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研究系列丛书》总 序
胡正荣
2008年、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历史节点意义的年份，改革开放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接踵而至，回首走过的这些岁月，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体现在经济建设、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与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塑造了世所公认的中国模式。放眼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与开启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撒切尔、里根时代的具有全球性的商业化、市场化浪潮具有很多相似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那时起人类步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而在2008年和2009年之交，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似乎自由经济时代划了个句号，至少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自由市场价值与放松规制政策面对极度疲软的经济形势再度失语，人们重提“市场不是万能的”这一金科玉律。回头看看我国，推行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这场经济危机的裹挟下好像一夜之间又回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时代。经济结构日益计划化，忘记市场化；社会结构日益人情化，远离规则化；文化环境日益盲目自信，忽视了自省性。在这种具有转折性的历史节点上，如何解决目前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涌现的问题和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焦点和首务。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改革与整体改革是同步的，从非核心业务与流通领域的大步伐地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到近两年对尚未完全市场化的媒介体制的反思与政策安排上的收紧，折射出同样的矛盾与问题。
一、社会公平与发展效率问题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整个社会的公平以及由公平带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进一步讲，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没人能否定，发展的单向度成绩也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全向度和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则存在比较突出问题。这其中除了自然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等问题之外，主要是社会公正和平衡问题。可以说，社会公平问题可能成为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发展还是强调效率优先，但公平应该更加优先，因为效益已优先了30多年，现在到了如何去审视和解决社会的不公平这一问题，这关乎到未来能否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过去曾经一度有许多人认为一经市场化就能推动资源配置合理化，中国式的市场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效率的提高，但其合理性、有效性和全面性却是有限的，或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讲，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财富总额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也日趋加快，但与此相伴的是财富或资本也迅速聚集到少数经济利益集团的手中，并与一些政治利益集团紧密媾和，由此，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推动力是传统的政治力量与新兴的国内经济力量及海外资本力量博弈与黏合的结果，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市场化，这与中国社会治理理念和结构的意识形态有直接关系。而且，一旦市场化出现一些问题，就会很快回转到传统意识形态和经济理念上寻求补给，片面地扩大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信用度。目前4万亿的巨额投资与在煤炭资源等领域的国进民退就是一个明证，而实际上这些举措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解决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问题，或者是否能撬开不平衡的权力结构这块铁板，进而实现社会的全向度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味地强调效率，无论是用“看不见的手”还是“看得见的手”，都会出现很大的社会问题。撒切尔-里根时代的放松规制以及其后的第三条道路指引下的政府与市场双管齐下推动经济增长政策，都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重复与浪费，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直至近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再到海外巨型企业乃至国家负债破产和重组，等等，都是人类历史上惨痛的教训，而需要警戒的是中国的一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还在重蹈覆辙、盲目跟进。
其次，从转型国家的有关经验来看，在社会转型期矛盾的突发往往不是聚焦在经济上，而是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像一些东欧国家等出现社会矛盾的激发恰恰正是因社会不公平而带来的社会动荡与变乱。在不解决公平问题的前提下或没有将公平纳入到社会发展的首要价值中，经济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化社会矛盾。也就是说，人们并不会因为社会总体“仓廪实”就能“知礼节”，特别是当这个“富贵”忘记了公平，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再次，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近几年或者未来的5到10年社会公平将是一个最核心或最极端的话题，可能成为制约发展的最大的一个瓶颈。这个问题若解决不了，可能好多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由此，中央近年来的战略决策也是以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为核心的，强调公平正义，构建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
最后，从理论上来看，公平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和均衡问题，至少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成员之间拥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合理的分配、均等的机会和公正的司法等。无论是在社会经济等成果分配中还是在社会成员的心理感知上，如果收益差距过分悬殊、付出与收益相差甚远，即，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信息资本等所有资本分配的不公正和不均衡就会导致社会不公平问题，这不仅会影响个人动机和行为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不公平的根由是权力体系的不平等，因为拥有权力大小不一而造成资源分配的多寡，权力成为一个最大的资源分配力量，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资源分配的权力哲学。而权力哲学最大的弊端在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标准以及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权力为本，这与现代社会的理想与目标是相左的，也与主张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二、传媒业的公平与多样化问题
就传媒业来说，近年来因资源配置格局的不均衡、不公正及其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是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和社会结构上，在传媒和信息资源的配置上同样是不平等的，广大农村无论是在基础设施、信息享有和传播等方面都与城市有较大的差距。
其次，中央与地方及东西部之间等区域之间的不均衡。由于行政级别、政策安排和地理环境等上分配得不平等，形成了中央级媒介与地方级媒介、东部媒介与西部媒介在传媒资源或信息资源配置上存在较大的差距。
再次，部门之间资源利益也不均衡。条块分割是中国传媒市场结构的典型结构，块的分割体现在前面所言的区域之间的差距。而条的分割则集中在管理层面，即部门之间在资源配置上的差距。目前涉及信息传播领域的管理部门，有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这些部门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是不平衡的。各个部门之间长久以来的纷争，其根由以及焦点问题都集中在资源占有与分配等的不均衡上。而这种纷争对于市场主体来说又是不公正的，同时也影响整个市场运作的效率。
第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突出。就各阶层话语权而言，不仅表现在不同阶层表达的渠道不一样，比如为何互联网在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倾向性的、甚至形成不良舆论的地方？为何在网民的嬉笑怒骂的情感宣泄就能形成异乎寻常的网络事件、甚至是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这与正常渠道宣泄不通畅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社会阶层在传媒资源的配置不公正和不均衡问题。
最后，“新”“旧”媒介之间也是不平等。比如，对传统媒介的规制很严格，而无法应对新媒介出现的问题，目前管理机构有关互联网认知上着实无力，至今法律基本上没办法来处理网络等新媒介问题，对虚拟空间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一言以蔽之，就传媒而言同样这些不公平现象是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正、不平衡带来的结果，就是资源占有不平等问题，其实也就是权利结构不平等的问题。进一步讲，社会资源分配及其方式的不合理已经在媒体凸显得一览无余了。
实际上，传媒业在市场化过程中，因为一味强调效率而导致诸多问题，在世界上早已有先例。比如撒切尔-里根时代的英美就是如此，当时的英美所推行的体制政策很像现在的中国。撒切尔-里根推行放松规制和私有化政策，效率虽然提高了，但资源大幅度浪费，比如因电信、广电可以互相渗透，重复建网现象很多，而多元化的声音和舆论环境却大幅度减少与降低。实际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效率貌似提高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却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与意识形态话语单一，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公平性、多样性丧失掉了。由此，到90年代中期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英美国家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上开始反思单纯强调效率所带来的问题，反思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目前中国传媒业似乎还在重复着这些老路。
所以中国媒介的改革和经济社会的改革是一样的，也是到了一个把公平放在首位的时候了。
三、 制度理念与制度安排
社会和传媒不公平问题实际上折射出目前制度现实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和不合理的问题，而制度现实中表现出的问题，肯定是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导致的，制度安排上的不足又与制度理念的偏差直接关联。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社会，有问题非常正常，但重要的是看对待问题的态度与解决问题的价值理念及策略。也就是说在制度理念上是否把公平和多样性置于首位，是否将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放在第一位，是解决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权力结构的不合理与纠结等问题关键所在。传媒制度理念与安排也要关注公平、多样化，以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多样化与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这也是我们这套丛书所期冀的，即通过我们的研究能给中国传媒制度设计以一点点启示，特别是在制度理念以一点点冲击。
研究当今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问题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背后的制度安排和理念更是广泛而深刻，因此，我们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两组维度和海内外两种视角，运用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策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多种方法论，采用点面结合、文献研究、文本分析、实地调研、深度访谈等多种方法研究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政策变迁与安排问题、公共广播电视收入模式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德国公法广播电视等核心问题，还对北京城市低保家庭的媒介使用及大众传媒对其的影响与中国电视娱乐产业中的公共服务问题进行了探讨，力求构筑一个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全向度的研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框架与体系。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与理论扎根于一般性的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内涵与理论，而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的实现要靠公共政策，同时政策理念、安排与实施深受政治经济思潮的影响，而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理论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地域性与普适性、理论性与操作性等多重属性，由此，《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公共政策与广播电视》一书集中剖析了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思潮变迁以及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公共政策与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核心概念和理论，并对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理论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旨在初步构建当代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理论研究基本框架与体系；政策安排与资金来源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两大核心和焦点问题，关系到公共服务的基本游戏规则和生存基础以及治理结构等问题，《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策研究》一书以目前世界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广播电视体制下公共服务政策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英、美、中三种广播电视体制模式下公共服务政策变迁及其价值基础、政策现实、政策问题、发展趋势，剖析了政策安排背后的公平、效率等价值基础、制度困境深层次问题；《公共广播电视收入模式研究》一书探讨了英、德、加拿大和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广播电视的收入模式，着重分析了执照费这一收入模式的变迁历程、现状和问题，并探索了公共广播电视收入模式发展趋势。
《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目标与实践》一书对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与探讨，着重讨论了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内涵、目标和实践问题以及及政府施政理念与制度基础，并对北京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进行了个案研究，以期在制度理念和安排上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构和完善有所见地，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需要借鉴“他山之石”，通过对英美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公共广播电视的个案研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公共广播电视实践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理念。德国是除英国之外西欧公共广播电视极具代表性的国家，其体制模式、治理结构等方面都有可资借鉴和可供研究之处，特别是在二元体制模式下德国公法广播电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于研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进而将其拓展到德国公共领域建构等政治民主进程中的社会参与等问题，译著《德国公法广播电视：一个过时模式？基础、分析与展望》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作者Jens Lucht 博士是苏黎世大学 （University of Zurich）公共领域与社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Project leader，Center for Research 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Society）。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问题关乎到整个传播业、乃至全社会，涉及到产业发展的关系、政治和社会影响，特别是有关弱势群体等信息传播权利问题等。《焦虑与希望：对北京城市贫困群体的传播社会学研究》一书从芝加哥学派等批判理论的角度和民族志的方法论，运用深度访谈、观察方法等方法，对北京市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家庭进行个案研究，探索贫困者的脑海世界景象，分析大众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北京地区贫困群体的大众传媒特别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构建公益性社区媒介、增加贫困者的形象素材来源、提供社群交流的机会选取等提高媒介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性意见。娱乐是电视的一大功能，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范畴之一，BBC首任总裁John Reith 在20世纪初就指出娱乐是公共广播的三大任务之一。当今，娱乐节目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比重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是极为显著的，因此从娱乐节目生产的角度探讨电视娱乐产业中公共利益诉求和商业利益牟求的关系问题，不失为一种研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重要视角之一，《中国电视娱乐产业研究：一种生产者的视角》一书就是从电视综艺娱乐节目的生产者的角度分析和阐述了这些问题。
在媒介融合、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今天，在社会阶层、价值理念日趋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社会语境下，保持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绝不能将此理解为或倒退到“躲起小楼成一统”的境界与时代，而是要更加包容和开放，营造丰富多样的意识环境，激荡思想的火花，方能接近真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与产业发展研究》是一部汇集国内外研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相关专家学者有关言论的论文集，旨在展示更为多样而广阔、深入而新鲜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和产业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