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去了纽约黑人区：哈林（ Harlem），之前在网络上查了一些资料，有个家伙竟然说，去哈林要穿一双能跑路的鞋子，以备不测，还有人说，觉得自己走在哈林区，所有人都朝他侧目。
纽约和上海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人们问你住在哪里其实不是问你住在哪里？而是在打听你的阶层。住在静安和闸北则是两重意义，是上海人口中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差别。而在纽约，听说那个住在麦迪逊（Madison）大街旁边巷子里的，拼死也要让自家门牌号码沾染“麦迪逊”这几个字。
像我这样住在Queens，别以为沾上“皇后”就有贵族气息，地铁里的广告上有这么一段文字：“你是不是说着一口皇后区英文？”皇后区代表着嘈杂，即使在曼哈顿拥有一个小小阁楼的人恐怕都会比你住在皇后更为得意，因为穿越城中心的地铁都会突然变得干净华丽，报站员也从含混不清的印度口音变成标准的彬彬有礼的腔调。
一次，和朋友呆在所谓安静和富有的上东区的一个咖啡馆，满大街的和谐家庭，突然窜出来一个肩扛超大号录音机，放着滚天响的音乐的黑人，大摇大摆地走路，上东区的人们报以友好的微笑，但他们心里想着的可能是，这怕是从上上城的Bronx区跑来的坏小子。
我最早是从北京某个楼盘的名称中知道所谓“上东”代表着富贵的概念，到纽约之后才渐渐搞明白，除了“上东”还有“上西”，它们的优势地位都在于其和中央公园为邻。窗户根下是大片绿荫，就是城里人的骄傲。但有意思的是，上东和上西虽然都是贵人，但据说各自气息不同，彼此又互相看不起。
某些时候，英文和中文一样，“上”就代表尊贵，但纽约的“上上”却又变成双重否定，这里的道路用数字排列，八十几条街是“上人”，到了一百多条街的上上城，反倒成了“下人”区了，这里就是让人胆战心惊的哈林区。
哈林的道路比我想象中的宽，那些以为黑人会侧目看你，总以为自己和别人不同，都是一些过于自恋的家伙。我在这里走，擦肩而过的黑人大婶和我一样皱着眉头唠叨“鬼天气真热是吧？”我们就这样搭讪，然后各走各的。
哈林的房子很古老，这些棕红色建筑让我想到的是Bruce Davidson的那部作品《东一百街》（East 100 th Street）。有人笑我，凡事必和摄影扯关系，我也觉得抱歉，但这不是职业病，因为摄影在我全然是一种语言。
我爱Bruce Davidson的照片，读过他的照片后再站在哈林的街头，我似乎能透过厚厚的砖墙看到屋子里面的景象，它们并非那么体面，但是却温馨动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Bruce Davidson在东哈林的一个小区里拍摄了两年。每日，他都站在路边，去敲开路边人家的大门，希望能够拍摄他们的面孔，孩子，房间，家庭生活。这些人是美国人，是基督徒，是黑人，或者白人，他们是自豪的，他们也会穿戴整齐地周末去教堂礼拜，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且彼此深爱着，他们饮酒狂欢，周日在公园里聚会，他们的形象和“我们这些美国人”并无二致。“他们”和“我们”一样，除了他们的肤色和贫穷——这句话在今天充满歧视，但那就是那个年代的景象。
Bruce Davidson摄影
Bruce Davidson的这套作品，诞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摄影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也有其独特含义 。当时正是摄影在美国艺术界大受鼓励和飞速发展的时代。作为第一代受到正规职业训练的摄影师，Bruce Davidson毕业于罗切斯特学院和耶鲁大学，接受了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组织的资金支持拍这个题目——这个基金会专门支持学院派艺术家，从1973年到1980年，一共有六百万资金注入到摄影中。
徕卡相机与抓拍风格似乎是马格南摄影师的标志，但同样作为M社的摄影师，Bruce Davidson当时操作这个项目时却使用了中画幅相机。他以缓慢和更为亲密的方式，走到东100街居民的家里拍摄，强调与被摄对象的交流。
我最感惊讶与陶醉在他的照片中的是他的叙事节奏，如果你稍微多关注一下当下那些肖像项目就会感到Bruce Davidson的不同。他是如此游刃有余地在肖像，景观，环境肖像，特写人像中穿梭，他没有任何将自己的作品风格以某种固定格式陈列的欲望，却同样保持了整部作品的同一与整齐。比起那些通篇都是排比句的当代摄影作品，他的照片更像是一部细节丰富，情节错综复杂的小说。
说到“肖像项目”，如果我有关上东区和上上东区的叙述让你感到困惑，看过Davidson的照片，你可以对照观看Richard Renaldi的麦迪逊大街（Madison Avenue）。Richard Renaldi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的这个项目，为你展示纽约“上等人”的面貌。
Richard Renaldi 摄影
这些照片让我生发更多感慨：人为什么总是喜欢群居？为什么纽约卖报纸的都是印度人？开干洗店的都是中国人，杂货铺老板都是韩国人？为什么我家旁边一条街以外是西班牙人，再一条街以外就是所谓小印度？为什么在北京我们总是会说，我们海淀，我们朝阳，谈到南城总是撇撇嘴巴。为什么中国的古话讲究“门当户对”。为什么要有“我们”和“他们”这两个词儿。为什么“他们”会一直符合某种固有的描述。
我的这一串问号实在有些无厘头，我估计这些问题都存在一个理所当然和礼貌的答案，我也只是偶尔会想一下这些问题。但当我与不同“区域”的人相处，相互诋毁，相互用刺暗自扎来扎去，这个时候，我还是会回到这些问题，并且发现，这一切并不是“区区小事”能说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