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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克卢汉到乔布斯:媒介技术与环境保护

星期四, 十一月 3rd, 2011

在我们迎来了麦克卢汉一百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當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介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07年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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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它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得成为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判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象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的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功能手机显然是一种冷媒介:需要我们投入很大的注意力。这大概也是边打电话边开车是一件危险的事的缘故吧。但功能手机往后发展,有一度迈向音乐手机的趋势。因为生产商注意到这样一点:人们的随身设备似乎又需要mp3又需要手机,何不将它们合二为一呢?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得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介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杂志,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像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而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 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皮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展开,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在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行文到此,似乎充满着乐观,但我们不妨稍许停顿一下,仔细地审视一下,这样的趋势,真是有百善而无一利的么?

不要忽略麦氏論斷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他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 is the 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我们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自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象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乔布斯和他的苹果重新发明了手机,也重新创造了程序(在苹果体系里称为应用)的生产、分发、变现的过程。用“苹果生态”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么,苹果生态,让我们重归部落化了么?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了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iPhone(同时也是所有智能手机)上都有着各种用于记事的应用,比如谷歌日历就可以和手机里的应用同步。我们先是发现这是一款很不错的让我们不会误事的应用,然后我们就又发现,一旦离开它,我们似乎便想不起今日的日程安排了。手机的随身携带性,使得我们对这种技术设备的依赖性是重的,而这种依赖,又怎么能言之凿凿地说:我们重归了部落化呢?

智能手机上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人类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得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 based 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茨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 刊发于当期《新闻记者》,小标题为魏永征教授所加 ——

乔布斯过世后,有朋友问过,怎么没见你写篇专栏聊聊?一来他退休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东西,二来我现在改行写学术论文去了,哈哈

关于作者
魏武挥,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教师
哥不做总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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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习媒介环境学,从《知媒者生存》开始

星期二, 八月 2nd, 2011

知媒者生存 国内学者对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专著是很稀少的。在我视野所及,一本是王冰所著的《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像》,另外一个就是这本由李明伟所著的《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这两本书都是在做媒介环境学的介绍,前者注重理论根源,后者注重整体描述,相对来说,对于初学者而言,后者更适合入门。

什么是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又被不是那么恰当但也的确指出了它诞生地地称为“多伦多学派”,是当今传播学三大学术流派之一(另外两个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行政研究学派)。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确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有误解;其二、研究并不兴旺。

先看这个误解。李明伟在本书中也提到了所谓“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之辩。这其实完全是两种研究旨趣。李氏在书中论述甚多,我这里不再做太多的展开。不过我倒是愿意用下图来表示这两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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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媒介环境学着力点在于媒介(或者说媒介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反面的),而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在关注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媒介运作的。在变量安排上,两者正好相反。媒介生态学把现存的社会看成媒介所处的环境——故而有一句名言:媒介是条鱼;而媒介环境学,则把媒介看成我们生活的两大环境之一(另外一个是自然环境)。故而有所谓:媒介即环境的说法。

在澄清了误解之后,解释了什么不是媒介环境学之后,就有必要解释什么才是媒介环境学了。李氏在书中提出了他的看法,我这里则结合华裔学者林文刚一篇题为《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沿革初探》的论文来说说我的认识。

媒介环境学做为一个学派,或者说一门学科,就必然需要具备学科存在的必需条件。按照穆雷的说法是,理解一个学派有两个模式,一谓功能主义模式,一谓冲突模式(革命性对连续性)。对于前者而言,就是一个严密的学派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好的理念、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后者则是学派之间互相冲突的论断:范式是否转移?

那么,什么是好的理念呢?

麦克卢汉和波斯曼都有一个共同的旨趣:从生态学的角度去理解媒介和文化。这个视角认为,媒介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形式上和环境上,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则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波斯曼关注文化与教育如何受大范围的社会环境变革的冲击,这样的变革似乎是由于印刷技术向电子技术的转变而引起的。对于媒介环境学而言,波斯曼的定义是:媒介环境学就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

看看范式上的创新。

经典的传播学派(范式)是管理学派(又称经验学派或行政学派)和批判学派。前者主要关注点是媒介影响研究(效果研究),特点是定性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比如关注媒介内容对使用者或消费者的影响,验证媒介对人的短期行为的影响(可以翻阅《大众传播研究的里程碑》一书,那本书里都是这个学派的经典研究案例)。批判学派则部分源自法兰克福学派,后来产生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着重研究的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权,另外一个重点则是政治和公司对媒介的控制,以及它们如何在媒介内容的生产、销售与获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媒介环境学关注的则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学者威廉昆斯在《后工业世代的先知》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传播是环境的。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电视基本上是传播媒介呢,还是一种环境现象?

在昆斯所列的七位先知(学者)中,可以看出有三个分支:以芒福德为代表的机器的蚕食是一脉(我称之为悲观派),以富勒为代表的技术繁育乌托邦是另外一脉(我称之为乐观派),最后则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代表的媒介决定文化论。

媒介环境学的最终确立是在1968年,波斯曼介绍时说,媒介环境学的任务就是“试图揭示(媒介作为一个复杂的讯息系统)隐含的、固有的结构,揭示它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媒介作为感知环境,它是我们观看社会的一面镜子(媒介不是社会)。我们通过媒介感知或“构建/重构”的“现实”,是现实的一种翻版,这种翻版是透过媒介的感知特征过滤的。翻版的“现实”乃是插入周围环境和我们之间的一种东西。

媒介同时又是一种符号环境,我们凭借各种感觉去感知世界,又从媒介的符号世界内容去思考。对于作家而言,世界就像一本书,对于电影制片人而言,世界就像一连串的现象和声音——符号本身是带有偏见的。

互联网之所以成为一个很复杂的研究对象,就在于它是个多重媒介环境:多媒介的感知-符号环境。它一部分是文字,一部分是图像,一部分是声音,一部分是电脑,一部分是电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符号环境,这种新语言的密码尚待破解。

我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新媒体(其实我更愿意用互动媒体)更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为我们已身处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我们“参与”到媒介中去达到交流的目的。在社会学中,把客厅、俱乐部或卧室看成一种媒介,就会形成社会-符号环境。但在互动的网络世界中,这种社会-符号环境又带上了一层“虚拟的”神秘面纱,的确非常有趣。

对于“媒介即环境”而言,林文刚给出了三个基本理论命题。

其一,媒介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又如何被解码。这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的主张是:界定信息性质的是媒介的结构。林氏顺便提到了小说和改编电影的不可比较性,因为它们根本是两种媒介结构。

其二,不同传播媒介中固有的不同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预先就设定了相应的不同偏向。伊尼斯写过一本名著《传播的偏向》。其实这在互联网上也常见,同样一篇文章,以门户新闻页的形式出现,以BBS的帖子里出现,以Blog的博文形式出现,以及作为帖子回复的形式出现,对人的影响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其三,传播技术如何影响文化的。这个理论命题是有个假设的:技术带有固有的偏向。——这个假设在波斯曼的《技术垄断》一书里有充分的诠释。

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

李明伟在书中用代际传承作为章节标题,向读者介绍了四位这个学派的著名学者,分别是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和莱文森。最为名闻遐迩的当然是麦克卢汉。不过,这个学派真正最关键的人物,在我看来,非梅罗维茨莫属(李氏在书中也如是写道:梅罗维茨不仅为媒介环境学贡献了最有体系的理论,而且其扎实、具体的研究也改变了媒介环境学之前大而空的理论形象)。

正如李氏所说,梅罗维茨点到了麦克卢汉的软肋。麦克卢汉天马行空地预言式方式,着重于“媒介——感官——行为”三变量的前面一组关系,确实未就感官变化如何引起行为改变做出充分的解释。换句话说,麦克卢汉被判为“天马行空”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则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研究作品,李明伟写道,“梅罗维茨把媒介环境学推进到了社会变化的微观层面。与前辈所研究的宏大多主题变奏不同,梅罗维茨全神贯注于社会行为和角色扮演这样更微观的层面”——此话十分确然。

相对而言,莱文森这位“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则弱了一点。梅罗维茨的研究——以《消失的地域》为代表——基本上到电子媒介时代就嘎然而止,麦克卢汉更是没见过互联网这玩意儿。莱文森则开始向数字世界进军。但与麦克卢汉相比,他的思想性的确不如,与梅罗维茨相比,又不够扎实。莱文森提出了“媒介进化论”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洞见。为了彰显思想的深刻,莱文森用了“理性”一词来说明人们如何选择媒介从而形成媒介的发展动力。李明伟的评判是,这一步既大且空——我更愿意用“大而无当”一词。

现在来说说波斯曼,这位可能是中国人熟悉程度仅次于麦克卢汉的学术重镇。他的《娱乐致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非常有名。李明伟在代际传承中并没有把波斯曼置入其中,理由是他可能更偏向于批判学派的立场。波斯曼自称是麦克卢汉不听话的孩子,而他的两位学生梅罗维茨和莱文森,似乎也不太认同他属于媒介环境学的宗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研究的性质问题:解释性研究还是规范性研究?

梅罗维茨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立场,他只是解释电子媒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究竟何在,至于这个影响是好是坏,如何影响法才是好的影响,他并不过多涉及。莱文森是热情洋溢的乐观派,觉得总体而言,媒介对社会影响偏于正面,且这种正面属于应有之意而无需多加评判。而在我看来,波斯曼其实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任何一种进步(技术的推进)都是进步(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么?如果这的确是个问题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什么样的进步,才是进步的呢?——这就是规范性研究的立场。

所以,波斯曼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命题:对媒介环境的保护。正如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进步的技术来改造自然却在今天发现这些改造未必可以接受的一样,媒介环境面临同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波斯曼处在更高的层级上,本书作者李明伟将他从代际传承中去除,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我也的确认同这样一点,波斯曼的质问,有时候有点过于激进(激进的保守主义)。他的论述,有时候会让我莫名想起老子的小国寡民哲学:回到过去,一切都是好的。但考虑到今天这个欢呼一切新技术诞生的时代,这样一种矫枉过正式的批判,还是有其意义的。结合波斯曼著名的“恒温器观点”,就可以理解他为何如此保守了。

另外需要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詹姆斯凯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林文刚的三大命题最后一个涉及到文化的问题,而凯利,就是一个寻求文化平衡的学者。不同于波斯曼认为“媒介是技术”,凯利认为“媒介是文化”。故而,其实他是一个文化论者,他对文化的关切是他一切研究的核心,从精神上保存公共文化的任务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里。

另外一个他和波斯曼不同的地方是,相对于波斯曼的慷慨激昂和言辞凿凿,凯利显得更为温和。他的这个温和其实是一种更整合更包容的路子。“我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虽然你们彼此不同意”——这句话不是说他捣浆糊活稀泥,而是他充分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摸象的盲人。

凯利也在寻求媒介的平衡。他认为,传播垄断的形成过程,既非自然而然,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具体的权力结构产生的结果。为了反对这些垄断,就必须寻求媒介的平衡。

既然他是一名文化论者,那么,在寻求媒介的平衡时,就必然要涉及到文化研究。对于法兰克福式的批判大众文化的态度,他持同情的观点,但他回避这个问题。他拒绝狭隘的“品味”观念,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意义王国,文化就存在于人的行为中。

客观事实是,文化是经由传播创建起来的。所以这位文化论者就很自然地走出了从媒介到文化到传播的研究路子。他回顾了麦克卢汉的研究突破,即麦克卢汉批驳的一个概念:传播问题仅仅是传输信息的问题。凯利要我们考虑,传播有一个仪式的问题,仪式的功能和传播信息的功能同样重要。实际上,我们的一切传播行为都有一个超越传输功能的意义。许多意义可以叫做仪式,比如我们交换和共享讯息以便重申友谊和归属感时,就是在进行仪式性的交流。仪式性传播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是人们共享的润滑剂,并不限于宗教仪式里的涂油仪式。

凯利也同样关注技术与社会的问题。芒福德是从技术乐观派转向悲观派的,芒福德的毁灭感提醒了凯利如何去看待技术。他着重研究了电报这项技术。

凯利论证说,电报将运输和通讯明显地区别开来,电报的空间控制导致了美国地方时间的死亡,期货交易人取代了倒卖差价的经纪人,这样就使知识竞争成为可能——结果就导致了知识垄断。18世纪资本主义开创了商品使用和商品价格的分离,到了19世纪中期,电报引起的知识垄断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分离的势头,马克思从这个势头从获得灵感,构建了他的商品化理论。

技术决定论与媒介环境学的缺陷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挖苦说:日文太啰嗦,二战打败,跟其文字传送太慢有关。按照媒介环境学学派把语言也看成是一种媒介技术的前提,这句话倒是蛮有点媒介环境学的意思。但是,问题也来了。二战日本战败就是因为日文太罗嗦么?

媒介环境学最遭人诟病的就是这类“技术决定论”,国内外有无数学者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媒介环境学至少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李明伟在本书中,先是阐释了究竟什么叫“技术决定论”,然后再来剖析媒介环境学到底是不是技术决定论。

我们回到丘吉尔的那句话。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真得去同意他这句玩笑话,但是,你也不可否认,这可能真的是因素之一。而在我看来,媒介环境学就有点这个意思:你既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社会的变化就是由媒介技术变化而变化的,但你也的确不能否认,后者的变化的确会导致前者的变化。

传播技术影响文化是一个理论连续体,也就是说,一端是“软决定论”:人的能动性是对决定性的因素;另一端是“硬决定论”:技术是必然的社会的变革的首要决定因素。连续体的中部则是“文化/技术共生论”:人的文化和技术是不断互动向前发展的。

无论是伊尼斯还是麦克卢汉,在他们的文字中,都表露出过“非技术决定论”的意思,李明伟已经在此书中寻章摘句地抄录了一些以做证明。但退一万步讲,即便媒介环境学带有技术决定论的影子,都不是这个学派的致命缺点。它真正值得后来者需要警惕的是:毫无规范可言的拍脑袋,还美名曰“思辩研究”。

李明伟写道,“在传播学里面,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贡献最为突出。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媒介环境学特别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研究在方法规范上值得所有后来人效仿。他们提出或使用的很多重要概念没有严格而明确的界定。他们提出的理论命题多不是形式逻辑层面的事实判断。他们的论证缺乏严密周全的逻辑推理,结论往往是从一大堆来源极广且支离破碎的材料中直接得出”。

事实上,波斯曼也有同样的问题。他被翻译为中文的三部曲,有点随感杂谈式,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更像是畅销书的写法。这是媒介环境学早期也是最著名的三位学者的缺陷,而未经严格学术训练的初学者,又会极易被这种激扬文字的风格所吸引,甚至情不自禁地效仿起来。所幸的是,无论是凯利,还是梅罗维茨,都在努力地纠正这个学派从诞生之初就落下的这个毛病。

故而,最后我向读者们推荐如下的读书进路,来学习媒介环境学。初学者可以从本书入手,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可以看《北美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想像》,做理论根源探究。再往下,可以读林文刚主编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做更深入的研究。原典专著上,建议选读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以及凯利的《作为文化的传播》。至于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他们的书较为有名,就不再罗列了。

今天的媒介技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发展得史无前例得轰轰烈烈。而媒介环境学,这一关注媒介、技术、社会、文化互动的学术流派,是有其用武之地的。国内这一块,大部分研究偏向于文头提到的“媒介生态学”,而非媒介环境学,故而还是大有可为的。

—— 原文刊于《网络传播》8月号,刊印文字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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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消解的时代

星期日, 四月 11th, 2010

应网易科技频道的邀请,我以一周一篇的频率在该频道开了一个小专栏,名字想了我两天之久(我对起名字或者标题之类非常之不在行),最后定名为《数字与人》,在那个专栏文章的最后,那一句话是编辑加的:与读者分享他所了解的互联网时代的媒体融合。其实这个专栏不太想着重于媒介融合问题(这是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栏所想侧重的)。正如这个专栏的名字,我更想探讨的是数字化的媒介和我们人这种物种以及这个物种所构成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媒介环境学”这一分支的主旨。

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网易编辑要求我这篇文章需要押后至少一个星期才能发布在自己的blog上。我觉得有些长。故而我有些自作主张地在这里发布一个标题和一小段文字,需要看全文的,可以点击全文去阅读。我想,这个做法,网易编辑应该不会反对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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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大学教育里,除了“毛邓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形势与政策之类的全体学生都必须修的必修课以外,还有一种通识课(或者叫公共课)。这类课程也是全校学生无论文科理科都要学的,通常说来,各校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设置不太一样。我所供职的学校是高数、大物(大学物理)以及生科导(生命科学导论)等。

通识课的设置考虑应该是这样的:教育者认为这门学科是作为一个当代人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无论男女无论文理。但我一直很奇怪的事情是,有一门名为“媒介素养”的课程却不是通识课。媒介素养是一个学术名词,它所教授的内容,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如下:

受众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

在媒体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这门课被视为一种专业课是有道理的,但到了媒体大量出现后,还要把它看成是只有新闻传播学的学生才用得上的课程已经站不住脚了。到了今天UGC(用户产生内容)式的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媒介素养,应该具备和高数、英语等课程一样的位置,因为,媒介已经无所不在。

我之所以以那么学术化的讨论来开启这个专栏,是因为我认为,即使在新闻专业领域中,也有很多宣传机构的人在媒介素养上应该有所提高。

全文阅读

说明:同样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如果有读者愿意和我互动,请在这里下方留言。我会尽可能地回复。

注解:其实这篇文章,可以和我另外一篇80后:艰难的一代配套阅读,虽然似乎在谈两个完全风牛马不相及的话题,但其实内在,是有共通之处的。

再一个说明:这个专栏是我向网易的独家供稿,故而这个专栏下的文字版权不再遵循本blog的cc协议,而是由我和网易共同享有。我对文章的版权没有100%的处置权,故而请各路飘过的网站编辑,不可用cc协议的方式来转载此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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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媒介环境学 第十三章(终章)

星期三, 二月 17th, 2010

媒介环境学 在上一章的笔记中,我大概用了百八十个字提到了谷登堡革命为什么会被称为革命的原因。事实上,我们中国古代包括活字印刷在内的四大发明统统没有转化成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就是无法称之为某种革命),根本上和我们认为技艺都是“奇技淫巧”有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需要前提的,因为科学技术并非就是生产力。

本章详细讨论了印刷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当然,只是对西方世界的(或者说欧洲大陆以及后来的美国)。毕升活字印刷未能对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例子,也可以很雄辩地证明“技术决定论”过于武断了。有很多原因会促成社会发展或者不发展,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力量。故而,技术实用主义显得比技术决定论更符合事实。

毕升活字印刷未能普及的原因很多,譬如汉字实在太多,远远超过了26个字符;再譬如古代中国雕版技术的成熟而不愿意看到有新的发明与它竞争,而欧洲并不存在雕版印刷。

印刷术带来重要的影响有:民族主义出现、宗教改革兴起、现代科学发展、个人主义哲学诞生、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壮大、童年观念形成,当然,还有最明显的影响:文化普及。

<第十三章 印刷术及其对文化与传播的影响:媒介环境学的诠释> 作者:约瑟夫 阿什克罗夫特(Joseph Ashcroft)

印刷术会带来文化普及,这大概不需要受过高等教育就可以明白。不过,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有时候还是值得琢磨一二的。一开始,天主教拥抱了印刷术并将它视为传播教义的工具,但后来它发现,印刷术同样有利于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学说和思想的传播,于是它开始严格控制印刷的书籍。当书籍印刷被严格控制之后,文化是怎么普及的呢?

答案就是:学校。印刷机是欧洲学校教育兴起必备的先决条件。

对天主教权威的反叛最强大的力量是路德教派,在16世纪20年代里,路德教派发展教育的热情登峰造极,在这十年,教徒们在他们控制的城市里建成了教育体制,有证据表明,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识字率和藏书都普遍上升。到了18世纪,公共教育开始标准化,19世纪初,已经没有什么人还在反对普及教育。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印刷术对学校教育的生态影响,花了数百年的时间才充分到位。

学校的出现,带来童年观念的兴起,无论是精英的子女,还是农民的后代,都因为学校而和家庭分离开来。童年这个观念被确立后,青少年司法体制和童工法的制定也出现了。不过,在欧洲,通常教育只到小学,而在美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如火如荼,移民大幅增加,小学教育需要被延长的呼声越来越高。1920年,普通高中在美国登场,它们把工业教育(我觉得有点象我们的职校技校)和学术教育结合起来,1930年,美国14-17岁的青少年上中学的比例突破50%,1940的经济危机和就业困难,使得这个比例达到73%(这和今天有点象,工作不好找,大家本科毕业就再去读个硕士)。二战后的不久,中学就成为每一州的义务教育。这个结果之一就是:加强文化信念,成年的门槛应该在青春期之后。

Elizabeth Eisenstein 印刷术对基督教分裂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影响了欧洲的文化。爱森斯坦在她浩繁的两卷《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中详细描述了印刷技术对欧洲宗教、科学和民族主义的影响。

马丁路德一直致力于对天主教的批评,但他本人——按照今天的话说——一开始是想在体制内实施一些变革的。他在致教皇的信中说,他的书是给学术圈子里的人看的,所以他用拉丁文写作。路德没有意识到印刷术改变历史的威力。印刷术强制通俗化走向标准化(这三个字非常重要,我后面还会提及),标准化的民族语使得书面著作翻译成地区语言的工作,既更加容易又更加合理。

当人人都拥有一本《圣经》(即人人都神谕在握)时,教会的权威显得有些尴尬。梵蒂冈决定反守为攻。它实行出版许可证,任何书籍的出版都必须要有梵蒂冈颁布的许可证(特伦托高级教士会议)。这个出版许可是一个官印,表示它已经为梵蒂冈获准(读到这里,我有些怅然:历史,未来会重演它么?)。天主教在南欧,对政府权威的影响很大,而在北欧则相对弱小。于是,基督教逐步分类为南北对阵的态势。随着裂痕加深,对文化的影响也显露出来:北欧新教徒拥抱文化素养,而南方的天主教会尽量控制文化普及。

印刷技术推动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本章节花了一点篇幅来阐述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区别,后者通常目标是民族国家只能够由自己认同的部落成员构成,从而引发很多族群清洗。)。麦克卢汉说,部落这一血亲家族形式由于印刷术的出现而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经过相似训练的个体组合而成的群体。民族主义到来时,它展示出的形象是群体命运和地位强烈而新鲜的形象;民族主义到来有赖于印刷术前所未有的信息运动速度。

印刷术使得类似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等通俗语的拼写逐渐完成了标准化,结果就是用拉丁语或希腊语出版重要文件的需要就减少了,读写同一语言的民族身份日益明显。印刷术为民族感情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民族主义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再一次,我需要这里指出,印刷术的确在民族主义形成有其作用,但民族主义形成并不一定完全依靠印刷术,在中国,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大概是早在秦始皇搞书同文时奠定的。)

印刷术还促进了现代科学方法的兴起,原因之一在于,它使个人读自然现象的观察能够很快而广泛地被他人分享,别人也可以去进行同样的观察。最为重要的是,印刷术使人能够精确地复制信息,而不是手抄文化中的手写。印刷术也使得数学发生了类似的标准化,数学符号的使用也标准化了。

本文作者举例说,书面材料上标注页码是在印刷术发明的六十年后才出现的。手写稿变异太大,故而标注页码就毫无意义。而有了印刷术后,印刷文本的每一页就完全相同了。同时出现的还有用字母排列的索引以及其它方便查找的指引。印刷术还使地图、数据表和图表更加精细。

爱森斯坦明确指出,印刷术发明之后,欧洲文化就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了。

最后要探讨的是,印刷术使得个人主义观念和自由主义哲学兴起,这两个条件是民主社会的基础。畅销书作家的写作是独自一人的经验,一百万读者读ta的书时也是独自进行的,读和写,本质上都是独自一人进行的。

翁认为,印刷的书本更加小巧、携带方便,这就为安静角落里独自的阅读搭建了舞台,并最终为完全静默的阅读做好了准备。在手稿文化里,读书往往是一种社会活动,一个人朗读,一群人听。印刷术将语词变为商品,过去集体交流的口语世界分裂为个人声称的财产。印刷术对人类意识向更多个人主义的漂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刷术使人觉得,精神现象容纳在心灵空间中。

印刷术普及了文化之后的不到两百年,各种学说出现,最终导致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历史教育里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是很有些问题的,推荐世纪大讲堂06年的一期节目,下载地址在这里)。这两场革命的基础都是基于这样的信仰:人权产生于个体,个体又是政府权力的源泉。这些信仰和君权神授的欧洲权力基础信仰,是截然不同的。读写行为的个人化,逐渐加强了人们对个人时间和空间的欣赏,使人能够自省反思——笛卡尔的名言说明,自省是存在的证据。一旦读写行为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就需要隐私,对隐私需求的欣赏同样也是个人权利思想的温床。

可以说,印刷术的发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资本主义作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和民主思想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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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媒介环境学》的读书笔记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本书还有第十四章,是编者林文刚写的一篇关于媒介环境学未来传承的短文,就不再写读书笔记了。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写出关于这本书和媒介环境学我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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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媒介环境学 第十二章

星期二, 二月 16th, 2010

媒介环境学 本章考察的是口语和文字的影响,也就是口语时代和印刷时代。在展开笔记之前,先说一个昨儿我半夜看的视频(电视节目)。

视频探讨的是“外星人究竟有没有来过地球”,赞成这个论点的三个嘉宾,反对的则为两个嘉宾,其中一个,很标签的,坐着狭隘科学主义的迷信者方舟子。他的战友提出一个很荒谬的观点,那就是如果外星人没我们先进,就来不了,如果比我们先进,就没必要来——大有点“凡是《古兰经》上没有的,都不应该保留;凡是《古兰经》上已经有的,都没有必要保留。”式的诡辩色彩。(这位北京天文馆馆长说出来后大概自己都觉得不妥,修正为即使来了以他们的先进也可以做到“踏雪无痕”,不让我们发现)。

UFO是我小时候很感兴趣的东西,曾经订阅过《飞碟探索》。UFO来历为何,排除恶作剧式的人造物或可以解释但看差了的现象,大抵上分为外星人和未来地球人回到现在两种观点。无论哪种观点,我相信,对于媒介环境学的学者而言,如果有机会让他们去一个不太发达的文明,或者回到过去,他们一定会选择书面文化刚刚切入到口语文化的那个时段,去观察在那个时代中,高等智慧生命的社会究竟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人类历史的主导沟通媒介发生的转向只有两次,一次是文化转变为文字,一次是印刷(文字经过漫长的时间后,文字转化为印刷后也引起了巨变)转变为电子。后一次距离不久并尚在进行中,也有大量的文献和研究可以参照,而第一次,实在是年代久远,但那种转向,对人类文明的意义,的确值得屡次驾驶UFO去研究那些尚未完全开化的部落(或者就是过去的我们)。

本章和下一章不再围绕某个特定的学术人物进行研究回顾,切入面是某种研究领域。

<第十二章 口语-文字定理与媒介环境学> 作者 布卢斯 格龙贝克(Bruce E. Gronbeck)

Eric Havelock 开篇,作者提到了哈弗洛克的《缪斯学会写字:论远古到如今的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在这篇文章中,哈弗洛克认为,1962年到1963年,有五部著作纷至沓来界定口语文化,对“口语-文字定理”的研究做出各自的贡献。

第一本书是梅尔的《动物与进化》,在这本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全面总结中,梅尔提到,人类进化靠的是向后代传递两种信息:遗传信息和语言信息。智人在进化过程中,不仅获得传递基因信息的能力,也获得了传递语言信息的能力。哈弗洛克在《柏拉图导论》中说,基因通过DNA密码从父母传递给子女,语言符号通过语言习惯用法上的文化传统烙印传递给后代。哈弗洛克因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完美句子的生涯在文字之前的口语传播时代业已开始,思想的灌输依靠口耳相传,教义的保存依靠记忆。

斯特劳斯在《野蛮人的心灵》中论述了语言和原始神话在结构逻辑上的重要关系,神话里诸神名字两两对立的安排成为了他了解原始民族焦虑的线索,一直到今天,童话故事还是大量使用名字作为人物的代理,比如白雪公主、灰姑娘。斯特劳斯暗示了内容和传播媒介的关系。

这个暗示成为了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的研究重点:西方人意识里的重要断裂启动了印刷机的发明,手稿是前谷登堡文化,印刷术是后谷登堡文化。不过,麦克卢汉在对待印刷机这个发明上有些进退两难犹疑不定。一方面印刷术有去人性化的趋势,粉碎了面对面交谈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

这里做个小小的注解。谷登堡革命(又翻译为谷腾堡或古腾堡革命)就是印刷机的发明,但之所以毕生活字印刷没有够得上“革命”二字,在于印刷机的确改变了整个西方的历史走向。中世纪的圣经都是手工抄写的,这些珍贵的手抄本被锁在教堂里,使得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阅读并解释——知识垄断。印刷机发明后,第一本被大量印刷的书就是《圣经》。知识垄断一旦打破后,便出现了教义的各种解释,于是路德的新教革命出现。新教革命的后果就是催生了五月花号——>北美新大陆——>美国——>资本主义。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详细阐述了两者关系。

最后一件作品是谷迪和瓦特(这位不幸的学者在新加坡沦陷时成为日本人的俘虏)的论文《书面文化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口语文化和现代文化(书面文化与电子文化并存)遗存的几个隐形命题,并为古希腊经验里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模型,还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与早期的行为文学进行了对比研究。

完成了前面的铺垫之后,在本章节中,作者分为三个部分开始探讨口语-文字定理:

宏观理论:社会主导媒介(提示:如果将这里的主导理解为一个动词,那就会对下面的内容不得要领。这里应该理解为社会的主导性媒介)

麦克卢汉在这个部分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的主要假设是:技术环境并非容纳人的的被动容器,而是积极地重新塑造人和技术的过程。

如果主张社会组织和运作的变革紧随着主导媒介的变革而变革,那么持这个观点的学者就被称为技术决定论者。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说,在时间偏向的社会里(使用笨重的媒介,比如石头),过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现在和未来。而使用便于运输的媒介(比如纸张)的社会是空间偏向的,便携式媒介有利于制度法律和生活规则从权威中心传播到遥远的地方。本文作者认为,伊尼斯是技术决定论者,麦克卢汉则有这个嫌疑。

将上一段的第一句话中的“紧随”改为“伴随”,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就是技术实用主义者,他们感兴趣的是技术如何与某时某地社会里的其它力量相互作用。凯利是其中的典型。技术决定论者倾向于从工具的角度思考问题,用这样的工具人们去重建环境和自我观念。凯利则倾向于把媒介当成场所。早期的麦克卢汉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在给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一书中作序时,他断言电子时代是普天之下理解的那种圣灵降临前的状况,并在此过程中时空差别不复存在。凯利认为这种话纯属技术升华功能的华丽辞藻,他认为,电力并没有造成社会情况和个人自我意识的改变。确切的说,主导媒介、社会变革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变化同时发生,并以复杂的方式彼此影响。

不过,无论是决定论者,还是实用主义者,宏观理论都在思考,在特定媒介主导的情况下,社会如何运作。我们历经了三个主导媒介的时代: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电子文化。

哈弗洛克对口语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口语社会中,经常有一些公共活动(节日),人们聚会是为了重申他们的忠诚,是要强化对自己在世上位置的理解。庆祝活动在口语社会里承担了文化工作的任务,其奥妙就在于哈弗洛克所谓的“图像化的形象”。习惯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表现为实在的行为。哈弗洛克说,一个概括和抽象的理念比如“诚实乃是上策”是典型的书面文化,而套路式行为“诚实者容易发财”则是典型的口语文化。

口语社会的关键是记忆。经过表演的记忆把口语社会的部件组合成一个整体(想想年关时分很多欠发达地区的集会和庆祝)。传统就在公众不断的重述和重演中得到共鸣,共鸣则常常以诗歌形式进行,有时则是讲演。反过来,重述和重演的共鸣就能设定并指明未来。于是,面对面的交往和个人力量的行使,就成为口语文化生存所必需的条件。

书面文化则截然不同,波斯曼是捍卫书面文化的著名学者。他认为书面文化代表着理性,也带来了美国全国统一的集体心理,这种心理派生了美国文化并产生有意识的加工公共事务的方式。复杂的用文字构造思想的方式是由集体理性管束的。另外一个进入集体意识世界的学者是罗纳德戴伯特。他提出两条定理,第一条是传播环境有一种逻辑或本质——这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逻辑和本质,而是说环境使得某些类型的传播比其它类型更容易或更困难;第二条定理是,社会行为的群体在利用和开发新技术时,总有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于是,人的抱负和欲望与媒介环境互动就产生和安排社会政治的变革。在这两条定理基础上,戴伯特探索了中世纪“世界秩序”向现代世界秩序的转变,这场变革的工具之一是印刷技术,标准化成为受珍视的观念,印刷品基于到处流通也成为一种珍视的观念。

Walter-ong 关于电子文化,麦克卢汉的贡献已经众所周知,这里要提一下他的学生同样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沃尔特 翁。他的贡献是:次生口语文化的概念被提出。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电子公共领域恢复了古代口语文化的一些特征(我有他详细阐述这个概念的书籍:《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词语的技术化》)。但次生口语文化不等于口语文化 。过去并非简单地转化为现在。无论手机交谈多么像真实的面对面交谈,但它的确不是面对面。确切地说,次生口语文化的确是次生的、第二位的,和电子媒介相比,口头交谈本身(带有口语文化的残余)之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电子传播带有解释者的形象,过去那种口语交谈的感觉在新世纪重新浮出水面,但形象已经有所变化。

口语-文字定理的宏观部分就是用来解释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和循环,这些解释又和主导媒介的观点牢牢拴在一起,认为主导媒介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运行。

微观理论:声音、书面文化和作为信道的视觉形象

媒介的使用受到文化的制约。我们接受的教育不是如何察看结果,而是如何去寻找该看的现象。我们“听见”的是自然而然的生理现象,但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如何去“聆听”。微观理论,就是研究如何加工外部世界的信息的各种认知-情感渠道(信道)。

作为理论家,翁(右边的照片显得他更像个神父)提出了最完善的口语文化里的信息传播理论。翁提出了口语文化面对面交流的九大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个人的脑子在认知和习惯上如何组织起来,又如何按照实用的方式进行:

1)追加的不是从属的,口语里,脑子往往加输入信息条目相加,而不是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比如“然后…然后…然后…”,且只说而不解释。

2)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口语需要固定的套语把重要的信息聚合在一起,这些套语可能是陈词,也可能是格言警句。

3)冗余的或曰丰饶的,口语文化的人喜欢重复,用多种形式表达同样的意思。听话人是无法后退的,所以需要重复以助于澄清思想帮助记忆。

4)保守的或曰传统的,口语社会中,惯例给历史和传统赋予巨大的力量。

5)贴近人生世界的,技能一代代下传,不是靠说明书,而是靠师傅教徒弟。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只能靠演示-口授的方法传承。

6)带有对抗色彩的,所以口舌之战是口语社会里生活的核心内容,不过称赞也很讲究,很丰富很仪式化,以抵消集体决策中的舌战,求得平衡。

7)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疏离的。听众参与非常重要,反应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趋同的。召唤-回应,能帮助听众全身心地参与集体的交流活动。

8)衡稳状态的。口语社会寻求新的词汇以表达新的经验,抛弃不再需要的词汇和意义,借以追求社群交流的平衡或稳定。没有词典的帮助,口语就必需随时调整,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

9)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口语社会不太会用“圆形”或者“方形”等抽象词汇,而使用“盘子”、“门”这种具体物体命名。当然,口语社会也会开发抽象词汇,比如公正。然而其推理往往是因情景而定:这种情况下什么才是公正。口语世界里没有哲学。

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里也探讨了书面文化心态。在他看来,书面文化全然是人造技术,足以改变人的意识。当文字可以再现人说话的这个经验时,改变的关键因素就来临了。文字依靠视觉而不是声音,它把人的交流经验化,使讯息脱离人体,外化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文献和哲学。它把证据的观念从人脑内部转向人脑之外,使科学从内省中分离出来。

另外一个研究文字经验的思路,是哈弗洛克的“碰撞”概念。他注意到了希腊前5世纪的文化中,口语-文字这种复合媒介所产生的文化碰撞,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就是这种碰撞的产物,后来的《新约全书》在他看来也是。(哈弗洛克显然不太知道中国历史,如果他知道并关注的话,他会得出结论,《论语》也是老师和学生的口头交流+学生的事后笔记这类口语-文字复合媒介)

第三种研究思路是把文字能力当作一个认知过程,儿童成长为书面文化成员的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的一个过程。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得出一种断言:印刷文化的功劳似乎超过了我们业已赋予它的功劳,参照本章节一开始引述的梅尔的观点,我们能不能够说:印刷革命对人类进化具有重大意义呢?

电子世界里出现了多重媒介,不过,主要分为两类:表征性视觉媒介和互动式媒介。电子世界发端于前者,但显然趋势是后者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理解电子媒介的个人使用经验上,本文作者有三个论断:

1)多重中介的信息加工经验的意义性绝不存在于其中一个渠道或编码里,而是贯穿在一切渠道或编码里,比如看电视,你并非分别加工单一的媒介,而是同时加工所有的媒介:听觉、视觉和文字。

2)意义性既是学习刺激的产物,也是记忆的产物。比如看一则广告,你“学习”到了某种新的商品和它的特性,同时也唤起你的记忆和情绪。用怀特的话说,就是“位于技术和社会空间互动地带的是习惯。习惯是头脑记忆和身体记忆。技术不会被遗忘,相反,技术从意识的记忆走向了身体的记忆”

3)多重中介讯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张力,讯息成了争夺意义的场所。在一则广告中,图像也好声音也好,只是在展示某种客体,而真正意义上的“说服自己去购买”,其实是你自己。

口语-文字定理的微观部分,使得我们走完一个循环的路程:从一种传播参与的形式(即面对面),通过远程的和外化的文字世界的心理生活,然后回到参与式的经验。

口语-文字定理的平衡

最后,本文作者提醒我们要注意理论的平衡性。

1)进步性,这种倾向是把每一次主导媒介宏观的变革看成是进步。但变化未必总是进步的。作者主张,对主导媒介进行比较时,不必做优劣的价值判断。

2)还原主义,用主导媒介思考问题,有时候会让思考者忽略掉同一社会里同时起作用的其它媒介。

3)失之过简。忘记非主导媒介的作用,就会使人过分简单地理解社会政治进程。即使在宏观理论框架内,将关注焦点简化为一个主导媒介也是非常危险的。

4)空谈的心理学,也就是缺乏感知证据的假设下去演绎一切。

5)多重中介。作者认为,本章节所探讨的定理有可能会促进我们感官的分离,它们常常用极端的判断把我们的口头经验、视觉经验等区别开来。我们必需牢记,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承担多重任务的动物。在同步处理不同感知的各种数据时,电子时代的儿童几乎没有什么困难。过分简单区别不同媒介的做法,会导致集体的歇斯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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