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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意见平台”——我国报纸言论版的回顾与思考

星期四, 七月 19th, 2007

搭建“意见平台”

——我国报纸言论版的回顾与思考

涂光晋


  今天的中国报纸评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压力之一来自报纸之外的媒体评论。广播电视评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不仅找到了更能发挥其媒体特色和传播优势的新的评论样式(如广播电视述评及各种谈话类评论等),在舆论监督和意见表达方面也已打造出自己特有的社会影响力;伴随着网络的迅速崛起和大范围普及,各类网络论坛、BBS、个人博客上的网络评论及数量巨大的新闻跟贴,使网络言论所具有的优势日益显现,包括选题的及时性与随动性、议论的参与性与互动性、观点的多元化与开放性、形式的多样性与随意性等等,前所未有的低门槛和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空间,使网络评论对报纸评论形成巨大的冲击;压力之二来自报业本身,扩版热、都市报热带来的报刊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产业化、集团化带来的报刊市场的重新分割,使报纸必须突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和与之伴生的“新闻炒作”的羁绊,寻求一种新的突破,在“独家新闻”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寻求“独家解读”、“独家评论”上新的突破;压力之三来自受众,社会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受众参与意识、权力意识的觉醒和报纸“买方市场”的形成,使报纸必须把满足受众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需求,包括获知和表达意见性信息的需求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早在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在报告中就指出,“负责管理交流工具的人应该鼓励他们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在信息传播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办法是拨出更多的报纸篇幅和更多的广播时间,供公众或有组织的社会集团的个别成员发表意见和看法。”[1]
  在以上的复杂背景和巨大压力下,以深度报道和评析见长的报纸纷纷在增加言论数量、提高言论质量等方面下功夫,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办报理念和办报手段成为不少报纸的选择,报纸言论版的出现、升温和广泛设置,成为引人注目的做法之一。

 

一、从《群言》到《青年话题》:言论版在中国的起步

 

  中国大陆地区最早开办的报纸言论版,是1998年9月4日《深圳特区报》的《群言》专版,这个最初设在18版上半版(后移至10版)的言论版设置了多个评论栏目,如《百姓聚焦》、《有话就说》、《百家杂谈》、《针芒》、《新语丝》等,其中《百姓聚焦》的评论类似于时评,《有话就说》是一个集纳式言论专栏,每期发表4篇左右的小言论;《百家杂谈》的文章多为杂文,不强调时效性,写法上更具文艺性特征。
  作为一个开放式的言论专版,《群言》上的文章基本来自媒介之外人士的投稿,发表时均注明作者姓名、单位或简要住址。在选题上,《百姓聚焦》专栏和每期3篇零散的评论由于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关注的视野较为开阔,而《有话就说》主要是讨论深圳百姓关注的话题,与媒体的目标读者在地域上、利益上和心理上更为接近。该言论版主要是一种观点的集纳与呈现,基本不具备“交流与争鸣”的特征。《群言》最初的探索,使我国的新闻评论由耕耘评论“绿地”[2]向搭建言论“平台”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言论专版与读者见面。这期一共刊登了3篇文章,头条是一篇配有照片的《解剖“恐韩症”》,版面下方是一篇“学者观点”《在民族主义表象的背后》,版面右侧的位置,是移至该版的《冰点时评》,刊载的是时任该报评论员和言论编辑的马少华撰写的《思想的顾客》和《倾听》。在这两篇相当于言论版“发刊词”的文章中,明确提出《青年话题》的基本定位:一个供人们“发表不同意见的场所”。
  1999年11月3日,在该报第2期《青年话题》上,推出了《不同观点》专栏,发表了高志国的《法官能否有豁免权》,同时发表的还有4篇同一主题的文章,这几篇文章都与“法官” 有关,但并非围绕同一事件或同一主题。这组文章是《青年话题》编辑们组织的一个专题性策划,其最直接的目的,是把“不同观点”引入言论版,引发真正意义上的交锋与争鸣。
  自那时至今,虽然《青年话题》在栏目设置和版面设计上多次进行调整和改进,但《不同观点》专栏始终存在并成为该版的重要特征之一。其运作方式,是该版编辑在处理日常稿件时,有意识地发现及挑选对包括《冰点时评》在内的往期评论提出不同意见的文章,在《不同观点》栏目中动态刊出;读者在上期《青年话题》上看过的评论,在下期的《不同观点》中就可能受到质疑和批评。言论版编辑的责任,不是有意“挑起”争论,制造“卖点”,而是预估引发不同观点的事件或问题有多大的争论空间,对评论价值中“争议性”的大小做出职业判断,进而主动呈现不同的观点和鼓励不同观点间的交流与争论。《青年话题》这种有意识的探索和实践,使其逐渐成为真正带有交流、讨论和争鸣性质的言论专版。
  继《群言》和《青年话题》之后,报纸言论版逐渐成为一些媒体关注的对象。2000年11月6日,《工人日报》和《北京青年报》同时推出言论版,其中,《工人日报》在第3版开办了《新闻评论》专版,置于该版头条位置的,是以“社评”名义发表的署名评论员文章《换个视角看政绩,如何?》,社论走进言论版,在我国大陆尚属首次。其他的5篇文章分别刊于《新闻观察》、《杂文钟鼓篇》(配有一幅新闻漫画)、《今日话题》、《午夜直击》4个专栏,涉及的评论体裁包括社论、述评、时评、杂文、编者按语和新闻漫画,在体裁选择上比其他言论版更为齐全。
  与《工人日报》的《新闻评论》版同一天面世的还有《北京青年报》的《每周评论》专版,该版的作者队伍较为整齐,以媒体从业者和专业人士为主。在首期《每周评论》版上,开设了《观点碰撞》、《前沿话题》、《浮生絮语》、《即席发言》、《读者声音》5个栏目,共发表6篇评论和1幅漫画。该言论版从内容选择到版面设计,都带有那一时期鲜明的“北青报”风格:“浓眉大眼”,醒目张扬。该版开办两年后于2002年10月停办,其原因既与报社领导更迭及办报思路调整有关,也与该版后期的评论篇幅较长、新闻性、特别是时效性不强有关。
  2001年7月12日,一向以深度报道见长的《南方周末》推出《视点》专版,其主打栏目《纵横谈》是一个类似于《冰点时评》的时评栏目,一些在评论界颇有影响的人士,如鄢烈山、刘洪波等有大量文章陆续在这一栏目发表。
  从《群言》的开办和《青年话题》的推出,我国报刊言论版开始起步。此后,由于内部调整或外部压力,早期创办的言论版除《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工人日报》的《新闻评论》、《南方周末》的《视点》等几个外,先后停办或时办时停,这一现象既反映了言论版在我国还远未成熟,也反映出让媒介和公众真正了解和接受言论版的形式还需要一个过程。

 

二、从“南都”到“新京”:言论版掀起新一轮竞争

 

  从2002年起,报纸言论版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
  如果说,最先在开设言论版上进行探索的是党报、机关报等大报的话,近几年开设言论版最多、热情最高的大多是都市类报纸。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几十家都市报开设了言论版,[3] 有更多家正在计划筹办,其中很多报纸还以此作为向“主流大报”迈进的形态上与实践上的必要步骤和重要标志。
  除《北京青年报》外,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京华时报》,在都市类报纸中最早开设了言论版,该报从2001年5月28日创刊起,在A2版设置了“声音”版。而掀起开办言论版新一轮热潮的当数《南方都市报》,该报在2002年3月4日扩版为88个版的这一天,设在A2版的《时评》版面世;4月2日,又在A3版推出《来论》版,在国内最早模仿西方主流大报设立“社论版”和“社论版对页”的模式,两个版的名称分别为“时事评论""社论”和“时事评论"来论”,每天与读者见面。在版面安排上,“社论” 版每天刊登2篇社评,作者包括社内人士和专门约稿的社外人士。该版还设有《观察家》专栏以及用于转载其他报刊评论的《推荐》专栏等。“来论”版开辟了多个栏目,包括《视点》、《马上评论》、《岭南话题》、《一家之言》、《观点交锋》、《南方论谭》、《第三只眼》、《议论风生》、《众说纷纭》等等,还有一幅专门配发的新闻漫画,平均每期约有5、6篇专栏文章见报。
  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在与读者见面的第一天,该报分别于A2版开设了“社论/来信”版,A4版(后多为A3版)开设了“评论”版(后改称“时事评论”版)。与《南方都市报》一样,《新京报》言论版主要以西方报刊的言论版为“模版”,不仅在形式上着意模仿西方报刊社论版及社论版对页的模式,而且在办版原则和内在结构上也努力与西方言论版靠近。创刊第一天,“社论/来信” 版刊登了4篇文章,包括2篇社论(其中1篇为《新京报》发刊词),1篇《开版致读者》和1篇《时事评论征稿》。头条位置的该报发刊词题为《责任使我们出类拔萃》。
  创刊第一天,在“社论/来信”版的《时事评论征稿》中,《新京报》提出对来论的要求,中间有一段文字后来引起不少的议论:“我们要求来稿必须专投本报,严禁稿件在同城媒体一稿多投。我们拒绝杂文和随笔,不欢迎尖酸挖苦、冷嘲热讽的文章。”[4] 此后,有读者对征稿函提出了异议,指出“言论毕竟是言论,新闻言论不能做成红头文件,不能处处透着颐指气使。”[5] 这篇对该报的批评,一周后出现在同一版面上的《社论批评》专栏,这一栏目,与同处于该版的《来信》和《更正与说明》专栏,将《南方都市报》的做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社论批评》“鼓励欢迎读者在此栏目对本报发表的社论文章提出批评、置疑、补充、反对等意见” [6],为公众与媒体之间提供一个交流、商榷和争论的空间,并将其作为一种机制固定下来;《来信》“将刊发关于本报报道的新闻(尤其是北京本地新闻)以及对本报做法的评论稿件”[7];而《更正与说明》则与《社论批评》一起,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权力——“更正与答辩权”,它“是传媒的接受者行使的对传媒进行监督的一种权利,它似乎不像其他人权那样显著。但在信息化社会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这种权利会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性”。[8]
  “社论/来信”和“时事评论”版成为《新京报》着力打造十大品牌版面之首,“占据舆论高地,为时局谏言,为民生代言”[9] 成为其坚持的目标。开办以来,该报先后围绕国内一系列重要的、有影响的新闻事件及公众话题发表社论和时评,有关国际问题的评论也越来越多的进入该报“时事评论”版的视野,两个版的评论每天都在10篇左右。
  近两、三年来,全国各地都市类报纸“言论版热”不断升温,仅以“时评”为言论版名称的就有《燕赵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海峡都市报》、《武汉晚报》、《齐鲁晚报》、《厦门晚报》、《郑州晚报》、《成都晚报》、《重庆晚报》、《都市晚报》、《重庆时报》、《青年时报》、《现代快报》、《半岛晨报》、《新商报》、《外滩画报》、《河北青年报》、《四川法制报》、以及《济南时报》的“天天时评”等等。[10] 还有一些都市类报纸,以“吧”为言论版的名称,如《武汉晨报》的“说吧”,《大连日报》的“新闻网吧”等。
  2006年1月1日,面目一新的《北京青年报》与读者见面。引人注意的是,消失3年零2个月的言论版《每周评论》,以《每日评论》的名称全新亮相,作为《北京青年报》另一特色的《今日社评》,也移至言论版,成为《每日评论》的头条和主打言论。这一变化再一次印证了报刊言论版在今天新的热度。

 

三、目前报纸言论版的意见整合方式与存在的问题

 

  通观我国各类报纸的言论版,可以发现,近年来,在办版思路、版面结构设计及意见整合方式上,各报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具体表现为:
  在办版思路上,有的报纸将其视为一个言论“园地”,供专家与公众自由表达自己对各类事件或问题的看法,编辑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和呈现这些观点;而有的报纸将其视为不同观点交流、碰撞与争鸣的意见“平台”,交流与争鸣及由此形成的“场效应”才是言论版更为看中的效果。
  在版面结构上,有的报纸采用社论版与来论版(多称为时评版)相互对照与呼应的形式;而有的报纸只设置一块言论版,版面上以权威栏目的言论为主打,其他言论按主题或栏目适当集中。有的言论版是单一的时评版,除个别栏目外,大部分时评只以简单的线条加以区隔;而有的言论版由多种体裁、多个栏目、多类作者的稿件组合配置而成,显示出较强的编辑意图。
  在意见整合方式上,有的言论版重在公众间不同意见集纳式或追踪式的交流与争议;而有的言论版重在编者与读者间的批评与反馈,社论观点与来信(论)意见间的商榷与更正。
  此外,各报在追求时尚、追求差异的同时,风格却有趋同的势头——复杂、浓烈、花哨正在被简洁、庄重、大气所取代。尽管各报新闻版或其它版面在设计风格上差异较大,但各报的言论版却与西方大报的版面风格上越来越接近。如《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一度曾同时使用多种字体,版面显得较为活泼而富有朝气。2004年6月1日改版后,在将言论版由8版移至2版的同时,版面设计也变得更加清晰简约。
  言论版的出现和普及,是我国新闻评论、新闻传媒乃至社会民主化进程中一个可喜的进步;它的发展不仅影响着传播理念和功能的变化,也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我国报纸言论版迅速升温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稳定、广泛的作者队伍尚未形成。
  作为意见性信息的直接表达方式,新闻评论队伍吸引着新闻传播业内人士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的加盟,这支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关系到未来报纸言论版的基本水准。而“放下身段”的新闻评论又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群众作者”,这批人更多是出于兴趣与需要自觉加入其中。
  目前,“精英评论”(新闻业内人士、各领域专业人士及部分“意见领袖”的评论)或以社评、观察家评论等形式(不署名或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发表,或以专栏文章的形式在个人专栏或集体专栏中发表。虽然我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为数不少,但真正成为评论作者的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部分作者因此成为稀缺资源。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远比在与网络论坛、个人博客乃至新闻跟贴中发表言论的要求要高、要严,而这部分更能代表公众舆论的作者,无论在范围、数量及水平等方面,距离形成广泛而稳定的作者队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原创性、高质量的评论稿件相对稀缺。
  与各个报纸言论版对评论需求量的大幅攀升极不协调的,是大量选题相同、角度雷同、观点趋同、议论空泛、语言枯燥的评论文章的比比皆是。言论版的纷纷上马,使本来稀缺的评论稿源更显供不应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经常发表评论、并形成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评论“写手”不足400人,在报纸言论版之间、言论版与网站评论频道、论坛之间的评论稿源争夺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评论的一稿多投、“变脸”、克隆等现象普遍存在,不少评论文章或似曾相识,或老调重谈。言论版上刊登的“读者来信”,也因稿件质量的原因采用率较低。而当评论失去应有的深刻理性与新鲜创见时,其价值必然打折。
  言论版的开辟虽然使报纸评论在数量上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深刻性与可读性兼备的评论作品所占比例并不理想。
  三是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可读性与阅读率不容乐观。
  在报纸言论版成为一种“时尚”的今天,真正办出特色、办出个性的言论版为数不多;从话题选择、版面编排、栏目设置到文章内容,很难明显感觉出彼此的区别。同时,评论版面的固定和评论文章的集中,在形成“观点超市”与“意见平台”的同时,“相关报道见某日某报某版”的常见做法,不仅给读者带来阅读、理解上的某种障碍或不便,也使独立于新闻报道版面之外的新闻评论与相关报道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空间上被人为区隔。
  在评论版成为许多报纸提高竞争力与影响力的主要做法之一的同时,言论版的可读性和阅读率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根据笔者对《新京报》的主要读者群之一——在校大学生的一项随机调查显示,更多的学生对言论版的阅读方式是“标题浏览→兴趣选择→重点阅读”,除对极少数感兴趣的文章通读全文外,大部分评论的阅读率很低。一些报纸的言论版虽意在着力打造“意见平台”,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阅读率较低带来的影响力打折,使言论版在被业内人士“叫好”的同时未必“叫座”;在专门设置的“公共空间”里,公众的参与度、意见的代表性与影响的到达率都难尽人意。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意见性信息传播的“到达率”,是媒体更应追求的目标。报刊评论究竟是“分版设置”还是“专版整合”,是“栏目化生存”还是“版面化生存”,尽可以由各报自主选择。关键在于,报纸评论——这种最具传统,最能体现新闻评论逻辑思维与逻辑推理优势的传播子系统,应该在实践中以及与广播电视、特别是网络媒体的竞争、融合中,不断探索与完善意见传播的恰当方式与有效途径。

 

  (此文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7期)

 

注释:

[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89页。
[2]参见谢宏:《关于〈今日谈〉》,谢宏主编:《今日谈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4页。
[3]资料来源:http://bbs.cnhan.com/dispbbs.asp?boardID=10&ID=114054

[4]《时事评论征稿》,《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A2版。
[5]王辰:《言论何必成“命令”》,2003年11月18日《新京报》“社论批评”。
[6]《时事评论征稿》,《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A2版。
[7]《时事评论征稿》,《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A2版。
[8]陈力丹:《更正与答辩──一个被忽视的国际公认的新闻职业规范》,《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5期。
[9]《〈新京报〉杀入北京》,资料来源:http://www.qianlong.com/2955/2003/11/11/47@1704953_1.htm
[10]资料来源:http://bbs.cnhan.com/dispbbs.asp?boardID=10&ID=114054

 

“媒体评论”回归新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纸评论的又一显著变化

星期三, 九月 27th, 2006
         “媒体评论”回归新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纸评论的又一显著变化
涂光晋

  回顾我国近现代报刊评论的历史,它首先是作为媒体(也包括创办者和主编)表达自身观点最为得力的手段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王韬的《循环日报》、梁启超的《时务报》、陈独秀的《新青年》、张季鸾的《大公报》等等莫不如此。即使在重视公众意见和公众话语权的今天,代表媒体或媒体从业者的新闻评论在数量上虽然未必多于来论,但仍然在媒体上占有相当的比重和某种主导的位置。
  所谓“媒体评论”,既包括代表媒体编辑部的评论(如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等),也包括代表媒体从业者的评论(如编者按语、述评等)。如果说“公众言论”主要是指自由投稿或专门约稿的“来论”的话,“媒体评论”更多地是指新闻从业者的一种“职业写作”。
  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报纸上的媒体评论同样发生了巨大的改观。究其原因,既源于客观环境的变化与要求,也表现出新闻从业者自觉的探索与追求。

         一、权威与实用:报刊社论的不同追求

  社论类体裁一直在新闻评论中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目前,新闻界每每将新闻评论称为媒体的“旗帜”、“灵魂”、“火车头”等,其实最早均特指社论在报刊上的功能。从另一角度观察,比起其它的评论样式,社论在我国又最为“命运多舛”。特别是“文革”十年,社论的地位被畸形提高,功能被严重异化,文风也遭到彻底破坏,使改革开放后社论首先遇到的就是本身的拨乱反正问题。
  作为新闻评论中代表报纸编辑部的权威评论,改革开放以来的报纸社论逐步向两个方向发展:大部分社论主要针对当前重大方针政策或重大社会问题发言,如《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8日的社论《回答一个问题——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围绕刚刚召开的十二大提出的世纪末我国工农业总产值 “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进行解释;1982年11月17日至1983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就“大锅饭”现象连续发表的7篇社论,着重对破除平均主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另一部分社论则开始了向新闻回归的探索。
  我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中,徐宝璜曾设专章介绍“新闻纸之社论”,指出:“新闻纸之‘社论’一栏,乃其正当发表对于时事之意见以代表舆论或创造舆论之地也”,并将作为新闻评论的社论与“坐而论道”的报刊政论进行了明确的区分:“社论须以当日或昨日本报所登之新闻为材料而讨论之,此理甚明……社论第一须以事实为材料,第二须以多数阅者所注意之事实为材料,第三须以最近之事实为材料。……因有材料而不加以批评,以指导社会,是为放弃天职也。至谓应以最近之事实为材料,盖指社论应及时发表耳。”[1]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些报纸开始将社论应用于对具体新闻事件的及时配发上。如曾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1882年2月7日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结合报纸当天公布的两个重要案件,直接指出一些案件长期处理不下去的三条原因,全文不算标点符号只有144个字,成为当时篇幅最为短小的社论之一。发表于1984年2月28日《福建日报》的社论《不许诬告》也是项南之作,文章结合当天的新闻报道,对“文革”遗风的种种现实表现予以严厉鞭挞,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该社论也因此荣获1984年度全国好新闻评选评论一等奖。
  在1984年的第23届奥运会上,许海峰夺得中国历史上第一块奥运金牌,消息传来,《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一篇社论《别了,0!》(1984年7月31日)。这篇不到300字的社论,在消息刚刚传来后连夜撰写刊发,既真切表达了全国人民内心的喜悦与自豪,又揭示了首枚奥运金牌对中国体育以至中国未来的象征意义,同样获得1984年度全国好新闻评选评论一等奖。
  然而,进入90年代后,随着配发式言论的任务基本转移给了评论员文章,社论越来越成为一种规格的象征,一种带有“仪式性”的写作。很多省报社论越来越少,有的一年也见不到一、两篇。虽然其间报纸上也有一些优秀的社论发表,但比例相对较少。
  面对这种情况,一直以新闻报道见长的《北京青年报》,一改过去不重视评论的做法,在2000年4月17日改版后,于第二版右上角的位置开办了一个社论专栏《今日社评》,针对刚刚或正在发生的重要新闻及广大读者最为关注的社会话题发言,每篇社评后还署上文章作者的姓名,并冠以“本报评论员”的称谓。这种打破社论与评论员文章的界限、打破社论一般不署名的“规矩”而“自成一体”的做法,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
  和其他报纸的社论相比,《今日社评》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使用频率高,除遇重要新闻冲击版面外几乎每天一篇;二是时效性强,经常结合当天报纸上报道的新闻事件或热门话题展开议论;三是注重缘事而议,呈现出明显的由“论”而“评”的特色;四是平视、平实,注意以平等的视角和平易的话语贴近读者。
  从2000年4月至2005年底,《北京青年报》的《今日社评》逐渐成为该报独具特色的栏目之一,也成为我国报纸社论回归新闻并继续前行的一种积极的探索。
  2002年3月4日创刊的《南方都市报》开辟了“时事评论.社评” 版,2003年11月11日创刊的《新京报》也设立了“社论/来信”版,每天都在固定版面位置发表两篇社论或社评,使报刊社论在生存方式与表达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2006年1月1日,《北京青年报》改版,一直位于第二版的《今日社评》进入新开设的言论版《每日评论》,将社论与时评整合于同一个言论平台之上,呈现出另一种社论生存的方式。
  可以说,社论与社评并存,头版单独发表与开设专版发表并存,体现了当前我国不同类型的报纸在社论权威性与实用性间的不同选择,但无论何种选择,社论本应具有的新闻性乃至时效性,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强调。
 
         二、配发与署名:评论员文章的不同运作

  在代表媒体或同级党委的社论变化起来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媒体开始在自己可以定稿的评论员文章上做出探索。其中,不署名的“本报评论员文章”经常以配发报道的形式出现,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社论类文体。
  在单独发表或为新闻报道配发的评论员文章中,辽宁日报1980年9、10月份连续发表的《“单干”辨》、《“回头路”辨》和《方向辨》,对解除当时人们的思想疑虑和推动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施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3年4月13日《人民日报》为通讯《不该发生的悲剧》配发的评论员文章《评朱毓芬之死》,集中针砭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左”的错误思想和嫉贤妒能的做法;《经济参考》报评论员文章《鹊桥的造价》(1984年10月21日),通过推演折算,将夫妻两地分居造成的国家资金的损失和交通资源的浪费算得一目了然。
  本文对1985年至2004年每年6月第1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及代表性评论栏目进行了统计,在被统计的20年20周共计140天的各类评论中,评论员文章有68篇,几乎平均每2天1篇,比小言论专栏《今日谈》的发表频率还要高。按发表的版面统计,在1版上刊发的评论员文章占到总数的72%,其中大部分为配发式评论。由此可以发现,选择重要的新闻,有的放矢地发表评论员文章,是《人民日报》在评论运作中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1987年6月到7月,《经济日报》推出了后来被誉为“开我国深度报道先河”的“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引发了一场“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姓‘资’”的大讨论。其间,该报先后推出了两篇由冯并撰写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关广梅现象”提出了什么》(1987年7月11日)和《论“关广梅现象”》(1987年7月14日),前文分析了“关广梅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对此产生种种争论和非议的原因,后文站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现象的结合点对这组报道进行总结性议论。这组系列报道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除媒介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准确捕捉典型事实外,与恰当选择报道方式、适时推出相关评论的整体策划思路和方案也直接相关。
  在让评论员文章走进新闻、走近读者的过程中,让评论员走上前台,以个人身份、用真名实姓和读者进行交流,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报刊评论的又一尝试。
  1980年9月,《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徐祝庆的署名评论员文章《说真话的力量》,但这种做法未能延续下去。1986年上半年,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内的几家中央级新闻单位的评论员们,就如何打破评论,特别是社论写作中的沉闷局面专门召开了一个讨论会,会后不久的6月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米博华的署名评论员文章《理解,一个真诚的呼吁》,此后的一两年,署名评论员文章成为《中国青年报》的最常用的评论形式之一,仅1986年6月16日至12月31日不到半年时间内,该报就先后发表了16篇署名评论员文章,其中,米博华7篇,陈小川6篇,马立诚、毛浩和方允各1篇;而这一年的1至5月份,该报发表的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总数只有4篇。
署名评论员文章的出现,体现了“文责自负”的职业要求,使评论员们产生了一种写出水平、写出个性的内在动力,调动起他们的写作积极性,也让读者能够看到评论员们不同视角、不同观点和不同风格的作品,使媒体评论更加丰富多样。同一时期,《经济日报》、《人民日报》上的署名评论员文章也开始增加。
  署名评论员文章在经历了1986至1987年的辉煌后,从1989起归于沉寂。它的再度出现,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前后,随着全国范围内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媒体的竞争也空前激烈,“星期刊”、“周末版”大战打得热火朝天。当时的《经济日报》先后推出了由评论部主任冯并和副总编辑杨尚德操刀的个人评论栏目《冯并专栏》、《尚德专栏》,开栏时分别刊登了作者简介和作者的话,专栏的名称也是作者手书的签名。这种类似于署名评论员文章,又淡化了评论员身份的个人专栏评论,拉近了评论作者与读者的距离,由于个人不同的背景、经历和性格,也使文章的个性和栏目的个性得以更好的显现。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在该报新开辟的“扩大版” 上也开设了一个个人署名的专栏《物艺相通》,以一种艺术的视角观察和审视经济工作和经济问题,同样很有特色。
  随着媒体竞争的白热化,评论员文章成为媒体大型新闻报道策划中经常使用的评论形式。在《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日推出的“改扩版纪念金刊”上,除刊登编辑部文章《有一种青春与我们同在——改扩版致读者》外,于C1、B1、D1、E1版的第1栏采用垂直式版式分别刊发了4篇评论员文章:《我们的关怀焦点》、《我们的历史反思》、《我们的精神气质》和《我们的内心定见》,文章回顾了该报53年中与时代同行的脚步,详细阐述自己的办报理念、新闻追求、评论原则和报人气质。
  当然,近年来不少报纸逢年过节或遇重大事件时,动辄发表“八评”、“十评”之类的系列评论,除造成一定声势外,大部分文章缺乏实质性内容和创新性观点,这也是报纸社论及评论员文章现实存在的问题。
 
          三、操作与整合:编者评论的不同选择

  与社论类文体的起伏跌宕不同,改革开放27年来,配发式的编者评论一直是各类“媒体评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体裁样式。即使在不少媒体有意识地引入西方办报理念,移植西方版面形态的今天,编者按语、配发式短评和以专栏形式配发的时评等,在使用上非但未见减少,还走上了网络,成为网络新闻编辑和版主们常用的评论样式。
  80年代初,改革开放在全国各行各业全面展开,新闻改革也成为媒体从业人员的自觉选择。专栏小言论的蓬勃发展在《人民日报》上的直接表现,是该报8个版几乎都开设了小言论专栏,而编者按语和短评一般为各部门编辑根据报道需要配发,没有固定的栏目,发表时间也较为零散。
  1983年春节前后,《人民日报》进行版面改革,包括调整版面,突出新闻,各部包版和加强夜班工作。1983年2月,该报科教文部在《人民日报》3版推出一个配发式评论栏目《编余》(后改为《编余短论》)。夜班编辑们从准备刊用的新闻稿件中选出一篇最有评论价值的新闻,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敲定主题和标题后由一人执笔完成。由于评论出自夜班编辑之手,又于夜半完成,因此文章用了‘叶伴’的集体笔名。“叶伴”的评论篇幅短,句式短,仗义执言,尖锐泼辣,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在栏目开办的4年多的时间里,配写的评论少则每周三、四篇,多则每天一篇。由于紧密配合新闻报道,评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大大增强;固定的栏目、稳定的周期又吸引了一部分固定的读者群。
  文中按语是编者按语中比较特殊的样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不少报刊上经常将这一按语形式穿插于新闻报道之中,用以增补商榷,评点批注。进入新世纪后,按语的使用更加灵活,一些报刊将其直接插入集纳式新闻的每一条短消息之后,分别加以点评。《人民日报》的《社会多棱镜》专栏、《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新闻点评》专栏等采用的都是这种手法。
  一般来说,编者按语和配发式短评是媒体编辑常用和专用的评论体裁,但在近年来的媒体实践中,这个界限正逐步被打破。早在1991年,《北京日报》就将配发言论的使用权“下放”,在该报推出的一组有关企业扭亏增盈的系列报道中,每篇消息都配发一篇“厂长点评”,由同处北京的其他企业的厂长,对被报道企业的做法和经验加以评说,将编辑的主观意见表达变为他人的意见发表。
  随着社会专业分工的日趋细化,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要求也从“杂家”向专业型记者、编辑转变。但记者或编辑对专业问题的解读能力毕竟有限,这就使包括配发言论在内的媒体操作手段走向进一步的开放。近两年,一些媒体开始吸收专业人士直接为新闻报道配写评论,如2004年9月14日,《中国青年报》为一篇报道配发的文中按语,作者是知名法学家、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插入文中的5段“专家点评”,分别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针对具体事实进行评点,有分析,有置疑,也有源于法理的判断。这种专业角度的评析,反映出当前媒体运作中一些新的变化。
  与一些学界人士近年来提倡的学习西方的办报传统(将新闻与评论严格分开,分别置于不同的版面,以区分客观报道与主观评价的界限)不同,一些媒体在具体实践中,经常将各方意见引入同一报道之中,并在编辑手法上加以区隔,读者可以明确地将媒体的“客观报道”与“主观判断”区分开来。2005年9月4日新华社《新华视点》发出一条通稿《死囚王斌余的道白》,向读者展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农民工王斌余真实的内心世界,其间,以不同字体插入各方人士的4段“旁白”,或提出不同看法,或做出专业分析。文章发表后,曾引起业内的一些争论,赞同者认为其并未违背客观报道的原则,反对者认为其主观倾向性过于明显。
  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不同体裁的界限日趋模糊的今天,以上不同的尝试折射出媒体从业者的对于既有评论体裁积极的探索与大胆的突破。
          
          四、报道与评析:新闻述评的不同表达

  新闻评论并不是评论员或编辑的“专用”体裁,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新闻记者同样担负着在报道事实时分析事实、解读事实的责任,而这双重责任的最好承载者是新闻述评。
  新闻记者运用述评对新闻事实进行深度报道和深入解读,在我国新闻史上有着优良的传统。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报刊就曾开设过以“述评”为名称的栏目。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新闻记者写作的述评以邵飘萍的作品最为有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变革中遇到的许多复杂事物和现象,仅靠“客观报道”,已不足以将其发生、发展的复杂背景以及与其他事物间的复杂联系表现出来,于是,融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于一体的新闻述评,成为许多记者观察与思考世界最为便捷、得力的体裁。
  在诸多报纸述评中,《辽宁日报》1979年5月13日发表的《莫把开头当过头——关于农村形势的述评》,作者是时任《辽宁日报》记者、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在辽西贫困山区的建昌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后,作者对社会上流传的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指责和怀疑进行了逐一分析,进而得出明确的结论。《工人日报》有关“渤海2号”翻沉事件的述评《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1980年7月22日),以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将这一重大责任事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对其深层次的反思公之于众,叙事翔实充分,评析情理交融。《经济日报》詹国枢的述评《少数企业“死”不了  多数企业“活”不好》(1991年8月15日),以确凿的事实和数据,为读者展示了国有企业的现实困境;以清晰的判断和分析,指出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南方日报》1998年3月19日起连续刊登的系列述评《当前形势怎么看》,分别由5篇文章组成:《速度是快还是慢?》、《消费市场是冷还是热?》、《银根松了还是紧了?》、《等饭吃还是找饭吃?》、《粮食多了还是少了?》,对于关乎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分别进行介绍和分析。由于记者在采访中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和材料,使这组述评事实充分,分析入理。
  在国际问题报道上,新闻述评近年来成为驻外记者经常使用的体裁。1998年10月13日,北约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南联盟实施军事干预,事件刚一发生,新华社记者义高潮就发回一篇述评,题为《危险的开端》,针对北约此次行动的本质及对未来地区局势乃至国际局势的影响,做出了及时的分析和准确的预测。
  近几年,作为国家通讯社的新华社越来越重视评论工作,2001年推出的《新华时评》,在2006年荣获了中国新闻名栏目奖,目前,每篇评论的平均采用率达48家。其提供的评论稿件,除时评外,亦有少量的社论、评论员文章或述评掺杂其中。在其他媒体上大都以“公众言论”出现的时评,在这里变为“媒体评论”;在其他媒体上作为体裁出现的时评,在这里更多的是作为统一的“品牌”出现;《新华时评》的作者,除评论组的成员外,都是新华社(包括各个分社)的记者;其写作上的最大特点,是“跟着事件走”,强调评论的新闻性,特别是时效性。
  无论是社论的改进,评论员文章的探索,编者评论的突破,记者述评的采用,还是作为“媒体评论”出现的时评,都是媒体从业者对新闻评论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所作的必要和必然的选择。
  
  美国“全国社论撰稿人大会”通过的《基本准则声明》中,第一条的内容是:“社论写作远不是另一种生财之道。它是一个投身于公众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职业。”[2]此话对于我国的新闻人同样具有一种警示与告诫的作用。包括社论在内的有别于“公众言论”的“媒体评论”,是新闻评论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媒体内容和媒体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媒体内部的评论作者,在遵守职业道德、坚守社会责任的同时,如何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了解与遵循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使各类媒体评论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利益与公共事业并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文经适当修改后发表于《新闻三昧》2006年第9期)
 
注释:
[1]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第80-81页。
[2][美]康德拉·芬克(Conrad C.Fink):《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新华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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