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时代’ Category

卢瑟、宅男与屌丝 ——从《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说起

星期四, 三月 22nd, 2012

《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并不是一本易读的书。它由20多年间的一系列论文组成,政治经济学再加上女性主义的视角,用来分析全球化环境与商业社会中,信息传播科技给劳工(这个词在我脑海中莫名唤起一群在皮鞭下身系镣铐抛洒血汗的形象)的生存状态带来的种种变化。是的,我们听过太多赞美ICT和互联网的声音,也熟悉了种种诸如“网瘾”、“google让人变傻”、“网络暴民”的批评,因此这种对“赛博无产阶级”(cybertariat,作者造词,由cyber和proletariat的后半部分组成)的描绘与分析对很多人来说,是种新鲜的体验。

接下来,我不打算总结或评论此书中的一大堆观点,而是想谈谈我在翻书过程中联想到的三个名词:卢瑟、宅男、屌丝,以及跟它们相关的若干名词。

这些名词在中国互联网上很流行,都被用来称呼某个群体,而且,还常常是这些群体的成员跳出来自称。

卢瑟,loser也。我最早看到这两个中文字组合,是在五、六年前的水木社区BBS上。这个BBS前身是教育网最早最大的BBS“水木清华”,2005年高校BBS实名制以后站长与用户集体出走另起炉灶,但仍聚集了一大批出自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的用户。

就在这个看起来有点儿“高端”、有点儿光环的BBS里,“卢瑟”一词却渐渐流行。

例如在一个叫做Worklife的版面里,晒收入谈压力讲职场经验发泄郁闷情绪是此处常见话题。有人觉得自己念完硕士博士快熬成烈士,年薪还上不了六位数真是羞于启齿;有人觉得自己飘在北京天天加班努力奋斗,实在不如留在家乡小城的邻里乡亲们日子滋润。活在帝都魔都,没房?没车?没女朋友?卢瑟啊卢瑟。好吧,我已经反复自嘲了,你还有什么好鄙视我的?

卢瑟的参照物是“温拿”或“稳拿”,winner是也。六年前水木上典型的温拿形象,还是投行金融巨子、创业成功人士或者煤老板;近两三年又额外增加“体制内人士”,稳定可靠无风险,灰色收入高福利,若有《蜗居》中之小三伴身更佳。

因此,卢瑟/温拿,主要是一种基于收入(或者叫分配)状况的身份认同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从2011年起网上出现了“撸sir”的写法,其义暗讽经济上的失败者在情场同样失意,漫漫长夜唯有自渎的凄凉结果。

另有一类基于工作(或者叫生产)状况的身份认同。投身信息科技产业、从事编程网管及各种技术类职业的年轻人,自称“码农”、“IT民工”。客观地说,他们不用日晒雨淋,受过高等教育,月薪从数千至数万不等,绝非真正的农民和农民工可比。但这种比喻式自称,还是流露出这个群体或多或少的不满与焦虑。

宅男,则是针对日常生活(或者叫消费)状况的身份标签。

中文里“宅”的新解释,源于日本文化中的“御宅族”但又已经被误解、歪曲和引申。“御宅族”本来是指那些沉迷与精通某些亚文化、尤其是动漫游戏(ACG)的爱好者们。但中国大众心目中或媒体描述中的“宅男”“宅女”形象,首要特征是足不出户、不擅社交、不喜热闹。

更具体些,关于宅男的刻板印象大致如下:整天趴在电脑前,迷恋漫画、动画、游戏及网上娱乐,喜欢高科技电子产品,不修边幅,与人交流缺乏技巧,有无数关于女人的幻想但没有女朋友……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与如何消费、如何度过闲暇时间直接相关。

当然,分配与生产的状态,会影响到消费休闲方式。比如,学生、IT技术从业者、办公室文员、自由撰稿人等职业群体,和演员、高管、官员、职业运动员、销售等职业群体相比,前者中“宅”的比例就要高得多;对于农民和农民工群体,“宅”只是一种难得的奢侈。

“屌丝”一词,看上去就散发着粗俗的气息,令人闻之“虎躯一震”。但这似乎不妨碍它在2011年度走红互联网。

据考证,“屌丝”来自百度贴吧“雷霆三巨头吧”与“李毅吧”(简称D8)之间的“江湖恩怨”。说起D8,那简直是中国互联网文化的一朵奇葩,此处暂且按下不表——简言之两个贴吧的网友时常对骂互嘲,鉴于D8会员头衔为“毅丝不挂”(简称毅丝或14),经常与其对骂的“雷霆三巨头吧”吧友想出了“屌丝”这么一个“恶毒”的蔑称。孰料D8的14们爱好自嘲与“自黑”,欣然笑纳了它,还开始竞相“比惨”,比谁更“矮丑穷”……

直到此时,“屌丝”仍然是小群体内的一句“黑话”。

那么,为什么它后来在各大论坛、微博、社交网站中广为流行?为什么很多根本不知道D8为何物的人也开始自称“屌丝”?

凤凰网曾做了一个专题,其中是这样描绘“屌丝”的行为与心理的:

“……多指年轻男性,他们出身卑微,他们称自己的工作为‘搬砖’,他们爱网游、爱贴吧、爱‘女神’也爱幻想,却缺乏行动力,想做而不敢做;他们内心虚荣,却又不屑‘高富帅’而故作清高;他们自卑、自贱却也自以为是;他们是善良的,他们也是懦弱的。”

“总之……他们身份卑微、生活平庸、未来渺茫、感情空虚,不被社会认同。他们也渴望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生活没有目标,缺乏热情,不满于无聊的生活但又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或许自嘲和“比惨”确有减轻生活压力、宣泄抑郁情绪的作用,而群体性的自嘲和“比惨”更让人在从众的行为中逃离孤独的感觉,获得认同感。粗俗的玩笑也是一种有效的娱乐方式。这部分解释了“屌丝”一词的走红原因。

所以,“屌丝”的参照物是“高富帅”——内心渴望但无法实现的财富与性能力,欲望指向是“女神”(无法实现时则贬为“黑木耳”)——想象中极完美或淫荡的女性形象,工作状态是“搬砖”——辛苦、无价值而低回报,文风语气是百无禁忌重口味——张嘴“屌爆”闭嘴“苦逼”。

或许“屌丝”与1990年代王朔那代作家笔下的“顽主”、“我是流氓我怕谁”在精神气质上有部分相似之处,例如继承了后者的迷茫、自嘲、粗俗、放纵;但更多的是差异,“顽主”和“流氓”们是大院里打出来的“红二代”,四九城里的“太子党”,在改革开放大潮成了“倒爷”,从不缺乏随便的性关系,而“屌丝”呢?他们自认社会地位低下,恰是由于没有背景,没有钱,找不到妹纸做女朋友。

相比“卢瑟”或“宅男”,“屌丝”这个身份标签融合了生产、分配、消费与性等多个层面上的特征,同时具备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维度的分析价值。

就算很多人不愿使用这个看起来低俗的名词,但难以否认的是它所标签的人群在当今社会中的相当普遍存在。

好吧,让我说回《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这本书。是它让我联想到上述这些名词,或者说文化现象。

无论是否存在“高科技无产阶级”,信息与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一直在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如何休闲、娱乐、花钱;还有作为生产者,我们如何劳动和被分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存状态,去感受和理解社会的变迁。

我们不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并试图与他人交流。信息与传播科技也大大增强了我们这方面的能力。

无数新概念、新词语被创造和表述,但只有那些最让人共鸣、搔到大众心理痒处的,才有机会大规模、长时间流行。

从卢瑟、宅男到屌丝,这些身份标签,或者说身份认同,折射出近十年内中国社会的某些人群的生存状态。而它们的先后出现以及彼此细微差异,也颇耐人寻味。

那些常常自称“卢瑟”或“屌丝”的人,是在表达对生存状态的不满。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里其实远不是最穷的、最累的人,后者在互联网上几乎是缺席的,当然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乌苏拉·胡斯. 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任海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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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何威的网易科技专栏《网众爱数媒》。原文链接为:http://tech.163.com/12/0319/02/7SU5LD4500094M0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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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一人双封面,卖出海报般影响力!

星期日, 一月 8th, 2012

左边的图是12月12日出版的时代杂志,而右图则是将于1月16日出版的时代。原本我感觉,这届总统挑战者在中国的认知度不仅少于12年前的布什,八年前的克里,甚至连四年前的麦凯恩都不如。远有欧债危机搅局,近有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哪里有功夫去关注美国的总统竞选到底选出了谁。但政治就是这样,短短一个月时间,Mitt Romney的境遇大变。

现在已经有美国人拿着时代周刊的封面让Romney签名了。这也算是杂志的衍生产品吧,可怎么中国的大众杂志同行没有继续呢?十五年前,当《足球俱乐部》杂志还风行时,那本黑白杂志都会印制彩色的足球明星招贴画,如今,玩出各种花活的杂志却似乎忘了杂志海报的重要性。当年的我把20岁的劳尔照片挂在卧室墙上,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劳尔会在这个招贴画上为我签名。十五年过去,阿内尔卡都来中国踢球了,劳尔真的还会远吗?

《体育画报》的设计总监张艺寄来了他们杂志,我想未来,体育画报能否做出更强大的影响力,就看这些衍生品能否出现在中超、CBA以及中网等各种赛场上吧,这样的杂志影响力,简简单单,一目了然。想想伦敦奥运会上,拿出一本中国版《体育画报》拿给各位奥运冠军签名(封面就是这个奥运冠军),这该是一件多好玩的事情!

PS:今日金句是经济学人杂志描写中国某“安全”生产企业的海外并购:When in a party mood, who trusts the Party? 经济学人真够损的啊,呵呵。

韩寒还是那个韩寒

星期二, 十二月 27th, 2011

在2011年末,韩寒连续发表了三篇言简意赅的博客文章,分别叫《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从第一篇《谈革命》的发表到现在不过五天时间,但三篇文章点击量加起来超过了240万次。

韩寒的文章也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与争辩。说“可惜韩寒不读书”的也有,说“韩寒已化蛹为蝶”(见张颐武在《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的亦有之。总的来看,大家基本都肯定韩寒能就这些主题发表看法、并引起社会讨论,是一件好事,就像谢文在《环球时报》上的评论文章称“韩寒博文引争议是中国之幸”。

在这里不去细谈韩寒文章的观点(我对其中大部分持赞同态度),而是想谈谈他文章引起的反应。谢文的观察很说明问题:

“一批人认为韩寒的观点错了,至少是比过去退缩了,因而大失所望;一批人本来就认为韩寒肤浅和哗众取宠,这次则谈论起他没资格谈论的问题,因而大动肝火;一批人过去很反感韩寒,理解、支持甚至参与对韩寒的打压,这次认为与韩寒有共鸣,因而颇为赞赏。”

撇开那类认为韩寒涉足自己专业领域又“不专业”的观点(政治论述和学术论述是有区别的,如果非要将其混为一谈,用同样标准衡量,未免有些迂腐),另外两种看法都觉得韩寒发生了改变。但我想,韩寒其实没有改变,他仍然是一以贯之的风格与立场。

我在去年2月写过一篇《也谈韩寒现象》,其中说:

韩寒作为一个“名人”甚至是“偶像”,长期保持对公共话题的讨论,且抱有激进又不过激的观点,我认为是意义重大的。……他的文字里却看不到你死我活的仇恨与愤怒,也不流露绝望悲观的情绪,没有“斗士”的令人敬畏。

在资讯爆炸权威失范的时代里,当下的青年不再需要所谓“精神导师”(那些讲“成功学”的大师除外),但不妨碍他们多一个叫韩寒的朋友。这个朋友不断发言,打破的是不健康的犬儒或者虚无态度,让青年们知道原来关心身边时事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是有意义的;这个朋友又不会培训“愤怒青年”、恐怖分子或者革命家,而是示范了一条有原则、讲道理、较温和的道路,不必过分牺牲和奉献自己也可推动社会前进。

与韩寒相似的,例如连岳或者梁文道,他们也广受网民欢迎,并不因为其“深刻”、“学究”或“激进”,而恰是他们承认自己的局限和平凡,又不乏适度的勇气、幽默与常识,打造出了一个常人值得信任、也可以学习的真实的“公民偶像”。“韩寒现象”,或者说这类人的走红,对于改变我们过去要么回避政治,要么就你死我活地“零和博弈”的社会政治风气,具有积极的意义。“日拱一卒”、“我们就是体制”这些朴素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

你看,其实韩寒还是那个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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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默克尔:普通·文艺·那啥范儿

星期日, 十二月 25th, 2011

前一阵子,咱这边互联网好生生流行过一段“普通青年VS文艺青年VS二逼青年”的照片秀,新闻别动队本来写作得新闻周刊与商业周刊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双生封面,因为Knack这张文艺照片也就随着转变成这个标题了。

对比新闻周刊和彭博商业周刊,前者的封面有变化但还是平淡,和彭博商业周刊扑克脸这样搏出位的封面一对比,在杂志发行层面,新闻周刊就矮了一截,但是在文章内容上面,新闻周刊能请到泰晤士报的外交编辑Roger Boyes来撰写文章,这对真正关心德国政治的人来说是要必须认真阅读的,尽管彭博商周的写手Peter Coy也是老将,但他毕竟偏经济,文章只为当下的欧债危机而写,读过也就放下。能被Poker Face标题吸引的读者,在阅读层次上是有差异的。

好在还有网络传播,因为DailyBeast,新闻周刊的网络文章在和彭博商业周刊的文章对比过程中并没有埋没。这件事给我们的两点启示,一,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比别家好,那么就一定要拿出来,因为互联网和报刊杂志不同的地方是,互联网新闻不易碎,因为互联网有长尾阅读。在这方面,时代杂志建立起的阅读收费防火墙我总觉得是自掘坟墓,这一点一年后我们会看得更清晰。第二,记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摁住一个领域成为专家,在网络传播时,要突出的不仅是杂志的品牌,更是作者的品牌。

PS: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学们把针对国际新闻编译的“参差”博客扩展成了一个独立网站,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去参差体验下。看到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对新闻有热情,还愿意把青春奉献给新闻事业,总是要说些鼓励的话,同学们努力吧!

越来越轻的互联网

星期四, 十二月 1st, 2011

越来越轻的互联网

本月有新闻称,科学家计算出互联网的重量仅仅只有50克,和一颗草莓大致相当

这50克重量,其实指的是互联网上所有电子的质量总和。这样的计算似无明显实际意义,却带给我奇妙的意象:互联网仿若一个将无限触角深深嵌入世界每个角落的超级生命,在它的每根毛细血管中,数据如岩浆如海啸如龙卷般沸腾汹涌,填饱亿万终端;然而这一庞然巨物一旦蜕去沉重躯壳,其灵魂却轻盈的可以扶摇直上九万里。而且或有一日,全体人类的灵魂将通过它(以及与它)融合为一,抵达不朽之境——前提是,人类没有在此之前毁灭地球和自身。

就用户体验的层面而言,互联网正在变得越来越轻。产品经理们努力迎合用户喜好,打造出更多如朝露夕颜般漂亮而轻盈的站点与APPs。一些功能繁复却未能及时瘦身、显得有些老派而沉重的东西,渐渐被抛低在尘埃之中。

我们的网络表达方式在变轻。

人人写博客的时代已经过去,友情链接中越来越多的博客站点已经变成死链接,或不再更新。为什么?因为博客太“重”,适合那些满腹心事要倾诉,满腹经纶要炫耀、满腹情绪要宣泄的人,而不适合忙了一天不想再费脑子和时间的人。我们有了不超过140字的微博,一个输入框,不再像博客编辑页面那样让新手望而生畏,无需添加什么标题、分类、标签。更简单的是转发,两岁的孩子都能完成,即刻就可迎来别人的反馈。我来、我见、我转发,轻松获得存在感。
越来越轻的互联网

读图时代的大众心理,又催生出以视觉系和兴趣组为特点的轻博客。它并不比微博更难用、更“重”。最受欢迎的那些轻博客,都贴着如下标签中的一个或几个:“艺术”、“时尚”、“摄影”、“设计”、“插画”、“旅行”……尽管程序不限制字数多少,但你很少看见轻博客中出现连篇累牍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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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各类拼图板网站“千树万树桃花开”。从Pinterest开始,到国内的诸多追随者如花瓣、Mark之、布兜、堆糖等,再到美丽说、蘑菇街、淘宝哇哦、凡客达人等社会化电子商务网站,流瀑式的版面设计风靡一时。当你滚动页面,看着那五光十色满目琳琅的图片流,有没有想到《黑客帝国》中经典的绿色数据流?而极简的图片采集与再采集方式,使得它比轻博客更“轻”——无需访问拼图板网站,更不用操心什么主题排版,通过浏览器插件或书签栏链接,点击一两次鼠标,就可以收藏并发布你在任一网页上看中的图片或视频。
越来越轻的互联网

变轻的不仅是表达的形式,还有表达的内容主题。博客里有思考、独白与辩论,微博里有围观、追问与喧哗,到了轻博客和拼图板,几乎找不到时政、哲学、社会等主题,有的都是轻而美的兴趣,视觉的盛宴,感官的甜点,适合在睡前打开页面,三五分钟间领略那些精细与奢华、情调与挑逗,然后坠入梦乡。博客和微博?看到你胸闷气短,看得你满怀不平。


我们的网络阅读体验在变轻。

越来越轻的互联网
上个月,在Google的用户界面大改版中,Google Reader的变化引发了最多争议与批评。一些资深用户发现自己喜欢的功能消失了,例如条目的备注、评论与分享、书签栏分享链接等,取而代之的仅仅是“分享到G+”的小按钮。我也对此耿耿于怀。但冷静下来一想,实际上,我们应该庆幸Google没有砍掉这个“小众”产品。虽然这些饥渴的信息重度使用者们钟情于它,但其每周用户数从2009年停止开发以来几乎没有增长,一直是百万量级,对于旗下产品用户动辄以亿计的Google高管们能有多大吸引力?号称信奉“长尾”的互联网巨头,在实际运营中仍然非常的“二八原则”,用主要精力来取悦最广大的用户;而对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Google Reader这类专注于大规模信息获取、存档与分享的产品太“重”了,这几乎注定了其没落的命运。

从纸书,到个人电脑,再到种种手持移动终端,这当然是一种硬件上的轻量化——人人都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小图书室。讽刺的是,我们的读书数量并未因之而明显增加。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调查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仅4.25本,不到发达国家国民平均阅读量的一半,更仅有瑞典、丹麦等国家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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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图书对很多人来说太“重”了,哪怕手机或iPad里的书也是。古人云,好读书者会抓住马上、厕上和枕上的碎片时间。但如今人们的“三上”时间,在手机上看起点的网络小说,或者拿着iPad刷微博,稍微“重”口味一点的,才会打开FlipBoard、Zite、Zaker或Installpaper等APPs,翻阅一下各种网上文章。甚至,阅读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都太“重”了。看视频、听音乐、打游戏,这些娱乐用来杀时间岂不是更轻松?

越来越轻的互联网

但就连我们的网络娱乐方式都在变轻。

仅以游戏为例,《愤怒的小鸟》如今在全球下载次数已超过3.5亿次,而其制作公司Rovio更信心满满,宣称要在两三年内使之成为总用户超过10亿的游戏品牌。它堪称人类史上最流行的游戏,而它是多么的简单、轻松、易上手!唯一有可能与之比肩的游戏,或许是知识产权并不明确的俄罗斯方块,那同样是一个“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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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游戏还包括各种社交游戏、网页游戏。形形色色的偷菜、牧场和德州扑克,迅速风靡全球,男女老少通吃,Zynga等公司因而崛起。要知道,全球玩家公认的顶尖网游“魔兽世界”用了6年时间才积累起1200万用户,而Zynga的第一款战略游戏在Facebook上推出9天便超过了1000万用户。如今的趋势就是,那些拥有华丽3D画面、深度剧情、丰富游戏性的电脑游戏、主机游戏、MMORPG,需要高配置机器和大段时间,还谋杀脑细胞,只适合相对少数的“重”口味玩家;那些很少或从不玩游戏的人——人数在铁杆玩家群体的百倍以上——正在渐渐被形形色色的“轻”游戏吸引,在其中花费着一个又一个五分钟、一次又一次一元钱。

所以,我说互联网正在变得越来越轻。

当然,这只是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的观点。轻,意味着很多东西:轻松、轻快、轻简、傻瓜化、碎片化……为了使得用户们体验到更轻的感觉,互联网的硬件和编程,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高明精细的,流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力、资金是越来越充足的,这些都是沉甸甸的。

仅就用户体验角度,为什么互联网会朝着“轻”的方向发展?我想原因至少有如下三方面。

首先,不变得更轻,如何飘入云端?

不论“云计算”概念中有多少泡沫,不可否认其中包含了互联网的大趋势:移动化和随身化。人们对于一切网络产品和服务,都希望是随处可得的,而且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是在当前的带宽和运算条件下,将它们轻量化或许是保持良好用户体验的有效途径。

越来越轻的互联网

用一个反例或许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以Second Life为代表的虚拟世界,或许是未来互联网上最基本和必要的应用,但目前很难说有多么红火。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不需要,而是因为它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中还不够“轻”——你得先下载近1G大小的客户端,学习复杂的操作,还要忍受那并不自然的虚拟化身形象和动作、由多边形和锯齿构成的虚拟环境和物品。但是请想象一下,若你随时可以在几秒内置身虚拟世界,其环境和人物视觉效果之逼真可比拟电影《阿凡达》,程序可自动捕捉你的自然语音和肢体动作,转换为虚拟化身的语言和动作,和其他人聊天、跳舞或赛车……这样的“轻”体验难道不会人人喜爱吗?反过来,在当前条件下,它就完全无法与Facebook之“轻”竞争。

其次,不变得更轻,如何迎合大众消费需求?

这是一种商业法则。互联网已不再是黑客和极客们的玩具,而是大众消费市场。最简单的、最轻而易举的,就是最好的,不要给消费者太多选择和定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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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Apple II电脑诞生之前,沃兹尼亚克想给它加上8个扩展槽,以便用户随心所欲外接设备,而乔布斯坚决反对,只愿意给它两个扩展槽。乔布斯的理念在今后几十年中发扬光大,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苹果公司的电脑键盘上没有移动光标的方向键,皆因乔布斯认为用户用鼠标来移动光标就够了。1997年乔布斯重返苹果后,大刀阔斧地将苹果的产品线砍得仅剩四种产品,那就是“消费级”与“专业级”、“台式”与“便携”所构成矩阵的每一格。对照来看,在Google最近的改版中,在Google Reader砍去多项功能仅留下“分享到G+”按钮中,都可见类似的观念。Facebook的成功全球化,同样得益于“轻”的理念。扎克伯格曾说过:“做最好、最简单的、能让用户用最方便的方式分享信息的产品。”

以及,不变得更轻,如何适应现代生活之重?

现代人是幸运的,我们拥有并享受着前人无法想象的高科技,帮助我们每一秒的生活。现代人也是不幸的,这些科技在解放和侍奉我们的同时又带来枷锁。你能获取和处理更多的信息,然而也需要承担更多的任务,被期待更好的表现;明年的工作效率跟今年一样是不被接受的,从CPU到网速都更快了,员工干活似乎也理应更快嘛。于是,“更快、更高、更强”的进步主题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它或许真的推动了人类进步,但对每个普通个体而言则多少会构成压力,这是“重”的来源。于是对“轻”的追求几乎是下意识的。

我的朋友魏武挥最近有一篇文章写道,与其说当下是“C时代”(创意、连接、传播、资本等英文词的首字母),不如说是个“E时代”(“娱乐”的英文首字母)。“好玩”成为最吸引人的一种商品特征。这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轻”对现代生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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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的批评之声,无法改变这一现实。更悲剧的是,很多时候娱乐甚至会成为新的负担,新的工作,就像有人上闹钟半夜爬起来上社交网站偷菜,就像有人本打算在茶余饭后刷刷微博却不小心把生活都碎片化了。想要“轻”,结果活得更“重”,这也是我们经常面临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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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何威的网易科技专栏《网众爱数媒》。原文链接为:http://tech.163.com/11/1202/04/7K88IVJA00094M0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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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原生代

星期日, 十月 16th, 2011

女儿降临世间还不到五百天。能够守望一个小生命从懵懂无知渐渐成长,会笑会说会行走,是极其幸福的事情。我也获得机会,伴随她那无比好奇的眼光,一同去看待身边每件似乎早已习惯、熟视无睹的事物,包括那些悄悄改变我们生活的数字媒体。

还记得八月里的一次旅行。途中为拯救这个已百无聊赖哇哇大叫的小婴儿,我打开了iPad上的一个儿童教育应用程序,一只猫一只兔子分列左右,摆动前爪说“Hello”。她的眼睛一亮,咧开嘴露出礼节性的微笑,也摆了摆自己的手。从此,她学会了与人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那就是边挥手边说“Hello”——当然,目前她的发音听起来有点像“矮油”。

过了一些日子,她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爷爷奶奶视频通话(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她五个月大时已经开始拥有此类经验)。在表演了最近学到的各种本领与花招,以及各种调皮捣蛋之后,小朋友执意要将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合上。合上之后系统自动进入待机,她再将屏幕掀开,迫不及待地摆手对屏幕喊“矮油”。

我猜她这一行为与那个iPad程序有关。该APP每次被关闭后再重新打开,都会跳出小猫小兔来挥手说“Hello”。或许,她从与iPad程序的互动中总结出了一种模式,那就是“离开这个有人物的屏幕画面,再重新回来时人物会跟你说Hello”;又或许,她从中进一步习得了与人交往互动的准则,即“我见过你,后来我们相互见不到了,再见面时我们应该彼此说Hello”。同时,她还认为视频通话与iPad程序应该是相似的情境。

她也对关于自己的视频表现出兴趣。我指着屏幕上那个正蹒跚学步的背影,问她:“这是谁呀?”微微张着嘴、看得出神的她,忽然有些得意地笑了,说:“宝宝!”看完最近拍下的几段视频,我问:“还要再看吗?”她拍着手说:“还要!”

我们也曾为她播放来自互联网的幼儿视频。她在“数字歌”的帮助下很快认识了从0到9的数字,还会接上每句歌词的最后一两个字。当看到一首“Say Goodbye”的动画MTV,其中的动画人物挥手告别,她的眼泪忽然夺眶而出;另一个视频中,熊妈妈搭救了落水的小熊,自己却被大鳄鱼拖入水中,宝宝又黯然落泪,抽泣不已。没有人向她解释剧情,她只是突然体会到那些简陋画面背后潜藏的人类共通的情感:忧伤,惆怅,悲痛,恐惧。

我好奇的是,她如何看待这一切?作为视觉界面的屏幕,可以说话和发出声音的机器。还有那些或真实或虚拟的形象——小猫、小兔、大鳄鱼是数字编码的虚拟动画形象,爷爷奶奶借助互联网与Skype跨越了遥远的空间来即时互动,而宝宝自己的视频则是跨越时间存储并可反复再现的信息片段。她会觉得小猫小兔是活生生的,就像家里那只天天喵喵叫的老胖猫一样吗?她会觉得爷爷奶奶就住在那个笔记本电脑里吗?她会认为视频里还有另一个自己吗?那只大鳄鱼和图画书上的鳄鱼是“同一个人”吗?

我读过的儿童心理学著作中写道,新生儿的世界是“此时此地”的世界,他们还没掌握象征符号,只能理解“现在”和“这里”,感觉当下和眼前的刺激,并作出反应。而在生命的最初两年中,婴儿将逐渐认识到物体的“永恒性”与“同一性”,事物间的因果规律和相关性,慢慢掌握语言,获得记忆。

显然,我的女儿正处在这一重大转变之中。当她看到黑屏的iPad,会盯着我说“矮油,矮油”,意思是要玩那个有小猫小兔的APP;也会指着合上屏幕的笔记本电脑,向妈妈介绍说“娭毑”,意思是说用这个可以和奶奶视频通话;在我工作时她来到脚边,指指我打开一大堆窗口的台式电脑显示器说“一二一”,因为她还记得电脑桌面上是自己昂首阔步的照片。

世界不再是眼前昏暗模糊的一小块,时间与空间的维度随着大脑中奇妙的电化学反应不断延伸,除了家中、小区还有大马路、热闹的商场都成为游历的领地,昨天吃的石榴、前天玩的玩具构筑起记忆,也成为预测未来的基础。直到有一天,她终将体会时空的无垠以及随之而来的怅然,正所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此前生活在地球上的几千代人类也都经历过这一重大转变,但我女儿这一代的特殊之处,则是生活环境中无时无处不在的数字媒介和爆炸式增长的多媒体信息。“数字化生存”的全面铺开,发生在我的青春期以后,我们这拨人算是第一代“数字移民”;而对于她这一代人,一出生就浸泡在比特的海洋中,是真正的“数字原生代”。他们的成长经历势必有所不同。

举个简单的例子,极少有人记得自己三岁前的具体经验,心理学家称之为“婴儿健忘症”,并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数字原生代”拥有史无前例翔实的成长档案,包括敝帚自珍的父母拍下的成千上万的照片,一段又一段的视频,还有博客文章与社交网站上的描述与分享。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可以很方便地随时重温这一切,包括丰富的细节。这会不会导致,将来有越来越多的人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还有婴儿期的具体经验的记忆?“我还记得一岁半时去动物园的事儿,那天是个大晴天,我穿着小花裙子而爸妈都穿牛仔裤,我吃了一个很甜的苹果,还被大老虎吓哭了……”因为人们有可能会混淆,究竟什么是自己用大脑记住的,什么是后来因照片、视频、博客文章和父母讲述而重新形成的印象。甚至,人们将渐渐颠覆“记忆”概念的原意,将各种数字信息档案视为体外存储的记忆(在英语里,电脑的内存本来就和“记忆”是同一个词,“memory”),将硬盘与互联网视为我们大脑的延伸外设——这恰是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反复宣讲的:媒介是人的延伸。

另一个方面,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把自我当成客体/对象的审视,恰是一个人形成自我意识所必需的重要经验。从婴儿时期开始,“数字原生代”就通过观看这些照片与视频,获得了许多从各个角度观看各个时期自我形象的机会。这与简单的照镜子相比,与先辈们一年只拍一两张正襟危坐的纪念照相比,差异都是巨大的。这种差异会对这一代人的人格产生影响吗?他们会更在意自我的外在形象吗?他们会更关注自我的感受,还是能更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一连串的问题,还需要专业人士去验证回答。

从生理学角度,在人的一生中,两岁时拥有最多的脑神经联结和密度最大的脑皮层突触,随后数以亿计未被使用的联结和突触将渐渐消失。对于有机会早早接受海量信息刺激的“数字原生代”,其大脑开发的程度是否会与前辈不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发现,使用电脑和上网会明显地影响到成人的大脑神经回路、激活某些大脑区域;大脑也会形成新的回路来适应在大量数据的轰炸下快速搜索的需要。儿童,也包括青少年,其大脑可塑性要强得多。当他们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各种数字媒体之中,展开学习、娱乐、交流、互动、幻想,其大脑发育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数字原生代”,更容易预见的趋势还包括:未来的各国政要和超级明星们将会发现,散落在网络各处的童年不雅照片、在社交网站中的年少轻狂状态,是那般难于控制和消除;普罗大众们则已习惯了精准无比的广告轰炸,习惯了刚结识的陌生人片刻之后就能准确报出自己的履历、囧事甚至三围。他们在成长期就已被信息洪流千锤百炼的脑神经元,更加适应和爱好同时处理多任务;但过量刺激也可能带来多动症、注意力不集中和烦躁焦虑等负面效应。

作为“数字原生代”她爹,我想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人类通过科技创造了新工具,而工具的使用又反过来改造着人类自身及社会。但在这个事关进化、难以逆转的时代大潮之中,咱们可以不用那么匆忙。

我希望,我们在数字化信息洪流中有时也可以一起放慢脚步,在学会多任务处理能力的同时也保留一些简单拙朴专注,在拥有丰富强大的电脑中介沟通手段的同时也珍惜面对面相处的每一刻。

让我们也在纸上而不是只在iPad上画画,让我们去海边戏水玩沙子而不是玩视频游戏。让你每天看到我们生动的面孔、多变的表情、起伏的音调,感受我们怀抱的柔软、掌心的温热、亲吻的甜蜜。我们一起来玩耍、梦想,做一些只有童年才能做的神奇的事情,不用那么着急知道什么是做每件事的最快、最正确方法,不用急着长大。

你说好吗,女儿?

————–
本文发表于何威的网易科技专栏《网众爱数媒》。原文链接为:http://tech.163.com/11/1013/07/7G7RLRTQ00094M0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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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该倒总会倒,该推就得推

星期日, 八月 28th, 2011

上周两大事件是乔布斯离职和卡扎菲政权被攻陷,今天别动队用4个封面展现国际刊物如何看待卡扎菲事件。

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种族冲突对利比亚这个北非国家统统不适用。拥有175.9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利比亚比可以用幅员辽阔来形容,庞大的石油储备和600万的人口规模更是让这个国家有机会共同富裕,可惜人均GDP近1万5千美元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却结结实实的垮了,谁还能用中等收入陷阱去解释利比亚的政权倾覆呢?

PS:最近在读刘原的流亡三部曲,是流氓原在过去十年的专栏结集。十年前,几乎所有会写字的人都在中国的传媒圈南北流窜,东西征战,十年之后,丧家犬已无乡愁。

你我都是乘客

星期一, 七月 25th, 2011

“今天的中国本身,就是一列在雷雨中行驶的动车,你我不是看客,你我都是乘客!”——来自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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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新闻集团:看热闹的都散了吧

星期二, 七月 19th, 2011

这两周大家都在谈默多克与新闻集团。好几个月没见到如此整齐划一的封面轰炸了,上一次应该是击毙拉登时候的事情了。

看了四家媒体对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报道,最出彩的还是新闻周刊请到当年华盛顿邮报爆“水门事件”的伯恩斯坦来写这次的电话窃听事件,文章不长,但有料有高度。新闻周刊的稿件:点这里

彭博商业周刊的稿件Murdoch’s Mess写得是最有预见性的,他们开篇就用了未来写作方式,讲述了7月19日(也就是今天)默多克出席听证会的新闻。(By the way, there is another article in the same issue that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e Murdoch’s Mess. Here is the article  Preparing for the (Possible) China Crash.

《时代》的稿件写得拖泥带水的,标题叫Tabloid Bites Man。读完只能大喊一声Oh,Bite Me!

《经济学人》的稿件An empire at bay真得是提供了新视角,我就顶这一句话吧:A noisy press, no matter how unpopular it seems at the moment, is the best protection against that.

魏寒枫老师头几天跟我说:为什么西方财经类杂志的传媒的封面往往是一个故事贯穿始终而不像中国是用专题形式的。其实,以此事为例,经济学人就有三篇报道,角度转换很是不同,版位安排值得思考。至于说到其它杂志,我琢磨着更多原因是因为那边财经类杂志厚度普遍不如消费类杂志吧。

帮国内的几家媒体写稿梳理了下新闻集团与默多克事件。有编辑问我说:你真得相信默多克不会下课吗?要不要留个活口走笔带过去?写新闻不能直抒胸臆必须留活口实在太痛苦了。直到今天听证会看到默多克说:我是处理麻烦的最佳人选。我心里才放下石头,要不,等报纸和杂志印出来那就没得改了……

如果我还在汕头大学教书的话,我一定和学生一起做一个内容分析,把英国卫报、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太阳报、金融时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做个内容分析,尽管逃脱不了研究框架主观的束缚,但想想还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我琢磨着自己做不了就把选题抛出来让感兴趣的研究生、教师同行们去关注下吧。

PS:今天另外一件事是:《第一财经周刊》的伊险峰主编回应了关于红包与大鱼的争论,提出了个双赢的解决办法。等我们再跟进哈。

明王,欲与刊名试比高

星期六, 七月 16th, 2011

 

明王(姚明的昵称)退役,举世惊异,总算等到了对其运动生涯盖棺定论的时候。虽然在我们这片神舟沃土上存在着两个水火不容的帮派——“姚蜜”与“姚黑”,但本着“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用“高大全”概括明王的NBA生涯,绝对实至名归!

想起前段时间韩队长抱怨我们国内杂志的封面人物都清一色的“高大全”,但其实,想把这个特质做到极致,也肯定是件脑力活。比如,若我们的明王上封面,该如何体现他高人一等的风貌呢?换句话说,在小小的开本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拔长我们的明王,已经和螺蛳壳里做道场成了同等的难题。

还是先看下外刊怎么做的吧,估计接下来的半年里我们会经常在街角的报刊亭和明王相遇,大家做好准备,看看到时哪家的明王最威武。

人在刊名下,就要矮三分,这点在03年的《体育画报》一点都不假。弗老大,还记得在篮下等你传球的姚明吗?那时我们的小巨人还没封王,在球场上时不时被人欺负。能让一个乳臭未干的新生独自上封面,真的已经很奢侈了。封面里的姚明身高优势不够明显,唯一能注意的是他那长长的手臂,不过按面相学理论,这似乎有“双手过膝,帝王之相”的征兆啊。

果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祖国人民坚强的后盾,小巨人封王终成大器。上《时代》,那是应该的,盖住字眼,更是必须的!一眼扫过去,真担心《时代》的小庙能否容得下明王这尊大菩萨。果不其然,明王在《新闻周刊》实现了出刊头地的梦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整个地球都在自己的脚边,登楼还有什么风景?有道是,“明王才露尖尖角,早有China立上头”。

是中国成就了明王霸业,还是明王推动了中国经济?不如这么说,明王是一剂猛药,中国服用过后内力大增。诚如《商业周刊》里那个硕大的“YAO”,在中国人看来,一语双关啊!可惜那个时候该刊还未改版,如果让Richard Turley来设计的话,估计要动的就不只是露出刊名这么简单,大家就尽情YY吧!

《网众传播》后记

星期四, 七月 14th, 2011
[贴出《网众传播》一书后记,作为对自己的交代,对师长、对亲友们的致谢。]

1997年的春天,我第一次踏入清华大学计算机开放实验室,第一次体验互联网。

实验室位于一栋宏伟的苏式建筑底部,被厚重的花岗岩环抱,形状狭长。雪白的日光灯下,数百台电脑分成几列延伸开去,几乎每一台前面都坐着聚精会神、目不斜视的人。在计算机风扇低沉的嗡鸣声中,击打鼠标键盘的声音格外清脆。实验室入口处,学生们手捧书本,排成长队等待,等到有电脑空闲时,方可刷卡进入。这个看起来有些沉闷、乏味的所在,却通过根根网线,连接着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主节点,向清华师生提供了当时中国最快的网速、最丰富的网络资源、与欧洲、香港等地互联网最早的连接。

当时开放实验室里的电脑硬件配置,是主频百兆赫的“奔腾”CPU、16兆内存、2G硬盘和14寸CRT显示器;操作系统是Windows 3.1或Windows 95,上网用的是网景浏览器而非IE,大多数程序(包括游戏和操作系统)仍可以装入一张或几张容量仅1.44兆字节的软盘。而当时的互联网上,没有门户网站,没有搜索引擎,更没有在线播放的影视和音乐。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遮掩互联网在我们眼中的光辉与魅力,相比之下,我们当时身处的信息传播环境顿显“原始”:

那时候,我们经常提笔写信,家书、情书、致友人书;把信投入邮筒,便开始巴望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回信。

那时候,学生们用随身听学英语、听音乐,五道口的打口音乐磁带生意兴隆。没人听说过数码相机,我们青春的欢乐与惆怅凝固在胶卷之上。除了计算机系,绝大多数学生没有自己的电脑,大家一笔一划地把所有作业和论文写在纸上,再交给老师。

那时候,整栋宿舍楼仅有一部安装在楼长室的固定电话。当走廊里的大喇叭响起楼长高亢的“来电召唤”,被呼叫者随之冲出宿舍,穿过走廊,跑下楼梯,将一串急促而快乐的脚步声甩在身后。

那时候,同学们无人拥有手机。一个人若离开宿舍,就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无法联系,无法找到。于是我们习惯了约定时间的会面,以及无奈的等待。一些BP机的拥有者成为了最早一批“可被随时联络上”的人。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儿像诗人翟永明所描述的“古代”?“在古代,我只能这样 / 给你写信 并不知道 / 我们下一次 / 会在哪里见面”“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 彼此 / 就知道后会有期”。当然,我描述的是还不算遥远的1997年,在首都北京的清华学子们的日常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里,我和我的朋友们迎面撞上了呼啸而来的互联网。我们欣赏和享受着赛博空间的轻盈、博大与超越,兴奋喜悦,心驰神往。我们以远程登录(Telnet)方式进入中国最早的几个BBS,在聊天和讨论中锻炼了打字速度,在争辩和聚会中结识了各地朋友,在FTP或局域网共享的各类资源中沙里淘金;MUD玩家们在满屏不断刷新的文字中构筑起宏伟的游戏世界,体验着缠绵的恩怨情仇;通过ICQ和电子邮件,我们尝试与地球另一面的陌生人联络与对话……

从那以后,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互联网在中国的成长。从新千年的商业泡沫与衰退,到五年后又一波创新与创业的浪潮,在十年后的当下再回首,恍若就发生在昨日。只是曾经冷清的中文互联网世界已经一派繁华喧嚣。而我们已从青涩少年步入了而立之年。

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曾被人问起,为何要研究电视。莫利说,他年少时期就开始接触电视,这一新兴媒体是二战后英国社会里身份和文化的象征,也是他个人生命体验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科技。另一著名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亦在其代表作《电视的用途》(Uses of Television)中提到自己青少年时电视的重要影响。

当我读到这些话时,不由大感认同。当我回顾自己的过往,追溯种种对我人生颇具意义的事件、人物、时刻或场景,其中常与互联网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而互联网可谓是我生活中最为依赖的传播科技和媒介,十余年来不曾远离,伴随着我不断积累和重塑自己的记忆、认知与情感——这些东西构成了今日之“我”。所以,当我从工作岗位上重返校园,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之际,就毫不犹豫地将互联网研究当做论文大方向。这当然与我个人的知识结构、学科背景、学术兴趣有关,但又何尝不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因缘与情结使然?

有了大方向,然而从何入手?“互联网”,这是多么宏大的研究对象,通向它的路径又何止百千条,即便仅从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出发,也有太多的观察视角、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可供选择。大量研究素材与信息更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如何能突破纷繁表象,以逻辑的金线串起现象的明珠,丰富对有关经验的学术阐释,甚至做出理论探索与建构?

于是,四年的博士生涯,成为不断阅读、实践、思考、讨论、反省的过程,每逢研究野心膨胀,便要告诫自己保持冷静和谦逊。慢慢,我感到奇妙而辛苦的学术旅途,也是对世界的发现和对自我的发现渐渐交融的过程。怎样着手研究互联网,其实还要问问自己那颗活泼的心灵。我最珍视的互联网文化特质有哪些?是那些从硬件软件都还“原始”的时候就萌发的:创造、分享、沟通、参与、多元、差异。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其实这十多年来不曾改变:信息的流动与控制,线上线下行为的相互影响,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拓展,各种组织结构随之产生的变化。我告诉自己,我要研究的不是技术变迁、财富神话、网络八卦,我要研究的是人,是互联网的使用者的行为、互动与文化。

这几年来我比以往更深地沉浸到互联网中去,既是日日上网的普通用户, 挂MSN、通SKYPE、逛淘宝、看美剧、泡论坛、写blog、混SNS、刷微博,交朋结友,喜怒哀乐;也是勇于尝新的“伪技术青年”,购空间域名、架设网站、设计页面、放置广告,积极尝试各类新潮互联网应用;既是业界观察者,不断通过RSS阅读和社会网络推送持续搜集了解产经信息、政策动向、业内观点;也是“围观群众”,始终高度关注互联网所映照、所推动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热点、舆论热议、风向思潮;当然,还是一个时不时抽身出来,拿一堆五花八门的社会理论、媒体理论观照和梳理自己的互联网体验的研究者。在无数次超链接的跳转之间,在多重身份的切换之间,我积累着素材与灵感。

我的研究也得益于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在香港、美国、法国、英国等地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关于新媒体传播和互联网用户的论文,得到各国同仁的反馈与讨论;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公派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CAMRI)访学16个月,听课、参加密集的学术讲座和例行研讨会、与老师同学们在咖啡桌和餐桌旁展开一次次学术对谈和争辩、埋头在图书馆里翻阅和写作;在布达佩斯参加中欧大学“媒体、民主与公民社会”暑期大学项目,与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多位博士生展开思想的碰撞交流;还有那些搭乘地铁和巴士辗转在伦敦各所大学“蹭报告”听的日子,让我有机会近距离面对那些过去曾通过书本结识的学界大师,聆听他们的传道解惑。走出去,多看多听多想多讨论,以他人的观点磨砺自己的想法,以别处的经验观照中国的现实。

渐渐地我认识到,理解互联网用户的参与和行为,可以成为解读互联网语境中“媒介/社会/人”三者循环互动的关键。不论信息传播还是社会变迁,其核心要素都是人,人的思想、人的愿望、人的行为。在传播学中有一些研究“人”的理论传统可资借鉴,但是我觉得已有的理论及概念不足以帮助我分析和表达,于是创造了“网络化用户”、“网众”及“网众传播”的概念,并围绕它们展开了研究与论述。

当然,愿望与野心终究要落实到具体的学术研究和写作。2009年春天,我从伦敦返回北京,在清华园里写完了博士论文,那些思绪煎熬、头脑飞转、压抑又兴奋的昼夜至今难忘。在通过答辩、顺利毕业之后,我很高兴地得知自己的博士论文有机会出版,于是展开修改,订正词句观点,更新数据案例,增加了大约八万字,最后有了这本书。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总是感到学识浅陋,力有未逮,言犹未尽,难免谬误。而每次重读自己以浅见与偏见编织起来的文字,也总觉惶恐: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观点易朽的时代,这本小书究竟能产生什么价值?能否增加一丁点知识和思想的积累,或对读者有所启发?

互联网研究是个日新月异的领域,技术飞速发展,应用推陈出新。iPhone、iPad等产品流行对美国新闻业和大众信息消费方式的冲击,微博在2010年中国社会里的火爆,ICT在中东各国政治变局中发挥的影响……这些新现象、新课题都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发生的。与之相对照,本书中的概念与理论是否仍有足够的分析和解释能力?本书中的有关论点是否过时?这些都留待读者诸君来评判吧。当然,本书中的谬误与不当之处,也要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我想对许多师长亲友致以诚挚的感谢,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和关爱,我才有可能出版这本小书。

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熊澄宇教授。他是我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期间的研究生导师,还指导了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如果算上他对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我拜入师门已超过十年。十多年来,熊老师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一直在帮助我成长,不论生活上还是学术上都是如此。老师在新媒体、互联网、传播政策和文化创意产业等多个领域内的独立思考、国际视野、高屋建瓴和全局洞察,让我受益良多;当我的研究和思考陷入泥沼之际,他总是能够言简意赅、直指要害、拨云见日。同样,这本书也出自老师的悉心指点。熊老师平时很少当面表扬学生,而是更多地指出缺点与不足;但他却会在其他人面前,一一列举我们的小小优点和成绩。十年之后,我终于渐渐读懂老师严肃的面容后隐藏的幽默,感受到他对弟子们厚重的期待与慈爱。

感谢金兼斌教授,他在互联网研究、传播学研究方法等领域的丰硕成果使我深受教益,在此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他也多次予以指导,提出建议。此书能够面世,更是因为金老师的厚爱和促成,将之纳入了他主持出版的“数字媒介变革书系”之中。十五年前我们在清华中文系的课堂上相遇,我是学生,他还是一位年轻的讲师;如今他已经成为知名学者、教授博导。多年以来金老师始终平和正直、勤奋严谨,对学生高度负责,为人处世称得上“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些宝贵的品质值得我终身学习。

感谢李彬教授,多年来予我以鼓励和关怀、推荐和提携,帮助我等后学晚辈树立学术信心,寻找成长机会;李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温厚儒雅,他对价值理性的追求、深切的人文关怀、富于批判意识又紧扣中国现实的学术视角,影响了我为学为人的取向,也反映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之中。

感谢郭镇之教授,一直关注我的研究并时常给予指导,大到概念框架,小到案例细节;她的指导却很少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表现为平等姿态下的学术交流与探讨。身为成名已久的前辈学者,郭老师有着宝贵的赤子之心,虚怀若谷,求真求实,淡泊名利,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有着青年人的热情,又总是有意识地提携后学晚辈,关心我们的生活与事业。郭老师的真诚和纯粹让我仰慕而感动。

感谢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赵月枝教授在百忙中通读了我的书稿,多次给出精辟意见,提点并赐阅我目力所未及的重要文献。她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媒体的深刻见解也是本书努力汲取的思想源泉之一。

感谢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崔保国教授、史安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钢教授、彭兰教授,北京大学的陆地教授,在我论文写作、修改和答辩过程中给予中肯而有建设性的意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诸位老师多年来予我以教导、关照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最衷心的感激。还要感谢熊老师和金老师欣然为此书提笔作序,感谢赵月枝、李彬、郭镇之、高钢、胡泳五位教授为此书撰写荐语。深恐辜负师长们的提携之意,唯有不断自我鞭策。

在我赴英访学期间,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主任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教授和中国媒体中心主任戴雨果(Hugo de Burgh)教授在各方面予以了慷慨的帮助与照料,热情地提供了我从事研究和学习所需的各种资源,也不吝为我解答学术上的疑惑,引荐可交流的学者。斯巴克斯教授更是主动为我撰写了推荐信,帮助我获得了匈牙利中欧大学暑期大学的参与资格及欧盟COST A30奖学金的资助。感谢这两位可敬的英国绅士。

我还要感谢诸多友人。谢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各位博士同窗,与我互相砥砺切磋,尤其是张铮博士和吕宇翔博士,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远赴英伦后有幸结识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李爽、郭大为、陈莱姬、辛欣、曾荣等诸位博士,承蒙各位多加关照与帮助,与各位围绕学术和社会问题的日常探讨更是令我广受教益。拉夫堡大学的章戈浩博士,博闻强记,热心助人,向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他在文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等领域的造诣更让我深受启发。香港大学法学院的胡凌博士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的魏武挥老师,都曾通读过我的书稿并予以指点,两位在各自研究领域内都是既博学又精专,经常在交流中给我以惊喜。当然,还有许多来自媒介及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曾通过各种方式予我以启迪或指教,限于篇幅难于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这些学界同仁,也是人生好友,有些近在身边,可嘘寒问暖,可盏茶倾谈;有些远隔天涯,甚至跨越半个地球,却由一网相连,思想的火花以光速在彼此间传递。四年的博士生涯,共享的喜怒哀乐,因你们而更多姿多彩;远为漫长的学术道路上,我们还将继续相互勉励、扶持、求索,深幸吾道之不孤。

感谢我的朋友、清华大学出版社纪海虹编辑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她的高度负责和专业水准使本书大为增色。谢谢支磬云、支碧云为本书精心设计了典雅隽永的封面封底。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将我引向了今日的人生道路,永远给我以无条件的爱、理解和信任。感谢我的岳父母,一直支持我和妻子的学术理想与抉择,关心我们的成长,并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事无巨细地照料我们的家庭,才使得我在妻子怀孕和生产期间仍能有大量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从而完成了这本书。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曹书乐。她几乎是我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挑剔而专业。本书的许多观点也源自她的启发,或在与她的长期讨论中不断得以修正。我们一同考回清华读博,一同受国家资助赴英访学,一同获得博士学位,一同迎接女儿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与幸福。人生路上有你相伴,何其幸运。

何威 2011年3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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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可以更靠谱

星期二, 四月 26th, 2011

在清华百年校庆纪念日之前与之后,蒋方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批评者。一篇杂志文章《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一次媒体访谈《我的清华体验》,引发很多讨论,赞美讴歌者有之,反驳批评者有之。

蒋方舟与我来自清华的同一个学院,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早闻这位少年作家的大名。当我得知她被清华降分录取,而且还被招进敝学院时,我脑海里首先蹦出来的,是我的一位本科师兄。那一天,这位擅长平面设计、酷爱FPS游戏、素有诗名且放浪形骸的师兄,读到了小学生蒋方舟的日记选集,用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不无激动地说:“我靠,等她长大了,我要追她做我的女朋友。”他指尖的香烟袅袅,一蓬烟灰抖落下来,飘进键盘的缝隙。又是一弹指,十二年过去,听说这位师兄在家乡做着公务员,想已大腹便便,妻儿傍身,平安喜乐,不知是否还记得当年的那一幕,那一句?

蒋方舟的文章我读的很少,但我欣赏其中的机灵劲儿,还有特立独行的少年心气。当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比她迷茫困惑,没她坚定自信。我读到她的《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其中最感同身受的一段话是: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她提到小说《盛世》中的韦国,这也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典型化的形象(不幸的是,小说中的韦国同学是北大的,或许因此,蒋方舟在接下来很自然地提及“北大清华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北大真悲摧,在一封批评清华的信中被陪绑,属于躺着中枪型)。

今天又看到FT中文网对蒋方舟的采访全文,我欣赏她表现出来的直率和敏锐,例如对自我审查心态的剖析,对某课程的反思与质疑。但读过两篇文章之后,也让我觉得有些别扭,不是因为她批评了清华,而是因为其文风和观念可能有些问题。我想,如果她可以不那么写,不那么看,或许会更加“靠谱”。

第一,滥用全称判断,放纵刻板印象。我的一些清华同学,会对蒋文感到忿忿不平,就是因为她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笔下的清华人似乎只有两种:不是油滑党棍,就是被洗脑的书呆子。但是17万清华校友,或者数万在校学生,甚至蒋同学所在班级的数十人,难道只有这两类?

例如这样的句子:“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指代的是FT记者提问中的‘清华学生’)从小受到的历史教育、政治教育,就是要‘审社会主义之美’。到了清华之后接触到的这些,和他们从小接受的价值观是符合的,所以接受起来很顺畅。要进入清华就要在考试里拿到高分,要拿高分,对这些东西半信半疑是不行的,必须全方位地接受其价值观,才能考入清华吧。”

在社会心理学中有“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术语,指的是将同一个特征归属于团体的每个成员,而不顾成员间的具体差异。比如所谓“犹太人贪财”、“中国人懦弱”、“河南人造假”、“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等等。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刻板印象帮助我们简化世界,减轻认知、理解和叙述的负担;但对于严肃负责的研究者、写作者和报道者来说,应当以批判警醒的姿态反省自己的公众言论,是否有滥用全称判断,放纵刻板印象之嫌。既然方舟同学有心就此“亮出身份”、“火力全开”,为这个社会承担鼓与呼的责任,那当然也应该尽量遵循这种原则,而不再是文学写作时的汪洋恣肆,只图笔下快意,不顾以辞害意。

当然,同样的原因,也不应由方舟同学的言论,产生对清华文科生或者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鄙视,认为咱都爱搞大帽子大批判。

第二,满足于主观感受,缺乏深入调查。比如:

FT中文网:你说你写的是一种共识,是指你周围的人都是类似的看法吗?

蒋方舟:我周围的人没有。可能因为我和周围同学交流比较少。我觉得周围的同学、老师,特别是年龄更小的学生,读后可能反应比较大,会感到震惊。

又如:

FT中文网:会不会其他学校的情况会有些不同,比如北大?

蒋方舟:我没多少了解,不过也许会好点吧……清华与北大相比,感觉离权力更近一些。北大的学生也许会更多地做围观者或批评者,而在清华,要成为权力系统一分子的意识可能比较强。

再如:

FT中文网:对于一些热点的公共话题,比如政治改革、李庄案等,你觉得同学们感兴趣吗?

蒋方舟:没调查过,我觉得他们不是那么感兴趣。他们有地方可逃,学校制造了很多可让他们逃过这些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就逃到这些事情中,而且给自己很合理的不去想的理由——因为这些和自己的前途是无关的。

以及,“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愤青少、领导多”等观点,都属于个人的主观感受。我在清华求学的时间超过了十年,在水木清华BBS泡了近15年,互动过的清华师生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方舟同学描述的那两类人确实存在,但仅仅是一部分。如果她可以对水木清华BBS的一些热门版面作一段时间的观察,应当能看到相对多元的价值理念和政治观点——即便是在严苛的审查与自我审查之下。

至于“必须全方位接受其价值观,才能考入清华”,这就纯属想象了,说句不厚道的,就算方舟同学自己是靠降分特招进清华成为“少年既得利益者”的,那也不该这么埋汰其他寒窗苦读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的同学吧?再邪恶一点,按她的逻辑,“北大人”应该更加懂得“审社会主义之美”才对,因为北大文科生更多,考历史、考政治,不“全方位接受其价值观”怎么进得来?(好吧,我这句是归谬法加开玩笑,隔壁的同学们你们懂的)

鉴于方舟同学的才气和理想,不应该以时尚杂志专栏写作的标准来要求她。那么对事实的尊重及深入挖掘就应该成为进一步追求的目标。大学的所谓学术训练,不论文理工,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都是求实证伪、探索研究的能力。公平地讲,清华大学在这方面要求还算是国内相对严格的。关于官本位、政治冷漠、功利主义等大学里的思潮现象,她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调查研究?不是说一定要科学抽样、发放问卷、深度访谈等所谓“科学方法”才叫调查研究,也不是说不调查研究就不能说话;只是,如果只接触了数十名清华学生,数名北大学生,那么是否不该那么自信满满地向公众发表全称判断下的见解?

第三,对个体同情理解不够,对制度穷追猛打不足。从这两文中,我有时能读到一种“真理在握”、“孤芳自赏”的姿态,这是一种微妙而切实的感受。从头到尾有意识地强调“我”和“他们”的不同,或者可以算一种叙述策略,以疏离的姿态标明自己观察和书写的客观与超然;但同时也是一种刻意的形象建构,作者要宣示“我”的立场,反对某些价值观,正像文章中写的:

FT中文网:那你觉得你亮出的身份是什么呢?

蒋方舟:就是与正统的、主流价值观的、清华要求我成为的所不一样的一种人吧。

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确认,常常是通过与对立面的参照来完成的。方舟同学通过文字刻画出了“清华人”这个他者群体,“他们”成为某种价值观标签下的无面目群像,这与事实有多大距离?值得追问。这样一种自己树靶子自己打的做法,写起文章来很有气势,就像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建构了一个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再去逐条批评。这正是坚信真理在握的思路,但却无法与他人对话。

在文章中,方舟同学自承“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和周围同学交流比较少”;她不住宿舍,社会活动比一般同学多。这都是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人不应置喙。但一个“在学校还常常迷路”、跟同学交流不多人,很难相信她可以深入地了解和理解清华学生群体的多种维度面向。从另一个角度,能考上清华的学生一般都不太傻,懂得“交浅言深”是忌讳,如果你跟我也不怎么熟,而且还是个公众人物,我至于跟你推心置腹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地谈政治么?

“爱网络”、“爱自由”、“我和他们不一样”,这是服装品牌的广告文案;但如果端着这种姿态生活,可能很难去理解跟自己观念、行为有差异的人。“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这话反过来说也没错,当我们自以为真理在握的时候,可能正有许多人在背后偷笑呢。

至于“对制度穷追猛打不足”,好吧,我承认这是我的苛求,也可以说是因为我在原则上赞同蒋方舟的立场和理想,所以才提出这种苛求——仅就这两篇文章来看,她的批评出自对身边人的一些言行的观察,但在描述后止于对个体心理与动机的想象和假设,未能涉及对造成这些言行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探析。因此,读《一封信》,有时觉得没有搔到痒处,有时又觉得帽子乱飞,“既得利益者”、“精英”神马的,都是当今社会中很能撩拨网上意见的概念,不加区别直接扣上来,有点儿可怕。

总之,如果方舟同学能够在这几方面改进改进,应当可以更严谨,更理性,更犀利。至于其他的一些观点,比方说“对于90后的小孩,大多数我还是劝他们出国。这样才能培养一套较为正确的价值观”之类,我以为,谁没有过幼稚的时候呢,多读书多看世事人情就好。

写这么长,其实也是给自己看。我也是个常常说三道四的人,上面三点,堪为己戒。

外一点,方舟同学若始终无法融入清华,无法寻得认同或归属感,不是清华的损失,而是她自己的损失,因为她本可以从这里汲取更多用以顽强生长的养分。所谓“清华精神”或“清华传统”,远不止方舟同学想象中意识形态规训的那一套。黄延复、徐葆耕、胡显章等老师曾有过多本专著概括梳理,而更鲜活的精神风骨则在现实生活中闪现。对我来说,清华是精神家园,是度过三千多个日夜的成长记忆,承载着青春的喜怒哀乐;我在这里塑造自我,寻找方向,结识师友;我切实受益于这里积极的体育锻炼风气,也总是告诫自己要像许多同学那样朴实、直率、严谨、专注、有理想又有执行力;我爱东操西操游泳馆,我爱二月兰和阳光下高大的杨树,我也爱自立自强的清华女生。你赞美或者不赞美,清华就在那里,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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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在大路上

星期二, 四月 5th, 2011

有首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按时髦说法,该叫做“红歌”)唱道:“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共产党领导崭新的国家,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而今天看到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似乎在显示,“我们仍然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状态依旧延续。

这是美国PEW研究中心从2002年开始的名为“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系列跨国民调,已经调查了57个国家的超过24万人。可以来看看2010年春季调查中,关于“World Economy & Globalization”的情况。

问题一:Overall, are you satisfied or dissatisfied with the way things are going in our country today?

回答情况:中国受访者以87%的满意率高居世界首位,远远甩下第二位的巴西(50%),一些发达国家的受访者,对本国当前的发展态势表示满意的仅为少数,如德国39%、英国31%、美国30%、法国26%、日本20%。



问题二:Now thinking about our economic situation,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in (survey country) – is it very good, somewhat good, somewhat bad or very bad?

回答情况:中国受访者以高达91%的乐观态度高居世界首位,充分展现了对本国经济的信心。作为对比,美国、英国、日本受访者里看好本国经济状况的分别仅有24%、20%、12%。

问题三: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growing trade and business ties between (survey country) and other countries – do you think it is a very good thing, somewhat good, somewhat bad or a very bad thing for our country?

回答情况:中国受访者里93%认为“贸易是个好东西”,与黎巴嫩人民并列世界第一。有意思的是日本和美国分别仅有72%和66%的人同意这一点。

问题四:Please tell me whether you completely agree, mostly agree, mostly disagree or completely dis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Most people are better off in a free market economy, even though some people are rich and some are poor.

回答情况:中国受访者里84%赞同自由市场经济对大多数人更有好处,仍然高居世界第一。尼日利亚和印度的赞同率分列第二、第三。而美国、英国、日本受访者中分别有68%、64%、43%的人赞同这一点。

坦率地说,这些数据既令我感到意外,又让我不感到意外。意外或者不意外,都是因为符合或不符合我头脑中的某些个人经验与刻板印象:一方面,我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对当今中国社会有这样那样的抱怨,有的嫌太开放而少秩序,有的嫌太保守而不自由,房价、教育、医疗、官僚、腐败、股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媒体管制,这些话题永远会激起无数批评甚至骂声,而不少朋友甚至在认真考虑移民海外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似乎也能感觉到洋溢在空气中的一种自豪与骄傲的情绪,有点像陈冠中在小说《盛世》中虚构的那样,人们醉心于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功举办奥运、世博,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甚至,按照一些人的叙述,其他国家政局变天而我们红旗不倒,“挫败反华势力一次次的阴谋”,战胜天灾并“多难兴邦”等,都可以成为骄傲与幸福感的来源。只是我难以科学地证明,这两种情况的并存,究竟是因为当前社会分裂成了不同的观点群体,还是因为这两种观点和态度其实可以在同一群人身上共存。

从这些数据,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例如PEW的研究人员以此下结论说,中国与中东、北非诸国情况不同,大约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他文中最后一句话很给力:“(The Chinese public)confident that their country is on the right path, and optimistic that their own lives will improve”。

而这些数据也引发了我的一些随想。不是学术的推演,只是意识流式的遐思,暂列若干条如下。当然,以下文字的前提均是:假定PEW的这些数据真实可靠,具有足够代表性

一、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充满信心,而且高度认同当前发展的大方向。

二、中国人从整体上看是世界上最热爱“自由市场经济”和“贸易”的国民。

三、信心、热爱或满足感可以来自比较,与从前的生活相比,中国普通百姓确实能感受到差异。与其他国民的生活比,需要足够丰富的信息,但主流媒体上相应的供给或许不足。将现状与其他可能性相比,则需要更丰富的信息,更高的眼界和素养。

四、我们确实不辜负党一直以来的要求,努力做到了思想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天下大同,万众一心。相比之下,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民主国家(如美英法)的人民的思想就比较混乱,不但极度不看好本国的经济现状(美英法均有八成左右的人不看好),而且有三成左右国民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和“贸易”这两个资本主义看家法宝,更有七成以上民众对国家大势心怀不满。

五、所谓“金砖四国”,其中中国、巴西和印度的民众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态度较为接近,持正面回答的比率均在世界前列,而俄罗斯则显得另类一些,没有跟紧队伍。

六、对于吾国吾民,其他国家的民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问题关乎目前炙手可热的所谓“国家形象”的讨论。从PEW的调查中(下图)可见,肯尼亚、巴基斯坦那可真是咱的铁哥们,尼日利亚也不错,俄罗斯人喜欢中国的多一点,美国人里边喜欢和不喜欢中国的基本对半开,其他一些国家的老百姓,啧啧,真是不赏脸哪。

七、关于PEW的数据抽样。根据其自述,2010年在中国除西藏、新疆、香港、澳门(OK,及台湾)外的各省(区、市)抽取3262个样本,其中城市居民比例与实际情况(中国有43%城市人口)相比偏高(为67%),但仍可粗略地代表占比42%的中国成年人。3262个样本能否代表14亿人?这个问题学过统计学的人心中应该有答案。当然,PEW调查的一整套方法不得而知,对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也暂时无法评估。又及,基于统计学的抽样准不准,终究是个概率问题,比方说,一万朵花里九千朵是红的,一千朵是蓝的,即使用了科学抽样的方法,仍然有可能出现随机抽出五百朵花全部都是蓝的,因而下结论说这一万朵花全是蓝色的情况——只不过这个可能性极其微小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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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六十年:1949到2010泰勒封面史

星期四, 三月 24t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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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纪念伊莉莎白泰勒,展示了她三张Esquire封面,有同学说为什么不做一个幻灯片展示下泰勒的封面史呢?我想也是,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个幻灯片。

PS:上传封面图较多,服务器压力较大,请同学们耐心等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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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仿的狂欢——“调戏凡客”

星期三, 八月 4th, 2010

最近几天,互联网上盛传“凡客体”。

最早发源于豆瓣的这场名为“全民调戏凡客”的活动,根据其发起人的自述,是靠了自己的“一点敏锐”,发现网上有零星的改图行为,然后发起这场活动并成功地“把事情搞大”。至今该活动的相册里已有豆瓣网友上传的图片2000张,而在各大门户网站微博和SNS站点中,一些“调戏”得比较精彩的图片也被频繁地转发。

许多人在讨论这究竟是不是凡客诚品的病毒营销。虽然我知道网络推手公司很泛滥,但实在是对阴谋论有点腻味了。难道大家就不能相信,上网的人真的是很无聊的,无聊到可以发起类似的活动并且热衷于围观起哄么。

不论这是不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有预谋地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的一次线上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多方从中受益:

凡客诚品受益了,其品牌知名度和关注度有所提高,至于品牌形象,厄,反正它也不是走高端优雅贵族路线么,谈不上气质被破坏,反倒是更加亲民、更加好玩、更加潮一点。

豆瓣和各大微博、SNS站点受益了,搞笑的图片带来了流量和人气,制造了话题。

新闻媒体受益了,又多一点八卦消息可以报么。

参与活动及打酱油围观的群众们受益了,自娱娱人,自笑笑它。

有两部今年的新电影,《让子弹飞》、《神奇侠侣》,搭上了便车,受益了。模仿“凡客体”,做做广告,打打知名度。

某些品牌和名人受益了,有的大点有的小点,是TA们的粉丝力量大,从TBBT、Friends、House这些剧集,到姚晨李宇春,好吧 ,也许还有奥特曼和蜡笔小新……总之,在欢乐之后TA们的形象又有所提升,更招人爱了。

相应地,另一些人却是躺着也要中枪啊。从照片到文案,恨比爱的力量更大,“某黑”比“某粉”的激情往往具有更低的酸碱度。这些同志收获了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挖苦讽刺嘲笑攻击。冤不冤另说。

下面简析“凡客体”和“调戏凡客”活动。

以韩寒和王珞丹为代言人的“我是凡客”广告,铺满了公交车站、地铁站台和互联网上。应该说,这一广告的风格是鲜明的——白色背景,清晰的人物形象居中;左边是商品名称及价格,右边是一段短句构成的自我表白:“我爱AA,爱BB,爱CC,更爱DD….我不是EE,不是FF,我是XX……我和你一样,我是凡客”;文案字体大而醒目,红黑两色;左上角有凡客LOGO,右上角是订购电话。

vancl广告图

这种刻意选择的Style,其诉求是简单、直白、朴素地不装13、名人的真实普通生活、名人也爱的便宜衣服——并希望唤起中国城市/城镇青年的认同感。正是因为它风格如此鲜明,所以很容易被模仿,被山寨,被Kuso。那些最受欢迎的戏仿图片,除了形象生动、文案出彩外,形式上与“正版”的相近也是重要因素。

纵观千余张戏仿图片,其主题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一、粉丝歌颂偶像;二、影视动漫游戏爱好者同人创作;三、恶搞讽刺某些雷人囧事;四、PS自己照片露个脸;五、稀里糊涂来打酱油的。商品以广告来塑造其形象,渲染其魅力。然而当广告的风格被数千次地戏仿、改写,成为一个人人可用的大茶杯,装上了各人的饮料,浇各人自己的块垒,原有的文本及风格实际上已经被去魅,不再有其创造者所期望达成的那种魔力。还是那句话,所幸凡客诚品并不是一个像路易威登一样需要矫情自恋虚伪地打造其贵族形象的品牌。

其实在这场还将延续一阵子的戏仿狂欢中,一些商家已经开始顺势而上,前面说的两部电影如此,甚至我还看到了一个淘宝网店的PS图片。不知道陈年这会儿是不是在偷着乐?Vancl自己其实也应该跟进一把,起码,把那些中国的世界的名人明星们都PS出一个vancl的广告来,在网上乱发,既提升品牌人气和形象,还不用花钱,还不怕人追究肖像权。

下面是赏图时间,贴十几张我喜欢的。图片均来自豆瓣此活动相册


极客诚品,TBBT(生活大爆炸)系列,有两张谢耳朵的:

越狱之T-bag,浮客诚品:

唐长老:

野原新之助,这个改编挺中庸的,只是小新本身够欢乐:

郑大世,文案挺讽刺的:

伟大的Eric Cartman!两张对照着看,很有趣。但是第一张文案有误,Eric很崇拜吉布森,言必称《耶稣受难记》:

Acup自白,据说是网友自拍:

机器人马文,银河系漫游指南中能把别的机器人说死的机器人:

凡客诚品,姚晨和李宇春,说是正版广告也会有无数人相信的,可见其创造者是诚心赞美啊:

犀利哥:

雷锋爱用leiphone:

搭便车的电影宣传广告——《让子弹飞》:

斯大林:

“狗日的腾讯”,《计算机世界》的封面文章,一篇有争议的报道:

唐骏,不多说了,大家懂的:

谢谢观赏,功劳归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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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杯具

星期六, 五月 22nd, 2010

周五那天我的台式机又莫名其妙地自己关机了。根据经验,我猜大约是CPU温度过高导致的。为此我打开机箱清除了CPU风扇和系统风扇的灰尘,然后开着机箱裸奔。

由于看CPU温度只能重启后按DEL进系统设置查看,我想找找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在win7下随时查看CPU温度。于是google之。

“CPU 温度 软件”——返回了我熟悉的空白页面。

F(嘀——) U, GFW! F(嘀——) U, (嘀——)部!

自从Google离了中国,“胡萝卜”、“温度”、“学习”就都成为无法搜索的关键词,当时我也测试过,并且以为它将是写在历史上的一大笑柄。但是当那堵墙突然出现在眼前,还是难免有眼冒金星的感觉。想不到过了个把月了,中国人民还是没法烹调胡萝卜,查个气温,或者学习一下雷锋。

为什么不用百度?

我用了。“CPU 温度 软件”——结果汇报如下:

第一页里一共12条搜索结果,其中第1条和第12条是“推广链接”也就是赞助商花钱买的广告。第2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1条,都来自“百度知道”,分别是2006、2007、2008、2007年的页面。剩下的第3、5、7、8、10条搜索结果,所指向的页面,张贴时间分别为2006、2008、2006、2003、2002年。

总结一下:这次搜索的结果,在第一页中,除了付费广告之外,50%来自百度知道,100%页面已经超过2年时间。其中直接提供下载链接的有两个页面,一个是中关村在线,提供的是2006年的软件下载;一个是没有听说过的软件下载站,PR只有3,网站的favicon图标居然是盗用的foobar2000软件图标,有点山寨,不敢下载它的软件。

百度,叫我如何信赖你?

后来我翻墙上了Google,搜索结果靠谱多了。但心里有点儿悲愤。

后来我去睡觉了,醒来之后觉得情绪稳定,对生活影响不大。

再后来,我听说Google刚开通了ssl搜索服务,于是赶快去围观了传说中的https://www.google.com。果然好犀利。仍以“CPU 温度 软件”为关键词搜索,结果如下图,是不是比百度的结果强多了?

这是google在前进路上的一小步,却不是中国互联网和中国网民的一小步。我们只是被救济了。我们仍被圈在墙内,经常吃瘪,空气稀薄,但我们仍满怀希望,努力学习和创新,为的是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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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网络实名制从网评员做起

星期三, 五月 19th, 2010

五毛(图片来自网络)

2009年4月,我写过一篇游戏之作《关于大力加强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的十点意见》,里面写道:

5.所有网络评论员必须实名发贴,详细到姓名、单位、职务、级别。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工作,这是无上的光荣。他们理应享有这份荣誉,同时勇敢承担发言的责任。让那些敌对势力的网特看看,共产党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尤其是做这项三个代表的工作。实名格式建议:每贴注明“某某单位网评员 某某某”。

6.实名发贴,按劳取酬,便于人民监督网络评论员的收入情况,预防腐败。

今天,我终于在传统媒体上看到有人呼吁,“网络实名制从网评员做起”。中国青年报的梁记者,勇气可嘉。

不过,在中国语境下读这样的文章,总觉得,既可以这样理解,又可以那样理解,曲曲折折,好不憋屈。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政府指派、匿名发帖的网络评论员制度,是一种操纵舆论、伪装民意、虚伪欺骗的行为,不论对政府的治理,还是对普通公民对政治的信心,都是一种损害。有种,就上实名网评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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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week:为什么倒闭的不是三联生活周刊?

星期日, 五月 9th, 2010

别动队早先报道了华盛顿邮报要公开出售新闻周刊的消息。我们今天来持续跟进下这件事,鉴于有些读者并不了解新闻周刊的历史,我们也顺带介绍下。

1933年,《新闻周刊》就已经创刊。1961年当时的新闻周刊主编向华盛顿邮报主席格雷厄姆建议收购,自此也开始了这本刊物的辉煌时代。这名主编名叫本·布拉德利,后来他担任了华盛顿邮报的主编,在他手下《华盛顿邮报》紧紧咬住水门事件。布拉德利年轻时也曾闯荡巴黎,在那里他曾经戏耍了我的偶像包可华(Art Buchwald),布拉德利的自传中文翻译为《最危险的总编辑》,如果你能联想到有人把胡舒立称作“最危险的女人”,你应该知道“最危险”这个形容词是如何贯穿中外了……

我们在上个帖子中说要写写《时代》与《新闻周刊》两本新闻杂志的恩恩怨怨。当然了,同为新闻类周刊,在漫长的岁月中,两本杂志竞争姿态还是要做到位的。

你可能知道创办时代杂志的亨利·鲁斯是共和党的拥趸,如果说杂志有价值观的话,那么我们会为时代杂志在六十年代越战和美国流行文化上的表现贴上保守的标签,而此时刚被华盛顿邮报收入旗下的《新闻周刊》制作出战争、民权和流行文化的封面吸引当时的年轻人,他们曾经以披头士做杂志封面(对,就是你看到的这张竖排的封面),新闻周刊封面是大胆了一把,但是内文中却写到“音乐上他们就是个灾难”。

新千年之交是传统新闻类媒体最后的狂欢,2000年前六个月,新闻周刊的发行量是314万份,到2009年年底,发行量降到197万份。同期时代周刊的发行量从407万到333万,而另一份美国新闻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已经在2008年改为月刊。在给广告主看的招投书中公布的发行量时代是325万份,新闻周刊150万份。

去年《新闻周刊》报摊零售下降了40%,广告页码下滑了25%,而今年第一季度,广告页码下滑了20.4%。下滑最多的广告类型是汽车、金融和科技类广告,看来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新闻周刊报刊零售价5.95美元,时代是4.95美元,而订户一期只需要50美分(3块多人民币,你买一本中国的新闻类周刊,三联啊、中国新闻周刊啊,快赶上看一个月的时代了……)

中国加入世贸快十年了,我始终不能理解中国的邮政事业为什么如此不思进取,每年两会时我都多少关注下关于邮政改革的提案,可是为什么连雷人提案都未曾见到呢?

我为中国有着那么多没有经过市场检验的垃圾报纸、杂志感到耻辱,这是彻头彻尾的劣币驱逐良币。

如果放开出版管制的话,如果你在中国可以用买一本三联的钱看《新闻周刊》、《时代》与《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三本刊物时,如果你用买一本《中国企业家》的钱可以买到《连线》、《财富》与《快公司》时,当一本《男人装》的钱够你同时买到原版GQ、Esquire时,你还会读这些中国刊物吗?

PS:我知道三联、中企和男人装都是好杂志,请体谅别动标题党。

PPS:那些给我写邮件要求加入别动队的同学们,请查看你们的邮箱,我每次都会把别动队Writing Style作为附件发给各位,请注意查收呐!(有兴趣加入的给我写邮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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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行动:杂志有话说

星期四, 三月 25th, 2010

仔细想了好一阵,中国肯定有杂志将环保做封面报道的,可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本周六晚上,地球一小时再次行动,可黑夜里那些黑色的眼睛去哪里才能找到绿色呢?

别了,谷歌

星期一, 三月 22nd, 2010

引自新华网报道:

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3时零3分,谷歌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律官大卫·德拉蒙德公开发表声明,再次借黑客攻击问题指责中国,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负责人今天凌晨就谷歌公司宣布停止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的对有害信息过滤,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发表谈话。

这位负责人指出,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谷歌公司违背进入中国市场时作出的书面承诺,停止对搜索服务进行过滤,并就黑客攻击影射和指责中国,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对谷歌公司的无理指责和做法表示不满和愤慨。

这位负责人说,1月12日谷歌公司在未事先与我政府有关部门通气的情况下,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受到了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不愿在中国运营“受到审查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并“考虑退出中国市场”。在谷歌公司一再请求下,为当面听取其真实想法,体现中方诚意,今年1月29日、2月25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后两次与谷歌公司负责人接谈,就其提出的问题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强调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应当遵循中国法律,如谷歌公司愿遵守中国法律,我们依然欢迎谷歌公司在中国经营和发展;如谷歌公司执意将谷歌中国网站的搜索服务撤走,那是谷歌公司自己的事情,但必须按照中国法律和国际惯例,负责任地做
好有关善后工作。

该负责人指出,中国政府鼓励互联网发展和普及,促进互联网对外开放。中国互联网上的交流和言论十分活跃,电子商务等发展迅速。事实证明,中国互联网的投资环境、发展环境是好的。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欢迎外国企业参与中国互联网发展,并为外商到中国经营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中国互联网依然会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

在这场风波中,我国政府动辄祭出的法宝是“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对有害信息过滤”,因此必须遵守。

但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向来并不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而恰恰是泛政治化的、没有明确标准、不向社会民众公开的“审查机器”。这种以“暧昧”为特征的管理方式,使得在中国运营的互联网公司和媒体每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并可随时被用作各种目的的工具,因此有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高压线现象”的困扰下,从自己的内心就开始了自我审查——其标准也并非现行法律法规,而是要保持百分百的“政治正确”和“高度一致”。

清华一位教授在研究生面试中问及google退出事件,结果她发现90%的学生“看法相当一致。观点与新华社、外交部发言人的也高度一致”。

对此有两点解释。一是官方媒体影响力仍旧强大,不要以为你自己天天泡在网上、听到你的网友跟你观点相似,就觉得全国人民都跟你自己一样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了。二是人们内心的自我审查机制已经很纯熟,也非常老于世故,大四的学生们在研究生面试遇到这样的题目,又摸不清各位考官的政治倾向和评判标准,先按照官媒观点答会比较安全。至于自己的真心话,又有什么必要大冒险地向不知底细的考官们透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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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山海关

星期六, 二月 27th, 2010

大年初五回了老家一趟,探望父母亲友。从北京出发用的交通方式是飞机加武广高铁,因为有国航里程兑换的免费机票。

回程票当时未订。原因是湖南今年春节试行火车票实名制。除了需拨打电话预订外,对取票的规定极其严格——每天早7点至午12点前预订票,必须当天午夜24点前取;每天午12点至24点预订票必须次日中午12点取;而且必须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其他一些身份证明的原件取。也就是说,彻底断绝了从异地订返程票的可能。

回到家中立即开始订票,每天早上7点不到就开始拨打电话,倒是不难拨通。问题是从郴州到北京的两趟特快,此后十天内的基本都是无票,偶尔有几张无座票放出。最让人纳闷的是,连续几天清晨7点开始打电话,似乎一瞬间所有的票就都被订了,硬卧软卧硬座软座统统没有,只有无座票。这是为什么?

突然有一天灵机一动。T14是广州至沈阳北的特快,经过北京后,是唐山北,然后是山海关。大半年前父母来京看我,去窗口买的这趟车,售票员告知:要去北京,也必须买到山海关。

为什么?

这是规定!

于是父母只好每张票多出50元,“被山海关”了一把。他们还说,乘车过程中,发现硬卧车厢大半都是空的,而广东韶关上车去北京的人,同样必须买到山海关。

当那天突然想起这回事,我立即在晚上9点拨通了订票电话,将目的地输入了山海关的电话区号……随后顺利地、激动地、愤愤不平地订到一张五天后的硬卧车票。——原来,从郴州明明有一趟特快可以经停北京,但是不论是窗口售票,还是实名制电话预订,都必须假设郴州乘客都要去山海关。难怪早晨七点刚开始放票,就没有了票——因为人家根本就不卖你到北京的票!

等到我乘车返回北京的时候才发现,那一整个硬卧车厢的100多名乘客全都是从郴州上的。列车员来换票时,我看见票夹里满眼全是“郴州——山海关”。可是到了北京,所有人都下车了。

我们就这样“被山海关”了。每人多付出50元,也不算多。但是,凭什么?铁老大因为其垄断,老百姓在价格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但是这种逼迫大家为不需乘坐的区间买票的行为,这种强买强卖的行为,有任何的政策或者法律依据吗?据我所知,至少在T14上,“被山海关”已经有些年头了。

如果要投诉,我们可以向谁投诉?消费者协会?

铁老大,离“为人民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说别的,当我想查询到底哪些城市在试行实名制,起止时间为何,我从互联网上居然搜不到任何来自铁道部的官方信息,而必须从一些新闻报道的零星信息里整合;当我想知道现在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及票价信息时,也无法指望铁道部网站给你提供权威信息,只能去那些域名以字母和数字组合、主题围绕铁路、火车、订票代理和二手车票交易的中小网站,一边阅读不知是哪一年发布的时刻表,一边忍受旁边各式小广告的打扰。

在网上贴一个有关实名制的通知很难吗?在网站上发布一份火车时刻表并及时更新很难吗?

起码铁道部还做不到。

(更新:本文被 Danwei.org 翻译成英文了,谢谢“单位”。尽管你们被防火墙拒之国门外,但仍然充当着文化间的桥梁。英文见:Some problems with train tickets and the Ministry of Rai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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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名为“胡锦涛”的人民微博已关闭

星期一, 二月 22nd, 2010

环球网消息:

昨天晚上9时许,记者再次登录人民微博“胡锦涛”页面时,发现博主页面已消失,代之以微博的公共页面。同时,该网站发布最新公告称:“近日,人民微博用户激增,很多网友反映网页打开速度缓慢。为给网友提供更好的服务,今日起,暂停强国嘉宾微博账户实名认证,凡是没有经过本人确认的强国嘉宾的微博账号一律关闭。关闭后,原有人民微博用户不受影响。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人民微博,恳请多提宝贵意见。”

也就是说,在被2万网友follow、被上百家媒体报道、被不少人绞尽脑汁地赞美之后,这个以“胡锦涛”为用户名的人民微博在昙花一现两天后已经关闭。这似乎证实了我在昨天文章里的一种猜测:开通人民微博并非领导本意,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当然,这下有关责任人又免不了要检讨一番。

只是,这两天的媒体报道和网络舆情,普遍对此事表达了积极正面的态度甚至不乏大声讴歌者。如今的处理方式,可能是求稳、求常规,却无疑浪费了一次将错就错进行全民公关甚至公共外交的好机会,让那些高呼“忽如一夜春风来”的人被迎面而来的寒流扇了一耳光。

整件事,恰可以用2009年一句已经烂俗的流行语描述: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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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人民网微博出现用户“胡锦涛”

星期日, 二月 21st, 2010

人民网温州频道

2月21日,虎年大年初八,不少网友纷纷结束假期上班了。重返网络的网友发现,人民网微博上出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名字。

  胡锦涛的微博后面有个“人”符号,表示这是经过人民网实名认证的用户。而“关于我”的资料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南方周末记者为此事致电人民网客服热线4008-100-300,人民网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只要用户的名字后面有’人’实名认证标志,就表明用户的个人资料、姓名都是真实的。”

  中午12点,网友“钟芠”在自己的人民网微博上发言称:“人民微博和强国社区账号是互通的,所以人民微博有胡总账号只能说明他的名字在强国论坛注”。

  下午1点07分,“钟芠”这个说法得到了人民网官方微博“人民微博助手”的证实:“正解。请大家转发 人民微博助手 2010.2.21”。

来源于重庆晚报的报道则称:

  人民网客服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在强国论坛社区注册账号后,只有登录一次人民网微博,才能令账号在人民网微博中激活并生效。

  人民网客服还表示,“胡锦涛的微博”中的个人介绍,人民网微博系统并非能自动生成。

以及:

虽然“胡锦涛的微博”粉丝已经超过8000人,但并未出现在人民网微博的热门微博排行榜上,尽管“胡锦涛的微博”已领先排行第一的热门微博数千粉丝。

我的意识流:

1.这不太可能是人民网为了炒作人民微博而自作主张拉虎皮做大旗,他们还是很讲政治的,哪里敢。

2.这是继2008年6月胡锦涛做客人民网与网民聊天之后,又一次表明中央支持主流网络媒体、支持政府与公众“有序的”网络交流的立场。

3.在twitter被墙、饭否没饭、叽歪没声的局面下,新浪微博与人民微博出现了。然而面对新浪微博名人们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follower,人民微博显得很冷,于是胡主席来给它背书了。

4. 背书完之后,估计这会是个一直沉默的微博,也许某一天就悄悄地消失了。

5.这则新闻最早似乎是南方周末报道的,报道中有“截至(2月21日)下午3点,胡锦涛的微博的粉丝已经逾4000名”,说明报道起码不早于这个时点。

6.人民网搜索不怎么样,用它只能搜到人民网温州频道转了这则新闻,时间在21日15:37。但用google我还找到了人民网广西频道于22日也转载了。

7.胡主席的follower已经破万,早已成为人民微博No.1,但却没有出现在人民微博首页的热门排行榜。讲政治,真是不容易。

8.相比目前中国其他微博,人民微博是最不开放的:非注册用户看不到。

9.居然全国的“微博”的子域名都是T:t.sina.com.cn, t.people.com.cn, t.sohu.com, t.163.com, t.renren.com, t.qq.com …… 推特威武!就没人敢用wb做子域名吗?反正你们都已经叫围脖了也不叫推特啊。

Update:在与他人的讨论中我虚构了一个故事,写在留言里,也补充在此:

胡在08年去强国论坛交流的时候,注册过一个实名ID(当然这个ID不是他亲自注册的,而是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注册的)。

胡最近听说了人民微博这个东西,并且已经从内参里看到了一些关于twitter威力的描述,于是想来看看人民微博是啥,虚拟微服私访一下(胡温都曾经说过他们也会去去一些网站论坛潜水)。

2月21号这天(或者早一天),胡打算看人民微博,但是不登录看不了哇。于是找到了以前注册的同志(或者直接找人民日报的领导),很自然地,拿强国论坛注册的ID就可以登。

于是,这个ID登录了人民微博——也就等于自动开通了微博(根据是报道中说的:“人民微博和强国社区账号是互通的”,“在强国论坛社区注册账号后,只有登录一次人民网微博,才能令账号在人民网微博中激活并生效”)。

但是胡自己可能一开始不知道开通了微博。其他人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件事。直到被网友发现,被其他媒体看见。

人民网的同志就应该比较紧张,要去跟上级汇报和请示了。怎样处理呢?已经被发现了,再删除似乎不好;可是这又不是领导的本意,炒作也不好。

只好装作很淡定,很淡定。

题外话再猜想,2月21日下午胡会见希拉里·克林顿。联想到此前的google事件及美国国务卿就信息自由流动的慷慨陈词,或许胡访问人民微博与此有关也未可知。当然在有关的媒体报道中完全没有涉及google或信息自由流动的讨论,但很有可能双方会进行不公开的磋商甚至交易。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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