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大讲坛

 

    《中国版权备忘录》1994年出版第一版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后记。这次再版时也附在了后面。写的主要是我对版权问题的采访、研究和写作过程。原文如下——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著作权法那一刻起，我似乎与著作权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在1990年9月7日，我作为一名记者，有幸旁听了委员们关于此法的激烈辩沦，并目睹了大会表决通过时的情景。这部法律在长达十几年的立法过程中历经的种种磨难以及最终出台时的艰难，把我深深地触动了。

著作权法实施前夕，1991年的5月，我和几位同书共同采写的系列报道《中国版权问题透视》共12篇陆续发表。这项报道是在长达几个月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融入了我对版权问题的一股激情和最初的理解。它后来被评选为全国首届繁荣出版好新闻一等奖、全国首届著作权好新闻一等奖。

在此基础上，我阅读了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版权理论著作，采访了各个领域的版权纠纷典型案例，动手写成20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国，别无选择》。此书是1992年写成的，但由于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至今尚未出版。

1993年4月，我在《当代》杂志发表了6万字的报告文学《走向伯尔尼》。它对版权立法过程及历史背景作了宏观描述，对中国人的版权意识觉醒，通过典型案例作了具体刻画，发表后在海内外都引起了较大反响，并获得“《当代》文学奖”和“大科技杯优秀作品奖”。

这期间，我还应邀为《百科知识》杂志撰写了“版权对话录”共10期，通过对话形式对版权理论知识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这些对话也产生了较好的反响，有些读者还误以为我是一个“版权专家”。同时，我还发表了《敞开国门话版权》、《稿酬！稿酬！》等长篇文章，其中有的文章也在全国性评奖中获了奖。

眼前的这部《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可以说是我对几年来版权问题采访的一次系统总结。

我本来希望通过这次总结，把版权这个题目搁在一边，因为作为一个记者，我必须不断追逐新的热点。但是，版权是摆脱不开的。总有一些同志因版权上的麻烦找我商量，总有一些更重大的版权事件吸引我去采访，也总有一些版权国际争端值得有我在内的全国人民密切关注。

我自信地认为，这部书对读者是有用的。

                                      写于1994.5.2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同志为我的《中国版权备忘录》作的序言，是一篇值得认真品味的好文章——

    在版权领域，有两本书对我影响最大。一本是郑成思先生的《版权法》，这本书多次再版，公认是中国版权理论的扛鼎之作，也是我的案头必备。一本是海民的《中国版权备忘录》，也是再版，篇幅不到20万字，却涵盖了由改革开放之初到1992年中国加入《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中国版权走过的极不平凡历程，跌宕起伏，读罢心中久久难以平静。

     版权作为一种智力成果权是工业化的产物。当作品可以由印刷机由一份复制为多份时，作品走出了由私人间刻抄传阅的狭小范围，迈出了面向社会广泛传播的关键一步。同时，这种广泛的传播使印刷成为可以带来利益的事情，保护作者和印刷者的利益，关系到这种广泛的传播方式能否延续和发展。170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安娜法》（即“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权利的法”），由此开始，版权作为法律确定的一种知识产权进入人类社会，迄今已近300年了。

    版权作为法律确定的权利进入我国社会生活，还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1979年1月，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访美，在签订《中美高能物理协定》时，涉及到版权问题，当时代表团无人知道版权是什么。仅仅时隔半年，在中美双方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时，又遭遇到版权这个问题。当时，国内无人知道版权是什么。

    虽然在1910年清王朝崩溃前夕颁布过《大清著作权律》，虽然在更早的时期中国宋代就出现过版权的萌芽，但正如书中所述，在中国历史上这仅仅是“一道稍纵即逝的闪电”。

    在欧洲，版权保护已有近300年的历史。

    而在中国，30年前我们才刚刚知道“版权”这个概念。

    差距多么大。

    但仅仅经过30年，版权已成为社会生活中出现频率非常多的一个流行词语，我国的版权保护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的变化。

    中国的版权保护，起步晚、时间短、进步大。成就是客观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也不能评价过高。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就走过了发达国家300年的历程。从版权的法律制度设计上、从立法层面看，中国的版权保护的确走过了这个历程。关于这一点，国际社会和国内都有共同评价。但是从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层面看，还存在不少问题。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生前曾尖锐地指出：“如果市场上的光盘，两张光盘有一张是正版的，我就不说我们版权保护水平不够了”。多么简洁、生动、有说服力。版权工作根本上是要平衡权利人与权利使用者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使社会进步、公众受益的目的。当前，在权利与权利的使用这对矛盾中，创作者的权利尚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在当前，这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然而，这只是基于事实的一个客观判断，并未探究到问题的根源。

    当我读完这本书，除却几分对版权保护成绩的欢愉，更多的是复杂与凝重的思考……

    为什么？我来说明一下。

    在改革开放之初，陕西的一个县城，出现过一桩“扬名费疑案”。一位业余作者创作了一部秦腔剧本《光棍娶妻》，剧本被县剧团采用了。当作者见到剧院门口海报上赫然写着他这个编剧的大名时，喜悦心情难以言表，在向剧团表示感谢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些不安分的想法：“能不能再给我一点稿费？”。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剧团说：“我们给你扬名了，还没有要扬名费呢，你竟然还跟我们要稿费？！”这官司打到了县法院，当时法官支持县剧团的主张。

    这是书中叙述的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一桩事情。

    现在，任何一个法院的法官们都不会象20年前那样断案了。但是，类似的事情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却并非绝无仅有。就在前两年，当国内的词曲作者期望依据法律把他们的权利延伸到卡拉OK领域时，也出现了不少啼笑皆非的事情，其中，某大城市的卡拉OK经营者就提出，“凭什么要为词曲作者支付卡拉OK版权使用费，他们还应当向我们支付扬名费呢！”

    两个故事虽然时隔20年，竟如出一辙。

    这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的版权保护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应当怎样评价中国的版权保护？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的版权保护时间短，起点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侵权盗版问题，这是中国处于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因此，当中国达到国际条约保护的基本门槛时，应当给中国一定的时间。要求中国现在就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保护水平，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当然，我们决不能用自然主义的眼光对待版权保护，决不能以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版权保护历程来为我们设定一个漫长的保护期限，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改革开放30年，我们已完全走出封闭，按照国际规则与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二是坚持科学发展，要求有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要求尽快摒弃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但是，我们怎样缩小差距？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当我们联系现存进行深入思考后，不能不把原因归结到“观念”身上。

    在事物发展变化中，转变一个民族的观念是最难的。然而，观念也是最有力量的。改革开放以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转变了中华民族的观念，推动了整个中国的巨大变革。没有观念的转变，就没有现代中国的发展。

    我曾提出，“公众的版权认识水平决定着我国的版权保护水平”。认识是主观的，保护程度是客观的。但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观念总在行动之前，就好比闪电总在雷鸣之前。存在与意识、行为与观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始终是一个既简单又玄奥的命题。

    不仅应认识到观念的作用和力量，更重要的是怎样转变观念。

    这本书就是一本让人们改变观念的书。作者不仅以犀利的目光记载了那一段历史中版权的发展进程，与众不同的是他善于把这段历史以及作者的情感与思考更加生动地以人们更乐于接收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以罗列现象和压缩代替简约和朴素，以生涩和玄奥代替理性的表达。

    这对于我们具有双重的启示：1、版权需要理论，也需要通俗。如就面向社会公众而言，更需要通俗；2、通俗并不是简单化，也不排斥理性，而是用智慧把现存生动地表达出来。就我而言，这是该书在版权领域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全部理由。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修订再版此书很有意义。

    （阎晓宏同志写于2008年8月）

 

 

    《中国版权备忘录》原版书名为《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当年与我的另外4部长篇一起作为个人丛书同时出版。文学界的泰斗级老前辈冯牧先生为我的丛书写了一篇总序，主要是从文学角度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伤的角度进行了评价和推介。他是1995年1月8日写成这篇序的，当年秋天就因病去世了，很可能，这是他老人家生前为人写下的最后一篇序言。登在这里，作为一个永远的怀念。原文如下——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报告文学这一新型的文学形式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重视和欢迎。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报告文学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日益活跃。一大批报告文学名篇佳作陆续发表，对人们的心灵情感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其它文学形式所难以达到的深刻影响以至强烈震撼。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小说等文学体裁相对清冷沉寂，唯有报告文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报告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不仅显示了这种文学形式所独具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也使其自身从其它文学体裁的附庸地位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蔚为大观，在文学发展史上步入了从未有过的辉煌。

    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报告文学开始从其巅峰往下跌落，似乎出现一种明显的颓势，这主要是表现在其社会参与意识及批判功能有所减弱，其阔大深沉、敏锐犀利的品格有所淡化。游离于社会现实生活主题之外追艳猎奇的趋势，使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流于平庸。同时，献媚的“广告文学”、滥造的“虚假报道”也打着报告文学的名义流布于市，大大损伤了报告文学的形象和声誉。面对这种局面，一批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决心重振旗鼓，报告文学创作正在经历一番内在的调整，酝酿着从采写内容到表现方法的新突破。

    人们期待着更真实、更有力度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现。在这个时候，华艺出版社集中推出了吴海民的“高保真长篇纪实系列”，包括《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金元新闻——新闻记者的道德危机》、《书号魔方——出版者的慢性自杀》、《AV风骚——来自音像世界的警示》、《黄色诱惑——中国文化市场透视》5部长篇，达100万字。这在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上显然是引人注目的事情。

    这套丛书将会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在于作为作家个人独自创作出版所达到的一定规模，而首先在于这些作品对一个个重要领域的全景式透视。《金元新闻》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新闻界的报告文学，《书号魔方》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出版界的报告文学，《AV风骚》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音像界的报告文学，《审判“海盗”》是第一部全景透视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问题的报告文学，《黄色诱惑》则是第一部全景透视文化市场、概览十年黄潮泛滥状况的报告文学。这5部长篇结为一体，又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和文化背景上，以少有的宏观气势和开阔视野，全景式地透视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精神生产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过程中的阵痛和困惑。作者在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领域，又是近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热点的领域。这个领域之所以越来越热，是有其深刻社会背景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已经打开大门任凭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至的情况下，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依然小心翼翼，慎之又慎。这不奇怪，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由我们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已经奔腾起来的市场大潮无孔不入，包括市场上的盲目的消极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力量，都朝着这个领域扑将过来，或猛烈冲撞，或迂徊渗透。于是，一些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范围极为少见的“怪胎”出现了，如买卖书号、买卖版号、买卖刊号、有偿新闻、广告新闻、虚假新闻、诽谤新闻、非法出版、盗录盗印、制黄贩黄等等，这些现象不仅令管理部门十分困惑，也在全社会传为奇闻。在吴海民的报告文学中，这些“怪胎”被一层层地解剖开来展示给世人看，并从这种几乎是无情的解剖中，透视出了这些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对的种种难解的课题，在改革开放中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所经受的风风雨雨，并将其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上进行理性分析。于是，读者就看到了众多独特社会文化景观背后的特有的心态，特有的体制，特有的国情，发现了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矛盾。从这方面说，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作为报告文学来读，也是可以作为社会学著作来读的。

    这套丛书，在题材的选择、事件的选择上，是立足现实和逼近现实的，具有极强的新闻性。其中不少内容，写的是新近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影响全国的新闻事件，是关于这些事件的背景和幕后活动。在大家对这些事件的兴奋点还没有消退，急于了解到详细内容的时候，作者及时地为社会思考提供一些独家的材料和分析。比如说，反对有偿新闻的斗争是从1993年秋季开始的事，作者的《金元新闻》一书在当年的年底就已经完成了；清查买卖书号的最新一次行动是1993年冬季的事，作者的《书号魔方》在第二年的春天就已经定稿。“扫黄”、“打非”的最新一次全国集中行动，是在1994年秋冬展开的，作者的《黄色诱惑》于当年年底就已经交付出版。作者就是用了这样的速度来“逼近现实”，以保留作品的新闻特质，追求作品的新闻鲜活，期待它们的新闻效应。这种与事件“同步”的写作，对任何从头采访的作者来说，都是具有很大难度的，甚至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好在，吴海民本人就是事件的亲历者，是斗争的参与者，甚至是一些重大政策制订工作的参与者。作者所具有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其能够对一些重大决策的内幕作出权威的披露，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权威的分析。在这里，采访是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的,积累是无时无刻不在增加的，思考是与实际工作的开展同步的。作者的这种采写条件，加上其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就使其作品达到了一种“逼近现实”的效果。

    吴海民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其高度的真实性。他把丛书的名字题为“高保真”，就是取高度保真之意。他向读者保证，文中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的，绝无虚构，完全可以对号入座。这样一种保证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需要有一种坚持真理的勇气和为人民负责的社会责任感。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所在，是报告文学的力量所在，也是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的魅力所在。读者对报告文学的青睐，主要是缘自于对其所反映的事实的关心，缘自于对了解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渴望。离开了真实，报告文学就没有生命。当然，每一位报告文学作者都会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的作品是真实的。但我想，每个人对真实性的理解绝对不同，要求也肯定不同。我们所讲的真实，不应该只是大致真实、大概真实、基本真实、差不多真实，而应该力求绝对真实，因此要尽量避免和减少主观臆造和所谓的合理虚构。在吴海民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事件、人物、情节是真实的，而且，细节、对话、人物的姓名、人物的情态等等细微之处，也都是有根有据的，或褒或贬或颂或批，都是直呼其名，直呼其位，极少象有些作品那样以“某某”、“xx”或假名隐性代替。也许，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缘故，笔下似乎已经容不得多少主观想象和艺术虚构，满篇都是事实、真实的事实，似乎只想把更多的事实告诉读者，把更多的信息告诉读者，把丰富的信息和事实组成的五光十色及社会的原生态呈现给读者。当然，他是选择了那些最典型的事件、最有意义的信息。最初，他曾经给丛书起过一个名字叫“新新闻纪实”，其意在于突出其新闻的真实性，说明它有别于一些文学性强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从完全以事实为依据的新闻作品那里发源而来的，是与文学虚构相去较远的一种体裁。但一些学者解释说，产生于美国的“新新闻主义”，恰恰是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传统，在新闻写作中借鉴了小说的写法。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名字，而取名为《高保真》。更名的目的，仍然在于突出这些作品的真实性，突出它们的新闻可信性。他的这种写法，似乎多少减弱了其作品的故事性、情节性和艺术渲染力，但我相信，真实的存在，将比任何想象和虚构出来的东西更为丰富，更具有魅力，更生动感人。同时，作者这样写，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是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采访，二是要有勇气和必要的思想准备来应付某些可能出现的纠纷。从这里，我看到的是作者心地的坦诚和对事业追求的执著。

    吴海民作为新闻出版报的新闻部主任，近年来连续发表了许多正视现实针砭时弊的长篇系列报道，具有“明星记者”、“专家记者”、“大记者”之誉，其在新闻行业上取得的成就已经在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写下的《大陆音像圈》、《走向伯尔尼》等多篇报告文学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在他又一次推出由自己独立完成的这样百万字的长篇系列，其中部分作品在出版之前就通过报纸和电台的连载和连播得到了大的反响。这是他向读者作出的新的汇报，也是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可喜的新收获。（冯牧先生写于1995年l月8日）

 

 

 

 

 

    我的长篇《中国版权备忘录》近日由华艺出版社再版了。

    这本书得以再版重印，要特别感谢阎晓宏同志。

    首印是在1995年1月。当时使用的书名是《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作为系列丛书同时出版的还有我的另外4部长篇。在全国著作权自愿登记的作品中，它们分别排在00001号到00005号。为此，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将其收藏，新华社以《中国版权一号诞生》为题发了通稿，近百家报纸作了报道。首印一万套很快销完，3个月后第二次印刷了一万套。

    那已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这些年我的工作不断转换，精力和兴趣已不在创作上，与出版领域越来越远，也与版权领域越来越远。回想起来，过去出版的十来本书曾给自己带来许多快乐，但快乐都在创作过程之中，一旦出版成书，快乐随之结束，就再也不想回头去看了。尽管它们在市场上可能还要需求，我从未提起过再版重印的事。

    两年前的一天，接到晓宏同志一个电话。自从1997年我离开新闻出版署之后，我们似乎一直没有联系过。他已由当年的副司长提升为司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成为国家最高版权管理机关的主要领导。电话里，他只讲了这样一件事：他主管版权工作后，急需补充和丰富版权知识，为此翻阅了几乎所有的版权理论书籍，还请专家们给他推荐这方面的文章。一位老专家给他送去了两部作品，一部是《安娜女王法》，一部是《走向伯尔尼》。《安娜女王法》是1710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标志着以作者权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现代版权制度的诞生，被誉为“现代版权保护的第一声春雷”。《走向伯尔尼》则是我的一部中篇报告文学。晓宏同志说，他特别喜欢我的这部作品，已经读过多遍，现在到各地讲授版权知识时，往往要引用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他还叹道，像这样的既专业又生动的大众版权读物实在太少了。

    《走向伯尔尼》于1993年2月刊登在《当代》杂志上。作品真实的记述了中国版权立法的曲折历程，记述了中国知识群体的版权意识觉醒过程，发表后曾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于1994年获得“当代文学奖”。在我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园地里，它也是有特色的一枝。人们常常感叹报告文学这种体裁的作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淡忘，但这部作品却在十几年中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至今，还通过一些网络的传播被人们阅读和引用。去年我曾将其中一些片断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上，竟然还有不小的点击率。也许，那位专家推荐给晓宏同志看的，就是从网上下载的吧。

    后来与晓宏同志又有几次接触。每次见面，他都谈起这部作品，每次谈起，他都兴味甚浓。我从中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这部作品的厚爱，感受到他对国家版权保护工作的挚着，也感受到他对作者的创作劳动的尊重。他问我，为什么不把《走向伯尔尼》出版一本书呢？我说，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了，还会有人看吗？他肯定地说，会有人看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也会有市场需求。我说，那篇东西只有6万来字，出本书也嫌太薄了。他说，如果觉得篇幅不够，还可以加上一些插图，或者附上你写的其他有关版权问题的作品。他的这个提议使我兴奋起来，似乎找到了十几年前的快乐，还有十几年前的年轻。

    我确实还写过一些关于版权的作品，包括在杂志上连载过的《版权对话录》等，加在一起真的够一本书了。但在搜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了这本《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它其实就是在《走向伯尔尼》的基础上由中篇扩展为长篇的。与其整理出版一本新书，莫如将这本书再版重印。我把这个想法给晓宏说了。巧合的是，那天我把这本书送给晓宏的时候，华艺出版社的鲍立衔社长也在座。鲍社长当场表示，愿意将这本书再版重印。对书的发行，大家也有一定信心，认为它不仅适合于版权界阅读和培训，而且对整个知识界的觉醒和维权会有帮助，对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好的读物。

    期望这本书再版后能够受到读者欢迎。感谢阎晓宏同志的推动和作序，感谢华艺出版社的首印和再版，更感谢您——此刻正在翻阅这本书的朋友！

自从二周前参加过由SSRC在哥大主办的关于Charles Tilly的纪念活动后，就想写几句。终于有点时间了。那次活动上有学术论坛，也有悼念活动。在悼念会上，有同事，家人，学生的简短致词。我最喜欢其中有 人提到，Tilly若干年前在Stanford作research fellow, 与别的fellow打排球，他岁数最大，但最认真，会赤膊上阵，并且留下了仅穿一条运动短裤的照片，老学者的可爱，跃然纸上。

Tilly的学术，教学，留下极丰富的材料，见：http://www.ssrc.org/essays/tilly/resources。
教社会运动的，可特别注意他的几份给哥大本科生讲课用的ppt, 在"How to Do Research"小节下，分三部分。

这几天有几件跟网络有关的事，不由不让我们觉得心情沉重：

 

一是韩国演员崔真实因为不堪网络谣言侵忧自杀。

 

一是在CNN的公民新闻社区Ireport所发的一篇称苹果CEO乔布斯心脏病突发的消息导致苹果市值瞬间缩水90亿。

 

尽管我一直认为，网络给予我们的只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但是看到这些事实时，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权利不仅可以转化为权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控制生杀。

 

每个人有意或无意的鼠标一点，都可能是射出一发子弹或投出一枚炸弹，不经意间就可能置人于死地。

操纵这个生杀大权的，既有那些谣言的始作俑者，也有各种各样出于看热闹或别的什么心理的不断点击、转发、评论从而把一件莫须有的事变成“热点”的人们。

 

在网络这个世界，没有人相信真相，反而是一些捕风捉影甚至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让人趋之若鹜。

 

在这个世界，制造谣言的人可以躲在某个角落偷笑；那些看热闹的，因为有了吸引眼球的内容而窃喜；而受害者的生活可能从此麻烦不断，甚至有人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网络乌托邦吗？

 

由于网络，我们可能体验了很多以往没有的权利或权力，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是善待了自己的权利？

    国庆期间（2008-9-29至2008-10-4），在东莞国防教育基地，本报进行了为期5天的军训。我们称之为“黄埔二期”。“黄埔一期”在7个月前（2008-2-23至2008-3-1）举办，也就是创刊前一个月。所有加盟《东莞时报》的早期集结人员无一例外参加了军训。第一次参训人员有近150人，这一次是后来进入本报而没有军训的，也有105人。

    不知道像我们如此严格规定所有入职人员，包括采编/广告/行政/发行（管理层）都要军训的报社是否独此一家？但肯定极少。我在北京/重庆/长沙工作过的报社都搞过军训，一般只是发行团队，《京华时报》早期的采编队伍也训过，但全员军训的还没有。

    为什么要军训？主要目的如下——

    一，使我们的团队深深打上部队的烙印。部队纪律严明，步调一致，行动迅速，执行力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正是我们的向往与追求。团队要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向解放军学习和致敬。我们倡导的企业文化是军队/学校/家庭，我们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简单主义/专业主义/理想主义。军训是我们团队建设的法宝。

    其二，军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培训。我们有意识选择在军营这样相对封闭的，外界干扰极弱的环境中培训，效果更佳（每次军训的晚上都安排培训）。

    另外，我们是新报纸新团队，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不熟，平时各干各的，交往机会少。通过军训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唱一首歌，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兄弟姐妹般的战友情谊。刻意营造家庭般氛围也是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的经营理念之一是整合营销。其基础是人的整合，人的互动互助。借助军训手段，我们的目的得以有效实现。

    每次军训的开营式讲话，我都会把这些意思传达给大家。

    应该说，在总结《京华时报》《重庆商报》《三湘都市报》的军训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莞时报》的军训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完美周全。除了以前常规的开营式/队列训练/军体拳（擒拿术）/业务学习/闭营式（阅兵式）/军民联欢/军训战报（每天出）等内容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半夜紧急集合项目。还有自己的战歌《像风一样，像火一样》每天播放学唱。还有我们自己的战旗，参训人员都要在上面签名，还要举行授予战牌的仪式。“战牌”模仿美国大兵脖子上悬挂的铝制“狗牌儿”，上述姓名/部门/代号，表明拥有“战牌”的员工就是“时报战士”。“战牌”将伴随其度过时报的光荣岁月。当然，即使因各种原因离开我们，“战牌”也不会收回，它将成为永久的纪念。战旗/战歌/战报/战牌/战队构成了我们军训的丰富多彩的元素。

    军训绝对不是玩花架子，瞎耽误功夫。《东莞时报》创刊后发展迅猛，队伍精神抖擞，团结一致，任劳任怨，执行力强，而且，整合营销成为下意识的行为，自然有军训的一分功劳。军训带给我们的收获实实在在。

    大的少说，几个军训过的员工都跟我讲：来东莞，最要好的感情最深的朋友就是军训时同宿舍的室友，现在还经常聚聚。

    这何尝不是军训的收获？

    今年国庆，因为活动（国庆本报有4场活动）以及家庭问题，还有20多人应该而没有参加军训。明年国庆，还要补课。

    我也在反思，军训对于新的报纸新的团队或许作用明显，而对于老的报社老的团队是否作用有限呢？可能会打折扣或难以操作。我想这都不重要，军训只是团队建设的一种手段，其本质在于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军训肯定不是灵丹妙药，它也必须与其它手段相结合，才能打造好一个优秀的团队。

 

军训战报

 

 

军训集体照(一)

 

军训集体照(二)

 

白天军训完后，晚上统一进行业务培训

 

军训场景

 

  美国发生了上世纪三十年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这场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现在还刚刚开始显现。美国显然不是天堂。但是真的象某些人所说，中国是避风港，甚至是世界救主吗？但愿如此。我恰在纽约，在华尔街拍下几个镜头：“贪婪害命”（greed kills）。我想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这个警语都是对的。“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这是我一周前给08级新生做的入学报告，感谢王桢楠等同学的录音整理，以及何斌同学的认真校改。成稿后，我本人又根据相关资料做了补正。现在，贴在这里，希望对南大的新同学们有用（无关的读者可不必看了）。

 

 

你的大学

——杜骏飞谈大学生涯与职业规划

                                   

2008．9．24

于南京大学浦口校区

 

新闻传播学院的各位新同学：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要谈的主题是大学生涯与职业规划，这个主题最好在今天，也就是你们刚入学的时候就开始谈。你看，你们虽然已经是大学生了，但由于刚经过冗长而疲惫的军训，看上去灰头土脸的。（笑声）可能是因为你们只是经历了身体训练，而不是文化洗礼、思想熏陶，所以现在脸上还没有什么神采。但是很久以后，也就是三四年以后，“腹有诗书气自华”，你们每个人的面色和神情都会不一样，不仅会比以前成熟、聪慧一些，而且气象会高华一些，你们会比现在自信、能干。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你们上了大学。

 

一、何谓大学？

 

大学是什么？我给出几个要素你们参考一下。

 

大学首先意味着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像南大这样的百年名校，肯定是有传统的，而且传统是她的主要财富之一。我也去过一些大学，你要讲有钱，南大可不如清华北大，更不如港大台大。不过南大用清华北大几分之一的财政拨款做出了不输清华北大的业绩，这是令人自豪的。要讲有钱，一些新富起来、有经济外援的大学花很多钱做教育，专项投入比一流名校还多，不过，树小房新画不古，其文化价值还是不如历史悠久的大学。南大虽然现在不太富裕，历史上还几经浮沉，但传统深厚。南大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前可以溯源到一百多年前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的大学是“北大、南高”并立的时代，三四十年代，则依然是北大、中大并立的时代。至今，南大在多次分化、并且从未并校的条件下，仍然雄踞中国第一流大学的前列。按照学者一乙所论：北大与南高都以太学正统自居，北大自认传承了自西汉太学起的历朝历代国家最高学府，直至清国子监，转而到京师大学堂；而南高则以“南雍”自称，认为南京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南京太学，如明朝南京国子监（太学）、东晋南朝太学，直至西元258年东吴建立的国学（南京太学）。按照这种认识，南京大学至今已有一千七百五十年的历史了。

 

不管考据如何，南大传统悠久，学统贵重，肯定是不争之论了，我以为那其实就是各位来到南大读书的原因之一。这种传统，意味着文化的自我认同，大学的自我认同，就好比是教育的门第，你来到这个门第，这意味着你就将继承她的传统，在今天的南大就包括要继承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风。这在某种意义上，比一切言说、一切知识、一切资料文献更重要。

 

第二，基于这种传统和教学理念，大学意味着教育品牌，品牌大致相当于外部认同。大学的品牌，意味着出了门之后，在外人看来，你和其他大学的大学生是有差别的。在外部环境中，如果一所大学质量好，而你又是合格的毕业生，那么你将是外部认同的受益人。然后，这种外部认同又在强化你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要求。我们还不清楚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过程是什么，但它至少意味着在你挂校徽的时候，在你工作的时候，你会多给自己的名誉几分尊重，也会多赢得几分尊重，并且为了赢得这些尊重，多付出一些努力和奋斗。南大对学生有一个口号：“今日你以南大为荣，明日南大以你为荣”，说的就是这种内外认同的相互作用。

 

第三，大学意味着更专业化的教育设施。设施还是重要的，虽然没有重要到第一的程度。西南联大的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也就是说，一个学校更依赖有大师。60多年前，西南联大在竹板房里、茅草屋里上学，但出的大师，培养的顶尖人才的数量，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不过，对于当代教育来说，尤其是一些科学性强、应用型强的学科来说，专业教学设施确实也是基础，没有“大楼”，也不行。新闻传播学院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也有设施的问题，比方说，你要学摄影摄像你得有设备，学后期编辑得有编辑系统，学播音主持要有演播厅，就说是培养报社记者，你也得有相应的采编平台，出门要有采访机、传稿要有网络设备。设施是一种载体，它承担着某种培养人才的工具功能。

 

但，将来你们必然会遇到一个疑惑，为什么我们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设施不太完备？有些地方还不如本地其他学校？其实不是不如，是远远不如。你一会肯定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就是这样，南大不够富裕，有些专业教育设施是不够好，好在，有大学环境和传统作弥补，培养的学生还挺优秀的，譬如我们的摄影专业装备就非常不足，可是很奇怪，每年都培养出不少顶尖的摄影人才，每年都有毕业生和校友获得全国及国际大奖。所以我想，如果设施改善了，想必你们将来会更优秀。这就是南大之所以成为南大，这就是对你们未来可能有的疑惑的答案。

 

好消息是，一切都在变化，本院的新大楼在鼓楼落成了，办公、教学实验用房面积扩张了六倍。其促进的结果如何，值得期待。

 

第四，大学意味着丰沛的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个大学像一个知识的大工厂，知识的饭堂，熙熙攘攘，隆隆作响，始终在生产知识，而学生在消费知识。如果把教室里面的所有声音都加起来，就是隆隆作响的老师上课的声音，以及隆隆作响的各位咀嚼知识的声音。（笑声）各位同学，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你来到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来上学的时候，你千万别以为你需要读的书就是你正在读的那几本课本，你要听的课就是学院要求你听的老师的那几堂课。你错了。你如果没有在一个大学上课，而只是在一个学院上课，那就空入宝山了。我们这个学校是几万人的大学，教授也有两三千，其中颇有饱学之士，这些老师可能是历史学的、文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经济管理学的、政治学和哲学的，不计其数，他们来自各门学科，你能想到的知识他们大多都能提供。你就相当于来到了一个超级市场，你应该好好在这里逛逛，自由贪婪的逛逛，汲取对你们未来有用的养分。关于这一点，请记住，别以为大学还是中学——跟你们家门口那小卖铺一样。（笑声）

 

第五，大学意味着图书。我没有把图书算到设施里面，因为图书是非常不一般的教学资源。图书是南大的骄傲，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南大的图书馆馆长给我们介绍，说我们南大图书馆是全国第四，现在听说藏书全国排名第三了，且藏书种类齐全，数据库也很先进。这么多图书，一眼看不到边，你得好好利用。我家所有的书架量出来只有十七米长，可就我那点儿书我也没看完，你到南大图书馆去看看，书架长度没量过，估计和南京城墙长度差的不远。在这么浩瀚的知识海洋里，你要拼命地遨游，有方向的前进，那是你的使命！

 

第六，大学意味着全方位的交流。跟老师交流，跟同学交流，还和校外来宾交流。和老师交流，上课时候听课，课余，你还可以和老师聊天，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个性化的培养。和老师谈话，不要胆怯。你去超市买东西，不敢和营业员聊，去医院看病，不敢和医生聊，后果如何，可想而知。不过，现在老师迫于条件，一般都不能走访同学了，很多师生是在线聊，或者电话聊。我们学院的很多师生交流是在MSN和QQ上，以及学院的教学平台上。我本人经常登陆校内网，认识了你们中许多不认识的“好友”。另外，同学之间彼此鼓励，彼此激荡，彼此竞争，那也是交流，从成长的体验来看，或许是更重要的交流。

 

第七，大学意味着教师的课堂讲授与自我修炼相结合。大学生的上课不限于本学院本专业。像我们学院， 30多位老师，能开几门课？最多30门吧，你也不可能全听完，听个10多门专业课也就毕业了，那才多少一点知识啊。因此，如前所述，外专业的讲座，你都可以根据兴趣和需求去听，但是，更根本的是：与此同时，你要加强自我培育和自我塑造，包括社会活动、专业阅读，包括自己积极的专业实践，这对于大学生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未来的学业基于以上七个方面，而不是你们设想的只有上课。我预先给你打防疫针，我不希望以后听到这样的抱怨：某个老师课上的不好，我的大学生活很郁闷，诸如此类。如果这样，一定是因为今天这讲座你没来。大学这顿饭，七道菜，不要有个土豆丝没做好，你就绝食了。（笑声）

 

我以为，大学就是这七个关键词。这是关于大学定义的解析。

 

 

二、如何适应大学教育？

 

那么，如何适应大学教育呢？前面说了，如果你牢记刚才这七个方面，全面培养自己，那么你想坏也坏不了，想没文化也办不到。但是，这些培养的主体和路径，都存在大学与中学的不同。

 

你们现在是大一，大一的前一年是高三，说实话，我现在就姑且把你们看做后中学生。你们从中学过来，突然进入大学课堂，仿佛好比似乎从城里来到大都会，从乡镇来到城市，从山沟来到乡镇。换了环境了，甚至好像换了人间了。有些同学没把这事想明白，过了两三年还在课堂上抱怨，说老师的课我记不下笔记来，我想，那你一定是没及早培养大学生学习的习惯。我要说的是，刚上大学这个阶段，你一定要过渡好，请你进城，坐上大巴，游览下面几个景点，好好了解大学和中学到底有什么不同：

 

第一，年龄和政治身份不同。十八岁这一年，是公民权的获得年，之前那是少年儿童，今天是成人，是公民了，其他方面，如生理心理的成长，我就不说了；从政治权利来说，由于慢慢进入了成人社会，你就必须按照成人游戏规则来办事，你可不能说突然摔了一跟头，就哭着喊妈妈，喊妈妈本身也没什么不对，但是你妈妈不在旁边你再哭就不对了，喊辅导员也不能时时刻刻，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那只有叫你自己的名字，遇到困难就要求助于自己。这就是说，你要自我认同为成人，对自己作自我教育、自我爱护、自我帮助了。在这个年龄，必须用成人标准来要求自己。按中国古代传统，二十岁的冠礼是男子的成年礼。这个成年礼不仅仅是你成人了，而且应该能成家立业、撑门立户了。中国当代没成人礼的说法，但是我还是很建议：今天就仿佛是你的成人礼，从今往后，你成了人，成了成人。

 

第二，学习方式的不同。中学的时候是老师教，大家学，到了大学，尤其是人文学科，变成了没人理你，理科可能有作业你不做老师会生气，但是文科，还真很少听说哪个老师说课后谁没做作业跟你急。你不能指望老师来找你要作业，那是你自己的事啊。我二十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表现不算特别好，也逃过课，但是只要老师说要做什么工作、写什么作业，我从未落下，而且一定要做得让老师特别满意。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变迁，现在有些老师连平时作业也不布置了，我不能说它是好还是坏。因为对好学生来说，宽松的大学教育是大学。他本来就好孩子，你整天让他翻来覆去做题，就不合适了。所以老师如果假设学生很优秀，就只会比较少的布置有思考难度的题目，或者就要求同学课余自学文献、自己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考验你们能不能学会自我鞭策、自我要求、自我激励。如果你自己没有学习计划，没人对你负责。到了四年级，老师从未点过你的名字，没和你说过话，没和你谈过心，那都是你的责任。特别重要的事，你的功课挂红灯笼也可能没人骂你，除非你连挂七八门，那又是另一回事，因为这时候你就开始忙着找学校了。（笑声）

 

平时功课监管的比中学少，这往好处理解叫尊重，但这种情况很容易滋生一个问题，很多从严防死守的中学升入大学的学生由于没有了强大的外部压力，他突然就像高压锅的气阀被解开了，蒸气腾腾，液体变气体，最后什么都不是了，最后一锅饭菜也做不熟了。所以你必须要自我约束，你一定要把你这口高压锅管好，保持足够的压强，然后不断上进。

 

第三，竞争与挑战的不同。我们说，上中学的时候，在平常，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小模小样的竞争，比如谁是课代表，谁考第一，谁考第二。到大学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有学分上的比较，但那是微乎其微。除非你想保研或是评奖学金，否则没人和你说：你学分4.2，我4.25。大学所比较的是：一生的职业前途！中学毕业的时候的竞争与挑战，那是硬挑战。要么考上，要么没考上。可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很多很要命的竞争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你不觉得谁在和你较劲，没人和你比学分，你考不好也没人说你，你甚至偶尔逃个课也没人看见。这种残酷的竞争的结果，甚至有时在毕业分配前的一刹那，都看不出来。某某人多做几次练习、多读几本书、多参加几次活动，跟老师请教得比较多，自己做的训练比较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种竞争叫软竞争。这种软竞争，像温水煮活鱼似的，有人在煮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一直生活在竞争之中，但那时你已经死了，而且很透。（笑声）当你发现时，几乎不可救了。原因就在自打从你一入学的时候，就没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竞争中。你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和你同场竞技，而到最后的一刹那，面临毕业分配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社会对人才产品作鉴定、对人才作等级分层的一刻。说起来都是南大毕业生，质量好的有的做国家领导、院士，质量不好的则无处容身。我们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有做主编的，但也有去电台做收发员的。如果你到时候什么都不能干，还不懂事，而且也不会人际交往，那么做收发都是在怜悯你。（笑声）

 

这三点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我已提前四年和各位嘱咐了，如果几年后你再和我说，我实习没人接受，我毕业分配没人要，该怎么办呢？那我只好给你时光穿梭机，让你回到四年前的今天，再听一下我此时此刻是怎么说的。

 

 

三、在大学里你要培养什么？

 

典范的大学生涯应该由这几个方面构成：

 

首先，是知识，知识是最浅的层面，似乎谁都能看见，但是，真正理解知识学习的在校生，不多。如果你不读书，不上课，上课也不听讲，那你就没知识，没知识死不了人，但足以让别人看不起你。找工作面试笔试时，书到用时方恨少，你会后悔，难过的连死的心都有了。你想，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死心可比死人更可怕，是不是？

 

知识的来源很广泛，有些事“非本专业”的，比如做编辑，编标题的水平其实来自于你的文学修养，做选题策划，需要对社会和政治的解读能力，搞节目包装，需要对市场的洞察力和理解力，等等。这些修养并不来自新闻传播学院的课本，新闻传播学院的书很少，就未来的工作要求来说，不够学。如果你只学几本课本，毕业后你会发现你真的没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单位想要你。问题在于很多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一进校会很兴奋，发现那几本书很快就能看懂学会，然后就自鸣得意，然后就无所事事，接下来就消沉，就娱乐去了，再接下来你这条鱼就煮熟了，沦为牺牲品。毕业的时候在几大学科之间一比较，经常会发现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读的书最少，尽管对业务还算熟悉，但是没有底蕴、没有后劲。在新闻界，历史系、经济系、中文系的学生去应聘，人家也会欢迎，所谓业务常规，只要认真学很快就能和新闻系的毕业生一样熟悉起来，而由于知识结构好，在以后的工作发展中，他们甚至会比新闻系有更好的前途。

 

有一个统计，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差不多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最近几年的情况，人民大学的高纲院长和我说：“三年来在人大，新闻本科毕业生只有不到36%进入新闻业；《北京日报》去年招收了36位新记者，只有2人来自新闻院系”。所以你要记住，不仅仅是和自己的班级同学竞争，甚至在和全国的文科生竞争未来的职业。你要格外努力，格外，就是不仅正常的白天学习，还要日夜兼程、没有止境。

 

第二，能力。知识和能力是有差别的。能力要求你能够动手。书念多的人叫有知识，但会念书不代表会干活。比如说能解说足球赛的人不一定踢球就很好，也就是说：他有那个知识但未必有那个能力。上大学期间，知识不容易被忽略，但能力训练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很多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被评价为只会背书但不能干活。上大学要特别注重动手能力，说的坦率一点，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连党报都没有政府拨款、需要含辛茹苦的养活自己了，你就得创造价值的能力，不然只有傻子会收留你。放在更大的就业市场框架中，你得给资方有雇佣你、“剥削”你的可能性，比如说你做广告，工资五千，公司的利润率10%，你的月产值达不到五万块，可能就下课了；你做节目，月平均收视率达不到同时段的平均水平1.0，可能你的节目以及你本人也都要下课了。也许企业不开掉你，把你晾干，那也是很大的失败和挫折。所以你要严防出现这样的情况：书念的挺好，也拿到了本，拿了证，拿了奖学金，但采写编评播音主持公关广告都不能上手、没有业绩，那你到了那单位实习和求职是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同时，你也别指望有关系、走后门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江苏电视台，在走廊看到一长排坐着的人，像在医院看病似的，我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呢，都坐在走廊里不干活？”回答说：“都是实习生”。我很惊讶：“实习生你们干吗招那么多，又不派活”，“没办法，都托关系硬塞进来的”“那塞进来怎么让人坐走廊上？”“在屋里没地方，坐在那里也不会干活”“那叫他们在走廊里干什么？”“风凉风凉，等他们不愿呆这了，就另找一家实习去了”。真可怜，他们好多都是大学生，素质都还不差，也有证书，学校成绩估计也不会很差，就是因为不会干活，即使有些门路，到了实习单位都被歧视到如此地步，更别说应聘了。

 

回过头来说本院，在本院的师资结构中，实务性的教学岗位还是很缺少的。我曾经受教育部教指委委托，很正式地对23所新闻院系的30位专家做调查，专家们普遍认同新闻传播教育界“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这一观点，整体态度值接近5.9（最高值是7），呈现出很高的认同度，其中30位专家里共有13位专家态度值为7，对这一观点表示极为赞同，足可见“严重缺乏实务型师资”是在新闻传播教育界中普遍存在并被普遍认知的严重问题。本院也不能例外，理论水平很好，但与你们未来的职业需求相比，实务培养的资源是偏弱的。所以以后你们得时刻提醒自己，要自力更生、增强动手能力。当然，我们是有很多非常好的训练，比如学生记者团，模拟广告公司，DV工作室，有很多成功的实践教学的例子，但是学生多，资源少，时间短，车水杯薪，这点东西非常不够。学记团出去搞实践，我看了学生的实习体会之后非常心酸，他们是这么说的：出去五天就像学了五年一样。翻译过来就是，在实践技能训练的层面上，在学校学了很多纸上谈兵，但远不如出去强化训练有效。

 

第三，思想和精神。你的大学生涯还应该培养什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可以说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大学是培养自由意志的地方。你们以后听到讲课可能会感到南大的老师观点比较先锋、比较尖锐，百花齐放，畅所欲言，为什么大学会养着一些富有独立思想的教授呢？其中，每个大学都这样，只要是著名大学，她一定会尊重思想的独立性，知识分子的人格。大学及大学精神的兴衰，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大学有思想，国家才有理想，大学有精神，民族才有成长。在大学的土壤上，如果大学生不能培养出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这个大学是失败的，当然学生本人更是失败的。与此同时，你要关怀民生，关心民众福祉，杨福家教授评价普林斯顿大学，说这所名列美国榜首的世界顶尖大学，不仅有大楼，更充满着大师和“大爱”，这里的大爱，在我看来，就是精神气质。如果你作为一个优等生，学分级还挺高的，但一跟人谈话，思想很苍白，精神很空虚，对国家对民族没想法，对社会问题对环境污染对民生疾苦没概念，上到现代化，下到粮油价，你什么感叹、什么愿望都没有。那我就要问，我们培养你做什么呢？我们培养的是人才。什么叫人才呢？首先是有思想的人啊。不仅有知识有能力还要有思想的，才叫人才。一个国家、民族的事业是代代相传的，下一代必须比上一代强。就像你们必须比你们的父辈更好，你们家才有希望，国家也是这样，大学也是这样。如果你在上大学期间，你崇拜老师，背诵课本，除此之外别无他物，那就完了。

 

七十年前，我们中央大学的老校长罗家伦教导学生说：“总要集中精力，放开眼光，努力做出几件伟大的事业，或是完成几件伟大的作品……凡事总须从伟大的方向做去，民族方有成功。”简言之，你要有热忱的思想、公益的精神，学习时朝气蓬勃、志存高远，毕业后要利国利民、经世济用，一个人的价值，与他对社会的贡献度是成正比的。思想要深刻，但不极端，精神要自由，但不放任。

 

第四，教养。什么叫做教养？我先从故事讲起，一些海归人士告诉我我们说，在海外是非常容易识别亚洲人的，与此同时，最容易识别的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能把中国人和日本人、韩国人分开来呢？原因很简单，在公共场合的表现不同。在楼上趁人不注意倒一盆脏水下去的一定是中国人，在公共洗手间里随地吐痰的、龙头没关紧的，或者在餐厅、在机场高谈阔论的，在运动场丢下垃圾的，与人做生意时不时说点谎话搞点小聪明的……常常是中国人。甚至在海外，越南人似乎都比咱中国人显得有教养。听了这个评价，大家一定很不舒服，不过仔细想想，这些事情，其实从我们的校园里就开始了。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几代学人从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失去的，不仅是经营国计民生的能力，而且包括知识界固有的文化教养。这是大学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幸。

 

教养，最浅表的层面叫礼仪，就像给上课的老师倒个茶搬个凳子，见长辈、领导的面问声好，等等。懂礼仪没什么大不了，是常规；但是，不懂礼仪就意味着不懂规矩，不体面。我到香港台湾，感到他们的校园里很有文明的传承。尤其在台湾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们的所有文化细节都似乎应验着我对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原初假设和理解：学生在学校走廊里，遇到老师过来了，只要看上去像老师的，对面过来的同学们都会点头，有的严肃一点的，来一个鞠躬。请教问题，老师回答了，学生一定说谢谢，然后点头或者鞠躬。但在我们的校园里面，这些年，老师之间，同学之间，老师同学之间这种礼节就少了很多。就拿迟到来说，上课同学迟到难免有之，但我们是怎么迟到的呢？有人会大声敲门，喊“报告”，好像迟到了有什么得意的心得要宣布一下似的，然后大步流星走到座位上，左看两眼，右看两眼，还沉思一会，“哐当”把书包甩在座位上，然后再拿出一罐饮料戳在桌上，咕嘟咕嘟喝几口水，这时候沉重的坐下，还喘口气：“哎”。这是什么教养？什么礼仪？不仅无礼，简直是非礼。（笑声）

 

迟到了，你最好用最小的噪音从墙角溜到你的座位上去，力争像隐形人一样不被别人发现。我在台湾开会，有一次他们副校长迟到了，我看见他差不多是顺着墙角，蹲着，一点一点的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师生们都觉得这是常规。

 

所以，在教养的深处，不仅是礼仪，而且是起码的公德心，而且是一这种高贵的文化气质。

 

所以在课上，我要求学生，与同桌可以说话，但是要耳语，不能被别人听见，你说话是私德，被我听见就是公德了。累极了可以睡觉，但是不能打呼噜，你睡觉是私德，打呼噜被我听见就是公德了。（笑声）所以在课上，我要求学生倒茶、搬凳子。在课下，我要求学生写信、发短信、写邮件要有完备的礼貌格式，诸如此类。因为，我觉得在这种积久的训练中，学生终将在教养上、在文化上、在社会交往上收益。

 

第五，真性情。你要做个有真心、有感情的人。这种真情，大到对国家的感恩之情，小到对家人的人伦之情。刚才讲了四个大学教育的内容，但是，在以上四条都实现的情况下，有一种大学生涯还可能是失败的。这人上大学了，也毕业了，他在这大学生活过，也存在过。但他的生活没有感情可言，好像是为某个机械空洞的目标活着。就是：我来，我听课，我毕业。没快乐，没乐趣，没感情，也谈不上真诚和激情。我怕出现这种机器怪物，饱读诗书却毫无情趣，看见人握个手，握手时很机械，脸上毫无没表情。你讲个幽默故事，他都不会笑，笑，也比别人慢，比别人勉强，好像是给面子笑的。（笑声）就连汶川地震了，也是领导让捐就捐一个，让捐多少就捐多少。同学有苦恼，也不会想到去安慰一下。业余爱好没有，什么都不沾，就爱考试看成绩。这样对社会固然无害，可对你本人这一生是很有害的。在你18到22岁这一人生最好的年龄，没有舒展开你的青春。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情趣方面，可以列出很多菜单，你得有爱好，有朋友，有感情。难免的，也会因为好奇心和幼稚，犯点小错误，比如也曾贪睡，也曾早退，也曾喝醉。（笑声）看上去不是很完美，但如果人没有性情，那就可能在成长史里会有更大欠缺。所以我们说，要有好思想，好学问，好教养，同时，人也要有感情，有趣味，有真心。2002年，南大前任校长蒋树生给我们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记者团题词：“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一个“真”字，是人生品格的重要元素。这样的人生，将会很有创造力、很有光泽、很有活力。

 

至于说还有一种极端的人，不讲感情、不爱他人、不爱集体、甚至还不爱父母家人，眼里只有冷冰冰的争权夺利，整天蝇营狗苟，这比机器怪物还要差，这是电脑病毒。（笑声）毫无疑问，学生中最令人讨厌的是既没文化、又没情趣、又没公益心的人。任何活动和自己没利益关系的就不参加，活着主要是为了趋利避害、四处钻营，但谈到公益，则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总之，我们要的是品学兼优的人，同时也要的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爱的人。在大学里，他的人生很舒展、很健康。在此基础上，他才会有想法，有抱负，有热血。南大和北大一样，是培养热血青年的地方，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救亡图存，可是南大则是四五运动的先驱，拨乱反正；当年北大充当了一二九运动的主力，而南大则是五二〇运动的先锋。谈到中国的改革，就无法不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一讨论的发起者之一就是当年南大的青年教师胡福明。如此说来，南大历朝历代，除了字字珠玑的学问家，还有为国为民的热血青年。在这里，我当然希望，你最好两者都是。（笑声）

 

所以，按照以上所说，知识水平或理论水平是一套价值，实践水平又是另外一套价值。这两手都要有，都要硬。除此之外，你还要有思想，有教养，善于领会国家社会对人才的全方面要求。

 

八年前，网上风传过一个好玩的段子，叫“椅子的故事”，说：一公司原来有三个大学生，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公司老总为了考察人才，发话说：公司决定让你们各做一把椅子，你们三位好好想一想，好好表现。清华学生表现最积极，马上第一个表态说：决无问题！但他实际上也不知道怎么把椅子做出来，只是表现了一下勇气。北大学生呢，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凭什么要做一把椅子，它的合理性何在？在不允许问合理性的情况下，凭空硬要做一把椅子，等于是专制强权，必须坚决反对。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对此的第一个反应是：马恩毛邓有没有说过"要做一把椅子"，如果他们没说过，那不能做，如果说过要做，那也要要做一把"有中国特色"的椅子。眼看着这把椅子老做不出来，老总急了。后来一想，这两年冲击力最强的就数南京大学了吧？于是连忙招了一位，把任务一说，南大这位温柔的一笑，什么话也没说，点了点头就下去了。老总感慨的说：还是南大的听话啊！过了三天三夜，熬红了眼的南大学生来了，把纸箱子一打开，里面是一捆论文，题目是：《论椅子的十九种做法》，中英文对照本。于是全公司都来看热闹，南大的这位被嘲笑的够戗，深受刺激之余，辞了职考回母校做了博士。由于四个大学生分别交卷以后，椅子还是一张没有，老总陷入了沉思。这时，一名职员匆匆赶来，手里拎着一把椅子，说：老总，我是东南大学的大学生，我把椅子给做出来拉！老总把椅子一看，哎呦，又结实又耐看，符合力学、建筑学、人体工学、光学等多种原理！东大的这位眼巴巴的瞅着老总，过了一袋烟工夫，老总憋不住了，说：哎哟，没想到你还真就做了个椅子！你原来在那个部啊？小伙子说：原来在业务室。老总一摸脑袋：浪费啊，打从明天起，不用去传达室了，改去木工房吧。（笑声）

 

这是个编出来的幽默故事，段子的后半部分是我写的，那时候我在网上跟人辩论教育观念，有感而发，就把人北大清华的段子改成这样了，作者当然无意冒犯包括南大在内的这些中国的名校，只是拿着寓言和笑话说说教育的真意。里面有什么禅机？各位仔细辨别吧。从考察人才的角度看，你不能光会喊口号，不能光是思想好，不能光是写论文，也不能光是会干活不思考。

 

如果我们每天都是那么扎实地训练自己的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那么你到最后会多么的强！南大这个学校，本身人文素养就特别高，将来你又会研究椅子，又会打椅子，又会谈论椅子，思想好，作风学问能力都好，你的大学生涯就成功了。

 

（因每帖发文字数限制，只好分为两篇，参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