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泓，一个杂志新时代的开启者
他的去世，惊呆了巴黎。
——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上的演讲
吴泓离开了。
消息传出，震动了杂志界和时尚界。他的领导，他的朋友，他的部下，他事业上的伙伴，甚至，那些与他在市场上激烈竞争的对手，都对他的成就表达了敬意，对他的英年早逝表达了哀悼。
在杂志界最优秀的领导者中，吴泓是位列前茅者；而最近5年杂志业的杰出人士，三甲中一定会有吴泓一席之地；上溯至最近10年，中国杂志业最成功的经营者，则非吴泓莫属。对于时尚圈来说，吴泓是中国时尚生活方式的传播者和推动者；对于中国杂志业来说，吴泓和时尚传媒集团则是消费类期刊市场的开拓者和翘楚，是本土化高档时尚杂志首屈一指的品牌，吴泓本人也被誉为时尚媒体的“教父”；对于传媒投资者来说，吴泓和时尚传媒集团则代表着成功，代表着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市场的传奇和梦想。
吴泓去世，中国杂志业和中国时尚业，从此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对于他曾经领导的时尚传媒集团，更是一种难以估量的损失。他逝世留下的空白，不久就会感觉到。而对我个人，则是永久地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友。
中国新杂志时代的开启者
短短16年间，时尚传媒集团从零开始，后来居上，到目前已经出版了16本杂志，年营收超过了12亿，无论从出版规模，还是从营收来看，都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杂志出版集团，把当年那些杂志明星，悄然甩在了身后。这个规模，虽然与国外那些著名的杂志出版集团相比，也还有巨大的差距。但我们依然必须表示敬意。这是在在体制和市场的夹缝中，贪婪地吮吸着透过缝隙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
这一过程中，中国杂志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杂志消费更加多元，杂志出版理念开始与国际接轨，并向专业化发展。自此，中国杂志业的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对历史的简单梳理，也许有助于我们确立认识和敬意。
从文革之后到1990年代早期，曾是中国传统杂志业的一个黄金时代。青年刊物、妇女刊物、党建刊物，等等，都曾经独步一方，光耀一时。
这一时期的中国杂志，绝大多数采用的，是一册新闻纸内页，彩色封面，骑马钉装订的形式，售价在一道两元之间，即便所谓高档杂志，也不过是中间加上几个彩页，正文用质地稍好的纸张印刷，价格也就在三、五元上下，今天杂志业的主流广告产品，当时几乎没有。
这个时代中国的杂志市场，主要是仰赖文革之后，社会爆发的对文化的报复式消费，及其这种报复式消费余荫带来的市场机会，更多不是杂志出版理念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杂志业绝大多数的从业者，被机会主义即期利益迷糊了双眼，满足于眼前的荣耀和成就，封闭和自大，错把机会当能力，终成杂志业的主流。结果，那些曾经风云一时的杂志，因为无法跟上时代和潮流的更迭，如今大多数已经渐行渐远渐无声，或者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和怀念中。
我一直认为，一本杂志的成功，首先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成功。1990年代早期，邓公南巡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提供给予社会成员的机会大大增加。经济上的独立，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独立，一个利益取向多元、价值取向多元的市民社会，开始在中国城镇出现，加上口袋日益丰盈，这个社会开始对可能改善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有了要求。后来被用滥了的所谓“白领”阶层的崛起，打开了国内消费类杂志成长的巨大空间，虽然，一开始这个空间并不大。
成功不是上天恩赐的，也不会自动到来。只有能够抓住时代变化主题的人，才有成功的可能，才能占据新时代的制高点。“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创办中国人自己办的国际一流刊物。”2003年，吴泓和刘江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认为这是时尚的理念，也是时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此时，大多数中国杂志，并没有感觉到市场悄然发生的变化，他们还是安之若素，一如既往，向社会大众提供廉价粗糙的杂志消费品。成为领头羊的机会，就这样稍纵即逝。
尚在中国旅游报的吴泓和他的搭档刘江，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的这种变化。“做一本10元钱的杂志”，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当时连我自己也犹豫了，无意中看到一篇关于CNN特纳的报道，当时谁都说他不会成功，可他认为当谁都认为不成时，才有商机。”吴泓后来跟我谈到当年创办时尚时的压力，说特纳的故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后来，他又几次提点我，说他的海外合作伙伴，IDG董事长麦戈文有句话，是做媒体的人千万应该记住的，那就是，“媒体的利润来自想象力。”这与特纳的故事，异曲同工。
吴泓从旅游免税品商店了解到了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迫切心情，他们的宣传要落地，但中国杂志业却缺少承载的平台，而国外消费类杂志的发展态势，更加强化了吴泓他们创业的决心。
今天来看，这种想象力，其实更多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前景的信心。想象力是一种奢侈的品质，只有优秀者才能拥有它。这也是同样的背景下，有人欢欣鼓舞，有人向隅而泣的原因所在。
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年拿来主义一直是中国传媒人的一个共识。而中国本土传媒人的拿来主义，发端于吴泓和时尚。
在时尚创办之前，中国也出版了一本高档消费类杂志，那是法国桦谢菲力帕契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版权合作出版的《她ELLE》。当然，差不多同时代的，还有现在周末画报老板邵忠倾力打造的新现代画报（可惜，后来邵忠被迫放弃，但终于在周末画报上成就了威名）。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市场上高码洋消费类杂志间的竞争，其实就是时尚和ELLE之间的竞争，是时尚追赶和超越ELLE的过程。
办刊半年后，吴泓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靠自我积累太慢了。拍的片子太土，没有时尚的概念。还有很多东西一开始靠自己是练不出来的。
“这样永远也赶不上《ELLE》”，2003年，吴泓跟我谈到了旅游行业与海外合作给与他的启发。“《时尚》从一开始就提出与国际标准接轨是与我们从事旅游行业有关的，当时旅游业就提出要符合国际标准。最早的合资饭店北京建国饭店的经营权给了外国人，纳入全球经营网络；长城饭店也与HILTONSHERATON
开始了合作。这对我们的启发很大。”吴泓他们开始谋划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97年，吴泓和刘江终于与IDG中国的熊晓鸽遭遇。这一相遇，无意中搭建起了中国杂志业的一个黄金三角组合。
吴泓、刘江早年与艾民、张波等携手创办《时尚》，从一本本土时尚杂志艰难起步，而与熊晓鸽的相遇，时尚最终从单本杂志变身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媒集团，成为中国时尚传媒界的领头羊，中国期刊界的一个标杆。这中间，吴泓、刘江和熊晓鸽的紧密合作是成功的关键。
1998年，新闻出版署批准时尚、IDG和赫斯特三方之间的版权合作。时尚开始真正变身为一本国际一流刊物。
但吴泓刘江和时尚所奉行的，不是简单地拿来主义。
时尚尚在中粮广场办公时，吴泓和刘江的办公室外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幅吴泓手书的字：“国际视野，东方神韵”。这才是1998年时尚开始与海外大刊版权合作之后的办刊理念：在办刊理念和运作方式上，向国际水平靠拢，坚定不移走国际化道路；在核心内容上，适应本土文化和本土读者的要求，走本土化道路。
在与ELLE多年的竞争中，时尚后来胜出，其实就是赢在了创新和本土化上。这一点，后来已成杂志业引进海外品牌的不言自明的理念。
2003年，在时尚十周年之际，已经出版了十本刊物，当时我有幸遍采了当时时尚集团几乎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对时尚的办刊情况进行了总结，并以“时尚模式”来命名吴泓他们的办刊思路，其时我认为，所谓时尚模式，无非就是在“时尚”这一旗舰品牌的旗帜下，成功拷贝自己多年磨合形成的一种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在定位、理念和制作水平上，都迎合了社会发展的变化和需求，用一种工业化的标准生产方法，来改造其他媒体，从而走上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
不过，对于所有学习者而言，必须明了的是，商业模式可以借鉴，甚至超越，但时代和机会不能复制，不同媒体的领导者气质、以及他们创立的企业文化，也是难以复制学习的，而成功的关键，恰恰在隐藏于这些难以复制的地方。
不管怎样，今天中国杂志业的从业者，都应该感谢吴泓刘江，以及他们与ELLE，还有瑞丽等那些后继者们之间的竞争。竞争提升了中国杂志业的专业办刊水平，为中国杂志业培养了大量人才，扩大了消费类杂志的市场规模，并使杂志业形成了了一个相对完整、并初具规模的产业链条，同时，也吸引了包括海外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关注，掀起了一轮投资杂志的热潮。
在这一过程，也改变了社会大众的媒体消费习惯，高档消费类杂志，从此成为中国杂志业的一个显贵。
新生活方式的推动者
改变不仅仅是在杂志领域。
更大的改变是吴泓和他领导的时尚，也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吴泓和时尚而言，经营的不仅仅是杂志，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时尚》杂志是生机勃勃的最新流行通讯，她将为目前快速扩展的白领阶层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时尚创刊号开宗明义，点出了自己要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新势力服务。
时尚创办之初，在中国，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尚未真正流行，中国人对于所谓时尚生活方式，还处在懵懂状态。随着市场经济和重商主义的深入人心，中国人的创造力再次被释放，物质财富迅速积聚，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迅速上了一个台阶。
在这一过程中，旧式的或贫乏、或单调刻板的生活方式，迅速被年轻一代改革获益者抛弃，“人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创造的财富”，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成为了一种流行和价值观和消费观，生活方式迅速与国际接轨。在这一过程中，吴泓和他领导的时尚传媒集团，成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反映者，倡导者，传播者，推动者。某种意义上说，吴泓和时尚传媒集团，也是时尚圈最有权势的一股力量。
时尚传媒集团旗下的各种杂志，很好地向逐渐走向国际化的青年人推介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内容覆盖了女性、男性、健康、家居、旅游、汽车、地理、钟表、饮食、婚庆等时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是针对这一社会阶层定制的，一拍即合。
时尚的许多国际知名的广告主，都认为，时尚传媒集团应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差距，对于时尚生活方式作出成功的诠释，即中国青年人追求的时尚应该是何物。
2003年，吴泓在跟我谈到时尚与COSMO的合作时，表示，COSMO的理念是“全世界的妇女都是姐妹”，编辑内容集中在女性的个性成长、两性关系和事业发展三个方面，探讨全世界妇女面临的共同问题，倡导风趣、大胆、韵味的现代女性风采。COSMO美国版主要探讨的是两性关系，但时尚与它的合作，却不是简单地翻译，而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比如，增加了更广泛的女性关注的社会话题，“因为生活方式不能照搬”。
创刊9周年时，时尚COSMO第一次没有使用国外摄影师拍摄的封面，而是用了自己摄影师拍摄的香港女星舒淇作为封面，这也是时尚诠释自己对于中国式时尚的理解。此后，时尚COSMO的封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当然，这一变化后来也影响到了其他进入中国市场的著名杂志。
不仅是杂志，时尚还通过各种活动，比如时尚芭莎的慈善活动，时尚先生的评选，等等，将商界精英、时尚界紧密连接起来，放大了自己倡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力。
人们开始讲究自己生活的品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的许多人，就是读着时尚这样的杂志，去理解何谓是时尚生活方式的。当她们还只是普通职场人员时，时尚给她们勾画了一幅未来生活的场景，从而激发他们为追求这样的生活而努力；当她们在职场身居高位时，时尚同样也反映甚至介入了她们的生活。
虽然，我们今天还无法确定，这样一种变化，到底会开出哪一种花，但对于中国这个社会来说，这样的变化，使这国家的色彩变得如此斑斓鲜艳。
也许，一开始，吴泓也并没有这样的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吴泓是中国时尚圈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对时尚界的那些明星，却基本搞不清楚。
低调的探索者
时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杂志出版集团。
在吴泓刘江的领导下，时尚最先完成了对现代化商业杂志运作模式的摸索和实践过程。当别的杂志社都还不懂，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商业杂志时，《时尚》创办，率先开始尝试；当别人稍微知道了一点时，时尚人已进入更深层次的实践——开展国际合作；当大家都想到必须走办商业杂志这条路时，《时尚》则已经进入了成熟期。以至，先机占尽，赢家通吃。同时，他们身体力行。保证了团队所有的设想和思路，所有的战略和战术，都始终围绕着一个根本：办好杂志，做强做大。心无旁骛，目标如一，成功便已是情理中事。
在这一目标达到之后，他们又依托自己熟悉的领域和资源，分头出击。既有与时尚界商界联动的各种活动，也出版了不少图书，美国国家地理著名的摄影作品集《透过镜头》，就是由时尚引进的。现在，他们甚至拍起了电影和电视节目。这也是中国印刷媒体业少有的吃螃蟹者。如今，旅游卫视就有一档节目，是跟时尚合作的。
2008年，时尚筹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时尚先生》，名字与旗下一本杂志相同。上映其间，正赶上地震哀悼，但这部电影还是给时尚带来了盈利。
“我是把电影当作新媒体来做，”2008年6月中旬，我最后一次与吴泓长谈时，黑瘦了不少的吴泓对我说，“我把作杂志的理念引进了电影制作，玩一玩，觉得挺好。”话语间依然那么兴奋，自豪自也溢于言表，一点也看不出大病初愈的样子。
“如果我们要依靠发行收入来盈利，简直是天方夜谭。”
与以往谈杂志一样意兴飞扬，吴泓说时尚拍电影的制作思路与传统电影公司截然不同，“我把时尚杂志运作的思路用来运作电影，时尚先生虽然拍摄得有些仓促，尤其是剧本这一块，但目前的结果我却是很满意了，我们第一次拍电影就盈利了，虽然这点利润跟我们杂志的收入比不值一提，但毕竟是我们在电影领域的第一次尝试，这部电影还要参加上海和釜山的影展呢。”
新思路支持下的传统媒体运作模式创新，也许，未必不能打出一片新天空来。
作为这些事业的主要领导者，吴泓在许多不熟悉的人眼里，只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社长总编。但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他在内敛羞涩的背后，却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让我折服。
2004年，吴泓在清华大学MBA毕业时，谈到自己如何做一个学习型的领导人时，说：“第一要做有头脑的领导人，就是要有远见，要有理想；第二要有永不衰竭的学习热情，本身你自己就是学习型的人才；第三要做服务型的领导人；第四要做有人文素养的领导人，这是很重要的，现在企业、现在社会提倡你光懂文化不懂生意不行，光懂生意不懂文化也不行。”
吴泓这种低调学习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有一次到吴泓那儿，他很高兴地跟我说：“朱学东，我推荐你本书看，我读了觉得很有收获，我让办公室给中层一人买一本。”他说的是《蓝海战略》，今天我书架上的那本书，还是吴泓送我的。
在我的印象中，华夏地理是吴泓投注了心血最多的一本杂志。一次在精品购物指南的活动晚会上，他特别跟我谈了自己研究美国国家地理，以及到美国国家地理学习培训的经过，认为自己以前在国内闭门研究，“所言皆非”。很难想像，这样自我否定的话，出自中国最成功的媒体领导者。
但是，它就出于吴泓，中国曾经最成功的杂志领导者之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