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感恩节的所谓黑色星期五，商品大减价的一天。在这个独特的日子里，参与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学术生产聚会。
前两天接到卡茨信件，说有周五有一个访问要用CGCS办公室，刚好我感恩节没有事情，可以帮他开门。可是昨天又说他拿到了学院大楼的钥匙，访问改在他办公室。借着这个机会，我有幸参加这个学术活动。
机缘是Katz和Paddy Scannel正在编一本名叫The End of Television的书。其中有一章由Daniel Dayan（《媒介事件》第一作者）来撰写，而Dayan没有考虑成熟，又没有时间撰写，遂打算先口述，再整理成文。
戴扬是法国人，操着比较明显的法国口音。他抱歉地说因为他需要一些听众来刺激和帮助他思考，所以找到了我们。当听众的一共有六个人，除了我，还有一个德国的访问学者，一个韩国留学生和一个美国学生，再加上卡茨和Scannel。卡茨在一次和我的交谈中说他自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而不是美国人（他应该算犹太复国主义者），而Scannel则操着夸张的英国口音，总是把元音拖得很长。有趣的是，会议室的七个人，居然没有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国家。
戴扬的文章只有一个大概结构加上许多碎片式的思考。他一边讲，一边在一堆纸片和笔记中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表述思路。他思维方式是典型的法国学者式的，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和火花。他在安德森的民族共同体理论、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德勒兹和瓜塔利的后现代理论、梅洛维茨的理论以及其他社会学理论与精神分析理论中不停地对比着自己的概念系统，讨论电视的分享性、分享场域、展示性、目击性等特征，以及传统电视中心-边缘、中心-中心传播模式的消失和新媒体边缘-边缘传播模式（近似流言的反建构体制）的产生。但是这些概念及理论碎片确实还处于发酵之中，至少从在座的几位听众看来，远没有一个清晰的逻辑贯穿始终。
在介绍完之后，卡茨终于忍不住站起来，在后面的黑板上总结勾画他听到的观点，并试图让它们显得更有秩序。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补充下，慢慢整个文章的结构与思路变得清晰起来。但是，接下来卡茨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加入自己的想法，这里要补充一点，那里要修改一下。Scannel开始在一边大叫：“不要夹带私货！”确实，他的思路可能看上去更简单（卡茨有化繁为简的本事，比如他的成名作“人际影响理论”就是一个范例），但有却有将戴扬思考的深邃之处变得过于平凡的危险。在shareness, witness，demonstrate等几个概念上，三位学者展开了激烈地讨论。不过在我们的反对声中，卡茨终于有所妥协。
Scannel又换了个思路，让其他几位听众谈谈自己对戴扬提纲中感兴趣或觉得还未充分发挥之处做一些评论。于是就像答辩一般，我们提问、质疑，戴扬作答。帮助他将文章逻辑断裂的地方，做出解释与修补。最后由Scannel清理战场，将他的一些疑问一一提出。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尽管没有最终的结论，但我们就像观摩了一位雕塑家创作的过程，看到了一篇学术文章粗坯，由一些模糊的概念，在几位资深学者的雕琢下，逐渐成形的过程。出门时我还和几位同学感慨这一点，说这两个小时的听众虽然当得有些怪异，但学到不少东西，什么时候自己写文章前也找一堆人帮着想，那将多么惬意。德国的访问学者说，没准若干年后在某人的传记里会提到这一幕。我想等不到那时，趁着记忆犹新，我先草草记下聊作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