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立早的博客上用她的新闻笔记来讨论新闻理论的立场问题，想到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困扰不少中国学者的难题，当然有时这一难题会以其他的变种形式出，比如传播学的研究范式问题。记得，我曾与M夫妇和大为也为这个问题讨论过。而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他们颇为不同，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严格来说，我本人并没有受过严格的（中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训练。当我媒体研究硕士时，第一课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着实让我对“媒体研究”这一学科的想像大为改观，在课程从始至终别说没听到香农什么的，连施拉姆也没有遭遇。(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我的媒体与文化分析博士的第一堂课则是听导师大吹卢卡奇。)
我新闻学、传播学与媒体研究之间关系的思考则是2000年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与Ann Gray女士所触发。她告诉我，但凡她的学生是来自美国传播学体系（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们），她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他们unstudy，这句话当然不是充满禅机的所谓让人把杯里的水倒干。后来，我访谈几位批判传播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时，他们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所谓大学里的新闻专业只是一种职业技能训练，它的最佳归宿不是在象牙塔内，而应当是媒体机构内部。而英国的学术体系里的确新闻专业一直阙如，时至今日以journalism为名的科系也是屈指可数。而对于传播的研究在大西洋对岸兴起之时，所谡的传播学在英国的大学里很难获得一席之地，而迟至60年代我们现在所知的媒体研究才进入英国的校园。在戈尔丁看来，英国的媒体与传播研究有三个立场：1，受到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化研究的影响，2，植根于社会科学，3，新闻与广播的培训，而最后的也是最为弱势的。而这种学术路径与美国的传播研究有个巨大的不同，即在美国传播研究中的几个重要分支如言语传播、人际传播以及修辞学传统，在英国是被列入到行为科学而非社会科学，因此也引不起媒体研究学者的兴趣。
为何在英国媒体研究作为一个学术专业地位的确认实际有着其内在的逻辑与特定的社会原因。在六十年代，当大众媒体进入原来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视野之时，很难为这么个新东西找到安身之地。
现有的大学体制与学科设置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当然这其中带有明显的精英色彩（当然在第三世界的学者看来，还包含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那些被称为“学”或是缀有-logy字样的学科大多是形成于十九世纪之前，或者说是这些学科最终寄生于作为意识形态机制的大学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与欧洲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有一定的同构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少二战后的新兴学科带有浓重的批判色彩，甚至本身就是左翼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文化研究就是以一种体制外，甚至反体制的知识实践而存在。而当这些知识实践最终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门学科，一个招收学生的科系的努力，也就是它们成为既有体制一部分的过程。换句话说，学科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生产积累的自然产物，它同时也是这些知识产品被体制化，或者这些知识实践被既有学术体制接纳的结果。一个学科的产生，很大程序上依赖于对该学科的学术史、学科史的梳理，这种梳理也是一次基本于特定立场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实践筛选或是经典化。那么从角度上来看所谓新闻学、传播学与媒体研究的分野，就是基于不同学术传统，针对不同知识实践的建构，甚至可以激进地认为是一次学术政治操作，是不同学术利益团体的博弈产物。当然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使用行政力量硬性地当传播学当作新闻学的下的一个二级学科。
因此基于这种理念，所谓传播学实证学证vs批判学派，或是传播学的几种范式之类的学术争论，在我看来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口舌之辩，是论争者基自己特定学术立场的主观认定，永远是谁也不能说服谁。而重要并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去发现和分析这类争论背后隐藏的学术权力关系。
还有几个有趣却经常被人忽视的事实，实际也可以作为这种新闻学、传播学、媒体研究划界之争的注解，也值得深入讨论。
1.美国的新闻学是其自己的体系，而中国的传统新闻学教育则是来自苏联的影响。
2.美国的传播学体系与英国的媒体研究（或者在中国的学术话语中的传播学的实证学派与批判学派）实际并非完全截然对立，这中间有个缓冲地带，由于来自欧陆（特别是德国的学者）在二战前后移民到大西洋两岸，而受他们影响的学者是在理论讨论是可以相互参照的，而他们的学术工作却往往被两边的学术史书说所忽略。
3.新闻研究、传播研究与媒体研究实际都是面向对象，学术来源众多的研究系统，而不同于传统的“学”，因此称之为研究比称之为学更少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