理运营能力么？林军写道：“创业英雄与商业领袖的最关键区别之一就是领导力的区别。而当创始人缺乏对自我的约束，缺乏对团队的包容，以及自我决断出现重大失误的时候，创业英雄们往往就变成了莽夫，这个时候自然会出现众叛亲离的局面。”这十个项目的主事者个个都是英雄式的优秀人物，但英雄走不到领袖那一步，所缺的，不正是那份管理能力么？

最后推荐几本相关的书籍：

《IT大败局》

《沸腾十五年》

《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

《网络江湖三十六计》

《浪潮之癫》

——刊发于《网络传播》2012年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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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分子的盛行：读《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

星期四, 十二月 29th, 2011

在哈耶克的语境里，其实“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差不多。在《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一文中，他把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而他又能够获得习惯于在那些等着他发言的人们之先熟知新观念。他这样写道：“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请注意，哈耶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样一点：他们对传播技巧的掌握远胜于他们对他们正在传播的内容的掌握。

去世于1992年的哈耶克，并没有看到数字时代的兴盛。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也并非主流的看法。他所谓的“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倒颇有些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意思。而对于这个人群的批判和质疑，最有力的，大概就是波斯纳和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了。

究竟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可谓众说纷纭。国内南方人物周刊在2004年评选过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名单，按照这个名单的配文，该媒体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波斯纳在本书中的看法，没有那么多褒义性的“价值判断”，但就事实判断而言，其实大致差不多：“知识分子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或者其写作对象至少比仅仅是学术人员或专业读者更为广泛”。不过，波斯纳也不无挖苦地写道：由于公共知识分子传播的是观点，而不是新闻，因此，他倾向于提出极端的主张，否则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注意。

在波斯纳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已经变成任由学术专家支配了，这些专家不时冒险翻过专业领域的墙头，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战场——一个尚未学术化的战场——挥剑搏击”。而通常这种越过是失败的：“他们常常非常真诚、自信地说出一些蠢话，做出种种一再落空的预言”。

曾几何时，公共知识分子是一顶知识分子圈中的桂冠，是知识分子获得社会最广泛认同的标志。但很明显，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正在迅速的贬值——至少不是社会最广泛认同了。在中国，“公知”这个词兴起于本世纪初，不到十年，这个词已经不那么神圣，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波斯纳把这个“衰落”部分归因为知识的专门化。“专门化在拓展知识深度的同时，也导致了思想的狭隘。知识的任务被打碎了，细化成越来越小的构成部分，知识工人就如同工厂工人一样，通过集中、重复地运用狭窄范围所限定的任务，而实现精通和熟练”。术业有专攻但不知其它的学者，是很难承担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职责的，但是，公众和媒体需要的角色，于是乎，贬值在所难免。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以及法官，波斯纳当然不会轻言“衰落”二字，他收集了美国60年代以来546位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们的作品以及媒介对他们的提及（一般都是印刷媒介），并进行细致的研究。不过，他忽略了一个部分，那就是“网络”。如果他把自己的视线投向网络的话，那么，大概就不是“衰落”二字而是该用“堕落”二字了。

我姑且把很多人称之为“知道分子”吧，他们借用互联网，可以很轻易地获得一些“名人警句”，并通过UGC媒体（用户产生内容，比如BBS、博客、微博），再次很轻易地发布。比如说，时下对民国时代的一些美好描述。

我个人几乎看过所有谢泳先生的书，这位专门研究民国知识分子（比如储安平）的学者的确打开了我的一个视野。但如果就这些出发，就觉得民国时代四处洋溢着美好，那可就错大发了。很不幸，微博上荡漾着这种气氛，似乎一谈及民国，那就是好的。我甚是怀疑那些传播着民国段子的人，有没有至少象我这样，还算通读了一些书，我更是怀疑传播这些民国段子的人，有没有仔细考证过一些细节，毕竟这些段子里不无历史的谬误。

有必要说一说微博这个玩意儿了。事实上，波斯纳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媒介提供的其实不是信息产品，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大众文化式的符号产品。“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想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那些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国际问题，进而自己得出一个比较可信可靠的答案。他们需要的是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甚至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能满足自己直觉和情绪的判断”。微博，显然是迄今为止最能满足这一点的媒介产品。

我从来不认为140个字能真正说清什么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北京打的难（我自己就深受其苦），环球时报胡锡进认为提高出租价格可以缓解，微博女皇姚晨则认为是降低份子钱是个办法。后者的言论引发包括韩寒父亲在内的赞同。但我个人好奇的是，上海出租份子钱应该不会比北京低，为啥就不像北京那般打的难呢？我归因为北京实在太堵，导致出租效率不高。一台车一天拉十次活和一天拉二十次活，自然后者所在城市打的更容易一些：它能满足20次需求。但我不是城市规划专家，北京是不是规划得那么差，一来我说不出个一二，二来，也绝不是140个字能说明白的。即便是北京一台出租一天究竟能拉几个活，也得经过仔细考证不是。

这年头要在微博上扮演一个学富五车经常说点格言的人实在太容易了：百度一下即可。而在微博上，对社会事件不发表点自己的看法，也是无法满足众多粉丝们期待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几近于“同步性”，使得发表看法者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真正理解那些事件（光是了解都是不够的），微博140个字的载体又不允许TA来个长篇大论。于是，有论者所说的“传播的是价值观而不是事实”，诚如斯言。

每一起足够吸引眼球的社会事件，都有着它即便谈不上深刻但也可以说是复杂的背景。社会事件需要公众的关注，但不是仅仅喊上几句口号式的格言。而且，社会事件更需要足够深度的解读，但这一点，某种意义上很难。中国整体的舆论生态在这里就变得诡异起来：能够支持长篇大论的媒体们做不到，短小但远谈不上精干的微博却在那里充斥着情绪言论。但正如波斯纳所言，一个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探讨社会事件时，最要不得的，就是自己的情绪。浙大的吴飞教授最近做了一个题为“微博改变中国？”的讲座，加上了一个问号以示可探讨。但在我看来，即便承认会改变，究竟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都存疑。且不论那些口号的大而化之，单是那种对持异见者便要公布他们的私人电话号码乃至咬牙切齿地要定点摘除，，实在让人齿冷。

客观上讲，微博的确是一个“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但要上升到哈贝马斯笔下的那种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望微博自身，批量生产出一堆“公共知识分子”来 “改变中国”，痴人说梦罢了。而波斯纳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更可能是协同偏见，而非驱散偏见”，可以让我们冷静再冷静，警惕那些操纵“正义”、“人权”、“信仰”、“启蒙”、“爱心”诸如此类的大词制造者，这些大词在今天，就象 “革命”、“斗争”、“阶级”在过去那个年代那般本就立于不败之地。

附上几本推荐的相关书籍：

刊发于2011年最后一期《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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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网众传播》 —— 从信息爆炸到传播力爆炸

星期六, 十月 8th, 2011

按照CNNIC对网民的定义：6周岁以上半年内上过一次网的中国公民。张三和李四都是网民。只不过二人网络上的行为很有些差异：张三经常逛逛门户看看新闻，有时候也会去视频网站看点电视剧，仅此而已。而李四，则喜欢出没于微博、SNS、BBS之中，也会使用各种IM（即时通讯工具），到处和他人交流。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是：张三是用鼠标的（只看不写这个就够了），而李四是用键盘的（因为他需要打字）。

毫无疑问的，他们都是网民。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是有区别的。我们很难用“活跃与否”来对他们做区隔：事实上，张三也是个天天要上网的人。他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清华传播学博士，现任教于北师大的何威在他的《网众传播》中回答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类似张三的这类基本以信息单向接受为主的，是为“大众”，而李四这样的，则可称为“网络化用户”，众多李四则构成了一个群体：网众。何博士对“网络化用户”的定义如下：

当今社会中那些积极的媒介使用者，他们以跨越各种媒介形态的信息传播技术（ICT）为中介，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相互联结，构成融合信息网络与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网络化用户则成为该网络的节点（node）。

在本书第18页，何威以一张表格的形式，罗列了“网众”、“大众”、“受众社群”的各自特征和差异；而在第21页，同样用一张表格，罗列了“网众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特点和差异。这里不再赘述。

此书脱胎于何氏的博士论文，故而有极强的学术风格。由于“网众”一词，属于作者的原创，而对于学术而言，一个名词概念的新创立，需要进行相当严谨的文献回顾、维度分列和操作化定义描述，绝非信手拈来。这本书起手几章都是在建立这个新概念的“合法性”（legitimacy），这是学术规范，不过，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论证一个严肃概念是否成立的重要性，远不如这个概念到底有什么用？

早期的互联网有一句名言：“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因为在门户统治互联网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这依然是一个“大众传播”的路径：经过一个井然有序的组织体系和精心打造的内容生产，向不知名的受众进行传播。唯一的差别是，传统媒体的介质是“原子”，而数字媒体的介质是“比特”。

Web2.0诞生后，受众开始向“网众”转变，第一步是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也就是用户贡献内容。标志性的应用就是“博客”。博客全盛时代，中国号称有一亿之巨，无数的网民在互联网上成为内容生产者。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信息爆炸产生于web2.0，也正是因为如此，搜索引擎开始替代门户成为网络的统治力量，因为互联网上的内容，实在太多了（这里还有一个因素是建站变得越来越容易，个人建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个因素其实和个人开个博客，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按照何威对“网众”的定义，网众不仅仅贡献内容，虽然这是行为之一且比例不低。网络化用户的重要特征在于他们在互联网上通过互相联结编织了一个数字社交网络。在中国，这一步是QQ开启的（事实上比web2.0早，但这个社交网络相对属于私密的），当今则是微博；而在国外，既电子邮件广泛应用之后，现下是Facebook、Twitter为代表的SNS大行其道。在微博中，有一个功能名为“转发”，在SNS中，则称为“分享”。单纯的使用转发或分享，严格说来，算不上什么“贡献内容”，但这种行为显然有着异乎寻常的后果。

对应“信息爆炸”，我把它称为“传播力爆炸”。在中国，以微博为代表的“转发”按钮，弥补了博客相对呈现信息孤岛的缺陷，开启了一个真正的传播爆炸时代，而信息爆炸加上传播力爆炸，便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因为QQ或email所形成的社交网络，并非公共空间，也无法形成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

微博上的诸多社会事件，已经彰显出网众的力量。互联网越来越成其为一个真正的社会而非现实社会的虚拟投射。于是，新闻传播学的大众也好受众也好，这些概念已经无法完全覆盖网络用户的特点，倒是社会学“行动者”（actor）的概念，颇为适合。

问题在于，网众——或者说，网络社会上的行动者——他们的力量，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先来看内容生产。安德鲁基恩在他的《网民的狂欢》中写道：

很多业余者…发布各种各样的东西：漫无边际的政治评论，不得体的家庭录像，令人尴尬的业余音乐，隐晦难懂的诗词评论散文和小说。

在他看来，这些内容“毫无价值可言”。

再来看传播力。有论者认为，微博有极强的纠错机制，经常援引的一个例子是微博上谣传“金庸死了”但在几个小时内就被证伪。但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在微博上简单事实是容易就被纠正，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可能在微博上“指鹿为马”。然而，有太多复杂的事实，显而易见，纠错并非“转发”就可以办到的。

国内传播学著名学者张国良教授在奥尔波特的流言公式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他认为，流言速率=事件重要性×状况模糊性×技术先进性÷权威公信力÷公民判断力。我深以为然。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先进与否和流言速率成正比，而公民判断力则是遏制流言传播的两大动力之一。网众的产生，意味着普通人具有内容的创造力和传播力——这只能说明技术够先进，但却并不等同于公民判断力在提升。而这一点，其实和严谨的教育体系有关。

不过，克莱舍基则对“业余者”大加赞叹，在他的《未来是湿的》一书中，大规模业余化是“社会性困境的解决之道”。流言并非谣言，流言传播得越快越广，越有可能被证实或被证伪。维基百科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这个在我看来是互联网上最伟大的产物，已经成为了人类智慧王冠上一颗闪闪发亮的明珠，群体智慧在它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网众的力量究竟对文明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或者说，公共空间能否演变成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以回答。本书作者也用了将近十页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他问道：

相比权威不容置疑、个人选择匮乏、信息更为同质、交互成本更高的时代，难道一个有着纷繁信息、更多选择，并提供了挑战权威、人际交互、信息过滤的有力工具的时代，反而让个人变得更加无所适从、更加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确实更无所适从，更不知道需要什么，那么究竟是人们身处的信息环境、使用的媒介技术出了问题，还是作为行为主体的‘我’尚不具备足够的能力素质来担当责任，做出选择？

时代的的确确是“进步”了，相对于过往闭塞社会，今天的文明更加开放。但技术的“进步”，会不会演变成文明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取决于“人”这个行为主体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将技术用在正面的地方。这个道理就好像核技术究竟是被人们用来疯狂制造原子弹呢还是建设新的能源动力。而传播力，以我之见，就是一种核技术。

“人无法不传播”——这句话的另外一种解读就是：人类社会事实上是靠传播作为纽带勾连起来的。UGC给人们所带来的内容创造生产的解放，其意义比人们自身具有传播力来得小。行文至此，我觉得有必要对内容生产和传播两者之间的区别，做一个小小的注解。

这不是在写博士论文，故而，还是举例说明罢。

博客的产生，让很多人有了创造内容的可能。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大部分的博客是所谓的“信息孤岛”，即看的人并不多。除了象韩寒这样的知名博客，大部分博客最后产生的传播层级也只有一级：该博客的直接读者，通常还是以博主的亲朋好友为主。博客缺少了一个转发按钮，故而当张三看到李四写的博文，然后…然后就没有了[1]。

与博客只有作者和第一层读者所不同的是，微博上有大量的具有高度传播力的节点（即拥有庞大粉丝群的微博大号，又可称为意见领袖）。这些节点除了创造内容以外，也会将他人某一段短短的文字“转发”出去（有些节点甚至传播超过了创造）。在博客圈中，一个名不经传的平头老百姓所书写的博文，传播范围通常是极小的。但在微博圈中，同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写的东西，就存在可能经由意见领袖之手，得到大面积传播。这样的事例之多，远远超出了博客圈中类似的案例。事实上，何氏在本书中以《系统》一文在博客圈中广为流传为例，窃以为是不太具代表性的。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微博中，“传播力”并不存在于“创造者”之手——对于意见领袖自己来说，这句话同样成立。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唐润华研究员认为，

影响一条微博转发数的因子，按权重排序:1、博主本身的粉丝数、2、转发者的粉丝数；3、话题的吸引力；4、微博的发布时间；5、微博的表现技巧。

而我则在和他的探讨中说，五个因素中，最大的因子在于转发者的粉丝数。张三有100个粉丝的，他创造的内容之传播范围就是这100个人，但如果这100个粉丝中的李四拥有100万粉丝，那么，李四的转发，将会成为这条微博内容的大范围传播的决定力量。

由此而得出的一个推论便是，对于内容创造者而言，传播变得不可控。因为张三无法控制李四是否转发他的微博。红十字会7月头上的一条微博获得10万次带“呸”的转发，被媒体称为史上被呸最多的微博，而直至9月的今天，它的粉丝也不过10万（其中应该具有一定的僵尸粉比例）。如此大的规模，想必不是红十字会自己能够预料的。

将“信息创造”和“信息传播”分开，是因为对于“网众”而言，持续且保证一定质量水准的信息创造，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博客圈中真正值得一读且长期一读的，是很小的比例。但信息传播就简单多了。转发这件事，任何人都会干。可以这么说，门槛的如此降低，才是真正造就“网众”并彰显“网众”力量的前提——故而，《网众传播》作为在微博兴盛之前便写就的书籍，作者是有预见力的。

对于传统媒体组织而言，内容生产和传播是合二为一的。且在信息匮乏的年代，媒体组织更注重的是前者而非后者——这从我国新闻传播院系可以一窥：新闻学专业的设置远远比传播学专业来得早。在我看来，新闻学成天研究的就是如何进行内容生产，至于生产之后，传播问题是次要的。

网众的时代，内容生产和传播开始分离，且后者呈现两个趋势：其一是传播力越来越从组织手中流向个体（所谓意见领袖），其二是传播力比创造力更重要。从这个结论出发，前文所引用到的何威博士的问题，就变成：意见领袖们有无这样的质素？

北大教授刘德寰认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的传播，有“价值观第一事实第二”的态势，我称之为“义理正确高于事实正确”。总体而言，意见领袖们喜欢传播包含“价值判断”的信息，而非“事实判断”，或者，他们在“事实判断”的内容上再加以创造和传播自己的“价值判断”。以至于谣言应该不应该辟都可以广泛地争论一下——这在我看来，似乎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今天的网众，与其说我们（我也是网众之一）拥有的是内容创造力，不如说我们拥有传播力。我们当下能善用这个力量么？这一点，我并不像何威博士在书中所呈现出的那种乐观。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同为网络百科字典，中国产生不出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更多的，只是类似百度百科这样的堆砌物。从这个事实出发，中国网众，比起美国网众而言，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刊发于当期《网络传播》及《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八期，前者刊出时由于版面原因，由本人删节至3000余字，此处为全文）

[1] 博客圈的信息传播，除了直接页面浏览以外，还有RSS阅读。在所有的RSS阅读服务中，都有一个名为“分享”的功能。这个功能某种程度上或可类比微博的转发。但RSS阅读本身是一个很小众的行为。

—— 提请读者注意 ——

1、本书作者何威博士，是我好友，亦同为《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的创始编辑成员。

2、本书蒙作者惠赐，非本人购得。

关于作者

魏武挥,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教师

哥不做总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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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俺吃饭

修习媒介环境学，从《知媒者生存》开始

星期二, 八月 2nd, 2011

国内学者对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专著是很稀少的。在我视野所及，一本是王冰所著的《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像》，另外一个就是这本由李明伟所著的《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这两本书都是在做媒介环境学的介绍，前者注重理论根源，后者注重整体描述，相对来说，对于初学者而言，后者更适合入门。

什么是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又被不是那么恰当但也的确指出了它诞生地地称为“多伦多学派”，是当今传播学三大学术流派之一（另外两个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行政研究学派）。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确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有误解；其二、研究并不兴旺。

先看这个误解。李明伟在本书中也提到了所谓“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之辩。这其实完全是两种研究旨趣。李氏在书中论述甚多，我这里不再做太多的展开。不过我倒是愿意用下图来表示这两者的区别：

也就是说，媒介环境学着力点在于媒介（或者说媒介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反面的），而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在关注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媒介运作的。在变量安排上，两者正好相反。媒介生态学把现存的社会看成媒介所处的环境——故而有一句名言：媒介是条鱼；而媒介环境学，则把媒介看成我们生活的两大环境之一（另外一个是自然环境）。故而有所谓：媒介即环境的说法。

在澄清了误解之后，解释了什么不是媒介环境学之后，就有必要解释什么才是媒介环境学了。李氏在书中提出了他的看法，我这里则结合华裔学者林文刚一篇题为《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沿革初探》的论文来说说我的认识。

媒介环境学做为一个学派，或者说一门学科，就必然需要具备学科存在的必需条件。按照穆雷的说法是，理解一个学派有两个模式，一谓功能主义模式，一谓冲突模式（革命性对连续性）。对于前者而言，就是一个严密的学派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好的理念、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后者则是学派之间互相冲突的论断：范式是否转移？

那么，什么是好的理念呢？

麦克卢汉和波斯曼都有一个共同的旨趣：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理解媒介和文化。这个视角认为，媒介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形式上和环境上，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则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波斯曼关注文化与教育如何受大范围的社会环境变革的冲击，这样的变革似乎是由于印刷技术向电子技术的转变而引起的。对于媒介环境学而言，波斯曼的定义是：媒介环境学就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

看看范式上的创新。

经典的传播学派（范式）是管理学派（又称经验学派或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前者主要关注点是媒介影响研究（效果研究），特点是定性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比如关注媒介内容对使用者或消费者的影响，验证媒介对人的短期行为的影响（可以翻阅《大众传播研究的里程碑》一书，那本书里都是这个学派的经典研究案例）。批判学派则部分源自法兰克福学派，后来产生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着重研究的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权，另外一个重点则是政治和公司对媒介的控制，以及它们如何在媒介内容的生产、销售与获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媒介环境学关注的则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学者威廉昆斯在《后工业世代的先知》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传播是环境的。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电视基本上是传播媒介呢，还是一种环境现象？

在昆斯所列的七位先知（学者）中，可以看出有三个分支：以芒福德为代表的机器的蚕食是一脉（我称之为悲观派），以富勒为代表的技术繁育乌托邦是另外一脉（我称之为乐观派），最后则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代表的媒介决定文化论。

媒介环境学的最终确立是在1968年，波斯曼介绍时说，媒介环境学的任务就是“试图揭示（媒介作为一个复杂的讯息系统）隐含的、固有的结构，揭示它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媒介作为感知环境，它是我们观看社会的一面镜子（媒介不是社会）。我们通过媒介感知或“构建/重构”的“现实”，是现实的一种翻版，这种翻版是透过媒介的感知特征过滤的。翻版的“现实”乃是插入周围环境和我们之间的一种东西。

媒介同时又是一种符号环境，我们凭借各种感觉去感知世界，又从媒介的符号世界内容去思考。对于作家而言，世界就像一本书，对于电影制片人而言，世界就像一连串的现象和声音——符号本身是带有偏见的。

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一个很复杂的研究对象，就在于它是个多重媒介环境：多媒介的感知-符号环境。它一部分是文字，一部分是图像，一部分是声音，一部分是电脑，一部分是电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符号环境，这种新语言的密码尚待破解。

我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新媒体（其实我更愿意用互动媒体）更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为我们已身处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我们“参与”到媒介中去达到交流的目的。在社会学中，把客厅、俱乐部或卧室看成一种媒介，就会形成社会-符号环境。但在互动的网络世界中，这种社会-符号环境又带上了一层“虚拟的”神秘面纱，的确非常有趣。

对于“媒介即环境”而言，林文刚给出了三个基本理论命题。

其一，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这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的主张是：界定信息性质的是媒介的结构。林氏顺便提到了小说和改编电影的不可比较性，因为它们根本是两种媒介结构。

其二，不同传播媒介中固有的不同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预先就设定了相应的不同偏向。伊尼斯写过一本名著《传播的偏向》。其实这在互联网上也常见，同样一篇文章，以门户新闻页的形式出现，以BBS的帖子里出现，以Blog的博文形式出现，以及作为帖子回复的形式出现，对人的影响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其三，传播技术如何影响文化的。这个理论命题是有个假设的：技术带有固有的偏向。——这个假设在波斯曼的《技术垄断》一书里有充分的诠释。

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

李明伟在书中用代际传承作为章节标题，向读者介绍了四位这个学派的著名学者，分别是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和莱文森。最为名闻遐迩的当然是麦克卢汉。不过，这个学派真正最关键的人物，在我看来，非梅罗维茨莫属（李氏在书中也如是写道：梅罗维茨不仅为媒介环境学贡献了最有体系的理论，而且其扎实、具体的研究也改变了媒介环境学之前大而空的理论形象）。

正如李氏所说，梅罗维茨点到了麦克卢汉的软肋。麦克卢汉天马行空地预言式方式，着重于“媒介——感官——行为”三变量的前面一组关系，确实未就感官变化如何引起行为改变做出充分的解释。换句话说，麦克卢汉被判为“天马行空”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则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研究作品，李明伟写道，“梅罗维茨把媒介环境学推进到了社会变化的微观层面。与前辈所研究的宏大多主题变奏不同，梅罗维茨全神贯注于社会行为和角色扮演这样更微观的层面”——此话十分确然。

相对而言，莱文森这位“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则弱了一点。梅罗维茨的研究——以《消失的地域》为代表——基本上到电子媒介时代就嘎然而止，麦克卢汉更是没见过互联网这玩意儿。莱文森则开始向数字世界进军。但与麦克卢汉相比，他的思想性的确不如，与梅罗维茨相比，又不够扎实。莱文森提出了“媒介进化论”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洞见。为了彰显思想的深刻，莱文森用了“理性”一词来说明人们如何选择媒介从而形成媒介的发展动力。李明伟的评判是，这一步既大且空——我更愿意用“大而无当”一词。

现在来说说波斯曼，这位可能是中国人熟悉程度仅次于麦克卢汉的学术重镇。他的《娱乐致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非常有名。李明伟在代际传承中并没有把波斯曼置入其中，理由是他可能更偏向于批判学派的立场。波斯曼自称是麦克卢汉不听话的孩子，而他的两位学生梅罗维茨和莱文森，似乎也不太认同他属于媒介环境学的宗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研究的性质问题：解释性研究还是规范性研究？

梅罗维茨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立场，他只是解释电子媒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究竟何在，至于这个影响是好是坏，如何影响法才是好的影响，他并不过多涉及。莱文森是热情洋溢的乐观派，觉得总体而言，媒介对社会影响偏于正面，且这种正面属于应有之意而无需多加评判。而在我看来，波斯曼其实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任何一种进步（技术的推进）都是进步（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么？如果这的确是个问题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什么样的进步，才是进步的呢？——这就是规范性研究的立场。

所以，波斯曼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命题：对媒介环境的保护。正如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进步的技术来改造自然却在今天发现这些改造未必可以接受的一样，媒介环境面临同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波斯曼处在更高的层级上，本书作者李明伟将他从代际传承中去除，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我也的确认同这样一点，波斯曼的质问，有时候有点过于激进（激进的保守主义）。他的论述，有时候会让我莫名想起老子的小国寡民哲学：回到过去，一切都是好的。但考虑到今天这个欢呼一切新技术诞生的时代，这样一种矫枉过正式的批判，还是有其意义的。结合波斯曼著名的“恒温器观点”，就可以理解他为何如此保守了。

另外需要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詹姆斯凯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林文刚的三大命题最后一个涉及到文化的问题，而凯利，就是一个寻求文化平衡的学者。不同于波斯曼认为“媒介是技术”，凯利认为“媒介是文化”。故而，其实他是一个文化论者，他对文化的关切是他一切研究的核心，从精神上保存公共文化的任务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里。

另外一个他和波斯曼不同的地方是，相对于波斯曼的慷慨激昂和言辞凿凿，凯利显得更为温和。他的这个温和其实是一种更整合更包容的路子。“我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虽然你们彼此不同意”——这句话不是说他捣浆糊活稀泥，而是他充分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摸象的盲人。

凯利也在寻求媒介的平衡。他认为，传播垄断的形成过程，既非自然而然，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具体的权力结构产生的结果。为了反对这些垄断，就必须寻求媒介的平衡。

既然他是一名文化论者，那么，在寻求媒介的平衡时，就必然要涉及到文化研究。对于法兰克福式的批判大众文化的态度，他持同情的观点，但他回避这个问题。他拒绝狭隘的“品味”观念，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意义王国，文化就存在于人的行为中。

客观事实是，文化是经由传播创建起来的。所以这位文化论者就很自然地走出了从媒介到文化到传播的研究路子。他回顾了麦克卢汉的研究突破，即麦克卢汉批驳的一个概念：传播问题仅仅是传输信息的问题。凯利要我们考虑，传播有一个仪式的问题，仪式的功能和传播信息的功能同样重要。实际上，我们的一切传播行为都有一个超越传输功能的意义。许多意义可以叫做仪式，比如我们交换和共享讯息以便重申友谊和归属感时，就是在进行仪式性的交流。仪式性传播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是人们共享的润滑剂，并不限于宗教仪式里的涂油仪式。

凯利也同样关注技术与社会的问题。芒福德是从技术乐观派转向悲观派的，芒福德的毁灭感提醒了凯利如何去看待技术。他着重研究了电报这项技术。

凯利论证说，电报将运输和通讯明显地区别开来，电报的空间控制导致了美国地方时间的死亡，期货交易人取代了倒卖差价的经纪人，这样就使知识竞争成为可能——结果就导致了知识垄断。18世纪资本主义开创了商品使用和商品价格的分离，到了19世纪中期，电报引起的知识垄断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分离的势头，马克思从这个势头从获得灵感，构建了他的商品化理论。

技术决定论与媒介环境学的缺陷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挖苦说：日文太啰嗦，二战打败，跟其文字传送太慢有关。按照媒介环境学学派把语言也看成是一种媒介技术的前提，这句话倒是蛮有点媒介环境学的意思。但是，问题也来了。二战日本战败就是因为日文太罗嗦么？

媒介环境学最遭人诟病的就是这类“技术决定论”，国内外有无数学者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媒介环境学至少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李明伟在本书中，先是阐释了究竟什么叫“技术决定论”，然后再来剖析媒介环境学到底是不是技术决定论。

我们回到丘吉尔的那句话。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真得去同意他这句玩笑话，但是，你也不可否认，这可能真的是因素之一。而在我看来，媒介环境学就有点这个意思：你既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社会的变化就是由媒介技术变化而变化的，但你也的确不能否认，后者的变化的确会导致前者的变化。

传播技术影响文化是一个理论连续体，也就是说，一端是“软决定论”：人的能动性是对决定性的因素；另一端是“硬决定论”：技术是必然的社会的变革的首要决定因素。连续体的中部则是“文化/技术共生论”：人的文化和技术是不断互动向前发展的。

无论是伊尼斯还是麦克卢汉，在他们的文字中，都表露出过“非技术决定论”的意思，李明伟已经在此书中寻章摘句地抄录了一些以做证明。但退一万步讲，即便媒介环境学带有技术决定论的影子，都不是这个学派的致命缺点。它真正值得后来者需要警惕的是：毫无规范可言的拍脑袋，还美名曰“思辩研究”。

李明伟写道，“在传播学里面，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贡献最为突出。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媒介环境学特别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研究在方法规范上值得所有后来人效仿。他们提出或使用的很多重要概念没有严格而明确的界定。他们提出的理论命题多不是形式逻辑层面的事实判断。他们的论证缺乏严密周全的逻辑推理，结论往往是从一大堆来源极广且支离破碎的材料中直接得出”。

事实上，波斯曼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被翻译为中文的三部曲，有点随感杂谈式，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更像是畅销书的写法。这是媒介环境学早期也是最著名的三位学者的缺陷，而未经严格学术训练的初学者，又会极易被这种激扬文字的风格所吸引，甚至情不自禁地效仿起来。所幸的是，无论是凯利，还是梅罗维茨，都在努力地纠正这个学派从诞生之初就落下的这个毛病。

故而，最后我向读者们推荐如下的读书进路，来学习媒介环境学。初学者可以从本书入手，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可以看《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像》，做理论根源探究。再往下，可以读林文刚主编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做更深入的研究。原典专著上，建议选读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以及凯利的《作为文化的传播》。至于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他们的书较为有名，就不再罗列了。

今天的媒介技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发展得史无前例得轰轰烈烈。而媒介环境学，这一关注媒介、技术、社会、文化互动的学术流派，是有其用武之地的。国内这一块，大部分研究偏向于文头提到的“媒介生态学”，而非媒介环境学，故而还是大有可为的。

—— 原文刊于《网络传播》8月号，刊印文字有删节 ——

技术的异化：读《技术垄断》

星期二, 六月 7th, 2011

异化这个词，是马克思的发明。事实上，我认为国内对马克思或神圣化或妖魔化，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还马克思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当然还有哲学、经济学之类）学者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把他的话当成教义。

异化就是一个相当精到的学术词语，它所描述的是人们创造发明某物本来为了让人们自己更好地工作生活，结果该物却成了人的主宰。在很多领域，都有异化的影子，比如宗教，比如官僚体系，当然，也包括技术。媒介环境学大师尼尔波茨曼这本《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在我看来，就是在讲技术的异化。而在一片为新媒体新技术歌功颂德的文字中，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盛世危言”。

《1984》是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奥威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老大哥无处不在的未来。而赫胥黎在以《美丽新世界》告诫我们，老大哥可能是不会存在的，但人们会“娱乐至死”（波茨曼另外一本书的书名就是这个），在狂欢中灭亡而不自知。波茨曼本人是倾向于赫胥黎的说法的，而我则以为，奥威尔的预言并不见得完全会落空。我们的未来，很有可能是奥威尔+赫胥黎式的。

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一个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时代中，到处都是“技术”。类似“只要能发明，就把它发明出来”乃是正确的这类笛卡尔主义四处可见。但波茨曼不这么看。在《技术垄断》中，他对我们整个社会的这根支柱提出了拷问：尼采说上帝已死，那么，技术是不是在上帝已死后，成为了一种新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比起信仰上帝来，又有多危险？

事实上，当我们一旦听说某项事物是建立在高科技这三个字上，我们脸上和内心深处升起的敬畏，是不是和中世纪的人们听说这是以上帝之名之后一样的崇敬呢？面对高科技，我们会不会去问值得的吗？就象中世纪的主教告诉教徒们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之后，有几个人会问：真的吗？

对于技术这样东西，波茨曼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嗯，他称之为谦虚——的态度。他警告我们说：“技术竞争点燃的是全面的战争，新技术的影响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类活动的范围内。”因为站在媒介环境学的立场上，“将毛毛虫从它栖息的环境里清除掉，你得到的不是一个单纯减去毛毛虫的环境，而是一个新的环境：你重构了生存的条件。新技术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益损，它改变一切。”

为了说明技术改变和社会改变之间的有机关系，波茨曼引用了一位荷兰社会学家的发现。当一个非洲部落引入火柴后，整个部落的通奸行为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这个部落的人们在进行房事前需要熄火，房事后需要重新生火而不得不向邻居去借一根已经烧着的木棍。于是性事成为了一个公开化的事件而导致通奸难以掩盖。而火柴的引入，一切，便都变了，因为人们不再需要跑隔壁邻居家借那根烧着的火棍了。

新技术的出现，所导致的结果，有时候会完全出乎发明人的意料。比如时钟这个技术。时钟的发明，本意是为了让教士更严格地去撞钟来服侍上帝。但是，商人们发现，时钟是赚钱的必备工具，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时钟能够帮助他们知道时间，从而提高效率。波茨曼不无诙谐地写道：“在上帝和财神的这场终极对决中，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

信息技术的威胁

作者梳理了整个文明史，并提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和技术垄断文化阶段。技术垄断文化阶段的标志是：装配线的出现（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猴子审判（判定真理的程序发生变化，注意，讨论的不是真理本身）以及科学管理（人听凭技艺和技术的摆布，人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低于机器时，社会就享受到最佳的服务）。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拼命地发明创造，但为何发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退居其次。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可以做，就值得做”。

技术垄断阶段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铺天盖地的信息。我记得Google Reader里过去曾在页面标题上有“1000+”的标识，这表明我所订阅的信息源已经有超过1000篇文章没看了。这让我产生焦虑，我会尽力地去消除这个1000+，以至于到了最后我的目的是去消除那个标识，而未必是阅读本身。今天的GR页面标题已经没有了，但在自己的分类背后还会出现我未读的数字：这个信息，是我日常会产生焦虑的原因之一。苹果的iPad里有一个app store的按钮，当iPad里的程序有新版本时，这个按钮上就会出现一个数字。我颇有几个朋友就是为了消灭这个数字而去更新，事实上，他们真需要获得新版本的程序么？

波兹曼这样评价道：“随着信息供应量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要增补控制机制。而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而“失去效用之后的信息就成了混乱之源，而不是秩序之源。”铺天盖地的信息本来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但最终变成了我们更加苦恼和困惑的根源。技术的异化，彰显无疑。

技术垄断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一切都可以计算。比如衡量一个人的智力，就要计算此人的智商；判断一个学生是否了解资本主义，就要看ta的论文是不是得到了A。一项政策是否得到拥护，就看看有多少百分比的支持率（“我们逐渐相信这样的说法：民意测验的结果就是人们的信念，仿佛我们的信念可以被打包装进‘我同意’和‘我不同意’的胶囊”）。计算让电脑应运而生，因为它擅长这个。我们曾经用电脑去计算，后来演变为电脑自行计算（比如语义处理分析）。电脑自行计算的结果是：“把人界定为信息处理器，把自然定义为信息处理的对象。”

于是，我们这样感慨：那些智商不高的家伙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比如哥白尼），可见后天的努力有多重要。浑然没有意识到，智商这两个字，本身有多么得荒谬！

奥威尔的“老大哥”

数字技术带有如下特征：易复制易搜索易传输。而这些特征，并非完全是带有正面意义的。举一个曾经被美国法学者莱斯格提及过的例子。

在前数字时代，邮件基本上可视为私密。因为张三寄出一份信被李四收到后，这份信的内容只要他们愿意，的确可以做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便再无人知晓。拆开每一个公民的信件阅读并复制，这显然没有任何操作性可言。但到了电子邮件出现后，人们在享受通讯的便利之时，也意味着每份邮件不再具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私密等级了：邮件服务器上可能存在这份邮件的备份。而数字技术的易搜索（也就是易扫描）使得一份邮件在发送过程中，能够很轻而易举地被人截获并事先看过。公权力和私人领域之间，其实已经不再象过去那般泾渭分明。按照莱斯格的说法，警察侵入个人电脑搜查一番可以悄无声息间完成，这和过去警察闯入你家中翻箱倒柜，是完全不同的。

我倒并不认为有极权主义会在技术的帮助下死灰复燃，今人的民智会阻挡它。但商业公司却可能持有老大哥式的力量。戴维科顿曾写下《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而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全产业链公司，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google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曾经有人利用AOL的搜索引擎做过实验。他们分析一个IP连续一段日子的搜索记录，然后根据这些记录去推测这个IP背后的人所持有的社会属性乃至生活习惯。最后当他们拿去和真人比对时，出现了惊人的一致。Google今年出了一个广告片，片中不断地闪现着一个美国人的搜索记录，从“如何申请法国留学”，到“如何追上法国女孩”，再到“如何操办法国婚礼”，等等等等，google在吹嘘自己无所不能的同时，可不就提示我们这样一点：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google全知道。

一个有老大哥的美丽新世界：Matrix

《Matrix》是一部系列科幻电影，上中下三本。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名为《Matrix》的三部曲看成是科幻片。很有些人认为这是一部哲学巨作，但我更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一种预言，而且，这种预言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还很大：人类为智能机器所统治且浑然不知。

这部机器会是谁？也许google，也许facebook。要知道，今天facebook上跑着几十万的应用，人们在facebook上已经不再需要跑到另外一个网站上就能使用到各种五花八门的服务。Facebook正在成为互联网本身。

我们当下所缺的，仅仅是VR（虚拟现实）技术的大规模普及。而这一技术并非遥不可及。席美尔在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中已经发现，物质运动与意识状态，经由生理-心理学家之手，得以联通。既然是道路是通的，那人们就一定会去走，且认为：这是对的。

这就是波茨曼痛加抨击的“唯科学主义”。技术的出现，本意是帮助我们去更好生活。然而，今天的技术发展，真的是这样么？

波茨曼引用埃及法老塔姆斯的话说：“我们的发明只不过是手段的改进，目的却未见改善”。而我则愿意这样写道：当手段上升为目的之时，一切意义，便将烟消云散。波德里亚谓之“后现代世界里不存在任何意义”，大概便根源于此吧。

—— 《网络传播》杂志供稿 ——

这篇东西是在我过去的一篇博客基础上重新扩充和润色而定

内容、渠道和介质：读《报纸突围》和《正在消失的报纸》

星期日, 五月 29th, 2011

相对于发达市场中报纸的衰落，其实我国的报业集团日子还不至于它们那么糟糕，当然，稍微前瞻一点没什么不好，我们需要从欧美彼国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故而，看一看王正鹏先生的这本大作《报纸突围》还是有所帮助的。因为这本书主要围绕的是英国报纸业在互联网大潮下的转型路径。

王正鹏在书中，区分了“媒介”和“媒体”的不同。在他的观点中，媒介就是一种所谓的阅读器，而媒体则是内容。报纸的纸，你当然可以将其视为一种“阅读器”，阅读的，则是由那些记者、专栏作者经编辑把关后的字词句——这就是他笔下的媒体。不过，我以为，这样的区分还不够，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把过往我们熟视无睹的“媒体”区分得更细一些：内容、渠道和介质。

在前电子媒介时代，内容和介质是无法分离的。一本书如果没有字，那就是神话中的“无字天书”，不是常人能看懂的。而字，离开了书本（或者介质），简直不可想象。内容和介质的天然合一，使得报纸的速度，就是运输工具的速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把内容传播出去，就必须把介质也传播出去。而固有的所谓著作权（内容版权）保护，根子上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大规模地将介质进行复制，不是单人可以轻松完成的。而所谓知识的有价转移，其实定价都是基于介质的：一个著名作者写的书，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写的书，它们每页纸的单价其实差得并不多。大部分情况，公认的名著，不见得单价就比很粗制滥造的书卖得贵。

即使到了电子媒介时代，很多地方依然延续着这个传统，比如CD唱片，比如录像带。我们很难把音乐从唱片上抽离，而猫王的唱片所出售的单价，其实和我唱的唱片（如果有人愿意出的话）的单价，消费者所面对的，也相差不多。对于内容制造者而言，它的利益其实建立在介质的大量售出上。猫王的唱片能发1000万张，自然唱片公司就收益丰厚，我唱的唱片，只能卖10张，自然铁定亏损。

无论是书，还是唱片，这样一种第一个拷贝成本巨大第一万个拷贝成本几乎为零的规模效应，在报业，同样适用。一流大报卖得并不比三流小报贵多少，但一流大报量大，出售介质（也就是纸）多多，故而报社能赚钱。

不过，报业和书籍、唱片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很少有报纸是仅靠出售介质赚钱的——也就是所谓靠发行收入。大部分报纸并不靠这个，而是靠广告收入。然而，受众虽然掏钱买到的是介质，但他们到底是被内容吸引而来的。受众是报业的一个重要产品，广告实际上就是报业将它的受众转卖给广告商。这样一个逻辑就说明：广告，是依附于内容的，是跟随内容而走的，而并非跟随介质。

到了数字时代，内容和介质已经开始脱离。介质依然是原子化的，比如纸，但内容已经比特化。内容的传输脱离了介质的禁锢，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软件工具，将内容传播到万里之遥，而且飞速。到了传媒产业领域，大量并不制造介质的数字公司开始出现，它们仅仅提供比特化的内容。无论是第一代的内容门户，还是第二代的搜索引擎，它们成了内容和介质以外的第三样东西：渠道。

这类传播渠道由于提供海量的内容而吸引了大量的受众，并不依附于介质上的广告便尾随而至。报业的衰落其实并非是影响力的衰落，而是广告的衰落。而更另报业郁闷的是：这些传播渠道里的内容，还是它们提供的！

在中国，早期的内容门户近乎于一种野蛮生长，对知识产权的毫不在意，产生了大量未经报业同意的内容进入到渠道中。但即便是后来，报业开始较真这个事，向门户收取内容费用，依然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内容的出售，并不足以弥补报业广告收入的损失。当内容转移到门户上时，广告同样转移到了门户上。唯一让广告不转移的方法，似乎只有让内容不转移。不过，这一招是很难行得通的。A报纸不转移，B报纸可以转移。在商业谈判上，数字公司以庞大受众为筹码，报业势必处于下风地位。

《报纸突围》便在讨论除了上述那招完全行不通的方法外，报业还有什么其它方法？作者以英国报业为例，给出了一些借鉴样本。不过老实讲一句，在中国，很难实现。在英国，流量最大的十个网站，倒有九个是报业的网站，还有一个雅虎英国。该国的报业醒悟得很早，很快在互联网上占得先机。而对于中国报业，起个大早却赶个晚集，门户搜索力量已成，靠打造自己的报业网站想要扳回劣势，相当困难。

报业一直抱怨的是，互联网内容免费是它们的紧箍咒。但其实这一点并不符合实情。事实上，至少在中国，报纸本来就卖得相当便宜，甚至可以说近乎免费，而且还存在着一些真正的免费报纸。免费并非“大杀器”，报业不是被免费击败的。

报纸其实是被方便击败的。打开一张报纸，阅读并不方便，如果某个版面上有篇文章被截断需要跳转到某版上，那种不方便，相信所有有此体验的读者都经历过。报纸的大开张（即使是所谓小版面报纸），依然不利于单手阅读以及版面切换。报纸也是被海量所击败的，一张报纸的信息量与一个门户的信息量，几乎不是一个当量级。如果一个读者想要足够的信息量，可能需要多份报纸，当他能够利用电脑接入浩瀚的互联网时，选择哪一种传播渠道，那是明摆着的事。报纸更是被快速所击败的，无论如何，它的出版，是绝对赶不上门户的网络出版的。

于是，报纸开始做网站，因为如果做网站，似乎可以解决这三个击败因素：方便、海量、快速。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品牌转移的问题。也许很多人在读报的时候，很赞赏南方周末这张报纸。但当他们坐到电脑前上个网，他们脑海中所浮现出来的网站，将不会是南方周末网，而是新浪搜狐网。这种意识占有率的争夺，以我看来，殊无胜算。

报纸的出路在哪里？我以为，还是要回到介质上来。对于一个报业集团而言，机会正在浮现，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就是报纸在介质上的机会。它们与电脑（PC）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是移动的且屏幕不可能做到象PC那样动辄17寸19寸。小屏不利于利用浏览器，故而桌面互联网上大家都用浏览器（比如IE）来浏览网页，在这些移动设备上，显得不便，特别是对于门户那种密密麻麻的超链接部署。客户端应用开始大受欢迎。杂志业已经开始介入，报业，也应该迅速跟进。

在移动设备中，数字公司和报业集团，其实起步都差不多。数字公司很难简单地将门户网站迁移到这些设备中，因为用户觉得看起来不舒服。它们必须重头做一个客户端。当下的形势，数字公司已经开始涉足，比如网易就做了一个新闻客户端——这是专门为移动设备定制的应用。但尚在起步，报业还有机会。如果当数字公司的客户端在移动设备中大行其道时，那么，报业恐怕就再无翻身之日。

报纸广告的不可测量性（相对于网络广告），在移动设备中也可以得到解决，因为都是基于数字化的内容传输，无论是广告被点击还是展示，都是可以测量的。但这也要求，报业需要重新编排它的内容，而不是扫描一个PDF文件直接扔进客户端就完事的。

人们使用移动设备的情境都是在移动中——比如公共交通，或者是等待中——比如在咖啡馆等待一个朋友的到来。这样的情境，使得人们并没有对海量信息有太多的需求，因为时间并不充裕。但在有限的时间下，人们对信息质量的要求提高了，他们希望在不长的时间里：1、迅速发现重大的值得一读的东西；2、这些内容有质量，而这两点，恰恰是报业那么多年积累下的优势：有经验的训练有素的编辑和记者，以及整个报业文化和惯习。

《报纸突围》一书中所开具的药方：面向高尚小众的艺术化生产，面向低廉大众的免费化生产，在我看来，都是第二位的问题。报纸必须认识到，介质是关键。移动设备的兴起，就是介质更新，也是报业的机会。把握住这个机会，在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实施到底是艺术化生产还是免费化生产。

在这本书之外，我另外推荐由美国学者迈耶所著的《正在消失的报纸》。这本书的结论其实并不高深：新闻的质量和报纸的收入有着正比关系。这个新闻质量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可靠性，比如可读性，比如文字编辑的严谨，等等。但这个结论是迈耶及其团队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所论证的了，而不是一种“以为式的假设”。同样的，在有介质机会的时候，这样的结论才有实操的意义。

不过，我特别想告诫报业的是，这次机会只是介质层面的，而不是渠道层面的。报业在过去，执传媒牛耳登高一呼天下景从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移动设备中寻找到一次复兴，它依然建立在这样一个渠道之上：应用商店（苹果的App Store或者谷歌的Android Market）。报业的复兴，不等于在传媒产业中重回老大位置，而只是：寻找到自己的一片安身立命之地罢了。

报纸会不会死亡？可能的。但报业会不会死亡？看机会是否被抓住。因为说到底，今天的人们，并非不看报纸，而只是不看那张纸罢了。

—— 刊发于当期《网络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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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与物联网

星期日, 一月 30th, 2011

但凡说起一个概念，有两种我以为是很要不得的评论：其一、这个概念老啦，其实多久多久以前就有了，不就是那啥啥？一派“我早就知道了”的样子；其二、这个概念纯属炒作，没见什么落地的应用嘛，有啥意思？一派“我看得贼清楚”的样子。

第一种评论的思路就是类似那种：炸弹？咳，我们老祖宗就有火药啦，一幅“有啥稀奇”的做派，其实完全就是固步自封的思想根源。第二种思路呢，则过于短视，只晓得眼门前有没有用，是鼠目寸光只捞快钱的思想根源。我不想用“国民劣根性”来形容这两种思想根源，但我想，如果说很多人都有潜在的这种思维方式，这话不算太夸张。

云计算，以及物联网，就是经常碰到这两种评论的概念。说云计算，没啥稀奇啊，web端的邮件收发就是云计算嘛——这个好像的确很多年前就有了。说物联网，那就是炒作，炒了那么多年，有什么实实在在的玩意儿？哪个公司靠物联网发财了？

先说云计算，云计算的商业核心是：帮助其他人省钱。无论是IaaS（基础架构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还是SaaS（软件即服务），说到底，就是一个“按需租用”的概念。比如说，某人有复印的需求，但ta不能因为一次复印去买个复印机吧？自建机房就有点象自己买个复印机，也不能因为一次复印去租借个复印机回来吧？服务器托管就有点象租借个复印机。对于偶尔一次复印而言，跑复印店里根据“需要”复印几张就给几张的钱，就是个关于复印机的“云计算”。这对于一些中小型IT应用而言，非常管用。

能帮助人省钱的服务都是好服务，而且，还能长久。IaaS的代表就是亚马逊，dropbox这个服务就是基于亚马逊的IaaS，如果说dropbox作为网盘或者同步空间这种服务还不够知名的话，那么，提起另外一个应用那可就是如雷贯耳了，它一开始也是从亚马逊的IAAS起步的，因为它的诞生之初只是几个人自己用来玩玩的，没想到搞着搞着一不小心就全球知名了，它就是twitter。

SaaS领域中很有名的是salesforce.com这个网站，提供营销管理软件“租用”的。在我看来，google doc服务很象这个，只不过后者不收费罢了。但用户也省略了一些费用，因为说到底，office套装不是免费软件。

SaaS还带来了一个附带的效果，这个附带的效果逐步成了一个重要的使用SaaS，那就是协作的产生。因为SaaS让人们能够在同一份软件上编写同一个文档。

PaaS其实时下是最火的，无论是google的android market还是苹果的app store都有PaaS的影子。本来人们利用google的app engine省略了很多开发前期步骤得以迅速编写自己需要的程序，后来这些程序看上去可以推出去公用。于是，开发者平台就成了所谓开放平台，大家不仅可以省银子，还可以赚银子了。

是的，云计算的确不是什么新概念，但云计算，至少到目前为止，一点都不过时，正相反的是，正如火如荼中。云计算让终端的价格不断下降（因为大量的计算都跑中央服务器上去了），无论对个人的数字设备普及，还是对各种公司的IT化进程，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一份推波助澜，就目前来看，是望不到头的。

把物联网和云计算放在一起，实在是因为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关系非常密切。物联网的四大组成部分：感应识别、网络传输、管理服务和综合应用，其中中间两个部分就会利用到云计算，特别是“管理服务”这一项。因为这里有海量的数据存储和计算的要求，使用云计算可能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

物联网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应用，比如车载GPRS导航，不就是把车联入一个网络中。大城市里公路上的路况指示牌，背后也是物联网。之所以那块指示牌会知道那里比较通畅（绿色），哪里拥挤（黄色），哪里堵塞（红色），就是因为在公路上扔了好多测速感知器。这些感知器通过测量过往汽车的速度，并回传数据，从而在指示牌上输出了交通状况。老实讲，这个应用非常有用，如果你经常开车且在岔口时有多项选择到达目的地的话。

但物联网的确进展不快。就我的观点，根子在于商业力量介入太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互联网和物联网。互联网的商业介入是蛮迟的，它最重要的数据传输协议和超文本格式语言颇有一点“公益项目”的感觉。由于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对这些标准有商业企图以及所谓的所有权，故而迅速被各路商业力量所接受。互联网由此而飞速发展起来。

但物联网不是。时至今日，物联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标准混乱。这里面包括接口的标准和数据模型的标准。当下很多商业组织，也包括我以为有点瞎起哄的政府有司，都在往里折腾，谁都想成为标准建立者，故而谁的标准都被别人防着。这个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大鱼吃小鱼的市场胜汰过程。

物联网的进程有可能是这样的，在无数的商业政治力量的角逐下，形成了若干个物联网上的局域网——也就是某个物联网专门联通某些“物”，在这些局域网中，存在着几个寡头，由这几个寡头建立起类似协会的组织，制定这个局域网里所使用到的标准。这些局域网们，再由这些协会互相谈判妥协，形成局域网之间的互联互通。

举个例子，一个小家电设备，大型购物商场（比如沃尔玛），出于它的需要，要求该设备接入零售行业的物联网（其实现在已经有了，那就是条形码，不过条形码是被动联入的，不是RFID那种主动联入的）。但是该设备属于家电，要用电的，故而智能电网对该设备也有物联上的某些标准。前者的标准和后者的标准怎么互通？最好当然是合一，但极有可能的是，零售行业和电力行业的一个妥协让它们能够通讯，而不是合二为一。

但物联网的进程，不会停止。

IBM大力在搞“智慧地球”，可以简单的总结为：云计算+物联网。你说它是烧包了纯炒概念么？我却以为，智慧地球，是美国继星球大战之后最重要的战略计划。一个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多少产业（包括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智慧地球，同样有这个效果。

这篇东西已经完全不像书评了，呵呵，只是做个引子。写了两千多字，最后还是要说到这两本书。

《云计算：深刻改变未来》，是一本云计算的入门读物，专供了解概念和产业背景的人士阅读，对开拓眼界很有好处。

《物联网导论》则是一本教材，当然也可以用来做入门读物，但如果对技术略有底子也有兴趣想更深入了解一些的，这本教材是可以的。

—— 本文同时发于《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四期（201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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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

星期二, 十二月 7th, 2010

桑斯坦有本很薄但有些名气的书《网络共和国》，在那本书中，他提到了“信息窄化”这个问题，对所谓“Daily Me”（即我的日报）持以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他看来，过分的用户自行寻找订阅信息（也就是所谓的Pull模式），会强化个人已有的信息偏见，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共识降低。我称之为：个人的信息偏食现象。

这本《信息乌托邦》，是在《网络共和国》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的论著。我在上一期《数字时代阅读报告》中提到了《网民的狂欢》和《未来是湿的》这两本对“大规模业余化”完全持有两种不同立场的书，而这本《信息乌托邦》，可以视为在这两个极端中的中庸立场之作。

大规模业余化自然会成为一种群体行动。桑斯坦在这本书的开篇，就深入地分析了群体行为。他并不是单纯地论述群体行为的有效，或者无效（很多人认为群体行为的智商表现取决于该群体的最笨的那个人）。It depends。

桑斯坦先把群体分为“统计性群体”和“协商性群体”两种。统计性群体其实还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人，他们并没有展开协商行为。他举了不少例子来证明统计性群体其实还是相当惊人得有效。其中有一个例子很有趣，99年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和“全世界”对决。后者其实是四个年轻的棋手，他们各自出一招建议，然后围观者投票决定最后到底该出哪一招。这个棋赛进行了四个月（两天下一步），卡斯帕罗夫最终获胜，但他承认，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如此费力。

哈贝马斯是鼓吹协商群体的，其实我们古语就有类似“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之类的话语。不过，对于那种eureka问题（即找到了！有了！这种脑筋急转弯），三个臭皮匠倒还真顶一个诸葛亮。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eureka式的问题。

学过传播学的人都知道“沉默的螺旋”，学过社会学的人则明白“群体心理压力”。Eureka问题给参与者带来的不是压力，而是一种炫耀：我知道答案！但一些很棘手且根本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的问题——比如，有点大男子主义倾向的你在一个女权主义群体中讨论性别问题——群体判断真得会失效。

桑斯坦总结了四个原因：放大某成员错误、不能获取成员全部拥有的信息、串联效应和群体极化趋势。哈贝马斯的理论，看来不仅仅是在实操层面上有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同样有其漏洞。

作者引入了另外一个哈：哈耶克的理论，也就是用某种具体的价格作为机制进行协商，这方面的例子就是预测市场。因为和每个人的切实的直接的物质利益有关，群体压力会相形之下可能被忽略。比如说一群人坐在那里预测下一届总统是谁，并要为自己的答案押上一笔资金，在这个时候，由很多人参与的预测市场会变得有效很多。好莱坞股票交易所（HSX）在预测获奖者上相当成功，在05年奥斯卡得主上的预测惊人的准确：正确判断出了全部8类允许做类似博彩的奖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每个人都会竭尽所能地去收集信息，而ta的预测行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些信息的充分披露。

哈耶克的理论，如果说稍许粗糙一点做个总结的话，大致就是：金钱选票基本上是有效的。而这个理论稍许放大一点，就是切中你实际利益的投票，是有效的。比如在Netflix.com网站上，该网站会提供你所可能喜欢的电影，但这种提供基于你对很多电影的投票评级得出的你的品味判断，故而这些评级你没有必要甚至会相当谨慎地去操作。国内豆瓣网事实上也是这种机制。换句话说，你越诚实，你得到越多。

桑斯坦最后以维基、开放资源软件和博客的分析，来作为整部书的立论部分：如何构建一个理想的信息社会。我不想在这里再进行过多的引述，我倒是想谈谈我对维基和博客的看法。

我一向认为，维基是人类文明史上相当耀眼的明珠，而相形之下，博客并不那么崇高——虽然我很少写维基词条，但博客倒是写得很勤快。维基的信息组织形式是有机的（文内的各种超链接）、也是统一的（维基是一个整体的网站，以wikipedia为例），但博客不是。博客非常象信息时代的孤岛（包括太多的没人看的博客，以及独立博客），而且写博客的人，动机极其复杂。博客世界充斥着胡言乱语和危言耸听，虽然这个信息世界比BBS还稍许好一点，但博客的书写——包括我本人在内——从来不是以严谨为出发点的。

我曾经对Blogosphere抱有很大的期望和理想，但事实证明，依靠Blog来构建类似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相当得不切实际。人们阅读blog，一是通过搜索引擎的关键词搜索而达成的偶然式拜访，二则是通过类似GR的RSS阅读器这种PULL信息的获取模式。很显然，这两种方法事实上都不能形成有效的协商，trackback之类的机制并不为大部分blogger所采用，故而，不客气地讲，我以为博客世界就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世界：它连协商都谈不上。

但维基不是。商用维基平台一般都是企业内部有着很强的功利目标所搭建起来的基本为内部使用的平台，既然有很强的功利目标，那就会尽可能地去获取信息。公共平台上的维基，诚然能看到不少别有用心的力量的侵蚀，但就总体情况而言，尚显良好。我并不是说，维基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信息平台，但它至少是一扇不错的门：打开了你所关心的那个领域的信息之门。

桑斯坦最后还是选择了“乐观主义”，虽然他承认在互联网上，集体审议和群体心理还是相当普遍，但健康的信息聚合肯定是有的。我同意他这个看法——最近互联网上的一些事件，还是能反映出群体协商，有时候的确能起到不错的效用——但总体而言，我并没有他那么乐观。即使我个人也信服价格机制对于言论市场的作用，但我们都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就明白不是所有的言论市场都可以引入价格机制的，而有些言论，引入价格机制（也就是物质刺激）之后几乎就是一场灾难：证券市场对于经济引导真得有效么？华尔街金融风暴不正是一个很响亮的耳光？

没错，it depends。

—— 本文同时发于第三期《数字时代阅读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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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星期一, 五月 10th, 2010

从豆瓣上看到这本书的一小部分章节，我当时就震惊了。得知这其实是本书，就到网上去找，结果很不幸的，已然断货，感谢萧秋水给我邮寄来此书和我分享。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的确是一整天）把这本书读完了，合上此书，我真得有些茫然。书中那句“当你觉得我疯了的时候，那就是你疯了”的话，让我几乎有试图去疯了的感觉。

不过，书名其实并不怎么合适。有人认为很多天才都是疯子，很多疯子也都是天才。这种话大家都知道，但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疯子智商特别高？还是智商特别高的人容易疯狂？在我看来，疯子之所以疯了，是因为ta看待周遭世界的角度，和所谓的正常人完全不同。而“正常”二字，却是人类社会主观去规范的，而不是什么客观存在。

有一些所谓的“疯子”，由于他们的视角不同，故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ta发现这些结论和身边的人的结论无法契合，从而导致ta本人也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时候，ta会感到惊恐乃至于暴躁。于是，一些不可接受的狂暴行为被实施，也就是说：对社会具有侵犯性。但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在自保。

另外一些“疯子”，可能智商比较高一些，或者读书读得比较好，他们可以自圆其说，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逻辑，他们选择了漠视他人，而不是狂暴行为。这些疯子的举手投足，让我们觉得他们“故作高深”，凛然不可侵犯，但其实是因为我们和他们无法对话。无法对话的原因在于疯子大多都比较偏执，为了完善他们那个逻辑，他们不晓得花了多少功夫（比如有人精研玛雅文化的文字符号，还有个让量子学教授也惊叹的量子青年），而我们只是略略知道，却又如何对话？

这本书48则故事，有些的确非常荒唐，看看笑笑也就算了，但有些却不然。比如有一则故事说到某人经常梦见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一个活物。我不禁非常同情这个人，这种孤独感让我感知到一份刻骨铭心的寒意，而另外一方面，若干年后（也许2012？），是不是这就会成为一种真实？再比如，一个人坚信自己是从多维宇宙的一个宇宙中被派到这个宇宙中的旅行者，思维之严密，逻辑之通畅，让旁观者都觉得他似乎的确是一个旅行者。

第15则故事，说的是一个老太太，执着地认为她故去的老伴并未故去，在她的生活里，那位老先生一直是存在的，故而吃饭要摆一副碗筷（外加夹菜），喝茶要记得给他续水，对着一张空椅子要絮絮叨叨一些生活琐事。但文后作者抄录的那张老太太亲手写的卡片，让我这个读者丝毫不觉得这是一种荒唐。是的，在我热泪盈眶的时刻，我的确在想，如果这是疯狂的话，何不让它永远疯狂？：

我们的容颜都已慢慢苍老
但那份心情，却依旧没有改变
感谢你带给我的每一天
正是因为你
我才有勇气说
“永远，永远”

疯子都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观里的，狂躁的疯子意味着ta自己觉着无法把这个世界观说圆了，看上去像个天才的疯子则是彻底完善了ta的逻辑（至少ta这么认为）。我不敢自居天才，但我的确觉得某种意义上，我就是个疯子，因为我的的确确活在自己的世界观里。

难道，你不是么？

及：此书是天涯社区的帖子连载而成，故而有一个下载，但事先说明：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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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六）：新媒体（互联网）理论书（续）

星期五, 四月 23rd, 2010

网上看到，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本来我对这种所谓的节日是不以为然到嗤之以鼻的。比如说，情人节这个玩意儿压根就是个商业节日，365天哪天不能表达一下“爱情”，非要凑那个点去挨一刀买个巨贵的玫瑰花？后来的什么白色情人节，什么七夕节，更是搞笑多于实际意义。

但后来转念一想，考虑到今天中国成年人所谓读书率——也就是一年看一本书以上的——不过一半，在今天这个日子，读一本书就可以增加点这个读书率，也算是“莫以善小而不为”了。

新闻传播领域里有几个系列的译著是相当不错的，这是新华出版社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中的一本（关于这些书系，我另行撰文），是一本论文集，由英国学者冈特利特主编，彭兰译。

这里是我过去写的一个小书评，点击这里，可以阅读彭兰写的翻译后记，这个后记书中是没有的。

这本出版于2003的书，翻译过来大致是：新媒体，一个批判性质的介绍。右侧是此书2008年的第二版，我没有看过。

这是一本对新媒体进行全景式介绍的书，分为新媒体和技术、新媒体与视觉文化、新媒体和经济、新媒体和日常生活，以及最后一个部分：数字世界文化。

与很多新媒体介绍的书所不同的，也是我个人相当欣赏的一点是：作者并没有对新媒体歌功颂德，全盘肯定。一个批判的视角是相当严谨的。

此书无中译本，再做一次小广告，有哪个出版社想开译第二版，记得找我哈。

这本书也没有中文版，但这本书在亚马逊上只卖37个美金——之所以说只卖，因为这本书有800余页之厚！

还是一本论文集，书名可以翻译新媒体读物或者新媒体论文集之类，但我必须要提醒一点：其实，这里面的论文一点都不新，没有一篇是写于95年之后的。

问题是：MIT为什么要在03年将这些古老的论文集集结成册呢？因为这些论文都是“思想”性质的，“方向”性质的，翻开此书，我们可以一窥西方新媒体的思想来源在哪里，深层逻辑又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理论中的理论书。

第一部分以“复杂、多变、无尽”为题，探讨的是技术部分；第二部分则以“集合媒体、个人媒体”为题，探讨的是媒介的形式（这方面我真得很佩服洋鬼子，这一部分的论文清一色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他们已经在开始研究个人媒体），第三部分讲设计和行为，第四部分题为“革命、对抗、网络的开始”。全书的最后一篇论文：the world wide web，作于1994年。——此书是相当形而上的。

有相当思想前沿性质的书，故而显得有些玄妙，书名的副标题是：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呵呵，像是一本哲学书。

本体论是个哲学名词，我哲学不好，故而一开始读此书是有些畏难的。后来不知道是哪个网页上说，本体论在最近的一些研究里，就是“精确描述事物本质”的意思。这个解释通俗易懂，故而我还是拿起了此书。

这本书分为五编，在我看来，主要围绕的是这三个话题：数字世界的权力思考、数字世界的文化思考、以及数字世界中“我”的思考（我在数字世界中以何形式出现）。故而，其实，它还是一本哲学书。

其实，它不太谈技术本身，事实上，这是一本谈新媒体产业的——唔——教材。

第1章到第4章，是一个铺垫，讲述了技术的过去和现在，在接受技术为基石的新媒体产业的教授之前，这4章是有必要的。第六章谈新媒体产业中的企业家精神、第七章讲新媒体内容的制造，第八章则谈电子出版的营销问题。这三章应该是作为一本产业教材的重点——但并没有涉及到电子商务（严格意义上讲，它也不是媒体产业的范畴）。后面两章谈了点法律和文化问题，最后做个展望。

说实话，这本教材如果要当国内教材用的话，是需要改动一些的，比如法律法规这一章，美国的东西这里用不了，内容制作这一块，也需要考虑本国国情。但此书作为一个框架和讨论切入点，是有意义的。

网络社会学中的扛鼎之作，总名称为：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从左至右，为三卷，曼纽尔卡斯特（有世界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之誉）作品。

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讨论的是信息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动力，分析的是正在浮现的新社会结构：网络社会。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此书对于信息时代的重要性堪比马克思韦伯之《经济与社会》对于工业时代的重要性。作者在考察了美国、亚洲、拉丁美洲与欧洲之后，以经验分析为基础，写下此书：新经济的根本动力何在。

第二卷，认同的力量，讨论的是统治和反抗之间的矛盾关系，作者认为，在全球网络和文化认同之间，社会制度（特别是民族国家）的基础受到了挑战。在第一卷探讨了经济的变化之后，作者认为由此而带来了社会转型，即出现了大量反对一元化逻辑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挑战，而这种一元化逻辑在网络社会形成之初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这本书的写作依据是作者考察了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大量社会运动。

作者其实是在警告美国人的单边主义，03年此书第二版问世的时候，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情绪正烈。

第三卷，千年终结，试图解释的是几种具有信息时代特性的过程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结果，比如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认同建构、父权家长制、民族国家危机等。书名千年终结的意思是，本书是以千年那个著名的终结：苏联解体，开始的。这本书的重点是信息化资本主义带来的政治话题。

（未完待续）

读书（五）：新媒体（互联网）理论书

星期日, 四月 18th, 2010

我在这个系列的前文中说过，有所谓实务书，也有所谓专业书，实务书是最贴近实际操作的，专业书是讲一个或多个实务操作时候的理念的，而理论书，就和具体微观的实务操作离得相对远点。即使在谈微观问题，也比较笼统。更何况，大部分的理论书，谈的都是宏观问题。

很多人很轻视理论——我以前也是——但其实理论就是个归纳的过程。归纳好了，就可以演绎。我们小时候学1+1=2的时候，都是从1个苹果加1个苹果等于2个苹果开始的。归纳好了，就变成1+1=2，然后再进行演绎：1个桔子+1个桔子便是2个桔子。

人文社科的理论具象表现为一种变量和一种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越帅的男性越容易得到女性青睐，其实这就是一种理论的雏形：帅这个变量和青睐这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正比。当这种雏形——专业名词叫假设（hypothesis）——被实际数据验证后，就成了理论（theory）。

但人类社会中，单一变量和单一变量形成关系的理论很少，通常情况下，需要多变量。比如帅、聪明、有产这些变量加上去后，被青睐的可能性加大了。那么，这三个变量各占多少呢？各自的关系又如何？再复杂一点，那一头，什么样的女性青睐呢？又多了一侧的变量集合。于是，模型（model）出现了。模型是较为复杂的假设关系，模型被证明后（可能是定量证明的，也可能是定性证明的），就成为理论。故而，事实上，大量的理论书，也许叫模型书更为恰当一些。

扎扎实实地做一个理论，对两样学科要求很高。要么是数学，要么是哲学。前者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后者是定性研究的源泉。所谓数学是所有学科之父，哲学是所有学科之母，大抵就是这么来的吧。我个人这两个都不怎么的，故而这辈子怕是建构不了什么理论，只好努力去做个二流学者：评判理论。

我是蛮喜欢看理论书的，一方面兴趣所在，一方面工作需要。在理论建构方面，老外比我们做得出色。有时候我认为，中国互联网没有创新，甚少理论基石是原因之一，搞个sns都是借用别人的所谓六度理论。归纳不到位，演绎也难。

这方面的书，我应该一篇文章列不完，会有几个续。

这应该是我最早接触的网络理论书中的一本，也是我最钟爱的一本。相当薄，区区12万字，简直应该叫成“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谈的是民主和网络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网络有带来信息窄化的可能（拜大量的度身定制功能）。我相当认同。我认为“人以群分”的各种SNS（包括微博）的确很容易带来小团队思考（small group thinking），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不能被那堆有link的人所发出来的信息所误导，事实上，客观现实，未必如此。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网络民意不等于社会民意。我是相当反对将整个社会的事用网络投票来体现民意的。在中国，只代表了三分之一弱的人口。

07年我写过一个短书评，不赘。

这也是我早期接触的书籍，作者Lessig是美国著名的大律师，Napster音乐版权案他就是辩护律师，creative commons这种版权协议，也是他的发明。我在版权上面的很多想法，受他的影响很深。

《代码》后来作者写了第二版，但代码2并没有印成实体书，而是遵循cc协议的原则在网上自由传播。我一度尝试翻译过此书，但翻译了大概四章之后，就虎头蛇尾了，鄙视一下自己。

代码作为书名，很容易被误解为一本技术书。但完全不是。Lessig在此书中的主要观点是：由代码组成的网络空间正在变为一个高度可规制的空间，而不是什么自由世界。——我对互联网的一些悲观立场，某种程度上，来源于此。虽然近来有些松动，但技术不是中立的这一看法，我始终没有改变过。

《思想的未来》是一部讨论互联网版权的书，作者很明显认为现有的版权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我们人类思想的未来。我也写过一个短书评，不再展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本书是我有一年北上参加清华一个小型论坛所得到的赠书：这本书很贵，要100个大洋（找钱2块）

虽然我们有了类似wiki这样的东东，但身边还是应该有本工具书。作为大百科字典而言，wiki是做得最翔实的，可惜中文条目很少。而国内的百科通常不会太翔实。这本书，恰恰就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内容——虽然总条目数并不多，但很精。

比如上面提到的Lessig，作为一个条目此书中有，长达3页有余，介绍得相当详尽。

95年出版的此书可以用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来形容，但奇怪的是，现在居然没有卖了。这么有名的书，为何不三版四版呢？

严格意义上，这不是一本理论书，作者自己也承认只花了六个星期就写完了——理论不是这么搞法的，呵呵。但这本书的大名，来自于它的预言实现了：计算不再仅仅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但是，作者有很明显的技术工具倾向，有些地方也委实太过乐观。是的，我们是数字化生存了，但不见得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光看此书是不够的，需要再看看波斯曼的《技术垄断》来平衡一下。反之亦然。

《数字化生存》的译者就是此书的作者，此书源自于胡泳师从人大张鸣教授作为政治学博士的毕业论文。

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在网络空间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政治学的范畴）。在前网络时代，公私之分是很清楚，或者说，很稳定的。但到了互联网时代后，这个分界变得游移不定起来，胡泳做了很好的剖析和研究。

说到胡泳这个人，这是一个相当异类的网络界学者。早年他从事传统媒体《三联生活周刊》，后来又很起劲地琢磨瀛海威。97年写了《网络为王》（天，97年，我还把互联网看成一个可以看花花公子一小撮照片的工具）。翻译的《数字化生存》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互联网的启蒙之作。

在此系列的（三）中，我提到了《我们的防火墙》。我当时还没注意到，这两本书的书系“思想@网络.中国”的策划人就是张树新女士。看来瀛海威结束之后，她并没有离开网络。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每当我想起这句瀛海威的广告语，都会心情澎湃，激动不已。以至于曾经在一次公司内训上，哽咽无语。瀛海威是消亡了，但这份理想，这份伟大，将永远存在。

未完待续

读书（四）：江湖的书

星期五, 四月 16th, 2010

所谓江湖的书，就是一开始写在网上（比如BBS），后来集结成书，文字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易读轻松。江湖中藏龙卧虎，高手如云。而且这种书还有个特点，就是每篇文字都是经过打磨的。稍有不甚，后面就有大把网友使劲K你，搞得作者下不了台。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在天涯的煮酒论史的板块里追帖子看，不过有些费时间，故而就再没坚持下去。

江湖里还有个特点，就是鱼龙混杂。不是所有的江湖书都是值得去买来看看的。有些网上免费阅读一下就够了。还有一个情况是，作者写到后来江郎才尽，虎头狗尾的书极多。《明朝那些事儿》一开始写得相当棒，后来就不免流于平庸，故而我从未买过此书。

我这里列的基本没有文艺作品：小说。起点我是很少逛的。还是那句话，我个人对小说的兴趣缺乏导致了这个行为。而不是说江湖小说就没好的。穿越文我看过黄易的《寻秦记》，打发打发时间是相当不错的。我猜，这本书大概是穿越文的始祖了吧。

我对历史是相当感兴趣的，中学时唯一做过的“干部”就是历史课代表。另外，我对考据类的文字也很有兴趣。故而这个书列，以这两部分为主。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江湖历史书，作者火焰塔，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至今不知道这个火焰塔究竟是谁。

五胡录，顾名思义，就是讲五胡乱华那段历史。起点是西晋，终点是南北朝开端（刘裕代晋）。这段历史在我们的历史教育里是被匆匆带过的，想来是因为这是汉人最屈辱的一段历史（事实上，元朝我记得也是语焉不详的一段，但不晓得为什么，清朝便大书特书，还佐之以大量的清宫戏）。

火焰塔的文笔极好，诙谐幽默，交待情节又丝毫不乱。这本书似乎已经没有卖的了，但电子版本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作者曾经承诺过要写南北朝，但似乎一直没有写成。倒是赫连勃勃（梅毅）写过一本《华丽的时代》，覆盖了整个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但从文笔而言，梅氏是不敌这位自称为“理科生”的火焰塔的。

吴闲云作品，这两本书和历史没有关系，走的是考据路线。吴闲云后来还考据了以及正在考据《金瓶梅》和《水浒》，在他的个人blog上，可以围观。

所谓考据，这里指的意思不是这本书的背景，而是考据故事情节。在《探西游》里，吴闲云做了一种另类解读，的确解答了我以前读小说的种种疑问：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时那些天上神仙没一个打得过他的，怎么取经路上，随随便便一个下凡的神仙就可以难倒他。吴氏解读虽然另类，但逻辑严密，完全能自圆其说。

《博弈三国》则是以博弈论来解读各方势力的种种策略。三国三国，的确是一个博弈时代。不过这本书就犯了江湖书普遍的一个缺点：到了后面，有些草草了事了。

熊逸作品，是一本通俗化的讲禅的书。我接触禅这个东西，是从蔡志忠漫画开始的，但读了此书后，发现蔡志忠有相当的误导性。

此书我写过一个小书评，不赘。

还是熊逸作品，比某女大师讲孟子讲得不知好多少倍。

此书是有些借古喻今之意的，当然，你快速翻过之后哈哈一笑也无不可。但如果你要细细品读一番的话，还是能嚼出作者深意的。

依然是熊逸作品——我对此人，取仰视视角，高人啊。

这是正宗的春秋考据书了，中国有多少人为了一部春秋，皓首穷经。此书以春秋为主线，展开的是那个时代的儒家思想历史。中国历来的文化都是政治秩序替代思想秩序，故而政治混乱不堪的时候，思想倒是有了勃勃生机。春秋就是第一个时代。

这两本书极厚，而且有大量古文，读来并不轻松。算是江湖书中的一个异类。

江上苇（徐旭）作品，专讲历代农民起义。

最近看王学泰的《游民文化》，王氏就认为农民起义算什么革命。真正的革命是要对社会发展文明进程起推动作用的。农民起义其实不是农民搞的，而是游民。我脑子转了好几下，才从正统的农民、工人、地主、无产、资产之类的阶级划分法从跳离出来。

此书只是一般性描述，动机原因和后果，此书涉及很少。当故事看罢！

贾志刚作品，是讲春秋五霸的。第一本主人公为齐桓公，第二本是晋文公，看上去作者还要再来三本，才算写完。

文字是很无厘头的，颇可一观。

范军作品，讲战国，确切地说，讲战国纵横家。

今人读史，如果说春秋有那么一丝浪漫气质的话，战国就是彻头彻脑的铁血了。春秋礼乐开始崩坏，但尚不至于彻底崩溃。宋襄公之战虽然有些搞笑，但我还是抱有一丝敬意。到了战国，但就是彻底的以利为核心，各种光怪陆离的阴谋，已不足为奇。

作者写法有些古龙的形（短句、大量分段），但离意还差得远。文字较平，故而也就是当个故事看罢！

曹三公子（曹升）作品，专讲李斯。

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格局，大抵上是秦始皇和李斯这一帝一相共同铸就的，不过思想是韩非子的。李斯一生，可谓位极人臣，但结局极其凄惨。某种程度上，数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那么一种，都是李斯的翻版。

但奇怪的是，我读此书，不知道为何，老是会想起黄易的《寻秦记》，哈哈

英雄旗主作品，讲残唐和五代。

五代同样也是一段天下大乱的时代（不过思想上也无可夸耀之处，可见凡事皆有例外），我小时候经常把五代和南北朝搞混，大概都是乱得差不多的原因吧。

中国历史上的大乱之世，春秋战国因为时间太长，思想流派也众多，是一个重头。三国则由于《三国演义》之故，虽然民间认识混乱不堪，但意识中大致都是知道大概怎么回事。独独这个南北朝和五代，似乎是主流历史所忽略的。故而本篇博文，以五胡乱华起，以五代终，建议对历史有兴趣的人，都应该看看这不该被忽视的历史。

读杂志：《中国改革》

星期六, 四月 10th, 2010

说到底，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或者组织来说，钱是命根子。如何用钱是个大问题，而如何赚钱也同样是个大问题。胡舒立主导的《中国改革》，这一期封面专题，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大问题。预算预算，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说得通俗点，就是“预估能赚到多少”以及“预估要花多少”的问题。

胡氏脱离联办另起炉灶，找了本《新世纪》，我当时觉得很不看好。联办是有联办的作用的，《新世纪》的东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起不到这个作用。故而后来胡舒立出任某学校新传学院院长博导，可以看成是种两栖（两栖的原因其实就是一栖不是很靠谱）。但她拉上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中国改革》之后，我的看法就变了。这个委员会背后就是发改委，来头比联办大，胡氏说不定会变成更“危险的女人”——呵呵，开个玩笑。

这一期，就是锋芒已现，虽然还谈不到“毕露”的程度，但这一期，绝对值得一读。这是一期看上去在谈经济改革的杂志，但实际已经涉足到了另外一个更深的层面，某种意义上讲，一度是禁区。

封面文章《预算变法》，编者按是这么写的：

现行预算法，过于强调预算的工具性职能，只强调政府部门对所属机构、单位、个人行为的规范和监督，成为政府自身管理及管理公众的法律。社会和公众、立法部门管理和规范政府行为的根本宗旨没有得到体现。

考究这个《预算法》的立法精神，的确咄咄逼人。而其中一位作者蒋洪（上海财大的教授），直接挑战原预算总则的第一条，如是写道：

若将预算定位为政府内部管理的制度规范，财政信息的公开就必然且当然会被忽视，正如家庭收支没有必要让其他人知道一样。但是，如果预算法的宗旨是公众规范其受托人行为、立法部门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制度，那么财政信息公开就是基本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要求。

我觉得有必要抄录一下预算总则的这个第一条：

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工具论的意思十分明显，是以国家（政府）怎么用钱为核心的。

而另一位作者人大教授朱大旗，在他的文章中“最终目的论替代工具论”这一节中写得相当到位和精彩。他对这个第一条的提议修改为：

为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公共财政制度，规范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和监督行为，科学、合理、公平配置经济资源，加强对政府收支的管理、监督和控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运营效益，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实现经济稳健、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说到底，政府搞预算和企业搞预算是相当不同的。政府是民众的受托人，不是国家的所有者，而企业，老板（或者股东）不是员工的受托人。在很多方面，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和企业相似的地方仅仅是在技术细节层面，而在根子上，两者完全是两回事。企业追求的是利润，说的再本质点，就是如何有效率地利用各种资源产生最大的收益。但政府不是。政府的重点不应该是效率，而是公平——事实上，十六大的那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已经被十七大修改过来了——故而政府预算和个人或企业预算所不同的最大点在于：并非量入为出，而是量出为入。觉得要花多少钱，你才能决定去搞多少钱做收入。

其实，民主是一种相当没有效率的东西，做个事还得投票表决半天，还得费一大堆口舌去说服别人。民主体制天然不是为效率设计的，而是为：公平。而只有公平，才是保证和谐的正道。

顺大便说一句，政府官员去读MBA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能鼓励的。学了一堆MBA的技巧，把自己掌管的部门当成企业，那么，你究竟是谁的受托人？

最劲爆的文章是“舒立对话”栏目中的《推进整体改革议程——高尚全、吴敬琏、汪丁丁三人谈》。如果前面的文章还是个前菜的话，这个就是正餐了。光看那个标题，就知道胡舒立剑指何处了：整体改革。这个对话的编者按，胡舒立写得相当豪放，有兴趣的，可以觅来一读。而后面的三位经济学家的对话，更是纵横捭阖，畅所欲言。考虑《中国改革》有发改委做靠山，我这个小小blog啥子靠山都没有，就不抄录任何文字了。

读书：潜入深海

星期日, 四月 4th, 2010

晚间去老妈家吃饭，父母都是媒体人士，老妈更是一线记者。席间谈起复旦张志安主编的这本书，谈到80年代媒体终结那些因早年动乱留下的荒谬的辉煌，早已退休的老妈似乎有些出神。当年那艰难但又令人兴奋的岁月，在她望向往昔的眼神中，似又浮现出来。

虽然父母都是搞媒体的，但我真正接触传统媒体，却要到2006年之后。2000年我投身互联网业，算是进入媒体了，但很少关心传统媒体，还一度以“从不看报纸杂志”自诩（今天想来这句话，实在有些汗颜）。06年踏入新闻传播领域，才一步步开始接触传统媒体。但依然所知不多——毕竟我是学传播的，不是学新闻的。故而打开此书，方才知道，我们的新闻媒体，并不一直甘居×××的喉舌。他们也曾奋斗，也曾努力，也曾为民众奔走，也曾为这个天下呼号。

我曾经在微博上说过：

传统媒体现在日趋胆大相反网络媒体则自我审查日趋严格为什么呢？我自己瞎琢磨的原因就是传统媒体人很少考虑商业问题而网络媒体成天想的就是商业模式说实话商人重利故而是一个最没骨气和原则的群体

这话有些激进，但我并不想放弃这个观点（当然，我需要做一些解释，我这里所指的网络媒体是那种大型的或者官办的，并非泛指中国数百万网站）。在这本副标题为“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的书中，我从未看到过什么媒体人在那里考虑报纸该怎么赚钱。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比如一个报社的采编办公室，平日里吵吵闹闹，人声鼎沸。但只要一有读者打电话进来，立刻保持安静。如果读者表示对某篇报道赞许，这个赞许的言语将会由接听者以一种夸张的（甚至可以说是添油加醋）方式传播到整个办公室中，引来更多的昂扬斗志。

这本书的编排并非按照时间顺序，但大致是有个时间走向。前面的文章大致谈的都是较早的事。故而，此书看得我三种心情：先是热血沸腾，继而唏嘘不已，最后只剩下苦笑。比如这一段：

央视新闻评论部对心爱节目被毙的处理程序：1、洗热水澡，决定活下去，活着理想才有实现的一天；2、忘记卖素材的想法；3、站在审片领导立场试着像他那样考虑问题，总结经验并确定下次应对策略；4、给制片人打电话，问有何选题可做

我曾经感慨过，在这里搞媒体，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上述这段话，乃是对这种心路的最好注解。

学院正在筹办一个“全媒体中心”，其实是一个大学生实践基地，寓教于实践中。这个中心的规划包括一个电视台、一个广播电台、一份报纸和一个网站（全部面向的不仅仅是学校而是包括社会）。报纸的名字尚未起定（我建议叫《观察》，自有一份含义在里头），便已组建了一支包括九个学生做采编的队伍。上周和一位同学在网上说，我决定买九本书送给你们。昨儿卓越到货了。

我倒不指望这九位同学未来都去搞深度报道，但我的确指望他们，但愿在未来，他们不要忘记先辈们曾经的荣光与梦想，即使他们不再在这个“对不起自己的行当”中。

这位同学在网上说：谢谢啊。我回曰：真能拿起来好好看看，便是谢了。

BTW：有一本书，可以拿来配套阅读，宋守山编著的《传媒三十年》

读书（三）：新媒体（互联网）专业书籍

星期五, 四月 2nd, 2010

在我眼里，实务书籍和理论书籍中间还有一档，那就是专业书籍。专业书籍的特征是谈理念为主，和实务有关，但又不是那么实战，也有点“理论”，但严格意义上又不是理论书的严谨且艰深。我以为，一个人混一个行当，除了看实战派的内容，专业书籍也应该有所涉猎。倒是这个理论书，见仁见智，不见得都要去看。

第三类，新媒体（互联网）专业书籍：

这本书赫赫有名，很多人都看过或听说过。当年有一个名词“蓝长平二”，其中三本书只有这本书值得一看（蓝海战略和世界是平的，对我而言，10%的共鸣都没有）。严格意义上说，长尾理论并非理论，只是一种假设（hypothesis）或模型罢了。

不过，按照作者的“理论”，其实，长尾也是要依附在大热门上的。这本书其实误导了很多创业者，以为长尾同样会带来收益，但却忘记了，它的前提是它所在的平台必须是个大热门。创业之初，哪里那么容易建立热门平台。

故而，今天事实上，有很多B2C在淘宝是有摊位的。B2C站点本身不见得能跑出多少量来，倒是在淘宝这样的大热门上，或许有不少收入。这才是长尾理论的商用正解。

作者后来又编过一本长尾理论2.0，我没看过。估计是想沾这本书的光再卖一回，感觉上以长尾理论这本书的质地，它的续集，不太值得一看。

如果你要把此书定位成《连线》杂志的历史，也是可以的，故而可以归入第一类，但我第一类说的是中国互联网史，放个讲老外杂志的书，有点奇怪。我想了半天，还是把此书放在这个类别。

放这个类别，也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此书在讲述《连线》的荣光，但同时也在讲述《连线》的理念。

《连线》的确开创了一个时代，创始人罗塞托是一个斗士，但同时也是一个疯狂的人。他的性格注定了《连线》的命运。青春荷尔蒙最终败给了利益至上的金钱逻辑。

我对现行的版权保护制度是颇多不满的，已经写过好几篇博文来探讨这个问题。一言以论之，就是：版权组织就是现代教会。

这本书探讨了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问题，作者两人，分别以各自的立场切入。一个站在自由传播的角度，一个站在版权保护了才能繁荣内容市场的角度。我个人是蛮欣赏这种编排方式的，至少可以让读者左右逢源，不至于钻入牛角尖去。

不过，遗憾的是，我看了此书后，让我对版权保护制度的不满上升到了厌恶，哈哈

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小小惊讶了一回：呀，居然有这种书。我赶紧去一个我不太去的卖书网站下单（当时只有那里有），付出了这本书一半价格的运费——可见我的饥渴。

但拿过来翻翻后，大致明白没那么犯忌。此书探讨的是这个“伟大”的墙的管控理念，不乏为墙寻找合法性的企图。当然，作者也夹带了一些私货，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在我看来，信息时代，信息流动是第一位的，信息管控，则是第二位的。我在渠道vs平台中说得已经很清楚了——这也同时可以解释我为什么那么厌恶现有版权保护的原因。

我为此书做过序，但我这里并不是因为我做过序才进行推荐的——这个系列，没有枪的成分。

作者是当年很有名的盖茨小喇叭，他写博客写到帮助微软逐步挽回了“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硬派形象，这本书的理念其实注重在品牌如何利用2.0媒体和受众沟通，传播的内容自身如何剑走偏锋以获取受众青睐。故而，这是一本和公关有关的书。

译名不好，原名《naked conversation》，很有些意境的。

此书专门探讨在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业该做如何的改进，作者是新媒体研究领域中全球意义上的大拿。

虽然作者是个学者，但这本书偏向于实务领域，分别从新闻内容、从业记者的工作方式、新闻编辑室的结构和新闻机构与众多利益相关人的关系四个角度阐述，我个人以为，很值得传统媒体的高层运营者看看。

我说过我不太看小说，但不是不看小说，像这本小说，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放过的。有调查说，gphone的用户和iphone的用户是最忠实各自品牌的手机用户，且互相瞧不起——我是G1的使用者，哈哈

虽然说是乔布斯的日记，但其实是作者自己写的，假冒乔布斯之名。但凭借作者自身对高科技行业的理解，取材一些真实的内容，虚构了对话、想法和心态。文笔十分讽刺辛辣，读来很是有趣。

据说，乔布斯本人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

我五星推荐过此书，写过蛮长的书评日志，就不再重复了。

我在推上说，要买个若干本，四处送人。后来买了十本，基本送光。

说实话，此书写得一般，且有过于吹捧之嫌。但考虑到讲述维基的书不多，故而放在这里，供诸位参考。

（未完，待续）

郑重告示：读者诸君，如有好书，恳请不吝赐教，留贴于后。

读书（二）：新媒体（互联网）实务书籍

星期四, 四月 1st, 2010

本篇打算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眼中的新媒体实务书籍，实务书籍重的是个“用”，如果是一本提供了几条可以马上操作并见效的实务书籍，那就值得一看了。原版的实务书籍我看得不多，也没什么好推荐的，译作或者本土写的实务书籍，在我眼里，有如下可以翻翻。

第二个类别：新媒体（互联网）实务书籍。

这本书的曾陈二位作者都是新浪的人，前者是新浪的财经频道主编，后来改做新媒体研究室主任，现在在干嘛，我不晓得；后者是大名鼎鼎的“新浪老沉”，新浪主舵者几易其人，陈彤大人一直安坐总编辑之职。

说起来，陈彤如果出自传或别人给他写个什么传记，倒是一本极好的职业经理人励志书。当年，陈彤只是新浪编外的一个BBS版主（新浪的原型就是一个只能保存50条帖子的BBS），一路奋斗，做到网络江湖中的大佬。而且这个大佬和别人不同的是：他并非老板——这让我想起了五代冯道，哈哈，开个玩笑。

新浪之道的核心：海量、快速，是陈彤提出来的网络新闻运营理念，这个web1.0的内容理念，我看今天还很有用处。我前年说过：2.0为体，1.0为用，直到今天，我认为在运营门户（包括水平门户和垂直门户）一类的网站时，依然成立。

此书的书名实在起得通俗，但这本厚达400余页的书，我是我视野所及中关于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最好的实战派书籍。

作者昝辉，混迹于新加坡，对SEO极有心得，成名于他的博客文章《SEO每天一帖》。这本书虽然名为网络营销，但实际上的切入点是围绕电子商务的，在时下电子商务大热的时代，这本书就更有实战意义了。

网络营销有两个流派，其一是怎么卖产品，其二是怎么树品牌，此书重点在前者。我个人建议，任何打算在网上卖东西的人，都应该好好看看此书。

这是一本关于网页设计的译作，但并不是谈网页设计的技术，而是谈网页设计的原理。换句话说，是讨论“用户访问体验”的。

有不少实际经过测试的提升用户体验的结论，细节到两条链接何者在上，何者在下，下拉式表单如何设计，等等。

此书较薄，仅200页不到，几天就可以看完，考虑到是本全彩的书，价格么，自然稍贵些。但总体而言，还是物有所值的。

我为此书写过短书评，但说它是实战派书籍吧，委实有点牵强，因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提供多少提高网站点击率的具体方法，更多的是在探讨某种理念。

此书涉及到的搜索引擎的地方很多，但又不会教你到底怎么提高SEO。故而，我认为，这是一本“入门”性质的书，网络江湖混迹久的人，完全不用看这本书。

SNS是时下热点，这个基于其实被大大误解的“六度理论”而诞生的网络应用，席卷了全球。SNS的标志性站点FaceBook按用户量计算，成为全球第三人口“大国”。而SNS化，更是很多新的应用的一个着力方向。

正因为如此，SNS是一个极大的而且很新的概念，要操控全局写这样的书，非常不易。故而此书也就是在SNS江湖中的每个点上做了一点涉及，并没有深挖下去。也正因为如此，我不推荐此书给SNS的资深运营者看（你大概都已经知道了），而是定义为：SNS入门书。

如果此书作者三人，能聚焦在SNS某个支线问题上，写上一本，应该更好。当然，这就很考究作者对SNS的理解和功力了。

我前面提到了一本卖东西的书，这本就是树品牌的书，顾名思义，是利用2.0平台和2.0理念进行公关运作的。

我这里做个小广告，如果有哪个出版社弄了这本书的版权打算翻译的话，记得找我啊，哈哈。

本来想着力推荐一把这本书，因为如何利用google adsense，这本书提供了极其详尽的细节方法。不过，时过境迁，如果你有一个主要面向海外互联网用户的网站的话，就看看这本书吧。如果不是，买本做个珍藏，算是个纪念？哈哈

（未完，待续）

郑重告示：读者诸君，如有好书，恳请不吝赐教，留贴于后。

读书（一）：中国互联网史

星期四, 四月 1st, 2010

我大概从33岁才开始起喜欢上读书——以前真得不算是个爱看书的人——读得不算太杂，专业上基本围绕在传播学（新媒体算在这个里头）、社会学，杂书则比较喜欢看与历史有关的书，几乎不太看小说或者什么文学类作品，倒不是看不起这个，实在是个人口味而已。兴致来了，两天可以看完一本书，但碰到那些晦涩难懂的书，可以看上很久。记忆里耗时最长的一本书是韦伯的《社会学基本概念》，一百页不到的小册子，看了我一个多月。

在读书上，我有四个心得和诸位分享：

其一、一本书，是作者的观念表达。作者并不是为某一个人写的，故而作为单个的读者——你，要时刻明白这一点。一本书，如果有50%以上对你来说看得津津有味或有共鸣启发，那就是很好的书了。如果只有30%，那就是凑合，只有10%，虽然不值得买，但也可以考虑借来翻翻了。反过来，如果有70%，那就是经典——特指对你而言。如果有90%，呵呵，不好意思，阁下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二、大部分文科类的书，结论都不可能是百分之一百正确的。人文社科，讲究的是一个切入角度和观察视角。这个道理就像盲人摸象，不可能有本人文社科的书的结论是100%的真理。故而，看到某些地方，你认为纯属胡扯，那是极其正常的事。读书其实读的不是结论，而是作者做出这个结论的推导过程。如果要读结论的话，读书评就可以了——别笑，据说上海滩某媒体集团的老大就是这么看书的。

其三、总体说来，通常“著”比“编”强，“译”比“著”强。前者是指编的书很多是东拼西凑抄来的（如果是一个人编的话，论文集例外），后者是指翻译的书比土产的书强。翻译的书，涉及到一个版权金的问题，出版社会考虑再三再出书，故而有个市场过滤机制在里头。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的。我国社会学一大门学科，是改革开放后重启的，人才青黄不接，有水平的，不是我崇洋媚外，的确是海外书居多。

特别是教材一类的书，老外的书的引注，相当严谨，你可以顺着这些引注，去找更多的书来看。

其四、不要轻易去看所谓原著。很多大学生拿着教材问老师问题的时候，老师会说：要看原著啊！我这里得告诉诸位，老师这个回答是有个前提的：ta以为你真得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只有你的确很有兴趣并立志做一番深刨的情况下，可以去翻点原著来看。如果你只是想粗粗了解，教材就够了。

为什么呢？因为原著是有作者倾向的，而教材则是寻求“述而不作”，公平介绍各种理论观点的。前面说过，人文社科，没有百分百真理，在没有比较通盘地掌握一个领域里的各种观点之前，贸贸然进入某个倾向性极强的作者的书中，的确存在这种可能：被引入某个牛角尖。

从我读过的书目中，给诸位分享一下我觉得不错的书，分几个类别。如果觉得可以，或可按图索骥找来看看。

第一个类别：中国互联网史，这个类别，自然是要看本土人写的了。

这个类别相对来说很轻松，有些书真得就是两天就能翻完。如果把英年早逝的钱天白教授那份“越过长城通向世界”的邮件算为中国网络时代的第一天的话，中国互联网始于1987年9月20日。在这近30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回顾看看。

此书是当年彭兰教授的博士论文，今天她已是人大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导。这篇论文是当年的中国百佳论文之一，梳理了中国互联网媒体从1994年2004年的历史，资料收集工作相当到位。

此书专讲中国互联网今天的巨头们如何勾心斗角，一共三十六个案例。程王两位作者都是出身媒体的实践派人士，本来就擅长写故事，故而这本书写得相当有趣。

林军作品，作者又被称为“林校”，qq上有个互联网老兵群，他是一群之长，我猜校长之谓就是这么来的。这本书也是讲大佬们斗争的故事的，但读起来没有上一本那么轻松。林军这里有一个失误。

第一本书，出自博士手笔，前后耗时数年，材料使用上，颇见作者的梳理功力。第二本书，则是讲故事，讲得生动就行，不求材料齐全。而林校此书，堆了很多材料，但不知是功力问题还是时间问题，梳理得又不够，故而经常会发现读着读着，这个故事还没完，已经开始另外一段了。

不过，如果你有耐心的话，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我对方兴东博士是很有些微词的，但这个微词是限于他治理运营公司的领域。对于他就博客这个概念在中国推动所做出的贡献，我还是抱有相当敬意的。

这本书，严格意义上不是方兴东和王俊秀写的，而是编的，书中有大量的网络文字被使用进去。但考虑到专述博客的书很少（刘津著有一本《博客传播》的理论书），这本书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从封皮以及书名上就可以看出，这本书是某本热门书的山寨作品，作者东鸟，不知何方神圣。书中颇多危言耸听之处，但它的价值在于一些史料，以及切入点。目录，还是值得一看的：至少，它提供了一个看中国网络史的线索。

—————期盼的分割线—————

其实，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VC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我至今没有看到一本专注于网络行业VC的书。也许，是我视野不够吧。

（未完，待续）

郑重告示：读者诸君，如有好书，恳请不吝赐教，留贴于后。

读书：吴敬琏传

星期二, 三月 2nd, 2010

早年我炒股票搞经纪业务的时候，对吴敬琏（包括前总理）也是诸多不满。他对当时股市的批判，的确让我这种靠股票吃饭的人这口饭不好吃了。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思维，我对他的不满，没什么奇怪的。

不过，今天的我，距离股票市场已经很远了——我连上证综指现在在哪个区间都不晓得——便可以心平气和地来看待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吴晓波先生这次为他作传，对我这种其实完全不怎么了解经济学的人来说（天可怜见，我还持有经济学学士的学位），是一个接触吴敬琏先生的机会。

关于吴老先生的经济学理论，我无从置评。至今我对于他当年预言了股市要大跌的这个说法还心存疑问。究竟是他预言了呢？还是因为他的言论成为大跌的因素之一呢？这个很不好说。中国的证券市场在过去的确很不规范，这谁都知道，但是否需要付出类似休克式疗法的代价来让它变得相对规范些（请注意相对二字），是值得一问究竟的。

我在围脖上说，这本书关于顾准之死和孙治方之死，写得荡气回肠。顾准死的时候，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症结所在，虽然死得凄惨，但心境也许是愉快的。而孙治方不同，虽然他死的时候已经摘了帽子，客观条件上远非凄惨，但心底那种凄凉，吴晓波的笔锋所及，是能让我感受到的：

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无比聪慧、富有勇气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倾注了所有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片无法承重的沙滩之上。人世间的惨烈，莫过于此。

我放肆地说一句（如果吴敬琏老先生看到了话，请原谅我的放肆），吴老先生在蒙主召唤的那一刻，是顾准的心境呢？还是孙治方的心境呢？

这个放肆的问题来源于本书中吴老先生关于“法制”（rule by law）和“法治”（rule of law）的见解。吴老先生认为，法治比法制更好更重要：法制是用法律作为工具去统治老百姓，法治则是所有人都要受法律的制约，法律高于一切。以至于书里还提到了一则小故事，来表示吴老先生对法治的看重。

然而，我恰恰以为，在当下的社会，法制远远比法治重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法”是“好法”：是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保障社会文明进程的利益的。如果法是一部恶法，这十六字方针，这个“法治”，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我们如何制法，法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学的领域了。

贯穿吴老先生几乎一辈子的是“改良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改良主义通常都是不受待见的。改良主义被认为是“小修小补”，而吴老先生在公共领域上的成就大名并非改良主义，而是在当时看来相当激进的“市场”二字。但在治学上，吴老先生的确是个改良主义的人。

中庸之道，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左右逢源的，而是两边都得罪了。吴老先生在最近一段时间受到的三方势力的挑战，其实，和他的改良主义气质息息相关。

最后说两个这本书的装潢小细节：

其一、封面。把一个人的头颅切掉一块的摄影手法，似乎是值得商榷的；

其二、最后两页的编辑推荐延伸阅读，一页全部是张五常的书，一页全部是吴晓波本人的书，不晓得和蓝狮子有没有关系。一部吴敬琏传，编辑推荐延伸阅读部分，居然没有吴敬琏的书，难道吴老先生从来没写过书么？

UPDATE：

曾写过《吴敬琏评传》的柳红质疑了这本书，这篇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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