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一名记者，有一家卖奶粉的公司，忽然要给你5000块钱，你会接受吗？
相信大部分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不就是贿赂，是封口费吗？不过，如果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呢？
假如你从事的报道领域和奶粉完全无关，根本就不会成为报道问题奶粉的记者呢？
假如这家公司是以“援助”和“鼓励”的名义给你这笔钱，而你又确实在采访中被人打伤了，或是突然罹患重大疾病，你会收下吗？
假如这家公司为了给你这笔钱，专门运作了一项基金，并冠以“×××记者援助项目”的名字呢？
假如这家公司运作的此项目有官方背景，还请来了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记协的领导参与授奖，而你所在报社的头儿也见证和参与了评奖和授奖呢？
随着前提条件的逐渐复杂，说“不”的难度也在逐渐增加。
本月初在北京成立的“雅士利全国记者援助项目”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家奶粉公司给首批13名记者发放了7万元的援助金，并且承诺此后每年都将拨出30万元用于此项目。
这13名接受了“援助”的记者分别是：在2008年巴以加沙冲突中7处受伤、左大腿截肢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郑磊，获得1万元援助；参与玉树地震报道的新华社任鹏飞，今年年初参与埃及骚乱报道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方文军、戴贝，今年3月参与日本地震海啸报道的人民日报社于青、光明日报社严圣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李谦和王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谢宏宇和王洋、中国青年报裴军、经济观察报陈勇、京华时报张沫，各获得5000元援助金。
消息一出，众人哗然，有人不解：什么样的记者会接受这样一份不明不白的“奶粉钱”啊？
奥妙在于，雅士利此番发放“奶粉钱”，并非单纯的企业行为，而是拉来了官方的背书。在颁发援助金的中秋联谊会上，出席的领导来自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记协，此外还有几乎所有在京的中央和地方媒体主编、主任（点这里可以看到一份豪华的嘉宾名单）。上述获奖记者的领导也都在座，这些都为他们大大方方地接受“援助”增添了许多合理性。
这次联谊会的主办方是“中国产业报协会”，该协会是“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领导的新闻一级协会”。实际上，今年刚刚成立的“雅士利全国记者援助项目”正是脱胎于中国产业报协会去年启动的“首都记者援助项目”，该项目还将剩余的36万元善款全部无偿转赠给了雅士利的新项目。
从一份对协会会长曹恒武的专访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听上去更为正规的“首都记者援助项目”资金也大多来自各大企业，雅士利也出了不少钱。现在的变化只不过是交由雅士利一家出钱并让其冠名而已。
所以，让我们根据这种情况将开头的假设进一步复杂化——假如这家奶粉公司是将钱给了一个半官方的机构，由该机构在官方的背书和各媒体的支持下授予援助，你又会接受这笔钱吗？
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记者接受了“首都记者援助项目”的帮助吧——
第一批：
新华社记者宋聃（战地记者，在伊拉克工作期间，受辐射等战争伤害严重）、
光明日报社记者杨永林（患重大疾病）、
经济日报记者初志英（患重大疾病）、
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记者刘薇（为救人遇难）、
工人日报社记者丁国元、
中国青年报记者何春中（调查记者，家庭经济困难）、
农民日报社副总编刘勇（患重大疾病）、
中国安全生产报记者黄雄（长期调查采访过程中，遭受严重的身心伤害，今年长江奖获得者）、
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调查采访过程中，遭受严重的身心伤害）、
中国经济导报社记者胡文雅（在伊春空难中，因公遇难）、
北京电视台记者王小佳（患重大疾病）、
北京电视台记者刘潋（患重大疾病）。第二批：
《中国经济时报》调查报道部主任王克勤（“中国第一揭黑记者”，入行以来，作为调查记者，身心遭受严重伤害）；
《财经》杂志记者方玄昌（因揭露“肖氏反射弧”手术的系列报道被殴打致伤）；
《中国妇女报》驻甘肃记者站记者袁鹏（参与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报道，赶赴第一线，身体严重透支受伤）；
《工人日报》广东记者站记者叶小钟（参与南方冰冻灾害报道，身体严重透支，并患上重大疾病）；
《农民日报》评论部记者刘强（因多年进行农民权益的维护和报道，遇到许多纠纷）；
《光明日报》记者刘希金（病逝，家庭经济困难）。第三批：
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记者郏功献（曾披露造假内幕，身心遭受伤害）；
中国经济时报社调查报道部记者刘建峰（长期从事调查与揭黑报道）；
京华时报社机动部记者史册（曾在采访中遭到拒绝，并受到殴打等人身攻击，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武江、张萌和陈军（均患重大疾病）。
在这些获得“援助”的名单中，是不是发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另据报道，知名律师周泽被聘请为协会法律顾问，“专门指导首都记者援助项目”。
当所有这些信息摆在一起，这笔“奶粉钱”的性质就变得微妙了——如果你义愤填膺地批评今年中秋节获取雅士利援助的13名记者是收了“封口费”，那么，王克勤、方玄昌、仇子明们曾经获得的援助又该如何定义呢？是不是任何有企业参与的此类奖金都不能接受呢？
新闻伦理问题是复杂而没有确定答案的。原教旨主义的人会认为，记者要和企业保持绝对的距离，这种钱就算包装得再好，它也是来自企业的，所以一点都不能碰。但在今天的媒体现实中，这种做法基本是不可能的，商业力量对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要想绝不沾染企业，除非对媒体的性质做一次彻底的革新。
唯一的答案或许只能是一条看上去有些空洞的原则——尽量让内容不受商业力量的影响。比如，王克勤在接受援助后，依然可以揭露雅士利的黑幕；各媒体大佬们参与了产业报协会的中秋联谊后，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媒体上刊登赞助了这次联谊会的企业的负面新闻。
要保证这条原则的实现，就必须依靠一些具体的规则。比如，雅士利在援助项目的规则中写明：“此项援助不带任何前提和附带条款，评选过程公开透明，欢迎各媒体记者对本集团进行监督。”再比如，各媒体制定严格的自律规范，禁止任何领导和员工参与此类由企业赞助并设置了奖品的联谊活动。
不过，我悲观地认为，在媒体环境没有彻底变化，政治干预和商业影响都愈演愈烈的现实下，这样的规则不可能被制定出来，模糊地带的存在会更为广泛，游走于政商和媒体之间的掮客会更加盛行，雅士利们的公关手段会更加高超，“奶粉钱”的面目会更加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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