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
一、发展概况
（一）新闻学学科发展概况
新闻学是以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所以新闻学是伴随着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而产生和壮大的，其独立的学科地位最早从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所逐渐发展起来。
从新闻的产生直到今天，新闻学发展所赖以生存的两块最重要的土壤一直是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大众媒介产业的发展。那么从16世纪手抄新闻的出现直到17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盛行以及报人们对“新闻客观性”等新闻专业理念的思考总结，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具备了相当丰厚的积淀，变得呼之欲出了。人类历史进入到19世纪，欧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对新闻学的前身“报学”开始专门研究，而从18世纪中叶以后，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教育培养、理论研究等方面均得到了系统建设。
1845年，世界上第一部新闻史专著《德国新闻事业史》由德国学者普尔兹编写出版；就在同年，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专门研究机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研究所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正式成立。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由哈德生撰写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美国新闻史》也在1873年出版。
欧美这些针对新闻学进行的科学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学科教育的进展。1884年，德国巴塞尔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正式开设了新闻学课程，为学生讲授报业的相关研究成果；189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了新闻学讲座。而自从20世纪初至今的短短百余年间，新闻学随着现代大众媒介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一同得以迅速崛起，新闻学的学科教育也变得日趋独立和完善。1908年，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正式成立，2008年正值该校的百年华诞，当时国内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都组织了代表团前往道贺；1912年，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Pulitzer）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资200万美元，在该校成立新闻学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随后，一大批的新闻学院、系、和研究所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开始系统讲授新闻的历史、基础理论和新闻实务，新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学科地位正式得到了确立。
纵观新闻学所走过的近两百年的历史可以发现，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首先，新闻学研究来自新闻传播的实践活动，带有鲜明的经验主义（empirical）色彩，是从实务研究中逐渐抽象总结出规律，从而形成理论的。相对而言，新闻实践更处于流变的前沿位置，“学”在某种程度上要滞后于“术”的发展。其次，新闻学理论研究大厦由“史”到“论”，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学科体系。
在当今社会，各种思想意识的彼此碰撞和大众媒介的融合发展为新闻学提出了很多新的命题，除了传统的新闻史研究（History of Journalism）和新闻理论研究（Theory of Journalism）以外，当代新闻实务研究已经具体细化为报刊新闻学研究（Print Journalism）、广播电视新闻研究（Broadcast Journalism）、在线新闻学研究（Online Journalism）等；而从针对新闻的管理规制、道德和伦理角度，又形成了新闻法治研究（Journalistic Law）、新闻伦理研究（News Ethics）和新闻专业主义研究（News Professionalism）。随着学科间的彼此融合，一些新兴的领域近年来也在英美等国家开始受到关注，比如财经新闻学研究（Finance Journalism）、医疗新闻学研究（Medical Journalism）、环境新闻学研究（Environmental Journalism）和公民新闻学研究（Citizen Journalism）等等。
2008年国外高校新闻学研究对一些新的问题投入了相当明显的高度关注——首先，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由此带来的社区新闻学（Community Journalism）和公民新闻学（Citizen Journalism）已经变成热点问题。其实，2007年的各国外学术成果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这一趋势，而2008年的国际学术研究毫无悬念地将其推上了突出的焦点位置。学者们集中探讨的话题是关于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的角色以及社区新闻与社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关的参与式新闻学的研究。
其次，在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社会（global society）中，全球化媒介和区域性媒介的新闻报道亦成为2008年格外关注的焦点，各国学者对阿拉伯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与文化间的冲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由此探讨了反全球化对新闻学的影响。www.huzhengrong.net
此外，由于国际社会环境和国际媒介环境都在经历着变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新闻学教育也在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也成为了2008年各国新闻传播学者关注的主题。
（二）传播学学科发展概况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的一门科学，是将人类社会中纷繁芜杂的信息传播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因此，与新闻学的经验主义（empirical）属性不同，传播学具有鲜明的理论思辨性（theoretical），它的元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科学研究为这门学科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土壤，因此国外相当一部分学者更倾向于把传播学（communication）称为“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
就传播的发展渊源来看，对传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亚历士多德（Aristotle）撰写的名作《修辞学》（The Art of Rhetoric）从修辞术的角度对公共演说的说服效果进行了论证，这其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早期对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巨著在欧洲为日后传播学的诞生播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在欧洲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和思想启蒙，广泛地吸收了欧洲思想的光芒，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卡尔•马克思的批判学派更被后世的学者确认为是传播学的三大欧洲源头，令这门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性土壤之中深深地扎下了自己的根。
而后，传播学发展的主要阵地转移到了美利坚。20世纪的40-50年代，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和卢因（又译作勒温）分别出版了对传播学诞生起到至关重要的著作——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主要针对大众传播的效果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理论。拉斯韦尔的经典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将传播的基本过程细化为五个具体要素（即著名的“5W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效果如何，并且按照这个模式划定出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最基本的领域。卡尔•霍夫兰的研究报告《大众传播实验报告》使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对说服效果进行研究，并且把“可信度”解析成了若干可量化的要素。科特•卢因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群体传播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群体动力论的思想、以及“把关人”（gatekeeper）的概念，为美国传播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对上述四位传播学奠基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传播学的建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学者、亦是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传播学家以及“传播学之父”的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结合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以及新闻学的学科理论，对传播学进行了系统化、结构化的阐述，将前人对传播的研究成果和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有机的挖掘与整合。他于1949年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s: A book of readings selected and edited for th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这标志着传播学的正式建立。
随着传播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美国和欧洲的传播学研究逐渐走上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且日益形成了两大学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从前文介绍的历史中我们能够得知，美国对传播的研究在关注的问题和使用的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受到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影响，侧重实证分析和效果研究，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经验性特点；而60-70年代开始出现的欧洲传播学研究显然更多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主义精神的影响，偏向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社会、文化和传播的关系和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如今，全世界对传播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热烈的争鸣氛围，在国际性的传播学研究学会ICA（国际传播学会）、IAMCR（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等组织的年会上，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探讨，已经形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一系列流派，主要包括传播法律与政策研究（communication law & policy）、传播与技术研究（communication & technology）、跨文化传播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信息系统研究（information systems）、国际传播与发展传播研究（international &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人际传播研究（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研究（mass communication）、组织传播研究（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传播哲学研究（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政治传播研究（political communication）、流行传播研究（popular communication）、公共关系研究（public relations）等等。
2008年国外高校传播学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1）政治传播研究：由于2008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大选之年，因此对于大选相关政治事件的传播吸引了相当多数学者的研究兴趣，围绕竞选活动的传播以及政治人物的形象构建等议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
（2）流行文化研究：流行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直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2008年国外高校的学者们继续关注电视娱乐节目，以及电视节目所造就的名人效应，尤其在新媒介平台上造就“草根”名人的话题更是成为2008年国际各大新闻传播学术组织探讨的热点问题。
（3）传播技术研究：传播学研究一直关注传播技术的进步。在2008年，新的传播技术仍然集中在手机和互联网的技术与应用的发展。学者们关注了手机电视的发展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提出了手机2.0的概念，认为手机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语音通讯工具发展成为了影响人们生活的新的信息平台。另外，社交网站（SNS）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同时也给传播学带来了新的课题。人们通过社交网站进行参与式传播。受众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交互式的传播方式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同时，互联网的新技术的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道德，法律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变化。传播学关注于互联网在传播中的作用，以及给信息传播带来的影响。
（4）性别与传播：女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传播学关注的热点。2008年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另一个是女性在传播中的作用。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体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通过研究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学者们可以更好的研究当下媒介在广播电视，广告制作等领域的发展。于是，2008年国外学术界对此主题的研究主要针对不同职业的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包括女性政治家和女运动员来展开。女性并不仅仅是媒介传播的观众，她们也是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在传播中的作用会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女性在传播中的形象。
（5）国际传播：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传播学研究越来越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媒介发展，特别是亚洲。同时，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西方媒介和伊斯兰媒介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传播学研究关注的热点。在媒介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争议也再次成为了2008年国外学者们研究的焦点。
二、主要学术成果和理论创新
（一）新闻学部分
1. 互联网中的社区新闻学与公民新闻学研究
因为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公民们参与新闻报道的渠道越来越多。2008年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很多研究突出了对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参与新闻报道的不同角色的探讨。同时公民新闻的透明性和可信度也被广泛关注。在社区新闻方面，学者们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分析了社区新闻对社区的意义，并讨论了社区对于社区新闻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注意。
（1） 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的角色研究
学者们对公民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角色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大多数的研究表明虽然公众对公民记者的认可在提高，但是仍然对专业记者更加信任。即便是在互联网上，人们也认为有作者背景介绍的报道有更高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利用全州范围的针对社区报纸编辑的网上调查系统，肯塔基大学的森刚·那（Seungahn Nah） 和 黛博拉·程（Deborah Chung）研究了社区报纸编辑的职业角色概念和他们对于新兴公民记者角色的看法。结果虽然编辑们认为职业记者的角色和公民记者的角色是正相关的，新闻编辑们仍然认为职业记者的角色比公民记者的角色重要。[①]
基尔斯腾·约翰逊（Kirsten Johnson）同时研究了作者信息以照片和简历的形式存在是否会影响在一个流行公民新闻网站上刊登的报道的可信程度。参与者阅读了OhmyNews.com 上的三篇报道，并根据感觉的可信程度打分。结果显示作者信息的存在会显著增加报道的可信程度。[②]
马努埃尔·平托（Manuel Pinto）则从宏观角度分析了职业记者和业余记者间越来越模糊的界限。他认为新媒介，用户主导内容，群组在媒介框架里的出现，应该既被认为是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变革来临的标志。平托研究了超过280份从新闻报道，博客和新闻网站上在2007年1月到12月间的新闻，评论和专栏，并建议重新定义职业记者的概念。[③]
（2） 社区新闻与社区的相互作用
社区与社区新闻的关系也收到了学者的广泛重视。社区新闻对社区的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意义。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人们都试图通过社区新闻来影响社区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这种影响变得越来越显著。与此同时，社区的发展也在影响这社区新闻报道的形式。
琳德赛·沃坦尼斯（Lindsey Wotanis）的报告从历史上调查了格特鲁德·珀（Gertrude Poe）的定期专栏。格特鲁德是新闻领袖周报的前编辑。新闻领袖周报是服务于马里兰州月桂（Laurel）地区的报纸。格特鲁德的专栏试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期稳定社区。它在报纸上的定期出现产生了一个象征性的文化产物，不仅仅定义了社区，而且在变革的时期保护了社区。[④]
社区新闻在现代对社区有了更大的影响。市民利用互联网改变了社区的概念和社区的结构，而且重新定向了社会里公众和私人的交流行为。麦迪逊公开网，威斯康星-麦迪逊公民媒介项目试图来探究在考虑整合了私人，公众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社区如何被重新定位（和重振）。苏·罗宾逊等学者的研究报告详细调查了麦迪逊公开网项目的计划，执行和最新进展。[⑤]
社区新闻在影响社区的同时，也被社区所影响。卡累·麦肯锡（Carly McKenzie）等学者比较了读者反馈和经济影响在决定新闻内容是的相对作用。一份对报纸编辑的问卷调查评估了追踪读者反馈的频率和重点，以及关键的经济指标。多元化的结构组成了这份调查。社区多元化被发现通过组织大小对报纸受众的注意力产生影响。[⑥]
（3）对社区新闻学和公民新闻学的新的研究方式
在新媒介广泛应用的今天，新闻学研究的研究方式也有了新的侧重点。学者们采用新的方式对新媒介的影响进行研究。比如博客就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对象。莎窿·墨拉兹（Sharon Meraz）的研究中研究了18个政治性公民媒介博客的社会影响（6个激进派，6个保守派， 和6个中间派）。其中的11个政治博客是从代表精英大众媒介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2007年发生的3个独立事件中精选出来的。[⑦] 塔玛拉·基丽丝（Tamara Gillis）等学者在一个小学院的传媒系创建了一个媒介融合环境下的融合公民新闻的媒介项目。他们希望通过这个被成为We-town.com的网站来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公民新闻的模型。[⑧]
2. 参与式新闻学研究（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Web2.0的飞速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多的参与的新闻中来。于是参与性新闻学研究也就成为了2008年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对如何参与式新闻的在媒介报道中的作用，如何合理安排受众参与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1）参与式新闻在媒介报道中的作用
很多学者非常认可受众参与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大卫·李夫（David Ryfe） 和多尼卡·曼尼辛（Donica Mensin）认为参与式新闻代表了一个可能有显著意义的对现有的“新闻是信息传播”的传统新闻模式的突破。他们研究了21个网站，评估了参与式媒介的革新性可能。他们认为参与式新闻可以改变新闻报道的目的。[⑨]
托斯腾·匡特（Thorsten Quandt）对参与式新闻给新闻报道带来的变革也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专业新闻是要从那些与公众相关的事件的中心进行观察和报道。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和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专业大众媒介面临着如何在维护传统专业标准的同时迎合动态增长的小众需求。匡特认为受众的参与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合适办法。受众的参与重新联系了新闻和社会群体的兴趣。受众的参与在挑战媒介产业和专业新闻的传统力量关系的同时，创造了重新定义媒介和新闻实践的机会。大众媒介和新闻的从上到下的等级传媒模式似乎在变化成一个“信息站点”。这个站点根据兴趣和前后关系动态的链接到社会成员中。[⑩]
（2）如何合理安排受众参与
虽然研究显示了受众参与的重要性，但在新闻业界，受众的参与仍然在执行层面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在揭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大卫·多明戈（David Domingo）系统分析了18个在线新闻媒介的受众参与功能。这18个在线新闻媒介都是所在国家最有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报纸媒介的新闻网站。他们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新闻机构仍然将受众定位为听众和评论员。在新闻选择和编辑写作的过程仍然是专业人员进行操作。在新闻的散播和翻译过程里，受众的参与越来越多。然而受众的评论大多数局限在论坛等小规模范围，更多是一个受众的“游乐场”。这种评论对新闻从业者的生产过程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总之，专业新闻从业者仍然“把守着大门”。[11]
在提出这样的问题和现状的同时，很多学者对如何引导公众参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杰富雷·尼利（Jeffrey Neely）的研究特别给予了年轻人以关注。其研究显示出在线年轻人发表的新闻内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框架种类。某些情况下年轻人被描绘成和成年人一起合作从事社区建设和社会讨论的参与者。在另外的例子中，年轻人代表了在他们这一代和成年一代冲突中的利益相关方。而且，这三个网站在不同程度上既符合又区别于主流新闻建立的模式。[12] 阿里·黑诺恩（Ari Heinonen）则通过自己的试验给出了成功利用受众参与的案例。阿里分析了很多受众参与的例子。在新闻生产的某些环节，受众参与似乎更加容易被接受。在报告中的很多案例对新闻时间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阿里并不是单纯的指导参与式新闻报道该做的和不该做的，而是也给出了进行参与式新闻报道的一些困难。比如受众的评论可能很难总结，或者深入挖掘的成本太高。这些困难造成新闻从业者很难利用这些受众的参与。[13]
3. 新闻学与全球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闻学研究一直式新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2008年，学者们重点研究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新闻学比较研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学研究，学者们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1）不同文化背景的新闻学比较研究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说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新闻事件的理解和反应是2008年新闻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特别是对东西方文化差异下的新闻研究，和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新闻报道的对比研究，更是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对战争的报道也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穆哈穆德·埃尔麦德（Mohammed Al-Emad）等学者研究了英文版和阿拉伯文网站对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研究比较了不同语言中新闻报道的重点，新闻素材和报道语调。研究的结果显示在两个网站中对伊拉克新闻所占比重上有很大不同。[14] 然而文化的差异是可以通过沟通和交流进行弥补。罗伯塔·费斯可·鲁西亚诺（Roberta Fiske Rusciano）和弗兰克·路易斯·鲁西亚诺（Frank Louis Rusciano）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研究通过协商的方式改变不同的学生对美国和中东关系的看法。在研究的开始，他们提供给学生对方国家的背景资料。然后在12个星期里，通过视频会议美国学生和中东国见的学生对事先选定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他们在项目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对学生们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出通过沟通交流，在项目开始时的“文明的撞击”是可以被双方慢慢消融。[15]
然而全球化对文明的冲击是确实存在的。这种冲击同时带来了一些民族对维护自己文化的自觉性的提高。在新闻领域，也体现了这种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伊那克（Iñaki Zabaleta）等学者调查了欧洲少数民族语言媒体记者在何种程度上相信他们的在新闻从业者身份是严格的职业的，职业的加上支持语言，或者职业的加上语言激进主义。从230个有代表性的来自10个欧洲语言社区的记者调查显示他们喜欢职业记者的概念同时承担了语言开发行动者的角色。[16]由此可见，新闻记者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保护本民族语言的角色。
（2）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学研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学研究更多的收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在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的2008年年会上，来自乌拉圭和埃及的学者发表了针对其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罗撒里奥·奎埃罗（Rosario Queirolo）等学者研究了乌拉圭社会新闻中的政治。他们的猜想是乌拉圭的新闻报道在对社会新闻的报道的中肯程度和复杂程度被政治破坏。2008年的研究显示了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他们研究了六份乌拉圭主要的报纸，并详细分析了其中社会话题出现在头条的频率和报道质量。[17]
穆哈穆德·侯撒母·易斯梅尔（Mohammed Hossam Ismail）反思了埃及媒介在阿拉伯世界媒介报道的先锋角色。他首先回顾了历史上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媒介新闻报道的先锋角色。然而，半岛电视台的成功是埃及的先锋角色成为了一个“传说”甚至是“笑话”。他同时展望了埃及政治改革可能给埃及重新成为阿拉伯世界媒介先锋的角色。[18]
（3）反全球化与新闻学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已经在很多场合被广泛讨论。对在反全球化讨论中新闻媒介应该起的作用，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英国著名权威学刊《新闻学：理论，实践和批判》刊登了罗丝·米德（Rosie Meade）针对爱尔兰主流报纸的代表爱尔兰独立报在2004年对爱尔兰工人反对全球化游行的报道进行了研究。她的研究表明，作为主流媒体的爱尔兰独立报并没有起到主流媒体应该起到的引导社会热点问题讨论的作用。在游行示威期间，独立报的报道带有明显的贬低游行意义的倾向性。罗丝批判了独立报这种倾向性。[19]
4. 新闻学教育
2008年在新闻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新闻学教育遇到的问题。比如公民新闻对传统意义上记者身份的冲击，造成公民对记者信任程度的下降。而这种信任度的下降又影响了学生对记者职业的看法。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对不同背景的学生进行新闻学教育，也是学者们广泛探讨的话题之一。
（1）记者角色的变化对新闻学教育的影响
参与式新闻和公民新闻对传统的职业记者的角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新媒体影响下，人们对记者这个角色产生了新的认识。记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形象。这种形象的改变，也对未来的记者，新闻学学生的学习产生了影响。
彼得·卡斯特尔（Peter Karstel）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和媒介产业的发展重新定义了记者的角色。记者和新闻来源以及新闻组织间的信任曾经是勿庸置疑的。然而现在这种信任似乎在各个层面都消失了。随着公民新闻的冲击，记者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起报道事实真相的角色，而是应该作为社会中修整民主的重要力量存在。他认为应该重新定义公民与记者的关系，以及记者在政府和公民关系中的角色。而对这两点的重新定义都应该体现在新闻学教学中。他在教学中安排以公民新闻为原则的新闻实践以次来启发学生去发现公民和记者的关系以及公民和政府的关系。这种实践没有试图解决所有媒介中的问题，但是提供给学生观察社会更好的视角。[20]
华金·菲达尔戈 （Joaquim Fidalgo）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讨论了是否应该给记者颁发执照的问题。他认为给记者执照则以为着否定了社会中一部分公民进行新闻报道的权利。因此，这是对当下公民新闻的发展方向所背离的。推行执照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执照的形式，来规范新闻从业者的行为，从而挽救新闻的可信度。华金的观点认为与其让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干涉记者的资格，不如继续现在记者的自律。但同时，如果新闻从业者希望挽回在公众中损失的信誉和自信，那么新闻报道中的责任和义务的价值观必须被很好的保护和延续下去。因此，在新闻学教育中，应该比以往更强调记者职业操守和价值准则的教育。[21]
（2）文化差异下的新闻学教育
在文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到来到东方进行教育教学。然而，在新闻学教育中，这种文化差异暴露出一些问题。安德鲁·达夫（Andrew Duffy）认为西方学者在亚洲既会被因为其历史上的背景而受尊重，又会因为他的后殖民时代式的暗示而被厌恶。通过对在亚洲的西方媒介学者和他们的学生的访问，报告认为一个从殖民文化中的人到后殖民主义社会会被认为是另类。尊重还是怨恨的问题由此而生。研究报告建议到亚洲的西方媒介学者必须协调不同的文化和媒介模式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太西方化也不能太东方化。[22]
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对东西方概念上的差异进行了研究。林直香织（Kaori Hayashi）等学者深入分析了东亚在对“记者”这个概念上的理解。研究结果显示，很多日本的记者认为“记者”这个概念是西方的，和他们的工作有很少关系。他们觉得被称为作者或者通讯员更舒服。甚至有些年轻记者认为“记者”这个词有很强势的暗示，比如暗示了“代表社会的正义”或者“当权者的看门狗”，他们甚至因此轻视记者这个职业。林直香织等学者已经开始对韩国和台湾的记者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来进行对比研究。[23]
（二）传播学部分
1. 政治传播学
信息时代的到来是信息传播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传播学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突出表现了利用新媒介进行政治宣传的强大力量。学者们在2008年给予这个领域进行了充分的关注。竞选只是政治活动的一个方面。政治人物也越来越注重利用媒介来包装自己的形象。如何在媒介中构建政治家的政治形象不仅仅是政治家关心的话题，也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1）竞选活动传播
理查得·纳多（Richard Nadeau）等学者提出了对竞选活动得新得理解。他们认为竞选就是一场信息活动。他们认为将竞选活动理解为信息活动非常重要，因为这将给竞选活动研究提供新的方向。他们在研究中提出了三个发现。第一，在竞选中，信息富有的一方与信息缺乏的一方有很大的知识鸿沟；第二，对竞选中等了解的选民是最容易被信息传播所影响的；第三，如果以信息拥有程度对选民进行划分，拥有中等程度信息的人最容易被信息传播影响而改变投票。[24]
既然信息传播可以影响媒体的结果，那么如何有效利用媒体来影响选举就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依娜·托森（EinarThorsen）关注了2005年的英国大选中新媒体的作用。在2005年英国大选时，BBC开通了一个网站平台，来给选民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起到使选民主动参与到选举中去。然而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很少的人（10％左右）在浏览网站后，会在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学者认为，虽然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但是通过定性分析，研究对象对这样一种可以进行民主辩论的机会是非常认可的。因此，研究建议应该加强通过网络媒体来进行竞选信息传播。[25]
在2008年出版的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s）的《竞选政治中互联网作用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在民主选主体系中竞选者和党派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的案例。同时比较了多个国家竞选中互联网的角色。[26]
因为200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因此美国大选也是一个传播学在政治竞选中作用的研究热点。在国际传播学会2008年年会中，学者们讨论了诸如Facebook在2008年竞选中的作用；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年轻人关注的热点和兴趣等话题。
（2）政治人物形象构建
政治人物在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媒介的重要性。他们也越来越仔细的通过媒介自己的政治形象进行构建，从而帮助自己进行政治活动。在传播学研究方面，学者们既对现实的一些实际案例进行了分析，又对政治活动和传播学进行了全方位的交叉研究为政治人物在政治活动中的形象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加利特·马莫·拉维（Galit Marmor-Lavie）等学者认为政治家们和电视演员一样，运用了同样的亲民形象宣传策略和技巧。研究者认为政治家们在电视政治广告中亲民形象的原因是，第一，考虑了电视作为媒介的影响。电视同时展现了声音和影响，可以给观众带来更动态真是的感受。第二个原因是政治的本质。政治材料不同与其他广播材料更直接关系到受众的生活。因此，亲民形象的政治广告更能帮助政治家影响选民。[27]
罗伯特·E（Robert E）等作者通过对21世纪美国社会的政治和传播学研究，详细描述了政治和传播学的关系。他们认为信息传播已经深入发生在了政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竞选，国会辩论，到总统活动。他们通过大量的政治学，传播学，历史和新闻学素材论述了传播学如何与这些领域交叉作用来影响政治信仰，态度和价值观。这些研究对政治人物的形象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28]
2. 流行文化研究
流行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直传播学领域里的热点。2008年学者们继续关注电视娱乐节目。通过对电视娱乐节目新的形式和发展方向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可以把握传播活动前沿的脉搏。
（1） 电视娱乐节目研究
即便是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电视娱乐节目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仍然是无法替代的。因此学者们自然对电视娱乐节目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学者们对各种形式的电视娱乐节目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2008年的电视娱乐节目研究突出了学者们对于社会变革和电视节目之间的互相影响。他们一方面关注于全球化的社会变革给电视娱乐节目的全球传播带来条件，也关注于电视娱乐节目的全球化传播给社会带来的影响。除此之外一些新兴的电视技术也是关注的热点。比如高清数字电视，地面数字电视等新的电视技术。学者们关注于这些新的技术可能会给电视节目带来怎样的影响。
近年，真人秀节目收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米娜·阿斯拉玛（Minna Aslama）等学者则关注了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性问题。她通过系统的分析，希望建立一个对真人秀节目真实性判定的标准。她认为应该从五个方面来研究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性问题。这五个方面包括：制作，内容，媒介公开程度，观众，和真人秀节目的参加者。她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来分析真人秀节目如何使观众觉得真实，并希望能提供经验给其他需要社会真实性鉴定的活动以借鉴。[29]
学者们特别讨论了电视节目对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特别是丽莎（Lisa Pecot-Hebert）关注了整形化妆类真人秀节目对女性的影响。她根据两个整形化妆类节目为案例，对女性观众进行访问调查。她的研究发现，女性观众会明显被这类节目影响。并会将这些节目所传达的信息映射到她们自己身上从而影响了他们每天的生活。[30] 罗撒·米客斯（Lothar Mikos）和玛塔·佩罗塔（ Marta Perotta）分析了“丑女贝蒂”这个电视节目在不同国家对审美观点的影响。他们研究了哥伦比亚，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和美国观众在“丑女贝蒂”后自己对这个电视节目的看法。他们发现虽然“丑女贝蒂”这个电视节目在不同国家的都很受欢迎，但是观众观看了电视节目后还是会有不同的审美观点。[31]
另外，电视节目制作本身也是一个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在电视娱乐节目和严肃新闻类节目的关系上。瑞典学者古然·博林（Goran Bolin）讨论了娱乐电视节目和新闻的关系。他批判了认为电视娱乐节目在影响新闻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电视娱乐节目破坏了新闻的严肃性，而且破坏了公众对新闻节目的关注。古然认为其实是新闻影响了电视娱乐节目。他立足与瑞典的案例分析了因为新闻节目逐渐变为文化产业中一个自治的领域，它不仅控制了事实，更进一步的影响了娱乐节目对事件的关注。[32]
（2）名人效应研究
电视节目越来越利用名人效应吸引人们的关注。2008年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围绕名人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多种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同时，新媒介的出现提供了可以利用名人效应的新的场所，并造就了更多的“草根”出身的名人。学者们关注于电视媒体和新媒介在名人效应问题上的交汇融合。
在2008年国际各大主要新闻传播学术组织的年会中，学者们专门就新媒介范围内重新制造名人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他们回顾了名人效应在“新”“旧”媒介中的历史，并重点讨论了名人在博客，网络视频中的作用。虽然新媒介消耗了一些旧媒介创造的名人资源，但是，新媒介又同时创造出了新的名人资源。而且，新媒介的出现，给受众一个自由的控制名人形象的机会。而在传统媒介中，受众并不能有效影响名人的形象。
奥里维（Olivier Driessens）关注名人效应背后的政治影响。他认为名人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赋予了名人对公众的一定的影响力。奥里维研究了名人效应在政治上的影响，特别是在支持政治人物选举上。他肯定了名人的支持对选举人物的重要影响。同时，他重点研究了名人支持选举人物的动机和动力来自于哪里。[33] 林玉俊（Yu-Jung Lin）则关注了名人效应对健康传播的效果。他研究了针对精神病的宣传。采用不同的代言人对宣传的效果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名人的效果会远远好于一个非名人。但是，不同的名人会有不同的效果。因此，需要根据宣传的内容选择合适的名人作为代言人。[34]
哈斯特拉普（Helle Kannik Haastrup）讨论了对名人形象的两种不同记录方式。一种是表演性质的记录方式。一种是小报性质的记录方式。表演性质的记录是名人主动表现给公众的自己的形象。而小报式的记录则是非自愿的披露名人的形象。哈斯特拉普讨论了这两种方式对名人形象的影响，并希望通过这种讨论来分析名人文化的意义以及在媒体层面的表现。[35] 安尼塔·比尔斯和海塞·纳恩（Anita Biressi & Heather Nunn）具体研究了名人在电视节目中表现出脆弱一面的现象。他们将研究和公众对真实展现的创伤的关注联系起来。他们重点研究了名人表现自我和表现自我脆弱一面，以及媒体对于名人表现脆弱一面时的展示。他们认为这种以心理治疗为名目的节目，实际上因为邀请观众关注名人忏悔和情感崩溃的瞬间，破坏了名人对自我的认知和自我恢复。[36]
3. 传播技术研究
传播学研究一直关注传播技术的进步。在2008年，新的传播技术仍然集中在手机和互联网的技术与应用的发展。学者们关注了手机电视的发展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提出了手机2.0的概念，认为手机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语音通讯工具发展成为了影响人们生活的新的信息平台。
另外，社交网站（SNS）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同时也给传播学带来了新的课题。人们通过社交网站进行参与式传播。受众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交互式的传播方式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同时，互联网的新技术的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道德，法律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变化。传播学关注于互联网在传播中的作用，以及给信息传播带来的影响。此外，2008年学者们也关注了P2P技术之类的很多互联网的新技术。
（1）手机传播
手机在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的同时，也给信息传播带来了很多变化。传播学学者对手机传播的研究保持了持续的关注。2008年手机传播的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手机传播的新技术和手机传播的影响。
国际传播学会2008年年会中专门对手机2.0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学者特别关注了手机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应用。来自亚洲的学者介绍了亚洲的手机使用率，特别式在年轻人中的广泛使用。学者们还讨论了比如Iphone和有GPS功能的手机的一些应用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学者们认为手机2.0的概念就是手机已经从传统的电话功能而发展成带领人们进入信息社会的功能。随着手机电视，手机支付等一大批手机应用的实现，人们的生活将越来越离不开手机，而同时以手机为载体的信息传播也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
手机电视在2008年成为了有代表性的手机的新应用。布拉姆·列文斯（Bram Lievens）等学者介绍了欧洲新近推行的DVB-H标准。这个标准可以使电视信号对各种手持设备进行广播。布拉姆提出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虽然政府和媒介从业者对这种技术有很高的希望，但人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看电视呢？布拉姆分析了人们希望手机电视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多大的作用。他的研究显示，虽然电视业预计手机电视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人们并不认为手机电视可以起到与传统电视甚至在线电视同样的作用。布拉姆认为造成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手机电视的技术还没有广泛被人们接受；另一方面手机平台的使用和传统电视有着跟本性的区别。[37]
不仅仅是新的应用，常规手机的功能也是学者研究的对象。曼哈坦和欧苏立文（Pruthikrai Mahatanankoon & Patrick O’Sullivan）研究了人们对手机短信的态度。他们发现人们发短信的快慢和他们对信息控制的感觉直接影响了他们对短信的态度。研究发现提高用户发短信的能力和提高他们对信息控制的感觉可以更好推广使用手机短信为平台的服务和应用。[38]
手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同样是一个关注的热点。乔治·霍普拉马坚（Gregory Hoplamazian）研究了手机的出现对新闻资源的影响。手机提供给了人们一个新的平台来获取新闻。手机媒介的出现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方式。[39] 霍普顿·登恩（Hopeton S. Dunn）研究了手机作为沟通平台在牙买加低收入阶层的作用。他的研究显示，虽然牙买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很低，但他们很乐于接受已有得新技术。而且， 手机正在成为他们和外界以及相互之间沟通的重要渠道。在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低收入人群通过手机来使用互联网，从而来帮助他们管理来自海外朋友的汇款和管理自己的经济支出。[40] 阿克巴·可汉和达夫娜·勒米什（Akiba Cohen & Dafna Lemish）研究了手机在以色列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将手机比作“奇迹”，因为在以色列社会里，手机起到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证明了家庭成员的“存在”，像一个安全网一样使家庭成员在创伤的环境里可以互相扶持互相保护。他们的研究关注于手机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作用，因此有很好的借鉴意义。[41]
（2）社交网站研究
社交网站近来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这种代表了web 2.0技术的媒介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这种改变了以往单向传播的新的方式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社交网站已经被认为是参与式传播的典型代表。其中尤其以Facebook和MySpace为代表。Raluca Cozma研究了访问竞选候选人的MySpace个人资料对竞选起到的效果。研究关注于是什么目的和意愿驱使投票人访问候选人的MySpace资料。访问对投票人起到了哪些效果，会怎么样影响投票人已经建立的政治态度。[42] 劳尔·雷斯和安德鲁·施洛克（Raul Reis & Andrew Schrock）研究了年轻人使用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动机，使用网络媒介的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在线社交对他们线下交往的影响。研究同时探讨了在这些电子社区的影响，以及什么东西组织了电子社区外的人融入到电子社区中去。早期的研究结果显示，网络技术的运用技能以及复杂的约定俗成的规矩控制着社交网络和媒介的使用。这些规则会根据参加者的群体构成以及相互行为的影响产生不同的变化。而人们使用社交媒介的动机则被认为是满足获取信息的需要。[43]
国际传播学会2008年年会也特别关注了社交网站在年轻人生活中的角色。学者们讨论了少年和成年人在使用社交网站上的不同与相同之处。学者们还讨论了偏远地区的少年如何利用社交网站来拓展自己的社交资源，以及Facebook和MySpace上少年用户的分类。社交网站用户的类型和社交网站对少年用户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也是讨论的重点。
还有学者将社交网站和数字鸿沟综合起来进行讨论。提罗·佩普（Thilo V. Pape）发现在社交网站上仍然存在数字鸿沟。他注意到社交网站的使用者和非使用者有着明显的鸿沟。甚至在手机用户中，使用复杂的彩信，彩铃的人和只使用简单功能的用户之间也存在者明显的不同。因此，功能强大的手机并不能解决鸿沟的问题，因为任何新的技术都会在使用者与不使用者之间创造隔阂。提罗还指出，这种隔阂只是微观社会层面的，还不能完全映射到大的社会。[44]
（3）互联网与电子政务研究
2008年在互联网继续成为传播技术领域研究的重点。各国学者对互联网各个方面进行了多层次的研究。亚历山大·卡德拉斯（Alexandre Caldas）等学者研究了互联网中搜索和获取信息的模式。他们针对网络搜索引擎进行试验，来试图解释网络会使信息分布的更广泛，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样性，还是造成“胜者通吃”即造成一个信息的发布中心的局面。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网络的存在打破了线下信息一层一层的等级格局，似乎创造了一种对世界范围的信息“民主化”的获得。但在某些专业信息或者小范围的信息传播中，网络造成了信息集中到一个中心的局面。[45]
还有学者对P2P技术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米歇尔·王（Michelle Wang）等学者研究了利用P2P技术分享文件的用户的动机。他们认为抛开法律问题不谈，用户使用P2P文件共享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免费的资源，而是把这当作一种社交尝试。他们发现P2P用户对将P2P技术看作偷窃和盗版非常抵触。他们研究的受众表示对那些他们很喜欢的音乐强烈的购买愿望。同时，他们还注意到用户使用P2P的另一个动机是他们可以尝试自己不熟悉的娱乐内容。P2P技术帮助用户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使他们可以分享其他文化创造的不一样的经历。[46]
基于互联网的电子政务近些年在我国逐渐兴起。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电子政务也是各个国家政府所努力的方向。传播学者们从传播学角度对电子政务进行了研究。何曼·约石（Hemant Joshi）认为印度的电子政务正在努力的解决印度存在的数字鸿沟。他认为随着政府推行电子政务，信息技术和手机通讯势必进一步被向普罗大众所接受。由于地区差异造成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发展不平均，印度政府无法通过新媒介与社会取得联系。因为要推行电子政务，政府必须帮助地方发展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提高手机的普及程度。而这些措施就会缓解现在印度存在的数字化鸿沟。何曼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印度的电子政务最新的发展。[47]
托比亚斯·奥尔森（Tobias Olsson）结合瑞典电子政务的案例分析了电子政务可能遇到的问题。他认为电子政务的推行有助于为公民创造更多控制获取政府信息和享受政府服务的机会，从而有可能更好的控制政府。然而电子政务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数字化的个人信息被认为是对公民权益的威胁：是不是数字化会带来一个被监视的社会？同时，电子政务是不是会在公民中创建出新的数字化鸿沟？托比亚斯通过对瑞典一个政府电子政务的案例分析发现，公民在享受电子政务服务时似乎并没有将个人信息放在重要位置。[48]
4. 女性与传播
女性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传播学关注的热点。2008年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另一个是女性在传播中的作用。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体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通过研究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学者们可以更好的研究当下媒介在广播电视，广告制作等领域的发展。于是，2008年国外学术界对此主题的研究主要针对不同职业的女性在媒介中的形象，包括女性政治家和女运动员来展开。女性并不仅仅是媒介传播的观众，她们也是传播的重要参与者，在传播中的作用会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女性在传播中的形象。
（1）媒介中女性和女性政治家的形象
学者们对女性在传播媒介中的形象给予了全方位的关注。这种关注包括了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也包括了各种传播内容，包括体育，政治，新闻等各个方面。维吉尼亚·费尔南得斯和阿安特西亚·卡普得维拉（Virginia Luzon Fernandez和Arantxa Capdevila）详细研究来西班牙电视剧，新闻和广告中的女性的形象。他们分析了电视传递的信息以及信息的接收过程中对女性形象的诠释。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女性如何看待和理解电视中传播的她们的形象。他们选取了3月19号到25号黄金时间的电视节目包括电视连续剧，新闻和广告，并对观众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帮助女性观众理解女性形象是如何被电视媒介传播，从而使那些关键的观众更明白如何利用电视媒介进行女性形象的构建。[49]
国际传播学会2008年会特别讨论了女性政治形象的话题。作为女性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媒介中的形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讨论了在希拉里·克林顿参加选举的过程中媒介对她的形象的框架如何从第一夫人转变为总统候选人。学者们还特别注意了女性政治家在媒介传播中对受众的情感影响。托比亚斯·布罗曼得（Tobias Bromander）分析了女性政治家和男性政治家在媒介丑闻报道中的形象。他分析了4起2006年发生在瑞典的政治丑闻。他的研究发现媒介在报道女性政治家时会更关注女性政治家的私人生活；而在报道男性政治家时，则会更关注他的职业生活。当媒介报道女性政治家时，女性政治家的发型，体重，家庭情况，衣着和年龄成为了关注的重点，而不是她们的政治主张。与之相反的是，在报道男性政治家时，政治主张和他们对重点问题的观点则成了报道的重点。他的研究还发现，在出现丑闻的时候，女性政治家和男性政治家在媒介报道中的形象大相径庭。在丑闻时，媒介给予女性政治家非常多的报道和关注，以至于案例中的女性政治家都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辞职。相反，在两起关于男性政治家的丑闻中，媒介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而他们都没有辞职。托比亚斯认为如果媒介在报道过程中给予女性和男性不同的标准，那么这不简单是男女平等的问题，而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民主问题。[50] 达历亚·李然·阿尔佩（Dalia Liran Alper）对达莉娅·伊奇克在2007年1月7月担任以色列代理总统期间在以色列媒体上的形象进行了研究。达历亚的研究也反映了托比亚斯研究中女性政治家遇到的同样的问题。达莉娅·伊奇克总统被媒体表述成勤勉但是无情和充满统治欲，而且媒介还嘲笑和奚落她的外表。达莉娅·伊奇克总统被描述成一个娱乐的新事物，因为她出现在了一个不属于她的地方，以及她跨越了性别的界限出现在了公众视野的中心。媒介对达莉娅·伊奇克总统的报道总是强调与她的职业无关的方面比如她的外表。媒介还特别强调她的过于感情化（女人的心肠）使她不合适成为一个领袖。[51]
学者还研究了别的职业的女性，比如女性运动员在媒介中的形象。女运动员似乎和女政治家情况一样。媒介宣传中也更关注她们的个人形象，而不是关注他们作为运动员的形象。让·米尔斯（Jon Mills）研究了24篇报道1984年至2004年夏季奥运会的文章，得出了上述的观点。[52]
（2）女性在传播行业中的角色
女性在传播中的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特有的作用。她们既是不可忽视的受众群体，又是传播行业的从业者。同时，在传播学研究中，女性学者也有自己的作用。2008年的传播学研究对这些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埃尔文·怀特赛德和玛丽·哈德林（Erin Whiteside and Marie Hardin）研究了女性受众对体育传播内容的需求。他们发现，虽然在过去的35年里女性参见体育比赛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在媒体报道方面并没有同样的增加。媒体制作人普遍认为女性对体育比赛没有太多兴趣。埃尔文·怀特赛得和玛丽·哈德林研究了女性消费体育媒体的过程和动机。[53] 莎伦·玛萨雷拉（Sharon Mazzarella）重点分析了以青春期少女为目标受众的宝洁公司的网站beinggirl.com。当以青春期少女为目便人群的女性卫生用品广告和企业提供的青春期教育材料在过去十年间成为美国青春期少女生活的一个部分的时候，互联网的出现将这带入了更高科技的女性卫生用品市场营销策略。莎伦·玛萨雷拉分析了宝洁公司的每月超过五十万访问量并在43个国家不同版本的网站beinggirl.com。这个网站试图通过互联网来教育少女们青春期的知识。[54]
女性并不单单是传播过程中的接受者，还是传播媒介的积极制作者。很多学者对传播业中女性工作者进行了研究。伊戈尔·玛士阿（Igal Mashiah）研究了以色列女导演通过自己的电影对以色列妇女地位和状态所表达的看法。他注意到这些女性导演通过他们的作品对他们文化中的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进行抗议和抨击。他们通过现代和自由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传统的风俗习惯。这些电影关注了在以色列的年轻宗教妇女（包括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反抗男性统治的宗教习俗。她们认为这些习俗侮辱了她们并控制了她们的生活。在以色列这个男性统治的充满男子气的文化中，通常是军事和宗教题材占电影题材的大多数。而这些女导演的作品关注了以前没有人关注的领域。[55]在某些历史时期和地点，性别歧视总是会存在于某些职业。黑蒂·克伏宁（Heidi Kurvinen）研究了芬兰历史上的记者职业，来分析女性记者在历史上的地位。她研究了历届芬兰女性记者联合会的讨论发言，并研究了报纸文章等有可能展示出当时女性记者的从业环境的文件。她发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越来越多的芬兰女性加入记者这个职业中来。女性记者和男性记者的比重正越来越平衡。但是，女性记者仍然缺乏能像她们的男性同事一样达到更高职位的机会。黑蒂·克伏宁认为对历史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现实中的女性记者地位问题。[56]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女性参与信息传播创造了新的条件。马亚穆·卡亚尼（Maryam Kiani）研究了伊朗女性博客的内容。在伊朗，女性话题是禁忌的并不允许在公开场合讨论。而博客则提供给了女性一种讨论她们关心的女性话题的方式。而且博客不仅仅提供给了她们一个公开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同时她们可以访问其他女性的博客来交换想法，从而是女性话题更多的被公众关注。马亚穆·卡亚尼认为通过研究这些女性博客，可以更好的理解伊朗女性的愿望，需求，压力和幸福。她同样提到了伊朗政府对女性博客打破传统的担忧。[57]
还有学者研究了在大众传播学领域女性学者的研究成果。约翰·托雷斯·波得尔（John Torres Bodle）等学者研究了过去20年里女性学者在新闻学和传播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他们研究了1986－2005年间在18个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主要期刊。其中，女性学者发表了32.3％的学术文章。担任副教授的女性学者发表了最多的文章（31.2％）。[58]
5. 国际传播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传播学研究越来越关注于发展中国家的媒介发展，特别是亚洲。同时，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西方媒介和伊斯兰媒介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是传播学研究关注的热点。在媒介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争议也再次成为了2008年国外学者们研究的焦点。
（1）亚洲媒介发展
亚洲媒介在近些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也成为了各国学者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对亚洲媒介在亚洲人生活中起的作用，亚洲在全球化中的角色进行了重点研究。中国最为新兴的重要力量自然而然成为了亚洲的代表。那然·基提（Naren Chitty）认为中国在迅速崛起的同时，中国政府和人民越来越关注自己在海外媒体的形象。中国目前没有足够的能力影响西方媒介的原因是中国的媒介没有渗透到西方世界中，而且西方媒介已经有了负面的偏见。那然·基提首先在研究中分析了软力量理论在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中的形象。然后，他分析了中国软力量的表象和力量的展示形式。最后他讨论了中国软力量在网络上的声音。[59]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达雅·屠苏（Daya Thussu）教授则在研究中展望了亚洲媒介的崛起对全球化的影响。他认为现在的国际传播学对全球化的媒介和传播的研究是基于以英语文化为中心的研究。然而，随着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两个巨人的发展已经挑战了传统传播学的研究框架。印度拥有超过40个新闻频道，并拥有世界上语言最复杂的媒体覆盖范围。而中国的博客数量很快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博客最多的国家。作者认为印度和中国的这种崛起会给传播全球化的研究带来亚洲的口音。[60]
韩国学者沈斗辅则重点研究了亚洲的媒介交流问题。他认为在曾经的几十年里，亚洲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是很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国家被分隔为共产主义或者资本主义，造成国家之间的交流更加困难。即便是今天，历史上的日本殖民，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仍然给国家间的交流造成影响。同时，他还认为亚洲国家过于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文化交流。然而在近些年，媒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活跃。韩国，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互相交流电视剧，音乐，电影，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联合制作实践。韩国这个曾经被认为是流行文化的“死水”的国家现在甚至变成了亚洲流行文化制作和交流的发电站。沈斗辅认为亚洲媒介产业的这种进步，将会给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介发展带来重要影响。[61]
（2）西方媒介和阿拉伯媒介
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进行，西方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持续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传播学研究也更注意研究西方媒介和阿拉伯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报道上不同的视角。穆斯林世界在西方媒介中的形象和半岛电视台在穆斯林文化和战争报道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
提恩·芬格恩首（Tine Fingenschou）认为阿拉伯国家新诞生的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新的卫星电视台改变了以往由西方媒介流向中东的信息流。半岛电视台新的英语频道在2006年11月成立。提恩·芬格恩首通过大量的访问和调查试图揭示半岛电视台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改变国际新闻报道不平衡的局面。半岛电视台关注于被西方媒体遗忘的灾难和冲突，使用非精英的新闻素材，详尽报道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提恩通过对半岛电视台最新的报道内容的分析研究认为半岛电视台的节目设置很好的支持了节目编辑的目标，那就是改变世界新闻报道不平衡的局面。[62] 罗尼·拉弗勒（Ronnie Lovler）同样关注了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他研究了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这个全球唯一一个不是在西方的英语全球新闻频道在美国民众中的影响。[63]
塔里克·撒布里（Tarik Sabry）研究了媒介与传播的去西方化对理解阿拉伯世界对现代性的理解会有帮助。当代阿拉伯思想中关于现代性的辩论是被多重现实所困扰而且占据了不同文化背景。当提到西方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是“模范”和“敌人”的形象并存。作者认为，如果生活在媒体包围的世界是现代性的一个体现，那么如果不理解媒介的作用，对阿拉伯世界没有帮助。[64]
卡罗拉·瑞绮尔（Carola Richter）研究了国际广播对推动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作用。他研究了德国之声的阿拉伯语节目，并评估其对推动跨文化交流的作用。她认为90年代初随着媒介全球化和数字化而诞生的国家领导的全球广播已经过时了。今天，没有信息是一个问题，但对信息错误的解释和理解更是一个问题。因此，国际广播就成为了不同文化间交流的纽带，从而帮助人们跨于交流的鸿沟。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陷入了危机，国际广播又被重新激活来对阿拉伯世界进行宣传。但西方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比如美国希望通过国际广播来赢得阿拉伯人民的心和思想。而德国之声则是希望为不同文化和人民的交流提供平台。因此，德国之声的任务就是成为了以对话为主导的广播方式。然而，崛起的半岛电视台满足了阿拉伯人民对信息的需要，对德国之声的收视率产生了很大影响。卡罗拉·瑞绮尔的研究显示从内容和节目安排上，德国之声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德国之声的节目的对话话题既没有关注全球冲突和灾难或者欧洲一体化，也缺乏区域性的参考帮助刺激多方理解或者对话。[65]
（3）媒介帝国主义
媒介的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全球性的媒介可以造成媒介宣传统治性的作用。马太（A.D.Mathew）认为现在存在着这样的趋势。精英阶层的意见越来越成为统治性的观点反映在全球媒介中。这需要对媒介的所有权和媒介的力量进行深入的研究。马太在研究中反复强调了媒介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他认为优势的经济力量拥有优势的媒介从而造就了这种统治性的结果。[66]
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和全球性的传播技术使全球资本主义成为了现实。全球资本主义造就了互相联系的资本家阶层和世界范围内越来越边缘化的贫穷阶层。维恩·霍普（Wayne Hope）认为国际传播技术创造了两个相反的交流过程。国际新闻媒介用模糊富人和穷人同时代性的方式诠释了富人和穷人的社会圈子。传媒对名人文化，商业世界和政治家的关注与对贫穷和灾难的报道区别开来，造成人们对富人和穷人不同时代的错觉。另一方面，传播技术的进步又使人们在这个互相依靠的经济世界更容易的看到别人的生活。也就是说穷人和富人的同时性使可以被展现出来的。www.huzhengrong.net
6. 其他领域
除去前面讨论的主要热点课题，2008年的传媒学研究也关注了诸如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关系等领域。
（1）全球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是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课题。全球气候变暖相关的课题是2008年学者们在环境问题上研究的热点。索尼·罗森塔尔（Sonny Rosenthal）的研究认为在新闻报道中以环境的价值为导向会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如果新闻中以环境价值为框架，人们将更容易对环境破坏产生担心。[67] 朱丽亚·克波特（Julia Corbett）等学者回顾了1985年以来美国新闻对全球变暖问题善变的报道。媒体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先被国会议题所左右，而过几年后又被升高的温度所引导。科学证据则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更加复杂的角色，既积极又消极的引导了公众的注意。[68]
从2006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50家巴西有影响力的报纸开始用越来越多的篇幅来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古力赫姆·卡内拉和法比奥·西恩（Cuilherme Canela & Fabio Senne）以从2005年7月1日到2007年6月30日间997篇文章，专栏和专访为素材，研究了巴西新闻界对气候变化的报道。他们发现巴西报纸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越来越关注，尤其是在一些关键事件前后，比如IPCC报告发表和可能由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现象。同时，他们注意到全国性报纸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超过了地方性报纸。他们还对如何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热度从事件导向引向人们日常关注。[69]
学者们还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媒体报道进行了宏观的研究。伊日尼·内伏拉（Irene Neverla）认为气候变化在西方国家成为了一个超级问题，这是因为媒体的持续关注，以及情感性和普遍性模式的报道。然而，气候变化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议题?在哪些国家，气候变化的报道显著增多？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对气候变化的报道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伊日尼·内伏拉认为公众的注意力并没有被科学事实和发现所左右。气候变化只是在西方国家成为了首要议题。他还认为报道气候变化需要按照一定的文化习俗和政治经济兴趣进行。对非西方世界的报道，要根据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情况进行安排。[70]
（2）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研究作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在2008也是学者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公共关系在企业的应用，企业危机管理，和新媒体中的公共关系。帕米拉·绍克里·撒拉巴克（Pamela S. Shockley-Zalabak）出版了《企业传播的基础：知识，敏感度，技巧，价值》一书。在书中，她介绍了企业传播的主要问题，包括组织冲突，全球化，领导力，价值观，变革等。她特别强调了在全球化和传播技术在应对变革和危机中的作用。她同时也强调了女性在企业传播中的作用。[71]
安西勇（Seon-Kyoung An）等学者进行了美国和韩国的有效组织危机管理策略的跨文化研究。他们对比研究了美国和韩国公众对企业危机公共关系管理措施的看法。他们从个人和企业责任，企业对危机反应等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72] 布里吉特（Brigitte Mral）研究了危机传播的修辞问题。她认为危机情况通常都是带有修辞色彩的情况。在危机情况下，带有说服力的修辞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给各个层次的决策者的行动带来信任。布里吉特结合现代修辞学研究的新成果，对危机公关中的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73] 彼得·安东尼森（Peter Anthonissen）认为没有企业能对危机免疫。一场危机并不一定会成为公共关系的危机。他通过《危机公关：名誉管理和公司拯救实用公关策略》建议如何快速积极的限制危机的损害，他还解释了如何将危机变成机会。他在书中描述了如何帮助企业为没有预计的灾难做准备。[74]
三、发展趋势及展望
近几年来，在国外高校之中，虽然对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之间的学科从属关系还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但是目前在西方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界限已经愈发地模糊，这一点从全世界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内的权威学术期刊和学术组织年会上即可窥其一斑。
通常而言，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MACR）这两大最负盛名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组织会提前为每一年的年会预先设置主题，而与主题相关的研究也必然成为每一年学术研究的趋势所在。世界最大的新闻传播研究组织——国际传播学会（ICA）为2009年设置的主题是“传播的关键词”（Keywords in Communication），2010年的主题是“传播题材：政治、文化和技术的挑战”（Matters of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Challenge），而相比之下，吸引了更多来自非欧美国家的学者参与其中，目前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最能体现国际化和多元化发展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2009年年会的主题为“人权与传播”（Human Right & Communication）， 2010年的主题为“传播与公民权：反思危机与变革”（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 Rethinking Crisis and Change）。这些主题已经很鲜明地反映出了未来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趋势，即把传播活动更多地置于社会发展的语境之中进行审视，将传播活动的本体与社会政治、文化、技术等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同时深入批判地分析传播活动的社会影响。
另外，到笔者撰写本文之时，国际传播学会在2009举办的第59届年会已经公布了会议议程和主题，从大会列出的诸多流派和议题之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学科发展趋势的理论热点。
（一）新闻学部分
首先，关于新闻价值、新闻客观性以及新闻本题的研究一直是新闻学研究的传统问题，也是新闻学学科框架体系中的根基所在。于是，关于这三个传统命题的研究始终是新闻学学科经久不衰的热点所在。2009年，国际传播学会的年会上将再次设立“决定何谓新闻价值”（Deciding what is newsworthy）、“社会监督的复杂性”（The complexities of watchdogging）、“公平、平衡与客观”（Fairness, balance, objectivity）和“看门人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Gatekeeper）以及“构造新闻”（Framing the news）等多场分论坛来对这些传统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虽然传统，但必然保持着热点的关注度，并不断会在研究中寻求到新意。
其次，由于当前媒介环境正在经历着瞬息万变，传播形式的变革和全球化的趋势为新闻传播者和新闻实务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因此对于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传播者主体研究、新闻实务研究与新闻教育研究必然会成为下一阶段的热点研究。仍以国际传播学会2009年会为例，与上述主题相关的专场论坛就有“报刊新闻学的终结？（The end of print journalism?）”、“新形式下的新闻实务（Emerging news practices）”、“全球化的新闻学：哪里，怎么，多少，如何?（Globalizing Journalism: Where, How, How Much, So What?）”等十场，由此可见其关注度之一斑。
此外，由于2008年是美国和世界很多国家、地区的大选年，因此在2009年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之中，对大选报道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定会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国际传播学会在2009年召开的地59届年会上也特别为设立了“大选季的新闻报道（News in election season）”专场论坛。
（二）传播学部分
在总结了2008年的发展概况之后，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出传播学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出现这样的发展趋势，即学科融合、方法融合、媒介融合。www.huzhengrong.net
其一，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将会愈发完整。因为从近两年国外高校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欧洲的批判学派和美国的经验学派之间彼此借鉴的态势愈发明显，而传播学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融合的走向也一年比一年更为清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积极使用各个不同学科的理论观点来对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的传播现象进行解析，将直接有助于使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向着更为严谨、周密、科学的方向发展。
其二，研究方法而言，虽然每年在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的年会上，相当多数的美国学者仍然钟情于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研究一个具体的传播个案，但是在多数学刊以及相比之下国际化背景更加多元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年会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结合起来，不仅对某一个案具体的传播效果进行测量，同时也将该传播个案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进行批判式的分析。
其三，当今社会中媒介融合的态势愈发引起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必将直接催热传播学部分流派的研究。比如，从2007年到2009年，整个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似乎都对传播技术研究有着明显的偏爱，相关研究成果仅从数量上看就出现了稳步上升的趋势，而2009年国际传播学会地59届年会的议程表中，更是在本已占据大量时段的传播技术主题论坛之外，又专门设立了长达一个整天的“移动2.0：超越意见（Mobile2.0: Beyond voice?）”，足以看出全球学者对媒介融合领域新的技术与传播问题的特别关注。
综上所述，新闻传播学研究将在传承和创新的过程中踏入2009年。具体说来，一方面，对于学科传统问题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这将令学科体系更为厚重扎实；而另一方面，对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媒介环境下新闻传播现象的捕捉与动态关注，也将使得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科建设在更为广博的科学平台上放开视野，汲取到更多新鲜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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