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对外宣称价值观与研究揭示出来真正影响购买行为因素并不一致。

受访者会声称，信赖、可靠和质量是他们购买商品时最看重的指标。

而在实践中，当他们的目光所过众多品牌产品时，品牌熟悉程度才是决定他们购买与否的关键。

 

微软农村手机+电视机=电脑必败无疑！

 

 

各种技术产品不但不但不会融为一体，反而分化的更加具有个性，犹如人“特立独行”。

不同的载体产生不同的用户，这中间就随之有了不同的媒介和应用产品。

大量数据表明，互联网的“互动”特性与电视的“被动”特性混合在一起肯定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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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9月下旬至10月初,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在旧金山湾区播放由伯恩斯（Ken
Burns）导演制作的大型七集二战纪录片《战争》(The
War)。开始播放当天,《旧金山纪事报》在头版上刊登了诺尔特（Carl
Nolte）介绍此纪录片的文章,题目是《老兵说,没有纪录片能捕捉经验》。［注１］这个看起来象是反宣传的题目,连同一整版对许多二战老兵的采访,提出了一个与媒介工作者和公共话语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当今最重要的电视媒介,它的图象和文字,究竟能在什么样的作用中介入和引导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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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PBS是不插广告的公共电视台,以深入报道时事,讨论公共问题著称,许多国家的人都羡慕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空间。然而,美国论者对这样的媒介能否发挥公共作用仍然有所疑问。这种疑问是针对什么而提出的呢？对PBS这样的公共媒介，批评者提出疑问,针对的首先不是政治权力和统治意识形态的操控，也不是公共信息的虚假（假证据、假历史、说假话）,而是作为传媒手段的图象或文字本身的媒介局限性。好的媒介工作者会时时察觉到自己的职业手段局限。他们知道，自己职业手段的局限会直接影响到媒介工作应当如何去实现它的基本价值目标，那就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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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的第三集《死亡的职业》开始时有一个镜头,是三个战死的美国士兵倒卧在新几内亚的登陆海滩上。伴随这个镜头的解说词问道,“为什么要让(美国)人看到这样的景象呢?”镜头渐渐推远,观众可以看到这是一张刊登在杂志上的照片。解说词评论道,“文字永远是不够的,身体会感觉,头脑会知道,眼睛会看到。但是,能够让我们感觉、知道和看到的文字却并不存在。”随即,解说词又补充道,“这是一张刊登在1943年9月号《生活》杂志上的照片。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21个月里,这是美国(媒介)刊登的第一张阵亡美军照片。”那一期《生活》杂志为了刊登这张照片所附的部分说明文字是,“这三位美国兵是为自由倒下的,我们的责任是让自由重新站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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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当年《生活》杂志的照片和说明文字结合,还是今天《战争》的电视图象和解说文字结合,都为我们提供了媒介同时运用图象和文字的实例。不仅如此,它们也让我们看到好的媒介工作者如何对自己职业手段特征保持应有的觉察和谨慎。《生活》这个图象杂志能在照片之外添加关于“自由”的文字,而《战争》电视解说则能坦然承认,
“文字永远是不够的”。媒介批评是否总能对这两种传媒特征和手段保持应有的觉察和谨慎呢?媒介研究者对这两种传媒手段的相互关系又有一些怎样的论述?从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可以从这些论述获得怎样的借鉴或进行何种取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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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图象媒介和公共话语危机感

    

    照相术发明于1839年,
在1840到1850年代照相已经风靡欧美,但报纸刊登照片一直要到十九世纪末美国人豪根（Stephen
H.
Horgan）发明半色调网点照片印刷技术后才出现。1880年美国出现第一家刊登照片的报纸,极受公众欢迎。不久其它报纸、杂志纷纷跟进。摄影进入新闻业,形成了“摄影新闻”。希克斯（Wilson
Hicks）从1937年到1950年担任《生活》杂志摄影部主任（刊登三个战死的美国士兵照片就是在他任职期间)，他把摄影新闻定义为“文字和图象交际传媒的结合”。
希克斯认为图象比文字更能传递真实。他说,“在新闻出版中,最能再现实际事件的第一手报道是照片故事，好的标题加上好的照片,再加上好的解说。”［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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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照片加文字的摄影新闻已经远远不能与电视图象新闻争锋。在电视刚刚成为大众媒介不久的1950年代,象朗格（Susan
K.
Langer）这样的理论家还在怀疑图象和文字到底有没有相互配合的可能。〔注３〕当时的电视不过是广播的插图版,连当时的电视主持人都不清楚他们正在开创的是怎样一个崭新的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时代。有人记录过这样一个历史场面,1951年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组人员在电视上作年终回顾,参加者都是CBS著名的电台主持人。那些实地采访过二战和朝鲜战争、亲身参与创造“广播新闻”形式的新闻老将,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电视镜头。穆罗（Edward
R. Murrow）满脸是汗,塞弗里德（Eric
Sevaried）脸色煞白、手指神经质地敲击桌子,匈博伦（David
Schoenbrun）为了显得高一些,在座位上垫了一个枕头,将要开播前,说是要上厕所。看着这些人,另一个参加者彼埃品特(Robert
Pierpoint)
觉得他们一定是病了,自己更加紧张。［注４］对于今天的电视观众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不管谁上电视都能大方自如,更何况新闻主持人?对于今天电视媒介的图象和文字关系,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也早已不再是这二者是否可能结合,而是更加关心这种结合可能对公共话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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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研究者对文字和图像关系的讨论,有的涉及电视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图象关系,有的则涉及电视图象媒介对其它传统文字媒介的影响。〔注５〕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波尔丁(D.
Boortin)在《图象:假事件的引导》一书中就已经开始了对电视图象的诘难。［注６］从那以后,便不断有论者重申褒文字、贬图象的媒介批判立场。许多论者认为,电视图象根本不适合严肃话语,唯有文字才是讨论公共政治、政策、公共价值和公民事务的必要话语。他们批评电视败坏了公共讨论的形式,危害了公共话语的理性。〔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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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媒介影响遍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许多媒体论者在其中察觉到公共话语面临的深刻危机。批评电视图像媒体妨碍和危害公共话语，一般有两个批判着眼点或论述途径。第一是批评电视传媒把公共话语变成消遣;第二是强调电视传媒信息的传递特征会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不利于独立思想、多元开放的公共讨论,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倾向。这两种批评都把文字的萎缩与公共话语的萎缩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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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批评以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的论述最为著名。波兹曼认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品都已经变成为与娱乐行业同类的附属品,……结果是,我们成为已经处在娱乐至死边缘的民族。”［注８］电视影响令公共话语陷入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境地,“我们的文化,它的信息、思想和知识特征都来自电视,而不再是印刷文字。”［注９］电视传媒为我们提供“传媒喻说”(media
metaphors),我们就用这些喻说来辨认世界，并将之感知为文化。［注10］由于电视传媒如此深刻地在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辨认和感知,它已经事实上左右了“我们的意识和社会制度”。［注11］几十年以前,电视刚出现的时候,不过是前一代现代技术传媒无线电广播话语的插图。但今天电视的作用已非同寻常，“公众所关心的每一种问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体育–没有不被放进电视的。这就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公共理解,没有一个不带有电视的偏见。”［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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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兹曼是在美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中猛烈批评电视的。他认为,美国共和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公开辩论和公众对这种公开辩论的普遍兴趣。十九世纪林肯和道各拉斯间的公开辩论（Lincoln-Douglas
debate）可以连续几个小时,普通民众都能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的辩论,并随后在他们自己中间展开辩论和演说。公开辩论和演说是民主政治的要素之一。在二千多年前，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已经显现出演说和辩论的公共作用。这部历史著作中包括了许多以影响他人和公众为目的的演说。波兹曼认为,电视时代的美国人比起十九世纪来,积极思考公共问题的能力退化了,电视只适宜于表述一些容易表述的想法,而这样的想法逐渐竟然变成了公众全部想要和以为值得表述的思想。图像令人的思维幼稚化，波兹曼特别担忧的就是这种电视图象代替文字所造成的公共思想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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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兹曼认为,以十九世纪的美国报纸为代表的文字是一种比二十世纪电视为代表的图象优越许多的公共交际媒介。只有文字传媒才能充分为公众提供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的信息。［注13］与此相比,今天的电视让观众对什么都只有一些浅尝辄止的了解,各种各样的世界吉尼斯纪录、稀奇古怪的事情,这种所谓知识对公众处理自己的日常问题并无帮助,美其名为“知识”,其实就是纯粹的消遣娱乐。这种信息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既不能帮助人们了解现实问题的本质,也不能形成持续的理性话语。［注14］波兹曼认为,公共生活的话语必须借助文字形成具有“建议”(proposition)的内容,
［注15］也必须由此而具备公共话语“说明”(exposition)的形式。［注16］只有公共话语越多地运用语言文字,公众才越有能力作概括而抽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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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对电视妨碍公共话语的批评集中在电视表现的不同方面，大都与电视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有关。阿尔西特(D.
C. Altheide)和斯诺(R. P.
Snow)非常重视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传媒对普通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当今(电视)传媒的宰制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实现的,媒介的一般方式和特殊形式已被社会(民众)所接受,媒介的逻辑基本上已经组织和界定了文化的内容。”［注17］一旦公众将电视媒介的逻辑内化和自然化为公共“常识”,“媒介和观众就会用同一逻辑去理解社会现象。”［注18］阿尔西特和斯诺认为,电视媒介的视觉逻辑限制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因此在政治上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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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媒介批评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例如，库伦（J.
Curran）提出,由于传媒只是展示社会制度,这种单纯的展示很容易就此显得象是自然的发生。［注19］凯尔勒(D.
Kellner)也指出,一般民众会以为“既然都上了电视,那一定是真的。”［注20］梅罗维奇
(J. Meyrowitz)称这是电视的假现实性效果。［注21］克内尔(I.
Connell)说,电视上对公共事件的解释都只是某些人的解释,但又“总是说成是‘许多人’和‘大多数人’的看法。”［注22］伯蒂肯（B.
H.
Bogdikian）指出，在美国，媒体垄断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在世界的一些其它地区，国家权力更是公然以垄断媒体来控制新闻。看起来有许多电视频道、电台、报纸，其实都是发出同一个声音。［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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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媒体研究者和批评家都特别关注那些阻碍公共问题思考的媒体逻辑或认知思维方式。他们认为,电视里的“商品化”、“说故事”、“看图”、“个人化”等等特征都是特别有害的。“商品化”让人觉得人的所有需要和欲望都是物质性的,只要有钱,没有不能解决和满足的。“说故事”总是运用程式化的老套子，尽量把人物和情节化简,以叙述代替分析和评价。“看图”则是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社会问题再大、危机再深,只要没图象,皆可眼不见、心不烦。“个人化”把一切化为可叙述的个人故事,去除掉一切“引导人们公共思考的概念,如阶级、制度、结构、权力分配、社会公正,等等。”［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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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这些被视为阻碍公众思考的媒介特征中,又以思维的图象化最遭诟病。图象时代的公众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已远不如文字时代的公众。格拉博（Doris
A
Graber）写道,“在许多方面,电视时代已经反拨了人类学习知识的时钟,回到了只能眼见为实时代的学习。电视让人们即刻或稍后就能看到事件的发生,无须再依靠文字的描述。自从有了文字印刷的新闻,即使运用照片和图解,也不可能全然捕捉事件的发生。人们原本指望电视时代的公众能够比以前更好地把握现实,包括政治现实世界。这个指望已经显然落空。目前的研究者大多数都指出,尽管电视新闻的政治内容多多,但大多数美国人认识政治的水平却是令人失望。”［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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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重新认识图象传媒和公共话语

    

    社会公众认识和了解政治现实,为什么电视的图象不如报纸的文字呢?大致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某些政治信息一经图象处理就会被排除或流失。第二种说法是,图象本身所能包含的政治信息十分有限。这两种说法针对的都是图象不能表述概念和分析,短于建议,而且拙于说明。第三种说法是,问题出在观众,即使图象提供者确有提供政治信息之意,不把意思用话说明,许多观众也还是看不出来,有的甚至更是以图满足视觉好奇心。第四种说法是,许多观众也许都能从图象中获得政治信息,只是观察者和媒体研究者还不知道如何确定这种图象信息认识的特征和作用。波兹曼、阿尔西特、斯诺和许多其他论者所采用得着大致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种说法。而对这些说法提出不同意见的，往往则会以第四种说法为出发点。为了重新认识图象传媒和公共话语的性质和关系，布鲁麦特(B.
Brummett)在《大众文化的修辞特征》一书中提出的正是第四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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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麦特把图像媒介称作为“大众文化的修辞”，他提出，在任何社会的公共话语中，修辞都极为重要。但是，修辞是一种社会“作用”,并不只是一个“文本”。不能把言辞仅仅“当作一种说理辩论”,也不能仅仅把在正常有序的过程中的辩论才当作“言辞”。否则就会把极端情况下的“抗议示威当作一种粗野的个人发泄或胁迫。”独尊“言辞”在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中的理性价值,就会贬低那些非语言性行为的理性抗争意义。［注26］2007年9月底发生在缅甸的僧侣上街,群众支持的抗争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他们的抗争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言辞,一种反对政治专制的话语。和尚走上街头,并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公共辩论”。但他们冒死抗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参与、一种反对、一种辩论。许多其它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也是一样。媒介工作者报道这样的事件，也因此成为一种特殊的公共行为,不仅提供了真实的信息,而且也表示了道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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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人们只是把文字和修辞联系在一起。人们重视文字修辞，是因为它能够影响公众，至于是何种性质的影响，那倒反在其次。古代的诡辩家（Sophists）把言辞当作一种在公共论坛上争取个人或政治利益的工具。十六世纪的教育改革家拉姆斯（Petrus
Ramus，1515-1572)把言辞只当作一种花言巧语的口头功夫。［注27］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修辞学家则认为,言辞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发现和辨明人间事务的工具。［注28］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对言辞有了更多样和更实际的期待,理查兹（I.
A.
Richards）认为,研究修辞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因文字使用造成的“误解”,并找到克服这种误解的“治疗方法”。布拉扬
(D. C.
Bryant)认为,言辞的作用在于能向人传递意思,又能让人传递意思。伯克 (K.
Burke)
则认为,人天生就是一种能对符号(symbols)作出反应的动物,而言辞的作用正在于运用语言符号,引导人与人之间的配合。［注29］然而，有许多人对言辞抱完全不信任的犬儒态度,认为言辞无非不过是一种蛊惑、欺骗和操纵人的工具。勒庞（G..
Le
Bon）《乌合之众》一书的群众之所以被洗脑、被蛊惑,除了是因为本身的智力低下,易于冲动,还因为成功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不是极擅长“语言艺术”的。［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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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在图像媒介中淡出，并不意味着图像媒介与修辞无关。恰恰相反，图像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以“提喻”为特征的修辞。提喻可以是提示，也可以是暗示。布鲁麦特提出，大众文化图像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提示或暗示。提示是一种“象征”手法,但又与人们一般所说的象征有所不同。象征是一种“代表”,而提喻则是一种“联想”。例如,花可以代表“爱情”,这是象征。花可以引起美丽、谐和、平安的感觉，这是提示。提示”之所以成为大众文化的基本认知特征，那是因为大众文化认知有“约简”(reduction)的特点,“约简是一种修辞策略,一种象征运作。将复杂而抽象的问题约简为容易把握的简单图象(形象),靠的就是提喻。”［注31］正如修辞学家伯克所说,提喻是一种化繁为简的转义方法。［注32］例如,皇室在英国政治中的权利和义务可以约简为一些简单的形象,某一位坐在王座上的英王,皇家的仪式和活动等等。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宗教信仰亦可约简为一些具体的日常物件、行为或图象,如十字或庙宇、上教堂或烧香拜佛、领圣餐或守斋吃素、圣象或者平安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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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今天大众认识和了解公共事务,电视媒介起着一种特别重要的图解约简作用。官方媒体宣传运用的就是这种提示性引导。例如,电视播放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官员形象,一个个红光满面、头发乌黑、衣着体面、精神抖擞。这是一种国家政治稳定、目标明确的提示。相反,那些可能提示社会不公正、权力腐败、民心涣散的图象,如贫困者的日常生活、官员的作威作福和声色犬马、民众上访诉冤、警民对抗等等,即使不能完全删除,也必须放在正面的叙述情境中作特殊处理,如官员访贫问苦、执政党反腐肃贪、正确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和谐社会,等等。许多媒体批评者抨击电视的愚民作用，往往就是针对这种不实诱导。许多论者批评电视图象不利于公共话语,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他们认为，电视传媒的图像限制了展示不同的观点角度,这种限制具有政治保守性。尤其是电视传媒控制在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手里的时候,社会中的多元立场和要求很难通过它发出声音。电视媒介的独大,它本身就不利于公共社会中的多元讨论,限制了非显见意见与显见意见争夺公共舆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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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麦特认为，电视传媒的这种官方宣传作用，问题不是出在图像本身，而是出在谁用图像提示，图像提示的目的是什么。布鲁麦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电视图象媒介对复杂问题的约简真的会使非显见意见不再能与显见意见争夺舆论了吗?仅就电视媒介来说,也许确实是这样,因为电视可以完全被权力所控制。但是,图象传媒和约简式话语却不可能完全被权力所控制和垄断。在电视之外的其它传媒空间里，图象或其它约简式话语完全可以用作反抗权力意识形态的手段。既然统治权力可以利用图象和别的约简手段来影响和控制公众想法,批判型的媒体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对抗这种影响和打破这种控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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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麦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国家庆典时,电视向公众展示神情坚毅、挂满勋章的将军,提示历史的光荣和军事机器的强大。而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士兵图象则可能在作另外一种提示,提示战争的人性代价和暴力铁血机器对人的败坏。［注33］图象完全可以成为社会争论的一个公共论坛,在多媒体时代的今天,图象不只是在电视中展现,而且还在网络和其它空间中展现和传递。在网络传媒的各种信息中,图片的点击率往往是最高的。当然,网络上大量的图象仅仅是消遣性的,并没有公共信息的价值。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遭到政治强权敌视和压制的严肃公共信息图象,才有了避免被立刻审查删除的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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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对公共问题的提示可以成为文字公共话语的一种“转化”,而不单纯是一种“退化”。基于这样的转化，图像的“约简”也可以成为电视传媒时代形成的一种新形式公共话语。以文字为公共话语的优先方式,或者唯一正当方式,把分析性说明当作为唯一不二的说理方式,都可能忽略媒介知识分子的根本社会作用，这个作用是伸张社会正义，而不仅是运用文字。运用文字的能力再好，也未必就能起到媒介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话语作用不体现在为“理”论而理论,“公共话语的真正要点在于在公共讨论中要有明确的(价值)意义判断和立场选择。”这样的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并不需要“一定由长篇大论来表述。”［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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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知识分子向公众提供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立场,运用文字还是图象(或其它提示方式),区别其实不在于一个批判,另一个保守,而在于一个已经有了传统和先例,而另一个还有待于形成传统和创造先例。当然,象电视图象这样的媒介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种体制结构,个体知识分子与之对抗,就象徒手的面对持枪的,首先面临的就是力量不对等的形势。正因为如此,掌握电视媒介机器的权力可以从从容容地运作一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软性统治”,“电视用挑选让观众看到什么(来统治他们),这个过程不是以强迫的形式来完成的,而是利用电视新闻叙述故事诱导解读的办法,诱导观众的积极赞同。”［注35］布鲁麦特指出,不管电视制作如何处心积虑,总有的观众会反过来看,倒过来听。［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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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见解别的媒体研究者也曾提出来过，例如费斯克（John
Fiske）就认为,看电视的观众不是就此被剥夺了对意义解释“讨价还价”的自由。［注37］在与他人合著《阅读电视》中,
费斯克更是强调,观众不按照电视制作原意图的阅读，这事实上是根本不可避免的。［注38］还有论者提出,媒体所提供的那个真实,观众未必就把它当作真实,统治权力的诚信问题越严重,它掌控的媒介就越是被公众看作是在说谎,或至少不是在说真话的工具。［注39］媒介的官腔语言在无数的顺口溜和民间笑话段子里成为正话反说的材料,就是一种反着看、倒着听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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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媒介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

    

    美国媒体理论界关于图象对公共话语造成“危机”还是形成“转机”的争论是在特定的国情条件下进行的,对不同制度的其它国家充其量只是一种参考,而不是一种普遍定论。尽管批评者从文字使用情况看到美国公共话语的危机,但在美国现实生活中,文字的作用仍然显而可见，非常重要。政治家们在竞选期间都会作无数次的演讲,与本党的和反对党的对手作许多辩论,向选民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他们的支持。国会的辩论普通公民都可以旁听。报纸和电视上也有经常性的关于国家政策、政党政治、以及制度问题的公共讨论和争论。尽管如此，美国社会中提醒公共讨论和公民介入危机的声音仍然此起彼落,相信今后还会不断出现。这种提醒本身就是公共讨论传统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制度传统的证明。在缺乏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传统的社会里反倒较少会听到这样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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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或图象在公共话语中的作用,不仅仅是媒介工具的问题,而更是公民政治的问题。公民政治制度是公共话语正常运作的根本条件。贝耐特（W.
L.
Bennett）在讨论新闻这一公共话语时指出,公共媒介涉及的不只是媒介工作者和公众,而且还有政府。只有这三方面都共同努力,公共话语的信息和意义传媒才能起到好的公民政治效果。贝耐特对“公民”、“记者”(或传媒工作者)和“政治家和政府”分别提出了五条保证公共话语真实、有效传递公共信息的具体建议。在贝耐特的这个三元关系中,公民最为优先，公民不应该是,也不只是消极被动的媒体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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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耐特对公民受众建议的原则是公民应当坚持自己获得公共信息的基本权利，公民还应当对利益势力影响媒介有充分的察觉,“应当破除新闻已经自由、人民已经自由的神话，并以此为出发点,参与公共辩论。”［注40］贝耐特对公民提出了五条具体的建议。第一,辨认并怀疑媒体语言中的陈腔滥调、刻板套话、僵化印象和固定情节(如“一小撮人反华”)。第二,要察觉那些看上去是事实,但却是回避本质问题的事实(stray
facts),例如，以动机论代替理性的理解，追究言论者的“卖国”动机。第三,要察觉媒体信息明里或暗里受到的控制（审查和自我审查）。第四,要察觉那些用来支持和迎合统治权力的所谓“事实”报道。第五,要主动积极地通过多种信息渠道核证信息的可信度、真实性和复杂性。［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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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耐特对新闻从业者也有五条建议，总的原则是要有公共社会问题意识,
不要把注意力只是放在政要、名流或娱乐性的消息上面。第一,要就问题谈问题,不要把公共问题个人化，不要把官员个人的日常活动当作最重要新闻来报道。第二,要关注并帮助形成公共议题,在客观报道之外,还应该有自己的观点。第三,避免使用陈腔滥调、口号式的语言,更不要粉饰太平、阿谀权势。第四,要为普通受众着想,使用清晰明了的术语,说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帮助受众避免因一知半解、以偏概全而简化事实。第五,在叙述故事时,应该点明故事背后的社会问题,并提供解释，作出应有的价值判断。［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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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耐特还对政府和官员提出了五条建议,其基本出发点是,政府应当对媒介起到中立而公正的协调和监督作用,而不是把媒体据为己有。第一,政府有责任限制个别政治家凭借权势或金钱(竞选募集的经费)过度占有媒体,获得压倒竞争对手的发言优势。第二,要对政党如何在媒介上发表政见作出制度性规定,以确保公共辩论的公正程序、内容和伦理,防止言论压制、个人攻击、诬蔑中伤等等。第三,要鼓励不同媒体间的多元竞争,
防止媒体的垄断。第四,在鼓励多元竞争的同时,还要帮助非主流的、代表弱群体的媒体,让它们在不对等的竞争中有存在和起作用的机会。第五,
要维护媒体作为公共服务机制的作用,
防止媒体恶质化为商业或党派利益的工具。［注43］ ( http://www.tecn.cn )

    贝耐特的这些建议都是例举性质的,不是教规条例。这些建议涉及了批评者在电视媒介中所看到的一些问题(商业化、说故事、图象化、个人化),同时也就如何克服这些问题提出了积极可行的正面建议。这种建议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批评和公民参与行为。一味的怀疑和揭露会把人变成“犬儒主义者,而不是批评者。”［注44］在信息控制实际存在的情况下,公民们应该利用国际社会多元媒体所提供的机会,
积极主动地寻找自己需要的真实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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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通过多元媒体渠道，克服电视的局限，积极主动了解事实真相，不久前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那就是2007年9月缅甸政府对民众运动的军事镇压。在美国,关于这个事件新闻报道的高潮是9月26日军警向群众开枪的那一天。9月26日之前,美国电视新闻就已经有关于僧侣和群众上街游行要求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报道。报道具有电视媒体批评者所列举的“说故事”、“图象处理”和“个体化叙述”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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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报道套用了“民主”和“专制”对抗的现成故事情节。对于想详细了解缅甸政治现实和历史背景的观众来说,这是一种过于简约的媒体信息。其次，电视图象以成队成队,穿着红色僧袍的人群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形象,提示民众抗议的如火如荼。对于想要全面了解缅甸社会各阶层、利益集团的观众,这种“图象”当然也是过于简约。再者，电视采访游行参与者,他们的面孔让观众对个别群众抗争有了充分“个人化”的可能。9月26日,军警对僧侣和民众开枪镇压。媒体在对缅甸事件的报道之外,添加了这样一条报道:联合国开会商讨如何对缅甸政府传达国际社会的震惊和愤怒,但由于中、俄的反对,联合国无法通过谴责缅甸政府镇压民众的提案。这一报道又是十分简约,它并没有告诉观众,中、俄两国为什么不赞成这样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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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8日缅甸统治者切断了网络这个最后还能向外部世界传递信息的渠道,
军警在旅馆里搜查外国记者,没收一切照片、录像。美国媒体电视媒体更是只能用零碎的图象来提示专制政权的暴力和恐怖,如散落在大街上的带有血迹的拖鞋,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僧侣,俯卧在水塘里的和尚尸体。美国电视还播放了缅甸新闻的画面，官方电视播音员正襟危坐,指控暴民打伤维持秩序的军警。然而，电视并不是缅甸事件的唯一信息来源。没有新的图像画面，缅甸事件并没有就此从美国公众的视线里消失。10月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关于缅甸问题的听证会，向公众提供更深入全面的信息。关心此事件的公众还可以从网络上获得其它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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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电视媒介报道过于简约,那只是比较公众可以通过其它媒介渠道获取更详尽信息而言的。比起完全不报道,
简约的报道所起的公共信息作用毕竟要大得多。电视媒介虽然具有批评者所说的“故事”、“图象”和“个人”特征,但这些特征并不具有必然“保守”的本质。这是因为媒体工作者完全可以在运用这些传媒手段时，对报道的事件做出了符合人类尊严和人权普遍道义准则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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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把坚持人类尊严和普遍人权道义准则作为衡量媒介工作的基本尺度,那么坚持这些原则的媒介知识分子便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媒体工作职业。一个媒介工作者能否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看的不是学历,也不是单纯的“专业水准”,更不是他究竟在使用文字还是图像，而是他的社会关怀和价值立场。无论是使用文字还是图像，知识分子发表言论，行使的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所以媒体知识分子一定同时也是公民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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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可以辨明事理,呈现真实,也可以混淆视听,弄虚作假。言辞可以使人思想清晰、独立思考、冷静决断,也可以使人头脑麻痹、人云亦云、狂热盲从。这两种文字和言辞的不同影响(当然还包括种种处在这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混合影响),都直接与文字使用者的价值立场用关,也都屡屡发生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图像的使用也同样具有两面性和暧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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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在大众媒介中都会比许多知识分子所希望的要简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其它信息渠道（国内的和国际的）去获得更多的信息。音象兼备的电视信息要求简洁明了,事件叙述尽量简约,不能涉及太多的人物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能包含那些普通观众需要费时间去想的问题。这是由于电视观众众多,文化思考程度参差不齐,所以不可能太深入涉及的缘故。不能单单凭此贬低电视媒介的公共话语作用。它完全不一定要为统治意识形态的愚民政策服务，它也完全可以成为提供真实信息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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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媒介知识分子来说,明了谁是基本受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受众意识直接关系到媒体知识分子对自己公共话语工具作用的评估。文字是媒介知识分子的传统话语工具,也是他们的主要工具。在电视和电子多媒体时代不应该弃置这个工具，博客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在电子媒介的新时代里，媒介知识分子有必要重新检视自己的话语工具箱,也有必要为新的工作需要而添置新的工具。而这些新工具中就有图象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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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布鲁麦特所说,图象是一种提示性的传媒手段,越是在民众反抗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表示不同意见就越是不能不依靠提示手段。［注45］这不仅是出于避免与统治意识和权力发生正面冲突的需要,而且也是因为说“理”的论坛资源对于统治者和反对者是完全不对等的。［注46］在公共言论缺乏自由、公共信息不能畅通的国家社会里,即使文字也经常不得不采用暗示和提示的方法。这不仅可见于民间文字中的反话正说、调侃、玩笑和恶搞,而且也可见于学术文字中的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和顾左右而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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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文字和图象的传媒作用以及媒介知识分子应当如何运用这些传媒手段,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制度环境和国情。不同的具体新闻事件报道肯定会对媒介知识分子运用文字和图象有不同的条件限制和提出不同的取舍要求，但这些差别后面还有一个共同的，更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新闻事件本身能否公开而自由地报道。在公民政治的环境中，新闻事件的意义是通过民主而多元讨论来获得的。只有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时侯,文字和图像的力量才会充分显示出来。新闻言论越自由,传媒的公共话语作用就越明显，对文字和对图象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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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注1］
Carl Nolte, “No Documentary Can Capture the Experience, Veterans
Sa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unday, September 23, 2007. A1, A7.
这个七集纪录片《战争》长达14个多小时，不仅贯彻历史纪录片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如真实、公开、独立、批判),而且还非常重视文字和图像的互补作用。纪录片其实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文字和图像结合。文字的补充借助图象,如战斗场面、回忆往事的见证者、战争时期生活场面,等等。但是,无论图象多么丰富,它们都是零碎的。它们可以让观众看到一个个与战争有关的景象,但却无法传递“战争”这个总体概念。《战争》回顾和讨论的不只是二战中与美国有关的种种战役和战斗,而且还有战争所促使的美国社会变化，例如种族歧视渐渐受到重视、妇女社会作用得到加强。这个纪录片也有许多对过去国家行为和国民文化传统的反思，如自大的美国人、无能而好大喜功的美国将军、战争决策的失误、在普遍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把日裔美国公民当作替罪羊、战争时期的黑市经济，等等。

 最近,在报上和网上都读到了一篇题为《性学家力挺梦幻之岛
与世界接轨》的报道,说的是性学家潘海先生提出建议,在珠海建设裸泳海滩。潘先生提出三条理由：旅游经济效益、生态文化、有益健康。大概是为了避“文化(科学)搭台,商业唱戏”之嫌,潘先生还特别提出,性开放“有助于思想解放……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脱光衣服游水或洗澡，在乡下或野地里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与性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性学家的提倡和提高，才与性和性解放沾上了关系。由于性学家的干预，原本只是个人的私事，变成了有公共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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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脱内衣和脱外套

    

    性学家所说的裸泳因“裸”而成为禁忌。自古以来禁忌最多、最厉害的两个领域就是性和宗教。今天，宗教禁忌已逐渐被政治和思想禁忌所取代,但性禁忌却仍然延续。如果说后一种禁忌的象征是内衣,那么前一种禁忌的象征就是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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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可夫小说《套中人》中的那个别利科夫就是个禁忌特多,也特别在意禁忌的人物。别利科夫“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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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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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禁忌都象给别利科夫那样带来“恐惧”,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羞耻”。性就是给人带来羞耻的那种禁忌。“羞耻”和“罪感”不同,
罪感与内心（“痛感”）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看见”)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见不得人)的东西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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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衣是这视觉界线上的最后屏障,一般人卸去这条屏障,赤裸裸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会感觉到无地自容。潘海先生建议,裸泳海滩上不得允许穿衣者进入。确实,在一群人中，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肯脱掉那件保护羞耻的最后的内衣,其他人就不能毫不在乎地把羞耻心完全抛到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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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共场所裸泳，并不能把“裸”这一私人行为改变为公共行为。无论有多少裸者共泳，他们都会排斥其他不裸的公众。排斥他者、不让他人看见的行为不是公共行为，不应该放到公共生活中来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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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在公众视线下,商业的、文学的、艺术的脱内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些打破禁忌的事情也往往被提到“与世界接轨”和“思想解放”的高度。其实，即使在西方，也并非人人都会去裸泳，许多西方人的性观念远比我们那些“敢脱”的国人来得传统。要与世界接轨，有许多别的事情可做，“敢脱”未必是最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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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脱内衣能够解放思想，令人想起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那个新世界里,与性有关的事情样样解放,但思想就是不解放。在那里,人人可以脱内衣,但就是不能脱外套。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人人身上都套着一件比别利科夫的还要狭窄的外套，一件定制的、非常难脱的思想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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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内衣不只关乎性解放，也关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私域和公域的区别。个人的脱不脱是小事，而维护社会的公、私域区分却是大事。有人认为这种区别是多余的，想方设法要破除这个区别和这二者的界线。政治上的国家主义曾经试图用国家权力全面彻底管制全社会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私人领域。196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曾经天真地试图用“肉体政治”来解决社会不公正、制度非正义的问题。强行消除公、私域的区分，以一个领域代替或宰制另一个领域，即使不造成灾难，也会带来严重困扰。这些都还是不远以前的事情，我们应该汲取它们的危害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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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曾任著名的艺术和社会科学季刊《Salmagundi》的主编罗依斯(Robert
Royers)在一篇题为《美国“高级文化”对性的态度》的文章中批评了60年代的“肉体政治”浪漫主义,直接针对的是坎·凯西（Ken
Kesey）的《飞越疯人院》。罗依斯称这种“肉体政治”为“性政治”(porno-politics)。“Porno”一词的词义由“卖淫”而转为泛义的“性”,所以还有“黄色”和“色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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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文化”试图把“性”和“色情”区别开来,去除“性”的原始、粗鄙的欲念成分,把“性”转变成“文明”和“体面”的对象。艺术家、作家把性转化为审美对象,教授、学者把性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中的“性”往往被认识为存在于社会规范中的人文力量,释放它可以为人带来“解放”的效果,可以“有助于思想解放。”这是社会科学中的“性”与医学或生物学中纯科学的“性”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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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意义上的“解放”是挣脱,是摆脱。解放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从什么当中挣脱出来,另一个是挣脱到另一个什么状态中去。解放是破,也是立,只破不立的挣脱并不具有真正的解放意义。公共社会中的“破”和“立”都必须通过公共政治手段才能实现。然而，性政治其实是一种“反政治”(anti-politics),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公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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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依斯指出,“性政治的鼓吹者通常是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既缺乏理想,也缺乏实现目标的耐心。”热衷于性政治的往往是一些“梦想家”,“他们在陈规戒律前充满了无力感,无力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关系。……他们于是常常退缩到各种各样的性政治之中。”等待这些性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往往是深刻的失望和沮丧,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结构照样压制和封闭”,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对他们的性解放理想无动于衷。”性解放者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解放目标,再加上无法改变政治体制,又无法影响民众的双重无力感,他们的“性和谐”理想很快就变质为“为性而性”。
[注1] ( http://www.tecn.cn )

    思想解放是针对思想禁锢而言的,没有禁锢又何必需要解放？以“性政治”来寻求中国的思想解放之道,这本身就很可能落入当今中国的思想禁锢之套中。当今中国的思想禁锢并不发生在所有的社会领域,即使同样发生的,性质和程度也不相同。谁都知道,新闻、言论公共传媒领域,可以允许“很黄很暴力”和“很黄很原始”(“裸”就是其一)的东西,但却不允许涉及“很政治很敏感”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也不能涉及“很政治很沉重”的历史反思、历史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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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性”来寻求针对当今中国政治思想禁锢的解放之道,给人一种饥不择食、药不对症的感觉。抗战时期,许多高校搬迁到四川去,大后方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不少青年大学生得了肺结核。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锋,但供应极其匮乏,不是一般得肺病的青年学子所能得到。他们在绝望的境遇下开始尝试种种“特异疗法”,其中包括喝火油(就是点煤油灯的燃料)。他们都不是愚蠢之辈,但在绝望的情况下照样能做出我们今天看来是愚蠢的事情。文化革命期间,出现过一些医学奇效疗法,如喝盐卤、打鸡血针(从雄鸡鸡冠上抽血,然后注入人的静脉),说是包治百病,延年益寿。今天,痛感于“思想不解放”,性学教授和学者又在带领我们去做集体病急乱投医的蠢事,为中国的思想禁锢之病,开出的竟用性解放来治疗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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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的性研究很难确立一个明确的政治、社会目标。它对性禁锢、束缚的理解本来就有局限。性性研究者感觉到性习俗规范的束缚,将其当作必须打破的陋见陈规。但挣脱束缚、打破陈规之后呢?社会是不是就此能够变得制度更正义、政治更民主、宪政法治秩序更良好呢?还是可以就此进入一个反朴归真、自然浑成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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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学家们研究性,对社会中人的性行为、性现象提出看法和建议,这本是他们的专业工作范围。但愿他们千万谨慎,不要轻率地在性解放和破除政治、社会思想禁锢之间搭上“直接解放”或“曲线解放”的关系。其实,中国的思想禁锢之病既不难诊断,药也是现成的。我们并不需要到西方、到外国去求药,蒋经国先生曾经给台湾思想解放开过种种解禁之药，就证明很管用。“思想解放”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要解放的思想，在解虚幻的“性禁”和“泳禁”之外，还有哪些更现实的,甚至还不能公开讨论的“禁”需要认真去解、快快去解。那些不能公开言说，不能公开讨论的“禁”是套在我们思想上的别利科夫外套。为了思想解放，现在要紧的不是脱内衣，而是脱外套,
脱那件别利科夫一辈子都没能脱下来的外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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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Robert Boyers, “Porno-Politics.” Ken Kesey,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Text and Criticism, ed., John C. Pratt.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73. p. 437.
First published as “Attitudes toward Sex in American ‘High
Cultu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76 (March 1968), 36-52.

 

           强势媒体不应弱化舆论监督
               
                   范以锦
                
     我这里说的“强势媒体”，是特指由党委和政府部门直接掌控的机关报、电台、电视台等传统主流媒体。
    这些强势媒体创办以来，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引领潮流的作用，但这几年“引领”的地位似有被网络等新媒体取代之势。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积极探索在新兴媒体活跃时期如何搞好舆论监督，防止主流强势媒体舆论监督方面的弱化现象。
       
           舆论监督的三个重要时期
   
     媒体的的批评报道有三个重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50年代，是舆论监督的兴盛时期。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党执政之后发扬这一优良作风，将党报的批评当作党的自身建设的有力武器。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那些目无法纪政纪、以权势压人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的批评，经常见诸报端。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创刊后第一个著名的批评报道，是1950年2月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批评了广州一名局长，批评了他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党报除了批评报道，还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的学术“争鸣”。但是，反右斗争之后，属学术讨论范围的“争鸣”的声音很难听到了，批评报道更是少了。后来又有“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有些媒体领导因对浮夸风问题发了内参，便在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只能说形势好，谁说“不”字就有可能垮台。当然，各地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而且当环境比较宽松时，批评报道又开展起来了。比如，纠正浮夸风时，《南方日报》等报纸又寻找机会开展舆论监督，上级党委也强调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60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指令《南方日报》在第一版刊发批评报道。8月28日，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报纸主要是表扬好的，但是也要有适当批评，对具体工作中的缺点要有揭露，这样才有战斗性。”尽管这样，但批评报道不再像50年代那样尖锐和持续了。到了1962年11月迫于当时的形势，南方日报编委会发出了《关于报纸不作点名批评的通知》，批评报道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怎么把握啊？难！有些报纸试图避开敏感的话题，对官僚主义以及社会上的某些丑恶现象等进行批评，比如《羊城晚报》开设了“五层楼下”专栏。这些难得的批评报道，当属打“苍蝇”、“蚊子”，不属打“老虎”之列，但到了“文革”也不容存在，被扫得一干二净，最终《羊城晚报》还被斥为“造谣放毒”的报纸，在“文革”中停办了。
     第二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真理标准的讨论”至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阶段，是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得以恢复并得到提升时期。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冲破思想禁区，批评思想僵化和背离三中全会精神的错误行为,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鼓与呼。后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创办的《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开辟的《焦点访谈》，被人们称为一南一北的重要的舆论监督力量，开创了舆论监督的新局面。       第三时期，网络等新的传播手段兴起时代，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间舆论形成合力的立体式的新型舆论监督时期。      这种监督不仅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实现互动，而且与民众的监督结合起来，打破沉闷的局面，把舆论监督推向了新的阶段。一般来说，先是由受众，比如网民将一些问题发到网上，然后引发众多网民的关注、议论，形成网上热点，传统媒体再介入，与网络媒体互动，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的力量。比如，山东济宁副市长下跪事件，最先出现在网站上。随后，《南方周末》对此公开报道后，其它传统媒体也跟进，迅速引起一场“地震”，最终纪委介入，将腐败分子的问题查清。去年发生的黑砖窑事件、PX事件、虎照事件等，都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众形成合力的新型的舆论监督。
               
         强势媒体的强势出击是怎样出现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前两个时期都是主流的强势媒体积极主动地搞好批评报道，引领“舆论监督”的潮流。
     主流的强势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否强化，与党委部门是否重视舆论监督有很大关系。这里我列举第一个时期和第二时期的典型事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到引证。
     因批评报道不够得力，一而再受到中央大报《人民日报》的点名批评，从现在的视觉来看，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正面宣传”、先进典型宣传做得不好或不太好，受批评是很自然的，谁听说过因批评报道不得力受批评的呢？
     因批评报道做得好，纪委一而再给报社写信表扬和感谢，而且不是某篇批评报道，而是对一个报社整体的批评报道予以肯定、支持。从现在眼光来看，同样有点不可思议。因为，目前很难看到这样的实例。
     然而，这两件事都曾发生过，并且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南方日报。
     前一件事，发生在50年代初期。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地方报纸组给南方日报社来函，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经常有力。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报纸工作述评，批评《南方日报》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做得不够，表现了很大的软弱性。2月12日《人民日报》报纸工作述评，再次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不力。 其实，《南方日报》批评报道并不差，1950年至1953年，《南方日报》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达100多篇，在广大读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南方日报》是主持公道的”，成了《南方日报》当时的口碑。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是做得很好的了。但《人民日报》为何还不放过，再三对《南方日报》进行抨击？在他们看来仍属不够得力，而引发的导火线是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分局长扣压人事件。人民日报认为，此事严重侵犯人权，受害人申诉了8个月，南方日报并非毫不知情，主要是不敢揭发。后来广州市机关给这位局长作了处分，人民日报认为处分太轻，批评《南方日报》报道处分决定时未表示任何意见。
      面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南方日报的领导者不仅没有去抵制、去批驳，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进行整改，还主动向上级党委报告。因为，南方日报的领导者是非常赞同搞舆论监督的，《人民日报》的批评其实就是为《南方日报》开展舆论监督壮了胆。1953年1月22日，南方日报编委会对人民日报8日来函作出答复并上报华南分局。2月13日，《南方日报》发表社论《大胆把那些坏人坏事揭发出来》。 3月23日南方日报编委会讨论《人民日报》报纸工作述评，进行检查，并就《人民日报》的批评作出答复。4月2日编辑部召开大会，报社领导传达了编委会就《人民日报》批评的检查。这是报社当时对批评报道的态度，而上级党委又是什么态度呢？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针对人民日报来函和南方日报的答复批示：“来信与复信应即发各级机关首长一阅。”这实际上是告诉各级领导，《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还做得不够，必须支持《南方日报》搞好批评报道。有了人民日报和上级党委的支持，《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后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1988年10月28日，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给南方日报，表扬南方日报在惩腐倡廉报道中作出的贡献，信中列举了《南方日报》揭露的一批以权谋私，令不行、禁不止，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之后指出，这些报道对党员、干部、群众都是很好的教育，对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作用，希望继续努力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作用。1990年12月23日省纪委再次来函勉励南方日报。信中说：“在这场反腐败斗争中，作为省委机关重要喉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充分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威力，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好评。在此，再次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作为上级纪委对报纸又是感谢又是敬意，实在难能可贵。    
     南方报业出现《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勇于开展舆论监督的媒体，原因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源于南方日报文化基因的传承。敢于批评和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是南方日报的风骨所在。而这一品格的形成，有报人自身的努力，也与党委的支持分不开。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就指出：“南方日报应该在思想批判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他指的思想批判其实就是批评报道。1953年1月，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在华南分局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报纸最需要做好的有两点：第一，是联系实际，多登载群众创造的典型，更有力来推进工作；第二，是加强批评，要敢于与一些违法乱纪和各种落后倾向作斗争，力求从各方面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如果没有叶剑英、陶铸等领导的支持，《南方日报》第一个时期的批评报道的开局就不会那么好；如果没有当年《人民日报》的批评和鼓动，《南方日报》对批评报道的重视程度就不会那么高；如果没有广东省纪委的肯定、支持，在第二时期也不会有足够的勇气来承受批评报道的压力。
     在第二时期，《南方日报》的舆论监督有几年曾有过这样的辉煌：每周至少有一篇批评报道发在第一版，每年有四至五篇批评报道刊登在第一版头条。当年读者和业界对《南方日报》有两个评价，一是政策宣传做得好，二是批评报道搞得好。批评报道强化了《南方日报》的权威性、战斗性，成为了《南方日报》的拳头产品。

        新媒时代的“强势媒体监督”不应缺位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第三个时期强势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弱化的现象。尽管最终强势主流媒体也参与并形成合力，但它的顺序是：网络等新媒体介入——非强势传统媒体跟进——强势主流传统媒体最后进入。从总体上来说是这样,当然也有特殊的。比如，新华社有些最先发布的批评报道，质量高，影响力大。
    为什么会出现新的传播手段先介入的新的舆论监督形式？原因在于网络相对自由，在网上发表各种声音的环境较宽松，先进的传播手段传递的信息更直接、更迅速，不易被拦阻，并可以与受众互动。    
    机关报、电台、电视等强势的主流媒体，大多属于传统媒体，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网站等新媒体，又不具备互动性。而且，这些强势媒体是由党委、政府部门直接掌控的，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禁令”很快就到位。当你采访好、准备见报时，“禁令”或各种关系的“招呼”就来了。有些“禁令”也是需要的，哪一个国家没有新闻管制？问题是有些地方用得太滥了，而且只有传统媒体才管得住。而新媒体的互动性、快捷性及不易阻拦等特性，使得舆论监督题材的文章迅速在网上传播。久而久之，传统的强势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弱势就出来了。
     如果传统的强势主流媒体，能以其公信力、影响力，重视网上舆论，与“网声”互动，成为互为作用的两股力量，对推动舆论监督是有重要作用的。这样的事例也很多。但在有些地方，有的问题已成为网上舆论，传统媒体应及时跟进了，还去限制传统媒体，而且限制的是更为准确权威的报道，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了。另一种情况是，强势主流媒体最早掌握了线索，却因受到限制而被新媒体抢发了。当然，也不能没有管理，“限制”和“放开”需要把握好度，问题是有些地方只有“限制”的本事，而且只能限制到传统媒体。
     传统强势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缺位,或沦落为新媒体的配角、追随者，丧失的是它的最可贵的权威性和战斗品格。     网上可以看到许多真实，也有不少谎言，对非理性方面需要加强引导。我们的强势传统媒体为何不积极介入舆论监督，将“真实”的发布权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又可避免谎言的流行？   
     其实，业界都明白，不是我们新闻从业人员不想搞舆论监督，也不是我们的国家高层不同意搞舆论监督。有哪一个文件说过不让媒体批评呢？相反我们党的许多文件都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现实中，也有像仇和、王金山这样的一些欢迎媒体批评的官员。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希望新闻记者进行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要敢于曝光阴暗面,勇于鞭挞假恶丑,为媒体实行监督创造了开明的环境。 问题在于支持舆论监督的人太少了，一些人思想观念的扭曲，使一些传统的强势主流媒体舆论监督不能及时到位。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叫做“负面报道”。一些地方的官员习惯于将舆论监督称为“负面报道”，并认为搞批评报道既有损形象又影响社会稳定。这种观念作祟，当然就无法积极去推动舆论监督，甚至想办法去“化解”或压制。有些地方明确对新闻单位提出，批评报道不准放到第一版，有的甚至提出本地报纸要宣传光明面，不要去搞批评报道。对上级党委办的报纸或其他外来报纸，以加强管理为名，要求相关部门封锁“负面消息”、“加强公关”等等，千方百计抵制批评报道。
     舆论监督真的是影响稳定的“负面报道”吗？舆论监督对端正党风、匡正时弊、严肃法纪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将这一非常积极和非常正面的报道，扣上“负面报道”的帽子，令人不可思议。第一个时期和第二时期的强势媒体的舆论监督，对推动民主政治、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何来不稳定？1999年5月，珠海市委办制订了《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为防止一些部门人为设置障碍，确保舆论监督顺利进行，《办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批评性报道刊播前，各新闻传媒要确保事实确凿，但任何被批评对象不得要求审稿。”尽管当时珠海的舆论监督是由市里组织一个“小组”与新闻单位进行协调，并非完全放开让新闻单位自行掌握，但起码当时的领导层看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起码认识到了这是有利于推动工作的“正面报道”，而不是“负面报道”，而且当时也实实在在对影响改革开放的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进行了曝光，推动了珠海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党委和政府部门直接掌管的媒体，其权威性、可信度高，发行量和影响力大，依靠其强势地位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搞好批评报道。现实中，强势主流媒体批评报道中存在的弱化状况应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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