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耶鲁大学2002届毕业生、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建人张磊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了一笔巨款，这也是目前该学院毕业生捐赠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消息传出，不出所料地引发了网民的一场骂仗，有人发起人肉搜索，有人称其为汉奸，也有人表示理解，说要捐给中国的大学就会被腐败官员们给私吞了。舆论领袖们也纷纷出来掺和，比如薛涌同学就借此机会痛陈革命家史，回顾了自己在北京遭遇的惨痛经历和在耶鲁沐浴的欧风美雨，还给自己写的书《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又做了一次广告。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最大的笑点在于捐赠额——8888888美元。这个数字告诉了我们一切——张磊同学既不是什么罪该万死的汉奸，也不是什么感动地球的天使，更不是什么借此机会“扒下了中国教育的内裤”的正义斗士，他只不过是一个由管理学院培养出的赚钱机器而已。他感谢耶鲁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主要是感谢耶鲁给了他赚钱的能力和资本。他想捐钱给美国母校以表谢意，想来想去也逃不出那个满眼8的逻辑，结果捐出了一个正宗的中国大俗数。
比起大事不断的2008年，2009年要平静得多，或者说，沉闷得多。
当许多年后的人们回想起2009年的中国，他们会记住些什么？是大阅兵吗？还是“七·五”骚乱？抑或是那些悲情的身体维权者？
也许什么都记不住。虽然最近一个世纪里，尾数是“9”的年份总是容易发生大事，但2009年几乎没有值得书写进历史的事件。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只是中国漫长而痛苦的转型期中平凡的一年。现在，这场转型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以至于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变化的发生。历史似乎停滞了，这个多难的国家只不过从“风雨苍黄五十年”走到了“风雨苍黄六十年”而已，别的什么都没变。
我们就好像小学数学题里面那只爬井的青蛙，先向上爬3米，又往下掉2米。更可怕的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只向上爬了2米，却又往下掉了3米。这一年来，庙堂的力量不断进犯江湖，曾经自由的比特海步步失守，权势和资本继续勾结，无权无钱者便只剩下“被”的“权利”。
岁末天寒，如果我们不愿意在“被”字式的生活中沉沦，便有必要去寻找一些温暖的东西。
其实用不着费力寻找，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些事情正在悄悄发生。
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老师，在一位朋友因言获罪被判11年徒刑之后，开始给身边知识界的朋友们挨个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看法，并在争得他们同意的前提下，将他们的回答发至Twitter。
作为《哈维尔文集》的翻译者，崔老师的行为中无疑带有鲜明的哈维尔色彩。简单来说，生活在真实中，直面自己的良心，这便是“无权力者的权力”。
崔老师拷问的是知识界，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该问问自己。只要你认为自己想成为公民而不是臣民，你就应该问问自己，找回那或许丢失已久的是非观、善恶观，以良心和真实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走向公民社会的唯一选择。
当然，在这条路上，我们已经有一些榜样和先行者，比如韩少（寒）。
这个冬天，许多杂志都将韩少选为年度人物或年度人物候选，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终于能够选出真正有意义的标杆。但同时，在这种“千篇一律”的现象背后，却是些许的悲哀——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2009年，也只有韩少可选了。
《亚洲周刊》写韩少的报道中曾引用北岛的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韩少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有多爱耍酷，只是因为他想做一个人，自由思想，肆意表达。而在我们这个年代，像他一样想做人的人太少了。大部分人，要么想抛弃良心，不择手段成为“英雄”，要么想藏匿良心，苟且偷生成为狗熊。
其实，如果人人都在以良心真实做人，那么我们的年代也便不需要韩少。比起视韩少为英雄的年代，我更希望看到一个不需要韩少的年代。如果我们看到韩少的发言就觉得激动，只能证明我们都病了。如果我们看到韩少的发言觉得稀松平常，觉得他只不过在说“1+1=2”，那时我们才是真正健康的。
要想从病态的社会中走出，先得治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病。而治好心病的第一步，则是拷问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是否生活在真实中。
寒冬问心，明早醒来，便是阳光明媚。
（链接：《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写给2008》）
在中国，“Web2.0”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了，它所具有的“创造”、“分享”、“去中心化”等内涵也已在相当程度上深入人心。然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表明，中国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趋势有着倒退的危险。
P2P下载技术是Web2.0的代表之一，也是“去中心化”的典范，有媒体曾称之为“杀手级应用”。这种技术颠覆了传统的“服务器-客户端”模式，淡化了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的界限，使每一个参与的使用者同时也成为了提供者，每一个下载者都成了上传者，而服务器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则完全不存在了——或者说，每一个用户都是中心。
BT是目前应用最广的P2P下载技术。然而，目前使用的BT技术却有着致命的弱点——它并非完全的“无中心”，而是必须有Tracker服务器存在，软件在执行下载命令时，必须首先从该服务器接收其他正在下载该文件的人的名单，再与名单上的网址取得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取文件的片段，直至整个下载完成。换言之，Tracker服务器就是BT下载技术的中心。
这种不完全的“去中心化”便为监管提供了方便，只需要打击Tracker服务器，BT下载就完了。事实上，目前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国外发生了。（详见阮一峰的论述）
一般而言，Web2.0时代的互联网是难以监管的，因为一旦没有了“中心”，面对网民的汪洋大海，监管者便成为了无头苍蝇，抓东头丢西头，无的放矢。
监管者当然不会甘于这种现状，于是，一场“中心化”的战役打响了。其目标是：将走在“去中心化”道路上的互联网，拉回“中心化”的Web1.0时代，这样一来，监管就容易得多了——管住了几个大的中心，也就基本管住了整个互联网。
最近一批BT下载网站的关闭便可以用这种思路来解读。广电总局表示：关闭这些网站，是因为它们没有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根据广电总局“56号令”，凡是提供网络视频的制作、编辑、集成、播放、下载等服务，都必须获得该“许可证”，否则就要被关站。而获得该许可证又有着极其苛刻的条件，其中甚至包括：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虽然这项规定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
“许可证”是中国特色网络管理模式的典型产物。有兴趣者可以到新浪、网易的首页最底部看看，它们办一个网站需要办齐多少许可证。许可证管理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严格控制“中心”的数量，剥夺其他所有无证的服务器和用户成为“中心”的权利。
无独有偶，最近公布的《侵权责任法》（三审草案）也可以从“中心化”的角度来解读。该草案的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显然，这又是一项针对“中心”的紧箍咒。倘若网民发表了一则“有害言论”，那么不仅网民自己要负责，连提供网络服务的商人们也要负连带责任。这样一来，趋利避害的商人自然会选择加大审查力度，自动成为信得过的“中心”；而屡屡被删帖的网民为了避免麻烦，也很可能会加强自我审查。
一场“去中心化”与“中心化”之战正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演，前者指向自由表达、平等分享，当然也指向盗版泛滥、侵权频发的危险；而后者则指向严格监管、严控侵权，但又不可避免地伤害表达自由，同时也与互联网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在某些国家，担任领导人真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这不，可怜的奥巴马、布朗、默克尔们又被一小撮NGO和广告公司给狠狠涮了一把。
关注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会议今天召开。如果你现在前往这座北欧城市，那么你一下飞机就会看到一系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有奥巴马等各国领导人的形象——不过，好像有点不对劲，广告牌上的奥巴马、布朗、默克尔等人怎么看上去如此衰老、落寞？你看，奥巴马的头发都白了，布朗脸上爬满了皱纹，默克尔的眼袋那么明显……
原来，这一系列广告描绘的是这些领导人在2020年的形象，并且给他们配上了台词：
“对不起。我们本来可以阻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但我们没有。”
与平日里领导人们光鲜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龙钟老态，再配上巨大的“I'M SORRY”，这组广告的效果的确一流。
据英国Creative Review网站的报道，该组广告的作者Toby Cotton称：“这是来自未来的道歉，目的是为了给世界领导人们施压——至少让他们多想一想自己今天的行动将会引发的后果。”
这组广告是由著名环保NGO绿色和平组织和tcktcktck合作推出的。Toby Cotton说：“绿色和平组织要传达的意思很简单——给世界领导人们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在哥本哈根达成公正合理，又能有效执行的决议。”
哥本哈根会议当然不仅仅是为环保而环保，必然还涉及国际政治的角力，所以绿色和平组织的想法未免过于简单。然而，作为广告这种传播形式而言，这组广告无论在创意、制作还是传播效果方面都达到了广告所能达到的巅峰水平。可以想象的是，当倒霉的奥巴马抵达哥本哈根，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11年后苍老可怕的形象时，他的心里必然会咯噔一下。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奥巴马们可能早已经对这种“恶搞”自己形象的广告具备免疫力了。在他们那些“无法无天”的国家，无论是投放商业广告的大企业或小商贩，还是投放公益广告的NGO，对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都早已有过近乎无所不用其极的“歪曲”和“利用”。美国理发店曾经让奥巴马拥有各种“非主流”发型，德国内衣制造商曾经让默克尔穿上比基尼，法国雪铁龙公司曾经让拿破仑被一辆汽车戏耍——就算是在我们的“东方之珠”香港，可怜的特首曾先生也曾被绿色和平组织在公益广告中列为“气候逃犯”而“通缉”。
所以，当早已倍受欺凌的奥巴马们看到绿色和平组织的这些广告后，最可能的反应是爽朗一笑，为它的创意竖起大拇指，或者还会补上一句：“我要把这些广告拍下来，到2020年的时候检验一下我到底会不会变得这么老！”——这才符合他那一贯打碎牙往肚里咽的风度嘛！
对了，绿色和平组织在哥本哈根的这组广告一共涉及了八个国家的领导人：奥巴马（美国）、哈珀（加拿大）、布朗（英国）、默克尔（德国）、萨科齐（法国）、萨帕特罗（西班牙）、图斯克（波兰）、卢拉（巴西）。在这些国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美洲国家，也有欧洲国家，但没有亚洲国家。
七十二岁的吴青身手敏捷，声音洪亮。上课时，她的黑板擦刷刷刷地在黑板上快速移动，那动作干净流利，胜过许多二十岁的年轻人。
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她拿起粉笔，熟练地在黑板上写下一个个大字。下笔之前，她说：“我的字写得很难看，所以我妈总说我没文化。”
她的母亲是冰心。
吴青的粉笔字确实算不上好看，更比不上她的母亲，然而她的字却一个赛一个地击中人心。
她在黑板上写下的全都是繁体字，因为她觉得，很多字只有在以繁体出现时，才能表达它本来的意思。
比如“愛”，这是她的母亲一生都在信仰和传播的东西。有了“心”，才能有“愛”。现在的“爱”，把“心”都抽走了，还能做什么“友”？
吴青继承了母亲关于爱的哲学，她真诚地爱着身边的万事万物，不论是人还是动物，抑或是植物。她甚至跟自己养的君子兰说话，而受到爱心滋润的植物也报她以两度开放的美丽花朵。
她最爱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她希望每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人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所以当她看到女童在失学而公仆在吃喝，看到农民在失地而官商在勾结，她悲伤，她愤怒，她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她在黑板上写下了“憲”。
这个字，很多年轻人或许都不认识。她解释说，这个字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宀），人人都是主人（主），这是要花四颗心去实现的（罒心）。这个字是宪法的“宪”。
吴青带了两本宪法到北大的课堂，一本是现行的八二宪法，一本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这本已经发黄的五四宪法，是冰心曾经使用过的。
宪法是吴青的武器，人大代表是吴青的身份。1984年，她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自此便开创了几个第一——第一个学宪法的人大代表，第一个用宪法维护权利的人大代表，第一个依照宪法第七十六条的要求定期（每周二）接待选民的人大代表，第一个依照宪法第七十七条的要求向选民汇报工作的代表。
选民们热爱这样的人大代表，贪官污吏则忌恨她。她手持代表证到村委会选举的现场，将那些被派来监视选举的警察赶走；她把电话直接打给市长，要求将一名副市长的问题查处清楚；她在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后第一次参加人代会时，便投下了两张反对票和两张弃权票。回家后，冰心抄录了林则徐的话送给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有人说，是冰心的背景才使得吴青能够做出这一切。吴青对此并不否认：“我有一个好妈妈。但是，当别人都在利用自己的爸爸妈妈争权夺利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利用自己的爸爸妈妈来为人民说点真话，办点实事？”
讲台下，掌声雷动。
其实，吴青并非没有遇到过麻烦。她曾经被限制3年不能出国，曾经被压低退休工资，甚至曾经有公安系统的人警告她：“以后骑自行车的时候小心点！”
但她并没有畏惧，反而更加坚定。因为她相信，权利没有恩赐，只有依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推动一点点的改变，这个背负了两千四百年皇权专制包袱的国家才能顺利转型。
她又在黑板上写下“信”。人言为信，人必须说真话。
在这个谎言横行的社会，吴青不断坚持说真话。为什么？因为她经历过那些可怕的年代，深知一个没有人说真话的社会是多么可怕。
面对台下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她问：“你们了解历史吗？知道五七年吗？八九年你们知道吗？”没等回答，她马上又加了一句：“你们的三角地都没了！”
从真切的历史中走过来的人，明白真实的历史教育有多么重要。然而，“你们的历史书里面有多少是真的？”
又是一个锋利的问题。长久以来，我们的确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所以她又在黑板上写下了“聽”。她说：听是需要用“耳”朵的，而且连大“王”也要听。如果把左边的部分去掉，换成双人旁，这个字就变成了“德”。
更重要的是，必须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她打了个比方，人们喜欢听交响乐，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不同的乐器在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才好听，这才和谐。
她又写下“和諧”。“禾”加“口”——人人都能吃上饭；“言”加“皆”——人人都能自由表达。
她还写下“説”——话必须“兑”现才是说。问题又来了——“‘以人为本’的说法兑现了吗？”
如果没有，她便要继续在为民维权的长征路上继续前进。
最后，吴青为我们朗读了《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推动者埃莉诺·罗斯福的一段话：
“普世的人权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在小地方，离你的家很近——那么近，那么小，世界上没有一张地图找得到。它就在每个人自己的世界，在他每天生活的社区，他每天上课的学校，他每天劳动的工厂、菜园或办公室。在这些地方，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寻求着公平正义，平等机会和不受歧视的同等尊严。唯有这些权利能在这些小地方得到落实，我们才能说这些权利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公民们以同心协力的行动从自家附近的小地方开始坚持这些权利，我们将不可能在更大的世界中看到它们有所进展。”
最后的最后，她又用她那标准而动听的英语口音为我们朗读了这段话优美的英文原文：
"Where, after all, do universal human rights begin? In small places, close to home - so close and so small that they cannot be seen on any maps of the world. Yet they are the world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 the neighborhood he lives in; the school or college he attends; the factory, farm, or office where he works. Such are the places where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seeks equal justice, equal opportunity, equal dignity without discrimination. Unless these rights have meaning there, they have little meaning anywhere. Without concerted citizen action to uphold them close to home, we shall look in vain for progress in the larger world."
最近，对于北大本科招生的新招——校长实名推荐，外界议论纷纷。北大二字再次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在我看来，北大这一举措的大方向无疑是对的。中国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方向必将是从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僵死制度中走出，引入灵活、多元的招生机制，真正做到古人说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已经试点多年的“自主招生”即是改革第一步，此番“校长推荐”也可被视为招生体制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
然而，中国的现实总是让改革者无奈。此前的自主招生，本意是提高高校招生的自主性，到后来却变成了给那些原本就有把握考上的学生加加分、定定心；而这一次的校长推荐也面临了相同的问题：多所中学的校长表示，在各界的密切关注下，他们压根就不敢行使北大给予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去推荐那些偏才、怪才。从目前的情况看，被推荐的还是那些成绩名列前茅的、本来就能考上北大的学生，所以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质疑：北大的此番举措是不是提前“掐尖”，跟清华抢生源啊？
这种猜想属于过分的阴谋论，但校长们面临的尴尬却是实实在在的——当下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人与人之间极度缺乏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校长们只好按照考分名次来推荐——如果你真根据自己的眼光推荐了一个排名不太靠前的学生，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质疑的狂潮，没有人会相信你没有从这位学生的家长那里得到好处。
所以，北大的此番“校长推荐制”改革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和“自主招生”一样失败的。实际上，北大、清华等名校一直以来都会为各重点中学分配保送生名额，只不过以往都是中学以学校的名义推荐，而这一次是想让校长以个人名义推荐而已。这的确是一个革新性的想法，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校长不敢担责，仍然是学校领导班子“集体决定”、“集体推荐”，和之前并无二致。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效的改革方式也许并不光是让校长站出来，而是让学生自己也站出来——扩大高校接纳自荐学生的比例。我本人即是在2003年底自荐，最终保送北大成功的。那时，我所在的高中有一个北大保送名额，按照成绩排名并没有轮到我。但幸运的是，那一年北大开放了自荐，任何具备保送资格的学生（获得过奥赛省级一等奖、省级优秀学生等）都可以申请。我在递交了材料，经过面试之后，顺利进入了梦想中的燕园。
和校长推荐一样，自荐同样是改革高校招生模式的重要手段。但自荐有效避免了“不敢推荐”的现象，它将压力交给了高校，也将自主权交给了高校——这些都是高校招生部门本应具备的东西。说到底，是高校自己，而不是中学校长真正了解高校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和许多人一样，我非常喜欢北岛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当高中语文老师把这两句话抄在黑板上，我感觉到了心灵的震撼。我感谢老师让我知道了这首课本上没有的新诗。
后来，我到网上去搜索这首诗的全文，并且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写在了BBS的签名档里。
再后来，我多次在自己的课程论文中引用这首诗的不同段落。大二时，我的“广播电视概论”课论文题目就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中国高品位电视的困境与出路》。
我喜欢这首诗所表达的抗争姿态，以及它振聋发聩的效果。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知道，这首诗有着它深深的时代局限性。作者北岛本人对此有深刻的反省。《南方都市报》记者和北岛之间曾经有这样一段对话：
南方都市报：特别是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些人就认为它很像革命时期的口号或者标语。
北岛：不只这两句，其实整首诗都有这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总是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
北岛的这番对《回答》的“回答”才是真正的振聋发聩。那一套“革命”的话语体系对中国人的影响太深了，已经深入骨髓和血液。如北岛所说，我们“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我们都在不自觉地使用那一套语言，陷入那一套逻辑，用暴力对抗暴力，昨天的反抗者转身就变成今天的镇压者。
前几天我在南方周末网站开设了专栏，写了两篇关于央视和北大第一医院的文章，引来潮水般的评论。其中有理性的声音，也有“被冷冻在那个时代”的声音，比如有人称自己一直“笑媒不笑娼”，因为“在中国媒体工作者是仅次于官僚的‘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的特殊群体”；又比如有人“爆料”说王建国和熊卓为其实夫妻不和，而且王建国要求学校为熊卓为建塑像、命名实验室和奖学金。
为什么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地往所有媒体工作者上扣上一顶永世不得翻身的大帽子？又为什么要把当事人的夫妻私事拿上台面肆无忌惮地供人“欣赏”？这些话语方式和逻辑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三四十年前的那场“伟大革命”。
今天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其实，“革命”的语言就是“墙”的语言，因为它的基本逻辑就是在自己和“敌人”之间筑起一道高墙，再用最狠毒最恶劣的语言对墙另一边的人进行批斗。柏林墙已经倒了这么久，筑在中国人心里的那道墙却还一直冷冻在那里。唯有用理性和宽容，才有可能融化冰霜，才有可能推倒一座座墙，才有可能期待一个没有墙的世界。
某日读香港报纸，发现一则大标题中赫然写着“真人骚”字样，仔细看内容，才发现所谓“真人骚”即内地翻译的“真人秀”。原来这边把“show”都翻译成“骚”，这实在是一种绝妙的翻译，既与粤语中的“骚”读音相近，又传神地翻译出了“show”字中的味道。相较而言，“秀”的翻译过于褒义，给“show”这种行为赋予了许多本不存在的美好意味。
如果不相信的话，读读下面这些我用“骚”造的句子，仔细体会其中的妙处吧：
·从2005年湖南卫视“超女”选骚风靡全国以来，各种形式的选骚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电视台出现，比如上海东方卫视的“我型我骚”、“加油！骚男儿”等。
·建国60周年献礼片《建国大业》以众多影星参与作骚。有人分析，他们不拿片酬地出演此片是为提高知名度而作骚，也有人认为他们参与这次明星大骚场活动是迫于未来的前途考虑。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来CCAV骚出风采，骚出自己吧！
·台湾议员时常在开会讨论时大打出手，这种政治骚并不是真的想要用暴力教训对方，而是在镜头前骚一骚罢了。
·我们为亲民的领导人而骄傲和自豪，没有人认为他的屡次当众流泪是在作骚。
……
繁华的中关村大街上竖立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与国同乐·乐活西山——2009大西山金秋旅游登山节”。
“与国同乐”？看到这四个字，当时我就震惊了。
国家是什么？什么样的国家是快乐的？我们要怎样才能和国家一起快乐？
我们以为，在家家户户门前插上五星红旗，在街头拉起红色的国庆标语，把所有的网站都换上红色的背景，我们的国家就会感到喜庆和快乐。
我们以为，花几个月的时间训练数以十万计的大中小学生和各界“群众”参加国庆游行，让先进的坦克导弹开到长安街上耀武扬威，让战斗机成群结队从天安门城楼上掠过，我们的国家就会感到自豪和快乐。
我们以为，在国庆期间实施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管制，调集大批警察到北京参加安保，在大街上每隔几十米就安排两三个老人巡逻，甚至连100岁的老人都戴上“治安志愿者”的红袖标参与“群防群治”，我们的国家就会感到安全和快乐。
可是，我们忘记了，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我们就是国家。我们的快乐就是国家的快乐，我们的悲伤就是国家的悲伤，我们的自由就是国家的自由，我们的冤屈就是国家的冤屈。
所以，“与国同乐”是一个存在严重语病的短语，因为我们就是国家，你能说“我和我同乐”吗？
如果说“与民同乐”带有封建君主思想残余的话，说出“与国同乐”这样的话则是严重缺乏常识的表现。国家是由你我这样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国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所以，请你在赞美那个抽象的国家之前，先问候你自己，以及你身边的人：祝你快乐。只有我们都快乐起来，这个国家才会真的快乐。
新学期开学适逢60周年国庆前夕，教育部要求各地中小学生收看“开学第一课”。这门“课”的主题是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则是电视晚会。
应该说，比起很多学校仍然沿用的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教育部设计的这种形式高明了不少。不过，新闻告诉我们，那些传统的方法仍在全国各地继续：组织学生收看《小兵张嘎》、《上甘岭》等“红色经典电影”，开展合唱《红星闪闪》、《打靶归来》等“红歌”的比赛，挑选表达能力好的学生给同学们声情并茂地讲革命故事……
的确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景象，但我的疑虑是：教育者对“红色”的定义是否过于狭隘？《小兵张嘎》都放了几十年了，这样战火纷飞的影片真的还适合于当下的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吗？红军的革命故事十分感人，它真的能够感染当今的中小学生，促使他们理解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激发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仇恨吗？每当我看到孩子们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是所谓爱国热情，而是深深的忧虑：在这样的教育之下，他们怎能成长为成熟的公民，面对这个全球化的世界？
我们的教育不应在构建起孩子们成熟的世界观之前，就用战争杀戮的场面和对外敌和内奸的仇恨来破坏它。没错，红色是革命的颜色，革命是一段光辉的历史，但是在今天，我们或许应该将红色的内涵扩充了。我们敬佩革命先烈鲜红的热血，但现在我们需要的不再是血色的革命之红，而是热情的建设之红。与其渲染“国旗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不如告诉孩子们：这国旗，是先辈们用双手一点一点缝起来的；这国家，是我们一点一点建起来的，而且它还在等待着你们去建设。
之所以要强调建设，是因为很多时候革命和建设的观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砸烂旧世界”时使用的逻辑很可能不适用于“建设新世界”。前者需要“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气和决绝，需要上下一心的团结，而后者则需要有对规则（法治）的敬畏，对异己的宽容。
建国已经60周年，我们的教育早就该从“革命”思维中跳出来了。面对新一代，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用“建设”的逻辑武装他们，是教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是教他们与世界和解。但愿一年后的“开学第一课”，孩子们在教室里看到的不再是《小兵张嘎》，嘴里念叨的不再是“大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