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在校内上看到许多同学在转载一个段子，于是加了个冒号前的说明就贴在了新浪微博上。当时带有一点游戏和试验的心态。事实证明，这是有史以来我的微博中被转发最多的一条，有感慨温暖有爱的，有对人大女生浮想翩的，有本着腐的精神去理解的，不一而足。它的内容如下：
人人网正在疯转的一则据说是来自人大辩论赛的段子 ：“请问正方二辩，你有女朋友吗？”“这跟今天的辩题没有关系。”“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没有。”“那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我愿意……”“我没有问题了，谢谢主席。”
今天早上，转发更多，居然赵丽华也“原创”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微博（她有人人帐号吗？），居然又回流到我这里。我注意到回复中有个叫少年仔风小餮的小朋友很着急地说这是TA的微小说创作，但TA只反对了一下，并没有提供证据。我让TA贴个链接，直到下午也没看见。唉，80后90后小朋友的典型行事风格。
下午抽空去少年仔风小餮的微博里翻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11月19日的原贴，是这样的：
@少年仔风小餮：#微小说#某大学辩论精英赛。“下面进入盘问环节，由正方任意攻辩提问，反方任意攻辩作答，提问时间为一分半钟。”“请问正方二辩，你有女朋友吗？”“这跟今天的辩题没有关系。”“请这面回答我的问题。”“……没有。”“那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我愿意……”“我没有问题了，谢谢主席。”
我发了更正：
这是昨天转发的那个人大辩论赛的原贴，是@少年仔风小餮 11月19日写的微小说。博主说是辩论队的一成员转载时未注明，导致流毒甚广 。应作者要求更正并致歉。转载请注明作者，并请关注TA的创作。有多少围观者希望这一幕在现实中发生啊。。。
小朋友很感激，可是错误的贴还在继续转发。我长叹一声：
在社会媒体上，出更正有用吗？每个人都是原始信源，布希亚的拟像，原始信源虽然在那儿，但是已经不存在了。套用丘吉尔首相的话：“当真相还在穿裤子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大半个世界了。”
有个叫草原雄鹰刘媒婆的博友回复说：现在人一般认为，真相一般都会裸奔，还要穿裤子才肯出来的更可能是谎言。
精辟！
故事讲完了。
Archive for the ‘思’ Category
流言：旅行的意义
星期一, 十一月 29th, 2010解析“公信力”神话
星期三, 三月 4th, 2009今天整理资料报科研成果时发现了一篇文章还没贴过，我自己都差点忘了发过这么一篇东西。转载请注明出处：
《新闻与写作》2008（10）
解析“公信力”神话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刘海龙
近年来中国大陆开展了不少公信力的研究，“公信力”这个概念也进入到日常语汇之中。但是这些研究均把“公信力”本身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较少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指出，在任何学术研究之前，首先要对研究对象“客观化”，揭开笼罩在这个概念之上的神话和意识形态，对研究者本人的立场进行反思之后，才可以进行更有效地探讨。[1] 当然，批判的视角容易被误解为“缺乏操作性”，实际上，对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附着在研究对象上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操作性研究并无根本冲突，相反，它能促进实证研究从历史的、批判的维度，深刻地理解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摆脱“只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的工具理性思维。
首先，汉语里的“公信力”概念就笼罩着复杂的社会语境。这个概念所对应的英语概念是credibility（可信性），按照韦氏词曲的解释是引起信任的特质或力量（the quality or power of inspiring belief），其中并没有包含“公”这层意义。因此，英语中的媒体可信性涉及的是受众个人对于媒体的一对一的评价，媒体被看作为一个有人格特征的对象。而汉语中的“公”字则加上了两层含义：第一，突出了作为公众的受众对媒体的评价；第二，它突出了媒体居间于国家和私人（或市场）作为公民社会论坛的角色。正是这一字之差，使得我国对“媒体公信力”的讨论出现了盲点，忽略了这一概念与市场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历史来看，媒体可信性的概念与新闻客观性的概念具有密切联系，客观性是增加媒体可信性的重要手段，二者都源于公众对于大众报纸过于主观化和格调低下的煽情风格的不满。它们不是大众媒体与生俱来的特征，而是社会环境变化与市场选择的结果。在美国大众报纸产生初期，媒体被看作消遣工具，人们并不太关注它的可信性。比如美国的《太阳报》为了扩大销量，曾经炮制“月球骗局”（一位记者自称通过望远镜看到月球上的生物及其活动），“读者似乎没有因为该报用新闻骗术捉弄他们而产生怨恨”[2] 。在将大众媒体看作是讲故事者、获得娱乐的社会环境中，可信性概念并没有什么意义，随后兴起的黄色新闻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会要求那些报道情感、法制内容的休闲媒体每个字必须言出有据。直到20世纪初期，媒体的可信性和客观性才开始受到关注，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环境变化导致的市场选择。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发现，随着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对高级文化的崇尚，以讯息为取向的媒体逐渐取代以故事为取向的媒体，科学的、客观的、精确的、注重可信性的媒体开始占据更大市场。[3] 奥克斯在《纽约时报》成立70周年，自己管理《纽约时报》25周年之际，自豪地宣布这份报纸已经成为了一份独立的保守的（西方的保守概念并不一定是贬义，也可以表示稳健、遵从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报纸，可以不受任何影响它服务于正义和公共精神的力量所左右时，他的主要标准是这份报纸经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实现了巨大的市场成功。[4]
除了市场外，可信性概念受到关注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宣传的兴起。20世纪常常被学者们称为“宣传的世纪”，从世纪之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宣传成为国际、国内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5] 宣传学者们认为，宣传的首要目标不是真相，而是可信性。[6] 如果丧失了信源的可信性，即使传播事实也不会成功。纳粹德国的大众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就认为，大众更容易相信他们心目中的“真相”。如果真相会对可信性造成损害，即使是对自己有利的真相，也不能轻易向公众发布。首先，暂时的真相后来可能被证明是假的，比如飞机对敌方目标的破坏程度；第二，有时真相反而像假的。比如隆美尔在北非战役结束之时本人未在非洲，可是民众都认为他此时应该在非洲，如果此时说出真相，反而会没人相信。[7]
宣传同时促成了现代媒体可信性的研究。二战时期美国政府与心理学家积极合作，研究如何通过宣传提高陆军的士气。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信源可信性的测量标准，成为媒体公信力理论的奠基人之一。[8]
因为宣传是对意识的操纵，它还从反面促进了公众和媒体对可信性的重视。正如李普曼所言：“当我们越深刻觉察自己的主观，我们便产生了追求客观方法的狂热。”[9] 在不同意识形态操纵彼此媒体相互攻击之际，能否保持可信性就成为媒体市场生存的重要条件。一些激进的媒体（如劳工媒体、左派媒体）在这种情况下逐渐难以为继。而那些由政府出资的宣传机构（如美国新闻署下辖的美国之音等媒体），则被禁止进入市场。因此，现代西方媒体的可信性概念的兴起，不仅有新闻专业主义语境，也有着复杂的市场语境。而当公共服务的判断标准比较模糊的时候，市场就取而代之成为评估公信力的主要标准。
中国公信力概念产生的语境略有不同。在建国初期媒体能够较好地执行延安时期确立的党报群众路线时，媒体报道的真实性不容怀疑，因此公信力这个概念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作为一个带有彼岸色彩的概念，“公信力”只有在媒体的可信度面临危机时才具有召唤力。当原有的宣传体制无法满足受众需求时，公信力问题便提上议事日程。在文革中，中国媒体的可信度降到最低，甚至出现过读者把撕得粉碎的报纸寄回报社的情况。因此文革后，传播学者们在进行受众调查时，首先把媒体的可信度纳入调查范围。但是令人惊讶的是，1982年的北京地区读者、听众和观众调查中，有近4/5的被访者认为报纸的宣传可信或基本可信，只有3.8％的被访者认为“不可信”或“不太可信”。[10] 而其后在亚运会的传播效果和SARS时期的传播效果调查中，均发现中国大众媒体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即使是在刚刚经历了SARS前期媒体的不良表现，仍有2/3的公众认为大众媒体值得相信。这和美国调查得出的低可信度形成鲜明对比。研究者把这个现象解释为中国媒体特有的代表政府发表信息的体制。[11] 但是随着媒体的市场化，新进入媒介场域的媒体多数不再以传统的政治宣传为主要功能，而是以满足市民需求为导向，为了寻找不同的市场空间，“公信力”问题正式受到关注。
从媒体可信性概念的历史源流分析可以看出，这个观念与媒体的生存环境和市场化程度联系在一起。汉语中的“公信力”概念则模糊了这一现实。一般来说，人们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同的受众观念：作为大众（the mass）的受众、作为人民的受众、作为消费者的受众、作为群体的受众、作为公众的受众和作为受害者的受众。[12] “公信力”概念则把消费者和公众混同起来，看上去好像受众对媒体的信任是一个理性行为，却忽略了这其中媒体满足供求关系的一面。这里的“公”，不是一个超越文化的普世理念，而是和具体的市场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的主观评价。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08年上半年在中国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西方一些媒体在报道的整体倾向上会引起较大争议。
西方媒体所面对的市场是本地消费者（或具有本地价值观的全球消费者），为了维持自己的“公信力”，必须按照市场所接受的“可信性”标准来再现世界，不需要考虑其他地区受众的看法。这个“可信性”是媒体与受众之间长期互动形成的主观判断和信任机制。信任的主要功能是消除人际互动中的不确定性，它是在互动发生前对行为结果的主观预期。在一次博弈中，难以形成信任，甚至会出现所谓“囚徒困境”。但是研究发现，在多次博弈中，遵守规则和信用的合作者会取得更大成功，所以受众的信任是媒体争取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必要条件。
真相是意义协商的结果，不同个体会从同一个事件中解读中符合自己认知基模的“真相”。为了满足市场的刻板印象，西方的一些媒体会呈现出消费者们所认可的“真相”，即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威胁论出发，先入为主地寻找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真相”。在这个前提下表现出的专业主义，可以更好地在本地消费者的心目中建立起值得信任的形象。他们不会冒着丧失“公信力”的危险，提供更具挑战性的视角。因此，这些报道在本国市场获得了较高的“公信力”，但是在中国，他们的“公信力”则受到怀疑，以至于个别媒体一度成为假新闻的代名词。这种对相同报道的不同“公信力”力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信力”的市场属性。
因此，在中国当代对公信力的研究中，首先需要为公信力神话去魅，警惕“公信力”概念中把消费者和公众混为一谈的神话，这样我们才能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中观察媒体与社会的关系。
[1]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 [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19页。
[3] [美]Michael Schudson:《探索新闻》，何颖怡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3.119
[4] Adolf Ochs. Introduction, in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Times 1851-1921, New York:N.Y., the New York Times, 1921.
[5] 刘海龙：《西方宣传概念的变迁：起源与早期的争论》，《国际新闻界》，2007（4）
[6] Stanley B. Cunnigham：The Idea of propaganda: A reconstruction. Westport, C.T.:Praeger. 2002
[7] Leonard W. Doob, Goebbels' Principles of Propagand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14, No.3(Autumn, 1950), 419～442
[8] [美]洛厄里、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2～149.
[9]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The New Republic 90(March 17,1937), p.188
[10] 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44页。
[11] 喻国明：《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初探（上）》，《新闻与写作》，2005（1）
AT&T的《美国偶像》短信引发争议
星期三, 一月 14th, 2009
昨天晚上新一季《美国偶像》开播，海选中的各类奇怪人士纷纷登场。其赞助商AT＆T为了号召用户参与，向公司7千5百万用户发出了一则“友情提醒”文字短信，号召他们参与和投票（只有该公司的用户才能参与投票）。此举引来用户的不满——“这种未经用户同意的信息是否是垃圾信息？”“按照欧洲的标准绝对是！”
反观中国，此类商家或政府的信息不断，连质疑的声音也没有。是不是我们的隐私观念有所不同呢？是政治文化造成缺乏个人隐私观念还是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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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报道原文：
反观中国，此类商家或政府的信息不断，连质疑的声音也没有。是不是我们的隐私观念有所不同呢？是政治文化造成缺乏个人隐私观念还是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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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报道原文：
A Text Arrives. Oh, It’s Just an ‘Idol’ Ad.
Some AT&T Wireless customers have voted an emphatic no on a promotion for “American Idol” that popped up on their phones this week.
AT&T, a sponsor of the show, said it sent text messages to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its 75 million customers, urging them to tune in to the season premiere on Tuesday night.
But some recipients thought the message was a breach of cellphone etiquette, and gave it the kind of reaction that the “Idol” judge Simon Cowell might give an off-key crooner.
The online service Twitter had a steady stream of complaints. “AT&T just sent me a text message advertisement about ‘American Idol.’ Evil,” a Twitter user named Joe Brockmeier wrote on Tuesday. “The economic downturn definitely means a spam upswing.”
Another user named Nick Dawson wrote: “Seriously AT&T? Did you just text me twice during a meeting to tell me about ‘American Idol?’ Very professional!”
Mark Siegel, a spokesman for AT&T Wireless, said the message was meant as a friendly reminder. “We want people to watch the show and participate,” Mr. Siegel said. He added, “It makes perfect sense to use texting to tell people about a show built on texting.”
Because AT&T is a sponsor of “American Idol,” only its customers can use their cellphones to vote for their favorite singers via text message — so viewer participation means more revenue for AT&T.
In the advertisement, AT&T told recipients to “Get ready for American Idol” and pointed them to a company Web site promoting an “Idol”-related sweepstakes. It noted that recipients were not charged for the message, and that they could opt out of future advertisements by responding with the word “stop.”
Mr. Siegel said the message went to subscribers who had voted for “Idol” singers in the past, and other “heavy texters.” He said the message could not be classified as spam because it was free and because it allowed people to decline future missives.
“It’s clearly marked in the message what you need to do if you don’t want to participate,” he said. “It couldn’t be more open and transparent.”
Richard Cox, the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for Spamhaus, a nonprofit antispam organization based in Britain, countered: “It’s absolutely spam. It’s an unsolicited text message. People who received it didn’t ask for it. That’s the universal definition of spam.”
In general, sending unsolicited advertisements to phones has been more frowned upon — and far less common — than sending e-mail ads. That is in large part because recipients and senders of texts pay for the service either piecemeal or in bulk; in general, the more you send and receive, the more you pay.
Mr. Cox said that in Europe, AT&T could wind up in court for sending such missives because they would violate the law.
Claudia Bourne Farrell, a spokeswoman for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aid the message had not appeared to violate the commission’s rules or the law. It would do so only if it cost recipients or was deceptive in some way, and did not allow recipients to turn off future messages.
Mr. Siegel of AT&T defended the use of the medium given that voting by text message had played a big role in “American Idol.”
“Text messaging is the perfect way for us to tell people about this wildly successful show and to watch it,” he sa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