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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访谈:彼处人生

星期二, 三月 30th, 2010

德国摄影师andrés marroquín winkelmann的作品展览4月10日就要在鲲鲤画廊开展,我和他在美国有一面之缘,我很喜欢他的作品。就在他的展览开幕之际,我的另一位朋友Revol Drib对Andres做了一个专访。以下就是这一系列偶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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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秘鲁长大,你的作品萨帕亚尔与尤利纳奇让我感觉你的童年一定对你的摄影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能和我们说说吗?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讲故事,这里面有些故事完全出于我的想象。我还记得当时我妈妈非常担心,因为她觉得我这是在说谎。我想这是每个小孩子都会有的天性,但现在回首我发现我今天所做的摄影和当初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我不觉得我在用镜头说谎,不要误会我,我只是在岁月中懂得了如何运用自己的想象力,通过影像来反映实际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我相信拉丁美洲文学对我也有同样重大的影响,上学的时候我们要求诵读巴列霍(Cesar Vallejo,)的诗,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百年孤独(读过几遍),聂鲁达(Pablo Neruda),阿格达斯(Jose Maria Arguedas),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和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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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注重视觉的人,所以当时我并不觉得这些文字的东西有什么迷人之处。但当我开始发觉影像和拉美文学之间的相似之处,去年我重新拾起了这些书,我试图用新的观点来分析他们。从叙事的角度出发,理解文学作品如何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内心;如何引导读者深入故事内在。

我觉得你的作品十分倾向于去表达被摄对象的自然状态,这是本次展览名字彼处人生的由来吗?你如何形成这样的风格?

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摆拍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构成了这些照片的场景。大部分时候联系好拍摄对象后,我会就我感兴趣的一个影像或情景反复拍摄。笼统的说,我喜欢表现我被摄对象脆弱的一面。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脆弱的一面,为了让他们进入状态在相机前展现这一面,我们需要进行很多的沟通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坦白的说,我每次拍摄时并没有既定的条条框框,而是跟着感觉走,依天时地利达到最终的人和。事实上我现在更希望知道我应该何时停止拍摄。

你提到了真实和谎言,现实与摆拍。你如何将他们区别开来?你如何了解你对象的真实生活,让他们在镜头中展现他们的彼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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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要求他们展现自己的生活,我只是想要让他们表现的尽可能正常。

真实这个概念对于摄影来说并没有必要过度强调,摄影本来就是最接近真实的再现手段之一。我更愿意把摄影视作一种表现内心活动的手段,或者说这是我的作品唯一能做到的。例如说让人们以视觉化叙事来体验身份的概念,这就是我在作品“状态”中想要表现的。

我并非以摄影来寻找真实,但我坚信我以影像所试图传递的信息。我在拍摄一个人的时候我并非想要表现这个人的真实一面,而是想要创造一种暧昧的氛围诱使观众思考他通常所不能表现出的一面。

在鲲鲤国际影廊的展览《彼处人生》包含了哪些作品?这并不是你已有的摄影项目。

彼处人生是萨帕亚尔与尤利纳奇和状态两组作品的综合,但是由画廊决定作品的布置和编辑。

就我所知,很少有摄影师愿意他人插手决定自己个展中的作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是否会因此感到不适?如果他们挑选的作品让你不满,你会保持沉默还是实话实说?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想如果有人愿意展出我的作品,那么他们至少首先应该了解我的作品。摄影师和画廊之间应该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摄影师也应该了解自己所参加展出的性质。

有些展出摄影师基本能完全决定挂在墙上的每一幅作品,但有些展出策展人和画廊团队有自己的预想,他们邀请你是为了用你的影像来传递这种理念。只要沟通得当,我觉得两种情况我都能接受。但如果我觉得大家之间出现沟通问题,显然我会尽量把问题说清楚。

你提到希望在上海展出的同时举办一次研讨会,研讨会是你风格中另外一种很重要的部分吗?这是一次什么样的研讨会?

我的作品着力于人们在特定文化社会背景下所表现的行为规范,和不同人打交道是我的最大兴趣之一。这就是研讨会让我兴奋的地方。我不仅仅是评价人们的作品,我还想要去了解他们对摄影的看法。当我们把自己看做一个团队,朝着共同方向沟通我们的灵感与知识,研讨会才真正变得有意义。我很希望上海的这次研讨会能吸引更多人的兴趣。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将一些摄影理论和隶属方面的东西,会谈到人造光源的运用以及摄影摆拍。

我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了很多的沟通与交流,所以我猜想这会是一次关于沟通的教学交流。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了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你如何看待摄影中的技术?这对你来说重要吗?

事实上技术对我并没有那么重要,我关心的是结果。但我觉得你在项目推进以前必须首先考虑好技术因素,例如说所需要的相机及镜头、拍摄数码还是胶片等等,这些确实很重要。

钱对于摄影来说是个大问题,先不提在器材上所需的投资吧,拍摄要花钱、输出作品要花钱、装裱要花钱,如果你计划出书还得要花钱。

但是不要为了省钱就去拍数码,不要因为你有很多钱就把照片做得很大。所有照片都有适合自己的尺寸,有的大有的小,但这并不是由你荷包的尺寸决定。这是一个蛮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结果(悬挂在墙上的影像)反映出你项目背后的意图。

但画廊正推动着摄影作品向着更大的趋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警醒的面对这一问题?你是怎么样确定自己作品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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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尺寸不应该由画廊决定,而是由摄影师或艺术家决定。

有些摄影师甚至一幅作品会制作三个不同尺寸的版本,我很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当然,从市场角度来说我还是能理解他们的。也许他们觉得不同尺寸的作品能够吸引更多的潜在买家,但这并非做摄影项目应有的态度。作品销售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都要靠这过活;但当我眼看着一个个同行们就因为人像作品不好卖就开始改行拍风光,我感到十分可笑。

我在确定自己作品尺寸之前,首先会考虑这组作品背后的理念,所以我的每组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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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萨帕亚尔与尤利纳奇这组作品来说,我首先感兴趣的是秘鲁贫民区的发展状况及其与乡村生活之间的相似之处。照片中的每一点元素都有自己的特点,都与环境相关,所以我必须把照片做到很大。一米二宽对于我来说真的很大。而状态这组作品有三个完全不同的尺寸,这样做能以更加诗意的方式呈现我的作品。我希望作品能在墙上表现出平仄韵律而不是开始或结尾,空间与空间之间的空隙让观众有余地选择观看作品的方式。这正是状态这组作品想要表现的,关于决策,关于我们害怕做出的决策,关于我们勇敢做出的决策。(完)

有我的风景

星期二, 三月 23rd, 2010

这篇比较长,胆小者莫入。

文章的背景是给无忌的影展《不一样的风景》写的评论,正好也借着机会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顺便再次回应一下自己以前写的争议文章《不明的风景》

这风景,那风景,春天,天天吃一嘴砂子,只好意淫一下世界某处真的还存在某种不一样的风景。


“不一样的风景”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这是一个由互联网发起的展览,我更愿意将之看作是对摄影语言多元化应用的探索。

我母亲在退休之后开始学习拍照,前段时间她把自己拍摄的花卉照片整理成一个电子文件夹,每朵花都标注出了其学名,我对花草的照片向来非常嫌弃,而她的照片却让我感到,摄影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还有就是最近和家人出去,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让我拍照留念,这种纪念照也是我不屑的,但实际上,家里的家庭相册却是我最常翻看的“画册”。

从“我”的层面来说,我宁愿相信,这些参展作品都来自摄影者心灵的体验,即使那些没有入选的作品,它们也是作者愿意记录的世界,想要表达的自我感受,并没有任何成功或者失败的评价标准能够衡量。

去年,我在美国访学,陌生的环境,独处以及简单的生活,使得这一年对我的改变很大。我忽然发现一些过去非常确凿的认知变得可疑,我感到自己所接受的“成功学”教育是失败的——“我”的存在不应该是和他人较量和比较的结果,也无法用物质与经济来衡量——这让我非常诧异,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何将我蒙蔽了很多年?

在美国曾观看过一个展览,作品我不喜欢,但是“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中国”这个主题却引发我的思考,我这才发现,我的童年是从集体操和上课坐正,手背后开始的,伴随我成长的是成绩单和排行榜。尽管互联网催生我们集体迈入“我时代”,但在一些谈话里,文字中,照片里,我感到我们仍然处于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个体是干瘪的,不知所措的,也是不受到尊重的。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决定从尊重自己开始生活,尊重自己的生命,时间,身体,尊重自己的家人,总之,尊重一个自我的存在。

似乎将话题扯得离这个展览很远。其实我要说的是,当下的中国,我们的选择多了,但却仍然缺乏那种对“一花一天堂,一砂一世界”的欣赏与和这种审美经验相逢时所产生的惊喜。一部作品,首先应该有“我”存在,充满诚意,此时,用不着通过搏出位来吸引眼球,不用应和某种声音和潮流。假如个体是多元的,观看就应该是多元的。

阅读“不一样的风景”中的参展照片,有些作品能够让我看到作者的存在,比如,我能从游莉的作品中嗅到她行走时安静的氛围。说到游莉的照片,不得不提到我写这篇小文的一个“尴尬”。去年,针对一些年轻人组织的展览《篝火》,我写了一篇“不合适的前言”,文章中,我批评这些摄影师拍摄的是“不明的风景”,而游莉也是参展者之一。因此,当无忌邀请我为这个“不一样的风景”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又再次面对“风景”这个话题。

再次阅读我自己的文章,我能看到自己写作时的焦虑,现在的我似乎安静下来,以下文字应该是对那篇文章中一些观点的坚持和修正。

相对于前文提到的“自我的表达”,我在《不明的风景》中批评那些风景过于自我,态度过于粘稠的时候,此时我更希望作者在自我的基础上,继而体现他们和周遭世界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的思考。因为一方面,我之风景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中存在,另一方面,这些在公共话语里传播的照片,理应发出更大的声音,激发更多的回响。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 )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风景,他名为《石油》的作品展览颇受艺术界追捧,而支撑这部作品的不是一个伟大的出发点,就是艺术家自己的故事,作为一个在汽车工业区生活的普通工人的后代,他在工厂只工作了几个月就辞职了,因为污染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让他不得不逃离,随后他开始用艺术的手段进一步探索这个话题,一拍就是二十年。而另一位美国当红艺术家米切.爱泼斯坦(Mitch Epstein),他的新作叫做《美国‘权力’》,英文“Power”有双重意思也指能源,米切看到的风景是巨大的热电工厂前的草坪上中产阶级在打高尔夫,悬挂美国国旗的发电厂等等,他的作品是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与全球能源危机之间矛盾的冷静审视。当人们问及他为什么要拍摄这部作品,摄影师的回答很简单:“我有一个女儿。”米切前一部作品是《家族生意》,记录了自己父亲美国梦的破灭。他被定义为当代艺术家,评论人说他内心有着纪实情结,但看起来,他所做的也很简单,把自己看做一个美国公民,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人,他所看到的,都基于这个立场。

德国哲学家马克.本斯(Max Bense)认为摄影的美学则必须和传播(transmission)相关,它更是一种渠道艺术(channel art)。我喜欢这里的“渠道”和“传播”的提法,你可以不在意照片的这种功能,但它却正是摄影这一媒介所擅长的。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实或者非纪实的问题,在我看来,这里的渠道艺术,更是指摄影这一媒介将外在世界,作者的心像和读者的心像沟通的能力。

我感到,摄影的这一特质是奇妙而又同时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次展览中也有不少摄影师拍摄人造风景,他们的作品是对当下中国的关注,值得鼓励,而让我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中似乎少了一点儿盐,这就是“个体性”,对于我这个观者来说也就因此难以引发更为强烈的感慨。如果有职业艺术家的提法,我希望将之看做“职业传播者”,传播者选择了摄影媒介,他对这一媒介的特性要有独到的认知和思考,作品形成一种稳定的语言体系,唯其如此才能产生更为坚实的表达。这大概也是此次一些参展摄影师仍然需要努力的,从“抒情小品”到“个人作品”,将是一个漫长的沉淀过程。

说到摄影的语言特性,恐怕就要涉及讨论热烈的照片风格的问题,参展作品中似乎仍然有一些是用形式的框框去套内容。近些年,在摄影领域,人们似乎集体无意识地使用平行并列的方式、采样一般去拍摄,或者用造影替代摄影,很多人用中画幅甚至更大的底片替代35毫米,一阵风潮过去又是一阵。其中最为时髦的方法是给作品加上“当代艺术”的标签。潮流和范式很多时候是一种心理趋同的需要,背后是没有自我,或者对自我的不信。历史并非是一种简单的递进,并不存在过时的艺术表达,更不应该有用一种流派去打压另一种流派的狭隘观点。我们有时会产生这样一种心思,恐怕是受到历史教科书的影响——那里面灌输的是一种历史是由胜利者替代失败者的观念。形式是重要的,但是它一定是和个体共生的。

很多摄影师在正儿八经开始拍照之后,逐渐会产生一种“艺术焦虑症”,我也曾患有这种病症,仿佛只有在画廊展出才是这些作品最佳的出口,这也是有些人在作品创作时套用流行风格的原因。实际上,这个被一小撮权威认定的所谓“艺术”其实并不是那么美好。相对于互联网上民间语言的丰富和满是创造力,我逐渐感到官方话语的腐朽。我有一个朋友面对摄影纯艺术领域照片风格甚至画面都趋同的现象,发出应该形成学界市场和艺术家三权分立的呼声,这背后的事实是,当下的艺术领域只是这三者的合谋,有很多画廊里展出的作品,不过是货架上的商品而已,是一个由金钱掌控的腐朽艺术机制生产出的产品。

参与这次展览的很多摄影师名字都是网名,这大概就是一个信号,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新的评价体系中,这是互联网带来的,在其中,任何一个微小的个体都可以找到自我认同以及同他人交流的渠道——这是多么值得欢呼!我在《不明的风景》那篇小文中,为那些网络上年轻人如何走向艺术市场的未来道路而感到焦虑,现在看来完全多余。网络就是他们的领地。

昨天,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对摄影的未来有什么愿景?

我想大概有两个吧,一个是希望“摄影”能够消失,未来,我们不再去谈摄影,只谈我们摄影时的个体感受。在了解一些“著名”摄影师背后的故事,了解他们除摄影之外的世界之后,我发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故事远远比他们的作品更丰盈。

我的另一个畅想是,我们能藉由互联网,迎来一个个体乃至艺术的复兴。如果我们被禁止说真话,让艺术来说真话。在这个充满怀疑和不确定的年代,让我们用摄影,这一人人皆可以拾起的工具,审视自我,审查社会,发出呼声,骂声,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