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ofpix基金开始接受申请
美国首府华盛顿出了重大车祸，点开纽约时报网站，我却吃惊地发现，压在这条新闻上面的竟然是一则来自中国的报道：《中国工人工作条件恶化》，文章所配的照片是十七岁男孩刘攀父母忧伤，绝望的面孔。
刘攀的生命已经被文具厂的机器碾碎，遗留在他的工作证上的照片，清秀稚嫩——15岁，他就在这里上班了，每月工资不到1300块。
前段时间，英国《卫报》也推出了一系列中国报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段视频：《从工厂到农村》，记者跟踪深圳一位因为经济危机而失去工作，不得不返回农村的一个女孩，一路随她拍摄，直到回家，片子末尾，回到家的女孩说：“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这让我体会到了她身份的尴尬，同时也在想，她下一步又会去哪呢？
卫报的这个栏目叫做《十字路口的中国》
把脚步在《卫报》上挪一挪，发现他们的艺术评论专栏作者 Jonathan Jones竟然写了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黑色”天才 Guy Tillim》（ The dark genius of Guy Tillim）介绍来自非洲的一位纪实摄影师。实话说，我没有想到Jonathan会写摄影，更没想到他竟然会写纪实摄影，他这个栏目向来都是艺术史，绘 画和展览的评论文章。
Jonathan说话也刁钻，文章上来就是：“你大概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称呼一个摄影师为天才。我认为对于那些仅仅拿着一台机器，快门一响，作品就被称之为艺术的人，我们已经给他们太多的宠幸。”
Jonathan所欣赏的这位非洲摄影师，不但报道非洲的战乱冲突，同时也拍摄城市里的嘈杂和新旧更迭，是个典型的纳切威一样的人物。
“Tillim是个激进的艺术家。当下的艺术博物馆，富有世界的人群试图制造一个梦幻般的现代非洲的形象——就好像庆祝一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东西突然显现出来——而他却仍然在记录复杂而动荡的非洲大陆。”
“他是一个真正的讲故事的人，他在讲述真实，直接或者间接，平凡叙事或者诗意的表达，但无论如何，只有这样，摄影才会显现出它的艺术的力量。”
坦白说，我并不能完全认同Jonathan的观点，比如他对所谓表达日常生活的摄影被推崇的不满。但是他的言谈却仍然给我很多启发。
当 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我要站在纪实摄影一边》的时候，犹豫再三，我并不希望制造所谓纪实和艺术的冲突，“共生”带来的舒适反而是我最近的深刻体会。这 就好像纽约的地铁，左边是黑人，中间是黄皮肤，右边是白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打扮，但是谁都不会多看谁一眼，每个人都自在地活着，这当然是最好的。
只是Jonathan的谈话让我想到之前和曾翰等一些朋友讨论过的一个话题：究竟什么样的摄影才能叫做“中国的”摄影？当时，我们并没有得出答案。但我现在认为，事实上，并没有“中国的”摄影，只有“在中国”摄影。
尽管剥离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外壳，在最里面，所有的人都有着相同的灵魂和感性的需求，但这个脱离外壳的绝对条件似乎并不存在。
我最近看了一些画册，我开始关注前言，我发现那里面透露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拍照的原委 ：
Dieter Appelt,德国摄影师，二战结束时，他还是个孩子，当跟随父母回到家乡，农田里是成堆的士兵尸体，这个场面留存在他头脑中，并一直影响他的创作——黑色，散发死亡气息。
Thomas Demand，德国摄影师，他成长在德国战后的氛围中，建筑要重建，人心也要重建，大屠杀的阴影仍然在人们心中回荡。建筑则成为那个时代一种新的精神象 征，出现了包豪斯，是建筑的民主和现代思绪的结合体。在Demand成长的小城，连邮局都是Richard Vorholzer设计的，他负责主持了战后大部分建筑的重建。Demand说，我的个体环境一直和公共历史相关，这是我的幸事。
Mitch Epstein，美国摄影师，在他学习摄影的时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正处于美国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时期，他的老师是新纪实派Garry Winogrand，不同的是，他开始拍彩色，在他的镜头里也一直在试图给美国社会予以一个定义。
Mitch Epstein
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佐藤玲（Rei sato）的画册SUN，照片都是她在去工作室的路上拍的，零零碎碎，看得让人觉得心里分外晴朗。这让我想到还有很多日本女性的照片，我觉得那都是一种“ 家庭主妇”的视角——这并不是贬低，而是羡慕，羡慕她们能有那样一种真正的生活的视角。
我每次路过华盛顿公园的时候，看到草坪上东倒西歪的小青年，唱歌的青年，party的青年，还会想到 Ryan McGinley，大概他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每个夏天都他们都在狂欢，总是觉得夏日的假期不够长。
但华盛顿公园不属于我，我只是过客。我想到的是十多年之前，学校活动中心门口的小公园，我和我的同学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我们议论：“那才是摄影”。那是在看完孙京涛组织的他们摄影小团体的照片放映活动之后。
这些日子，我一直想起他们的作品，孙京涛的《幸福路》，袁东平的《精神病院》和《穷人》
我想，这些才是伴随我们成长的中国现实，网络带给我们很多无脉络的信息，但是我们却仍然必须在脉络中成长。
我想起写这些，并且在标题上写着《我要站在纪实摄影这边》主要是想宣告一下第二届ofpix基金开始评选了。在这个链接可以看到介绍。这次则把基金的发发对象定位为“社会纪实摄影”。
什么是社会纪实摄影？
最近刚刚看完一本路易斯海因（Lewis Hine）的作品集，他用自己的照片帮助劳工阶层，作为证据，而最终促使废除童工法的出现。这就是社会纪实摄影。这些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出 画册，而就是为了作证，为了改变现实。海因在拍照的时候，曾经给他的老师写信：“我感到，这些照片是有用的”。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修社会工作的课程， 这使得他对如何用照片来反映社会问题，有着更为清晰的思路。
海因的画册翻到最后，就只是心酸。一方面是他所拍摄的童工，那单纯、直逼你而来的眼 神，和他们令人绝望的工作环境之间的反差让人透不过气来，另一方面也是为摄影师的遭遇而叹息。他为家庭所迫，曾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3个小时，疲惫不堪。 他从来没有富有过，后来他试图向派遣他拍摄童工的机构申请加薪，那时候，他的照片已经获得很大的社会效应，但对方不但不加薪反而给他减薪。他不得不辞职， 去欧洲为红十字会服务。他六十多岁还为杂志工作，晚年经济仍然窘迫。
把基金颁给拍摄社会纪实的摄影师，并且用这样一种有些极端的方式说出“我要站在纪实摄影一边”，我们的意思是，相对于把照片用来表达私人感情，用来挂在墙上欣赏，用来赚钱，放在“在中国摄影”这个语境下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利用这个基金鼓励社会纪实摄影，尽我们微薄的力量。这绝对不是否认另外一些摄影，它们同样有意义。
和詹膑讨论ofpix基金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视野的概念，以前的camp的征稿作品中也呈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你不能再拍流浪猫了——也并非是不能拍，而是有比这个更为重要的现实，如果你把眼光从身边移开，你会看到更大的现实。
我们还希望ofpix的基金项目能够和NGO组织合作，这样它们就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并真正起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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