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科瓦齐、罗森斯蒂尔著，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章内容，具体介绍见：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502221/
黄色部分是被谨慎的出版社删除的内容（全书除了这一处和译者序之外都保持了完整），看官心领神会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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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新闻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1981年12月一个阴郁的早晨，安娜·塞波斯卡（Anna Semborska）起床扭开收音机听她最喜欢的节目——《每小时60分》（Sixty Minutes Per Hour）。17岁的塞波斯卡喜欢电台播出的时事讽刺喜剧，因为它们常常突破禁忌，道出波兰人不敢大声表达的观点。虽然这个节目已经播出数年，但是随着团结工会的崛起，《每小时60分》变得越来越大胆。其中一个节目表现了愚蠢的共产党医生徒劳无益地寻找治疗过激主义的方法，这样的节目给了安娜及她在华沙的青少年朋友许多启发。这个节目使她了解到其他人对世界的看法与她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她却不敢表达出来。“我们觉得如果这样的事也能在电台里讨论，那我们就是自由的。”大约20年后她回忆道。 [1]
但是当1981年12月31日安娜奔向收音机调到这个节目时，她听到的只是无信号的噪音。她试另一个台，下一个台。没有信号。她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结果听筒里根本没有蜂音。母亲把她叫到窗口。坦克正在压过。波兰军政府宣布戒严令，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组织，并且钳制媒体和演讲自由。波兰的自由化试验结束了。
几个小时后，安娜和朋友开始听到一些消息，暗示这次事件中有一些不寻常之处。在靠近捷克边境的一个叫斯维德尼察（Swidnik）的小镇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溜狗的人。每天晚上7：30，当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开始之时，斯维德尼察镇几乎所有人都出去到镇中心的小公园里溜狗。它成了每天进行的无声的抗议和联合行动。我们拒绝收看。我们拒绝你们所说的真相。
在格但斯克（Gdansk），出现了电视黑屏运动。人们将电视机搬到窗口——屏幕对着大街。他们向彼此以及政府传达着一个信号。我们也拒绝收看。我们也拒绝你们所说的真相。
使用古老手摇设备的地下新闻活动开始出现。人们开始用摄像机制作个人纪录片，然后在教堂的地下室秘密放映。不久，波兰的领导人意识到他们正面对一种新的现象，某种用西方世界的概念才能描述的东西：波兰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的兴起。1983年，政府建立了首批研究机构对此进行研究。不久之后，类似的研究机构在东欧遍地出现。但是极权政权的官员们无法控制公众意见。他们最多只能够尝试了解它，然后再操纵它，这和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不会得逞。
这场争取自由运动的领导者回首往事时，认为新信息技术及其对人类灵魂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共产主义的终结。1989年冬天，即将当选为波兰新总统的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接见了华盛顿的记者。他巧妙地问道：“今天还会出现杀害人民的新斯大林吗？”不会，他自己回答道。在计算机、卫星、传真和录相机的时代，“这根本不可能”。技术使得太多人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信息。信息创造了民主。 [2] 今天看来，我们可能会认为瓦文萨是在过度兴奋的状态下讲这番话的。他的情绪与其说反映了他的天真，不如说反映了世界的某一部分刚刚发现了技术及其激发人们争取自由的力量后迸发出的乐观情绪。
新闻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波兰人和东欧其他正在步入民主的人们而言，他们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新闻工作的目的是建立社群。新闻工作的目的是实现公民权利。新闻工作的目的是实现民主。正如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1991年在布拉格对一群记者所说的那样，新闻就是从政府那里夺回被宣传所破坏并削弱了思想自由的语言。自由流通的信息使成千上万的人获得权力，他们直接参与建立新政府，为自己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创造新的规则。这些是否就是新闻工作永恒的目标？或者说这些目标只适用于某些时代或某些地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公民或新闻工作者很少提出“新闻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你拥有印刷机或广播执照，就可以从事新闻生产。在美国，新闻工作被化约为简单的同义反复：新闻工作的目的就是新闻工作者所说的那些目的。正如《费城问讯者》的前编辑麦克斯韦尔·金所言：“我们用自己的工作说明一切。”如果新闻工作者被逼急了，他们会人云亦云地说他们是在为公众利益而工作。 [3]
对于越来越具有怀疑精神的公众来说，这个过于简单的回答显然不够。何况随着新的传播科技的发展，任何拥有电脑可以上网的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在“做新闻工作”。更何况这些科技还催生了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在这些组织里新闻工作的规则正被推翻并重新定义，有时甚至被弃之一旁。
一些人建议，或许科技的发展已经彻底颠覆了新闻工作的定义，因此现在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视为新闻工作。但是如果仔细考查，就像波兰人民已经证实的那样，我们会发现新闻工作的目的并不是由科技决定的，也不是由新闻工作者或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来定义的。你们会看到，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目的是由另外一些更基本的东西——新闻在人们生活中所具有的功能——所决定的。
尽管表面看来新闻工作有了不少变化，但事实上自从“新闻”（the press） [i] 这一概念在三百多年前第一次出现开始，其目标一直明显保持不变（当然，这些目标并不总是能很好地实现）。尽管新闻的传播速度、技术及新闻传递手段已经发生变化，并还将以更快的速度变化，但是在新闻的社会功能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关于新闻工作的清晰的理论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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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为公民提供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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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取公民和新闻工作者的意见时，我们发现新闻工作对公民所承担的义务包括几个原则。新闻媒体帮助我们定义自己的社群，协助我们创造共同的语言以及根植于现实的共识。新闻工作还有助于确定社群的目标、英雄和恶棍。NBC的主播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告诉研究者：“我一直以来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我们拥有共同的信息基础，我们的社会就会臻于完美。” [4] 新闻媒体具有监督的义务，它使人们戒骄戒躁，替被遗忘者说话。“我希望帮助那些想要表达的人以及无权的人发出声音。”《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前记者陈婉莹（Yuen Ying Chan）说，她曾在香港创立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培训项目。 [5] 我们这个协会的奠基人之一，已故的詹姆士·凯里（James Carey）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或许归根结底，新闻工作不过是在传递和放大民众中的对话而已。 [6] 显然，互联网、博客和公民记者的兴起让这一目的显得更为重要。
对新闻工作的这一定义长久以来一直保持不变，并且被证明已经成为不同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很少受到质疑。从历史上看，甚至很难把新闻工作的概念同创造社群和民主的概念截然分开。我们会发现，新闻工作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如此重要，以致于那些想压制自由的社会必须首先压制新闻。有趣的是，它们并不必然会压制资本主义。理想的新闻工作应该全面细致地理解公民的行为，理解我们所说的联锁公众理论（Theory of the Interlocking Public），这部分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
然而，这些新闻事业长期坚持的理论和目标今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科学技术促成一种新型新闻公司的出现，这一经济组织把新闻工作变成母公司业务的一部分。威胁不再只是来自政府的审查制度。在新技术的帮助下，政府更有可能通过破坏媒体的诚信、削弱其影响力的方式达到搞垮媒体的目的。21世纪，政府有更多手段达到这一目标，建立伪新闻网站、给电视台提供政府制作的视频新闻、给那些愿意为钱效命的“媒体打手”（media personalities）提供补贴以推行某项政策等等都是制造伪新闻（pseudo-journalism）的方式。随着公民记者的不断增多，政府必定会制造相应的赝品。另一个新的危险使得政府的威胁有增无减，独立的新闻工作会被法团主义（corporatism），即商业传播和联合企业的自我推销所吞噬而最终消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真谛——自由的新闻业应保持独立——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来自非政府势力的威胁。
有一些人反对说，给新闻工作下定义，这本身就十分危险。他们提出，给新闻工作下定义就是限制它。或许这么做确实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即“国会不得提出限制言论或新闻自由的立法”。他们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新闻记者不应像医生或律师一样持有执照或进行资格认证的原因。他们还担心对新闻工作做出定义只会导致它无法与时俱进，可能会使其在经营上处于劣势。
事实上，拒绝为新闻工作下定义并不是一个一直为人接受的基本原则，它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商业因素的影响。作为惯例，一个世纪以前的出版人曾自豪地把他们提倡的新闻价值观写在头版的社论栏、言论版和公司标识上。他们还经常公开攻击竞争对手的新闻价值观。这都是营销手段。公民根据报纸的风格和处理新闻的方法选择要阅读的出版物。只是在新闻界开始呈现出集团化、同质化和和垄断化特征之后，它们才变得沉默起来。律师们建议新闻公司不要明确写出自己的原则，以免在法庭上会被作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因此，避免定义是一个商业策略。它并不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产物。
另一方面，一些人会提出，不仅新闻工作的目标不应该随意改变，它的形式（form）也应该保持不变。他们以自己儿时的新闻为标准来衡量改变，他们所担心的就像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娱乐至死”。他们忽略了另一个事实——每一代人都在创造他们自己的新闻事业。但是我们发现，每一代人的新闻工作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却是相同的。
虽然新闻工作者对于给自己的所作所为下定义感到不太舒服，但是他们还是能对其工作目标达成基本共识。当我们从1997年开始搜集和记录新闻人的共同看法时，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下面这个回答：“新闻工作的核心目标是说出真相，这样人民才能得到所需的信息行使统治权。”这番话来自杰克·富勒（Jack Fuller） [ii] ，作家、小说家、律师和论坛出版公司（Tribune Publishing Company）的总裁，《芝加哥论坛报》就属于该公司旗下。 [7]
甚至那些不愿意被列为新闻工作者的网络工作者，也提出了相似的目标。“纽约在线”的创立者，自称是“车库企业家”的奥马尔·沃索（Omar Wasow）在本协会的一次论坛上告诉我们，他的目标之一是帮助创造这样一种公民，他们是“媒体的消费者、贪婪的信息接收者和打假者，参与内容制造同时谨慎做出反应的受众”。 [8]
这些声音是否只代表个别意见？并不尽然。我们和皮尤人民与媒体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合作，调查了新闻工作者心目中新闻最突出的特征。被访的新闻工作者中近三分之二的人在未经提示的情况下提到了民主功能，是其他答案的两倍。 [9] 我们和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从事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合作者一起对一百多位新闻工作者进行了开放式深度访谈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在报告中写道：“各个层次的新闻工作者都坚定地表现出对一些核心原则的忠诚，默契程度令人吃惊，他们都将自己的工作与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0]
新闻工作者的伦理准则和职业使命宣言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同的证据。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北美最大的印刷媒体新闻管理者协会）的准则提出：新闻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向人民提供信息，为大众福祉服务”。斯克列普斯公司（Scripps Company）的报头上写着：“给人民光明，他们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事实上，美国报纸编辑协会记录的每个报纸的使命宣言中都把促进自治作为新闻机构的首要目标。 [11]
那些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从更一般的社会义务和道德义务的角度也提出了他们对新闻工作的理解。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2000年6月说：“由于对公众意见具有全面而直接的影响，新闻工作不能仅仅由经济力、商业利润和少数人的利益决定。相反，它应表现出某种神圣的使命感，从业者要认识到，将如此举足轻重的传播权力委托于你，目的是促进所有人的福祉。” [12]
这种民主的使命并不是在现代才出现的观念。几个世纪以来，创造统治权（creating sovereignty）的概念贯穿于每个牵涉新闻的重大宣言或讨论之中。不仅新闻工作者这么认为，那些为民主原则而奋斗的革命者，不论来自美国革命还是其他民主革命，也这么认为。
求知的本能
历史学家米切尔·史蒂芬斯(Mitchell Stephens)研究了历史上新闻在人民生活中的功能，他发现了一个我们在本书开头提到的显著的、亘古不变的现象。他写道：“在新闻中，人们关心的基本话题、评价新闻价值的基本标准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在漫长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中，人类交换着相似的新闻，因此人类对新闻的兴趣即使不是天生的，至少也具有某种必然性。” [13] 许多不同的学者都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同样的解释。人们是出于本能而渴望新闻——我们称这种本能为求知的本能（the Awareness Instinct）。他们需要知道山后面发生了什么，知道他们无法亲身经历的事件。对未知事物的了解给了他们安全感；他们可以规划和讨论自己的生活。交换这类信息成为创建社群、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
新闻是我们了解外界世事变化、重大问题及世界大势的传播形式。当然，历史学家也提出，统治者利用新闻把治下的群体合为一体。新闻提供了集体意识和共同目标。它甚至帮助独裁者炮制出共同的威胁，把惊恐的人们结合在一起。
历史学家还揭示出另一个重要趋势。越是民主的社会，新闻和信息就越多。当人类社会第一次走向民主时，出现了某种前新闻事业（pre-journalism）。最早的民主社会——古希腊建立在雅典市场的口头新闻事业之上，在那里“几乎每件与公众相关的重要事务都是公开的”，新闻教育学家约翰·霍恩伯格（John Hohenberg）写道。 [14] 罗马人发明了《每日纪闻》（acta diurna） [iii] ，这种新闻写在纸莎草（papyrus）上，张贴于公共场所，对每日元老院议事情况、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报道。 [15] 但是随着欧洲社会越来越专制和暴力，到中世纪时这种传播形式逐渐衰落，书写新闻基本消亡。
新闻事业的诞生
随着中世纪的终结，新闻又以歌曲和故事的形式、以浪迹天涯的游吟诗人所吟唱的新闻歌谣的形式重新出现。
我们目前所说的现代新闻事业始见于17世纪早期，它源于人们的清谈，尤其是在公共场所的交谈。在英格兰，第一张报纸诞生于咖啡馆——信息丰富，甚至在某类信息上几乎做到了细分化。这些报纸非常流行，一些学者报怨说“那上面只讨论新闻和宗教界的琐事”。
不久以后，新闻事业又在美国的小酒馆或小酒吧（pub or publick house）里出现。这些被称为“publicans”的酒吧老板们主持热火朝天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旅行者们带来的信息。这些旅人还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在日志本上，保存在酒吧的一角供人阅读。第一张报纸就是从这些咖啡馆里逐渐演化而来的，有生意头脑的印刷商开始收集航运新闻、异域见闻、小道消息以及咖啡馆里的政治言论，并把它们印在纸上。
随着报纸的出现，英国的政治家们开始谈论一个新现象，他们将其称之为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18世纪初期，新闻记者或出版商开始形成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理论。1720年，两位伦敦的报人用“卡托”（Cato）的笔名提出一种新观念，称只要是真相就不应被称为诽谤。但是，当时英国普通法的规定却刚好相反：不仅任何对政府的批评是有罪的，而且“越是真相，诽谤的罪行越大”，因为真相的危害更大。 [16]
卡托的观点对美洲殖民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美洲对英国皇室的不满正在与日剧增。一位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前途无量的年青人也是众多翻印卡托文章的出版商中的一员。当1735年出版商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因批评由英皇任命的纽约州长而受审时，卡托的观念成为辩护词的主要依据。曾格的律师 [iv] 提出，人民具有“说出和写出真相，揭露和反对独断权力的权利”。富兰克林及另一些出版商支付了曾格的律师费。陪审团判曾格无罪，这一裁决在殖民地的法律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美国的出版自由观念开始以正规的形式出现。
这一理念也深植于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在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起草的《麻萨诸塞州宪法》以及大多数新颁布的殖民地的权利宣言中看到这一理念。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向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说：“任何政府都应接受审查，在享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地方，没人能免于此。 [v] ” [17] 但是不论富兰克林还是麦迪逊，都认为这样的语言不能写进联邦宪法，然而有两位代表，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曼森（George Mason）和来自麻萨诸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退出制宪会议，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一道，鼓动公众，要求把制订一份书面的权利法案作为通过宪法的必要条件。因此，新闻出版自由成为美国人民向自己的政府提出的第一项要求。
在后来的两百年间，新闻出版自由的观念已经成为确保自由的坚强支柱，深深地印在美国的法律精神中。最高法院1971年判决《纽约时报》有权公布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的政府机密文件，判辞中写道：“在《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中，美国的国父们给予新闻出版自由特殊的保护，这一保护有助于它完成它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的重要使命。新闻应该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 [18] 这一观念在法庭上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确认，《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者，时任密歇根大学校长的李·博林杰（Lee Bollinger）在本委员会所举办的一次论坛上告诉我们，该观念十分简单：在众声喧哗中，人民自会分辨真假，因而有能力实现自治。 [19]
即使新闻事业曾掌握在20世纪初的黄色新闻专家或20世纪20年代的小报专家手中，建立社群和促进民主仍然居于新闻事业的核心位置。在黄色新闻达到顶峰的时候，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不仅迎合受众追求煽情的趣味，也迎合其爱国主义冲动。普利策用头版引诱读者上钩，但是他用社论版教他们如何做一个美国公民。在选举前夜，他和赫斯特都试图压过对方一头，一个租下麦迪逊广场公园办免费晚会，另一个则在自己报社摩天楼的一侧用灯光显示选举结果。
不论是回首三百年还是三千年，我们都永远无法将新闻和社群，尤其是比较民主的社群截然分开。
电子时代的自由传媒
到21世纪初，我们再来讨论新闻与民主的问题还有意义吗？今天的信息传播十分自由，那种认为只存在一种新闻的观念已经过时。就连《宪法第一修正案》自身也可能被视为比较封闭的精英主义时代的产物。
当然，把媒体看成把关人，决定公众应该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这种观念已经无法严格界定新闻的角色。如果《纽约时报》决定不报道某事，在数不清的网站、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和反对党中至少有一个会铤身而出。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证明这一规律。当《新闻周刊》推迟刊登第一篇关于莱温斯基(Lewinsky)丑闻的报道时，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抢先发布了这一消息。当传统新闻媒体不再关注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赞扬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1948年参选总统时所提出的支持种族隔离的言论时，博客们突然对此事进行了猛烈抨击，最终导致洛特从共和党议员领袖的位置上引咎辞职。 [vi]
互联网、博客、“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自媒体”（we media）以及宽带民主化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评判新闻的标准——人们为了自治需要知道什么——已经过时。相反，他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
科技使公民从消费职业新闻工作者生产的新闻的被动消费者，逐渐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使用不同地方的资源，组合成自己的新闻。当人们在谷歌（Google）上搜索信息时，在近乎无限的信息渠道间跳跃式浏览、阅读或写作博客时，他们正在成为自己的编辑、研究员甚至通讯员。我们所说的新闻只是这些信息大杂烩中的一部分，和其他公民机构一样，它所扮演的居间者和核实者的角色正在被弱化。我们正在见证着一种新型的、积极的美国公民的兴起，人们刚刚才开始考虑这种公民身份具有何种义务。21世纪的新闻工作必须承认这一趋势，并且协助公众用必要的工具武装自己，更好地履行积极公民的义务。
硅谷最具传奇色彩的智库，施乐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RC） [vii] 的前主任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ey Brown）很早就看到，新闻媒体作为公众论坛，为民主社会的公众服务的观念并没有因为科技而改变，改变的只是新闻工作者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方式。“在新经济和新的传播文化条件下，最有必要的是了解这一切的意义。在一个变得越来越疯狂的世界，我们最渴望的是找到某些不变的东西。”布朗解释说，这就意味着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从多个角度观察事物并能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 [20] 未来学家保罗·萨福（Paul Saffo）把这一任务描述为通过新闻报道进行的调查和判断，“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里发现结论”。 [21]
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意义赋予者）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们迅速有效地理解。
西利·布朗暗示，在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成为记者或评论员的时代，新闻工作者不再是一名教师或演讲者，而是“论坛主持人”（forum leader）或调解人（mediator）。 [22] 受众也不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消费者（pro-sumers），一个混合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
一些“自媒体”的倡导者相信，没有必要控制信息，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新闻工作者。既然公民间能更方便地交流，他们就能更接近真实，得到更准确的信息。诚然，他们的交流变得更容易，这一点没有疑问。有上百万人阅读博客——然而数据也显示，阅读人数已经不再增加。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出一连串问题：公民们是否有时间、动机和能力完成上述任务？如果不能，那些专业新闻工作者是否具有能力和意愿帮助公民们掌握这些工具？
不论怎样，最终的结论是，能否得到更加准确和真实的信息，取决于“自媒体”提出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忠实地完成。启蒙时期产生了个体价值和公共媒体的观念，这个时代的动力是追求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使得公众从中央集权的独裁者或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的独断权力的控制中获得解放和自由。如果核实事实的新闻事业在新的信息时代想要继续延续下去的话，它必须成为一种赋予公民权力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在可信的信息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社群。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其重要性不亚于电报或电视的发明。电报使天各一方的人们能够在同一时间了解相同的事情；电视则增强了人们亲眼目睹新闻的能力。
今天，人们从被动的消费者变成主动创造自己的新闻和观点的生产者。不仅如此，他们处理新闻的能力并不逊于传递新闻的专业人员。一些人使用网站发布他们自己对事件的描述，还能附上照片、视频或音频。一些人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反馈方式与报道新闻的记者取得联系，修正报道或提供新的事实。一些参与者还对新闻的采集过程进行讨论，立即对新闻媒体进行批评和监督。
如果公民发现新闻中的问题，他们知道给谁发电子邮件，订正报道内容（越来越多的报纸把电子邮件和网站地址印在上面，有的还在电子版里把作者的名字做成有邮件地址的超链接，方便读者与作者、编辑和社长进行联络）。受众还能看到他们提供的新鲜事实成为新闻报道的一部分。和受众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新闻报道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借助高科技的互动，新闻重新向日常交谈回归，就像四百多年前在小酒馆和咖啡馆里产生的原始新闻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功能并没有因为电子时代的到来而发生根本变化。技术虽然存在差别，但是背后的原则是相同的。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做的是确证事实。
不论是启蒙时代的理想主义者还是硅谷的科学理论家都赋予了新闻工作相似的功能。如何让这些功能得到实践？自由的新闻媒体如何才能真正为自由提供坚强的支持？它真的行吗？
新闻工作者的民主理论
新闻工作者通常不会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如果我们问新闻工作者，促使你们制作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的民主理论是什么，这会显得有些可笑。我们拥有能够想像得到的最自由的媒体，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能够说出本州众议院议员名字的美国人不到30％。 [23] 即使在总统大选中，也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参加投票，那些不受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保护的国家的投票率也会比美国的高许多。 [24] 大多数人从地方电视台获得新闻，然而这种媒体几乎不关注政治治理程序。 [25] 只有42％的人说自己读过前一天的日报，人们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程度和50年前相比没有多大提高。 [26] 如果再深究的话，媒体向人们提供自治所需信息的理念很可能只是幻想。人们或许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根本不关心自治问题。政府干它的，其余的人多数只是看客。
这个问题曾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成为热点，它缘于报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争论。那是一个对民主制度悲观失望的时代。德国和意大利的民主政府垮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西方此起彼伏。人们对于警察国家利用高新科技和新型宣传技术控制民众意志的恐惧在不断增长。
李普曼当时已经是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在畅销书《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中提出，民主制度存在根本缺陷。他说，人们大多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了解世界，然后通过“他们头脑中虚构的图像”想像世界。他们主要通过大众媒体来接受这些主观图像。李普曼认为，问题在于媒体无可救药的缺陷，人们头脑中的图像不可避免地被扭曲并且残缺不全。同样糟糕的是，即使公众突然心血来潮想弄清楚真相，由于个人偏见、刻板印象、心神涣散和愚昧无知，他们也根本没有能力理解真相。最终，李普曼认为公民就像戏院里的过客，“在第三幕中间进场，在大幕落下前退场，在他们观赏的时间里，只能够辨认出谁是英雄，谁是坏蛋”。 [27]
《公众意见》成为了名著，而且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传播研究的发韧之作。 [28] 它也深深地震动了美国最具盛名的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杜威在李普曼参与创办的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了书评，他称李普曼对人类感知的分析“是用笔写就的对民主制度的最有效的控诉”，他承认李普曼发现了许多媒体和公众的严重缺陷。 [29]
但是，杜威后来在自己所著的《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一书中更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批评，提出李普曼对于民主的定义存在根本错误。杜威说，民主的目标不是有效地管理公众事务，而是让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换句话说，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虽然公众仅是政府的“最终仲判人”，通常只限于为争论制订宽泛的指导原则，然而杜威认为，美国国父们想要的民主生活除了有效治理之外，还包含更多内容。民主的真正目标是追求人的自由。要解决民主中的问题，不是放弃上述目标，而是尽可能提高媒体的技能和公众的素质。
我们在今天更容易和杜威心有戚戚，尤其是在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衰落之后。他相信，如果人们可以彼此自由交流，民主自然会从人类互动中成长起来。因此，民主并不是为了有效管理而使用的计谋和策略。
80年后，这一争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也仍然没有最终答案。随着新闻工作者和公民之间的互动不断频繁，人们对新闻工作产生了新的疑问：他们是否应该继续扮演议程设置者的角色，告诉受众什么是最重要的新闻，什么是头条新闻？虽然该角色正在变化，但是很明确的是它并没有消失。报道新闻的人仍然决定如何分配资源，报道哪些新闻，给予哪些新闻更多篇幅，哪些新闻可以用简短的篇幅处理，他们每天要做出无数个类似的决策。
在上述决策中，新闻从业人员所决定的事情要比表面看上去重大。就在编辑设计一个版面或网页、决定重点报道哪个角度或细节时，他们同时在猜想读者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what readers want or need to know）。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工作的同时，他们也在实践着某种民主理论——政治、公民权利受何种力量支配以及人们怎样做出判断。本书的目标是描绘出当新闻事以公民的身份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时，隐藏在它背后经常被忽视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不少评论者提出，今天的新闻工作过于受李普曼观点的主导。 [30] 研究显示，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把目标受众定位于精英或其他小众人群，忽略了大部分公民。 [31] 媒体不愿意报道政策和政治理念，要不就用体育竞赛的方式表现它们，还有的把某项政策立场看成是从竞争对手那里争夺权力的精打细算，他们同时在这样的语境中报道政治。 [32] 记者们承认，在政治选举中直接采访选民这样的报道方式也成为正在消失的艺术。正如詹姆斯·凯里所写的那样，我们的新闻工作“以公众的名义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是另一方面公众除了充当看客外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 [33] 。公民成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有时媒体会谈及它，但却离题万里。
毫无疑问，公民媒体的兴起和消费者权力的增加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公众正在努力加入到对话之中。那些拥有自己政治议程的新闻工作者更容易被揭露出来。核实事实的过程中存在疏漏的新闻工作者更容易被发现。自称了解公民关心什么的新闻工作者很快会发现自己错了。
但是显然，这并没有解决新闻工作者如何才能发现公民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的问题。相反，这意味着媒体亟需一个更清晰的有关民主和公民的理论。
当我们研究网络、博客、社区报纸、公共电视等新型新闻工作者和公民的互动关系时，我们发现今天的公众和传统的争论中提到的公众相比，复杂性和流动性更大。我们认为这一印象是解决公民和新闻工作者关系的关键。
联锁公众理论
戴夫·伯金（Dave Burgin），曾担任过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地区报纸的编辑，他的排版教学集中体现了这一理想。他告诉学生，首先假设只有不到15％的读者想读本版的任何一篇报道。你的工作就是保证每个版面的报道具有多样性，这样每个受众都会在其中找到一篇想读的报道。 [34]
伯金的多样性版面理论中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人都对某些事物感兴趣，甚至是这方面的专家。那种认为人民一无所知，或者另一些人对每件事情都感兴趣的观念只是神话。当我们倾听记者和公民的意见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更现实地描述了人们是如何与新闻互动并且成为公众的。我们把这种理论称为联锁公众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locking Public）。
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不妨假设公众参与事件的层次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参与的公众。这个事件与他信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对事件也有着深入的理解。第二类是感兴趣的公众。他们与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们身处其中，受到影响并作出反应。第三类是无关的公众。当其他人谈起这件事时（如果有的话），他们既不关注也不参与讨论。在不同的事件中，我们分别属于这三类联锁公众群体中的一类。
例如，底特律郊区的汽车工人不关心农业政策或外交事件，可能只是偶尔买张报纸或看电视新闻。但是他会经常参加工人集体与资方的谈判，非常了解公司的官僚系统和工厂的安全情况。他的孩子可能在当地学校就读，有朋友靠福利救济度日，知道自己钓鱼的河受到污染。在这些和另一些与他有关的事情上，他有不少知识和经验。在一些事情上，他是参与的公众；在另一些事情上是感兴趣的公众；当然还有一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十分遥远，他一无所知也无法参与。
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很难被简单地归入某一类群体。她是祖母，热心于园艺，是个新闻迷，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标准的具有参与精神的“精英”。她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宪法专家，言论经常见诸报端，她对科技充满恐惧，讨厌投资和商业，对它们也一无所知。孩子长大成人后，她对本地学校，甚至本地政府的新闻也失去了兴趣。
我们还可以想像有一个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受过高中教育的家庭主妇，她把丈夫的事业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她在孩子的学校里参加义务活动，敏锐地发现当地报纸的教育报道存在错误，她在平时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培养了某种直觉。
当然，上述人物是我们虚构出来的，它们说明现实中的公众有多么复杂。人民的力量正源于其规模庞大，充满多样性。深度参与某个问题的专家在另一个问题上可能就是无知且冷漠的公众中的一员。上述三类公众虽然只是粗略的概括，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说明并不是只有积极的公众才会参与社会讨论。相反，混合型的公众比单一的参与公众更加明智。
如果倾听新闻工作者谈论他们在工作中对受众的想像，你会从中感觉出联锁公众的存在。《纽约时报》的公众编辑（public editor） [viii] 拜伦·卡拉姆（Byron Calame）在采访自己同事的时候感觉到了这一点。“一些编辑，包括当了一段教育版编辑后刚转任全国版编辑的苏珊娜·达利（Suzanne Daley），提出他们必须时刻牢记存在着两类读者。‘一类是专家，无论如何都会看到这篇报道，并且会做出严厉的评判……另一类是充满好奇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仔细阅读，在我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挑战。他或她或许会阅读这则新闻，但是这则新闻得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才能留住他们。因此我认为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对于大学宿舍或家教这样的题目，我们如何才能写得精确而有分量，同时让不感兴趣的人也觉得非常有趣？’” [35]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的能力要远远强于李普曼的想像，媒体也不必把自己的工作想像为把“真相”传递给被动的受众，并因此感到棘手。新闻媒体的工作（我们将在下一章更详细地讨论）就是给这群复杂且充满活力的公众需要的东西，以便他们从中发现真相。
上述对公众的复杂看法同时也隐含着对现代媒体所扮演的角色的批评。只关注专家和精英（特殊兴趣）的新闻对公众的幻灭感要负一定责任。这样的新闻没有反映多数人生活和体验的真实世界。政治报道专注于战术细节的算计，满足了那些极度关心政治的人，却把只有些许兴趣或缺乏兴趣的公众晾在一边，没有履行好新闻工作者应尽的义务。那种使每个报道都尽可能吸引最大多数受众的新闻——认为所有时间都应该报道O·J·辛普森案的新闻——实际上总是忽略了大多数受众。
简而言之，关于联锁公众的更多元的描述说明，对传统媒体的需求仍然和过去一样强烈，即媒体应该尽可能地为最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服务。与此同时，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也清楚地说明，发现联锁公众复杂多样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困难。许多分析家认为，21世纪以来两次全国选举中公众之所以表现出保守倾向，原因是过去几十年来大批被边缘化的公民在背后推波助澜。历史学家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大潮使得他们“进一步被社会疏远，渴望‘回到’理想化的青春时代——或许现在应该说是他们父母的青春时代” [36] 。
众多美国人甚至无法理解是什么导致他们产生了疏离感，这至少部分归咎于媒体在报道这些问题时处理不当，以及他们偏爱用偏激的报道策略和修辞来反映这些问题。在报道包括民权运动、性解放、反越战、移民和全球化等20世纪后半叶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时候，媒体经常使用标签或刻板印象，反映那些极端言论。这些刻板印象和标签成为公众辨论时的通用语言，阻止了媒体进一步探寻有多少人支持这些立场，或者这些立场意味着什么。如果新闻工作者是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服务，那么他们的职责就是促进公众相互理解，允许他们做出妥协，以实现治理复杂的联锁公众的目的。
联锁公众理论也暴露了新闻工作中细分受众市场（niche marketing）的概念所存在的问题。由新型信息发布平台所创造的大部分细分受众群很难用市场研究者人为制定的类型加以界定。瞄准18至34岁女性，或X世代，或足球母亲（soccer moms），或橄榄球迷的电视节目很可能把数量更多的真正目标受众排除在外。民众的复杂程度要远高于人为创造的类型或刻板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