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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日的香港

星期六, 十月 3rd, 2009

进入十月,热带风暴凯萨娜挥手远去,香港告别了连日的阴雨。尽管云层还有些厚,太阳并不常常露脸,但国庆日的香港并没有如之前几天的天气预报预测的那样有明显降水。

早晨八点,当很多人仍然在睡梦中享受着比内地短暂得多的一天公众假期时,在为纪念香港回归而设立的金紫荆广场已经聚集了逾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人们的目光注视下缓缓升起,警察银乐队和由拔萃男书院、女书院组成的联合歌咏团奏乐并领唱国歌,纪律部队及政府飞行服务队在海上和空中敬礼。

升旗仪式后,国庆酒会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不过,这场看起来郑重其事的酒会颇有些“山寨版”的感觉,因为包括曾荫权在内的主要官员、大部分政商界人士此刻都已经坐在了北京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因此,出席酒会的特首是“山寨版”的署理行政长官黄仁龙(他的本职是律政司司长),“山寨版”的官员还包括署理政务司长、署理财政司长等——不过,“正版”的财政司长并不在北京,而是正在住院,几天前他心脏病突发,一度有生命危险。

在这场喜庆和谐的酒会上,民主派议员几乎全数缺席,唯一出席的是“长毛”梁国雄。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到场的目的绝不可能是庆贺。果然,在“山寨版”特首黄仁龙号召大家“干杯”后,长毛立刻高呼许多不和谐的抗议口号,未几便被保安带走。

上午十点,天安门阅兵的场面在翡翠台和本港台中出现,并配以粤语解说。正在打扫房间的明爱宾馆服务员被房间电视里的画面吸引,放下了手中的活,目不转睛地看着胡锦涛乘“京V02009”在长安街检阅“忠诚于党”的“人民”解放军。一名老家在内地的服务员兴奋地说:“中国是毛泽东打下来的!你们知道吧?”

下午,从深圳口岸进港的游客开始增多,据说是因为大家上午都在家里看阅兵。商场里的人流也开始拥挤起来,十一促销已经开始。旺角朗豪坊商场推出了超过一万件以一港元出售的“笋货”,旋即被抢购一空。化妆品专柜前说普通话的人明显比平日多了不少。

下午三点,近千人聚集在中环遮打花园,他们大多身穿黑衣,手举标语口号。这些人参加的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发起的“争取中国人权”游行。在警察的耐心“护卫”下,游行队伍平静地向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进发。队伍占据了半条马路,并未阻塞交通。

不过,当游行队伍抵达中联办门前时,警民发生了冲突。诱发冲突的原因是几个人抬着一具纸质黑色棺材想要通过中联办,但被警方拒绝。警方的要求很明确:人可以过,但棺材不能过。双方爆发了几次正面冲突,最终棺材被警察毁损,四名示威人士被拘捕,理由是涉嫌襲警和行为不检。

游行的大部分人群散去,夜幕降临香港。美丽的维多利亚港聚集起三十五万人,他们到这里观赏国庆烟花汇演。整个汇演历时二十三分钟,打出三万多枚烟花,最大的噱头是绽放出60次“中国六十”字样。

在一阵阵欢呼声中,烟花照亮了香江,也照亮了铜锣湾时代广场。那里,一批支联会代表正静坐绝食。按照预先的计划,他们的绝食将持续到中秋之夜。

“与国同乐”

星期三, 九月 23rd, 2009

happy

繁华的中关村大街上竖立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与国同乐·乐活西山——2009大西山金秋旅游登山节”。

“与国同乐”?看到这四个字,当时我就震惊了。

国家是什么?什么样的国家是快乐的?我们要怎样才能和国家一起快乐?

我们以为,在家家户户门前插上五星红旗,在街头拉起红色的国庆标语,把所有的网站都换上红色的背景,我们的国家就会感到喜庆和快乐。

我们以为,花几个月的时间训练数以十万计的大中小学生和各界“群众”参加国庆游行,让先进的坦克导弹开到长安街上耀武扬威,让战斗机成群结队从天安门城楼上掠过,我们的国家就会感到自豪和快乐。

我们以为,在国庆期间实施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管制,调集大批警察到北京参加安保,在大街上每隔几十米就安排两三个老人巡逻,甚至连100岁的老人都戴上“治安志愿者”的红袖标参与“群防群治”,我们的国家就会感到安全和快乐。

可是,我们忘记了,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我们就是国家。我们的快乐就是国家的快乐,我们的悲伤就是国家的悲伤,我们的自由就是国家的自由,我们的冤屈就是国家的冤屈。

所以,“与国同乐”是一个存在严重语病的短语,因为我们就是国家,你能说“我和我同乐”吗?

如果说“与民同乐”带有封建君主思想残余的话,说出“与国同乐”这样的话则是严重缺乏常识的表现。国家是由你我这样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国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所以,请你在赞美那个抽象的国家之前,先问候你自己,以及你身边的人:祝你快乐。只有我们都快乐起来,这个国家才会真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