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十二月, 2008
好像图没贴成功，只能看相册了
星期三, 十二月 31st, 2008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前
星期三, 十二月 31st, 2008洛杉矶科技馆外的孩子们
星期三, 十二月 31st, 2008圣地亚哥海边
星期三, 十二月 31st, 2008美国拍的照片 洛杉矶海边
星期三, 十二月 31st, 2008絮语社会化营销
星期三, 十二月 31st, 20082008年的最后一天。
这年在这个Blog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化媒体营销的内容。一方面是自己工作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Web2.0网站成为了Social Media工具，这其中会牵涉到Web2.0网站的用户体验、影响这些网站本身的商业模式、也显现了可能改变网络营销格局的一些趋势，而这些正好是我个人兴趣所在。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尝试社会化媒体的营销，并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例子。但是有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在中国的企业，虽然看到了社会化媒体的发展趋势，但对于相关的营销活动却是浅尝辄止，甚至敬而远之。而其中的原因，大部分可能是对于其效果和风险的不可知。所以还是想提一些自己对于SMM的一些感想，希望在2009年会有更多企业能重新认识并参与社会化媒体营销。
1，企业可以不相信代理公司、不相信SMM布道者，但至少应该相信你的消费者。而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众多成本低廉而高效的工具。通过这些工具，企业不需要太多的投入就可以听到来自消费者最真实的声音。
2，对于处理“网络负面”，可能很多企业会选择想办法通过网站管理者去删除或者屏蔽。但这种粗暴的方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最多只能是掩耳盗铃，最终的效果和企业期望往往是南辕北辙。相信那些尝试过的企业更加心知肚明。更可笑的是很多“负面”可能开始只是某种误解。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你不亲自参与人们在网络上的对话，就只能任由别人给你作出评价。
3，为什么要建立企业Blog？企业Blog不是Press Release的翻版，是表达品牌理念的地方、是展现企业实力的地方、是让你的消费者抱怨的地方、是为消费者提供附加价值的地方。企业Blog可以成为企业ERP和CRM很好的延伸。当然，要让它发挥作用，需要细心的经营。
4，企业需要明白，社会化媒体营销不是一个有开始日期和截止日期的Digital Campaign。企业需要和所有的客户及潜在客户进行交流，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而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这样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倾听─了解─参与─对话：这应该是一个不断重复和演进的过程。
执行严格的ROI会让企业变得成熟，但企业的快速成长也需要激情和勇气。对社会化媒体营销来说，也许企业更需要感性的力量。
日记 [2008年12月31日]
星期三, 十二月 31st, 2008我曾在“左”的年代当报人,也在其后的改革开放大潮流中办报，经历了报业从禁錮到开放的大转折、大发展时期。
我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当记者时，为“文革”的中期。相对于“文革”前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乃至无休止的派斗、武斗而言，社会秩序相对平稳，因而我们才有可能毕业分配（5年的大学学制因“文革”拖了6年才毕业），进入报社工作。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毕竟“文革”还未结束，高层的“路线”斗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媒体当然也成为这种斗争的工具。
林彪事件发生后，报纸开始批“左”，过些时候又说形“左”实右，又批右了。邓小平复出，大抓整顿，报人深受鼓舞，大唱赞歌。过些时候，报纸又根据上头的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纸就是这样陷入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的怪圈。当时有人说：“只要你什么都反对，或者什么都肯定，总是有对的时候。”我听到一位资深的报人自嘲：“我是根墙头草，风往哪里吹，我就往那里倒。”
凡经历了“文革”的报人，都深受“阶级斗争工具论”的祸害，一味强调为路线斗争服务，办报不讲真实性，“假大空”盛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对口径办报，主要是对“梁效”（“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的口径。那时，当记者无须深入采访，只要掌握好上头的精神就行了。想好观点，再套上事例。广东各地委、县委都有报道组，每个组有几人，多的超过十人。他们常派人将稿件送到报社，报社认为稿件未写好，他们便关起门来反复修改，一直改到报社认为符合上头精神了才罢休。为此各地、县轮流派人常驻报社招待所，等候报社用稿通知，有的还在招待所成立临时党支部。
那个时候，报纸只有四个版，文章又长，记者一个月能上一两条稿就算很优秀的记者了。报纸不能刊登广告，报社不讲经营管理、不讲经济效益。因此，那个时候不仅思想禁锢，也根本找不到让报人施展才干的平台。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各项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报业发展最佳 、报人最有作为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报人真正回归到报人的真实位置上来，中国报业从这里开始走过了四个重要的阶段。
（小标题） 第一阶段：冲破思想禁区，恢复办报的优良传统。
当时对“大包干”的责任制很多人不通，有的人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两头通”、“中间梗塞”。也就是高层是通的，认识比较一致。另一头就是农村生产队长加上部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们长期在农村第一线，对“左”的危害看得清楚，有切肤之痛，他们对三中全会精神非常拥护，还一再要求继续放宽政策。而相当一部分地、县和公社领导思想是不通的。省里召开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责难之声不绝于耳。我至今仍记得关于农村实行农田“大包干”的争论。《南方日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些反面典型进行批评报道,当时报纸常出现的流行语就是“冲破禁锢，放宽政策”。但当时有些地、县、公社领导想不通,认为现在已够乱了，再放宽还得了。在省里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些人在会上责难《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放言“《南方日报》这回跑不掉了”，要“秋后算账”了。时任南方日报党委书记的丁希凌和另一位领导陈培（后来担任了总编辑）在会上讨论时，理直气壮予以回击。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对《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是支持的。1981年4月初，任仲夷到梅县地区调研，我随同采访。他一路走一路看，听干部汇报、与农民交谈，听到的几乎都是对生产自主权和“大包干”责任制的赞许声，他显得异常兴奋。他离开梅县地区前发表调研谈话时对农村的形势归纳为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他说，“顺心”，就是顺乎了群众的心意；“顺手” ，就是干部指挥生产顺当了；“顺路”就是顺社会主义之路了。我根据随同采访来的材料以及任仲夷的讲话精神，写了一篇通讯，标题就是任仲夷讲的六个字：《顺心顺手顺路》。这篇通讯发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任仲夷谈话精神的传播对推动农村经济政策在广东的进一步落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以及因此引发的是是非非下了结论。
在这个阶段，办报人的精力几乎都花在采编业务方面，对拓展报业经济考虑不多，或来不及考虑。而且当时报刊不多，没有竞争对手，无危机感。报纸的多功能作用还没有很好发挥。
（小标题） 第二阶段：全面推进报纸改革，机关报创办的系列报大发展。
改革，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在全社会全面展开。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报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报人有了忧患意识，深感不改革不行。于是，报人不仅大力宣传改革，而且也从改革的大潮中吸取激情，推进自身的改革。既抓新闻改革，也抓版面改革，并大力拓展报道面。机关报的宣传报道在坚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报道为主的前提下，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扩版、出彩报、出早报，运用先进手段提高办报质量。
这时的办报人已经认识到，不能脱离整个报业发展孤立去谈办报，必须十分重视报业经济的发展和重视建立一支能适应报业竞争的采编队伍及经营管理队伍。办报人似乎多长了几个脑袋，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既抓报纸改革，也抓经营管理的配套改革。机关报在办好主报的前提下,将创办系列报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付诸实践，诞生了一批像《南方周末》这样的有影响力的报纸。到了90年代中期，国内报业市场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包括晚报在内的城市类报纸大行其道，经济效益达到了高峰。广告投放的地域性日趋明显，省级机关报普遍出现经营滑坡的形势，机关报一方面大力改善主报经营，另一方面抓住市场空档，适时推出都市类报纸，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时的都市类报纸是机关报在市场竞争中碰到了困境的背景下创办的，办报思路大胆创新，市场化程度高，被誉为开启中国报业一代风气的新时代新主流媒体的代表。
（小标题）第三阶段：报业集团诞生，纸媒往产业化发展。
时代背景是：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出现新形势，一个个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决策不断出台。其后的几年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战略决策的出台，市场竞争升级了。
毫无疑问，报纸也被卷进了激烈竞争的漩涡中。精明的办报人明白，有竞争才能有进步有发展，而面对激烈的竞争，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和机制，是难操胜券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报业竞争已进入白热化，报业的扩张欲望也越来越大。继广州日报之后，1998年5月和7月，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相继成立。1999年11月，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正式挂牌。2000年后，中国报业集团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南方报业从成立报业集团的第一天起，就着手研究不太为人所关注的运行机制等问题，包括传媒产业资本运作方式。在这一阶段，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提炼总结了南方报业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迅速形成并确立了系统明确的多品牌发展战略及其运作机制。 2001年初《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并以此为契机积极探索一种报业发展的新的运行机制。经过慎重研究，选择了上海一家股份制企业作为融资的合作伙伴，将发行、广告等经营业务剥离出来，组建经营公司，成立董事会，试行经营者持股。21世纪经济报道以全新的、市场化的品牌理念来运营报纸。
21世纪经济报道创办不久，南方报业率先将品牌理念引进报业，正式宣布南方报业实施媒体多品牌发展战略，相继创建了“21世纪报系”、“南方周末报系”和“南方都市报报系”的组织运营结构，每个报系以一张报纸为龙头实施“龙生龙，凤生凤”的滚动发展模式，带动一批品牌媒体的发展。
当然各报业各有自己的新招。报业市场的竞争有三个层次：一种是打价格战、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低层次竞争；再者就是以规模、结构、效益为主的中层次竞争；第三种就是以资本、人才、品牌为主的高层次战略竞争。不少报业的经营已摆脱了低层次竞争，赢得了中层次竞争，并逐步提升到高层次的竞争上来。南方报业等报业逐步从三个方面转变观念，强化综合竞争力：一是从单一的新闻竞争转到塑造媒体品牌的竞争上来；二是从单一品牌的竞争转到媒体多品牌的竞争上来；三是从单纯的媒体品牌产品竞争转到品牌理念所延伸到的各个领域的竞争上来。
第四阶段：纸媒延伸、融洽到新媒体领域，形成大传媒战略。
传统媒体受到新兴媒体的激烈挑战,已是不争的事实。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动整合共荣共存，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传媒业内部竞争的基本格局；传媒业将会出现全方位、多角度的变革，实现新的突破。
就报纸而言，起初利用新媒体、新技术主要是为自身报刊提升价值赢得竞争。报纸最初对网络等新媒体的态度是参与，因为担心被替代就搞起了网站，从报业集团内开了一个与网络对接的端口。这时的报业集团或报刊社的网站，是报纸下面的附设机构，采编人员并不认为它对报纸盈利有任何作用。随着一些门户网站的崛起，报业自办网络生存能力日益显得薄弱，报业集团就开始简单地利用起外部的强势新兴媒体增强影响力。比如《南方周末》的海外读者买不到报纸但能在网上读到文章，他们记住的往往不是哪个网站而是《南方周末》本身。这对报纸品牌影响力的贡献，是传统的发行手段达不到、创造不来的。事实上所有的报业集团和知名的报刊社，都已经拥有自己的网站，很多同行还在努力探索报业新闻信息移动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在利用外部力量的同时，报业也在培育自已的新媒体项目，这些项目的主要职能，是为提升报纸竞争力服务。 随着新媒体项目在报业的兴起，报业集团也就逐渐发展成为传媒集团，可以为报刊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动整合提供更好的平台。但是，从利用到运用、从参与到掌握，都需要一个过程。从报业集团到传媒集团，关键是要能够实现自己的多元化媒体发展，使跨媒体互动整合成为集团内部变革创新的主题。作为报业要真正赢得媒体竞争优势，报业就要把核心业务从版面的制作、报纸的出版，提升到适时、互动、个性化的新闻和相关信息内容的创造上来。报业如果把核心业务放到新闻内容和新闻相关信息的创造上，那么网络和移动传播就不是报纸的替代品，而是新闻传播价值链的下游。针对同一新闻事件做出不同形式、不同侧重点的内容，就是内容创造。如果给网络移动提供的内容，都是在报纸上已经采用的新闻信息，这些内容是否完全适合网络和手机上传播，只有观众、网民和手机用户才知道。许多报业已经认识到，没有专业创造的内容，是没有竞争力的。
网络和手机传播，要有别有于报纸的内容创造，就要进行报道业务流程再造，改革原来采访写稿的习惯，现场发稿、滚动发稿是报业记者必须具备的生存技巧。而报业传媒集团要获得内容创造的优势，就必须构建统一的新闻信息数字化处理平台，将优势的内容资源进行整合，将原来仅供报纸版面的新闻内容编辑延伸成为多种传播形态的新闻产品。这个平台国外有的叫“超级编辑部。2005年，我在一次演讲中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新闻数码港”。现在有些报纸的采编、出版机构已转变为专业的新闻和相关信息内容的提供机构，不再单纯为报纸的版面而采集、编制新闻信息，而且一有重要新闻就即时发稿，不断滚动更新。
随着大传媒战略的实施，报纸将借助新技术在创新中提升自己，报业创办的新媒体也将依托传统报纸新闻原创能力强的优势，办出其特色。 报业的未来前景是光明的,但大传媒战略的目标能否实现，有赖于体制的创新。我们期待，传媒业及相关部门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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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电视：在挑战中前行
星期二, 十二月 30th, 2008
2008年，年初的雪灾、"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诸多不平凡事件对本年度中国电视市场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与往年相比，2008年的中国电视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特点：电视新闻一反自2003年起不温不火的局面，在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赛事的直播报道中凸现出新的活力和强大的影响力；体育节目因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而大行其道；电视剧市场总体表现不温不火，亮点不足；综艺娱乐节目播出和收视比重显著下降，进入盘整期；手机电视、车载电视以及网络视频等新媒体则借着奥运会的东风，好好地红火了一把。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在全球经济恶化的大背景之下，仍然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中国电视业，最终也难以独善其身。金融危机对中国电视业的影响将在未来的一两年中逐渐显现出来。下面笔者主要从电视产业、传播内容、职业道德等方面对2008年中国电视的状况加以盘点。
危机报道
展现电视媒体品格和公信力
2008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年初多年罕见的雪灾、拉萨骚乱、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遭到破坏、全国多个省区出现手足口病疫情、胶济铁路火车相撞事件、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问题奶粉等诸多突发事件的发生，使中国的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体，面临自SARS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在危机面前，众多国内电视媒体打破了以往突发事件报道模式，不仅报道信息及时、准确，还积极为灾区捐赠善款，展现出中国电视媒体应有的品格、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也反映出我国政务公开和信息发布制度正在走向健全。
"5?12"汶川地震发生的32分钟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首发新闻，52分钟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将汶川地震的相关消息传递给每一个观众和听众。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中央电视台第一批记者奔赴灾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新闻中心也派出多路记者进入灾区，发回大量珍贵报道。
电视媒体全程直播救援行动，把灾区现场的情况和救援队伍的行动直接告知国内群众和全世界人民，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民的知情权，使人们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正确资讯，让世界各国看到了当代中国的坚定与自信，激发了全国民众的凝聚力和爱国心；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无隙可乘，难以妖魔化中国。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有了很大提升。
根据CSM全国测量仪数据显示，在地震后一个月，央视和省级卫视的新闻类节目播出比重从4月份的8.12%上升到24.75%，收视比重也从4月份的8.05%达到了30.21%，观众对新闻类节目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地震之前。而且在地震之后的一个月里，央视综合频道以10.72%的市场份额居第1位，比第2位的央视八套电视剧频道高出6.42%，比同年4月份高2.21%。就收视市场份额上升的幅度而言，央视新闻频道、四川卫视、东方卫视等表现最为突出，央视新闻频道从4月份的第19名上升到震后的第5名，份额上升幅度为162%，四川卫视从第10名上升到第4名，份额上升幅度为93.3%。
奥运报道打造电视媒体华丽盛宴
2008年8月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为中国电视媒体带来了一场华丽的盛宴。中央电视台以奥运频道为核心，调动了7个开路频道和2个付费频道全面报道奥运赛事。央视的奥运报道重点突出现场和中国元素，在播出赛事的同时，利用大量的ENG和综合单边制作系统密切跟踪重点运动员和现场发生的焦点事件，并通过增强时效、新闻故事化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观众的需求。有数据显示，央视在奥运会比赛期间，累计播出比赛及与比赛相关内容时间超过2796小时，全台平均收视份额达到52.19%，国内收视率比雅典奥运会提升10个百分点。
8月8日晚的奥运会开幕式，除了央视多个频道之外，全国30余个省级卫视和一些地面频道也同步转播了这一盛况，开幕式播出的电视信号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4个多小时的开幕式直播共吸引了全国8.42亿观众，创下国内有收视调查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CTR提供的数据显示，在7月和8月，互联网的用户数量并没有出现跳升，但电视受众的数量却出现了一个跳升，这说明在以体育和奥运为主题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之下，电视媒体目前还是最强势的媒介。
中国电视媒体在转播奥运赛事时，不仅关注中国运动健儿，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和代表也充分重视，为他国获胜的运动员喝彩，展示公平、公正的运动精神，体现出了中国媒体的国际视野和大国风度，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综艺娱乐节目进入盘整期
针对一些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和节目在环节设计、评委选择、选手表现、表演内容等方面存在的低俗问题，2007年9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广电总局进一步加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的管理通知》，不仅规定了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举办、播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的申报批准制度，规定"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项"，对于每项活动播出的时间跨度、播出场次及播出时间也有严格限制。其中最有杀伤力的是"自2007年10月1日起，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所有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不得在19：30至22：30时段播出"。
根据广电总局要求，2008年各大电视台纷纷调整节目播出和编排策略，改变娱乐节目形态和减少比重，推出各具特色、与奥运相关的体育竞技娱乐节目或者奥运综艺节目。如《奥运向前冲》、《加油2008》、《喝彩！北京奥运》、《龙的传人》、《步步为赢》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奥运综艺类电视节目。这些新的电视节目形态的推出，有利于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多元化发展。
2008年上半年雪灾和地震灾害相继发生，各大电视台纷纷暂停娱乐节目紧急制作赈灾晚会，为灾区人民送去温暖和支持。如湖南卫视将《快乐大本营》、《舞动奇迹》、《越策越开心》、《我最达人》四档综艺节目全部撤播；安徽卫视将四档王牌综艺节目《飓风行动》、《超级大赢家》、《周日我最大》、《相约花戏楼》全部取消，体现出了电视传媒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据CSM媒介研究的调查显示，2008年上半年电视综艺类节目在各级电视频道的播出和收视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整体播出量从2006～2007年的6%下降至4%；观众收看比重下降幅度略小，从2007年的8.4%下降至7.7%。奥运之后，诸多综艺类电视节目重新返潮，但是声势远没有去年同期浩大。
2008年，中国电视娱乐节目进入盘整期，娱乐节目工作者也正好趁此机会重新思考综艺节目的路该怎么走。原创、更加人性化，或许会成为此类节目接下来的关键词。未来的电视屏幕上，我们期待看到的不再是"天下综艺一大抄"、节目创新后继乏力的窘态，而是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电视剧市场不温不火
2008年初，多个省级卫视提出了电视剧"大剧年"、"独播年"等口号，但从收视来看，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没有延续前几年电视剧大热的场面，总体表现不温不火，亮点不足。从市场表现上来看，2008年电视剧市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电视剧播出开年红火。在2008年开始的前3个月，《闯关东》和《金婚》引发电视剧收视一股短暂的热潮，并在各地省级卫视全天候反复播放。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收视表现，但是这种"高消耗"的播出方式也折射出电视剧产业资源竞争激烈的现实。电视剧产业化之后，各省市电视台在电视剧播出方面的办法层出不穷，首播剧、独播剧、自制剧、引进剧、定制剧等不同剧种充斥荧屏。面对如此复杂的电视剧收视市场，如何能够再出奇制胜？于是，有的电视台就使出了上文提及的"高消耗"的电视剧播出方式，以量取胜，通过连续播出的多集电视剧来满足受众的收视欲望。但这样的播出方式也使中国的电视剧产业面临艰巨的考验，消耗速度快就必然要求有更多的电视剧资源后备，如何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制作出更多更新的电视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命题。
2．地震报道和奥运报道期间电视剧播出被调整。在全世界普遍关注的地震面前，电视台普遍把重点都放到了播报地震新闻、制作抗震救灾节目上。如东方卫视推出"聚焦汶川大地震特别报道"，卫视所有节目都为该特别报道节目让道；重庆卫视停播所有娱乐节目，将频道暂改为重庆市抗震救灾专业频道，只播出抗震救灾消息。
在北京奥运会比赛期间，央视及各省级卫视又纷纷调整自身的节目布局，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直播或者转播奥运会赛事上，电视剧的播放多被放到非黄金时段如凌晨等，电视剧的收视明显下降。
3．奥运之后，期待有所作为。奥运会之后，央视八套晚间电视剧场引进剧《可爱的你》表现可圈可点，该时段收视相对于奥运期间有大幅上升。但是接档奥运的央视综合频道的爱国大片《夜幕下的哈尔滨》收视却未达到预期。自此之后，没有再出现如《奋斗》、《新结婚时代》等引起全国强烈反响和热评的电视剧，与2007年优秀电视剧一部接一部不断涌现的局面形成反差。
奥运会助力互联网与新媒体发展
网络电视、手机电视、户外新媒体（如车载电视、楼宇电视等）借着奥运会的东风，得以迅速发展起来。CSM媒介研究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新媒体受众所做的调查显示，互联网和车载电视作为奥运史上首次授权直播的新媒体，在奥运赛事的转播上，分别得到了28.8%和16.9%的受众市场份额，并且超过了广播在奥运赛事转播上的到达率。另外，网络视频在本次奥运会的转播中可谓大显身手，21%的受众通过以央视网为核心的九大网络视频转播平台收看了奥运会，且人均每天收视时间长达140分钟，对传统电视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也带动了网络视频产业的发展。手机电视在奥运期间也发挥了能够随时随地方便收看体育赛事的优势，虽然用户数量较电视、网络、广播等传播方式还相差很多，但是手机电视用户的使用时长并不短，平均每天的收看时间为82分钟。
以上这些数字充分证明，网络电视以及其他新媒体的应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及选择。多元化收视方式的出现，将会打开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新的一页。
金融危机开始影响中国
电视广告经营承受压力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了全球大多数国家，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国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的开放大国，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出口增长放缓。这一点目前已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有所体现。2008年前3个季度，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2.3%，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我国对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出口1891亿美元，同比增长11.2%，比去年同期回落4.6个百分点。受外部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2008年以来我国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困境。中国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处于不断下滑的态势，广告主和广告商的投入将更加谨慎。
同时，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广告商也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网络和新兴媒体。相较于高昂的电视广告费用，互联网和新媒体目前的收费要便宜得多。传媒中国网通过对网络发布的数据整合表明，近几年网络媒体一直保持着正增长态势，基本速度都在40%以上，已经远远超过电视媒体，电视媒体的增长速度则出现了下滑趋势。
在目前的形势下，业界人士普遍认为，2009年中国的电视广告市场将保持平稳的状态，不会出现较大增幅，也不会出现交易额的大幅下滑。但是，金融危机对我国电视广告收入的影响，在未来几年内将逐渐显现出来。
电视购物大行其道
电视购物被称为继零售、超市之后的"第三次销售革命"。由上海电视节组委会与CSM媒介研究共同发布的《中国电视购物发展报告（2008-2009）》显示，2007年中国电视购物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100亿人民币，相关的电视购物节目年播出量也已经达到近10万小时。由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三部分组成的电视购物产业链条已初具规模，并将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完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市场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0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7177亿元。有关专家测算，如果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市场继续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总额将达92655亿元，中国电视购物销售按照欧美国家目前占其社会商品销售额5%的平均水平测算，销售额将超过463.3亿元，发展空间巨大。电视购物必将成为未来几年我国各电视媒体激烈争夺的阵地之一。
中国电视购物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信誉度不高。CSM媒介研究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观众中，有43.26%的观众认为电视购物的可信度为中等，此外对电视购物持"不怎么可信"态度的观众比重达到了39%，只有17.65%的被调查者认为电视购物的可信度较高。观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前20类问题主要集中在产品、节目和市场三个方面，其中关于产品本身的问题最多，主要涉及产品的可信度、质量、价格、售后、实用性及配送等方面；关于电视购物节目的问题则主要集中在节目描述方法、时间安排、节目丰富性及宣传力度等几个方面；关于电视购物市场的问题主要涵盖产品分类、市场成熟度、政府监管、媒体管理等环节。从上述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电视购物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树立好自身良好的品牌信誉和售后服务，不夸大事实，使消费者的信赖度提升，才能走上更好的发展之路。
中国电视媒体出现"马太效应"
城市台处境艰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有所加剧，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电视媒体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据广电总局2004年数据显示，从电视台广告收入总量上看，东、中、西部呈明显的阶梯状分布。东部地区占全国省级电视台广告收入的58%，中部地区占27%，西部地区占15%。同样一部电视剧在上海影视频道的广告收入可达几千万元，而在内地一家电视频道播出时广告收入仅有几十万或百余万元。地域经济发展状况对电视媒体影响巨大，各省级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与各省的GDP一般成正比关系。如2007年央视广告总收入突破了百亿大关，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电视广告收入达33.33亿元，湖南电视台广告收入17.6亿元，而有的省级电视台全年广告收入只有几千万元。
和其他国家一样，城市是中国电视台诞生的摇篮之地。中国目前有666个城市，有2000余个城市频道。城市频道是我国电视业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在宣传国家政策、传播科学知识、引导社会舆论、丰富百姓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数字卫星电视和有线数字电视的快速发展，受众可选择的节目数量成倍增加。如南京的观众通过数字电视一共可以收看到127套电视节目，杭州的数字电视付费之后可收看到119个电视频道，深圳的数字付费电视频道也多达92个。一些城市的数字电视除了央视16个频道的节目和各省级卫视之外，数字付费电视还可以收看到如香港无线、凤凰卫视、HBO、CNN、Discovery、国家地理、星空卫视等境外电视频道。数字电视使得受众面前可选择的节目数量以几倍的规模骤然增加，城市台的频道完全淹没于其中, 市场份额呈逐渐下降趋势。许多城市台广告经营处境艰难，奋力争夺观众的遥控器正成为城市台紧张和敏感的呐喊。
从图1可以看出，在近几年的市场竞争中，省级卫视凭借自身的资源和覆盖优势，以及在内容开发和制作上的创新性和灵活性，市场份额逐年上升，已经达到21.23%，而资源和覆盖不占优势的省级地面频道和市县级频道市场份额逐年下滑。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日益被分流到其他新媒体，端坐于电视机前的主流观众多为40岁以上人士，收视对象老龄化倾向日趋明显，观众平均每天的收视时间也有所减少。
电视广告收入是城市电视台的命根子。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台年收入可达亿元以上外，绝大多数城市台的年收入都在亿元以下，部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台年收入甚至难以上千万。据全国城市电视台广告协会的资料统计，2005年全国城市电视台广告收入超过3000万的为35个，超过5000万的为10个，超过亿元的11个。全国城市电视台多数广告规模仅维持在1000～2000万元。
以目前湖南、湖北、江西等几个中部省份的中等城市电视台为例，一般晚上黄金时间30秒的刊例价格是2500～4000元，操作价格一般在1.0～ 1.5折，即300～400元。白天专题平均价格为每分钟30～50元。稍大一点的广告单，价格最低已降到0.2折。
在资源有限、规模有限、市场份额有限的情况下，城市电视台面对数字化浪潮出路何在？
笔者以为，城市台如果想要在严重挤压中求生存，就必须采取行动进行自救。城市台是有根的媒体，具有独特的传播价值，城市电视台所面对的受众具有更加明确、细分的特点。城市电视媒体也有着央视和省级卫视所不具备的直接性、敏锐性和亲近性的优势，受众定位更加精确，对于当地群众的收视习惯也更加了解。所以，城市电视台要赢得发展的一片天空，就要凭借开拓当地民生新闻和生活服务类节目市场来抢夺地方电视收视份额。
中国电视媒体扬威
境外电视媒体失语
在传媒发展逐渐产业化的今天，我国的电视媒体也渐渐适应了收视市场的商业化运作规律，加快了电视传媒面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反应速度，也更加提升了传媒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在2008年的几次重大事件报道中，内地的电视传媒担任了主力核心的角色，其全面、公正、快捷、高效的工作表现赢得了海内外传媒的称赞。相较之下，境外的一些电视传媒在中国传媒市场竞争中显得整体实力不足，影响力和亮点不够。
"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凤凰卫视虽然也派出报道队伍赶赴灾区，但是在央视、东方卫视以及四川电视台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面前，显得相形见绌。地震多日之后，观众才陆续看到凤凰卫视的团队制作的一些访谈类、专题类电视节目。虽然有些节目与内地的电视媒体比较，更为大胆、犀利，但是从整体来说，影响不大。而8月份的奥运会，凤凰卫视因为没有拿到转播权，无法大量播出奥运比赛画面，其奥运报道只能在边缘运作，影响力甚微。
山西矿难"封口费"
拷问中国记者职业道德
2008年9月山西一起矿难之后，真假新闻记者争先恐后涌入。但有的记者赶到事发地并不是为了报道矿难事件，而是为了领取"封口费"。发放"封口费"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事后承认，共向《山西法制报》、中国教育电视台、山西广播电视总台等媒体支付了总计125，700元的费用。目前，假冒中央媒体的假记者已被移交司法立案侦查，收受钱财或进行新闻敲诈行为的记者也受到严肃处理。
中国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国内一些记者为了追求经济收入，不惜做出制造假新闻、收受贿赂、报道有偿新闻等违背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和素养的行为。2007年的"纸馅包子"事件已经让新闻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大大下降，今年"封口费"事件再次让中国传媒蒙羞。面对中国记者的职业道德危机，媒体必须增强自律意识，新闻工作者必须努力弘扬职业精神、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宣传主管部门也应该采取措施尽快完善和健全相关的规章制度。
2008年的中国电视媒体，承受住了诸多考验，在新闻宣传和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2009年，随着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新媒体的不断壮大，中国电视媒体将面临更大挑战。传统电视靠政策和地域的垄断来获取暴利的时代将逐渐过去，中国电视媒体在新媒体和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只有审时度势，采取相应的变革措施，打造新的价值需求，稳定市场收视份额，才能在已经开始的惨烈的市场竞争中寻得广阔的发展空间，焕发出新的光彩。（作者谢耘耕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 李文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原载《传媒》杂志2008年第 12期 ）
文字練習：拆分長句
星期二, 十二月 30th, 2008版 oc 著 (日期為 2008/12/29) 前文「阿媽的棉襖」第一段裡，有個曲折拗口的
長句一直讓我不能釋懷：
在香港老布莊裡，太座大人發現店裡還繼續賣著，跟她珍藏的阿媽留 給她的雙面棉
回归经典叙事—再评电影《梅兰芳》
星期六, 十二月 27th, 2008《梅兰芳》：“经典叙事”归来
岁末年初，照例是中国电影的“大片时间”。2008年贺岁档期，大家在忐忑中等到了陈凯歌“卧薪尝胆”三年后的力作：《梅兰芳》。
自称因拍摄《梅兰芳》而淡定的凯歌导演（左为电影局分管创作的副局长\著名编剧张宏森.尹鸿摄于在中影公司举行的《梅兰芳》座谈会）
《梅兰芳》与往常“大片”不同，题材上，它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人物传记片，史事、关联人和“为贤者讳”的传统，常常会极大地限制创作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形态上，它是一部没有性色、暴力、奇观，甚至也没有太多“动作”的“文戏”，缺少许多大片必备的“卖座”元素。然而，恰恰是这样一部“文戏”，不仅收获了不错的票房，而且赢得了大多数观众的口碑，一些多年不进影院的中老年人也成了“大片”的观众。虽然人们对影片仍然有许多评头品足，但往常那种“积毁可销骨”的“大片现象”却没有出现，倒是对于京剧的讨论、对于梅兰芳身世的关注成为了网络热点。
《梅兰芳》究竟用什么“说服”了观众？《梅兰芳》究竟给大片带来了什么变化？其实，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从往常“拼盘”、“配方”式的“商业歧途”，回归到诚实地塑造人物、叙述故事、表达真善美主流情感的“经典叙事”的“正途”。
“经典叙事”，也是大多数在电影史上被称为“经典”的影片所共用的主流情节剧模式。它既不像商业类型片那样，以脱离生活逼真性的类型化、程式化、假定性、奇观性为特征（如《蜘蛛侠》、《钢铁侠》、“007系列”）；也不像所谓的“作家电影”、“艺术电影”，以“陌生化”、“间离效果”、精英化为特征（如特吕弗、戈达尔、候孝贤电影）。“经典叙事”以人物性格塑造为基础，线型故事为情节，社会历史感为背景，戏剧性命运为框架，真善美主流情感为主题，用一种“逼真感”让观众被“缝合”在镜头中和“沉浸”在故事中。刚去世的谢晋先生，就是中国“经典叙事”的大师，其影片往往能跨越类型片与艺术片之间的鸿沟。
在中国，从“丢掉戏剧的拐杖”开始，电影人似乎就陶醉在精英创作的自恋情结中，不少电影脱离大众的叙事经验和情感需要；而当“娱乐”当道的时候，一批商业影片则又简单地将“拳头”、“枕头”、“噱头”、“名头”当作救命稻草。其实，电影文化最本质的特征，还是故事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情感的悲欢离合、同仇敌忾；人物的栩栩如生、善恶有报。《莫扎特》、《泰坦尼克号》、《勇敢的心》、《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飞行者》等影片，可以说，都是当代电影中“经典叙事”的范例。
《梅兰芳》也回到了这种主流情节剧传统之中。它用“梅兰芳时代来了”，“谁毁了梅兰芳的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的艺术”，“不能征服梅兰芳，就不能征服中国人”这三段故事，让观众“沉浸”在人物命运的变迁中，完成对观众情感的引导、控制和释放。而陈凯歌为了适应今天观众日益成熟的叙事经验，还有意识地提高了电影的“强度性”和“控制力”。影片的大部分段落，都用快速的节奏、饱满的细节、跳跃的剪辑、流畅的省略、富有质感的历史场景和具有爆发力的戏剧性场面，体现了“经典叙事”的魅力。
影片前半部中，梅兰芳柔中带刚的形象，诸多京剧元素的恰当使用，特别是十三燕、邱如白、孟小冬等形象的准确刻画，都显示了陈凯歌的大师水准。但《梅兰芳》在回归“经典叙事”的同时，却难以完美。从影片中美国演出那场开始，梅兰芳还是被“习惯性”地圣人化了，人物也因而失去了主动动作、内在焦虑、情感煎熬，其高大形象和爱国情怀都多少有些概念化；观众所期待的京剧元素在整个影片的后半部更是渐渐缺位；“日本鬼子”一正一反形象也落入俗套……。“经典叙事”，看似容易实则难，一针一线、一石一瓦都不能疏忽，更何况一不留神，就可能落入被观众“识破”的俗套。
但无论如何，《梅兰芳》都堪称2008年中国电影的“收宫”力作，它既显示了以《霸王别姬》惊艳世界的陈凯歌回归“经典叙事”的功力犹在；也显示了从《云水谣》到《集结号》再到《梅兰芳》，中国大片回归“经典叙事”的趋势渐明。主流电影，根本上说，靠的住的还是好故事、好人物、好场面、好感情，还包括好的“主题思想”。
2008年最常上的10个网站？
星期四, 十二月 25th, 2008刚才有友人问我：“你2008年最常上的10个网站是什么？”
10年来，好像每年都有人会问差不多的问题。但是最近这两年来，这个问题确变得越来越难回答。
2008年，我浏览器的标签栏里面常见到的Favicon里面基本上就只有Google Reader、Gmail、Google Docs、Google Search这几个是常驻。除此以外，大概会比较多出现的还有Delicious、Flickr、Youtube几个。再往下说，就只有自己的Blog了。就算是统统加起来，也还不到10个。
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过去的1年里，我从网络中获得的信息肯定比之前的任何一年都多。Gmail里面几千封邮件、Google Reader中数百个订阅、数万篇文章、Twhirl里面的更新数十万条，这还不是全部，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到信息是像河流一样在我的眼前奔涌而过。但事实上我经常打开的网页却只有那么寥寥几个。
我想，信息的“去中心化”肯定只是对信息的发布来说的，而“去中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信息的绝对数量级数式增长。所以，当我们作为信息的接收者，“中心化”才是提高获取信息效率的可行方法。
不过，这里所说的“中心”也早就不停留在一个层面上。它可以是一个邮箱、一个服务、一个浏览器、一个操作系统，甚至是一片云。
2008年新闻传播界的六个热点话题
星期四, 十二月 25th, 20082008年新闻传播界的六个热点话题
陈力丹
2008年，我国发生了太多的大事，波澜起伏。我国新闻传播业也经受了从未有过的考验，职业水准得到一次很大的提升。本文通过年内六个话题的叙述，大体勾勒这年我国的新闻传播理念的新收获。
话题一：通过3·14拉萨事件和5.12地震报道之比较，我们学会了与国际传媒共处的策略
2008年3.14拉萨暴力事件发生后，西方传媒的报道发生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西方国家对全球权力、资源和利益的竞夺，对中国崛起后世界新秩序的焦虑，压倒了新闻职业和操作层面的客观性原则。因而它们对西藏问题乃至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基本传播框架，有意无意地表现为：意识形态偏见优先于客观报道、利益博弈优先于事实表达。而从“5.12”四川地震的国际舆论走向看，西方媒体阶段性改变了拉萨“3.14”事件报道中的显性对立基调，转向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框架。鉴于这种情形，我国也学会了与国际传媒共处的两方面策略：
首先，注重利用不同文明体系中价值判断的共同点。汶川5.12地震发生后，西方传媒关于地震的报道，总体上是客观的。它们原有的对中国的偏见几天内不可能发生变化，原因在于地震导致生命灾难这个话题触动了东西方民族价值观的共同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地震灾难中表现出的对生命的关爱，对人的尊重，让西方媒体在新闻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作出了有利于中国的报道。中国政府允许众多外媒进入灾区实地采访，他们的报道西方读者容易接受，比中国媒体自我宣传更具说服力。5月24日，温家宝在映秀镇对外国记者说：“地震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害，而且是人类的灾害”，“我们欢迎世界各国记者前来采访，我们相信你们会用记者的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和我们所做的工作。”这里既展现出中国政府对国际新闻界的开放态度，也强调了我方对其职业道德的严肃要求，而我方要求的提出，恰恰基于东西方文明共同的价值判断，这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第二，智慧输出我方的“价值议程”。“价值议程”的输出，需要对一时一事的叙述进行战略化的提升和持久的延展，服务于一国价值信念的凝结、表达和扩散，一方面承载本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一方面也要映射超越具体差异的普世价值。我们在批驳西方传媒歪曲报道3.14事件的同时，也要着眼于与目标国家建立持久的国家层面和传媒层面的关系，需要研究西方传媒的结构和运行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作用与影响，清晰认识与西方传媒相处共生的环境特点，掌握其传播影响力施放的机遇、渠道、形式和特点，以制定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信息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
话题二：通过5·12汶川地震报道，我国传媒迅速反映、信息公开的理念得到彰显
汶川地震发生在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5月1日生效之后。除了报道快速、及时以外，信息的公开也是这次地震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与以往强化信息控制的做法有所不同，地震发生后的很短时间内，管理层和媒体顺应了信息公开的世界潮流，新闻报道迅速出击，接下来就是全球都予以关注的情形：我们的各路媒体向灾区进发，派出了记者，几乎所有重要的灾区场景都被报道。国务院每天公布关于震灾的伤亡数字、救援进展等各方面的情况，民众可以通过媒体随时获得有关灾区的各种信息。这次关于地震的报道，媒体总体上的反应迅速，信息公开程度较高；内容之丰富和全面，展现人性的深刻性，都是历史上少见的。由于我们的信息发布及时而详尽，境外媒体的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因而我们掌握了报道基调。
大量媒体记者冒着危险赶赴灾区，第一时间为公众提供信息，这为减少消息的不确定性、减少谣言，帮助全国人民建立信息、凝聚力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媒体的传播收到了良好的正面效果。《国际先驱论坛报》承认：“中国对地震的回应异常公开”。信息开放的主控者是政府，因而也有利于政府掌握话语权。地震期间的大规模报道，展现了媒体报道理念的提升和运作机制的成熟，这些将沉淀为传媒发展的制度经验和精神财富，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媒体报道的重点使全国人民把心绪集中到对人、对人的生命的关注方面。这次灾害报道中，灾害的受害者和救助的主要力量都是普通人，从老百姓到战士，他们真正成为报道的主角。数万人的死只是一个数字，而一个具体生命的陨没，则会深深地震撼着人心。正是传媒大量报道的一个个具体的显现人性的场景，使我们感同身受，激发起全民族的凝聚力。
这种转变还体现在领导人活动的相关报道上。不只报道领导人对灾区人民的慰问，更报道他们所流露的真性情。主流传媒开始突出事件本身，领导人活动的新闻则相对低调。这个变化体现了“三贴近”的原则。
话题三：胡锦涛总书记6.20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胡锦涛总书记6月20日访问人民日报社时发表重要讲话，在3200多字的讲话中，“党性”出现1次，“喉舌”没有出现；“舆论导向” 出现5次，而 “舆论引导”出现了9次，“引导”出现了14次，“疏导”出现1次。讲话表现出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使用新闻传播学术语。胡锦涛总书记的这次讲话，是他2002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2003年12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1月在解放军报的讲话以来，又一次集中对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的理论阐发。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很多新提法、新措施。
胡锦涛总书记曾在2002年指出：“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讲究舆论宣传的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这是中国共产党历任主要领导人首次谈到“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这一次，他进一步明确为“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他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再现了马克思165年前表达的思想。1843年马克思写道：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
接着胡锦涛谈到如何按照规律办事的具体步骤：“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这些，本来就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
第二，舆论导向与反映民意并提。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与十七大报告一脉相承，关于传媒的职责总是两面说：“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显然，根据胡锦涛的要求，“舆论导向”和表达民意的位置是并列关系。他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交流，亦是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之举，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在这里，党和人民联系的模式，显然已经从原来的“党→媒体→人民群众”变成了“党的领导人⇆网民”，信息变成了个体间水平的互动。“网民”（Netizen）这个词的本义是“网络公民”，至少理论上每位“网民”在网络上是权利平等的公民。因此，胡锦涛倡导党的领导干部“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实际上已把建设公民社会的意思包含在里面了。
第三，信息公开政策“形成制度长期坚持”。胡锦涛总书记说，中国政府因及时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好评”，“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显然，我国最高层已经认识到，对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只要坚持公开透明的态度就能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反之则容易陷入被动。6月底发生的贵州瓮安群体暴力事件，传媒在初期不适应之后，开始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及时公开各方面信息，事件因而得到了妥善处理。
话题四：通过奥运报道，我国传媒总体上经受了信息开放的考验
北京奥运会报道，规模之宏大，事项之复杂，是我国传媒不曾经历的。各传媒充分利用地域或人缘的优势，把奥运报道算是做到了各自水准的极致，创造了各自的最佳状态。这次奥运报道的信息开放总体说不错，我国经受了信息开放的考验。如此大的赛事，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没有什么奇怪的。传媒报道奥运，同报道其他事实一样，客观报道是基本职责，即使发生的事实不令人愉快。
奥运开幕前夕，北京奥运中心区发售鸟巢、水立方等场馆门票。采访的香港媒体记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记者的摄像机受损，一个香港记者踢伤执勤警察。香港记者协会等多个新闻组织对事件表示遗憾和愤慨，他们认为警方执法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北京作出“境外记者可以自由采访”的承诺，要求中国公安部和北京奥组委公开解释。我方及时做出表态，承认管理不善，对警察进行社会公关教育，学会与记者文明地打交道，不允许说“不许”。类似事件我们采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了几起，因而外媒关于北京奥运的报道，正面报道54%，负面报道11.3%。这在外媒来说，是罕见的高正面率。
数万国外记者在北京聚集，把中国的面貌，中国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等等，不仅仅是奥运会，规模化地反映给全世界，确实让世界的老百姓看到了一个与过去传媒报道所有不同的中国。那时国外人谈自己观感，有一个经常用到的一个词：中国很努力，中国很尽心。我们成功地通过奥运会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国传媒奥运会报道量的过大和过分集中，也需要克制。有人做过调查，雅典奥运会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纸，关于奥运会的报道只占整个篇幅的百分之十几，不超过15%，哪怕是开闭幕式，哪怕是他们的运动成绩最高潮的时候，也不超过15%。反观我国的传媒，奥运会期间的报道基本占到篇幅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多。奥运会并不是中国人生活的全部，尽管它在中国举行，它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但是传媒要清醒，我国的传媒对市民兴趣的反映这次有点过度。
话题五：“蛆柑事件”，让我们思考大众传媒与新媒体人际传播的关系
2008年10月发生的四川广元柑蛆事件，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考察大众传媒报道与新媒体人际传播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在现代信息社会形成的迥异的传播效果。
2008年10月4日，《华西都市报》以三分之一版的篇幅刊发了《好可惜！万吨柑橘长蛆被深埋》一文，详述四川广元旺苍县嘉川镇鸡鸣山果园发现大实蝇（俗称柑蛆）疫情，当地政府出资300万元统一收购，然后深埋、消毒，进行了无公害化处理。第二天发表跟踪报道《误食“柑蛆”莫慌！人体不会有大碍》。这些消息发表后，部分传统媒体加以转载，媒体报道并没有引起大范围的社会关注。
10月20日，网易论坛上出现帖子《柑蛆（大实蝇）疫区看来只是四川广元》。发帖网友强调：“有新闻写了这件事情，虽然不知道真假，但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吧。”各大论坛社区纷纷转载，很快促使“告诉家人和同学朋友暂时别吃橘子，今年广元的橘子在剥了皮后的白须上发现小蛆状的病虫。四川埋了一大批，还撒了石灰！请转发给每个你关心的人”这条短信的疯狂转发。这条短信讲述的事实基本是真实的，但是却导致全国柑橘市场急速萎缩。
大众传媒报道广元柑蛆事件，并没有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最终引发全国性变动的是公众通过新媒体进一步传播这一事件。
根据“小世界网络传播”理论，如果以网易论坛中的帖子作为起点来推算，在10月20日发帖当天，有3935人通过浏览该帖知晓“柑蛆”事件。假设在一天的时间里，这些消息源会与其人际传播网络中的所有人进行一次人际沟通，沟通中有60%的人会谈到“柑蛆”事件，则在10月21日，就会有70,948人知晓该事件。假设70,948人中的40%又会成为扩大的消息源，继续传播该事件。依此类推，到第六天，这些与“柑蛆”有关的信息通过新媒体相传，就能被13亿多人知晓。虽然这只是估算，并非严谨的数学论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信息通过新媒体进行的人际传播速度，具有病毒传播的倍增效应。即使传播的内容基本属实，但混杂着恐慌、关切等各种情绪，也足以导致公众在一定时间内对任何柑橘加以抵制，造成全国柑橘市场滞销的客观结果。
通过“柑蛆”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媒体普遍使用的情况下，有时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不会直接导致相关舆论的生成，而是通过各种新媒体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被继续传播，附带上情感和倾向，从而形成关于某个问题的舆论。尤其是关于食品安全的局部事件的新闻，这类信息关涉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在传播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形下，加上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可能很多身在其中的当事人也无法料到最终的结果。
这种情形已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种结果不会像传统传媒的“舆论监督”那样可以控制，可能伤及无辜。因此，研究这种情形下可能的社会心理机制，防范可能带来的过大杀伤力，是我们的一个新课题。
话题六：山西“封口费”事件再次引发关注新闻职业伦理规范意识
2008年11月，山西矿难“封口费”事件被揭露。除了这类记者直接索取非法利益外，地震报道中出现为抢镜头而不顾人的生命、报道侵犯当事人隐私等等事情，也说明我国新闻界职业道德和规范的不健全。因此，新闻职业伦理规范问题，这一年多次引发社会关注。
例如采访中司空见惯的“车马费”问题，一位在中央级媒体工作了15年的老记者说：一些部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都会有车马费，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潜规则。朋友说，不拿车马费就是砸对方的场子。有一次我说不要，别人说你先拿着，出去扔了都可以，因为你不要别人就没法要，这是一种群体的规则。怎么办？我过去多次，以对方的名义，当然是在让对方知晓的情况下，把钱转给希望工程，这是我过去经常做的一件事。我觉得面对着一个群体都很奉行的潜规则，个人的抗争是很无奈、很无力的。
谈到职业理想时他说：其实我所处的媒体和我周围的人中，有一些人是把新闻当成理想来做的。这部分人的表现，在业界评价相对高一些。但是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还是把这个职业当成一个饭碗、一个谋生手段，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为了吸引眼球，编造夸大事实或者为商业利益代言的种种情况。记得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老记者对一个年轻记者说，当你的工作、你的报道需要面对亿万双眼睛的时候，当记者就不该仅仅成为你的谋生手段。
根据我主持的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我国新闻职业规范研究”的深度访谈和观察日记，尽管存在较多的问题，我们同时也看到改善这种情形的希望，希望孕育在一批有理想的新闻人身上，例如上面这位老记者，寄托在中国社会逐步转型后社会法治意识的改善上。
从观察和深访的结果看，具有坚定的新闻理想并能在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环境中坚守这份理想的新闻工作者，并不占多数，这也是任何群体中都存在的“二八”效应。相对于这些人，大多数新闻从业者身处理想和现实的困惑与矛盾中，他们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更容易产生从众的心理和行为。
我们还发现，具有理想和坚持信念的新闻工作者的人数虽然并不多，但是他们在新闻界的影响力却是很大的。不同类型的媒体工作的新闻从业者，谈及他们所尊敬的新闻人和传媒时，呈现高度一致的结果。这说明，尽管很多职业规范在现实中未必人人都能遵守，但具有职业理想的新闻工作者和履行职责的传媒，依然是整个新闻界尊敬和向往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从事调查性报道、专职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他们的自律通常很严，努力从自身做起，来改善现实中的某些不足。而多数新闻工作者从外部因素上找寻新闻职业水准不高的原因，他们容易理解和接受新闻实践中的某些不符合职业违规的行为。然而，无论是少数坚持职业理想的记者还是多数普通新闻从业者，他们都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抱有乐观的态度，并认为随着社会在政治文明、法治建设、市场经济规范、人民素质提高等方方面面的进步，随着新闻环境的逐渐开放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可塑性很强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能够激发出潜在的素质，中国新闻职业的水平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2008年，我们看到媒体与信息开放的社会一起成长。这是直面国际传媒、话语权激烈争夺并期待走出重围的一年，我国的信息公开政策也因此迈出了关键一步。看来，患难之时我们的自信心较强；而感觉良好之时，反而容易走回信息封闭的老路。因此，巩固5.12报道开创的信息公开的新传统，理论上坚决贯彻6.20胡锦涛讲话精神，是未来传媒的发展之路。
2009新年祝福
星期三, 十二月 24th, 20082008即将过去，这一年的酸甜苦辣、成败得失、欢乐惆怅，似乎还来不及盘点，2009又要轰然而至，逼迫我们奋力向前。来访OhMyMedia的各位新朋老友，新年快乐！
过去一年多，在访问学习的间隙，也在实践自己“行万里路”的心愿，除了英格兰、苏格兰的一些城市乡村外，也浮光掠影地踏足了欧洲大陆的三五城市。并未刻意执着要去哪座名城胜地，说起来各地旅行也都算机缘巧合。旅途中的美好时光和喜怒哀乐，尽管无暇一一记录，但硬盘中数以万计的照片，却默默存储着那些点点滴滴，只待某日重拾。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特献上由我们自己制作的欧洲旅行风光幻灯片、视频、照片，将一些旅途时光片段与你分享，也借此表达我们的祝福。传播方式多种多样，必有一款适合你:) 以下作品均遵循创作共用协议，欢迎传播、分享，但是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并保留原作者署名，以相同授权方式再发布。
——幻灯片如下：
你可以从SlideShare网站下载此幻灯片的高分辨率版本（18兆）；
或者从OhMyMedia下载压缩版本：Note: There is a file embedded within this post, please visit this post to download the file.
——来自Youtube的三分钟视频，汇集了更多照片，音乐是刘以达的《水底乐园》。
——来自优酷的视频，同样的内容，不过用的配乐是Billie Holiday的《Crazy He Calls Me》。
——也许你喜欢其中的某些照片？请到OhMyMedia的google相册浏览和下载。
在幻灯和视频中，引用了诗人海子的名篇《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我知道它已被引用千万次，但这并不贬损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朴素、美好、温暖的光芒。向这位早已离开人世的诗人遥至敬意吧。他已经走完他的道路，遥望我们在尘世间走自己的道路，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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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民社会的基础建设：民间组织上网情况调查
星期三, 十二月 24th, 2008几年前在社会学的朋友的大力帮助下，对民间组织上网情况做过一个调查。文章是用英文发的，曾答应朋友把它译成中文，至今没译，总有点对不住的感觉。这里先发两个图表，容有空时再去翻译吧。
表二 1995至2003年中国民间组织联网情况 （n=106）
表三 1996至2003年中国民间组织建立网页情况 （n=69)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转贴一篇文章：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
星期二, 十二月 23rd, 2008裴宜理 文 阎小骏 译
摘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变得非常流行。在这个社会运动兴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根植于一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都是强调经济上的不满。但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学者们开始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路径，并开始发展关于社会抗议的新的解释理论。
关键词：底层社会；政治抗争；集体行动；理论解释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变得非常流行。而之所以流行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美国，也包括欧洲，大量的社会运动正方兴未艾。在美国，这一潮流首先就包括民权运动——即非裔美国人争取投票权以及构成完整公民权的其他权利的运动。这一潮流也包括 20世纪60年代早期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并随后席卷美国大地的言论自由运动。这潮流还包括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该项运动后来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和平运动。这一潮流亦包括环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等。
在这个社会运动兴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根植于一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都是强调经济上的不满。现代化理论也是把冲突看作是经济变化和工业化的产物。同时，现代化理论预计冲突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和一个有产的中间阶层的成长而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失。
但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学者们开始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路径，并开始发展关于社会抗议的新的解释理论。说到底，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被深深卷入到社会运动中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现代化理论都很难解释这样的情形。因此，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拒绝了经济解释，转而对心理学的解释产生兴趣。例如，柯岚·布林顿曾写过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著作《革命之剖析》。在书中，他主张说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均不是特别地因经济问题而引起，这些运动更多地源自人民不断升高的期望，也就是说，人民向他们的政府要求更多的东西。
特德·罗伯特·戈的一本题为《为什么人们造反》的书则进一步发展了心理学的路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书可以使用这样的标题了，因为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的题目。但是倒回到20世纪60年代，即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出版一本是用这种标题的书还是被允许的。在他的书中，戈强调他所说的“相对剥夺 ”(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个概念。“相对剥夺”这个词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强调在人们希望它们的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即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与他们实际预期获得的东西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欲望和预期之间的鸿沟就被戈称为“相对剥夺”，也简写为“RD”。戈详细阐释，相对剥夺的程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去。另一本詹姆士·戴维斯写的题为《为什么人们起义》的书则提出了另一个被称为“起义或者革命的J形曲线”的心理学理论。戴维斯这里说的所谓J形曲线，指的就是在一个X轴表示时间、Y轴代表某种GDP的经济量度的坐标系里面点状的倒J形曲线。他相信人们往往在情况发生改善一段时间之后却出现突然的经济倒退之时会起义。在这个倒退之后（就象一个倒J形），人们参加到造反之中是因为他们的预期超出了经济现实。他们在仍然非常穷的时候不会参与到造反之中；只是在一段时期的增长和改善之后、人们的预期继续提高而实际经济情形已经衰退之时，他们才参与到造反之中。
以上三种理论均基于当时在美国心理学界颇为流行的所谓“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的研究路径。这个理论主张说，当人们因某种原因感觉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当然，这个理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时常会有挫折感，但并不是每个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会变得有攻击性。同时，这个理论只是关于个人攻击性层面上的理论。为了解释起义或者革命以及社会运动，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理论。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人们是怎样得以合作的。举例来说，一个“挫折—攻击理论”也许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如果我对我兄弟生气我就会打他，但是它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参加到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去。因此，被称为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第二代理论被发展出来，以克服心理学路径的缺陷。
资源动员理论最具影响的发展者是查尔斯·蒂利。他曾是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当时我跟随他学习），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关于集体行动，蒂利强调几件事情。首先，他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即人们拥有的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联系。他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促成动员的东西。以往大多数的学者强调人的类别而非关系网络，并将之视为动员的基础。例如，马克思强调经济阶级——它植根于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中。另一些理论家强调教育作为分类标准，他们主张说未受到教育的人更容易参加到抗议活动中去。还有一些理论家强调年龄、收入、种族、性别或者其他对人的分类，但蒂利强调类别并不如关系网络重要，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并非你的背景特征，而是你与其他人的联系。我们可以把种类想象成为一些包括了同质人群的箱子：比如，所有来自于同一所学校的人，所有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人，所有拥有某种共同经验或者特征的人，等等。相反，关系网络是在两个或者多个人之间的互动或纽带——这些人可能来自也可能不来自同一个类别。蒂利提出某种他称之为“种类关系（CAT-net）”的东西——在这里种类和关系网络互相重叠，而它对于理解社会行为非常重要。蒂利相信具有同样背景、同时彼此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互动的人群是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这构成资源动员理论的一个方面，即人们因为与其他人的联系而动员起来。蒂利理论的第二个方面强调国家的作用。当他还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时，蒂利写下了对于政治学家很重要的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政治学家们关注心理学也关注社会学，但他们却忘了关注政治——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同时他提醒政治学家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家拥有大量的权力，即使一个人想要参加到社会抗议中去，那也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对于蒂利来说，国家的压制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同样关注在面对一个挑战国家的社会运动或者抗议运动时，国家会发生什么。国家的反应究竟是什么呢？国家当然可以使用压力，但是有时国家政权中的某些成员们甚至可能加入到社会运动中去，变得与社会运动合作起来。因此，当我们关注国家时，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它的压制能力，或者警察、军队等等，我们更需要关注国家是否统一，或者国家自身是否分裂。
蒂利深受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在法国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写的新文化历史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到来之前，一代全新的学术群体开始强调法国革命的象征性和文化性的侧面。蒂利在他的题为《抗争性的法国人》这本书里开始发展出他的关于“抗议台本”（protest repertoire）的概念。所谓台本这个概念来自于戏院。演出某一特定戏剧有很多不同的办法，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也用不同的方式演出同一戏剧。然而，这戏剧本身却仍然保持某种熟悉的特定的剧本形态。
在他的早期著作里，蒂利指出了在西欧现代历史上三种不同种类的集体行动，即“竞争性”、“反应性”、“主动性”。他主张说，这三种不同形式的抗议行动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得以发展。如在16世纪，竞争性抗议是常态；在17和18世纪，反应性抗议是常态；在19和20世纪，主动性抗议是常态。
所谓竞争性的抗议，蒂利指的是在占有差不多同等资源的群体间为了争夺同一样资源而发生的冲突。比如，在不同的村庄或敌对的家族团体之间基于土地占有而形成的世仇。在这些冲突中争斗者们或多或少的在资源占有方面较为平等；他们互相争斗是为了夺取对稀缺和需要彼此争夺的资源的控制权。中国的械斗是竞争性抗议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些活动并非仅仅是经济斗争；他们也同样发展出一种文化来延续这种冲突。他们的抗议台本由特定的口号和服装等组成。
第二种类型，“反应性抗议”，包括像抗税、暴乱、或者粮食暴乱这样一类事物。反应性抗议与竞争性抗议不同之处在于卷入冲突的各方在资源上并不平等。在反应性的抗议中，我们发现普通群众与远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或市场交手。这些抗争在17和18世纪党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时候变得普遍起来。反应性的抗议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了保卫国家税收或市场价格正从他们手中拿走的资源的努力。这些战役的诉求及组织形式都与更早年代的竞争性世仇截然不同。
第三个种类的抗议，“主动性抗议”，是在19和20世纪工业化完成不久后发展起来的。这里主要的抗议者不再是农民而变成了工厂的工人。工人们并不是简单地试图保护他们的传统资源不受国家和市场的新的要求的侵害。相反，他们积极地举行罢工来要求新的权利——包括每日8小时工作制、福利、普选权等等。他们的这种抗议形式被我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的抗议台本。
关于抗议台本的问题允许我们进行一些有趣的跨国家、跨文化的比较。我早先的学生杰弗里·瓦瑟斯特姆，现在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曾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名叫《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从上海观察》。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学生唱“国际歌”——这后来成为中国学生抗议活动的重要标志。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这两次悲剧后，展示在抗议中被杀害的烈士们血染的衣物成为了在中国抗议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象征。这些都是与美国学生的抗议台本非常不同的。
在蒂利发展它的抗议台本的观点的同时，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道格·麦克亚当开始分析美国的民权运动。麦克亚当同样强调文化因素。非裔美国人利用宗教歌曲和标志进行动员。当然，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本人就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在他的布道中，他运用宗教象征主义以动员和黑色美国人群体站起来要求他们作为完全公民的权利。当麦克亚当考察民权运动的动员结构时，他发现最重要的关系网络乃是教堂。所以，无论是从组织还是文化象征主义上讲，宗教都是居于美国民权运动的核心地位。
麦克亚当和蒂利一起开始发展某种被他们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政治过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的东西。根据这个模型，在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中都包含有几个要素。首先是一个动员网络。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第二个就是他们称之为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的东西。这包括一些我们刚才已经谈过的东西，如蒂利强调的国家的压制能力，或国家政权是分裂还是统一等。第三个要素就是抗议台本。而第四个要素就是他们称之为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的东西。这与抗议台本的概念有所重叠，乃是指如马丁·路德·金之类的领袖借以展示他们的理念以动员人民的方式。所谓框架即包括用可以与潜在的跟随者的文化认同产生共鸣的方式来规划抗议的标志和旋律。
政治过程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占有统治地位。希德尼·塔罗写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运动中的权力》，为政治过程模型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简述。塔罗也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个称之为“抗议循环周期”（protest cycle）的观点。借此他试图揭示为什么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比如20世纪60年代期间，如此多的不同类型的抗议都同时发生。某些抗议是怎样推动其他类型的抗议发生的？究竟什么可以揭示这些循环周期的潮起潮落？塔罗利用政治过程模型的诸基本要素来解释一个抗议循环周期。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都开始逐渐对政治过程模型感到厌倦，而此时这个模型已经在美国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圈里占有统治地位。大量的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作品的质量是机械的、无甚新意、令人厌倦。整本的新杂志，比如《动员》（Mobilization）发表一些非常狭隘的文章。这个领域变得高度职业化和相当的非政治化。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三位学者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所组织了一个他们称之为“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的新项目。这个项目在4年间每年开会2-3次，并且他们邀请了另外四名学者加入到他们中来，包括我本人作为唯一一个研究欧洲或美国之外的地区的成员。我们一起试图思考研究社会运动的新的途径。我们采用了“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这个词来突出国家的重要性，并强调抗争是政治性的，而国家是卷入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
这个项目的成果是一系列的新著作，包括有研究生完成的新作品。因为在我们七位教授之外，我们还有相当数目的研究生在斯坦福与我们一起开会，讨论观察“抗争性政治”的新途径。我想这个项目的成果之一就是关于对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抗议活动研究的更大程度的融合。我以前的学生特丽萨·怀特认为，在中国所使用的关系网络与社会运动理论家们在美国和欧洲所认知的那种关系网络是非常不同的。在一个威权体制下，即国家政权强大而市民社会弱小，有效的抗议网络往往得益于同国家政权的密切关系。并且，互信这个问题，即你可以依赖于你的抗议同伴，在这种情形下变得尤为重要。
在斯坦福项目的最后，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写了一本题为《抗争的动力》的新书。其中他们考察了许多不同的地点和事件，包括菲律宾的“民主黄色革命”（the Philippine Democratic Yellow Revolution）,肯尼亚的“毛毛起义”（the Mau Mau Rebellion in Kenya），美国的民权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意大利的劳工运动（the Italian Labour Movement）。他们提出，尽管存在着基本的情景差别，但所有这些抗争的例子都证明存在着某些特定的可供比较和对比的共同过程和机制。
实际上，我本人对这本书是颇持批评态度的。因为，这本书并没有成功地处理那些我们试图在我们的联合项目中解决的问题。在这本书中，作者们试图去发展一个更具动感的，或曰更积极的，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他们指出，他们以前的政治过程模型是静止的；它并不能解释随时间而来的变化。他分析了所有社会运动的四个成分，但却并没有解释这些运动本身是如何“运动”的。所以在这本书中，他们尝试发展一个关于过程、运动和机制的理论。我认为，这本新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他们在各个事件都剥离出了他们特定的历史情景。我相信一个人只有通过历史，通过研究事件如何展开，才能理解运动和过程。蒂利的早期著作是高度历史性的，但他最近的工作却没有那么历史化了。我们很难比较美国民权运动、非洲“毛毛运动”、法国大革命等等。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极端不同的事件，各自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差别巨大的政治含义。我也感觉到这本书缺乏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早期著作里的那些情感和政治权力的成分。倒回到20世纪60和70年代，那些撰写社会运动理论的人一般都亲身参与其中并与这些经历保持某种特定的政治和情感联系。这使得他们的著作生动和富有投入感。相反，很多近期的著作是抽象的、职业化的，缺乏显著的政治意味和影响。
除了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的这本书之外，这个斯坦福项目所产生的另一本书是由参加项目的所有七名学者共同完成的，题为《抗争性政治研究中的无声与有声》。这本书尝试突出那些在我们目前研究社会运动和正义性政治的路径中还没有被给以足够重视的课题。它包括诸如宗教、情感、时间、空间、领袖以及其他一些在晚近的抗争性政治研究中还没有收到足够考虑的课题。它旨在为这个领域的未来研究提出新的问题，而非简单地回答问题。
在许多年里，我一直主张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最好的实验室。我也主张我们在研究中国的抗争性政治时，需要采取一个长远的历史眼光。中国的抗争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直到陈胜和吴广那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岁月变迁，抗争性政治在中国也在不同的地点找到了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曾尝试发掘这些存在于中国民众抗争中的区别。在我的第一本书《华北的叛乱者和革命者》中，我探讨了几种不同形式的传统起义，并且试着解释引发这些起义的原因，以及这些起义与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之间基础性的差异。在我的另一本书《上海罢工》中，我意在强调不同的工人之间存在的差别：他们中的一些追随共产党，另一些与国民党结盟，而还有一些则保持着不属任何党派的相当独立的地位。我还试图探究其间形成这些政治模式之间差别的原因，或基于出生地，或基于技术水平，或基于性别，或基于大众文化，等等。
我关于当代社会运动理论的批判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变得逐渐职业化、专业化、抽象化并脱离了政治。我相信研究社会运动理论的学者无论在情感上还是政治上都逐渐脱离了他们的研究客体。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这个题目有着强烈的个人和政治兴趣的人能在学术上也加入到研究中来。对于研究中国的社会运动而言，没有谁比中国学者更有资格参加到这样的研究活动中去。中国学生和学者加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中、并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这个领域做出贡献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阎小骏，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研究生。
译注：裴宜理教授提到的这本书的原名Why Men Rebel中的Men在英语词法中一般专指男性的人（复数），故有此语。汉语中则无此区别。
原载：《东南学术》200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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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访谈:京华时报实现了北京第一
星期天, 十二月 21st, 2008
中国报业年会11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的亚洲大酒店举行。这次会议的内容没有像往年那样通过网络进行直播。但热心于此会的搜狐网还是在会议厅边儿上建了一个小小的访谈间，约一些报社老总利用会议间隙进行访谈。我在这次年会上是分会场的主持人，没有准备作主题演讲，对搜狐的访谈也是即兴的，几乎是有问必答——
主持人：吴社长，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咱们《京华时报》社在战略上有些什么样的调整？
吴海民：战略上没有做大的调整，一直在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奋斗。因为在前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大的工程，既京华时报社“十一五”期间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这是《京华时报》创刊之后的第二个五年规划。在这个规划里，我们的战略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该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三步走的目标讲得很清楚了，未来的大致图景也勾画出来了。这也是京华时报创刊以来工作上的一大特点，即，目标明确，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大家心里很清楚。
主持人：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吴海民：第一步，就是扎扎实实做好我们的主营业务，即《京华时报》自身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北京的第一。这个目标是我们创刊时就确定了的，现在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就是在此基础上做好拓展型业务，包括创办或购并其他的报刊，包括发行物流网络的增值业务等，围绕产业链上下延伸，发展为一个报业集团。第三步，是未来新兴业务，多媒体运行，包括网络媒体、移动媒体、广播媒体等等。
主持人：这个“三步走”的规划，现在完成到了哪一步？
吴海民：第一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京华时报已经成为北京报业的第一。这个第一有多个指标。《京华时报》的内容，在网上的搜索量一直排在前列。我们的报纸零售量，几年来在早报市场始终占有绝对优势，今年放量期间又创出历史新高。据10月上旬的市场监测，《京华时报》占早报零售市场的份额曾一度达到78.19%。同一时间的监测，《京华时报》在北京综合性日报零售市场的占有率也达到37%以上。
主持人：今年很多报纸都涨价了，京华时报呢？
吴海民：我们也由每份五毛钱涨到一块钱，征订价全年360元，是北京报纸中征订价格最高的。涨价带来很多新挑战，同时也带来一次大机遇。涨价推动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一次重新洗牌。《京华时报》一直以来的既定目标，是要谋求北京报纸发行总量的第一，但在这次涨价前，预计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因为我们迫于成本压力一直在控制发行。涨价后，发行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由控量发行到放量发行的转变，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控量发行，很多读者在上午10点之前就买不到《京华时报》了，尤其今年上半年，许多摊点早上8点多就买不到《京华时报》了。这种抑制需求的控量，不是一个好的策略。涨价后，我们彻底放量，满足市场的需求，满足读者的需求，需要多少就给你供应多少。二是由早间发行到“全天候发行”的转变，发行时间大大延长。一般讲，涨价后每天报纸的零售时间延长三个小时左右，在有些地方会延长五个小时左右。这样，《京华时报》就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各个时段的读者需求，早上出行、午间出行的读者都能买到。
主持人：今年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报怨发行下去了，只有您在这边说我们的发行上来了。
吴海民：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次机会。
主持人：广告有没有上去？
吴海民：广告是另一个大收获。2005年，我也是在这个亚洲大酒店的这个会议厅，在类似这样的会议上，面对业界同仁们公开预言过：2008年《京华时报》将成为北京广告收入的第一。当时很多同志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现在，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京华时报》的广告收入今年已经成功地拿下北京报业的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已经拉开了和其他竞争对手的距离。在全国排名中，第一名是《广州日报》，第二名就是《京华时报》，1月份到10月的累计排名我们始终在全国第二位，站在这个位置上几乎没有波动过，很稳定。今年4月，我们创下了创刊以来的三个最高纪录，即单日、单周、单月广告收入最高纪录，今年9月又突破了单周广告收入的最高纪录。上半年的增长尤其明显，增幅在35%以上，奥运会之后增幅下降，全年平均下来将有约两位数的增长，广告经营额估计在16亿以上。
主持人：我替普通百姓问您一句，好多人都喜欢看《京华时报》，但是因为它版面很多，后面都是广告。您这边，在未来一两年内有没有再扩版的计划，或者要控制一下？
吴海民：《京华时报》已经扩版了，涨价的同时做了一系列版面调整。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每天增加了8个版，扩大了信息量，扩版主要用在增加了北京新闻，国内国际和文体也相应有所增加。周六的报纸自创刊以来一直是32版，从10月份起改成40版，并且成为一个常态坚持下去。财经版面从10月份起由过去每天的6到7个版迅速扩大到每天12个版，财经新闻的信息量因此大大增加。这些版面的调整，仅仅是配合报纸涨价进行的策略性调整，或者说是技术性调整。大家可以发现，这一个多月以来《京华时报》的内容有了明显的可喜的变化，信息更多了，版面更纯净了，可读性更强了，特别是和北京市民的贴近性更强了。这些变化只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你是一个《京华时报》的忠实读者、连续阅读的读者，你将会发现，这份报纸会越来越好。现在编辑部的同志们越来越关心业务问题，许多同志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下一步还要开展业务大讨论，我们计划明年春天作一次全方位的改版，使这张报纸更加成熟。
主持人：我们期待着。您刚才说到《京华时报》的广告额上升，但是像今年，很多商家，比如像三鹿，后来的蒙牛、伊利，包括现在的国美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你们在报道的时候，怎么从新闻的公正、公平性出发，处理你们跟广告客户之间的关系呢？
吴海民：这些企业的消息我们都报道了，而且报道得比较充分。我们并没有因为做了充分的报道就失去了这些广告客户。比如国美昨天星期五的规模性广告投放，你会发现，它仍然把最大的份额投到了《京华时报》上。
主持人：为什么？
吴海民：我们已经连续几天报道了国美事件，甚至有一天用了整整两个版的篇幅报道国美事件，还把它做到了一版的导读上，但这并没有影响国美对《京华时报》的广告投放。我想原因主要是两个：第一，我们的报道是客观的、准确的、真实的、负责任的，而且是十分慎重的，报道中没有任何主观的推断、预测、猜想，一律没有。我们只讲事实，只讲真实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去妄加推断。我想，只要是事实，大家都会以平常心来对待。第二，也由于《京华时报》长期以来和这些客户之间建立了信任感，他们信任《京华时报》这张报纸的新闻价值，信任《京华时报》提供的发行数据，信任《京华时报》读者的强大购买力，信任《京华时报》非常好的广告效果。他们很清楚在《京华时报》刊登广告之后对企业产品销售带来的拉动作用。这种长期以来建立的信任感，不会因为一篇几篇报道而动摇。
主持人：《京华时报》这些年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北京的市民其实都是见证了的。您的办报理念如何贯彻给这张报纸？在同城报纸竞争相当激烈的情况下，您怎样看待这张报纸的未来？
吴海民：作为《京华时报》的创始人，我对这张报纸的筹划、理解和把握，比较集中的言论是在几个阶段，一是创刊之前的一系列策划报告和实施动员，全方位地确定了《京华时报》的办报方向、办报原则和基本框架；二是创刊后写的长文《媒体木桶》，全面阐述了《京华时报》成功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着力于媒体创新这一系统工程的结构性再造，也解释了业界关心的所谓“京华时报现象”；三是我在2004年写的长文《北京报业的淘汰赛和争霸战》，这篇文章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其中的一段以《赢家通吃是报业竞争的最后结局》为题交杂志发表了。当时，主要是给报社内部看的，主要讲了报业的区域竞争问题，以及京华时报的战略选择；四是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包括《都市报的冬天提前来到了》、《中国媒体大变局》以及随后在我的博客上发表的关于报业创新的一系列思考，它们从宏观上分析了中国报业未来的走势、中国媒体业未来的走势，媒体业内在的结构、外在的环境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及在这种变化中《京华时报》的战略选择、策略安排和业务创新等等。目前这段时间，由于我开始直接负责报纸的编采业务了，思考的问题也就更加具体，但所有思考都越来越集中在一个题目上，即：如何探索和确立网络时代都市报的竞争优势。包括都市报在内容上有没有优势，优势有哪些，如何将这些优势体现在版面上；广告经营有没有优势，优势有哪些，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广告的增长；传统的报纸的发行及发行网络有没有优势，如何将这种优势进一步发挥，等等。包括我的同事们，大家都正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准备更深入地思考，力求找到明确的答案。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们一定会找到这些答案，确立我们在网络时代的竞争优势。
主持人：搜狐是08北京奥运唯一互联网赞助商，《京华时报》是搜狐的奥运媒体联盟中北京唯一的一家都市报，您如何评判08年奥运会期间，搜狐和《京华时报》的合作？
吴海民：《京华时报》和搜狐网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奥运会期间，这种合作、互动有了新的进展，这种进展会为以后更好地合作探索出新的途径、新的方法。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报网互动。报网互动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谈论的报网互动，还仅仅局限于自家报纸和自办网络之间如何有机的互动。实际上，报网互动有更广泛的领域，如我们《京华时报》，不仅需要与自办的京华网互动起来，也需要和一些权威的、有影响力的、有竞争力的门户网站有机互动。这种互动会有更大的影响，互动好了也会实现双赢。目前报业和门户网站的合作还处在一个过渡阶段，由一开始的那种简单的合作，到后来产生了一些猜忌，甚至发展到了多少有些敌意，然后又发现了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又开始探讨如何良性合作，甚至在探讨如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还要继续下去。未来的合作，大概不能停留在感情层面、业务层面和技术层面，需要逐步地探索更深层次的合作。比如说，合作的机制问题，甚至是合作的体制问题。
主持人：您理想中好的合作机制和体制是什么样的？
吴海民：再好的理想，似乎也总是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就像领导同志讲的，我们对互联网的认识，未知远远大于已知。我们这些年实际上一直在跟着技术走，我们的理想似乎始终没有走到技术前面，而技术总是走在我们的理想前面。所以对目前来说，更多的还不是理想问题，而是现实问题，是今天怎么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明天如何飞快地奔跑着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大概，永远会是这样的状态。
主持人：您觉得网络媒体有没有改变纸媒？
吴海民：这种改变不是单方面的。首先还是纸媒改变了网络。为什么？网络作为一种技术产品，尽管它一直在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知道，早先的网络仅仅一种通信联络的手段，而根本无法称之为媒体。要成为媒体，它必须承载内容。内容在哪里？做内容的人在哪里？有了内容该怎么做？实际上，在网络媒体发展的初始阶段，是大量的来自于传统纸媒的人，包括许多优秀的报纸的编辑记者加入到了互联网行列，给互联网注入了新闻理念，给互联网注入了内容资源，给互联网注入了职业精神，给互联网注入了编辑技巧，一句话，给互联网注入了灵魂和生命。现在许多互联网负责内容管理的领导人，多的是从传统媒体过来的，是他们在这些年里改变了互联网，而且他们会在以后继续以自己在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形成的理念、经验、思维方式继续改变互联网，他们也会根据这些年传统媒体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出现的一些新的状态、进行的一些新的探索，及时地移植到互联网的内容建设当中。所以，首先是传统媒体改变了互联网。
当然，互联网也反过来在逐渐地改变传统媒体。这种改变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传统媒体信息源的打开，原来依靠热线，再早是依靠通讯员，或是记者亲自去发现，信息源的面比较窄。现在有了互联网，大量的信息，或者是已经公开的信息，或者是新闻线索，都通过网络呈现给了传统媒体的从业者，有的成为我们直接采访的信息源，有的成为我们二次报道的新闻点。再如，对报纸内容的改变，过去报纸曾经有过一个追求，即“一报在手天下全有”，很多的报人，特别是做综合性报纸的都有这么一种理想，“一纸风行洛阳纸贵”。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报纸的版面容量与庞大的互联网相比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互联网为海量信息提供了无限空间。而报纸版面却显得非常有局促。这种情况下，还能做到“一报在手天下全有”吗？不可能。于是，我们就应该根据目前的情况，探讨报纸内容究竟该怎么做。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版面里承载更加精制的内容，如何把大量的、庞杂的、虚假的、海量的信息，通过职业化的编辑加工给它梳理好、筛选好、加工好。再进一步，如何根据报纸特定的读者群，给大家进行一种“定制新闻”。当然，还有许多许多这样的新问题。所以说报纸的内容必须创新，创新也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主要思考的，《京华时报》正在探索、实践的，就是这样的创新。
一方面，传统媒体改变了互联网，一方面，互联网反过来也在改变传统媒体，这种互相改变实际上是在走向融合，融合是媒体发展的大趋势。前一段时间，搜狐搞30年访谈，传媒的话题是我和喻国明老师对话的，当时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中国的传媒业面临重构，在重构的过程中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大趋势是转型，第二大趋势是裂变，第三个趋势是融合。转型是就传统媒体而言，传统媒体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在网络时代遇到了新问题，需要进行战略的转型，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媒体环境，不转型就没有出路。裂变是就网络媒体而言，因为网络技术在迅速更新，这种更新比传统媒体的更新频率更快，快到你简直不可想象。比如说我们过去讲一个技术周期是18个月即“摩尔定律”，但现在网络技术的革新周期已经大大缩短了，从1.0到2.0，从2.0到3.0到4.0到5.0，到N.0，从固定的到桌面的，到移动的，到更人性化的，从大众媒体到个人媒体，到流媒体等等。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过程？这是一个不断裂变的过程。所以说，你们网站的同志也不要在这儿觉得很安稳，因为你们处在一个更加飞速变动和发展的过程中，处在一个不断裂变的过程中，你们的稳定性比传统媒体要小得多。第三个趋势就是融合，融合就是指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的融合，当然，传统媒体之间也需要融合，比如传统的报纸、传统的广播、传统的电视之间也需要融合，网络媒体也需要和其他的数字媒体融合，比如和手机，包括网络自身的博客、视频等等。各类媒体的大融合就形成了中国传媒业重构的大趋势。
“靠谱”的“秦奋”，还算“靠谱”的《非诚勿扰》
星期天, 十二月 21st, 2008冯小刚的新作《非诚勿扰》，多少有点急就章痕迹。从制作水平来说，可能是他从《大腕》以来最粗糙的作品；从创作来说，与他其他贺岁影片相比，风格和形式也没有重大突破。但在影院中，观众却时而莞尔微笑时而开怀大笑，那份轻松和快乐，相互传染、相互传递，为这金融的寒冬和季节的寒冬带来阵阵暖意。影片结束时，许多观众还耐心地等待着片尾曲和字幕的慢慢走完，不舍离开影片所营造的那份轻松、温暖的氛围，不愿马上回到现实冷瑟的寒冬中。这——也许就是《非诚勿扰》的意义。
影片没有着力于所谓的“大时代”，而是聚焦于一个“小人物”。这个仍然由葛优扮演的小人物秦奋，现实、平庸、小聪明、胸无大志、好色好财但却不贪不占，不太穷也不太富，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平常人的“公约数”，不拔高也不贬低，不需要仰望也不必俯视。观众看着他，觉得亲切、实在、界面熟悉。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带领观众进入了一个介于平常与离奇之间的征婚故事中。
冯小刚的智慧在于，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那种平庸的时代气质。他能够与别人的宏大叙述不一样，抛弃虚情假意，拒绝高大崇高，表现普通人性，还原平民心态。同时，冯小刚更大的智慧还在于，他在这种看似犬儒主义的描绘中，却能够坚持一种“人性”底线，甚至说弘扬一种人性“底线”：就是葛优形象一贯的那种诚实、善良和基本的同情心。秦奋没有“奉献精神”，他不为别人的“心怀鬼胎”买单，也坚决不放弃自己的床第之欢，没完没了地忏悔一生的“罪行”让牧师都忍受不了。但是，他也从来不占弱者的便宜，不贪不义的财色，对朋友可以援手相助，对女人可以以诚相待。这个人物，正应了那句歌词：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或者说我不高尚，但我还靠谱。
其实，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高调”心怀疑惑。“靠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成为人们觉得最放心的品行了。不装，在广告与忽悠同样发达的时代，已经是一种难得的美德，而《非诚勿扰》演绎的就是这样一曲“靠谱”的小调。所以，秦奋依靠“靠谱”，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而冯小刚也因为“靠谱”，收获了可以超过2亿的电影票房。
对当下金融危机、风险投资潮的借用，对各种男人女人弱点的影射，包括各种硬度不同的置入广告，都被冯小刚巧妙地融入到秦奋的相亲过程以及秦奋与梁笑笑的奇异恋情中，冯小刚利用自己对人性练达的一种了解，也利用自己的喜剧幽默的天赋，还利用了葛优绝无仅有的表演天赋，使整部影片充满了喜剧元素和爆笑点，一方面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大时代后面的有坏心但绝无坏胆、有善意但却没有大善举的小人物，另一方面也释放了观众在压抑的、枯燥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苦恼和郁闷，完成了一种虽然不崇高但是却健康的心理“治疗”，让观众获得了在温汤里浸泡之后的愉悦。一个过于宏大而喧嚣背景下的平民道德，也许更能体现一种日常生活的核心价值。
冯小刚对电影各种综合元素的把握，分寸得当、感觉准确，当繁则繁、该简则简，不仅葛优继续延续着其喜剧才华，而且舒淇也在他的调教下收放自如、形神统一。尽管《非诚勿扰》的场面缺乏奇观性，场景不华丽，叙事也不复杂，录音和美术甚至多少有些不够精细，但整个影片却被呈现得流畅自然、一气呵成。冯小刚导演的综合驾驭能力和对观众心理的判断能力，在中国导演中无人可以出其右。
当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容易产生有社会深度和时代深度的喜剧作品。所以，《非诚勿扰》应该不是什么杰作。但在2009年的流行语言中，肯定会有这部电影的贡献，而将来当我们再回忆从1997年至今的中国社会变迁时，可能会发现冯小刚所创造的葛优系列形象，其实很可能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时代剪影，他们可能不象卓别林系列那么深刻和博大，但却很可能是中国电影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仍然能够被人们记忆和阐释的时代形象。
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在走向经典的路上遗憾地有所迷失，而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则在通向大众的时候欣慰地还算“靠谱”。2008年岁末，这一正一趣，各领风骚，共同在年席卷全球的的寒意中，为我们带来了些许电影的温暖，值得备忘。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改革的再突破——胡正荣教授在第三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发表演讲
星期六, 十二月 20th, 2008“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价值集群”——胡正荣教授在北京大学“2008中国文化产业新年国际论坛”的演讲
星期六, 十二月 20th, 2008胡正荣教授作客暨南大学谈“中国媒介的问题与转型”
星期六, 十二月 20th, 2008iPhone超越Nokia只是时间问题？
星期五, 十二月 19th, 2008刚好半年前，我介绍了一份来自AdMob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数据报告。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半年后移动互联网市场有哪些变化。
iPhone（iTouch）继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改变着整个移动设备市场的格局。根据AdMob对2008年11月的数据统计，智能移动设备在移动互联网流量中的比例从22.4%上升到31.4%。Apple仅仅落后于Nokia，占据了智能移动设备中20%的流量。（半年前这个数字仅为7%）
而在所有移动终端品牌中，Apple也从半年前的第九名上升到第五名。
一个问题是，在几天前我也写到来自Gartner对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调查中Blackberry的市场份额是超过Apple的；而在AdMob的这份报告中，Apple的份额却大大超过了Blackberry。原因大概有三方面：首先是Gartner并没有把不是手机的iTouch计算在内，而AdMob的统计中包含了所有移动网络设备，包含了iTouch；其次是因为Gartner是按照设备的销售数量来计算，AdMob则是统计不同设备的网络访问流量，这说明iPhone/iTouch的用户更喜欢访问网络，使用更多的流量；而且两个报告中的时间段也有区别，Gartner是对整个第三季度的统计，AdMob则是11月，Apple的增长速度更快。
另一个问题的答案更让人好奇：iPhone什么时候能超过Nokia成为智能手机中的第一品牌？之前，也许很多人对那个时刻充满期待；而现在，大概会更多一份担忧。
The Issue of Network Privacy and its Management in China
星期三, 十二月 17th, 2008当Google Friend Connect连上了Twitter
星期一, 十二月 15th, 2008Google刚刚在其官方Blog宣布了Friend Connect将支持Twitter用户系统。
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
- 用自己的Twitter帐户登录所有支持Google Friend Connect的网站；
- 在Friend Connect中看到和自己加入同样网站的Twitter好友；
- 通过Google Friend Connect直接向Twitter向好友推荐网页；
这些功能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
- 我可能不希望用自己的Google帐户登录所有网站，相对于Gmail地址，我的Twitter帐号更方便公开；
- Twitter越来越成为了我在互联网上的Nerve Center，知道那里的好友关注哪些网站对我更有意义；
- 对我来说用邮件分享既麻烦又容易扰人，直接把网页发送到Twitter更加防办，也能获得更多及时的回馈；
上图中下半部分Your Friends是表示的就是目前也加入了这个Blog的我的Twitter好友。
Twitter是如今最活跃的互联网社区之一，像其它无数第三方应用一样，Google Friend Connect让它又多了一份魅力；Google Friend Connect的背后是目前最大的开放式用户系统 OpenSocial，加入对Twitter的支持不但可以获得不少Buzz，也再次证明了它的扩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