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人一样，我非常喜欢北岛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高中语文老师把这两句话抄在黑板上，我感觉到了心灵的震撼。我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这首课本上没有的新诗。
后来，我到网上去搜索这首诗的全文，并且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写在了BBS的签名档里。
再后来，我多次在自己的课程论文中引用这首诗的不同段落。大二时，我的“广播电视概论”课论文题目就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中国高品位电视的困境与出路》。
我喜欢这首诗所表达的抗争姿态，以及它振聋发聩的效果。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知道，这首诗有着它深深的时代局限性。作者北岛本人对此有深刻的反省。《南方都市报》记者和北岛之间曾经有这样一段对话：
南方都市报：特别是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些人就认为它很像革命时期的口号或者标语。
北岛：不只这两句，其实整首诗都有这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总是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
北岛的这番对《回答》的“回答”才是真正的振聋发聩。那一套“革命”的话语体系对中国人的影响太深了，已经深入骨髓和血液。如北岛所说，我们“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我们都在不自觉地使用那一套语言，陷入那一套逻辑，用暴力对抗暴力，昨天的反抗者转身就变成今天的镇压者。
前几天我在南方周末网站开设了专栏，写了两篇关于央视和北大第一医院的文章，引来潮水般的评论。其中有理性的声音，也有“被冷冻在那个时代”的声音，比如有人称自己一直“笑媒不笑娼”，因为“在中国媒体工作者是仅次于官僚的‘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的特殊群体”；又比如有人“爆料”说王建国和熊卓为其实夫妻不和，而且王建国要求学校为熊卓为建塑像、命名实验室和奖学金。
为什么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地往所有媒体工作者上扣上一顶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帽子？又为什么要把当事人的夫妻私事拿上台面肆无忌惮地供人“欣赏”？这些话语方式和逻辑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三四十年前的那场“伟大革命”。
今天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其实，“革命”的语言就是“墙”的语言，因为它的基本逻辑就是在自己和“敌人”之间筑起一道高墙，再用最狠毒最恶劣的语言对墙另一边的人进行批斗。柏林墙已经倒了这么久，筑在中国人心里的那道墙却还一直冷冻在那里。唯有用理性和宽容，才有可能融化冰霜，才有可能推倒一座座墙，才有可能期待一个没有墙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