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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替谁说话？——记者的四种类型

星期日, 五月 13th, 2012

有好几个记者，在采访中遭人质问：“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句“政治不正确”的问话，既是笑谈，又精准地映射了中国的现实。

其实，“替谁说话”这个问题，的确可以成为一种给记者分类的标准。前段时间，学术期刊《The China Quartely》就刊登了一篇由悉尼科技大学学者何尚恩（Jonathan Hassid）撰写的论文，他提出了当今中国记者的四种模式，其划分依据可以简单总结为“替谁说话”。

“替党说话”的记者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也就是所谓“喉舌”。这类记者在西方的学术圈和传媒圈中被讨论得很多，他们往往被视为毛时代的过时遗产，自从1978年开始便在数量和地位上逐渐衰落。何尚恩在论文中引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近40%的记者是党员，而整体上只有5%的中国人是党员——这或许能证明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重视，但绝不表明这40%的党员记者都属于“喉舌”类别。

“总体来说，他们是一个对现状满足的群体，没有改变现实（rock the boat）的想法。”通过多例深度访谈，何尚恩总结。

“替老百姓说话”的记者也是一个重要类别，何尚恩称之为“鼓动型记者（Advocate Professionals）”。他们往往关注地方的贪污腐败问题，关注环境污染事件的受害者，为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鼓呼。这类记者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介入现实，改变现实。

可以想象，在何尚恩笔下，我所供职的《南方周末》一定是盛产“鼓动型记者”的地方。此外，他还提到了《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和《财经》。其实，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新闻人就传承着这样的血液：批评政府，启蒙大众。

不过，何尚恩认为，除了这两种类型，中国的记者其实还有两类。

一类是“替钱说话”的记者。在论述这类记者时，他主要是在指出中国新闻界那些不光彩的怪现状：收“车马费”（有记者在访谈中说“车马费是应该的”），要“封口费”，甚至主动敲诈勒索。这个群体不在少数。

另一类是“替客观事实说话”的记者，也即所谓的“美式专业主义记者（The American-Style Professionals）”。这类记者（至少在口头上）并不以介入现实为使命，他们崇尚客观记录、平衡报道。有记者在访谈中对何尚恩说，他认为新一代的年轻记者更倾向于成为专业主义者，因为他们接受了系统的学院训练，受美国的影响也更大。不过，总体而言，在当下的中国媒体中，专业主义者仍是少数，一位编辑甚至说：“如果媒体太专业了，那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新闻环境和美国非常不同。希望尽量做到独立、客观的记者，往往会遇到很多体制性的障碍。”何尚恩写道，“简而言之，很多中国记者声称自己是美国式的专业主义者，但其实只有少部分真的是。即便是那小部分人，在政治上也倾向于顺从。”

何尚恩将这四类记者按照“是否希望鼓动”和“是否恪守新闻独立”两个指标进行了分类：两者都高的是“鼓动型记者”；两者都低的是“替钱说话的记者”和一部分“喉舌”；鼓动指数高、独立指数低的是“喉舌”；鼓动指数低、独立指数高的是“美国式专业主义记者”。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国外研究者，何尚恩对中国媒体现实的了解和洞察都令人钦佩。他的分类也许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囊括了今日中国记者的各种类型。不过，对于各种类型的记者，尤其是“替老百姓说话”和“替客观事实说话”的两类记者群体，还有进一步深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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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时代——评何威《网众传播》

星期一, 五月 23rd, 2011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何威发来新书《网众传播》样稿，应该是国内出版物中为数不多的以社会化媒体及其使用中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有相对均衡比例的中外案例比较的学术著作。

社会化媒体在此书中的地位非常之高。在评论之前，首先应该厘清一下此书中使用的新概念——“网众”。根据何威的解释，“网众”是“网络化用户”组成的群体而“网众传播”则是指由网众发起和参与，由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中介的传播模式、现象与行为（P20）。

作为身处传统报业内部、工作却以社会化媒体为重心的小众，笔者尤其感兴趣的是何威如何分析社会化媒体对于大众媒体的影响。

对于大众媒体与社会化媒体的区别，何威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他说，如果说，大众媒体的经营模式有点像是“音乐会”，社会性媒体就更像是“嘉年华”。（P114）

他认为，社会化媒体的所有者基本“隐身幕后，很少现身于信息生产、发布、流通、接收的过程中”，其实却不然，因为他低估了社会性媒体所有者可以发挥的“类大众”影响。这种影响力可以发挥在其产品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直接决定了这一场“嘉年华”的风格。例如新浪微博在发起阶段的产品策略之一是拉拢各大媒体的记者、编辑，曾经有媒体报道说当时新浪所有工作人员都有指标要完成。这一产品策略直接导致了如今新浪微博与其他各家微博非常不同的特色，即时事评论多、社会讨论多、媒体跟进多。

网众环境对于媒体从业者本身有怎样的影响呢？何威至少提到了两点。其一是从网众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互动性出发的论述：

大众媒体的从业者在现实社会中同时也是网络化用户，而且由于其工作需要和职业素养，常常比其他用户表现的得更为积极和活跃。他/她们也参与网众传播：既把因从事大众传播之工作而获取但最终无法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采用网众传播的方式加以传播；另一方面，将其从网众传播领域内获取的信息，作为其大众传播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很多“网络事件”或“网络舆论”就是因为大众媒体的报道之后才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关注的。（P24）

其二是一个穿插在论述中的案例引起笔者的注意：

某报纸记者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而被当地公安局发起全国网上通缉，有关此事的信息在微博上被数十万人转发和评论，最终公安局撤销了通缉并公开道歉。（P129）

从这样的论述以及案例可以看到，总体来讲，网众环境带来给媒体从业者带来的积极效果为主，尤其是在信息的传播和生产环节，更可以进一步的保护自己。而由于许多的媒体同行已经在许多的网众环境中建立了威信和社群，产生了良好的互动与提携，更是有益于整个行业的发展。进一步说，当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传媒人（例如《凤凰周刊》的邓飞）在这样的平台上有意的发挥其影响力的时候，他/她能接触到的人将远多于他/她凭借刊物可以接触的读者，也可以产生许多传统媒体平台无法达成的成就。

面对信息爆炸，何威这样问道：

相比权威不容置疑、个人选择匮乏、信息更为同质、交互成本更高的时代，难道一个有着纷繁信息、更多选择，并提供了挑战权威、人际交互、信息过滤的有力工具的时代，反而让个人变得更加无所适从、更加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确实更无所适从，更不知道需要什么了，那么究竟是人们身处的信息环境、使用的媒介技术出了问题，还是作为行为主体的“我”尚不具备足够的能力素质来担当责任，做出选择？（P108）

对于这样的提问，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应当有的反思是：传统媒体可以怎样扮演更好的角色，去帮助信息消费者，解决这个信息过滤的问题？汤森路透的数据总编、国际记者网的撰稿人蔡翔祁先生便经常思考这个问题，而他个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便是，要将整个新闻生产过程“结构化”、“数据化”，从而使得读者面对的不再是零散的信息、每一天的碎片，而是可以从任何一点数据进入，开始探索所有与之相关的信息，进而获得信息价值最大化。但要做到这些，前提便是媒体本身可以提供良好的、操作简易的程序，一方面帮助信息生产者提炼出所有有价值的信息数据（例如人物、地点、学校、公司、财务数据，等等），一方面也帮助读者发掘。

对于未来？何威是这样说的：

仅以新闻生产为例。从事信息搜集、过滤、编辑、整合的专业性、组织化的新闻生产者一定还会存在，但却未必像现在一样，局限于大的媒体机构，如数百上千家报社、通讯社，数十上百家电视台、广播台。新闻生产者可能更加细分化、专门化、分散化，或许更像是数以万计、规模不大甚至孤军作战的“报道组”、“记者团”，针对某地域、某专业甚至某主题，做范围狭小但深入的报道与评论。而当公众广泛关注的大事件发生，则有更多不同领域的“小组”前去报道。当然，普通网络化用户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传播行为普遍存在，并与上述专业信息生产者的报道互为补充。（P152）

其实无论模式如何演变，关键的还是模式背后的资金来源——只有运作良好的商业模式才能够保证模式的可持续化。可惜全书很少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待整个问题，从而忽略了一些笔者认为值得关注的产品。例如spot.us，一个通过网站连接个人/机构投资者与写稿人的产品，通过众包（crowdsourcing）加上微支付（micropayment）的方式来投资单独的新闻稿，便是少数几个已知的成功的案例。这种众投资（crowdfunding）的模式最小化了地域的限制，最大化的利用了何威所言的网众，更是扭转了长期以来的广告主宰媒体收入的商业模式，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创新。另一方面，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的社会化媒体的兴趣，在近期的Economist的文章中写的很明白。而这些资本的注入将如何影响这些“所有者”的走向，以及最终导致终端用户的使用习惯。

何威认为：

如果说大众媒体所传播信息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取决于这一媒体多年来为自己塑造的品牌（brand）；那么社会性媒体所传播信息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则主要来自发起和参与的网络化用户所积累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信任（trust）。（P116）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只不过是在网众环境下，将原来只属于大众传媒的机构性品牌，通过社会资本和信任的纽带，转化成了个人的品牌而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个充满变化的当口，正是弄潮儿们大显身手的好时候，媒体人们应当在这两年内尽快在网众中建立其个人影响力。这是一个属于个体的时代——现在下海，为时未晚。

《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月底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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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W2011：为何媒体从业者需要紧跟技术前沿

星期日, 四月 3rd, 2011

For English readers: This is my first note in a series of after-thoughts of the CSCW2011 conference which was held in China in late March. There will be English ones later. This one is contributed to International Journalists’ Network’s Chinese site, on why media professionals should follow technology trend and learn from it.

三月底的时候，去了一场名为“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的论坛。CSCW这已经是第十一场年会，之前一直在美国召开，这是第一次移师亚洲，而杭州成为主办地却也是借着阿里巴巴的东风。CSCW似乎没有官方的中文翻译，最常见的译法是“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简言之便是如何应用最前沿/较成熟的科技来帮助、深化需要多方协作的项目。

年会持续三天，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每当我向人介绍说，我是媒体从业者，我来自香港的一家报纸的时候，对方十有八九的第一反应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如先说一下参加这个年会的三百多人大抵是怎样的背景——从地域来说，有百来人来自欧美，另百来人来自亚洲各国。从工作来说，有一半来自学界（尤其是计算机科研较突出的高校，例如卡耐基梅隆、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等），另一半来自业界，即各大研究院（例如微软研究院、IBM研究院、诺基亚研究院、中国移动研究院，等等）。大部分人都和计算机研究或者应用脱不了干系。

于是大家的第一反应显得没有那么不可理解——一个媒体从业者，在一群搞计算机的人里面，做什么呢？而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是：做新闻的（尤其是传统报业的），和做计算机的，八竿子打不着，老死不相往来才是正道。

而事实上，这个局面，至少在美国，早已开始改变。比较出名的打破这堵高墙的是“Hacks/Hackers”。这个组织的口号很简单，就是当新闻遇到科技（Journalism meets technology）。这里的Hack指的是媒体从业者；Hackers指的是科技从业者。而它的目标是，“重启新闻业”。两者的交汇点在于，媒体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来做更好更深入的报道、将自己的产品更广泛的推向大众、以及寻找更具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而计算机领域有很大一部分是钻研如何更好地储存、应用、展示信息。信息的价值，便是两者的结合点。

美国的传统媒体已经衰落到了一个记者编辑人人自危的地步，不少在美国的朋友都跑到中国来找工作。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促使当地的媒体从业者都自觉自愿的学习最新的科技，以帮助自己稳定或者找寻新的工作。熟练使用新媒体已经成为简历上必不可少的筹码——相比之下，中国的记者编辑们开围脖的压力要小的多，并且更多可以慢慢享受新媒体所带来的乐趣。

而科技能给媒体带来的益处其实也早已突破了新闻的做法那么简单。回到CSCW这个会议，面对对方“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问题的时候，我最详尽的一次解答主要包括了这样几个要点：1. 传统媒体不行了，我们要学习科技以自救；2. 传统媒体现在也不尽然传统了，我们作为一家百年老报，还是会做一些公众协同项目的，例如我主管的公民地图；3. 媒体的职责不光是做传播、做新闻，也考虑社会责任，而计算机领域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项目和技术，例如IBM的CreekWatch。

“学无止尽”这四个字，用在媒体从业者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本职工作已然充满变化，而整个行业目前所处的波动（摇摇欲坠？）状态更是充满挑战。对于有心跨过高墙去学习新技术的媒体朋友，笔者有以下建议：

选择一个方向。新技术日新月异，要追随一切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你做杂志，那么不妨关心信息可视化；如果你做报纸，可以多关心微收费；如果你做电视，那社交电视是未来的方向——总之，从已有的基石出发，去探索未知的领域，会容易一些。
不光学习知识，更要认识产品，以及背后的人。知识总是会淘汰，你了解“新媒体”这样一个概念，不如自己开一个围脖去好好经营，学习如何和读者互动；而认识这个产品之后，如若能认识它背后的操作，了解产品设计者的想法和理念，以及它们操作中但未曾实现的想法，才有可能一直处在领先的地位。
不要怕犯错，关键在于每天要犯新的错误。新的想法、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每天都在涌现，要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场竞赛的好处在于，大家都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围脖在中国的兴起，还不只是去年的事情？这个行业需要“重启”也不正是因为其负担过重、屡屡死机。所以，不把自己禁锢于原有的传统框架内，才有可能“重启”你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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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2010

星期日, 十二月 19th, 2010

今天是T.T Sunday第二击，在香港文青聚集地Kubrick书店，来了一大伙人，聊聊过去的一年中国的那些事儿。

都聊了些什么呢？什么都聊到了。引起讨论最深的是空椅子前后事件。其余谈到的有赵连海、QQ/360纷争、中印关系、亚运会、物价上涨、复旦黄山门、李刚、宜黄、上海大火、《正义》课程的流行、Apple系列产品、老人摔倒致死。算是在三个小时内勉勉强强触及了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有些事情已经印象模糊。不是我们记性太差或者过于冷漠，而是这一年实在是风起云涌，各种奇闻轶事一波接一波，此门未关那边厢又东窗事发，搅得人心惶惶，闹个措手不及。正如今天沙龙一参加者所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扮演起救火队员的角色，维稳已经成为各级官员的第一要务，连经济发展都被降低了优先级。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更关心的，或许是在那些事件中，媒体究竟扮演了（或者来不及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这些事件对媒体又有怎样的改变。无论是怎样的事件，既然成为了公共话题，媒体的责任与义务便是绕不开的。

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或许是2010年新浪围脖的作用——FT中文网将它评为年度最值得尊重的媒体，并非没有道理。对于曾经用惯了饭否的人来说，或许新浪围脖在创始之初给人的印象不过是娱乐化、明星效应等等，但逐渐的我感受到这个产品的粘性，并感受到它的力量。和平奖颁发之时，我同时在刷围脖和推特，两边都是消息的快速传递，不同的只是新浪的非常隐晦，不如推特上那样欢欣鼓舞。宜黄事件更不用说，最早便是在新浪围脖上被曝，加上凤凰周刊记者邓飞追截访的现场直播，以及之后钟如九自己的开围脖向公众公开事件进展，等等，更是直接忽略了传统媒体的作用，将当事人和阅读者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围脖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消息传播的首选平台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是国内传统媒体的弱势——弱在内容审查与时效性，这为以草根、原汁原味以及快速传播定位自己的围脖提供了机会。其次是新浪围脖的最初产品战略便是拉媒体人，于是上面聚集了一大批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等等，他们个体的转型带来了较为高质量的讨论和互动。再次是许多事件本身便容易引起公众情绪反应，而围脖“转发”功能又恰到好处的能够为这种情绪推波助澜（这里无法判断说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特性）——无论是对亚运会的反感，还是对物价上涨的无奈，对“我爸是李刚”的愤怒，对老人摔倒致死的同情，等等等等，无一不显围脖作为一个情绪扩音筒的作用。

媒体的义务是提供真相——或者更多的接近真相。在信息过度的今天，这种对事实的反复核查以及对真相的认真逼问才更凸显其价值。当每个事件都如浮云般发生便被忘记的时候，媒体如果疲于追踪，而忽略了对过去的事情的深入剖析与反思，便是失责的。而很多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各种信息嘈杂纷涌的时候，大众容易失去方向，或者偏听一面之词——QQ与360的纠纷便是很好的例子，在今天讨论的时候，依然大家会说出不同的版本。之前盛传的金庸之死，也是一个正规媒体完全不该犯的低级错误。上海大火一事，究竟问责的结果如何，家属的安置如何，上海的消防系统更新如何，各级建筑公司的安全检查如何，都是值得一追再追的问题。如果任由灾难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却没有足够的跟进和改变，那社会的进步又从何谈起。

每个稍微关心一点时事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一年官民矛盾的突出、社会问题的凸显。前面提到的围脖对于情绪的推动与迅速传播，在这种氛围下，便显得危险。在这种时候，传统媒体或许更多的需要做理性、客观的报道与深入的调查，才能帮助焦虑不安的大众冷静下来，想想看究竟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而不是贸然握紧拳头，或者点燃汽油。中国政府如众人所知有诸多问题（但哪个政府没有问题呢？），但在这个国家，当大部分的资源和人力都集中在政府之下的时候，媒体一方面找政府的问题所在并公布于众，一方面却也要十分谨慎才是——这并不是说要配合政府维稳，而是需要把握好时间上微妙的平衡，以及事实取证上的再三推敲。就算整个社会都闹腾揪心起来，媒体还是要一丝不苟的查它该查的帐，作它该作的文章。

注：

T.T Sunday又名“三思沙龙”，T.T指的是Think and Talk，简单说，就是一个吹水会，但是开口吹之前得麻烦您过一下脑子。在香港待的久了，但凡关心点国内时事的人大约都有相同的感受，就是憋了一肚子话没处去说，和港人谈又似乎总不到点子上。于是我就做了这个松散的每月聚会，大家各自叫上几个有观点又愿意谈的朋友出来，聊聊中国，说说国语。

如果您也身在香港，如果您也心系大陆，如果您也想每个月找一个慵懒的周日午后出来认识点新朋友，聊聊那些个中国的事儿，欢迎给我邮件：info (at) majinx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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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媒体协作项目综览（下）

星期五, 十一月 19th, 2010

这是编译：媒体协作项目综览（上）的续篇。此文的原文来自：A Growing Inventory of Journalism Collaborations。如果你懂得翻墙上推，也可以直接follow原文作者Josh Stearns @jcstearns

3）公益媒体协作

调查新闻网络：这是一个由一群非营利新闻机构组成的网络，专门进行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的深度调查新闻。它旗下的机构囊括了诸如NPR、WNET.org、美国公共电台之类的传统媒体，也包括了新成立的一些数码公司。它不久前刚发布了第一份关于美国校园性暴力的协作报告。

（译者按：有不少在香港或者中国做调查性新闻的外国记者和我说，他们来中国，不仅仅因为这里是新闻的沃土，更因为这里有钱、有资源可以支撑调查性新闻，而美国却越来越少这样的机会，于是他们选择学习中文，来中国做新闻，做出新闻卖回西方世界。中国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媒体合作做调查报道的先例，想象一下《新世纪周刊》和人人网一起做个调查新闻？）

旧金山公共出版社：它与文学杂志McSweeney’s合作做了一个报纸特刊叫做《全景》（Panorama）。两家合作利用Spot.us，面向大众募捐，完成了一个对于海湾大桥的调查新闻。

（译者按：这里的重点是crowdsourcing，而spot.us就是一个专门为新闻服务的小额募捐平台。这个调查新闻根据spot.us上的页面介绍，总共有164人捐款，筹款总共达7964美元，加上一个机构的一次性5000美元赞助，于是这一个调查新闻就有了将近10万人民币的资金——想象一下，CCTV也没有那么大手笔，拿10万块钱来做一个新闻吧？）

NPR’s Project Argo：这是一个基于网络，横跨12家公共电台的项目，由NPR主导，旨在统筹各家媒体所做的值得全国关注但发生在地方的新闻报道。这个项目有专人操作，并且会派出记者实地报道。参与的电台来自旧金山、圣地亚哥、西雅图、明尼苏达、华盛顿、波士顿、纽约等地。（这里有一篇讨论此项目的关于可持续性的文章，非常值得一读）

PBS地方新闻中心：CPB出资赞助了七家地方新闻中心的创立，这些中心将由多媒体记者团队组成，并且将聚焦各地的地方新闻，而他们所做的报道将通过电子平台、社区项目以及其他的广电渠道向全国推广。

（译者按：CPB的全称是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是由美国国会出资成立的非营利新闻机构，它这次在地方新闻中心的赞助总额达千万美元，而对它们的期望则是两年内经济独立。）

译者按：下图是一张展示上面介绍的两个项目的地图，可见它们基本覆盖了全美国（来源：http://www.current.org/news/news1006localcenters.shtml）

公共媒体平台：这是一个由NPR执行、PBS、American Pubic Media, 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以及Public Radio Exchange协作开发的平台，旨在为公共媒体提供一个灵活的网络场所以促进电子新闻的搜集、传播以及商业化。

（译者按：根据Current.org的报道，这个2010年六月开始计划并投资的项目的筹备时间将长达6个月，启动资金约100万美金，以NPR的API为基础，到年底将出产一个平台的雏形，以待进一步开发。项目由三组人构成：领导团队由各家协作媒体的电子产品主管组成，负责确定产品方向；计划团队将方向变为具体的操作细节，而技术团队负责产品的实现。）

Patchwork Nation：一个由PBS Newshou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以及各地的博主协作的网站项目，利用地图、数据分析以及直接报道来实践社区新闻，主要针对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方面。

KQED’s Quest: 这是一个多媒体新闻平台，关注旧金山湾区的科学与环境新闻，并且与当地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机构协作。

（译者按：这是一个简洁的综合型小网站，出产的新闻有电视，广播，博文，照片，地图，以及所有你能想到的形式。由于它独特的地理范围以及科学性的新闻报道，为它带来了特有的教育性质——所以学校、老师、学生都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参与这个项目，或者是贡献，或者是获取教育材料，是不错的媒体与社区结合的案例。）

J-Lab 新闻协作网络: 五家新闻机构决定与至少五家地区性新闻网站合作，通过协作网络计划去共同报道一些社区新闻，并且为将来的内容协作寻找创意与积累经验。

4）大学与媒体的合作

The Local: East Village：纽约时报与纽约大学合作项目，这是一个只覆盖一小片地区新闻的博客站点，基于纽约时报网站而建，由纽约大学负责编辑和出产新闻。

（译者按：自从九月到现在，基本每天能保证有两三篇新闻，而且有些还是视频制作，算是非常之高产了。这个项目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使用了纽约大学自己出产的新闻流程工具—— Virtual Assignment Desk，这是一个专门用来优化新闻流水线的Wordpress插件，其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读者与新闻出产机构的互动，可以通过读者来提供新闻点子，然后由编辑来决定。这里有一篇更详细的解读。）

The Hechinger Report: 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与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几家媒体合作的项目，是一个以教育为主题的深度报道网站。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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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的中国本土化“第一步”

星期一, 十一月 15th, 2010

作为世界领先的金融行业资讯供应商，彭博通讯社近日在中国推出了首轮本土化广告，向受众传达信息：彭博把世界带到你面前，彭博扎根中国，为中国人服务。

在金融行业，彭博通讯社可谓人人皆知，其独创性的产品和服务一度将路透等传统的信息供应商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不过随着路透和汤森合并为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之后，整个行业的竞争开始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向每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进行本土化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竞争手段。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看路透的网站，可以发些他们已经运作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印度、俄罗斯、中国、非洲、阿拉伯等十多个地区/语言版本。而彭博的网站首页，似乎只有日语一个外语版本可供选择。也有相关报道评论说，经过改进的新产品矫正了彭博一贯以来太过高端、太多国际报道的方向，也因此彭博必须同中国本土的同行展开更激烈的竞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次针对中国市场的广告可被看作彭博发力中国本土市场的第一步。这个广告创意一套三个版本，将金融线图和饼状图分别同画有代表中国特色的梅花、莲花和竹子的结合到一起。

三个版本的广告标语则分别是：“国际金融专家，在中国安家”、“国际金融先锋，创中国巅峰”、“国际金融头脑，为中国思考”。其一方面突出彭博本身行业领先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传递了产品和服务贴近中国市场的信息。

据报道，此次平面广告将在新浪财经、东方财富网等大众金融网站以及《财经》等杂志投放，电视广告则将出现在北京、上海的楼宇电视。创作这个广告作品的是我的老东家智威汤逊上海公司。

对于彭博，我们期待它的下一步本土化动作是什么呢？更多的中文新闻内容？更多本土雇员？又或是更多中国市场的广告投放？

本文同时发于 www.superle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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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周刊》：公司人的传媒调查

星期三, 十月 20th, 2010

Brunswick的蔡金青前一段时间在微博上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大意是：在中国，有没有一个对媒体，包括市场化媒体的影响力综合评价排名，以反映出它们的新闻性，社会性，真实可信度，原创能力？

我的印象里似乎没有。

我们的媒体行业倒也不缺少政府主导的、类似“金鸡”、“百花”奖式的新闻行业评选，但那个似乎更大的作用是用来评职称的，所谓的“市场化”媒体在其中的声音似乎很小。我也看到过不少都市类报刊，总喜欢拿自己入选了那个所谓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说事，但是明眼人都知道，那个所谓“世界品牌实验室” 的权威性实在无从考证。也有一些或大或小的行业论坛会评选一些媒体奖，但那个不过是自娱自乐，或者是向赞助商示好。《新周刊》有一个每年的传统项目——中国电视节目榜，但是那个更多的是给电视节目编导的，而非纯粹的新闻节目，况且还不包括报纸杂志。

对于中国的媒体行业来说，普利策奖式的荣誉只是存在于中国大学的新闻学教材之中。而华尔街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也拿来引以为傲的SOPA亚洲出版业协会大奖，由于其题材比较敏感，似乎离我们也比较远。说白了，中国就没有一个大众公认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奖。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手边的一本《第一财经周刊》。最近这本杂志进行的2010公司人品牌调查，一共访问了1835位“公司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最终得出了他们对于各个行业的品牌选择偏好度排名。虽然这个调查的范围还是有点小，而且身份过于单一，但是其结果多少还是有点参考价值的。

报纸方面，有25.4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再看报纸。这个大概多少有点令人沮丧，当然我想这个“不看”，指的是不看纸质的报纸，而非网络或者 IPAD版的报纸。今年排名第一的还是《南方周末》，占有率达20.54%。许多人都抱怨《南方周末》，不如以前好看了，但是在报纸行业，看来还没有谁能够挑战其地位。排名第二的《新京报》占有率为6.27%，和第一名差距明显。编辑也承认它排第二，和受调查人主要集中北京、上海和广州有关。

排名第三至第五的《第一财经日报》：5.61%，《环球时报》：4.20%，《经济观察报》3.92%。一财的入选理由可以参考前者。环球时报这份 “民族”报的地位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到车站地铁去看看男性读者看什么，环球还真的曝光率很高。至于老牌的经观，素有“黄埔军校”的美誉，此次维持第五名，也实属不易。排第六和和第八的《周末画报》：3.81%和《外滩画报》:3.43%总是形影不离，他们受到公司人的追捧毫不意外，问题是他们到底算报纸还是杂志呢。。。

《南方都市报》：3.76%和《新民晚报》：3.11%这两份广州和上海的本地报纸依

然证明一个道理：一旦习惯养成，要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排在第十的则是《21世纪经济报道》2.89%，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的排名应该更高些，我喜欢他们的文章，也喜欢他们的标题。

杂志方面，《第一财经周刊》毫无悬念以35.91%占据第一。他们的编辑将此视为一种对这次调查主办方的“示好”，不过也同时表达了自信。话说回来，“定位准确”依旧是取胜的关键，在这方面，他们自然还没有什么竞争者。

刚刚发行了第600期杂志的《三联生活周刊》以9.26%排名第二，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经过了一场风波，《财经》杂志以5.61%排名第三。当初许多人都预计胡舒立走后，这本杂志的辉煌可能将不复存在，但是它以过去数篇有分量的报道，依然证明了自己是一本值得尊敬的杂志。而新生的《新世纪周刊》以2.72%排名第七，也同样值得敬佩。胡舒立出走的风波过去近一年，留给我们的似乎反倒是双赢的局面？

如我前述所说，杂志的成功大概只有三点：定位，定位，定位。排名第四的《中国国家地理》：4.31%和第六的《看电影》：2.83%依旧说明了这一点。时尚类的《瑞丽》、《时尚芭莎》和《悦己》都相差不大，入围也许也有些运气，因为在时尚杂志领域，说的上名字还有太多了，大概可以单独搞个排行榜。排名第十的是《南方人物周刊》也算是个年轻的媒体，这么算来，南方报业携旗下的21世纪报系在20个名字中就占了五分之一，地位无人能撼。

《第一财经周刊》的这个调查其实包罗万象，从保险品牌到保险套品牌，可谓应有尽有，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研究下。至于在媒体品牌这方面的调查，由于样本的数量和身份的限制，所以我说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代表性不够全面。

倒是想问问全国那么多的大学新闻院系，不是说如今高校新闻学专业已经泛滥了么，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做做这件事情呢？亲爱的胡舒立女士，您如今不是中山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的院长了么，能不能借用您的影响力来做一下呢？

本文同时发于 www.superle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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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求诸己

星期日, 十月 17th, 2010

正式入行两个月来，我越来越对胡泳老师博客上的那段话产生共鸣：

布尔迪厄说：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

真切感受到新闻从业者的参差多态，近距离观察到新闻媒体自身的问题和局限性，是我这两个月来的最大收获。

这或许可以理解成一种“祛魅”的过程：尽管我认为应该继续提倡和推崇理想主义的情怀，但这种崇高的、宏大的叙事不应遮蔽媒体本身的问题，这种超越性的追求不应成为自我陶醉的资本。

促成这一过程的，还有我的同门同学57的一篇博文。他善意地表达了对我《成长为这个时代的南方报人》一文中所流露出的情绪的质疑，并表达了自己对新闻教育和理想现实的看法。

对于他的批评，我心服口服。为《南方传媒研究》写作《成长》一文时，我正在参加入职培训，沉浸在一种对职业共同体的想象之中——而这种有关共同体的想象，大多都意味着对“自己人”的简单化概括，以及对“非我族类”的排斥。所以，那篇文章不仅在理性层面存在诸多漏洞，在感情层面也有不恰当之处。特别是对于我的同学们，如果那篇文章让你们产生不适，我真诚地表示歉意。

现在，我越来越感到，媒体人需要更多反求诸己的精神。新闻业之于社会的民主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字”——James Carey），也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聚集的行业，但这个行业本身和其他行业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像57所说：“我们都被卷入商业化、现代化的现实潮流之中，结构性的痛楚和普遍病态吞噬着我们。”

的确，新闻业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超脱于这个社会的存在，所以这个社会的病在新闻业中也有体现。

新闻业还很容易沾染上“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恶习。作为社会的监督者，媒体往往对自身的病态却坐视不理。今年5月份，当媒体热烈报道“血汗工厂”富士康时，郭台铭对记者说：“记者很辛苦，记者行业是血汗行业”——这是一句大实话，有几个“新闻民工”不加班？有几家新闻媒体严格遵守了劳动法？

我还知道一则真实案例：某家在业内颇受尊敬的报纸，经常为公平正义鼓与呼，然而他们自己在招聘了一批大学生之后，其文化新闻部门竟赤裸裸地提出“只要男生”，并因此改变了发放录用通知时的承诺，调整了好几个人的部门安排。当这家报纸刊登反对性别歧视的报道和评论时，其内部却发生着明显的性别歧视，且没有人在意，这实在是一件荒唐事。

媒体的这种恶习往往也在媒体人之间传染，所以，需要反求诸己的不仅仅是媒体机构，也包括每一个具体的媒体人。我们应该有情怀，但这不是资本，而是抽打我们前进的鞭子；我们致力于让这个社会变好，但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成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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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生叫MV，他所做的不应是拍MV

星期二, 四月 27th, 2010

丹麦报道摄影师Marco Vernaschi（MV）最近在网络上成了众矢之的。原本今年应该是他的幸运之年，受到普利策中心危机报道项目赞助，获得荷赛一等奖，但是他却反而不得不因此忙于应付网友的唇枪舌战。

一，不人道的报道？

让他饱受质疑的是为普利策中心危机报道项目拍摄的专题：《乌干达献祭儿童》。这组照片被一位评论者称为“并没有通过记者的报道给受难者带来光明，反而带来黑暗。”

与我个人而言，非常厌烦这种“欧洲味道”的报道摄影。这种表达尤其在丹麦，瑞典等地非常盛行，摄影师一定要把照片弄得特别戏剧，黑白，强烈反差，暗角，虚焦点。问题在于，第一，照片所拍摄的题材本身已经很极端，还用得着再大肆渲染么？第二，这个题材并非和摄影者个人息息相关，用得着一定要拍得这么“哭天呛地”么？

这当然是题外话，MV受到质疑的是这个系列中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为了拍照的需要将已经下葬的女孩重新挖出来，之后付给孩子家人70美元。另一张，他以非常直接的镜头展示了孩子被阉割的身体。

付费去拍照，展示死亡和受伤的孩童，这在西方记者守则里白纸黑字绝对禁止的行为，作为代表记者最高追求的普利策新闻中心，如何让这样的照片过关？继网友Ben Chesterton率先开炮之后，谴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普利策相关负责人道歉，并撤下了有争议的两张照片。

MV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全力辩解，他提到，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孩子的父母，父母并非被迫去挖孩子，他们也希望得到帮助，等等。但网友指出，作为记者，你不能以个人的道德水准来展开报道，你要考虑的是照片面对大众传播之后的影响。他们还举了例子，在英国BBC的纪录片里，同样的孩子，始终没有露出其正面。

二，摆拍的报道？

因为普利策事件，MV的其他报道也引起了关注。他对南美几内亚比绍的贩毒报道得了荷赛一般新闻专题一等奖。但好事者对比了他的得奖之作和其个人网站上的另一张照片，发现了很多疑点。

1，得奖照片中，持枪者的帽子几乎遮住了眼睛，如何走路辨认方向？

2，其个人网站上的“枪杀”现场，拍摄角度是正对着枪击方向，他不怕枪支走火？

3，两张照片的图片说明不一致，一说是人质被带回，另一个则说人质被抛弃。

4，有一网友留言，认出了照片中的武装分子是当地一军官的儿子，他质疑“你花了多少钱让他偷出了老爸的枪来给你拍照的呢？”

看来，报道摄影师MV是把他的报道当作MV（music video）来拍了。网友 Jørn Stjernekla是这么说的，“人们都想成为世界名记，你能得到摇滚歌星的待遇，大把奖金，灿灿闪光，有比15分钟更长的好名誉。”

摆拍，掠夺弱势的被摄对象，赤裸裸展示贫困伤残，这都是摄影报道中老生常谈的话题，且似乎永远也没有结论。我们可能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侃侃而谈，却忘记自己行为的不检点，或者强调“真相胜过一切”，但不曾想过被摄对象如果是自己感受如何。我们会有各种规则约束记者的行为，但归根到底，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得出标准答案的话题，只有个人心里明白，历史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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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地震？

星期四, 四月 15th, 2010

玉树地震让我真正开始思考，网络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新闻，或者说，新闻是是什么？

AP图片

当然，这个话题太古旧了，因为大多数人已经认定，网络媒体必将取代传统媒体——报刊，杂志，甚至是广播电视。但是，当青海地震发生，我发现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编辑们依然一如既往地以应对特大新闻的思路，对各种来源的“新闻信息”分门别类，将之挤挤挨挨地放到一个又一个的小标题下面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厌倦，甚至没有兴趣去点开这些专题。继而我发现，这些所谓新闻最终告诉我们的无非是——“又一次发生了地震”，至于地震怎样，如何，完全可以参考对四川地震的回忆。

网络似乎带给我们信息的“好，大，全”，但实质怎样？当你对每个新闻事件的了解都是从“最新、进展、专家解释、评论、网友反馈”这样的套路去解读的时候，所有的事件就都不得不“同质化了”，难以想象，这种乏味的解剖是互联网——这个新媒体的思路。

我想说的是，国内的网络新闻到目前为之，只完成了“信息告知”的功能，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新闻。

还是从青海的地震谈起，到目前为止你了解了多少？

我去了美国网站《纽约时报》，我实在好奇，究竟能够有什么不同。

我获得第一个信息来自这条新闻里的地图，可能只是对我这个地理白痴才显得重要——玉树位于四川和青海的交界。

我获得第二个信息来自正文第三段：玉树地区铜，锡，煤矿产资源丰富，还有大量天然气。

接下来新闻援引了cctv采访一位专家的话：“这里的房屋建筑质量很糟糕，很多都是木头，泥、砖的简单结构。”

而下面的新闻则着重分析了学校和学生的受伤情况，所有资料均援引自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数字。

新闻的末尾是救援。

尽管这条新闻的伤亡数字更新得远不如国内媒体频繁，但我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条新闻。

我不认为我的需求是“高端”。中国的互联网媒体的问题和早期人们对待照片一样，只停留在媒介表层，唤起的只是眼球的注意力，这样一轮又一轮的“忽悠”下来，最终剩下的就是麻木。至于网络对独家报道的竞争，则多是从商业利益出发，那些所谓的“地震独家图片”是什么呢？颇有些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还不如twitter上的一句话信息更有力道——某个医院需要懂藏语的翻译。

回到文章开篇我的疑惑，新闻是什么？新闻应该是理性的，它不可避免地具有立场，但它绝对不是以煽情为目标，我们需要一群有担当的人为我们探索事实真相，而不是堆积信息。

“假”照片标本

星期四, 三月 4th, 2010

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今年新添加了一项参赛规定，这个新法则在引起了争议的同时，也为自己引来了麻烦。近日，体育特写图片故事类三等奖获奖者，就因为违反了这项法规而被取消了奖项。

这项新参赛规定如下

“参赛作品不得予以改动，只有那些被行业公认可以采取的修饰行为是允许的。”

被取消奖项的是一组反映乌克兰街头搏击的照片，其中一张细节照片，评委在调取原片之后，发现作者修掉了与画面主体——被摄对象手臂重合的背景之中的一只白色球鞋局部。

在观看了原片和获奖作品之后，大家肯定会和我一样发出惊呼，这就如同刚看到一道鲜艳亮丽的菜品然后一不小心走进油渍斑斑的厨房的感觉一样。

我要说的是，这个家伙被剥夺奖项的理由，却是他所有行为中最微不足道的，甚至可以说，最不影响作品内容表达的一个行为。

他做了什么？

1，他将彩色转成了黑白。

2，他在画面中狠狠地剪裁出一个细节

3，他增加画面的反差颗粒

4，他将照片的四角压暗。

5，最后，他修掉了影响画面美观的一个小细节。（白球鞋）

以上1-4都是新闻摄影领域中一直被认为是合理的操作方法，5，是被诟病，被指摘，但是近两年开始有了不同声音的做法。

这张照片充分体现了传播者（或者是照片生产者）是如何操控照片的，几乎将所有惯用技巧集于一身。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张照片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发展中的一个“标本”的原因。

但是，我并非要将这张照片以及作者所用的手法一棒子打倒，因为判断修改照片的合理性的另一个重要的衡量因素是“读者对事实的期待”（Qualified Expectation of Reality），你们，这张照片的读者，在看到原片和修饰后照片，对信息的理解程度的差异有多少呢？更改后的照片是否完全曲解了事实呢？

对于新闻摄影工作来说，“照片纪录”已经发展成“照片叙事”，这个时候，从所谓镜头获取的“客观真实”到最终到达读者那里的有效信息，恐怕更要基于一个和受众诚实交流的前提，而这个关乎道德考量的问题，却其实又是一个最无法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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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平台化

星期五, 十一月 13th, 2009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连载式专栏“后媒体时代的媒介融合”之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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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人在区分“媒体”和“媒介”两个名词，因为他们觉得，社会化传播荡漾的那些互联网站点——比如Facebook.com，比如新浪微博——实在不象个媒体。按照媒体的学术化定义，它必须是组织内容的，但这些“web2.0”网站，似乎从来不自己制造内容。

如果说门户网站的博客频道还像个媒体的话（即使不是用户上站也是有东西看的），那么这些对社会化依赖度更高的站点，真得有些让分析者觉得棘手。以Facebook.com为标志的大多数SNS站点对于非注册用户，是紧紧关闭大门的。即使你注册了，但如果在里面不进行一些社会化的行为（比如结交好友），看到的东西也很有限。随着一个用户在SNS站点内的好友连接数越多，ta的视野也就越大。这样的网站，算什么媒体呢？

于是，他们引用“电话”这个例子，来说明媒体和媒介的区别。很显然，电话不是媒体，但似乎的确是一种沟通媒介。但媒介一定能承载社会化传播么？两个人利用一个电话在那里嘀嘀咕咕，和两个人利用新浪微博转发评论消息，能一样么？

我更愿意使用一个其实应用很久的名词：平台，来定义这些社会化站点。这种平台，它脱胎于媒体，建立在媒体之上，但做了很大的提升。

一个平台，首先必须是对技术的依赖很重：技术，是它的底层。平台肯定是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平台的运作，技术是最基本的保证。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可以决定平台的生死，而不是内容。

第二点，平台自身并不创造内容，或者，创造很少的内容，又或者，并非仅仅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才能在上面创造内容。这是和传统媒体很不太一样的地方。平台对于内容创造者是不加甄别的，对于内容的传播，也只是少量的干预。平台自身并不鉴定内容的好坏和传播广度，这项任务，让平台上的用户自行去完成。

第三，平台内部的传播机制是混合式的，大部分情况下，只是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人际传播。但这个传播流和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传播所不同的是：旁人可以围观。而对于两个正在交流的人来说，也知道这一点且并不以为异（想想你打电话时突然发现有人在听时的诧异性吧）。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开放的人际传播，在特定的情况下，会上升到群体传播乃至大众传播。

最后一点，平台是半开放的。说它开放，是指它接受任何一方的内容制造或者技术参与。说它半开放，是指它最终的目标是走向一个大致意义上属于封闭的系统：当这个平台消失时，整个基于它的所有内容和技术将分崩离析。半开放的系统就是一种生态系统。

当我们在观察一个生态系统时，对其中的单个生命的生死是不能投入过多感情因素的。狮群咬死了一只可怜的山羊，那是生态系统中的极其自然的达尔文法则。平台同样如此。平台对于单个内容的创造和传播，并不是它关注的重点。它要保证的是，整个平台内部的所有内容的传播是无碍的（至于广不广，视商业需要而定）。

传统媒体今天所面临的困局并非只是广告市场份额的丢失——当然，这很致命。在广告市场份额丢失的背后，则是传统媒体向平台转型的道路显得有些蹒跚。报纸上网并不是完成平台化，它只是让这个传统媒体多了一个载体（carrier）而已。在每一条新闻的下方加一个评论框是有必要的，但也不是平台化的标志：这种互动依然是线状的，而不是网状的。

平台是靠内容的数量的急剧上升而产生一些有质量的内容，所谓量变产生质变。但报纸不是。尽管报纸厚了再厚，它的内容数量也不可能达到一个平台的程度。正如我以前文章所提到的，怎样把自己认为是宝贝的东西让阅听人也觉得是个宝贝，这一点，平台处理起来的效率，远远超过媒体。

事实上，报纸今天面临的悲剧，是从人类社会有了电报之后，就被注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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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金钱投票的桥梁

星期日, 八月 2nd, 2009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连载式专栏“后媒体时代的媒介融合”之十四，报载标题为：用广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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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上，今天这个社会有很多东西还是相当“民主”的，只不过遵循的并非是“一人一票”，而是“一元一票”。商业社会中的股份公司就是这样一种民主形式：最后决策权掌握在股票最多的人（们）手中。市场经济中所谓“效率优先”，本质上也是一种“优胜劣汰”式的达尔文主义：赚到钱才说明ok，赚大钱才证明great。

在充分竞争的社会中，公司应该属于“私”的领域，私人领域民主与否根本不重要，而且，也不可能。但媒体这种商业公司比较特殊一点，它所掌控的媒体，恰恰又被称为“社会公器”，属于“公”的领域。

早期的媒体先贤们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故而有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平面媒体基本一统天下的时代，媒体从业者们奉行采编与广告严格分离的制度。而这一制度能够维持的根本基础在于内容本身能够产生收入。依靠卖报，就可以维持一个媒体公司的持续运营，它自然不用向其它商业公司（或者叫广告主）去低头。这种看上去很复杂很罗嗦的制度性安排追求的就是媒体公器尽可能地去保持某种意义上的独立。

数字化时代让内容变得更易传播和复制，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让更多的人获取信息。但天下没有只有单刃的剑，数字化带来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魔障就是：内容不再能产生收入了。

内核还是个公司的媒体不得不去需求另外一种收入：广告。免费+广告固然给受众带来巨大的垃圾信息的困扰，但在我看来，这还不过是芥藓之疾。真正的心腹大患是媒体不再能维持独立，而前文提到的新闻专业主义，大抵今天也只能沦落为一种书斋式的理想了。

我们都说今天是一个娱乐社会，但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媒体越来越娱乐化的本质原因是媒体对广告的渴求。如果内容能够产生收入，专业性强一点严肃性大一点的媒体的存活甚至是发展都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内容不能产生收入，为了获取足够多的广告主的买单，扩大规模吸引更多的受众是必然之路。于是，循环就这样产生了：规模大的，吃掉规模小的，利基式媒体很难存活（凡事皆有例外，这里的一个例外是经济学人杂志，但有时候你不得不考虑到它如此悠久的历史的因素），更多的，只是为了迎合大众娱乐趣味的谈不上什么思想性的媒体。

是的，这话有点一棍子打死很多人，但还是不得不说的是：今天大部分的大众媒体，思想两个字，是和它们没什么关系的。

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媒体不再生产内容，而只是集成内容。比如说文摘类媒体四处开花，再比如说海量快速的网络媒体建设成为一种“道”。内容集成者面对内容和广告这两个事物的时候，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更关心后者。虽然还不曾有人喊出这样的口号：内容要为广告服务，但恐怕，这已经是这个广告当道金钱投票的后媒体时代许多媒体事实上奉行的不二法门。

广告的强势介入，根本上影响了媒体的“议程设置”。而媒体的议程设置效能，又根本上影响了大众对社会的重要性事件的看法以及重要度排序。戴维科顿的“公司统治世界”，听上去似乎很夸张，但细细品味下来，所言不虚。

于是，金钱成了投票工具。谁给的钱足够多，谁就可以获得媒体的优待，这里有旗帜鲜明的广告，有精巧细致的公关，也有偷偷摸摸但听上去很不错的“植入性广告”、“事件化营销”，以及，“新闻制造”。

广告，为信息大范围普及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为这个社会逐步迈向金权统治社会架起了一座桥梁，而受众，当然不是早期大众传播理论下那些面容模糊一盘散沙的大众，但的的确确，已经成为“观光团”。

与本日志可能相关的文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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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的企业

星期五, 七月 24th, 2009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连载式专栏“后媒体时代的媒介融合”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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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界（人文社科），很有些学者是不同意有传播学这个学科的，原因是：这个学科没有边界，也没有相对来说比较聚焦的研究对象。同样的原因也使得传播学中很有些学者很自豪：传播无所不在。如果把人类心理看成是人内传播的话，人真的无法不传播。

学界的争论是学界的事，但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很清晰地表达出一个事实：这个社会，是传播的社会。而一个从事传播的商业组织，理论上可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一个万能的企业。

与其它企业和他们的客户之间单纯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同，传播组织和它的客户（受众）的关系显得较为微妙一些：受众是它的消费者，受众的注意力则是它的产品。大多数传播组织的收入并不直接来源于受众，而是受众的注意力被转卖后形成的广告收入。故而，受众，某种意义上，和传播组织应该被视为“合谋者”，而广告商，则是生意的另一端。

为了让自己的合谋者更多一些，通常传播组织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包括免费）作为诱饵。仅就传播组织和受众之间的生产消费关系而言，前者生产内容或服务，而后者，则消费时间。

是的，传播组织需要的便是：时间。为了获取更多人的更多时间，传播组织无所不用其极，结果便是，这个社会的媒体是如此得发达，而且，如此得纵横交错互相渗透。

相对而言，早期的传播组织显得十分泾渭分明：平面媒体（报刊杂志）和富媒体（电视广播）很少交叉。更进一步的是，媒体始终是个媒体，很难举出一个媒体开办商场的例子。然而，在数字化出现之后，媒体的融合显得那么得蓬勃发展：媒体已经无所不能。而且，越来越多的本来属于单纯的生产制造领域的组织，开始转变为媒体——当它们将收入期望放在广告之上后。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软件制造业。随着网络的越来越发达，软件出售已经慢慢变成了软件免费供给但获取用户时间的载体，这个载体还需要承载足够多的广告来获得利润。本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媒体。

好几年前，当李彦宏雄心勃勃地开办百度搜索引擎，马化腾四处找钱来继续维持OICQ这个聊天工具的运营，张朝阳毅然决然地将搜狐转型成门户网站，马云领着十八将躲在西湖别墅里挥汗如雨地搞电子商务，你很难想象他们会是未来的竞争者。因为这四样东西看起来完全风牛马不相及——除了都是玩网络的这个共同点。但也正是这个共同点，使得他们各自的商业帝国在今天互相竞争。因为他们免费提供内容（服务），他们获取时间，他们出售注意力。

而大洋彼岸的那个不作恶的企业则更甚：它连星空地图都做，还有什么不能干的？而最近连续的两个操作系统的发布和声明要发布（android和chrome OS），更彰显了google对时间消费的渴望：它需要人们无时不刻地和它接触。

这场被称为“跨界”的媒体融合的本质原因就在于时间。和上一个时代商业组织关注人们的钱包所不同的是，这个时代的大亨们更关注人们的时间。与金钱消费所不同的是，时间消费在很多时候边际效益并不递减，比如你免费收看电视连续剧，免费享受网络游戏，免费使用电子邮件。你时间投入得越多，并不造成你的获益在减少。人们在源源不断地投入时间的时候，并不会产生厌倦，新一代的商业组织的利润的造就，的确和它们的先辈们，并不完全相同。

一个关注并吸纳人的时间的商业组织，自然会变得无所不能。它们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与此同时，广告这个“伟大”的发明，推波助澜，为此买单。

最后顺便说一下，有很多即将毕业或者刚毕业的学传播的学生问我，究竟是去媒体工作好还是去广告代理公司工作好？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在于，相对于广告主是给钱的甲方而言，广告公司是中介的乙方，而媒体则是收钱干活的丙方，貌似乙方更牛一些。但我想，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很清晰地回答了：广告公司仅仅是一个设计广告的组织，而媒体，则可以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