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大讲坛

　　今天傍晚，已硕士毕业3年的苏芳和李峰来我家，送来了他们一同毕业、并共同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的7位同学的论文集《中国电视实践论文选》。两年前，他们有了把自己的硕士论文公开出版的共同心愿，并找到我为他们的论文集作序。当时，我以各种理由再三推辞，因为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给人作序的资格，此后类似的事也都婉言谢绝并“转嫁”他人，但这次没有逃过（个中原因“序”中有所提及）。记得当时我正准备去香港授课，行前他们再三催要，并以出版社合同已经到期、如不交稿可能违约等为由相“要挟”，我只好“缴械投降”。该书于 2004年12月出版，今天看到，很是欣慰！
　　李峰还同时送来了自己新近出版的大作《李峰说台湾》，书的设计很是精美，粗粗翻了一下，内容也很丰富。作为《海峡两岸》的资深主持人，她主持该栏目的这6年多，正是台湾政局及两岸关系风云变幻最为剧烈的时期，如今，她把自己积累的实践与积淀的思考写了出来，让我更是欣慰！该书的最后部分是她硕士论文的浓缩版——回想2003年她硕士答辩时，正赶上“非典”肆孽，那时学校封校，小区住宅楼也禁止“生人”入内，我只好在楼下的咖啡屋与她一次次地讨论论文，提出修改意见，幸亏当时咖啡屋生意清冷，我们可以故意磨蹭着“品”饮料，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一晃3年多过去了，真是岁月如梭啊！
　　感慨之余，把这篇两年前的“序”发上，虽然深知“作序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既已出版，就不怕见笑了。今天的博文也以此序的标题为题，尽管只是一点浅见。

　　7位同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同学，7位同时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的同仁，以他们各自10年以上新闻传播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他们重入校门后对新闻传播理论与知识的重新认知为支撑，以他们所从事、所关注、所思考的现实问题为对象，进行了一次艰苦而愉悦的思想跋涉与学术耕耘。
　　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国新闻界、特别是中国电视界的变化之快、之大，绝不亚于她所报道、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本身。据2003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共有电视台358座，县级广播电视台（转播）1375座；电视开播节目套数为2080套，平均每日播出电视节目22260小时。全国城乡拥有3.7亿台电视机，电视观众达12.17亿，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94.54%。这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也是拥有最多电视观众的国家。
　　尽管在今天，网络媒体的崛起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但是，对于大多数被“数字鸿沟”阻隔在网络世界之外的普通中国受众来说，电视仍然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和获得休闲娱乐的“第一媒体”。
　　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电视已走上“数字化”之路。在经历了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的发展之后，如今电视同样进行着网上生存与网络延伸。
　　电视面临着现实的挑战，电视又向电视人提出挑战。
　　电视人以自己的方式应战了：从优秀节目精粹，到名牌栏目专辑；从节目创作体会，到栏目创办经验；从主持人的成长之路，到决策者的理性思考……。近年来，惯常使用声像符号传播信息的电视人，开始大量使用文字符号进行回顾、反思与节目内容的二次传播；其种类与数量，大有超过报刊同仁之势。
　　与许多有关电视的书籍不同的是，本书的7位作者并不是来自同一个栏目、同一个部门或同一个频道；出版此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宣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多年实践后“加油”、“充电”的迫切需求和“热运转”后“冷思考”的由衷渴望。而让他们共同出版此书的基础，是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实践，3年的研究生学习和半年以上的学位论文写作。这些论文不是经验层面的总结，但源于多年实践的探索与积累；不是理论学习的感悟，但赖于相关理论的滋养与启迪。
　　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依此类推，反映与记录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同样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而常青的实践之树，理应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本书亦可证明这一点。
　　书中收录的7篇论文，或瞄准电视研究的前沿课题，分析我国电视的媒介生态状况；或抓住电视新闻传播中的焦点、难点，探讨电视新闻直播节目的问题与趋势，研究对台电视评论的传播环境与策略，评析电视新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或紧扣电视产业发展的热门话题，分析我国儿童电视市场的运作、电视剧市场的构成以及电视娱乐节目的产品形态和市场销售。由于这些作者既是研究者，更是实践者，因而，他们的研究少了些“为学术而学术”的虚无缥缈，多了些“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真知灼见；他们直涉现实的理性思考，更具针对性与建设性。
　　大约3年前，我曾与这7位作者所在的研究生班相处了一个学期，虽然他们都是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上课时间大多是在周末或晚上，但他们的到课率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听课的认真态度、讨论的热烈程度与作业的完成质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比未出校门的学生更爱学习，也更会学习。
　　追溯的更远一些，7位作者中有3位早在近20年前即与我相识，有2位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由我指导的。这种千丝万缕的渊源，这份绵绵不绝的友情，也是我虽自知不是合适人选，但始终无法拒绝为此书做序的原因，虽然以上文字实在说不上是序言。
　　面对浮躁的社会心态与强势的电视媒体，也许今天更需要的，是这种大胆实践之余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之后的付诸实践。

 　　　　　　　　　　　　　　　　　　　　　涂光晋
                                               2004年1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昨晚，我第一次真切的体会到什么叫“插翅难飞”！
　　下午4点多，接我上课的司机师傅已等在我家小区门口，为怕上课迟到，我把北京日报通常5点钟接老师的规矩改了。今天学校有事，骑车急匆匆赶回家，取了笔记本电脑和讲课的“家什”，上车后的第一件事，仍是与司机商量选择哪条路线最节省时间。
　　此前，四次去北京日报上课变换了三条路线：第一次走北三环转东二环，那叫一个堵，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第二次走西四环转地铁路，出奇的顺畅，提前45分钟就到了报社，只好在空无一人的教室中“卖呆”；第三次照方抓药，可在第一个掉头处就排了20多分钟的队；第四次换成西三环转长安街，又原因不明地在京西宾馆前堵了20多分钟，险些迟到。大概是北京日报司机多，每次派人都不同，因此每次都要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选择正确的行车路线。
　　昨天仍走长安街，一路不断有些小堵，但还不错，5：35已过了人民大会堂，眼看东单近在眼前。谁知，“噩梦”就此开始。
　　不知为什么，天安门西侧的红绿灯好像一直没变，车子原地趴了20分钟未挪一寸，眼看上课时间快到了，我心急如焚！汽车终于动窝了，但前进速度可与蜗牛爬相比，从天安门西侧到东侧不足1000米的路程，连同刚才拥堵的时间在内，蹭蹭停停居然走了40分钟！
　　眼见左手边由东向西的汽车呼呼开过，畅快得很；耳听交通台《一路畅通》的两位主持人谈笑风生，其间播报的“爆堵”路段竟一直没提这一段，可能是塞在这条路上的人们光顾生气没想起来发路况信息。总算听到了一句“长安街由西向东方向车速缓慢”，如此轻描淡写，真把如“困兽”般的我气得够呛！于是很快录了条短信想报告真实情况，待发送时才发现不知该发到哪个号码。郁闷！真想大片中直升飞机从天而降的镜头此刻突然出现在眼前，可睁眼看看前后左右密密匝匝并排挤在四、五条车道上的汽车，怕是有了直升机也只能空中停车后用绳梯把我吊上半空才行。
　　汽车爬到王府井时，交通台传出最新消息，我身后的龙尾已延伸到了复兴门。忍无可忍之下，我几次提出要下车步行，司机师傅和蔼地劝慰我：“快了，前面好像松动点了！”
　　终于过了东单十字路口，车上了辅道，起了点儿速。顺着主路向东望去，由红色尾灯组成的“银河”依旧一眼望不到头，长安街成了名副其实的停车场。舒了口气的我问司机师傅：“这么多车是去通州吗？！”师傅很实在地说：“不会吧！”
　　平时30多分钟的路程，今天足足走了1小时50分钟！
　　是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的过？大力提倡购买家庭轿车的过？还是道路设计不合理、交通管理不到位、交通素质不够高的过？
　　北京人太多、地方太挤了。可香港挤不？新加坡挤不？伦敦挤不？纽约挤不？这些地方我都去过，道路不比我们的宽，车子也不比我们的少，可照旧开的挺顺挺快。百思不解之余，套用葛剑雄教授一篇评论的标题并改动两个字：“北京离‘国际大都市’还有多远？”

　　16日晚的一期《新闻调查》改了栏目包装，傍晚时分，该栏目的制片人张洁发来的短信预告了这个消息，使我没有错过观看的机会。
　　节目又是涉及医疗卫生行业的：2004年7月至2005年9月，连续9名患地中海贫血症的孩子，先后在广州珠江医院儿科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后死亡。节目同样秉承了《新闻调查》的一贯风格：从疑窦丛生的事件结果出发，循着事件的发展过程一步步进行追踪式调查，通过对一个个当事人和相关者的深入访谈，逼近隐秘的事实真相，揭示潜在的利益链条，也触动着人们心灵深处最为柔软的部分。节目开头，是头戴博士帽、穿着博士服的东东的照片（那博士服与人大的博士服很相象，这是首先令我一震的地方），7岁男孩儿天真顽皮中透出的些许斯文，让我几乎可以想象出他长大后的模样；节目结尾处是东东生前的一小段DC影像，他不安分地在镜头前晃来晃去，然后把小脸凑过来，轻轻地说了声“Hello”……
　　《新闻调查》悄悄地变了：没有了原先节奏强烈的音乐伴奏下醒目的片花，换之以快速切换的几幅画面短暂的闪回，并专门处理成放映电影老胶片时所特有的斑驳闪烁；包装的基本色调从冷峻的蓝色变成了的黑、灰、白色，如黑白老照片一般深沉、厚重，唯一跳动其间的是一个小小的红色箭头，曲折穿行中，三角形的光标留下的一段段细细的、醒目的红线，犹如辗转寻觅中通向深不可测的未知之处的调查路径；也没有了节目结束前主持人的归纳与评述，使这个经常在调查性报道与评论性节目之间摆宕的节目，在走过不寻常的10年之后，其“调查性”特征得到进一步凸显。这个新的包装似乎更能体现栏目的定位与个性，我喜欢。
　　电视新闻类节目发展到今天，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虽然观众或学者中的批评之声经常多于表扬或肯定，但这不是他们给予关注、怀有希望的另一种表达吗？
　　我已多次把去年11月《新闻调查》有关哈尔滨天价住院费的那期节目作为讲课中的案例，该事件及此前被曝光的深圳天价医疗费事件等，已被很多人认为是引发去年以来广受关注的医疗卫生系统公关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之一。而这期节目给我的感觉，除“震惊”外，还有身为人母自然感受到的一种心灵的震颤！我想，我会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案例加进课程的，医疗卫生或是新闻传播今天以及明天的从业者们，从中可能会引发出一些思考吧。

　　昨晚照例去北京日报为专接本的学生上课，下课后照例是先生来接我，照例吃着专门为我买的肯德基，也照例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这个时段直播的互动谈话节目《新闻观潮》——如今除了坐车外，已很少听广播了，近两三年广播着力打造“伴随式”媒体，也主要是盯上了“有车族”及“打车族”——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昨天的节目讨论的是：对江苏溧阳一家农耕文化园国庆黄金周期间推出的“当一天地主”的体验项目怎么看；请进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研究心理学，一位研究法学。一路听下来，我听得有些着急，搞不懂为什么谈话内容老是“回归”到9999元一天的价格是否有人消费得起，以及是否“物有所值”上来。这个活动颇受争议的原因是价格太高吗？大概是为了增加“争鸣”的气氛，主持人公布的第一条手机短信是“我也挺想当一天地主的”。
　　此外，嘉宾中的社会学者担心这一项目对某些人阴暗心理的满足，这个意见对我有些启发；而那位研究法学的学者担心的是合同中服务项目不够细化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以及扮作仆人的服务人员可能受到的人身伤害——如同电影《甲方乙方》中假扮的黄世仁他妈拔下簪子恶狠狠地扎向自讨苦吃的“顾客”一样。但我更关心的是，明明是一个让你随心所欲尽兴体验的项目，为什么非要贴上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政治标签呢？其实，对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来说，往事不堪回首或不愿回首；对没有经历那一时期的人来说，当“地主”和当“上帝”（我们不是常说“消费者是上帝”么）恐没什么分别，只是个称谓而已，但为什么非选“地主”不可呢？
　　当然，据专家所言，这一体验项目目前没有触犯相关法律，但以此为界，是否已退到退无可退的社会“底线”了——因为法律就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底线，大量无法用这一底线规约的社会存在都是“合理的”吗？
　　如今的社会的确是开放了，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比过去更加“敢想敢干”，也愈发敢于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观点，而观点多元是价值多元的必然结果。舆论本来就无法强求一律，今天更是如此。
　　但新闻传播似乎不能仅仅停留于是否“合法”的底线上。就像有关这件事情的讨论，我倒更想听听权威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专家们也最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我刚刚在课上提到的一篇评论《专家渐多，知识分子渐少》中所指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担负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而非“知道分子”。
　　从操作层面来说，对于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的社会，媒体所需要的不是从业人员自己的“包打天下”，而是知道到哪里找到最为合适的嘉宾，以及基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人生阅历、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视角之下的不同观点。

　　今年“十一”我给自己放了假，为此，连我的博客也跟着一起放假了，好在聊以自慰的是，每逢这几天一些报纸也总是将版面“浓缩”成了4版。
　　“今天是国庆节了，时间过得真快！”这是“十一”那天早上醒来时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句话，几乎同时，几十年来一个个让我很难忘却的“十一”片断竟像过电影一样令我挥之不去。
　　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第一次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组字，广场上的一块块方砖，成了我和同学们的坐标。在烈日下苦练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用红黄两色的花球齐唰唰地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字样。虽然“十一”早上天刚蒙蒙亮就来到天安门广场，整个上午，除了灯柱上的信号旗外只能看到挡在眼前的花球，但让当时的我们最期盼的，是所有游行队伍通过后广场上的少先队员欢呼着涌向天安门的那一时刻。
　　国庆15周年时，我上中学了。在连续三年广场组字之后，终于有资格参加游行，并成为少先队“彩虹大队”红色方队中的最前排的一员。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年“十一”冷飕飕的晨风中，穿着白衬衣、白袜子、白球鞋，系着红领巾、戴着红花冠、手捧红花束的我，坐头班公交车赶往学校时紧张而又迫切的心情。
　　1970年代中期，每年国庆节的群众游行被游园活动所取代，很多单位“十一”前最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制作一个游园活动中的大型模型，展示各行各业“日新月异”的变化。记得我所在的工厂调用了最出色的钳工、电工和钣金工们，制作了一个崇山峻岭中汽车跑运输的电动模型，在费了很大力气很多智慧后，搬到游园会上，一下子就给比下去了。
　　一晃40多年过去了，今年的“十一”，除了全家围坐在一起边聊天边包饺子外，还专程陪老人们逛了一个有些特别的花市。实际上，这个设在辽代所建的天宁寺门前的花市更像个“集市”：街道两旁坑凹不平的便道上摆满了各色各样的花花草草，堵得街边的店铺几乎无法出入；小贩们大声吆喝着，像卖萝卜、白菜般地推销着不亚于当年冬储大白菜那么多的桂花、茶花、菊花以及我根本叫不出名的从国外引进的各种绿色植物。据说这个市场的前身，是著名的官园花鸟市场，现在的卖花者大都是来自唐山、丰南一带的花农。他们像赶集一样，每周六一大早就从几百里外赶到这里开摊，周日天黑前就得打道回府。“十一”这天正好是星期日，也是花农们渴望多做些买卖的“大日子”，待我们下午三、四点钟找到这里时，一些摊主们急于“清仓”的急迫心情已溢于言表。在为老人们买了几盆可心的花卉后，我也顺便为自己的新办公室置办了四小盆花，一盆半米高的恐龙时代就有的蕨类植物、一小盆吊兰、两小盆原产自南美的天鹅绒般的绿叶植物，总共才7块钱，真比买白菜还便宜！
　　时过境迁，这就是如今的“国庆节”。在人们慨叹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时，“十一”的过法也在变。除了十年一遇的“大庆”外，“十一”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意味着一个可以得到更多收益的商机；对更多的人来说，也许意味着一个可以调节生活、放松心情的长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