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大讲坛

本来我都准备好了，在接到dream offer之后，就将签名档改成“南方有佳人，入世而独立。”

但这位我暗恋已久的佳人，拒绝了我的表白，选择了其他的追求者，一时间让我心情低落。更多的不是伤心，而是意外和不解。还有无奈，因为我都问不到佳人选择的原因。

一些师友在得知我被拒的消息后，反应也很大。更多的不是为我，而是为和我一样在求职路上遇到坎坷的同学。用57的话说：“泓门弟子继续着命途多舛的媒体路。”

其实不仅是泓门，整个学院、整个学校，乃至这个时代的所有毕业生在求职路上大多都难有坦途。去年毕业前从高楼跃下的贾昊师兄，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坎坷和反复，就算这些并不是导致悲剧的最终原因，也是在给他原本就不佳的心理状况雪上加霜。还有去年毕业的研究生师姐和本科师妹，她们曾经面对的无奈我都看在眼里。

这些坎坷和无奈，让人再清楚不过地感受到个人的渺小。简言之，这个社会无法让人们拥有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所有人都要被消耗，被磨损。我曾经安慰别人说：“好好提高自己是正道。”但我也不能不认同她的回应：“社会大环境太重要了！”

人只有一辈子，最重要的是做自己的主人。但很多事情，远非个人所能掌握，不管你自己的能力有多么强——如果一个社会是扭曲的、变态的，那么人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自由生长（最极端的例子便是文革）。所以我看到，我的几位相当优秀的师姐，她们本该在媒体行业大施拳脚，现在却悄无声息地工作在鲜为人知的岗位。所以我看到，很多工作的意义被严重低估，而另一些对社会进步无甚贡献的工作却可以迅速攫取财富和权势。

这个社会有自己的运行逻辑，无论赞同与否，我们每一个个人都只能处在“被”的位置上。这又回到那个古老的命题：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二面的时候，HR问我：“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吧？”

我说，我家是教育世家。我奶奶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清末民国年间在县里办教育的核心人物。直到今天，整个大家族中，最多人从事的职业仍是老师。我觉得自己身上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同时又由于接受了现代教育，对西方知识分子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特质十分认同。我想当记者，正是因为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这个职业能够帮助我实现自己的抱负。

其实这样想来，人的出生和成长都是一连串“被”的过程。我从刚生下来的懵懵懂懂成长到现在，何尝不是被许多事件和人物影响的结果？

所以，在天地间自由疯长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字句和被字句就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永远会共同存在。对于力量微薄的个人来说，关键是能否用自己的主动去迎接那迎面砸来的一系列“被”字。

既然无缘南方，那我就更坚定地留在北方，追寻理想。我相信，“被”字并没有那么可怕，无论是“被拒”、“被就业”还是“被和谐”。每个年代都有自由而高贵的心灵，只要自己的心还没有变成枷锁，人就永远是自由的，不会“被”奴役的。

按：今天是《中国新闻周刊》新网站上线的日子，在此做个小广告。本文是应网站编辑之约写的一篇随笔，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网站。

如果没有黄火根，今天的北大将更加苍白和乏味。

领导们肯定不同意我的看法。也许在他们眼中，黄火根不过是一个精神有点问题的怪人，一个有碍校容的“钉子户”。

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黄火根的确是个怪大叔，每天中午和傍晚食堂开饭的时候，他都会骑着那辆破烂的自行车，从不知什么地方赶到北大学一食堂的东门外。然后，把一红一蓝两面小旗插在车上，把几叠材料一字排开放到地上。

黄火根的这两面小旗已经跟着他在北大校园里飘扬了两年多——这并不算长，因为黄火根本人已经风雨无阻地在校园里坚持了差不多十年。他那面红色的小旗上写着“三个代表de创始人”，蓝色小旗上的字则是“神舟飞船有一室一厅方案de提出者”。

这便是黄火根的自我定位。显然，不仅内容十分可笑，而且用“de”代替“的”更是显得莫名其妙。他铺在地上的那些材料里，写的也都是些不着四六的内容，包括12年内让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还包括写给美国总统的信。

但黄火根并不是一个让人避之不及的病人。相反，他和学生们的关系相当和睦。

每次，他总是站在食堂门口的人潮中，微笑地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还时不时问上一句：“同学，吃饭了吗？”

如果有人驻足，他便会很开心地与之交谈。除了介绍自己的伟大设想外，他最爱问的问题便是“你是哪个系的？”“你是哪里人？”碰到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他还会感叹：“你父母供你上大学可真不容易。”

黄火根不仅有人情味，还有正义感。

有一次，一名学生和快递公司的人闹了纠纷，久拖未决，双方在学一食堂附近打了起来。当时黄火根正准备收摊回家，见状赶紧冲上前去劝架，和其他同学一起将两人拉开。那一刻，他完全是一名热心的大叔，而不是什么宣称自己设计了神舟飞船一室一厅的怪人。

其实，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对他见怪不怪，只当是每次吃饭前后都要路过的一道固定的风景而已。有学生为他在百度百科创建了词条，称其为“北大四大NPC之一”。所谓NPC（Non-Player-Controlled Character），就在角色扮演游戏里面那些总是出现在固定场合的人。这个词条对这位NPC还有一条评价：他的存在体现了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

其实北大并没有那么兼容并包，尤其是在2007年搞教学评估的时候，黄火根一度有被赶出校门的危险。你想想，三角地就是在那时被清理了，连校园里的垃圾桶都被通通收走了，某些人又怎能容许一个怪大叔举着写有敏感词的旗帜出现在校园里？

令人惊叹的是，他竟经受住了保安三番五次的骚扰和驱赶，奇迹般地留在了学一食堂东门，保持了一名“钉子户”的本色。为了防止小旗被抢走，黄火根将它们一前一后缝在了身上，做成了一件别致的背心。

在鸡飞狗跳的教学评估中，黄火根成了北大校园里反抗精神的唯一象征。

既然顶住了教学评估，就再也难有什么力量能将他赶走。一天天过去，一群群的学生在黄火根的目光中走进又离开食堂；一年年过去，一批批的学生在黄火根的目光中走进又离开校园。

每当新年到来，总会有许多学生在BBS上用“×××发来贺电”的句式灌水刷屏。这时，黄火根的名字永远不会被遗忘，而且往往是学生们争抢的对象。

黄火根也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这个圣诞节，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套圣诞老人的衣服穿上了。红色的帽子，红色的上衣，红色的裤子，还有雪白的长胡子和白手套。他就这样蹦蹦跳跳，不停地向过往的学生喊着“圣诞快乐！快点吃饭呀！”

哦对了，他不仅打扮了自己，还不忘给身边的那棵树挂上彩带和画片，装扮成圣诞树的样子。有学生上前给他拍照，他非常配合地摆起pose。

听说黄火根在节日时还经常给学生发糖果，我没有吃到过，但我相信这是真的。2010年到了，祝黄火根新年快乐。我真心希望，当自己毕业之后的某一天回到校园，还能看见那两面小旗在风中飘扬，还能听见那熟悉的声音：“同学，吃饭了吗？”

说明：
1、当我们厌倦了官方的“十大”时，不如自己来制作榜单。以下文字纯属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2、评选标准：不一定是北大的师生员工，但一定与北大有关，他/她在2009年最为人瞩目的事迹是与“北京大学”这四个字分不开的。
3、转载请注明出处

往年链接：
2007年九大人物
2008年十大人物

【①孙东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精神病医学主治医师。
　　“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孙东东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的一句话，引发了全社会的震怒。媒体上、网络上，骂声铺天盖地，众多访民聚集在北大校门外，要向他“讨个说法”。孙东东是倒霉的，他一定没有料到自己的一句话竟会点燃这个“和谐”社会的火药桶，更不会想到愤怒的访民会暂时转移目标，将怒火发泄到他的身上；但孙东东又是咎由自取，作为学者，他的言论也许并非完全无理，但绝对是不负责任，全然没有学者的情怀。
　　背景阅读：中国新闻周刊《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孙东东的致歉声明

【②贾昊】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届硕士研究生。
　　6月28日晚，贾昊从北京师范大学家属区的一栋公寓楼坠亡。起初，舆论将谴责对象齐齐指向他的导师，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事实被发掘，人们发现：贾昊的死并非那么简单。在这桩悲剧的背后，有不幸的家庭，有学业和生活的压力，有就业的不公平带来的挫折，还有令人捉摸不透的感情。斯人已逝，生者在默哀之余，更应思考怎样给身边的同胞多一些关怀，让这个世界不再那么寒冷。
　　背景阅读：时代周报《北大研究生贾昊的最后6天》

【③季羡林】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被称为“国宝”。
　　7月11日，季老离去。在官方给予无上哀荣的同时，民间也再次探讨知识分子的品格问题，无论如何，这样的讨论于我们的社会是有益的。遗憾的是，围绕季老的闹剧仍在上演，他的追悼会上竟出现一“白衣女子”大喊“钱文忠偷乌龟”，而他走后半年，竟又发生旧居被盗案。
　　背景阅读：光明日报《季羡林旧居被盗案告破 “熟人”非法闯入盗藏书》

【④熊卓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研究所研究员。
　　3年前的2006年1月31日，熊卓为在北大第一医院离开人世；3年后的2009年11月3日，她的名字因CCTV2《经济半小时》的报道而为全国人民所熟悉。围绕熊卓为的死，各方打起了口水战，但似乎徒劳无功，因为直到现在，人们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实习医生无证行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管理部门的任何解释、任何解决方案。
　　背景阅读：经济半小时《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本博客《北大医院事件：我的反思》

【⑤任继愈】
　　原国家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与季羡林同一天去世。人们在悲叹“大师离去”同时，抒发的更是对当下无大师的不满。
　　背景阅读：北京日报《季羡林任继愈同日辞世：带走了一个时代》

【⑥马化祥】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
　　有媒体报道：马化祥在接到上级单位关于北大学生参与国庆游行的电话通知后，在上级给出“800人、1200人、3600人”这三个学生人数选择档次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3600人”。这一“毫不犹豫”引发热议，但更有意思的是，后来参加国庆游行的北大学生中，许多人都从马化祥的痛恨者变成了马化祥的粉丝。
　　背景阅读：法制晚报《北大将参加国庆游行》

【⑦夏业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5月，夏业良在博客发表《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宣宣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并称“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幸运的是，夏教授并没有被开除，但他的骨气仍然值得载入校史。
　　背景阅读：夏业良《公开信》

【⑧阿忆】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话题人物阿忆今年又因为方静间谍事件而成为热门话题了。但在我看来，阿忆今年最值得关注的话题，是他艰难坚持的房产维权终获成功。
　　背景阅读：阿忆的博客《褐石买房记》

【⑨邵夷贝】
　　笔名（艺名）邵小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级本科生。
　　年初，邵小毛的《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在网上大红。在北大的时候，邵小毛就是著名的文艺女青年；现在，她更成为了成千上万人关注的文艺女青年。很多人以为她唱的是她自己，但其实她还很年轻，根本不大龄。
　　背景阅读：邵小毛的豆瓣音乐人页面

【⑩北大旁听猫】
　　我决定将2009年北大“十大人物”的最后一席授予一个动物，因为在这只著名的“北大旁听猫”身上，有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场面，更有人们对北大自由旁听传统的推崇和怀念。
　　背景阅读：观察与思考杂志《从北大旁听猫看北大旁听传统》

【其他候选人】
　　伍皓：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今年最炙手可热的北大校友。但他的作为与北大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不被选入十大人物。（背景阅读：伍皓的微博）
　　海子：20年前的春天，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他仿佛在冥冥之中感觉到了什么——他走后不久，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也结束了。20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在读他的诗，有许多人在他的忌日去他的家乡，去那个贫穷的农村扫墓。表面上看，海子仍然活在20年后的人们心中，但他的那个时代已经回不来了。（背景阅读：本博客《海子复活了吗？》）
　　韩思博、张宗尧：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此二人被保送研究生后，有网帖爆料说他们的成绩排名倒数，家庭极有权势。此后北大发出澄清公告：这两名学生的保研程序符合规范，且学习成绩没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保研的途径是所谓“学工保研”，这种保研是专为学生干部设计的，对学习成绩要求较低。针对“学工保研”的存废及合理性，也有不少人进行了讨论。（背景阅读：中新网《北大回应“官员子弟保研门”》）

小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开一家报刊亭。

从小学回奶奶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那里有一家小小的报刊亭。蓝白相间的外表，巴掌大的面积，和后来我在北京见到的那些完全打开之后占地颇大的报刊亭长得很不一样。每个月，我都会期待着报刊亭摆出新一期《童话大王》的那一天。不过，我手里并没有钱，大多数情况下，我会满心欢喜地等着姑姑给我买来。

那时的我特别羡慕报刊亭里的卖报人。他们坐在小小的亭子里，不怕风吹日晒，有几乎无穷尽的书报可以阅读。他们可以成为整个小城里最早读到这些报刊的人，也可以是最方便收集齐某一种报刊的人。如果累了，可以看一看亭子外来来往往的行人，或是蜷起身子，躺在一堆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刊中发一发呆。

可是后来，这座小小的、承载了我童年美好期待和小小愿望的报刊亭不见了。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也许是我高中到市里上学的时候吧。现在的那个十字路口街边开着一些服装店和美容店，看起来比小时候繁华，街上的车也多了很多，但却让我觉得很失落。

小城里并不是没有报刊亭了，每次假期回家，我都能看见一两个，但它们都不是我记忆中的报刊亭——现在的那些报刊亭，看起来那么脏，被安置于那么嘈杂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报刊种类那么少，被放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一些我闻所未闻的报纸，瞥一眼标题，和《环球时报》很近似。

我不知道在小城里的报刊亭还能不能买到《童话大王》，但我知道在那里遍地难寻《南方周末》，更不用说那些被大城市的居民们早已熟悉的形形色色花花绿绿的杂志了。没有了记忆中那个美好的报刊亭，我眼中的小城愈发干枯和贫瘠。

我一直觉得，一座城市中报刊亭的多少和报刊亭中报刊种类的多少是与这座城市的文明水平成正比关系的。有一些我所厌恶的城市，尽管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但你走过了无数个街口都无法找到一家报刊亭。在那些城市繁华的地段也竖着一些亭子，不过它们有的被用来卖饮料和食品，有的则是环保公厕。

在国际人权法的框架中，19是一个重要的数字。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是这样写的：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则这样规定：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
　　（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
　　（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第十九条”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对于表达自由的认可和限定。它是我们享用、理解和讨论表达自由的基石。

所以，我把刚刚在南方周末网站infzm.com开设的专栏取名为“第十九条”，专注于讨论与表达自由和新闻媒体相关的话题，重点观察新闻业界和学界的新动向。

（banner图片中的女士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埃莉诺·罗斯福，她手持的是自己参与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

深夜的末班地铁车厢空空荡荡，零星几个乘客脸上尽是疲惫的表情。坐在对面的是两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一男一女。他们共同听着一部mp3，女生把头靠在男生肩上沉睡着，脸上写满了幸福。

在北京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你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年轻情侣。尤其是在下午三四点钟放学的时候，那么多穿着校服的孩子们钻进车厢，总有一些牵着手的，或是拥抱着的。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全然忘记车厢的拥挤和喧闹。

我不好意思盯着他们看，但又不愿将目光从两个稚气的脸庞上移开。在地铁的轰隆摇晃中，我多么希望自己乘坐的是一辆穿越时光隧道的列车，回到和他们相同的年龄，像他们一样谈一场只属于少年的恋爱。

可是当我走出车厢，一股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从幻想的天空跌落到了地面。我想起自己郁闷的少年时代，那时候的我是多么希望快快长大，可以“光明正大”地恋爱啊！可是为什么，现在又想回去呢？

是嫉妒吧，我想。每次坐车，我都特别希望看到拉着手的中学生，但又特别害怕看到他们。我假装自己是被少年爱情的“美好”和“纯粹”所吸引，实际上不过是想通过身份代入的幻想来弥补曾经的遗憾，这种幻想中还带着点点的嫉妒。

是呵，我嫉妒那些在人潮汹涌的车厢里相拥的十几岁的恋人，因为我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爱情是禁忌，是尝不得的“苦果”。我嫉妒他们拥有丰富得多的物质，更嫉妒他们可以追寻和享受爱情。

当然，也许今天的孩子们同样会受到限制，他们的家长和老师可能会用同一套说辞来劝阻他们。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但我可以确信的是，那一套说辞完全是无稽之谈。

比如“你们年龄这么小，不懂爱情”——当孩子们身体里的某些物质在悄悄分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懂得了什么是爱情。爱情和吃饭睡觉一样，是先天的能力，不需要准入的门槛。

比如“谈恋爱影响学习”——对于有的人来说是这样，对于有的人却不是这样，就好像有的孩子会染上网瘾放弃学业，但有的孩子却能合理地利用互联网，为学业加分。就算是对于那些会影响学习的孩子来说，难道想要却得不到的痛苦不会影响学习吗？有些羁绊是人生来就要面对的，并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打发。

吊诡的是：当动物进入发情期的时候，他们可以自由交配；而自诩为高级动物的人，却连拉拉手都不被允许。这也许就是人类社会的所谓“规则”吧，但悲哀在于：许多规则的唯一效果，只是束缚了人类自己那颗原本自由的心。当你的身体和你的情感需要爱情的时候，规则说：好好学习，你不懂爱情；当你的思想需要自由驰骋的时候，规则说：你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思考；当你想用纸笔和键盘自由表达的时候，规则说：你的文字里不能有这些，不能有那些。

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由衷佩服马克思的伟大，因为他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将“人的解放”作为最高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若有来世，我不奢望看到人的全面解放，我只希望那时所有少年都可以自由地追寻和享受爱情，这样我也就可以补上前世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