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大讲坛

在前一篇关于公关的文章中，我提到了曾经担任过马英九团队发言人的世新大学教授游梓翔。在去年的那堂课上，游老师不仅讲解了公关与新闻的关系，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闻类型示意图：

在大陆的新闻课堂上，我从未见过如此划分新闻的方式。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一种类型区分，毋宁说是一种等级排序。

恰好排在新闻等级水平线上的是A类新闻——发布的（Aired）新闻。通讯社和都市报报道的有很多是此类新闻。尽管这类新闻并不起眼，从商业角度看也只是利润空间不大的“红海价值”而已，但它却构建了新闻大厦的根基。在一个常态社会里，此类新闻构成信息发布和自由流通的基础环节；而在一个转型社会里，A类新闻的空间既处于不断扩展之中，同时又成为促进整个社会信息流通的改革突破口。

位于新闻等级水平线之下的是B类新闻——购买的（Bought）新闻。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闻，而是广告。但是，这种以新闻形式出现的广告却可以有相当迷惑人的面孔，很多时候是公关与受众的斗智斗，而新闻媒体在其中则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拿人手软”的角色。

位于新闻等级水平线之上的则是C类和D类新闻。无论是告知的（Called）新闻还是挖掘的（Dug）新闻，对于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和民主机制的运行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水门事件就是兼具两种新闻特色的最佳案例——深喉的“告知”和记者的“挖掘”相结合，最终曝光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丑闻。

但如果从商业角度考虑，这两种新闻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告知的新闻无疑是最佳的利润来源，所以游老师在PPT上用“蓝海价值”这个让许多人魂牵梦绕的词语来形容它；而挖掘的新闻却是不被商人青睐的，它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收获的经济利益却远不如社会利益多。

台湾的新闻业恰好可以作为C类新闻和D类新闻不同价值的注脚。在商业主义主宰的媒体环境中，台湾的媒体尽管表面繁荣，但深入的调查性报道却少得可怜，整个新闻业在新闻专业主义上的贡献微乎其微，大多数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都集中在娱乐上，作为C类新闻的知情人爆料八卦是最受追捧的对象。

而在大陆，我们的新闻业充斥的又是哪一个等级的新闻？读者可以在阅读新闻时自行思考和分辨。在此，我谨提出自己的两点观察。

其一，令人欣慰的是，记者主导的D类新闻在大陆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今天的大陆新闻界，有一批优秀的新闻挖掘者和擅长挖掘的媒体，尤其是与地面的坚硬程度对照起来，他们的挖掘努力更令人敬佩。

其二，大陆有一种特殊的A类新闻——安排的（Arranged）新闻。表面上看，他们是发布的（Aired）；实质上，他们是被购买的（Bought），只不过，购买版面的不是经济力量，而是政治力量。

在新闻学院呆了好几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课表里有“公共关系”这门课？

当然，你可以说，公关是“传播”的一种，我们的学院不是叫“新闻与传播学院”嘛？

只是，在新闻学院学公关，你不觉得挺拧巴的吗？

——当媒体要报道一则负面新闻的时候，记者是努力揭开黑幕的那个人，而公关则是那个拼命掩盖真相的人；

——媒体追求的是真实客观，有一说一，公关追求的则是对老板有利，吹捧得越厉害越好，负面消息删得越干净越好；

——媒体中最不受待见的记者是整天跑会拿红包的，而公关正是那个发红包的人……

一言以蔽之，公关做的往往是“反新闻”的事。在新闻学院里，未来的记者和未来的公关怎么倒成了一家人？

更诡异的是，这个问题并非中国大陆的特色，而基本是世界通行的惯例。远的不说，以台湾地区为例，著名报人成舍我创办的世新大学以新闻传播学为主要学科，其课程中也有公关。而且，该校传播研究所的所长游梓翔更是以研究政府公关为专长，还曾经担任过马英九团队的发言人。

一年前的寒假，我曾经在世新大学听游梓翔讲过一次课。当时，他给我长久以来的疑问做出了一种可能的回答：公关这种职业是会继续存在的，作为记者来说，只有了解了公关，才能尽量避免被公关误导，才能在不被蒙蔽的前提下与公关进行良性互动，尽力逼近事实真相——所以，想要当记者的学生，还是得学一学公关为妙。

这种类似于孙子兵法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我也乐于接受这种观点。事实上，尽管公关这种职业存在争议，但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公关（尤其是政府公关）对于信息的公开是有很大裨益的。对于记者来说，需要好好把握与公关之间的微妙关系，既不能将公关视为对头，又不能与公关走得太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眼下很多媒体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被公关玩弄于股掌间的工具。最近的“北京百龙公司老总别墅遭强拆”事件即是一例，根据最新的爆料，这则看起来在延续强制拆迁话题的新闻，实际上是公关公司精心设计的一场提高百龙公司知名度的炒作。

根据网帖爆料的内容，百龙公司需要为这次炒作支付十几万元的费用，而这次“免费广告”的总价值据说超过了一百万元，百龙公司的投入可谓物超所值，公关公司更是赚得盆满钵满。至于媒体呢？好像也不是省油的灯，爆料帖里写着“媒体高层公关融通费50000元”——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是媒体与公关的一次合谋了。那么，唯一被欺骗的是谁？只能是被当成猴耍的读者——无辜的人们先是被媒体卖给了公关公司，公关公司又卖给了百龙。

当然，网帖爆料的真实性还需要考量。但无论如何，这件事给记者和读者都敲响了警钟。对于记者来说，需要好好记住“不作恶”三个字，无论是主动“作恶”还是被动“作恶”，都是自毁名誉的；而对于读者来说，眼睛务必睁大点，这并不是一个被可靠信息充斥的社会——恰恰相反，到处都有公关出没，请务必小心。

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了，世界各国的媒体都在做同一件事——回顾过去十年，展望未来十年。《南方周末》邀请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进行了各种靠谱和不靠谱的猜想，而太平洋那边的美国《纽约时报》则请到了U2乐队主唱Bono畅想能让未来十年变得“更有趣、更健康、更文明”的十大创意。

不过，Bono这篇发表在专栏（Op-Ed）版面的文章并不像他的歌那样受人欢迎，反倒是引发了一场口水战。在1月4日的Twitter热门标签榜上，“Bono”和“Bonofacts”（网友恶搞的关于Bono的“事实”，比如他那架让很多人看着不爽的眼镜已经通过手术固定在了头上）双双跻身前列。

一切都是因为Bono的十大设想中有一部分在谈互联网版权问题，我将他的原文翻译如下：

注意！令影视业没有像音乐产业和报纸产业那样遭遇厄运的唯一原因只是文件的大小而已。然而，关于带宽的永恒定律告诉我们：只需几年，我们就能在24秒内下载完整整一季的美剧《24小时》。许多人都将期待免费得到它。

十年来的音乐文件分享和下载已经证明：它伤害的是创作者——在这里指的是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歌手，他们不像我们，无法通过演出售票和出售T恤等周边产品挣钱——而通过这种劫贫济富的勾当获利的则是富有的网络服务提供商，他们鲸吞的利润恰好对应了音乐产业损失的收入。

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像是邮局，谁知道人们寄送的那些包裹里都装了些什么？”但我们知道，美国很好地控制了网上的儿童色情，更不用说中国的ignoble effort to suppress online dissent了，这说明对网络上的内容进行控制是完全可能的。也许，电影大亨们能够在音乐人及音乐大亨目前跌倒的地方打一场胜仗，并且号召全美国来保卫实际上最具创意的产业——音乐、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为我们的GDP贡献了近4个百分点。记住：别让已经获得过多嘉奖的摇滚明星和著名演员登上这天字第一号讲坛，去寻找下一个科尔·波特（Cole Porter）吧，如果他/她还在写儿歌的话。

就是这几段话在网上引发了众怒：“Bono已经正式成为一名白痴了。”“你对网络分享就像你对政治一样一无所知！”“Bono，求求你别写评论了！”还有更损的：“他到底在担心什么？那些现在还在听U2的人已经老到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网上下载歌了！”

看来，全天下网民都一样，并非有些人想象的，中国网民素质特别差，就爱下载盗版MP3，就喜欢整夜挂着BT和电驴狂下电影，人家美国网民一听要对网络下载进行管制也很不乐意。而且，Bono同志还把中国作为榜样给搬了出来，这更让那帮美国人吓得半死了：什么？学习共产主义？别，千万别！

其实，Bono所谈论的的确是未来十年中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但他没有看清历史大势的走向，反而想逆潮而动，自然只能被骂得灰头土脸。

传递、分享信息是“第十九条”所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但著作权也是歌手和词曲作者享有的权利。当这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究竟该如何取舍，该用怎样的方式取舍？

Bono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认为，为了保护著作权，可以以牺牲信息自由为代价，可以进行管制。然而，信息自由是人类最最基本的权利，决不可轻易被牺牲。就算是Bono所说的打击色情这种事，若要以牺牲信息自由为代价，政府也需要相当慎重地对待，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即是美国为保护青少年免受互联网上不良内容的影响而颁布的《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被判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

当然，说传递、分享信息是最基本的权利，并不是说著作权不重要，不值得保护，只是应该换一种思路。网民免费下歌和歌手养活自己这两件事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排斥关系——如今的许多新歌手、独立乐队恰恰是通过在网上免费分享歌曲，提高知名度，并进一步通过演出和出售纪念品挣钱的。倘若不能在网上免费分享歌曲，他们也许永远无法突出大牌明星的重围，找到自己的听众。

也许正如那位毒舌的美国网友评论的，U2的Bono已经过气了，他对互联网的理解、对版权的认识都还停留在唱片时代。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以自由和分享著称的互联网时代大势面前，这个爱尔兰乐队的主唱竟然想用限制信息自由的办法来控制内容。

年底，一本新刊面世。微博上有人赞叹：据说创刊号印了28万本！随即有人回复：“报刊的发行量就如女人的年龄，别问，问了也别当真。”

此言差矣。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报刊的发行量就如女人的年龄，别问，问了也别当真。”

中国的媒体界有许多“中国特色”，其中之一便是：各报刊的发行量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如果一定要公布发行量，也是将浮夸风进行到底。《京华时报》社社长吴海民就曾公开表示：“目前，各家报纸关于自身发行量的所有的公开发布，几乎都夸大了一倍、乃至几倍，都是骗人的鬼话。”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集体虚报发行量，对中国新闻业而言并没有任何好处，我们不会因为这些纸面风光就掌握国际话语权了。具体到各家报刊，它们也不会因为虚报了发行量而赢得更多的广告投入——广告商都心知肚明：你们动辄吹嘘自己发行几十万份，骗谁呢？

无疑，中国的媒体已经陷入了发行量问题的囚徒困境。

在这场博弈中，每一家媒体都面临着选择：是如实公布发行量，还是虚报？如果自己如实公布了，而他人都在虚报，那我岂不是吃亏了？于是，所有的媒体都选择虚报。

人人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以为自己选择了最优的方案，然而这种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却是最糟糕的。在一个没有人说真话的发行市场和广告市场，无论是广告商还是媒体都要为此付出昂贵的制度成本，而整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大大降低。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明码实价的商场购物和在一个漫天要价的商场购物比起来，后者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大得多。

既然博弈的结果是不利于媒体市场的，为什么没有人来打破这个奇怪的囚徒困境？

其实，中国并非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早在2006年8月，新浪网上就刊登了一则消息，称“都市报虚报发行量已成行内公开秘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都时有耳闻。现在，这种不规范的行为即将得到纠正。”

原来，当时有一家叫做“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的单位横空出世，这个单位受中央信息产业部、国务院交通办、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委托，对报刊进行发行量认证并予以公布。

然而，三年多过去了，虚报发行量这一业界潜规则并没有发生改观。更讽刺的是，就在这则消息发布之后半年多，在2007年4月的第三届中国媒体经营管理论坛上，“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主任张友元宣布取消公布发行量稽核结果。这标志着这家机构打破困境的计划彻底流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得回头看看“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的来头。根据公开报道，这家中心属于“非赢利性中介组织，民政部是登记管理机关，新闻出版总署作为业务主管机关”。

熟悉国情的人都知道，这只不过又是一家“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GO）而已。说到底，还是国家的力量在其背后发挥作用。

来自国家的力量有时候很有作用，但在有些事情上却是无效的。特别是在统计、公证这类事情上，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应该是来自社会的第三方力量。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发行数据统计机构——BPA、ABC，就都是跨国性的社会组织，它们和各国政府无半点关系。实际上，这两个机构都是“生于乱世”，即诞生于虚报发行量的年代。当时，不堪其乱的美国广告代理商、广告商和出版商出面，联合组建了独立的第三方发行量核查组织，并逐渐发展壮大至今。

这样一来，中国报刊发行量的囚徒困境无人打破的现象便可以找到一种可能的解释了——因为没有公信力强的第三方力量介入。至少在现在，我们还没有诞生本土BPA、ABC的能力。而如果把这种困境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能够观察到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力量、民间力量尚处于薄弱状态的现实。

初中时，学校里有一些很奇怪的“潜规则”，比如穿上时髦的衣服（当时很流行松糕鞋）就是坏孩子，再比如男孩子的头发越短越好（但又不能剃光），女孩子也最好留短发，似乎这样才能专心学习。于是，那些原本留着长发、梳着辫子的女孩纷纷咔嚓咔嚓。到后来，身边到处都是齐耳短发的中性打扮，世界一片灰暗。

从那时开始，我就坚定地认为：女孩子一定要留长发才好看。同时也想：要有了女朋友，一定希望她留长发。

但你知道，其实事情根本没那么绝对。直到现在我才逐渐明白，有的女孩子适合留长发，也有的女孩子适合剪短发，还有的女孩子不论留长发还是剪短发都很好看。比如我有个师妹，她原来留的是长发，挺好看的，但最近可能因为感情问题把头发给剪短了，那效果，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比留长发的时候更可爱。

好了，让我们把头发问题先搁置一下，回到本文的标题——“开眼看世界”上面来。

前一段时间，著名翻译网站“译言”遇到了一些麻烦，估计是因为翻译了太多不和谐的外媒报道。有网友感叹说：“一开始学英语是为了能更好地了解外国，学了英语后才发现能更好地了解祖国。”

这话说得很妙，而且让我很有共鸣。我也爱看外媒，并且最喜欢看它们对中国的报道。我的收藏夹里有纽约时报网站，但收藏的不是它的首页，而是它的“China News”。我记得自己最初接触到那些报道时的兴奋，它们报道的几乎全是“敏感”事件，它们直截了当地批评和讽刺党国，用起“totalitarianism”之类的词语也是轻车熟路。一时间，我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就好像一个成天生活在短发女孩世界的人，突然看到一群长发飘飘的女孩子一样，直呼过瘾。为了跟“她们”接近，我还翻译了不少自己感兴趣的报道。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长发女孩也不是个个都美。一些外媒报道的用词习惯和思维方式令人厌倦，还有的则根本就是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把一些基本的事实都弄错。我自然不会像清华大学的某位李姓教授那样给外媒戴上“妖魔化中国”的大帽子，但我也开始明白，外媒报道并不是包公再世，它们同样有自己的弱点和窠臼。

看来，无论是“开眼看世界”，还是“通过开眼看世界来看自己”，虽然都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但也都不是万能的。

后来，我不断看到有人提起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提起她为林语堂《吾国吾民》所作的序言：

“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我多少次满怀渴望，急切地打开一本又一本的出版著作，然而又多少次失望地把它们合上。因为其中的内容是虚假的，言过其实的，作者在狂热地为一个伟大而不需要为之辩护的国家辩护。那些著作是为了取悦外国人，而于中国则不配。”

我终于明白，赛珍珠所期待的，其实正是我们在“开眼看世界”之后亟需去做，而又没能完成的事情。我们曾经不能发声，于是我们等着外国人来替我们说话，可是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他们的声音可能会走样。其实，开眼看看我们自己，写几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写几本关于中国人的书——这些最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完成。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我们和这里的人民最为熟悉，就像崔健唱的：“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这就好像，曾经有一个严酷的声音命令所有的女孩都只能留短发，于是我们疯狂地去寻觅那些长发飘飘的女孩，并且将长发和美好、短发和丑陋之间划上等号。但实际上，长发可能不妩媚，短发未必不娇美。真正合适的发型，还是得让每一个女孩子开眼看一看自己之后才最了解。

前几天，一则“互联网新闻业务培训”的内部材料在网上流传。材料在提到当前网络新闻转载存在的主要问题时，称“新闻网站‘洗稿’现象严重”。

对于这则材料的真伪，笔者并不在意。但“洗稿”这个词确实值得好好谈一谈，因为在这个新鲜词汇的背后，是中国新闻网站的无奈和反抗。

其实在网络新闻编辑圈内，“洗稿”并非一个新鲜词。按照我的理解，这个词直接来源于“洗钱”。所谓“洗钱”，指的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将非法所得的资金合法化，掩盖其真实来源。最直观的理解即通过一些手段的运作，将“黑钱”洗“白”。

钱有“黑”有“白”，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有的钱是通过贪污、欺诈、走私、贩卖毒品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它们一出生就“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洗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新闻稿件也像钱一样有“黑”有“白”？难道有的稿子是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

在中国的网络新闻管理制度下，有些新闻稿还真的是不能碰的“黑稿”。

“黑稿”中最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的，是传统媒体保护著作权的稿件。例如，原来的《财经》杂志和财经网，是不允许其他网站转载其稿件的，包括门户网站在内。假设新浪一定想转载，怎么办呢？那便只能“洗稿”了，可能的方式是——先以网友的身份将稿件转贴至论坛，再从论坛转载至新闻频道，出处注为“新浪论坛”；或者直接转载过来，但出处注为“新华网”，虽然新华网上实际并没有这篇稿件。当然，这种做法肯定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与“洗钱”犯罪颇有几分神似。

但实际上，大量的“洗稿”并非因此而发生。在中国，绝大多数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面前都是弱势群体，它们为了让自己的稿件被更多的网友看到，不大可能像《财经》杂志一样制定严格的禁止转载政策。相反，它们要和门户网站合作，这样才能提高知名度。

既然绝大多数媒体都愿意放弃对著作权的“斤斤计较”，乐意看到自己的稿件在网上流传，为什么网站还需要“洗稿”呢？原来，管理部门给各大网站制定了一批“可供转载的新闻媒体名单”，凡不在名单上的媒体，它们所提供的稿件皆为“黑稿”。要想转载，只能想办法“洗稿”。

这便与“洗钱”的概念大异其趣了。打个比方，倘若有某个国家规定“一切工资皆为非法收入”，那么人们怎么办？被逼无奈只能“洗钱”啊。可问题是，凭什么规定工资是非法收入？

网络新闻管理的问题也正在此。诚然，有一些网站喜欢从某些论坛转载不负责任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客观上造成了谣言的流传，这是职业道德问题，倘若造成严重后果也可以追究法律责任，但行政力量的干预一定不是什么好办法。正如伟大的马克思所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对于经常“洗稿”的网络编辑来说，他们也许想接着马克思的话说下去：“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媒体——互联网只能有几个信息来源呢？”

对于男人来说，征服世界永远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情。这种征服可能是军事上的，可能是商业上的，可能是感情上的，还可能是口头上的——如果谁能够游刃有余地谈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那么他便有了一种指点江山的豪迈和潇洒。

两年半之前，我开始在《南方周末》实习。彼时的我并没有想好自己要做哪方面的新闻，只是因为带我的记者做的是时政报道，我便开始接触这种报道类型。

在那之前，我对时政报道并无特别的兴趣，甚至曾经很厌恶政治，认为那是肮脏的代名词。不过，在《南方周末》实习的半年却让我开始迷上时政报道，原因很简单——当你用自己的笔洋洋洒洒写下时局观察和政情分析时，你会发现自己从未对这架轰隆前行的国家机器有过如此真切的观感，从未对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有过如此深入的了解，一种口头上的征服感油然而生。

许知远也曾描写过这种感觉。他曾在《经济观察报》撰写过大量有关国际时政的评论，后来他说：这些文字“是我在知识上朝秦暮楚的好奇心的延展，我偶然会好奇，我竟然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喋喋不休地评论了那么多，其中过分明显的表现了我渴望进入历史进程的强烈愿望。这或许也暗合我对写作的不负责任的偏见，与其说是为了读者而存在，不如说它仅仅是作家个人情绪的抒发。”

我相信很多做时政报道的记者同样有着“进入历史进程的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并不是坏事，但令人尴尬的是，很多时候，时政记者恰如许知远所自省的那样，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了那么多。

和那些从事经济报道、娱乐报道、体育报道的同行比起来，时政记者是最容易一无所知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从皇权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地方。做经济报道，最少你可以查询到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但如果做时政报道，你可能拿不到任何公开资料；做娱乐报道，最少你可以带着长焦镜头埋伏在明星住处附近，等明星出门时偷拍一张照片，但如果做时政报道，你可能连官员的影子都找不到；做体育报道，最少你可以看到一场球的全过程，但如果做时政报道，你可能连一场公开会议的入场券都拿不到，更不用说那些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不公开会议了。

在中国，政治的运行是如此秘而不宣，又如此撩拨人的兴趣。于是便形成了奇怪的景象：正式出版物中的政治信息是如此贫瘠单调，而街头书摊上靠道听途说和作者臆想写成的作品却又如此丰富刺激；境内媒体上的时政报道是如此统一和无趣，而境外媒体上的猜测和分析又是如此沸沸扬扬。

因此，有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政报道——党报上的政治宣传显然不属于此类别，市场化媒体上对于时事和政治的报道也容易流于自以为是的分析。即使你采访了专家，又如何能保证专家的分析不是自以为是？事实上，中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一般的学者总是离真正的权力运行太远，而那些能够接近权力的学者又很难进行独立和全面的表达。

时政报道和政治研究所面临的尴尬是类似的，要么无法知情，要么无法表达。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在以征服世界的姿态指点江山，实际上指点的不过是自己胸中构建的那个虚拟世界而已。而当你真正成为世界的征服者，你却不会想再开口。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下中国的时政报道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我们不应等到转型完成之后才开始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时政报道，而是应当让时政报道的进步和国家转型的进程同步，并互为促进。如果我们仍然对国家政治洒满阳光怀有期待，那么我们理应同样期待时政报道走向成熟。

北大第一医院“非法行医”事件渐渐平息。在这件事中，我的一些发言也成为了小小的舆论中心。借着师妹采访我的机会，我对这件事进行了一些回顾和反思。

Q：最初听到或看到这则新闻是通过什么媒介？第一感受或者说反应是什么？
A：从网易首页看到的，很震惊。你知道，网站的编辑都是技术极佳的标题党，他们制作的标题给人的第一印象大部分都是震惊。比如央视的报道原题是“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严谨的标题，但很多网站在转载时就会将标题“提炼”为“北大医院非法行医害死北大教授”。

Q：写这些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A：当时网易提供了节目内容的文字稿，视频我没有看，因为毕竟看一个视频就要花去半小时的时间。但后来发现事情闹得越来越大，有越来越多的激烈争论，甚至一些很不理性的东西都出来了。于是我就跑回去，把视频找出来认真看了两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觉得央视的这期节目在专业制作上有问题。
　　我之前刚刚在南方周末网站开了一个专栏，定位是探讨跟新闻媒体有关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值得细细分析。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家媒体仅有正义感是不够的，如果自己的专业操作上有问题，制作出了质量不过关的报道，那么非但不利于解决问题、实现正义，反而可能会将事情推向更坏的境地。央视的报道就是这样，表面上看，它暴露出了一个极大的“非法行医”黑幕，但却没有用理性的态度去深入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结果呢？不但“非法行医”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让本已经千疮百孔的医患关系更加脆弱。
　　促使我写这篇东西的还有另一个诱因，那就是几天前王军记者来我们学院讲课时表达的观念。我后来在文章中引用了他的话：“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强加事实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
　　反观央视的报道，不但没有很好地挖掘事实全貌，而且还去刻意“打扮”某一部分事实，这种做法使得医患双方处于一个难以沟通的境地，更谈不上“建设”。我认为这样的记者是失败的。
　　具体来说，我从央视的报道中提炼出了三个专业上的问题，第一就是没有做到平衡报道、深入挖掘事实；第二就是用了太多不必要的煽情手段；第三就是暗访存在滥用的嫌疑。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值得从专业角度来好好分析，于是就写了这三篇东西。

Q： 有没有想过会置自己于这种类似风口浪尖的情况？对于“你就是北大医院请来的托”、“你到底收了他们多少钱”之类的近乎人身攻击的言论，你有没有感到愤慨？
A：没有想到过。之前我写的东西基本上是发在自己的博客上，平均每篇只有上千个人看，但这次发在南方周末网站之后，引发的关注度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说实话，开始时很兴奋，即使是跟那些反对我的人辩论，也很起劲儿。但后来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特别是当我知道自己的文章链接被北大第一医院放到自己的主页上去之后，深深体会到一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我根本就不想帮他们说话，他们后来制作的“强烈谴责央视不实报道，北大医院是人民的医院”这种类似大字报的标语我也非常厌恶，但我却被当作了他们的“弹药”。
　　我一直信奉“君子不器”，君子不是别人的工具，而是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人。所以，我可以接受别人批评我的意见，甚至很欢迎大家的批评，但我不愿意被称为“枪手”、“托儿”，更不能接受被真的用作攻击别人的“弹药”。这件事让我体会到：要真正做到“君子不器”，太难了——难度不仅在于如何保持内心的独立，在于如何让人们理解你，更在于如何避免自己独立的表达被另一些人利用。我想，这件事也给我提了一个醒：我以后的表达会更加慎重，考虑得更加全面。这次被北大医院利用，我想也跟我自己的表达方式、表达时机欠妥有关。我应该进行自我检讨。

Q：反对你的观点中有一种是认为你在“转移视线”，对于这一条似乎的确无法摆脱嫌疑，你怎么说？
A：的确，我很难去反驳这种说法，因为我的确讨论了一件与核心主题无关的事情。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讨论，是因为这是我的专业，也是我专栏的定位。我所没有想到的是，在南方周末网站这个网络媒介上，我仅仅讨论专业问题几乎是不被允许的。很多怀有朴素正义感的网民并不在乎新闻专业操作的问题，他们关心的只是北大医院到底是不是害死了熊卓为——但我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要交给法院来裁定，我只想谈新闻专业操作上的问题。于是，当我批评央视的时候，很多网民便认为我在为北大医院说话——可问题是，“央视的操作有问题”和“北大医院没问题”之间能划上等号吗？我自始至终都没说过北大医院是对是错，我所坚持的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应该由法院来裁定。但无奈的是，这个社会积怨已深，而网络表达又带有相当大的不理性色彩，再加上我自己的表达也有一些欠妥的地方，导致我的文章被很多人误解了。

Q：有人说，如果你不说你是北大的，也许事情不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A：那不会。虽然有些人注意到了我的北大身份，但另外还有很多人根本就没看到我页面上的个人简介。不过这种思维的确存在——中国人太习惯于“屁股决定脑袋”了，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根本就不被允许使用自己的脑袋。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独立人格的人存在，他们认为北大学生就一定会为北大说好话——可是你去看看我的博客吧，里面有相当多的文章在批评北大。更何况，北大医院和北大的关系很远很远，我根本就不知道北大第一医院在哪里，有什么必要替他们说话？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太习惯于用“利益”来分析一切了，而人是需要情怀的。我希望大家能摆脱“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因为脑袋是长在我们自己肩膀上的，它并不长在你上司的肩膀上，也不长在胡锦涛的肩膀上。

Q：平心而论，你真的做到价值中立了吗？你的文章包括对别人回复的回复不存在任何为母校辩解的观点吗？
A：我自认为做到了，但人的表达总是难以精确传达自己的想法。我承认自己的某些表达会让人产生误解，这是值得我吸取教训的。

Q：你的评论中几乎没有针对北大医院的正面的评论，难道对于院方你没有任何看法吗？如果有的话，能谈谈吗？
A：医学上的事情我没有能力去谈。我只说两点：一、北大医院时候的公关做得很差，让人想起文革，不寒而栗；二、这件事情中真正的弱势群体不是北大医院，不是央视，不是王建国，而是医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在没有反抗能力地执行着院方和医生的要求，套用一个流行的句型，他们很多是“被无证行医”的，这次他们又被央视置于千夫所指之下，一些人还被无遮拦地曝光于全国人民面前，他们很委屈，很可怜。

Q：在你之后，同为南方周末的专栏作家柴会群相继更新了三篇关于这起事件的评述？你怎么看待他的文章？
A：他是南方周末专注于医疗领域报道的记者，我敬重他的经验，也很高兴看到他的分析，虽然他的观点我并不是百分之百同意。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有多元的声音存在，形成一个真正“和谐”的公共领域。

Q：在这样一个敏感期发表评论，即使你选取的是新闻专业的角度，但会不会有点操之过急？也许等法院判决出来，事情盖棺定论之后再说，就不会招致如此之多的“麻烦”了呢？
A：决不是“操之过急”，因为我的分析无需等到“盖棺定论”——央视的节目一播出，我就可以评论了，因为我评论的就是节目本身，而不是具体案情。

Q：其间你承受的压力大不大？有没有受到其他方面的压力？
A：压力倒没有什么，是一次特别的经历吧，也让我想了很多，包括我的导师也认为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对网络舆论的亲身经历。前几天有人到我博客留言，让我“小心点”，一笑置之吧。

Q：到现在为止，你的初衷达到了吗？
A：达到了一部分。我看到，还是有相当多的人认可我的观点，我的分析也为人们对这件事的理性思考起到了一些作用。在众声喧哗之中，我贡献了独立的、理性的声音，我觉得自己理应为此感到自豪。

Q：现在回头看这整件事情，有什么期待吗？
A：期待人们更理性些，期待媒体真正成为“沟通者”，而不是成为沟通的终结者。总之，期待一个公民社会的来临，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中，事情是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Q：经历这起风波之后，如果称得上是风波的话，你以后还会坚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吗？还会选择这样的途径来表达吗？
A：会，我会一直坚持“君子不器”的原则，发出自己独立、理性的声音，只是表达上会更加斟酌，更加小心。

（由于网站服务器运营商的问题，博客访问被中止了两天，向各位致歉，很想念大家，现在终于又回来了 ^_^）

给报刊取名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有的报刊名称朴实平白，如《参考消息》、《财经》；有的报刊名称颇具象征意义，如《南风窗》、《瞭望》；还有的报刊名称则更加“文艺”，如《白桦林》、《花溪》。

尽管报刊的名称丰富多彩，但实际总有“套路”可循。新闻类的报刊往往采用的都是朴实平白的命名原则。除了最常用的“地名+形容词+报”模式（如《北京青年报》、《成都晚报》）之外，经常出现在报刊名称中的词还有“中国”、“中华”、“东方”、“环球”、“世界”、“周刊（报）”、“导报（刊）”、“时报”等等。

与此同时，有一些词在平时的使用率很高，但却很少出现在报刊的名称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是“国家”。

什么样的报刊会取名“国家”？我查阅了中国报刊名录和英美的主要报刊名录，发现基本上只有一种可能性——某个组织出版的报刊，因为该组织名称中就带有“国家”，因此报刊名称中也就带上了“国家”二字。例如《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国家电网报》，当然，最著名的还要属《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这份杂志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赢利性组织和教育机构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出版的会刊。

也就是说，凡名称中带有“国家”二字的，一般都是某行业、某部门的小众、专业出版物——《国家地理》算是一个会刊大众化的意外。

不过，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曾有一段时间涌现出不少以“国家”命名的，面向大众的报刊。

1932年11月，《国家与社会》旬刊在上海创刊。该刊第一卷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标题是“复兴中华民族是救国的唯一出路”。

1936年10月10日，《学生与国家》半月刊在北平清华园创刊。该刊的发刊辞题为“纪念双十节”，其中这样写道：“我们在今天这个国庆日，自然应该省察国家的创痛……我们目前的责任是救中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责任。《学生与国家》应该以此责任自励，也应该以此责任勉励全中国的青年。”

1937年12月，《国家总动员画报》在广州创刊。该刊希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共同起来担负起复兴民族收复失地的神圣任务”。

1943年，《民族与国家》在昆明创刊。编者在发刊词中说：“我们知道许多大才大智的同胞们正在被自私的魔鬼纠缠着，忘记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也将他们忘掉了似的……这是他们个人的危机吗？我们认为是民族国家的损失……所以大家均愿拿出我们仅有的能力——热诚，希望做一些有助于民族国家复兴的工作……”

可以看到，这些名称中带有“国家”二字的报刊均有着鲜明的办报（刊）宗旨——在抗日救亡的时代大背景下，扛起民族国家的大旗，为民族国家的复兴鼓与呼。与这一时期的许多报刊一样，这些以“国家”命名的报刊在动荡的时代中出版了一年左右便告夭折，有的杂志甚至只出版了一期。此后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名为“国家”的大众报刊。

有意思的是，时隔七十年，一份即将创刊的大众杂志却又重新启用了“国家”这个绝少在刊名中出现的词。这份宣称“国家与公众利益至上”的《财经国家周刊》由新华社创办，目标是“不断向全球发出前瞻性的‘中国判断’，勾勒全球财经报道的‘中国坐标’，以负责任的专业水准，打造与大国崛起进程相适应的国际一流财经大刊，进而赢得全球尊重”。

显然，这份以“国家”命名的杂志诞生的背景不再是“救亡”，而是“大国崛起”；支撑“国家”二字的不再是对民族国家意识的呼唤，而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雄心。更重要的是，民国年间那些自称“国家”的报刊其实都是部分对国家怀有忧患意识的民间人士创办的，并不真正带有“国家”背景；而现在的这份“国家”杂志，其背后是真正的“国家队”——国家通讯社。

面对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世界地位，我们的国家踌躇满志，我们的国家媒体跃跃欲试。或许今后还会有更多以“国家”命名的、代表国家意志的报刊出现。然而，这些报刊在争夺国际主流话语权的“斗争”中能否胜利，还需观察。毕竟，大国能否崛起，不仅要看经济实力，还要看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治理模式、文明程度能否为世界接纳和认可。大国的媒体能否抢到麦克风，不仅要看名字有多牛，还要看媒体的内容是否能做到公正、客观、专业。

2009年下半年的中国财经媒体界风云变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无疑是胡舒立携多达三位数的同仁出走《财经》。11月9日，当外界猜测已久的消息被联办确认后，有人悲叹：一个时代结束了。但另一些人会接着这句话满怀希望地高呼：另一个时代即将开始！

尽管有人评论说，胡舒立团队的出走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双输”，但在我看来，此次出走本身并非一个悲情事件。道理很简单：他们不是被“逼”走、“赶”走的，而是因为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权益而离开的。这些权益他们原来并非不想争取，只是现在“翅膀硬了”，有了和联办谈判的能力，才会有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一系列事件。

所以，我们有理由乐观看待《财经》变局，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的专业财经媒体经过十几年的历练，已经初步成熟。同样，近来财经媒体界异常活跃的人事变动也表明：另一场大发展或许就在不远处。

这与美国财经媒体界的万马齐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早些时候，康泰纳仕集团旗下的商业杂志《Portfolio》宣布停刊；9月，默多克旗下由道琼斯公司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宣布将于年底停刊。而著名的《商业周刊》到今年5月已经负债3200万美元，资不抵债，被出售给彭博资讯。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商业周刊》的广告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

即使是那些还没死掉或者被卖掉的财经媒体也在苦苦挣扎，美国杂志出版商协会（Magazine Publishers of America）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福布斯》广告收入同比下降35%，《财富》广告收入同比下降43%。即使是表现好于同行的《经济学人》广告收入也同比下降了20%。

唯一看上去活得不错的是《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报刊发行量统计所上个月底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4月至9月全美日报平均发行量相比去年同期下降10.6%，但《华尔街日报》周一至周五平均发行量较去年同期却上升了0.6%，达202万份，并且超过《今日美国》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华尔街日报》也是全美发行量前25名的报纸中发行量上升的唯一一家日报。

但是如果把数字看得仔细一些，你会发现：这0.6%的提升其实是个“假象”，因为其中加上了网络版付费订户的数据。如果单就纸质报纸的发行量计算，其实下滑了2%。果然，前几天消息传来：《华尔街日报》将于年内解散其波士顿分社的核心报道团队，以节约成本应对席卷报业的广告销售额下滑危机。

一边是不断发生的关停、出售、裁员，一边是火热的人事调整、创办新刊。中国财经媒体似乎和中国的经济一样，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成为傲视全球、稳定军心的力量。

但是别忘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很快站稳并“保八”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底子薄弱、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产品不发达导致的。同样，中国的财经媒体之所以还能够火热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才刚刚起步，潜力无穷。

在此次《财经》杂志事件中，外界风传：这本杂志一年的广告额达到了一亿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其实呢？看看大洋彼岸的数字吧：《纽约时报》九年前的广告收入就达到了13亿美元——是美元！而上文提到的广告收入锐减三分之一的《商业周刊》，上半年的广告额是7780万美元。

广告额只是衡量媒体发展水平的一个方面，如果从财经媒体的种类和专业水平来说，中国的财经媒体同样才刚刚起步。我们没有路透、彭博这样提供财经信息的通讯社，没有发行量居全国报纸前列的财经日报，也没有多足鼎立的商业杂志。

一直以来，经济改革就是中国改革的先驱；现在，财经媒体有望成为中国媒体发展的先驱。我对胡舒立走后的《财经》不看好，但对中国财经媒体整体的前景看好——毕竟，我们其实才刚刚上路。

“钓鱼”采访的是与非
——央视《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观察之三

超市乳酪货架上老鼠横行；员工把过期的腐肉浸泡在漂白水里，等肉的臭味除去后，再换上新的包装，打上新的生产日期；至于乳制品，则用洗甲水去掉包装上的生产日期……

这是1992年发生在美国“狮子食品”超市的一幕，它经由美国广播公司ABC的《Prime Time Live》节目播出，轰动一时。狮子食品的股票价格随即大跌，总共损失十三亿美元。

拍下这一幕的，是ABC的两名记者。他们头戴假发，怀揣假身份证和假推荐信，编造了虚假的工作经历，到北卡罗来纳州的两家狮子食品超市求职。获得工作后，他们在假发中藏匿了和唇膏差不多大小的微型摄影机，并在身上暗藏了微型麦克风。

恼羞成怒的狮子食品到法院起诉ABC。在法庭上，ABC记者拍摄的超过40小时的录像成为关键证据——虽然其中有许多对狮子食品不利的镜头，但有一段录像显示：两位潜伏进狮子食品超市的记者试图鼓励自己的同事违反健康操作规范。原来美国记者也爱玩“钓鱼”这一招！

法庭认为，ABC记者的行为存在欺诈，狮子食品一审胜诉，获赔550万美元，但随后赔偿金额被降低为31万6千美元。ABC继续上诉，最终上诉法院推翻了判决，理由是：虽然ABC的行为有错误，但狮子食品并不能证明自己被ABC的行为直接伤害了——关键在于，狮子食品确有将过期食品出售的行为，因此给狮子食品带来损失的是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因为ABC将这些行为公之于众。

发生在美国的这一案例和央视偷拍北大医院有些相似。根据北大医院的说法，当天央视的采访是这样进行的：

“当日乔装成病人的记者来到诊室后说自己有‘泌尿系感染’，请求小刘给自己开点药，并一再强调以前吃过，效果很好，在小刘问诊的同时和他‘套近乎’，说自己的侄女也要考北医的研究生，想从小刘这里取取经，于是小刘就坦坦荡荡地告诉她如何复习备考，殊不知有一个针孔对着自己。最后小刘因为觉得开这点药很简单就没有请示当时值班的具有执业资格的二线医师，自己开了药方，违反了医院有明确的相关规章制度。实际上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那几天还找了其他几位急诊值班医生，但他们都没有给她开药，只有小刘开了药方。”

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这显然是一次“钓鱼”采访。但与ABC的案例不同的是，央视只能证明小刘在被“钓鱼”时违反了医院规定，不能证明小刘没有被“钓鱼”时也会违反规定——央视并没有拍到普通患者就诊时小刘单独开药的镜头。相反，ABC拍到了狮子食品员工未经“钓鱼”时依然违规处理食品的镜头，因此才有了终审胜诉的理由。

所以，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小刘将央视告上法庭，最终胜诉的可能性极大。

当然，北大医院的说法也可能不属实，央视记者可能没有“钓鱼”，仅仅是用了针孔摄像机偷拍而已——那么，这是否就是正当的呢？

在新闻学界和业界有一个共识：偷拍（学名“隐性采访”）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道理很简单：偷拍本身是一种欺骗，是对职业伦理和社会道德的一种挑战。普利策奖的评委曾经表示：“报纸本身获取新闻时不诚实，怎能为诚实和尊严而奋斗？”央视《新闻调查》内部也有这样的规范：“无论如何，秘密调查都是一种欺骗。新闻不是欺骗的通行证，我们不能以目的的正当为由而不择手段。秘密调查不能用做一种常规的做法，也不能仅是为了增添报道的戏剧性而使用。”

那么，央视的这次偷拍是否真的是万不得已呢？

并非如此。例如，如果要调查没有取得执照的实习医生是不是在单独值班，记者大可以大大方方地走进值班室要求查看排班表，并请医生解释自己的身份，而不必用偷拍的方式获取医生名单。又例如，如果要调查一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是不是没有获得执照的实习医生，记者大可以去手术室查看，而不必用偷录的一句“他去上手术了”就证明他是唯一的主刀医生。

归根到底，这里是医院，不是毒贩老窝——有什么必要偷偷摸摸地去获得只言片语呢？更何况，偷拍到的东西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除了给观众以刺激的感觉外，这么做还有什么用处呢？

此外，隐性采访还是一种对行业形象伤害极大的方式——如果满世界都是偷拍的记者，不但记者的公众形象会大打折扣，社会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也会急剧上升。发展到极端时，人们会对身边的人丧失起码的安全和信任：CCTV在偷拍你呢！

那些电视骗我们的事
——央视《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观察之二

（按：我并不想为此案中任何一方——王建国或北大第一医院——代言，我相信事实至上，法律至上，我只是从新闻专业角度出发，讨论央视该期节目中的一些技术、伦理和理念问题。）

一个月前在香港律政司参访时，同行的同学提起我们过两天要去高等法院旁听庭审，一名女生表现得激动：终于可以亲眼看到香港的庭审了，以前都只是在电视剧里见过。那些口若悬河、挥洒自如的律师形象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到这，接待我们的高级检控官陈女士笑了：“电视里都是假的！真正的法庭上，律师是不会到处跑的。”

到了法庭一看，果然——律师都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轮到自己发言时才会起身，但不会离开座位半步。虽然穿着法袍、戴着假发看起来很酷，但他们远远没有电视剧里的那般帅气潇洒。有一次，一个年纪挺大的洋人律师因为屡屡插嘴还被法官教训了一通，很是狼狈。

不要以为只有电视剧才会骗你，那些所谓的电视新闻照样在骗我们。忘记前几年在网上流传的那组电视新闻记者工作照了吗？悲哀的是，那组照片所刻画的工作方式如今仍然在继续。

电视不光在骗普通人，也骗倒了新闻专业的学生。上学期给本科生的新闻采写课当助教，最后的作业是采访老师。作业布置下去后，一些同学焦急地问：老师不接受采访怎么办？她请我们喝了咖啡，然后还开车送我们回学校，我们聊了好多，但她就是不愿意接受采访……慢着，“聊了好多”不就是采访吗？原来，在一些同学心目中，只有架起机器，打开笔记本，端端正正地坐定才算是真正的采访，但这种“电视型”的采访恰恰是最罕见，也是效果最不好的采访。

电视之所以在骗人方面所向披靡，与它用音、画营造出的“真实感”和感染力密切相关。回到我们讨论的话题——央视央视《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节目，在我看来，这是一期“知音体”的电视节目。请看我的举例——（以下所提到的时间以该地址视频为准）

• 02:00-02:40，用恐怖的背景音乐渲染患者的死亡，这种音乐在电影中通常用来暗示看不见的凶手出现，无辜者被残忍暗杀。（但实际情况是，患者死亡原因还未有定论）
• 02:47-03:12，对死者丈夫王建国长时间的特写，近距离突出他痛哭流涕的表情，唤起观众的同情。（适当的展现爱人去世的痛苦无可厚非，但这样的画面频频出现，于理性讨论无益，反倒有故意用这种画面提升收视率的嫌疑）
• 04:45-04:55，恐怖的背景音乐再次出现，用以说明抢救中“肋骨按断，心脏破裂”的恐怖和残忍。（但在临床实践中，因施行心脏复苏术而导致肋骨骨折的情况并不奇怪）
• 13:54-14:11，又一次痛哭流涕的特写，“骨灰”、“做梦”等语言与事实的讨论完全无关。
• 14:30-14:50，片花中使用的紧张而又振奋的背景音乐一般在影视剧中用于正义部队出动之时，为片花配音的男声充满正气：“无证医生，非法行医”，“触目惊心”等词语用这样的声音说出来义正辞严，仿佛正义的化身。

这些渲染的方式和“知音体”文章的唯一区别在于：它更加难以被识别。因为该节目专业的制作手法，对声音和画面的娴熟运用，丝丝入扣而又收放自如的剪辑，再加上“CCTV”的身份（一个有些吊诡的事实是：尽管许多人认为CCTV是“朝廷台”，是“CCAV”，但很多时候他们又非常相信这个国家电视台），所以你很容易在收看的过程中有毛骨悚然、义愤填膺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它会让你的理性思考功能暂时瘫痪，以至于忽视它在客观性和真实性上的严重缺失——我的一个本科学新闻的师兄竟然称它“简直是太精彩了……报道的细节也堪称无懈可击”，更何况那些没有学过新闻的人们。

其实，无论是电视剧中四处走动、玉树临风、滔滔不绝的律师，还是央视节目中种种“知音体”的细节，都与电视这种媒体自身的特性有关——迎合大众，哗众取宠，追求冲突，娱乐至死。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容易被电视欺骗，为什么像《新闻调查》这样严肃、严谨的电视节目如此之少。

增进沟通，还是相反？
——央视《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观察之一

一个很好的选题，被央视做成了经典的失败案例。一个本可以深入探讨的话题，被《经济半小时》做成了批判的大字报。

说它是经典的失败案例，是因为任何一个有一定媒介素养的人都能看出，《北大医学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这期节目的内容有多么不平衡。半小时的节目里，出镜最多的是死者丈夫王建国，其次是他的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所有的证据都来自原告，而来自被告——北大第一医院和医生的声音竟然一句都没有。

央视在节目中给出的解释是“我们的记者多次要求采访北大第一医院，都被拒绝了。”这显然没有说服力。首先，医院拒绝采访，那么是否可以直接联系涉案的医生？其次，就算医生也拒绝，那么能否去找他们的代理律师？既然这是一桩即将二审的案件，控方代理人接受了采访，辩方代理人应该不会拒绝。就算他也拒绝，那么可不可以去查查卷宗，看看辩方都提出了哪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所有这些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还原事实。如果觉得还原事实有困难，那起码应该呈现出两方的声音（何况，更专业的报道应该再呈现中立的第三方的声音）。但很可惜，央视的这期节目呈现的声音如此单一，完全可以成为新闻教学中的一个案例供学生分析了。

比信息源的失衡更可怕的，是大字报式的语言。

《经济半小时》每期结束时会有一段“半小时观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段话属于评论，而这段话之前的内容应该属于新闻报道，使用的应该是新闻语言。但很可惜，节目主体中所使用的语言与“半小时观察”无异，并不是客观呈现事实，而是直接下“非法行医”的判断。这也导致我们在听“半小时观察”时，听不出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再次表达“痛心疾首”、“大声疾呼”罢了。

实际上，此案争议的焦点之一：医学研究生在教学医院的执业问题是一个可以好好讨论的话题。这个现象背后牵涉到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机制、行医资格的认定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岂是简简单单的“非法行医”四字所能轻易带过？

央视的这期节目放弃了对这个严肃问题的深入探讨，而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发表一篇批判北大医院的大字报。其后果从网络上的新闻跟帖已经可以看出：一半人在骂医生没医德，另一半人在骂记者没有职业道德，“妓者”这样一个任何新闻从业者都很不愿意看到的词再次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用“两败俱伤”来形容并不为过——那些不信任医生的人更加仇视医生，医患关系更加紧张；那些讨厌记者的人则更加坚定“防火防盗防记者”的信念——更不用提医生和记者之间的直接对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沟通之门被关得更紧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又少了一些。

今天，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来北大新闻学院讲课。他的一段话正好可以为本文作结：

“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强加事实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

和国企、外企、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房地产公司、银行保险、快消公司等等等等单位比起来，去媒体做记者的收入低，这是一个被公认的事实，也是促使“新闻学院变成房地产学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做记者名气再大也不可能变成富翁，但做房地产做得再差都很容易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在美国可不是这样。上周跟在外媒工作的E同学吃饭，他告诉我说：外媒的明星记者、专栏作家拿千万美元的年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算你不是明星记者也无所谓，比如美国传统大报驻京处的主任，大都住在每个月几万块钱租金的外交公寓，吃顿饭有时会花上几万块，飞机非头等舱不坐，酒店非五星级不住，孩子上着高级的国际学校，学费全是报社掏。

这让我想起月初在香港接触的几位大律师，他们虽然坐地铁上下班，但只是出于环保的考虑——他们的收入可谓惊人，代理案件每小时的收费一般都达到四位数港币，倘若是那凤毛麟角的资深大律师，也许会更高。

实际上，从事记者、律师、医生、教师之类职业的人都是专业人士，他们的收入水平高是理所应当的。在大陆，律师的收入水平也挺不错，特别是代理经济案件的律师，又特别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赚的钱除了交税之外都归自己支配。那么，为什么记者的收入不能与国际接轨呢？媒体赚的那么多广告费，为什么只有少得可怜的比例分给记者？

我想不通这个问题。在媒体做经营的人，如果能拉到巨额的广告，自己就将获得非常不错的提成，跻身百万富翁也不是梦想。但他们之所以能拉到广告，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媒体有读者，而媒体之所以有读者，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有记者在贡献内容啊。为什么记者不能从巨额广告单中分得一杯羹？

这次胡舒立出走《财经》，据说也与收入分配等原因有关。不管实际原因究竟为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财经》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的收入非常低，低到与他们的职业地位完全不相称，低到与民工无几。胡舒立曾经说，起码应该让记者获得能够支撑起中产阶级生活的收入。如果此次她真的离开《财经》，创起另一番事业，希望看到她手下的记者获得不错的收入，不说赶上律师的水平，起码不要低于卖房子的吧？曾经打开一个个体制禁区的她，有兴趣、有可能敲碎记者低薪酬的坚冰吗？

多日没有打开宿舍的信箱了，今天发现里面躺着一份9月5日的北大校报，便取回来看了看。

我是有阅读北大校报习惯的，从这张报纸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比如最近副部级的领导们都做了些什么，比如最近上头希望北大重点开展的工作是什么，重点宣传的是什么。偶尔，也会发现好文章，比如我上次贴过的俞可平写的《北大要有一根筋》。

这期的报纸头版将右上角四分之一的版面给了季羡林先生。虽然季老先生是两个月前去世的，但那时校报放假休刊了，于是把他去世的消息放在了开学后的第一期上。

既然是学校的报纸，就不去追究时效性问题了。但这则新闻的标题实在有点让人不忍看：副标中齐刷刷地排上了九常委的名字，外加一个江前总书记；然后又加了个副副标，把前去八宝山送别的四位常委列了出来，于是这四个人的名字在标题中出现了两次……

粗粗浏览过头版正要翻到二版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几乎就要省略过的一条新闻：《任继愈先生病逝》。这条消息蜷缩在头版的左下角，所占的空间只有季羡林那条的八分之一。

我不知道同一天辞世的这两个老人在学术成就方面的差距是否真的有这么大，但我知道这个版面可以生动地反映出此两人在政治意义上的位置差别。北大校报“政治挂帅”做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佩服。

对于“政治挂帅”，我是没什么脾气了。但任先生去世消息的署名却令我十分愤懑：“欣闻”。我知道这是“新闻中心”之类的化名，但你把这样一个名字放在任先生去世消息的署名中，是否有些太欠考虑？是否只顾着考虑政治，而连基本的人道都忘了？